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以来，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在历史的延续中实现了自身的嬗变式发展。在这期间，受益于大批中世纪教会档案的整理出版以及资料使用便捷性地提升，学者们在日益丰富的史料中不断地发现和提出新问题，推动了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整体性进步。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型，学者们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中世纪的教会进行了更为多元化的考察，在这一过程中平信徒与基层教会活动、相关物质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新的研究议题开始在中世纪教会史研究领域登堂入室，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此外，作为推动该领域发展的不竭动力，以牛津、剑桥大学等为代表的研究阵地始终保持学术初心，在研究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默默坚守，通过学术的传帮带使该领域保持了蓬勃生机。
关键词：20世纪以来；英国中世纪教会史；史料发展；研究方法；学术传承
中世纪教会史是西方教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范畴上讲，中世纪教会史通常关注7至15世纪的教会发展与历史特性。不过，随着近年来教会史研究的分期化倾向，尤其是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和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等概念的提出，学界对这一时段的划分上逐渐变得模糊，“中世纪”因此变得飘忽不定，不断游离于“古代晚期”与“近代早期”的缝隙之中。从学科属性上讲，中世纪教会史的话语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充丰满的过程。20世纪以前，传统教会史在西方长期被看作是神学的辅助学科，相关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神学化”倾向，在论述中世纪教会与社会时常将二者现为断裂状态。20世纪以来，伴随西方史学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学者们开始以更加客观、公正的态度审视中世纪的教会，并重视教会与社会在历史中的关系及互动，使中世纪教会史逐渐摆脱附庸走向独立与专业化。然而，对于中世纪教会史在20世纪以来的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学界尚缺乏系统的关注与认识。作为西方中世纪教会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在20世纪以来所呈现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演进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将有助于加深国内学界对西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发展的了解与认识。
一、史料的发展与变化
史学研究的进步通常建立在史料的发展之上，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初，随着英国地方档案协会的兴起，包括中世纪教会档案在内的大批原始文献的整理编订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相关档案协会的努力下，此前散落各处、缺乏归拢的中世纪主教档案、修会档案等都得到了更为系统的整理及出版，这为20世纪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主教档案是指13世纪后英格兰各主教区文书官员对主教在教区管理过程中发布的令状、往来信件及其它形式文书进行整理、摘录所形成的一系列文件汇编，它是中世纪各主教区以文字形式记载教区重要事务的历史记录。主教档案在不同主教区开始出现的时间不同（最早的可能是1214年出现的林肯主教档案），所记载的内容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丰富的过程。以林肯主教档案中关于教士任职的记录为例，在最早的档案中，主教档案记录的内容一般仅包括堂区教士任命的基本信息，如姓名、赞助人等，后来又逐渐增加了任命教士的原因、教士的神品等级、（在修会作为主持人的堂区中）代理主持人的薪俸等内容。到1290年左右，几乎所有的英格兰主教区都启动了各自的主教档案记录工作，主教档案所涵盖的内容也逐渐扩展至主教职责事务内的各种事项，像某一堂区教士得到主教的允许外出接受大学教育等事件也会被收录其中。此外，在主教档案的“备忘录”（mermoranda）部分，还收录了主教几乎所有往来信件的内容，比如主教与教宗、国王等人士就某些事情进行的信件沟通等，主教档案对其内容一般都有清晰的记载。因此，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而言，主教档案是一个极为基本且极具价值的史料来源。
20世纪以来，以英国各地方档案协会为主的档案出版机构整理出版了大批中世纪主教档案。以林肯档案协会为例，该协会成立于1910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大约107册关于中世纪林肯郡与林肯主教区的系列档案。其中，林肯主教档案的出版范围涵盖了主教韦尔斯的休（Hugh of Wells， 1209-1235任林肯主教）到汤姆斯·库伯（Thomas Cooper， 1571-1584任林肯主教）任职期间的所有档案。又如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该协会从1907年到2016年，已先后出版了16册赫特福德主教档案、7册约克大主教档案、7册埃塞斯特主教档案、5册卡莱尔主教档案。在英国，像这样的地方档案协会还有很多，比如伦敦档案协会、剑桥郡档案协会、北安普顿档案协会等都曾出版过系列中世纪主教档案。在这些档案协会的努力下，至20世纪末，英格兰1214年之后保存至今的中世纪主教档案大部分已完成修订并出版面世，这些经过重新整理归拢的主教档案，很快便成为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领域重要的资料来源，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开展。相较地方档案协会，英国学术院（English Academy）则属于国家级的档案出版机构。从1980年开始，由其牵头编订的“英格兰主教令状”（English Episcopal Acta）收集整理了大量从诺曼征服（1066年）开始，到各教区正式主教档案形成之前这段时期内，主教们所颁布的、散落各处的令状。至今，英国学术院已出版了17个主教区的共45册主教令状，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正式主教档案出现之前这段时期的主教区史料空白。此外，由于主教档案数量众多且内容庞杂，大卫·M. 斯密斯（David M. Smith）等人还编写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主教档案指南》，该指南以主教区为单位，梳理介绍了不同教区主教档案的历史演变、现状分布、主要内容等情况，为相关人员了解与使用中世纪主教档案提供了指引。
