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后，美国将苏联视为最大的威胁，试图在垄断核武器和享有绝对核优势时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计划。核武器不仅是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工具，也是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器。美国政府之所以没有贸然行动，是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苏联实力的忌惮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考虑。美国深知，采取这一冒险行动无疑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不仅会失去西欧，而且美国本土也将遭受沉重打击，结局难以预料。鉴于此，美国政府制订的对苏核打击计划终成纸上谈兵。
关键词：核武器 预防性战争 杜鲁门政府 苏联 冷战
二战后，美国将苏联视为最大的威胁，试图利用垄断核武器的有利地位，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彻底摧毁苏联进行战争的能力。多年来，美国不少学者认为，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 美国本来完全可以凭借其核优势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并赢得胜利，根本无须担心苏联的报复，况且美国国内也有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呼声，但美国政府并未利用这一“机会之窗”采取行动，以此来确立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预防性战争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美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只有极少数人支持这种做法，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并没有产生影响，美国领导人也从未讨论过这一方案，更不可能付诸实施。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确立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美国未对苏联发动核战争的原因主要甚至完全归结于“道义”因素，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美国学者拉塞尔·布海特等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有限的军事实力是美国决策者没有对苏发动预防性战争的重要因素。但囿于当时的资料，对美国国内围绕预防性战争问题展开的争论以及制约美国实施核打击计划的各种因素论述得不够充分。就国内学界而言，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相关成果较少。本文主要利用美国政府和军方相关部门的档案文献，对战后初期美国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进行系统考察，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苏政策的进攻性、冒险性和复杂性。
一、美国对苏联实力和意图的认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美苏之间原有的各种矛盾和分歧愈发突出。美国决策者和军方领导人对苏联力量的增强颇感担忧，将其视为战后最主要的威胁。他们认为德国和日本很快就被彻底击败，西欧各国的实力已受到严重削弱，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只有苏联具有向美国挑战的实力。
1945年4月初，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在一份给罗斯福总统的绝密报告中称，一旦战争结束，美国要面临比日本和德国崛起更为危险的局面：“如果美国袖手旁观，苏联势必作为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从目前的冲突中脱颖而出，不仅会控制整个欧洲，而且同时称霸亚洲。苏联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如此丰富，完全有可能在短短数年之内变得比过去的德国或日本都要强大得多。”报告估计，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的军事潜力会大大超过美国，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可怕威胁”。5月中旬，战略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苏联已经具备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所有特点，势必将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与美国抗衡。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相当普遍的看法。
还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就向杜鲁门总统表示，苏联将是美国的下一个对手，需要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立即采取措施。1945年9—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和联合作战委员会相继提出报告，强调苏联旨在谋求取代德国和日本，在欧洲和亚洲发挥主导作用，是唯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大国。苏联不仅要占领欧洲，而且还将控制东地中海、波斯湾、中国东北和华北以及朝鲜，最终目标乃是整个世界，并正为此加紧准备。
