摘要：俄中交往始于明末1618年的俄国佩特林使团访华，而非17世纪中叶的清初。本文在苏方研究和俄语、汉语、英语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俄国人开辟俄华通道出使中国的背景，俄蒙通道的开辟和俄蒙关系的建立；考证使团的人数、路线、行期；评说《中国、蒙古见闻记》的内容、特色和价值；分析佩特林之后俄中交往暂辍的原因；研讨佩特林访华的余波和影响，包括1642年维尔申宁访华，对英中开始交往的推进，明皇国书的下落，所谓先于佩特林的访华俄使传说，以及有关的问题。
俄中两国的交往和关系始于17世纪初的明朝后期，而非始于l7世纪中叶的清朝初年。苏(俄)方已有初步的研究，但尚不深入全面。中方则基本空白。在俄中两国已结成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当今，余爰撰此文，聊补阙如，庶几继往开来。
一、开辟俄华通道出使中国的背景
早在13-14世纪蒙古入侵征服时期，同为成吉思汗子孙建立的统治罗斯的蒙古钦察汗(金帐汗)与统治中国的蒙元王朝便偶尔有一点来往，罗斯战俘、平民也有被掳到蒙古地区的。如至顺三年(1332)“正月，诸王章吉献斡罗思百七十人。……七月甲申，燕帖木儿献斡罗思二千五百人”。元朝还曾把罗斯战俘编成军队。至顺元年(1330)，“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军士，隶枢密院，……营于大都北”。这年还“命收聚讫一万斡罗思，给地一百顷，立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屯田，依宗仁卫例”。不过俄罗斯族—东斯拉夫人与中国中原汉族、南方汉族和各民族并无往来，基本上也互不知晓对方。1368年，在中国汉族建立的明朝推翻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1480年，俄罗斯摆脱了已突厥化的蒙古人的统治。15世纪起，从中亚商人和西欧地理学家那里始有关于中国的某些片断消息传到俄罗斯。15世纪时俄国旅行家尼基丁(А.Никитин，?—1472)的《三海行纪》(即里海、阿拉伯海、黑海)也零星地介绍了听说到的关于中国的情况。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流传，欧洲对文明、富裕、强盛、发达的东方大国中国便非常向往，俄国也不例外。15世纪起，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东边的集市商业区便叫做中国城(Китай-город )，并一直沿用至今。15世纪末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到16 世纪10年代，西欧航海家已拓展了欧亚新航路，并直接驶达中国。他们传回欧洲的关于中国的消息更令俄国人心仪。1525年，俄国学者格拉西莫夫结合俄国的地理情况﹐首先提出了开辟东北新航路的设想：即从欧俄北部沿海岸东航﹐驶过冰海(北冰洋)，经阿尼安海峡(即猜测中的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航达中国、东方。格氏还绘制了表明自己设想的俄国北部简略地图。由于东北航路既不受西班牙、葡萄牙控制，又最近捷，这一设想便受到普遍重视，激起俄国、英国、荷兰的航海家去寻找和探索。1549年，曾任奥地利驻俄公使的格尔贝尔希登绘制出版了莫斯科公国地图。图上反映的东北新航路设想有了变化，即从欧俄北部驶过冰海到达鄂毕湾，溯鄂毕河一直而上便可到达河源中国湖，而中国首都汗八里城(即北京)便在湖以东不远。1555年，立陶宛学者维德绘制出版了一幅比较详细的全俄地图，图中描绘的去中国的通道与格尔贝尔希登地图所描绘的一样。格尔贝尔希登的观点在欧洲流行了许多年。这样，欧洲人便把从俄国通往中国的陆路设想得比实际情况短了许多。
随着16—17世纪俄国人在北亚、北冰洋的探险，航海、地理发现和扩张，西西伯利亚的绝大部分在17世纪初已并入俄国。到1619年，俄国人已推进到东经90度左右的叶尼塞河干流地区。其中，建于1618年的库兹涅茨克在鄂毕河上游支流托木河河畔，向南位处北纬53度半；建于1619年的叶尼塞斯克在叶尼塞河上游最偏东的中上游地区，向东位处东经92度半。这样，西北方的俄国与东南方的蒙古、中国便日益接近起来。