修会档案的整理出版同样使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受益颇多。中世纪修会档案是记录修会管理运行、主教与修院修士关系以及教会经济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它经常在研究中配合主教档案为研究者使用。目前，英国博伊德尔出版社（Boydell Press）已与有关地方档案协会一同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地方修会档案。如，博伊德尔出版社与萨福克档案协会共同出版了萨福克郡伊普斯维奇的圣彼得和保罗修道院档案，与约克郡考古协会和博斯维克档案中心（Borthwick Institute for Archives）联合出版了圣莱昂纳多收容所档案等。此外，博伊德尔出版社还出版了G. R. C. 戴维斯（G. R. C. Davis）主编，克莱尔·布雷（Claire Breay）等人修订的《中世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契据文书档案》，该档案具有使用指南的性质，系统介绍了中世纪英格兰各修会所保存的契据文书，如修会获得捐赠的土地地契、特权令状及其他捐赠凭证等。作为中世纪教会档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世纪修会档案的不断编订出版，同样为开展中世纪教会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数据库的建立英国学术界搜寻和利用中世纪教会档案提供了极大便利。以英国国家档案网站为例，通过登陆该网站并输入关键词检索，研究者便能轻松地从中找到大量关于中世纪教会档案的内容。此外，该网站还收录了大量教会法庭档案，这些档案内容涉及广泛，按照时间与主教名字检索，就能便捷地找到许多关于婚姻、诽谤、十一税、堂区赞助权等争议事项裁决的内容。类似的电子数据库还有约克大学的博斯维克档案中心，该网站不仅收录了约克大主教档案的相关内容，还收录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教会法庭档案及中世纪遗嘱（中世纪英格兰的遗嘱一般由教会负责管理），并且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同样，各地方档案协会的网站查找相关档案资料提供了诸多便利。除了网站所提供的关于出版物信息的介绍，如果研究者通过种种途径仍无法获取所需资料，网站服务人员还可以在接受付费的情况下帮助搜集资料。
总之，受益于大批中世纪教会档案的整理出版以及电子数据库的建立，20世纪以来的英国学者们在日益丰富且方便获取的史料中不断探索，通过发现与提出新问题持续推动着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发展。同时，除了文字资料进步所带来便利条件，一些学者也尝试通过其他途径开发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如中世纪教士所穿的法衣（vestments）及其它服饰、教士们使用的私人印章（seals）等。这些通过最新考古而获得的古老器物往往携带了档案文献之外的大量历史信息，除了自身具有的研究价值外，它们也常常作为文本史料的重要补充，协助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二、研究范式及方法的转型
20世纪以来，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除了在史料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外，研究范式及方法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初，传统中世纪教会史研究仍集中于神学争议、重要人物神学思想及宗教会议等议题，学者们注重从精英视角阐释教会上层的文化观念，而忽视普通民众的角色与表现。20世纪中期以后，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异军突起，在史学研究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新史学鼓励历史学家去思考历史的不同侧面，并用全新的视角去探索传统史学范式以外的内容，尤其是思考普通人（比如世俗教士、平信徒等）或普通事物在特定历史中的表现与意义阐释。以年鉴学派为例，该学派提倡历史学家应当使用跨学科的方法（比如人类学和心理的方法）去探索历史情境中人们的所思所想与有关体验。比如，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其研究中就探讨了中世纪人们对劳动和时间的态度及认知变化，并认为对中世纪的文化、心态和感觉表象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中世纪社会的历史。
新史学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底层社会与共同体的观念及信仰问题，这种影响直接促进了社会史研究方法在中世纪教会史研究中的兴起。伯明翰大学的罗伯特·诺布尔·斯旺森（R. N. Swanson）是社会史层面研究中世纪教会的领军人物，他在《欧洲的宗教与虔诚：1215—1515》一书中摒弃将中世纪教会单纯理解为一种制度教会的传统观点，提出应将教会视为信仰与实践的聚合体，通过分析中世纪教会影响普通信徒的过程，以及普通信徒在信仰实践中的能动性，揭示了中世纪教会官方信仰与实际信仰实践之间存在的张力。此外，利兹大学中世纪史教授茱莉亚·巴罗（Julia Barrow）也是擅长从社会史视角出发研究中世纪教会的代表人物。比如，在其《中世纪世界中的教士：西北欧的世俗教士，他们的家庭和职业，约800-约1200年》一书中，巴罗基于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考察了中世纪教士群体职业生涯的影响因素，同时对他们所具有的世俗和教会的双重身份进行了探讨。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而言，社会史研究视角的引入使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出现了新的转向，启发人们去思考与开展不同侧面的研究。比如，在翻阅使用中世纪档案时，有学者已意识到应对档案背后的书写者给予应有的关注，并试图分析那些可能存在的影响他们书写的因素。
在社会史研究方法方兴未艾之时，群体传记学、文化史、性别史等研究方法也逐渐出现在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的相关研究中。由于中世纪关于普通人的文字记载较少，通过将特定群体的所有相关信息进行汇总分析的方法，群体传记法常常能开创出理解特定人群生平经历的新范式。比如，利用所有已知的主教任命记录，可以对普通教士群体的职业生涯经历进行集体性的研究，林肯档案协会的尼古拉斯·本内特（Nicholas Hamilton Bennett）近期就利用该方法整理出版了两卷本《林肯郡堂区教士1214—1968:一种传记式的档案》；同样，弗吉尼亚·戴维斯（Virginia Davis）在其《中世纪晚期的伦敦教士：以1361-1539伦敦主教区教士神品晋升名单为依据的教士档案》中也采用了该方法。
