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不仅政治领域发生大动荡、大变革，而且民众生活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煤炭完全代替木材成为英国社会变迁的典型代表。不仅手工业者完全依赖煤炭，而且普通民众特别是城镇居民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煤炭。这对伦敦城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极力反对，约翰·伊维林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学界对伊维林治理伦敦城煤烟污染的研究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肯定伊维林关于煤烟治理的认知及其影响，另一种则批判伊维林的学术背景。克里斯蒂娜·科顿认为，伊维林为后世关于烟尘问题的争论奠定了基础。彼得·索尔谢姆高度肯定了伊维林抨击煤烟污染的态度，称他是当时英国煤烟污染研究领域极少数对煤烟污染有敏锐洞察力的人物之一。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上述看法。马克·詹纳认为，伊维林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煤烟有害的人物，实际上，伊维林加入了当时人们关于煤烟是否对健康有害的争论中，被迫反对皇家内科医学院煤烟无害的观点。针对彼得·布林布尔科姆将伊维林看作环境理想主义者的观点，詹纳认为，伊维林关于环境的思想应该被归入环境主义历史起源的争论中，是自发地产生的观点，并且指出伊维林的小册子《防烟，或论空气的不适与笼罩伦敦的浓雾》(以下简称《防烟》)忽视了知识分子和政治环境，伊维林通过使用建筑学甚至气象学象征所描述的伦敦烟气可以看作是过渡时期政治混乱的隐喻、阻止这种混乱事件再发生的建议以及对复辟政体的赞美；伊维林提出在伦敦城种植各种花香四溢的植物象征着人们追随悠久的基督教传统重建伊甸园，进一步赞扬君主制的重建。巴巴拉·弗里兹指出，受时代所限，伊维林和当时其他的环境主义者均无法改变燃煤导致的污染。然而，威廉·M.卡弗特指出，伊维林的煤烟治理思想对当时的国王以及伦敦大火之后的城市规划均产生了直接影响，并且对英国随后的煤烟治理具有指导意义。本文在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着眼于17世纪英国王权发生明显变化的时代背景、伊维林伦敦城煤烟治理的动机，并分析伊维林煤烟污染治理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 伊维林倚重王权的煤烟治理观
早在伊维林之前，英国人对煤烟的认知与应对就已开始，有人从技术层面对煤炭进行化学处理，有人应用经济手段来遏制煤烟的生成，然而受时代所限，这些措施均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如何解决这些麻烦，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伊维林提出治理煤烟的观念与他本人倚重于王权关系密切。伊维林本人是一位坚定的保王派成员，这可以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他的日记中提及的重要事宜大多与王室事宜有关。如，他记载1630年5月29日，威尔士王子，即后来的查理二世诞生；又记载1640年4月11日，国王骑行穿过城市的景象，用“庄严”“华丽”“辉煌”等词形容国王的出行，并且描述国王受到人们的爱戴等场景。在这样的描述中，伊维林充分流露出对国王及贵族的褒扬，对革命者的憎恨。如，对查理一世未经议会法案允许征收船税而受到议会质疑一事，伊维林称国王“仅仅因为一小部分税收”而招致议会中“部分满怀妒意”的“恶棍”的不满，因此，议会是“忘恩负义的、愚蠢的、毁灭性”的，它摧毁了“世界上最愉快幸福的君主制”；随之，当议会将国王顾问斯坦福伯爵推上断头台处死之后，伊维林称议会“切断了英格兰最具智慧的头脑”；当谈及另一位保王党大贵族的遭遇时，他用“受到诽谤”的字眼表示同情，而称革命者是“来自南华克(Southwark)的乌合之众”。不仅如此，他在英国内战期间，还曾亲自参加对议会军的战斗；随后，获得国王给予的旅行通行证到达巴黎，并且与流亡的保王党集团及王室成员关系密切。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前夕，伊维林积极地参与复辟事宜。1659年11月，他发表了题为“向国王道歉”的言论，极力赞扬国王，也因此获得国王和保王党的青睐。王朝复辟后，1660年6月30日，伊维林觐见国王，国王很高兴地称他是老相识。此后，伊维林满怀喜悦之情，积极地参与国王委派的各项事务。