于是，俄国的新土地发现者们(Землепроходец)开始探察西西伯利亚以南和东南的地域，试图开辟通往蒙古和中国的陆上道路。1608年，遵照沙皇瓦西里·叔伊斯基的谕旨，派出了以别洛戈洛夫为首的托木斯克(1604年建于鄂毕河上游支流托木河河畔，约北纬56度半)的哥萨克去寻找西蒙古的阿勒坦汗(汗国)。这是俄国人在探寻去中国的海陆道路的大背景下迈出的具体而实际的一步。后来由于西蒙古各部间的混战，俄使者—探险者没有到达阿勒坦汗所辖的地区。不过哥萨克们仍带回了从吉尔吉斯人那里获悉的有关中国的某些消息。吉尔吉斯人(Киргизы)当时在鄂毕河上游及迤东、叶尼塞河上游及迤西，阿尔泰山山脉以北的地区游牧。
俄中得以接触、道路得以开通还有俄英商业竞争和外交争锋的小背景。英国早在1553年便派航海家威洛比(在这次探险中遇难)、钱瑟勒等绕过北欧驶过了巴伦支海和白海，开辟了英俄新航路。英国人继续向东探航欲驶达中国。到17世纪初，英国通过外交活动试图得到俄国政府的准许，也想组织陆上探险队到鄂毕河上游探察，并经过西西伯利亚与东方的波斯、印度、中国通商贸易。在莫斯科和伦敦，有关人士越来越频繁地商讨通过俄国的新领地探寻去中国的陆路问题。1615—1617年，英国多次与俄国交涉，进行外交努力。英国的莫斯科公司试图获得许可组织探险队，经西西伯利亚去中国。特别是英国使节梅里克因斡旋俄国—瑞典1617年媾和有功，便要求俄国允许英商取道伏尔加河前往波斯，并寻找一条由鄂毕河通往印度、中国的道路。俄国政府婉言谢绝了这些不符合俄国东方商业利益和外交权益的要求，并加快了探险来华的步伐。所以组织这种探险与远行还与国际商业竞争、英国对俄国的触动和影响有关。
二、俄蒙通道的开辟和俄蒙关系的建立
1616年，俄国西西伯利亚重镇托博尔斯克(1587年建于额尔齐斯河与其支流托博尔河汇合处)的军政长官派出托·彼得罗夫使团到西蒙古卡尔梅克部去，派瓦·丘缅涅茨使团到西蒙古阿勒坦汗部去。卡尔梅克人系蒙古人的一支，俄语、英语分别称Калмык，Kalmuck。从英语又译成喀尔木克，中国史籍称土尔扈特部。阿勒坦汗俄语称Алтын—хан (Цар)(1567—1627)，其蒙语的意思为“黄金汗”，系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中左翼珲台吉(汗王)硕垒乌巴什。这两个使团—探险队均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阿勒坦汗表示允许俄国使团过境到中国去。
据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就遣使赴卡尔梅克给外务衙门的报告和托·彼得罗夫的请赏申请，卡尔梅克对阿勒坦汗，对明朝皇帝都有朝贡关系。报告还说阿勒坦汗的人和明帝的人都邀请俄人前去访问，但托·彼得罗夫等人因没有谕旨不敢擅自前往。托·彼得罗夫也邀在卡尔梅克的中国使臣和阿勒坦使臣访俄，他们也因没有奉诏不敢擅自前往。托·彼得罗夫一行从卡尔梅克返回时，卡尔梅克方面也遣使一同前往托博尔斯克报聘。瓦·丘缅涅茨使团从阿勒坦汗汗国返回时，阿勒坦汗也派人随同前往莫斯科回访。阿勒坦汗部当时在克姆齐克河、乌布苏湖一带游牧。俄国学者罗杰维奇1912年画出了瓦·丘缅涅茨从克姆齐克河到乌布苏湖的行进路线，即先南向后东向。
我们知道，明后期在我国北方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已大致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漠西瓦剌蒙古(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内部初分东西二部，不久进一步分裂。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三部。瓦剌(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绰罗斯(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俄人所称的卡尔梅克(喀尔木克)便指土尔扈特，阿勒坦汗便指札萨克图汗。