随着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和杜鲁门的特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等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影响，无论美国如何行事，都不能改变苏联的战略意图，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苏联将会冒战争风险来实现其既定目标，美苏对抗在所难免。他们建议，美国必须加强自身实力以应对苏联构成的威胁，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战争，在必要的情况下打赢战争。这些观点和看法在美国政府内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估计苏联拥有113个师、440多万人的军队，并且有可能在今后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同时，苏联还帮助东欧国家建立了84个师1946年10月，陆军航空兵副参谋长劳里斯·诺斯塔德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报告，称苏联已经有或很快就会组建起208个师，拥有15500架飞机，其中93个师和7200架飞机将进攻目标对准了西欧。不仅如此，东欧国家的军事力量也有了明显增强，据估计有100个师和3300架战斗机。而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只有1—2个师和12个空军中队。一旦发生战争，苏联在一个月之内即可动员1500万人，数周之内即可占领西欧，届时美国只能利用英国、北非和日本的基地对苏联实施战略轰炸。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就不断有人主张使用核武器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并且特别强调突然袭击的重要性。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少美国政府高层和军方领导人对预防性战争有了新认识。在他们看来，倘若美、英等国能够率先对德国、日本采取行动，就有可能阻止其发动侵略战争，而且即使爆发战争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而，美国应该充分利用核垄断地位，在苏联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之前消除其进行战争的能力，将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表示，在任何国家拥有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美国实施有效攻击的能力之前，是美国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波茨坦会议结束不久，杜鲁门即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草拟一份与苏联进行大规模常规作战的绝密计划。1945年9月中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多次提出报告，强调一旦有证据表明“潜在的对手”正在针对美国积蓄力量，美国绝不能有任何应避免“发动侵略”这种错误和危险的想法，必须在做好一切准备的同时，尽快作出必要时立即先发制人的政治决定。
1945年秋，在一系列内部会议上，美国军方高层表示，美国一直遵循着除非遭受进攻，否则决不先发制人的传统，但在今后必须改变。参谋长联席会议多次强调，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原子弹以及其他一些新式武器的出现使得突然袭击比以往价值更大，突然袭击是行动成功的“唯一保证”。军方领导人对核打击的效果极为乐观，认为可以做到速战速决，根本用不着进行常规作战。他们称，“如果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原子弹，战争的目的又是使敌人彻底屈服，那么在战争一开始就发动全面核打击，会把敌人吓得目瞪口呆，只能束手就范”。
1946年1月，曼哈顿工程军事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向国会提出报告，主张美国应该对任何可能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实施核打击，“如果我们真的是奉行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政策，我们就决不能允许任何一个既非我们的坚定盟友，又不是我们可以绝对信任的国家制造或拥有核武器；如果这样的国家开始制造原子弹，我们就应在它尚未构成严重威胁之前摧毁其原子能研究设施”。鉴于只有苏联有能力研制核武器，而且也非美国信任的盟友，格罗夫斯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明确。
美国空军高层极力鼓动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空军情报部门估计，苏联已拥有1.5万架战斗机，到1948年初即可出动1000架重型轰炸机对美国发起攻击。而且，苏联很可能会在1949年研制出原子弹，届时美国面临的局势更为严峻。阿诺德在给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报告中称，应对苏联威胁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在其发起攻击之前将其摧毁。在他看来，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的众多官员都主张美国应准备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确信，今后一旦发生战争，率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将获得胜利，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难以经受一场核打击。美国必须主动出击，“这是确保美国和世界安全的唯一办法”。战略空军司令柯蒂斯·莱梅主张应该引导公众改变对“预防性战争”的看法，他的前任司令官乔治·肯尼甚至称“预防性战争”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美国现在已经与苏联处于“战争状态”。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存在影响美国使用核武器和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道义”问题，不能感情用事。1947年12月，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杜鲁门建议，在核时代，美国的国防政策必须基于采取一切手段使美国避免遭受突然打击，而发动预防性战争是唯一有效的防御措施。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政界、媒体和学界也发出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核打击的阵阵鼓噪。克利福德在向白宫递交的有关美苏关系的报告中称，苏联是难以征服的，但极易遭受核武器、细菌武器和远程轰炸机的打击。因而，美国应准备进行原子战和细菌战，并立即就此展开研究。