当时，伊维林本人并没有从家族中继承多少祖产，也没有获得相应的王室或社会职位。从他极力维护王权复辟以及试图接近国王的举动看，伊维林实际上是心存谋划，也就是希望得到国王的认可和重用，改变自己的前途命运。因此，伊维林对国王权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之所以写出《防烟》一书，主要的原因是试图借助王权的力量成就自己的抱负。伊维林提出煤烟治理的方案中，希望国王能够对治理煤烟的事务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有力的支持。他非常宏观地勾画出治理伦敦城煤烟的具体方案：将燃煤工场、作坊迁向伦敦城东区，以解决燃煤污染王宫和居民社区的问题。他极力劝说国王，应该高度重视煤烟污染问题。因此，在他的小册子中，他总是强调煤烟对王宫和王室成员造成的严重影响。他指出，关注煤烟污染问题的原因是由于煤烟对王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煤烟对国王的身体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因而促使他写《防烟》一书。在书中，伊维林极力赞美国王是一位对贵族建筑、花园、图画以及所有皇室富丽辉煌的物件具有深厚感情的人，肯定想要摆脱这种破坏高尚和美丽的大麻烦。除此之外，他又提及国王唯一的妹妹住在王宫里时曾经抱怨过煤烟影响了她的胸肺，由此推测国王肯定深受当下这种流行的邪恶煤烟的冒犯，对玷污王室宝座辉煌的煤烟会极为反感。
更重要的是，伊维林深知，查理二世对于煤烟的厌恶不仅带有环境、健康方面的因素，而且带有根深蒂固的政治因素。因为查理一世与一位紧邻王宫的酿酒商之间曾因煤烟而发生的纠纷是引发旷日持久的内战因素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位酿酒商是将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的主要刽子手之一，并进而导致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王室一家颠沛流离。可想而知，查理二世对距离怀特霍尔宫(Whitehall)的苏格兰庭院仅约一百米、距离宴会大厅仅约三百米的酿酒作坊及酿酒商的恨意由来已久。这说明，查理二世对伦敦烟的“憎恶”之情早已清楚地表达出来了。伊维林深知查理二世对煤烟的憎恶，其实与他和查理二世在1661年夏天的谈话内容不无关系。自复辟以来至《防烟》一书呈献给查理二世之前，伊维林与查理二世的谈话机会并不多。尽管伊维林经常在海德公园“偶遇”查理二世，但是每次只能远观，更无法与之细谈，只有在1661年4月24日，伊维林向查理二世呈交了对国王的“赞美诗”之后，才于当年5月14日获得机会与查理二世进行深谈。在此之后伊维林亦有数次与国王在一起的机会，并且他在给罗伯特·博伊尔的信中明确指出，查理二世最近向他明确地表达了对烟垃圾的憎恨之情，伊维林本人也在信中表示自己试图通过《防烟》一书引导查理二世出台反烟政策。正因如此，伊维林撰写《防烟》一书背后的深层动机其实是借助查理二世的复仇心理反对这些手工作坊释放的煤烟以成就他本人的一番抱负。因此，伊维林提出，应该将所有制造煤烟的工场、作坊根据伦敦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特征向东迁离当时的伦敦主城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阻止手工作坊释放的煤烟对王室宫殿以及王室成员健康的影响。伊维林满怀信心地认为，这样的观点肯定会得到国王的大力支持。可见，伊维林在当时确实极力促使国王重视煤烟污染问题，然后借助王权的力量推动反烟事务。然而，国王对伊维林的治烟观点仅给予有限回应。
二 国王对伊维林煤烟观点的有限回应