我们查明，乌布苏湖蒙语称乌布苏淖尔，俄文和新蒙文(蒙古国用斯拉夫字母书写的蒙文)均作Убсу—Нур，它在今蒙古国西北部边境，为俄蒙界湖﹐离叶尼塞河南河源只有几十公里。所以托·彼得罗夫使团—探险队当时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往东南方向，到达了今新疆北部和新疆西北方的哈萨克丘陵东部。瓦·丘缅涅茨使团—探险队当是从托木斯克出发，先南下后东行，走他后来的答询词中所说的路线，到达了叶尼塞河河源地和乌布苏湖。前苏联史家画出的瓦·丘缅涅茨探险路线图比较粗略，是东南向的。这两个使团—探险队就这样打通了鄂毕河上游与叶尼塞河上游的联系，进入了蒙古高原西北部的萨彦岭地区，并从此建立了俄罗斯与蒙古的直接的经常的稳定的联系。这样俄国人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经西西伯利亚，蒙古西北部来到中国(本土)。此前俄国人在向东推进时，也接触过征服过并已统治了一些鞑靼人，但他们实际上是一些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和部族，并非蒙古人。而举世周知，操蒙古语族语言的蒙古族在中国的西北方和北方，蒙古族与汉族有不解之缘，穿过蒙古地区便可到达中国汉族地区。这样，开辟去中国的北亚陆上通道，实现俄中直接交往便快要梦想成真了。
三、俄中交往的开始与暂辍
据1617年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信，最初拟派军役贵族特鲁勃恰尼诺夫带队出使中国。随行人员共12人，其中包括军役贵族伊凡·佩特林，由他负责翻译、书写。从历史背景和后来访华的实践来看﹐佩特林应是俄蒙语通译而非俄汉语通译。但后来特鲁勃恰尼诺夫没有来华，他在1619年时已任新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后来又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政长官。这可能是因为1617年佩特林另有公干奉派出远差，特鲁勃恰尼诺夫离了这个通译便不能成行。1618年佩特林被委任为使团团长。从欲将出使中国而未成行的特鲁勃恰尼诺夫使团一共准备了13人、而出使阿勒坦汗国的瓦·丘缅涅茨使团有12人来看，再考虑到当时的探险活动和外交实践，佩特林使团可能也有12人左右。1620年沙皇致阿勒坦汗的信中提到，阿勒坦汗命令毕克力图喇嘛﹑达尔罕喇嘛率随行人员护送俄国使节平安到达中国，又伴他们返回阿勒坦汗国，紧接着又派达尔罕喇嘛率11名随行人员随同佩特林使团回访俄国。这样看来，到达明朝首都北京的俄国佩特林使团大概一共有24人。其中俄国人员和蒙古札萨克图部陪伴人员可能各12人左右。
1618年5月，以伊凡·佩特林(Иван Петлин)为正使，安德烈·马多夫(Андрей Мадов)为副使，随员有皮亚图卡·基热洛夫(Пянтука Кизылов)等的俄国使团—考察队组成。使团于尼古拉祭日(5月9日)从托木斯克动身，同年9月到达北京。佩特林的《见闻记》所说的远行路线和行程日期是：由托木斯克骑行十日(莫斯科文本为12日)到达吉尔吉斯地区；由此骑行六日到达阿巴坎河；由此骑行九日到达克姆齐克河；由此骑行三日到达一个大湖(即乌布苏湖)；沿从东方注入该湖的特斯河走15天，到达该河上游，遇到了阿勒坦汗。以后他们便继续在蒙古地区旅行考察，经过了许多诸侯王公的领地兀鲁斯和个别称汗的汗国。在蒙古地区他们最后经过板升(Байщин)、腊宾(Лабин)两座城。板升即明代之归化，今日之呼和浩特。腊宾城已难以考出今为何城了。只知下一站是正东的张家口，故腊宾城应在呼和浩特以东，张家口以西。从进入阿勒坦汗国起佩特林一行又走了40多天，才进入明朝辖境。
俄国人在明朝境内先后经过的城市分别为希罗卡尔加(Широкалка)、施罗(Широ)、亚尔(Яр)、泰塔(Тайта)、白城(Белой город)，据考证它们分别是张家口、宣化、怀来、南口、昌平，最后便到了他们所称的大中国城(Большой китайский город)——北京。从地理位置上看，张家口在呼和浩特以东，以后的各城市连线呈东南向，可知这条路线是可信的。