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威廉·布利特则称，苏联的目标是要征服世界，只有面对毁灭性的威胁才能使其停止冒险，美国应向苏联发出这样的威胁。倘若不能奏效，就应立即对其发起攻击，将其消灭。知名政治评论员约瑟夫·阿尔索普认为，预防性战争是使西欧免于政治和经济崩溃的唯一途径。军事评论家乔治·埃利奥特和专栏作家威廉·劳伦斯也都强调，美国决不能允许苏联拥有原子弹以及将原子弹投掷到北美的运载工具；现在只有美国掌握着原子弹，是对苏联采取行动的有利时机。在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伯纳姆看来，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打击并不违反美国的“道义”原则。倘若苏联拥有了核武器，美苏之间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力量均势，必然会爆发一场全面冲突。如果在苏联成为核国家之前率先行动，美国将取得“巨大的胜利”，如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则有可能遭受失败。他强调，倘若有理由确信一场突然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和财产，那么这样的打击在道义上并非错误的，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二、美国军方的初步计划
核武器的巨大毁灭力使其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对苏战略的核心要素。基于二战时期美国对德国和日本进行“战略轰炸”的经验，美国军方普遍认为，原子弹不仅可以有效抵消苏联的人力优势，而且可以成功摧毁其城市与工业目标，这将对战争进程起到决定性作用。
太平洋战争刚刚结束，诺斯塔德即致函格罗夫斯，要求扩大原子弹的生产，以准备将来对苏联实施核打击。他将苏联66座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城市列为核打击的目标，这些城市集中了苏联飞机制造业的95%、坦克生产业的97%、枪炮制造业的73%以及石油产量的95%和绝大部分矿业；其中首要目标有15个，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基辅等工业中心和城市在内。诺斯塔德认为，要彻底摧毁这些城市至少需要123枚原子弹，使用204枚打击效果最佳；如果考虑到核打击的有效性等因素，最多可能需要466枚。他还标明了每一处打击目标所需要的原子弹数量。这是美国军方较早提出的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计划。
1945年10月下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合情报委员会，就“有限空中打击中苏联的战略弱点”提出研究报告，并拟定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计划。该报告指出美国对苏使用核武器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常规战争中对苏联实施报复性打击；二是实施预防性战争，对苏发动突然袭击。报告建议，无论如何，美国都应率先行动。该研究认为，美国原子弹数量有限，用来打击分散的苏联军队难以奏效，民众也是核轰炸的合适目标；只要对苏联人口集中的城市实施核打击，就会使苏联民众认识到其政府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巨大风险，因而要求摆脱其控制，最终导致苏联政府垮台。该报告称，一旦战争爆发，包括莫斯科在内的20个重要目标应作为战略性核打击的对象，这些目标大都是工业、科学研究和国家行政部门的中心，对其实施打击可以对苏联当时和潜在的进攻能力，产生最快、最直接和最大的影响。鉴于苏联的工业和人口中心以及重要目标大都处于腹地，美军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建议，在不断增加原子弹库存的同时，还应在大西洋、太平洋以及北极地区构筑前沿军事基地，以便更好地对苏联实施打击行动。
1946年1月初，美军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提出，如果美国想要对苏联的主要城市实施决定性打击，唯一有效的武器乃是远程飞机携带的原子弹；美国B-29轰炸机将从英国、意大利、印度以及中国西部的基地出发，对苏联最为重要的20个城市实施核打击从而一举解决问题。报告估计，美国的核打击如能摧毁其中17座城市，将对苏联的工业造成严重破坏，使其飞机、枪械、坦克、钢铁和原油的生产大大减少，为此美国需投掷98枚原子弹。但为了确保行动成功，美国需动用196枚原子弹。在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看来，苏联尚没有能力对美国进行同样的打击，而一旦其战略空军建成，轰炸机活动半径达到5000英里，特别是有了原子弹之后，苏联就有能力做出反击，美国现有的决定性优势将化为乌有。报告的基调很明显，就是要求美国趁苏联尚未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且未拥有核武器之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美国军方经过多次讨论，于1946年6月完成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铁钳”计划。一方面，该计划认为，苏联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尚无力进行大规模作战，在今后数年内将会小心翼翼避免与西方发生任何大规模冲突，但同时又强调，与苏联的战争将是一场全面战争，需要动用美国及其盟国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战争潜力。根据该计划，美国将向苏联20个重要城市投掷50枚原子弹，旨在快速并且有效地摧毁其发动和进行战争的能力。其中首先对苏联7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实施核打击，包括莫斯科及其周边的工厂、巴库地区的油田、乌拉尔和顿巴斯等地的工业区等。为达到此目的，美国需要在英国、意大利、埃及、印度西北部以及中国西部等地区建立前沿基地，将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和资源置于美国及其盟国重型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计划认为，尽管苏联大部分军事力量将在首轮核攻击中被摧毁，但苏联政府的最终垮台以及对苏军的清剿行动仍需要陆军和海军的支持；对苏联的最后攻击将从东欧、巴尔干和中东三个方向实施。