《防烟》一书并不是一本功底深厚的学术著作，仅仅是一本呈现作者个人对煤烟污染现象的描述和一种较感性化的治理煤烟的宣传小册子，并没有多么严密的科学论证和逻辑推理。它符合短时期完成的特点。因此，1661年9月13日，当伊维林将《防烟》的书稿呈献给查理二世时，国王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建议伊维林出版它。查理二世还在以后的几次与伊维林的单独谈话中给出具体的建议：应该将书稿中的内容修改为一项议案，在1662年春季提交议会。不久，伊维林曾提及一份关于禁止烟垃圾的草案，然而该草案并没有提交议会，而伊维林的日记中根本看不到他在准备议案的动向。查理二世需要的是有人对伦敦城煤烟提出反对的声音，至于《防烟》一书中规划的具体措施，国王明确表示应该通过议会讨论后由议会决定是否推行。由此可见，国王对伊维林的防烟措施的支持是有限的。
与此同时，查理二世本人仅仅就力所能及的一些煤烟污染问题加以解决。1664年，来自西南华克的一位居民向枢密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禁止在他的居民区附近建造玻璃厂，因为那个地区已有的两家玻璃厂释放出大量的煤烟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而厂方则不同意禁止建厂的抗议。最终，枢密院使用强制执行命令反对在此建设新厂房，并派出德勒姆将军(General Denham)作为调查员监管此事。另外一件事则是，与怀特霍尔宫紧邻的一家酿酒坊(这也是伊维林在《防烟》中描述的对王宫影响较大的一家酿酒坊)被枢密院告知其释放的大量煤烟对国王及其他人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要求它搬离此地。这位叫做约翰·布利顿(John Breedon)的酿酒商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就同意搬离。查理二世借助《防烟》造成的反烟影响，亦通过温和的手段成功地将此酿酒坊迁离原地，从行动上支持了伊维林治理煤烟的观点。
国王亦比较关注伊维林对治理煤烟所做的各种努力。伊维林不仅在《防烟》一书中提出治理煤烟的几种方案，而且私下里长期试图研发一种可代替煤炭的“新燃料”。伊维林曾说早在1664年他在另一本专著《森林志》(Sylva)中描述过关于燃料的“研究成果”了。1667年7月2日，国王曾向阿灵顿勋爵询问新燃料。7月8日，伊维林向布里尔顿勋爵展示了自己的“新燃料”——一种容易燃烧、没有烟也没有难闻气味的木炭。他的研究引起了国王的高度关注。国王曾在1667年下令枢密院会议室只能使用木炭，以防煤烟造成长期的污染。
国王支持伊维林关于城市规划的建议，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他关于手工业作坊区与住宅区隔离的观点。1662年1月24日，查理二世准备修建格林威治宫殿，彻底摧毁旧宫殿，要求伊维林给出具体的建议。同年5月14日，查理二世委任伊维林为伦敦城规划理事会理事之一。这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改造建筑物、道路、街道以及障碍物，规范伦敦城里的出租马车。关于修建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城以及附近的公路的内容，1662年1月14日英国下院的议案内容亦印证了这种情况。但是，从上述事务来看，国王对伊维林的信任和支持仅限于无损各方利益的事务方面。
此外，伦敦大瘟疫以及接踵而来的伦敦大火也成为国王支持伊维林重新规划伦敦城的契机。1665年春开始爆发的伦敦大瘟疫一直持续了将近一年。瘟疫导致伦敦居民的死亡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快速上升，从刚开始的几人，到每周死亡数达到几千，再到9月上旬每周死亡人数达到10000。大瘟疫期间，伦敦死亡人数官方公布的数据为68596，实际人数达到10万左右，约15%的伦敦居民死亡。人们曾对瘟疫的起源有各种解释。当时，国王召集的医生中就有人指出此次瘟疫是瘴气导致的，也有人说是毒气所致。1665年5月，国王命令枢密院相关理事会清理当时传播瘟疫较严重教区的一条非常肮脏的水渠。瘟疫亦使大多数人开始考虑太过拥挤的生活空间和过于密集的人口对居民健康构成的威胁。因此，瘟疫过后，政府的重建工作也注意到拓展与规划城市空间。1666年伊维林被任命为皇家协会成员和圣保罗教堂维修工程的检查员之一。这些工作对伊维林所提倡的治烟措施——迁离一些有污染的建筑——提供了客观条件。