据1619年9月佩特林在伏尔加河索尔多格镇的答询，他们一行在圣西门祭日(1618年9月1日)到达大中国城，被明朝官员安置在宏大的国宾馆里(可能是会同馆南馆某所)。他们在北京住了四天，然后踏上归程。在波克罗夫圣母祭日(1618年10月1日)过后第十天他们离开了明朝辖境，于次年三圣祭日(1619年5月16日)回到托木斯克。佩特林在喀山的答询说他们是原路返回的。俄国使节还带回了一封万历皇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书曰：“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归后仍可再来。在此世上，尔为大国君主，朕亦为大国皇帝也……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回访贵大君主，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意。”就这样，在17世纪10年代末，俄国第一个使团访问了中国，到达了北京城，沙皇俄国与大明帝国开始了来往。是为俄中两国外交的开端。西方学者说：“1618年俄国人经陆路从中国得到了第一批茶叶。”我想这应是由佩特林使团买回的。所以它也是俄中两国直接通商的开端。
1618年佩特林使华后，直到清初的1656年才又有巴伊科夫使团来到北京。间隔这么久，原因何在?第一，佩特林带回的明皇国书由于语言不通，无人能看，直到1676年才被译出。此后中文原本便亡佚了。明朝欢迎俄方来华交往和贸易的旨意当时没能通达。第二，明廷基于传统观念，把俄国赴华的第一个使团当作给天朝大国进贡输诚，希求册封的夷蛮。哥萨克们由于没携带任何贡品便未能谒见当朝的万历皇帝(1573—1620年在位)，佩特林的《见闻记》便比较强调这点。双方都没有充分利用这次发展关系的机会。第三，俄国当时遭到波洛特尼科夫起义的打击和波兰、瑞典武装干涉的破坏，没有足够的力量﹑物资与资金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和贸易。1617年俄国、瑞典才缔和，1618年俄国、波兰才停战。俄国那时急于收复被波兰、瑞典割占的土地。1632年停战期满俄波重新开战，争夺斯摩棱斯克。同时俄国热衷于向东扩张、探察、发现、合并中西伯利亚高原，没有较多的余暇与中国交往。第四，万历晚年，明朝已急剧衰落。女真族—满族已重新崛起于东北，于1616年建立后金，构成有明一代最严重的边患。1636年后金改称(大)清，明朝已面临遭覆灭的严重威胁。1627年明末农民大起义又在陕西爆发。所以晚明的万历帝与明初的永乐帝已迥然不同，他既无多大心愿，也无太多的钱财去招徕﹑施恩﹑荫庇、教化殊域绝境的异国他邦了。第五，当时俄国出使的目的仅是探明、了解中国的情况，还不想立即建立正式的、直接的、稳定的外交关系和商贸关系。因为俄中两国相距遥远、尚不接壤、通商不便，俄国还难以从中国得到什么好处。俄国还提防着中国染指西伯利亚—北亚。这些考虑在沙皇米·罗·费奥多罗维奇(1613—1645年在位)1617年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诏书中已表露得比较具体和详细。佩特林甚至没有携带和递交国书，也没主动殷切邀请明使回访。沙皇事先也指示，“不要用使团的名义，也不要说是我方派遣的”。所以俄方的诚意与热情也不够。当然，这并不影响佩特林一行的使团身份。因为他们是由官方派遣的，目的是探路和了解中国，并带回了明帝的国书，建立了俄中初步的外交联系。第六，从中方来说，明朝是有自大自负﹐自恃优越﹐傲视天下的一面；但就俄方来说，俄国政府和佩特林也不识礼仪，没有带点或沿途买点礼品送给明帝。以致接待俄使的明朝官员一再说明，没有送礼便不能礼尚往来，回赠礼物，遣使回访。
据佩特林在喀山的答询和其他一些原始文献记载，他们在明朝境内沿途都受到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中方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车马。到北京后中方让他们住进国宾馆，免费供应他们丰盛的饮食，并派有关官员率大队随从到宾馆看望俄国使团。这些情况说明中国自来就是热情好客大方的礼仪之邦。与此相比，他们不带点礼物送给明廷便显得太小气吝啬了。