另一方面，该计划也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对苏联这样地域辽阔的国家实行完全的军事占领，这将耗尽美国及其盟国的资源，因而占领的重点应主要放在工业和人口中心，特别是要全面控制苏联的政府机构。此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断对核作战计划进行修改完善，将打击对象增至24个城市，攻击目标扩大到100个，试图最大限度地降低苏联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士气，并多次要求美国政府将原子弹的监管权由原子能委员会移交给军方，同时大幅加速裂变材料的生产，以制造出更多的原子弹，满足军事上的需求。
美国军方官员认为，对苏联的突然核打击能够给其造成严重破坏，并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也强调，大量使用原子弹不仅可以消灭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而且也可“摧毁其社会和经济机构”，同时还可对苏联政府和民众的士气造成严重影响，促使苏联政府尽早投降。时任空军副参谋长的阿瑟·范登堡致信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称美国应想方设法充分利用核打击给苏联造成的巨大震撼、破坏力以及心理影响，以便能在半年之内将其击败。鉴于军方所拟定的旨在“毁灭一个国家”的核打击计划，范登堡提出，美国政府应就核武器的使用制定相应政策，以明确在对苏作战时美国“是要消灭苏联人民、推翻政府、摧毁工业，还是要达成所有这些目标；在取得胜利后，是要对苏联实施占领并进行重建，还是完全将其封锁起来，让其自救”。
三、第一次柏林危机时期的鼓噪
对于主张对苏联实施预防性核打击的美国军方领导人而言，柏林局势的紧张无疑为其提供了一个采取行动的好机会。战后初期，围绕柏林问题，美苏之间一直矛盾不断。1948年6月24日，西方国家不顾苏联反对，在西柏林进行“币制改革”，于是苏联决定对柏林实施全面封锁，由此导致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美国担心，如果在苏联的压力下屈服，联邦德国会对美国失去信心，英法可能也会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对美国来说，柏林危机的结局直接关系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和利益。杜鲁门明确表示，西方必须留在柏林，决不做出任何让步，“否则就会失去一切”。
随后，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出动飞机进行空运，以维持对西柏林的粮食、燃料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空运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除非打通地面交通，否则美国在柏林的地位终将难以维持。军方强调应当充分发挥核武器的作用，这不仅可以威慑苏联，而且也可促使其解除对柏林的封锁，甚至完全撤出柏林。为此，美国决定对苏联实施核威慑，先后将60架B-29战略轰炸机部署到英国的空军基地，另有数十架轰炸机进驻德国，包括莫斯科在内的重要目标都处于打击范围之内。与此同时，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属部队进入24小时戒备状态。尽管部署在英国和德国的轰炸机都没有经过改装，没有一架可以携带核武器，也未做好作战准备，但苏联并不知晓，美国故意给苏联造成打算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的印象。很快，美国部署的轰炸机就引起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不仅如此，1948年9月中旬，美国战略空军出动包括50架B-29轰炸机在内的各类飞机对美国国内的25个主要城市实施模拟远程核打击。
包括福里斯特尔、赛明顿、莱梅以及新任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和陆军部长肯尼斯·罗亚尔等在内的美国军方领导人，一直坚持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实施预防性核打击。在罗亚尔看来，美国已经耗费了原子能研究费用的98%来制造核武器，如果现在不使用，那这些武器就毫无意义。他一直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何时使用原子弹、目标选择、决策机制等问题尽快展开研究。前空军参谋长斯帕茨等也敦促福里斯特尔“必须立即准备有效地使用核武器”。范登堡强调，战争一旦爆发，美国必须果断决定，尽早并且最大限度地对苏联实施核打击，以便在较短时间内给苏联造成巨大破坏。在他看来，最有效的防御措施就是率先出动空军摧毁对手的进攻能力。空军学院院长奥维尔·安德森也认为，在核时代，进攻乃是最好的防御战略，美国肩负着使用核武器来“捍卫”西方文明的“道义责任”，那种认为战略轰炸是不道德的观点“纯属谬论”。赛明顿称，倘若美国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没有使用核武器，并因此遭受失败，这将是美国“对人类文明犯下的最大罪行”。莱梅向范登堡说明，鉴于美国空军资源有限，无论采取怎样的防御措施都无法阻止苏联发动进攻，因此要加快核战争的准备；对美国而言，在苏联对美国采取行动之前彻底摧毁其力量是“符合逻辑的”。
不仅军方要求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美国政府中的一些文职官员与科研领域中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国务院著名苏联问题专家哈里曼认为，一旦美苏发生战争，美国应使用所掌握的一切武器，确保作战计划能够立即实施。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些学者不仅极力主张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而且还积极对此展开相关研究。
1948年5—6月，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如何确保核打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以及核打击的时间、目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福里斯特尔等强调，应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重要城市列为打击目标，一旦摧毁了这些目标，将对苏联产生强烈冲击，从而促使其停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西德尼·索尔斯称，倘若发生战争，美国将消灭苏联一千万人，苏联领导人现在就应作出投降的政治决定。7月20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就此进行了秘密审议。这一计划先后被定名为“半月”计划和“双星”计划，确定从西欧、北非和亚洲的基地向苏联20个主要城市投掷50枚原子弹，充分发挥核武器的破坏作用和心理震慑作用，摧毁苏联的战争潜力和战争能力，并使其“至少50%的工业立即陷入瘫痪”。然而，美国的意图远不止于此。8月中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称，美国与苏联作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瓦解苏联，摧毁其政治和军事力量，使其永远不会从战争的废墟中再度崛起，并对美国构成威胁。