伦敦城的瘟疫还在蔓延时，又一场灾难降临在伦敦居民的头上。1666年9月2日，伦敦突发的一场火灾持续了近十天，大火导致约一万两千座建筑被毁。伊维林看到曾受自己抨击的大量商店建筑和码头的煤炭、木材燃起的大火，痛心疾首。火灾过后，伊维林向查理二世呈交了一份大火毁坏情况的调查报告和一份详细的新城设计图，得到国王的认可。灾难过后，查理二世委派枢密院的一个理事委员会负责伦敦城的重建工作，整个枢密院也积极地投入重建事务中。伊维林参与了此次重建工作。
上述情况表明，查理二世对伊维林治理煤烟和城市规划观点的认可和有限支持。查理二世的回归并不代表英国需要一位权力无边的国王，而是议会需要一位及时判定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仲裁者。查理二世接受了议会的邀请，实际上也是他本人审时度势、与议会及新贵及时妥协的结果。早在内战时，王权就已遭到严重剥夺，即使王朝复辟，这些权力仍没有得到恢复，如特权法院和它们所采用的罗马法、内战时被取缔的星室法庭和高等委任法院仍无法复设，最主要的是征税权仍由议会掌握。国王没有财政掌控权就没有任何能力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因此，关于拆迁污染性作坊一事，复辟的斯图亚特国王们并没有决定权。原因非常明显，随着伦敦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商家聚集在伦敦，为伦敦居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这些商家中有啤酒酿造、煮盐、炼糖、制皂、蒸馏、烘焙、烧砖、制造瓷器、玻璃制造、制陶、石膏、金属熔铸、硝石、造纸、淀粉、纺织、印染、漂白等手工行业，它们大多使用燃煤。1611年2月26日的一份文件显示，玻璃制造业早已开始使用燃煤。这些行业的规模随着人口的扩大而遍及伦敦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如伦敦酿酒商的人数从1585年的26增加到1699年的194，每年酿酒5000桶。1696年伦敦一位酿酒商每年燃烧的煤炭，估计已达到600~750吨。除此之外，一些以前被禁止使用燃煤的特殊行业也纷纷转向燃煤。如1692年12月6日和14日，伦敦的商人向议会请愿，要求使用煤炭熔铸铁，以提高铸铁质量，节约大量用于铸铁的木材。这项请愿最终获得议会的批准。随着手工业大规模兴起，这一时期伦敦的燃煤量迅速增加。1575—1580年，泰晤士河谷煤炭年消费量1.2万吨，占东部和东南部市场总量的29%；1685—1699年，分别上升到45.5万吨和66%。当伦敦城的手工业作坊遍及整个伦敦市时，王室根本无力支付大量的搬迁费用。由此可知，国王无论如何无法支持伊维林迁离手工业作坊治理煤烟的措施。
更为重要的是，查理二世执政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煤烟和城市规划，而是借助战争获得更多的钱财。
三 国王对财税的极力追求
查理二世通过与议会的妥协才获得王位宝座。王室早在内战时就失去了征税权，这导致查理二世继位之后王室财政常常捉襟见肘。因此，查理二世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获得足够多的税收份额，以便处理军队问题和其他急待解决的事务。1660年5月，国王返回伦敦之后，最主要的是与议会协商军队遣散赔偿费发放事宜。几乎整个夏天，议会两院主要讨论关于国王要求补偿海陆军的遣散费用的事宜。1660年9月4日，英国议会承诺每年给国王提供120万英镑的税收支持。这些税收构成为：关税40万英镑，法庭收入10万英镑，农业和租赁业的税收26.359万英镑，邮资局的收入2.15万英镑，迪恩森林的收益0.4万英镑，海煤出口税0.8万英镑，葡萄酒许可以及其他增加税2.23万英镑，共计81.939万英镑；再增加其他税收收入，每年共计120万英镑。这一数目看起来是英格兰历代君王从来不曾超过的额度，但是，查理二世继位后英国很快深陷欧洲战乱，如果在此之前，英格兰舰队和其他各项开支只需要8万英镑，此时则需要80万英镑；而议会确定每年拨给国王120万英镑的数额，实际发放不足此数的三分之二。这就使查理二世始终将获取钱财放在执政的首要位置。