有的前苏联史家认为，明使没有回访，俄中外交联系暂辍是因为明朝困于内政问题，便婉言谢绝了与俄国建立正式稳定的外交关系，而仅仅是提议相互通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如前所述，俄国当时也抱谨慎﹑打探、观望、迟疑的态度。其实万历帝的国书已申明：“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朕亦将以国书作答。尔等如携有国书前来，朕即命以上宾待之。”所以俄中交往的暂辍既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又有双方的主观因素。
四、《中国、蒙古见闻记》
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政府给使团的使命是探明明朝﹑蒙古和相邻国家的情况。佩特林、马多夫等不负使命。他们沿途较仔细地观察、了解、打听到明朝、蒙古及其邻国各方面的情况，带回了一封明帝的国书，一幅中国地图。各种原始文献没说明那幅地图是他们绘制的，或是请人绘制的，还是在华购买、换得的。鉴于他们在北京城才住了四天，在中国明朝境内连赶路才逗留了两三个月(从北京至出明境花了一个月零几天，故来时也可能在明境内花了一个月左右)，所以自绘的可能性很大。有苏联学者认为是佩特林自绘的。不过此图早已亡佚，不知其貌了。
佩特林回国后还写了一册《中国、蒙古见闻记》(《Роспис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земли》)。《见闻记》有两个原始版本，一个是他于1619年5—7月在托博尔斯克写成；另一个是他于1619年9—11月在莫斯科写成。两个版本的内容仅有少许的差异。《见闻记》译成汉文大概有七千来字，如果再加上他在索尔多格镇的说明和在喀山的答询，译成汉文则共有一万多字。《见闻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们沿途所见所闻的蒙古、明朝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蒙古、明朝中国各占2/5和3/5的篇幅。其中还夹杂少许打听到的有关蒙、中邻国、邻族的情况。这是俄国人首次在实地考察身临其境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报道，它反映了俄国人对明代中国的印象和感受，还多少佐证甚至弥补了中国文献对一些事物、情况的记载。下面试看和剖析几例。
《见闻记》说，蒙古境内的第二座城是腊宾城，由一个名叫曼奇可敦的女王公和她的王子昂清台吉管辖。女王公统管蒙古境内的一切事务。凡要进入中国明朝境内者，都要携带由她盖印签发的通关文牒，由明朝官员检验审核﹐否则不能过境进入中国明朝。这个记载披露了明蒙之间已有完善周密的过境通行制度，类似于近代的办理护照签证，从而弥补了中国史籍中的疏漏。佩特林在伏尔加河左岸的索尔多格镇答询时还说，明朝只允许少数蒙古人携带货物马匹进入长城互市。前苏联史家认为这位曼奇可敦女王公便是明史上的三娘子，万历帝封她为“忠顺夫人”。但佩特林访华时内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汗后三娘子——忠顺夫人已去世六年(1612年)。可能是余威和影响犹存，所以佩特林仍说该部蒙古还在女王公及其王子的共同治理下。《见闻记》说，蒙古国内有喇嘛庙，庙里有大喇叭吹奏﹐喇叭长达一俄丈半。蒙古人有呼图克图(按﹐即大活佛)，相当于俄国的大主教；蒙古人的喇嘛相当于俄国的修道士。这些比喻是恰当的，观察也是准确的。17世纪初蒙区已流行藏传佛教—喇嘛教，喇嘛教的常用法器之一法号—喇叭有的便有那么长(一俄丈сажень等于2.13米)。《见闻记》还描写了蒙古地区的农业，说蒙古国出产各种粮食，有黍、小麦，黑麦、燕麦、大麦，以及不知名儿的其他各种谷类，他们也有面包，很白(按﹐疑指馒头、窝头、烧饼、大饼之类)。