文化史层面的研究同样引人关注。文化史脱胎于社会史，基于这两个层面展开的中世纪教会史研究也存在诸多相近之处。但是，与社会史层面的研究相比，文化史层面的研究更加关注“人”作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文化中的具体存在。比如，在中世纪教会史研究中，学者们经常使用该研究方法考察中世纪的弥撒（Mass）等宗教仪式，分析宗教仪式中人的体验并阐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现象及意义。又如，在对待中世纪的档案时，这些学者会将档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去加以研究，思考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参与到档案编订之中的，档案作为一种实在的东西（physical object）究竟反映了什么。
另外，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史层面的研究也开始在中世纪教会史中崭露头角。比如苏珊·莫里森（Susan Signe Morrison）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女性朝圣：作为公众行为的个人虔诚》中就对女性信徒的朝圣问题进行了研究。玛丽·埃勒尔（Mary Erler）以流通于女信徒之间的书籍和遗嘱等史料对女性群体的信仰虔诚问题进行了考察，她认为女性信徒通过阅读宗教文本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信仰水平，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与男性信徒的不同。这些研究侧重探究女性作为研究主体的独特历史经历。在回应女性史的研究和相关争议中，作为社会性别另一端的男性研究也随之兴起。与传统研究关注男性主体的政治、社会及经济活动不同，男性研究将男人作为一种性别化的社会行动者，并从这一视角尝试提出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如何理解特定历史背景中的男性气质及其标准或规范，这些标准是否会影响男性或女性的行为等。道恩·M. 海德里（Dawn M. Hadley）主编的《中世纪欧洲的男性气质》一书中就收录了不少基于性别史视角探讨了中世纪世俗教士及其男性气质方面的研究。其中，像斯旺森的《天使的化身：从格里高利改革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教士和男性气质》以及P. H. 卡勒姆（P. H. Cullum）的《中世纪晚期的教士、男性气质与犯罪》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典型之作。
综上所述，随着西方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型，20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历史学家采用多元化的视角及方法将中世纪教会史研究推向了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研究范畴的继承与突破，使平信徒与基层教会活动、相关物质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一系列新的议题不断涌现，在引发人们从不同层面重新思考中世纪历史实践的同时，极大地拓展了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三、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如果说史料的发展与研究范式的演进是推动20世纪以来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那么，学人的坚守、学术的传承与创新则是该领域研究得以不断延续与嬗变的动力源泉。在学术界，师承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趣的话题。某种程度上，通过考察学术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可以再现某一领域史学研究发展的大致脉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英国学界开展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主要阵地，同时也是培养相关研究人才的摇篮。在支撑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中，很多知名学者都毕业于上述两所院校，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为推动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
牛津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莫里斯·波威客（Frederick Maurice Powicke）是20世纪英国中世纪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学术上上接老一辈中世纪史研究学者，如R. L. 波尔（R. L. Poole）、哈斯金斯·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A. G. 利特尔（A. G. Little）等，下承理查德·威廉·萨瑟恩（Richard William Southern）、克里斯托弗·罗伯特·切尼（Christopher Robert Cheney）等后一辈学人，被认为是中世纪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领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波威克对中世纪教会史的关注，可能起始于其在1927年牛津大学“福特讲座”（Ford Lectures）上发表的关于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 1207-1228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系列演讲。此后，波威克又先后完成了《中世纪基督徒的生活》《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及专著。除了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外，波威克在任教牛津大学期间对历史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较早采用“研讨班”的教学模式，先后培养出切尼、凯瑟琳·梅杰（Kathleen Major）、萨瑟恩、M. E.吉布斯（M. E. Gibbs）、简·朗（Jane Lang）等从事与推动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青年俊才。