在英国议会为王室每年的拨款中，一部分是对啤酒征收的消费税，而啤酒酿造业恰恰是煤烟污染大户。如，1660年9月13日，下院接到通知，伦敦的酿酒商爱德华·拉特麦克(Edward Lightmaker)被消费专员判定为隐瞒实际货物量：该商人没有对1660年6月23日至9月18日的啤酒付消费税。消费专员通过扣押财物作为处罚，议会则将扣押财物调整为不可归还之物，并最终为国王使用。1660年12月21日，下院讨论准备对包括公共酿酒商、啤酒商等酿造或出售的任何啤酒或任何其他烈性酒收取消费税。查理二世时期，伦敦大多数啤酒作坊已使用燃煤，无论是议会还是国王都没有因释放煤烟而对酿酒坊提出异议。相反，议会经常会因消费税问题而处罚啤酒商。由此可见，查理二世复辟之初其主要任务是解决王室收入，并且针对煤炭的税收仅是以货物消费量而定，并不是针对煤烟或城市规划问题。
国王借款导致煤烟炉税收的产生。1661年2月18日，查理二世要求下院批准他本人的预支经费，并承诺将对此返还10%的利率。此举在下院引起激烈的争论。同年3月1日，与上次借钱的时间仅过去十天，查理二世又一次要求下院同情他的处境，增加他的税收份额，其理由是他的妻子即将从葡萄牙到达伦敦，而当时伦敦的道路状况非常差，他希望修补被水包围的怀特霍尔宫周围的路，以便他体面地迎接他的妻子。在国王频繁的请求下，下院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这一次，下院准备通过征收煤烟炉税给国王补齐曾答应给他的120万英镑的年收入。在经过下院讨论之后，3月10日以115票赞成、98票反对，通过了对全国煤烟炉征税的议案，并且规定这种税收每年分两次征收。煤烟炉税是一种针对所有民众的税收，而不是针对燃煤作坊燃烧煤炭释放煤烟而征收的环境污染税。这样，国王的年收入中三分之一的份额是来自煤烟炉税收。可想而知，查理二世无论如何“憎恨”煤烟，绝不会放弃如此丰厚的收入而去惹怒这些金主。查理二世本人也明确提出这一阶段优先考虑的主要事务为税收、民兵以及公路，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其他一切事务均不考虑。这些事务是查理二世继位之初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可从1662年的数据中看出：1662年3月31日，下院对国王下一年税收进行估算，收入情况如下。
关税：45万英镑。消费税：40万英镑。王室土地：10万英镑。农场邮局：2.15万英镑。葡萄酒执照：1.5万英镑。第一果和什一税(First Fruits and Tenths)：18811英镑。煤炭：0.8万英镑。迪恩森林：0.1万英镑。让渡：0.3万英镑。文件箱：0.4万英镑。邮政罚款：0.1万英镑。绿蜡烛(Green-Wax)：0.1万英镑。法律事务(Issues of Jurous)：0.1万英镑……共估计：1201593英镑。收入分配事项中仅海军军备库就已占掉60万英镑，卫兵12万英镑，卫戍部队8万英镑……共计143.7万英镑。由此可见，从一开始，查理二世的收支就处在完全失衡状态。
查理二世的头等大事始终是向议会不屈不挠地讨要经费，以便进行战争。从1664年开始，查理二世不得不被迫准备针对荷兰的战争。这一次，狂热的议员非常痛快地通过了在三年之内给国王增加247.75万英镑开支的议案，但是这些经费是分12个季节发放给国王的。1665年10月，议会再次给国王承诺将在两年内增加125万英镑的皇家援助费用。1666年9月，议员们开始怀疑国王消极抗战，以战争为借口向议会要钱，因此拒绝对国王拨款，并要求审核花费的项目和钱数。由此可见，议会对国王关于经费的要求非常敏感。
查理二世不仅不禁止煤烟释放，而且还对输入伦敦城的煤炭进行征税，以解决1666年9月伦敦火灾对该城建筑造成的破坏问题。查理二世与议会就启动伦敦城重建的计划与费用等问题进行蹉商。这一次，议会答应给予查理二世一定的款项：从输入伦敦城的煤炭中连续10年征收每查尔德隆12便士的税收，用于重建工作，并且提出规范新建筑的议案，拓宽伦敦城的一些街道，清除障碍等。这一次议会同意对运入伦敦港的煤炭征收税收，其目的仍然与煤烟无关，而是与灾后伦敦城的重建费用相关。
当第二次英荷战争结束后查理二世要求议会增加费用时，却遭到几乎所有议会下院议员的反对。1675年查理二世想要获得议会的资助，约翰·何兰(Sir John Holland)直言国王的债务如此巨大，是对民众的摧毁，并且威胁逮捕将费用超支的人。1678年6月18日，查理二世要求议会下院每年额外增加30万英镑税收，以保障他通过与法国的战争获得佛兰德斯。对此要求，议会内部一片反对之。