蒙古国也有各种瓜果蔬菜：如苹果、香瓜、西瓜，樱桃，柠檬等水果，有南瓜、黄瓜、葱﹑蒜等各种蔬菜。他们有用各种粮食酿成的酒，但无啤酒花。蒙古人耕地用铁犁和木犁，耙较为窄而长。俄国旅行家的记载反映出蒙古族在汉族的影响下﹐已从游牧发展到半游牧半农耕的变化，蒙古南部靠近中原的地区更是如此。这些文字丰富了我们对明末蒙古族经济生活的认识。有的前苏联学者认为，佩特林报道的蒙古地区出产的那些水果有误，当是他把不认识的当地水果野果当成了苹果、香瓜、西瓜、樱桃、柠檬等。其实当时内蒙、外蒙﹑新疆都在蒙古人的治下﹐新疆和他经过的内蒙，其气候﹑植被、土壤、降水等也适合生长种植那些水果。
《见闻记》五分之三的篇幅是记述中国明朝的。它说他们经过克里姆林城墙(按﹐即长城)进入中国。中国人告诉他们，建那道从海边延伸到布哈拉的长城，是因为这里有两个国，即中国和蒙古国。两国之间以长城为界。墙上筑了很多城楼，是为了一旦敌人逼临边境，明军便在城楼上燃起烽火，使人们在城楼上和城墙上各就各位准备防守。明代长城宏伟壮丽，至今犹存，读来倍感亲切。《马可·波罗游记》因没提长城，便成为怀疑派的疑点之一。其实元代并无完整的有气势的前代长城。《见闻记》描绘道，中国的亚尔城(怀来城)是用石头筑的，宏伟高大。在每个城楼和城门上面，与前面几个城一样，有大炮、小型火器和卫兵。他们使用石头炮弹，炮弹比人头大一些。城门又宽又高，门板也是包铁的，门上密布乳钉。关于乳钉的记载足证作者观察力强，一眼就看出了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物件。但关于当时中国人还使用石头炮弹的说法，当是他没登上城楼城墙走到跟前看看摸摸所致。因为明代后期已普遍使用球状铁质爆炸炮弹，并大力引进西欧火器术。也可能是他把礌石当成了石头炮弹。《见闻记》对北京城的描述更加翔实写真。它讲大明皇帝居住的大中国城(北京)非常之大，是座石城，呈四方形。绕城一周需行四日。每个城角和每面城墙中部都有高大的城楼，城楼有镂花檐板，漆着各种颜色。城楼上和城门上都有大炮和炮弹，每处有二十来名士兵守卫。佩特林还专门报道了紫禁城——皇城，说大中国城里有一座磁铁城，大明皇帝就住在里面。从大中国城城墙到磁铁城都是石板路，要走半天。路旁都是店铺，店铺前面有木栅栏，漆着各种颜色(按，今日北京前门处还有一条大栅栏大街)。磁铁城装饰着各种珍贵的饰物，极其精致。皇宫位于磁铁城中心，大殿顶部金碧辉煌。在欧洲的白人旅行家中，似乎佩特林第一个密切注意和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建筑艺术成就和工匠的娴熟技巧，前苏联史家对此也有同感。关于北京城的地理环境，《见闻记》讲大中国城建于平原，四面环河，名叫御河，它流入红海(指渤海湾)。从大中国城到海边有七天行程。凡了解北京的人，读了《见闻记》都会感到佩特林对北京报道得多么准确。
佩特林很留心中国的金融货币情况。他说：“他们把白银铸成银锭，有的一锭值五十卢布，有的值五卢布，有的值三卢布，有的值两卢布，也有的值一个格里夫纳(按，即гривна，相当于十戈比)。我们叫‘卢布’，他们叫‘两’。”“买卖的时候，就从银锭上切下一块银子以代替银币。买多少钱的货物，就切多少银子。”我们知道，明中叶正统以降，中国金融货币体系逐渐过渡到银本位制，白银成为法定的秤量货币。用银以银锭计重使用，分为两、钱、分、厘、毫等。“两”为本位货币。佩特林的记述提供了一个较重要的信息，即当时一两纹银大致等于一个银卢布。佩特林还记录了不少风土人情方面的情况。他说有的城市的水井以青石块砌成，井圈四周包着青铜，井口上盖有井盖。《见闻记》描述的这种老井老年人也许还记忆犹新。
佩特林的《见闻记》比较丰富、真实、亲切、生动、有趣，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叙述评说了。总之，《见闻记》的地位很高﹐它类似于中印交往史上的《法显传》(《佛国记》)。我们可称其为俄国的《马可·波罗游记》，17世纪初的《三海行纪》。
五、佩特林访华的余波和影响
佩特林使明在中国没留下什么影响。笔者查阅了《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二至五七六，万历四十六年(1618)七月至十一月，惜无收获。以致清人一直以为，“罗刹者，鄂罗斯国人也。鄂罗斯僻处西北绝域，自古不通中国”。“俄罗斯僻处远方，从古未通‘上国'，不谙中华文义及奏疏、礼仪”。清初的西方传教士也认为，顺治时俄国首次派往中国的使节才来到北京。