波威克的学生对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萨瑟恩、吉布斯为代表的学人，他们致力于推动中世纪教会史某一领域的研究，如任职于牛津大学的萨瑟恩，他对“中世纪盛期”思想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就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方面是以切尼和梅杰为代表的学者，他们在从事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同时，还为推动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史料整理工作。以切尼为例，他系统地考察了中世纪教会档案的发展过程，整理和编订了多部教会档案，像与老师波威克联合编订的《中世纪大公会议和教职会议，以及其他与英格兰教会有关的档案，1205-1313》，该档案现已成为开展13、14世纪英格兰教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凯瑟琳·梅杰则执掌林肯档案协会（Lincoln Record Society）多年，主要致力于中世纪林肯主教档案的编订及出版。其后，切尼的学生多萝西·欧文（Dorothy Owen）接替凯瑟琳·梅杰成为林肯档案协会的总主编，继续从事中世纪教会档案的编订及出版工作。这些学人都通过自身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不断发展。
剑桥大学的沃尔特·乌尔曼（Walter Ullmann）教授同样在推动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乌尔曼主要以研究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和教宗史闻名，其代表作品有《中世纪的教会和法律》《中世纪教宗简史》《中世纪的法律和政治：中世纪政治观念起源简介》等。乌尔曼的门生众多，20世纪后半叶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罗伯特·斯旺森便是其知名的弟子之一。从剑桥大学毕业以后，斯旺森的学术生涯主要在伯明翰大学度过，他以将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引入中世纪教会研究而闻名学界。另外，斯旺森在伯明翰大学期间组建了宗教改革和近代早期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强大的研究团队使伯明翰大学成为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伯明翰大学任教期间培养的从事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青年人才外，斯旺森教授一直同英国以外的中世纪史学界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关系，为国际中世纪教会史的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除上述学者外，牛津大学中世纪学者皮埃尔·钱伯莱斯（Pierre Chaplais）与利兹大学中世纪教会史研究权威茱莉亚·巴罗（Julia Barrow）、牛津大学中世纪教会史大家亨利·迈尔-哈丁（Henry Mayr-Harting）与剑桥大学的菲利帕·霍斯金（Philippa Hoskin）等，也是英国中世纪学界知名的师徒关系。以朱莉亚·巴罗与菲利帕·霍斯金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一方面继承了上一辈学人重视挖掘整理基础史料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则注重新方法、新史料的开发与使用，她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不断推动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如前文所述，得益于一代代学人学术的传承与创新，20世纪以来的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在不断明确自身学科属性及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独立与成熟。即便在20世纪后半叶人文学科面临被边缘化的境地下，以牛津、剑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基地始终保持学术初心，在中世纪教会史研究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默默坚守，通过学术的传帮带使该领域始终保持着生机和活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伴随着史料的不断发展与研究范式的转换，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坚守中薪火相传，在学术的延续与传承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与嬗变。在此期间，一系列采用新史料、新视角、新方法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同时也进一步揭开中世纪的面纱，不断丰富着人们对中世纪教会与社会的理解与认识。不过，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在未来发展中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阅读拉丁语文献的研究技能要求，以及就业渠道的狭窄等原因，英国的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发展环境等方面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正如朱莉亚·巴罗和菲利帕·霍斯金等学者指出的那样，虽然中世纪教会史在西方史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相较于政治史、经济史等主流研究，中世纪教会史历来都不是受人追捧的热门研究领域。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学者加入到该领域，摆脱潜在的学科发展危机，是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此外，受新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现阶段该领域的学者们纷纷集中在自己的小领域内进行“点”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取向表面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却在总体上导致英国中世纪教会史研究出现了一定的碎片化倾向。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将诸多离散的“点”整合成具有关联的“面”，并在此基础上发现新的问题，应成为此后该领域的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