1948年7月28日，美国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在与国务卿乔治·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拉德利等谈话中提出，应利用柏林危机考虑对苏联实施核打击。他表示，将优先考虑那些使用核武器的战争计划，美国政府对于是否使用核武器应该作出明确决定。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数次向杜鲁门总统提议，应尽快将原子弹的监管权移交给军方，以便做好随时使用的准备。与此同时，他还与其他军方高层多次展开讨论，强调应尽早解决美国在战争中能否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否则他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为进行全面的军事对抗进行准备。8月20—22日，福里斯特尔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在海军学院就准备使用核武器问题举行专门会议。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决定建立一个模拟作战系统，以检测B-29轰炸机对工业目标的核打击能力。福里斯特尔在其日记中写道，“我们正耗资数十亿美元购买这种飞机，一旦不能成功地完成任务，将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严重风险”。范登堡则表示，他“绝对相信”空军部门将会按照要求的地点、方式和时间准确地投掷原子弹。在军方领导人的敦促下，杜鲁门表示，尽管他不希望如此行事，但在必要时，他会作出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决定。
1948年9月中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号文件出台，这是美国政府第一份有关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性文件。文件称，“如果西欧目前享有安全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产生了重要的制衡作用”；美国不赞成任何以“道义责任”为借口反对使用核武器的主张，强调“决不应当让苏联有丝毫的幻想，以为美国在必要时也不会考虑对其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苏联领导人得到这样的暗示，甚至他们只是进行这样的猜测，都会促使其采取行动。该文件的结论是，“在敌对状态下，国家军事机构必须准备迅速而有效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核武器，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并为此制订相应的计划”，任何禁止或限制使用核武器的做法都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因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要求军方为使用核武器进行相应的准备。时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沃尔顿·巴特沃斯认为，需要决定的不是美国是否应该使用核武器，而是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核武器，“我们应先轰炸敌人的主要人口中心城市，还是先轰炸人口稀少但有着重要意义的交通枢纽和工业城市？回答这一问题与其说应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不如说应从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出发”。而在战略空军司令莱梅看来，这是一个根本无须回答的问题，唯有对其政治和经济中心同时实施战略轰炸，才是彻底摧毁对手的有力手段。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拟定的作战计划是，在战争爆发的两日内，即向苏联投掷200枚原子弹，摧毁其工业基础并使其对美国发动空袭的能力降至最低。
福里斯特尔、范登堡、赛明顿等极力要求对莫斯科、列宁格勒等苏联城市实施核打击，这使得杜鲁门极为担心战争临近，他希望永远也不要有不得不作出决定的一天。福里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必要的话，没有人怀疑杜鲁门会使用核武器。福里斯特尔还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核作战计划。1948年9月，为准备实施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福里斯特尔等人前往欧洲，与盟国以及驻守在该地区的美军指挥官进行磋商。美军驻欧洲司令官卢修斯·克莱称，一旦发生战争，他“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而且首先要打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驻德美军司令也表示，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必须立即使用原子弹，以便让苏联人完全知晓其巨大威力。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对“半月”计划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进一步扩大了核打击规模。根据计划，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将从本土以及位于西欧、北非和远东的军事基地出动数十架B-29、B-50和B-36轰炸机，在一个月内对苏联70座城市和工业中心投掷133—147枚原子弹，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在内的20个城市被列为首要打击对象，其中将向莫斯科投掷8枚原子弹，摧毁其方圆40平方英里的城区；向列宁格勒投掷7枚。如果战争持续两年，再向苏联投掷200枚原子弹，彻底摧毁其工业产能的40%—50%，消灭700万苏联人口。美国战略空军主要负责对苏联军队实施核打击，消灭其进行战争的能力；海军负责封锁苏联主要港口并协助进行空中打击；陆军则主要承担地面进攻行动，击败任何尚存的苏联军队，控制欧洲大陆。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如果在首轮核打击中摧毁苏联的70个目标，可以使其工业生产能力减少50% 以上。