但佩特林使明在俄国却有一些反应。他和此前托·彼得罗夫、瓦·丘缅涅茨探险、旅行、外交所开辟的路线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土地发现者。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俄国与西蒙古各部的关系使双方经常来往。而蒙古使团和佩特林使团带去的有关中国的消息越来越激起了俄国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兴趣。1635年，托木斯克的军役贵族瓦西利耶夫等就向外务衙门申请到中国去，但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见本文第三部分)而未获批准。佩特林访华后，直到40年代初，才有另一次使明。据1642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给西伯利亚衙门的呈文，他们曾于1640年9月派塔拉城(1594年建于西西伯利亚南部额尔齐斯河河岸)哥萨克叶麦利扬·维尔申宁(Емельян Вершинин)等三人出使黑卡尔梅克(即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维尔申宁去后又受蒙古汗王倚重和委派，率蒙古商队到了土库曼、布哈拉(今乌兹别克)、哈萨克、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他们大概在1641年秋冬之际来到青海西宁通商互市。维尔申宁向明帝送上从蒙古地区得到的一副鹿角。明朝西宁(时称西宁卫)的地方官员把贡礼送往北京，又取来崇祯皇帝致沙皇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曰：“父皇在位之时，大君主(沙皇)之臣民曾来通商……朕今在位，尔之臣民则未前来……尔今贡鹿角一对，朕赏汝绸缎七百匹……并赠尔大君主玉杯卅二盏。”估计赏赐的绸缎是就地调拨﹐玉杯是由明朝官员从北京取来。据此可以推论﹐由佩特林带回的明神宗致沙皇的国书当时底稿犹存。明廷在起草这封国书时还查阅了档案记录，所以才有“父皇在位之时，大君主之臣民曾来通商”语。可惜这封国书在中国的底稿也无处寻觅。可能已与上封国书的底稿一起，毁于或佚于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和满清入关的战乱中。西宁的地方官还向维尔申宁表示，如果沙皇遣使谒见明帝，中国人会很礼貌地把使臣从边境城市护送至京，会热情恭敬地接待俄使。维尔申宁大概把中国皇帝送给俄国沙皇的礼物转送给了蒙古汗王。他们的商队于1642年四五月间离开西宁。俄国人带着国书于1642年9月回到托木斯克。
1676年访问过中国(清朝)的俄国外交官﹑翻译官斯帕法里(Н.Г.Спафарий)这年在托博尔斯克请人把这封国书和上封国书译成了俄文。此后它们的中文原本便亡佚了。但斯帕法里在日期问题上判定新国书“写于26年前”，即1649年(清顺治六年)。此后俄国、西方和中国的学者便一直认为它是1649年由清朝顺治皇帝发出的致沙皇的国书，包括英儒马德利和华儒张星烺先生。到了20世纪10年代和60年代初，才先后有俄国和前苏联史家研究考证出，那种看法与国书本身的内容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合，予以了否定。又到了60年代末﹐前苏联史家在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出版专题档案汇编时，才发现和证实，它系1641—1642年间由维尔申宁带回的明思宗崇祯皇帝致沙皇的国书。中国最近也有学者注意到此事。马祖毅先生提到，康熙十五年(1676)，俄使斯帕法里出访中国到了北京(按，斯帕法里在京逗留了三个多月，从五月下旬呆到九月中旬，然后回国)。他不懂东方语言﹐康熙帝乃命法国耶稣会士南怀仁做翻译。