由此可见，查理二世终其一生追求各种各样的费用，始终都与治理伦敦城的煤烟没有关系。这些费用要么用在查理二世本人的生活享乐方面，要么用在军队维护与战争方面。国王对煤烟的“憎恨”情绪始终不占其享乐生活的中心地位。伊维林作为王党成员，希望借助复辟的查理二世成就自己治理煤烟的抱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大卫·休谟曾言：“比较热忱的保王党家道沦落、一贫如洗，不能支持国王的举措。因此，国王觉得他们只是无用的累赘。许多人以虚假或荒谬的理由索取酬劳。国王天性懒散，不愿费事严格调查核实，一概淡然处之，国会多少有些关心贫困的骑士党，一度拨款6万英镑，分发给他们。……然而，大多数保王党仍然贫困潦倒。残酷的现实践踏了他们乐观的希望。他们看到宿敌死仇飞黄腾达，更加失望。他们提到《赦免和遗忘法案》，普遍称之为：赦免国王的敌人，遗忘他的朋友。”伊维林也是大多数“无用的”保王党人之一，只能接受被查理二世“遗忘”的残酷现实。
四 结语
伊维林所处的时代恰逢英国政治大变革时期。作为忠实的保王党分子，他对国王权力的迷恋之情溢于言表。这位游走在查理二世身边的小人物，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一心想借助国王的权力成就自己的事业。然而，他并没有看清权力的核心已经过共和时代的革命发生了变更——国王已退出了权力的核心，议会才是王道！
查理二世的复辟在英国历史上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对于查理二世本人而言，能成为英国国王实属意想不到的事情。与议会妥协，吸取其父查理一世的失败教训，是他能够作为国王的本分。在执政期间，他很少与议会翻脸。即使与王宫附近酿酒坊的交涉，他都是通过枢密院大臣帮助作坊主找好地方，并偿付一定的赔款。这种圆满的处理方式可谓皆大欢喜。至于“憎恨”煤烟一事，很大程度上是憎恨将其父亲推上断头台的事件本身。在继位之初，查理二世深受议会税收拨款的制约，他追求的是作为国王享有的财款额度不应受议会限制的权利，煤烟治理绝不是他要面对的事务。
17世纪后期的英国议会，其权力已经过革命得以巩固。当查理二世复辟时，议会只不过想要一个由它主导下的领头羊或裁判官。一旦国王有违议会原则，议会一定会抛弃他，另选他人。1649年的革命以及1689年的“光荣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当议会的主要目的在于谋求更多利益时，国王的一切追求不得违背这一原则。从这一点出发，也可以理解伊维林理想主义的观点与议会的追求目标格格不入，而国王对煤烟问题也只能熟视无睹。
总之，伊维林的治烟理念在17世纪后期的英国无法实施。这一时期，煤烟还没有成为让人们忍无可忍的事物，燃煤才刚刚开始普及，还没有造成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多数手工作坊主或工场主的燃料越来越依靠煤炭。伊维林要想将这些盘根错节的手工作坊剔除出居民住宅区，在当时的英国是非常不切实际的。首先，手工业作坊的数量越来越多，尤以伦敦城为最；其次，这些手工作坊主要生产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在交通设施没有改善的前提下，它们离不开居民区，绝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也离不开这些手工作坊的产品。如此情境下，国王的宫殿和平民的住宅均要遭受煤烟的影响。伊维林提出迁离手工作坊的想法在当时根本不是王室力量所能触碰的。议会早已成为主政英国国内事务的力量，国王一方面已无多少特权可以号令庞大数量的手工业作坊迁离；另一方面，查理二世上台之后，非常迫切的事务是军队何去何从，王室经费落实问题，随后，便有持续不断的战事威胁，伦敦城的瘟疫、火灾，天主教与国教之间的矛盾等事务，根本无暇顾及煤烟治理事务。伊维林作为其中一员的保王党人无法为国王分忧解难，查理二世不得不放弃这一忠心耿耿的群体。至于执政短短数年的詹姆斯二世则深陷议会与信仰冲突的宗教争端中，最终被议会驱逐出境。威廉三世则深知与议会的界限，从不纠缠煤烟事务。由此可见，伊维林竭尽全力想依靠王权的力量来推进自己治理伦敦城煤烟的目的，在17世纪的英国是无法实现的。究其原因，一言以蔽之，王权已经深受限制，议会的利益无法撼动。治理煤烟目标的实现，还要推迟三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