美国空军的飞行试验也表明，鉴于苏联的防空能力较弱，B-29轰炸机可以轻易进入苏联领空，无须担心遭到拦截。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战略空军司令部不仅将苏联的工厂、油田、交通枢纽和发电厂等列为主要打击目标，而且把城市和行政中心作为最优先攻击的对象，在军方看来，打击工厂以及行政中心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原子弹的效能。范登堡认为，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导致苏联投降，并消灭其发动进攻的总体能力”；福里斯特尔表示，虽然一年前他曾对美国空军能对苏联发起有效的攻击心存疑虑，但现在他已确信无疑。1949年4月20日，杜鲁门在听取战略空军司令部作战计划的汇报后表示，一旦苏联拦截空运，阻挠向西柏林提供物资，美国将实施这一作战计划，同时要求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实施核打击成功的概率以及效果进行评估。
美国军方的这一计划实际上体现了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目标。1948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明确表示，美国对苏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使其不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促使苏联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外政策；如果美苏爆发战争，应彻底摧毁苏联进行战争的能力；摧毁其社会和政治结构。1949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确定了以核武器实施第一次打击的原则。年底，美国军方拟定“敲诈”作战计划，决定在远东地区采取战略防御，在欧亚大陆西部实施战略进攻。计划认为，美国必须尽快对苏联实施核打击，最大限度地发挥核武器的威力，摧毁苏联的战争能力，并阻止其向西欧地区推进。该计划设想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三个月内将向苏联104个重要的工业区和城市投掷292枚原子弹以及17610吨的常规炸弹，另有72枚原子弹准备投向新确定的打击目标；在两年内将持续向苏联倾泄24.6万吨常规炸弹，彻底摧毁苏联85% 的重要工厂。不仅如此，作战目标还包括削弱苏联政府和民众进行抵抗的意志，进而解除苏联武装，推翻苏联政府。
根据计划，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准备将397架轰炸机和护航机以及80多架战斗机部署到英国。一旦美苏开战，这些飞机三天之内即可兵分两路对苏联境内的目标实施轰炸，其中112架轰炸机飞越斯堪的纳维亚从北部进入苏联境内，89架轰炸机从地中海地区进入苏联，还有10架B-36轰炸机将从美国本土起飞直接攻击莫斯科。这些飞机将投掷60—90枚原子弹，摧毁32个首要打击目标。战略空军司令部称，“大约四小时后，飞机经过的所有目标都将遭受轰炸”。美国军方认为，美国及其盟国不仅有能力阻止苏联对西欧的进攻，而且能够速战速决，尽快取得“决定性胜利”。
四、预防性核打击计划的流产
美国要对苏联实施核打击面临着诸多问题。从一开始，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的主张在美国国内就遭到各方强烈谴责。《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发文章或社论，指责这是一种“最邪恶、最危险”的主张，是一种“绝望、沮丧和消极”心态的体现，此举不仅“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而且这样的战争势必是一场长期的、残酷的冲突，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悲剧”。在军事评论家汉森·鲍德温看来，蓄意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将对美国的价值观和道义造成“致命的打击”。已经退役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强调，预防性战争的主张与美国的传统格格不入，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尽管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强硬政策表示支持，但并不赞成为了守住柏林而孤注一掷，对苏联动用核武器。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办公室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愿意考虑采取尽可能广泛的措施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但极少有人支持对其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
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的主张在美国政府内部亦遭到不少人反对。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是较早对这一主张提出公开批评的官员，他认为美国军方的这种想法既不合道义也非常愚蠢，美苏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两国和平共处并建立起合作关系是有可能的。预算局局长弗兰克·佩斯向杜鲁门表示，除非美国自身遭受进攻，否则美国民众支持将核战争作为一项政策是值得怀疑的。乔治·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多次提出报告，明确反对发动预防性战争，“我们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有可能成功实现对苏政策的总体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不再适用，美国不可能迫使苏联政府无条件投降，也不可能将意志强加于苏联，美苏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只能通过政治谈判来谋求解决。