南怀仁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其中包括把斯帕法里带来的过去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致沙皇的四封信分别由中文和满文译成了拉丁文。马先生这里没注史料出处，我曾就此给他写信询问但无回音。这里所说的四封信中，我想应有明帝的两封中文信。一封当是由佩特林带回的万历帝致沙皇的信，一封当是维尔申宁带回的崇祯帝致沙皇的信。另两封信中方资料表明分别是顺治十二年顺治帝致沙皇的满文信和康熙九年康熙帝致沙皇的满文信。至于俄方材料说那两封明皇的国书是斯帕法里在托博尔斯克请人译出的，我想是他在那里再请人把它们从拉丁文译成俄文。
维尔申宁使明的意义小于佩特林许多，表现在较晚﹐系第二次；不是直接由俄方所派，而是由蒙古中介和转派﹐他自己灵活行动；只盘桓于边境城市，没有到达京师(可能与农民大起义和满清经常南侵道路已不通畅有关)；没有写出见闻录、行纪、出使报告之类的著作。不过这次双方却互赠了礼物。而且它毕竟是明代俄中两国仅有的两次交往、通使中的一次，可视其为佩特林访华的余响，也有一定的意义。
由于佩特林使团是俄国通使中国的元老，类似中国通西域的张骞，地位很高；也由于俄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头号最大邻国(世界上二号的大邻国则不好说，可以是中印，按人口算；也可以是美加，按领土算)，举足轻重。因此人们颇想发掘有无更早的俄中两国通使交往的历史。甚至有人想借此冒功邀利、沽名钓誉。因此17世纪以来﹐俄国文献中便一再出现1567年伊凡雷帝曾派哥萨克伊凡·彼得罗夫和亚雷切夫出访明朝的记载和说法。19世纪的俄国史家卡拉姆津在他主编的多卷本《俄罗斯国历史》中还全文发表了伊凡·彼得罗夫通中国的行纪，并称他们为第一个访华的俄国使团。张星烺先生根据英文史籍也说：“西历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始有哥萨克人彼得罗甫及雅里歇甫由陆道至北京。适隆庆皇帝初登极，而二人皆未携带礼物，故未得瞻仰龙颜。”张先生的论据出自美国史家马士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该书便如是述之。直到现代(1917年)以来，经俄国—苏联学者巴托尔德等人的缜密考证，才知伊凡·彼得罗夫的行纪是从佩特林的《见闻记》中抄来的。伊凡·彼得罗夫仅是瓦·丘缅涅茨出使阿勒坦汗的同行者；亚雷切夫是由17世纪初的与使蒙和使明有点关系的两个人的名字合成的。故所谓1567年俄国彼得罗夫使团出访明朝纯属子虚乌有。这桩学术公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使佩特林首访中国的影响。
俄中开始通使交往还在欧洲颇有影响。佩特林首次率俄国使团从北亚走陆路顺利到达中国访华成功的消息，迅速由驻莫斯科的西欧人传到西欧。佩特林的《见闻记》于1625年便被译成了英语，接着又被译成西欧各国语文和拉丁文。于是中国的文明富庶昌盛进一步为欧人知晓。很想开辟北冰洋新航路来华但未成功、希望打通北亚新陆路来华又遭俄国婉拒的英国，只得加快了走西、葡传统航路来华的步伐。传统观点以为，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武装商船四艘走好望角葡萄牙航路驶抵广州。英国人首次同中国人通上了商，买卖了各自的货物。英中两国开始接触和交往。其实，更早还在1635年，葡萄牙果阿总督就迫于形势，同意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伦敦号驶往中国澳门运货。英国人在澳门时还冲破葡人的阻挠，与中国人做成了几笔交易。可见，佩特林使明还多少促使加速了英中两国开始交往。
综上所论，17世纪初的俄国佩特林使团出访明朝谱写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邻国俄国和中国友好交往的序曲，开辟了俄中两国直接联系的陆上通道，颇有凿空之绩，具有较为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