在凯南等人看来，那种不分青红皂白旨在全面摧毁苏联的战略，对美国来说非常不利，美国最好决定永远不使用核武器。凯南告诫军方领导人，如果向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苏联城市投掷原子弹，那就是向苏联人表明美国人是“旨在摧毁他们社会的野蛮人”，他们势必会奋起反抗，在西部地区与美国展开长期的游击战。他认为，对苏战争不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似，美国及其盟国不可能征服和占领苏联的全部领土。原子弹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只能用来消灭对手，却无助于改变其态度，用军事手段对付苏联难以奏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也警告说，使用核武器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将危及战后世界和平。1949年9月，美国国务院在给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领馆所发电报中表示，美国从未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也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安全是相对的”；原子弹既不能保证美国在一场大战中取得胜利，也不能确保美国免遭报复。《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苏联核试验数周后，对美国十多位高层政策制定者和顾问进行了采访，发现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在苏联拥有足以痛击美国的原子弹之前对其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这是“恶魔般的头脑所能想到的最可恶的解决办法”。
即使在美国军方内部，也有很多人对发动预防性战争的主张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强调，决不能指望使用核武器就可以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仅靠这一武器并不能赢得战争；而一旦与苏联开战，最好的结果或许是陷入一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旷日持久、残酷、可怕的冲突”。他批评预防性战争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主张，这样的行动对美国来说不仅在道义上是“灾难性的”，政治上不可能实现，而且在军事上是“自杀行为”。他曾多次发表演说，表示美国决不会挑起对任何人的战争，也不会对主要对手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包括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在内的一批海军将领，对过分依赖核武器的对苏作战计划一直深表不满，认为对苏联城市的狂轰滥炸会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因而是“不道德的”；仅靠核武器并不能促使苏联屈服，而且即使苏联投降，也会使战后的重建任务变得步履维艰。他们指责五角大楼过高估计了苏联的力量，夸大和误判了其意图，并对战略核打击的效能表示怀疑。海军部门强调，虽然美国的突然核打击能够摧毁苏联大部分的工业能力，但一旦西欧落入苏联之手，苏联即可通过有效整合欧洲和中东的资源而成为“世界主导力量”。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登菲尔德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和联合情报委员会，对空军部门的核打击计划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助理海军部长丹尼尔·加勒里和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反对将苏联城市作为核打击的目标，他们认为以城市为打击目标势必导致苏联民众的疏远情绪，不可能带来和平，指责这是一种绝望和软弱的战略，“我们应当摒弃这种一个接一个地摧毁敌方城市直至其投降的战略，而应找寻一种更好的达成我们目标的办法”；战争的目的是实现政治目标，而“最终导致军事上胜利但政治上失败的计划，要比毫无用途的计划更为糟糕”。海军少将拉尔夫·奥夫斯蒂认为，战略核打击最大的问题是背离了现行政策，不仅会失去西欧，而且还将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必然会遭到美国民众的反对，这是一种“残忍和野蛮的政策”。在不少海军领导人看来，美国动辄以核毁灭来威胁其他国家，只能让世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毫无意义，而且还将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预防性战争的主张不仅在美国国内遭到各方反对，美国的欧洲盟友对此也深恶痛绝。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政府和民众普遍对美国国内的好战言论表示担心，对核战争的爆发深感不安。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向美方明确表示，英国将采取一切行动阻止战争的发生。英国军方认为，柏林在军事上只是西方的一个“负担”，没有任何价值，美国不必为此大动干戈，为维护西方在柏林的地位而与苏联兵戎相见，只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唯有谈判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英国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乔治·汤姆森指责预防性战争是一种“邪恶的”主张，原子弹在战争中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虽然美国的核打击能够给苏联以重创，但苏联将依靠庞大的常规兵力夺取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以及中东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汤姆森等呼吁英国政府应尽一切努力敦促美国放弃这一行动。在英国媒体看来，所谓预防性战争只是一种“野蛮人的想法”，任何负责任的美国人都不会同意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一旦美苏发生战争，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不仅变得不可能，而且势必沦为美苏战争的牺牲品。尽管在柏林危机期间英国政府出于威慑苏联的意图，同意美国的轰炸机进驻国内基地，但非常担心美国会采取极端冒险行动，坚持要求奉行灵活的政策，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唯恐局势失控。作为美国最主要的盟友，英国的立场无疑会对美国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苏联奉行了较为谨慎的外交政策，并未对美国及其西欧盟友采取任何进攻性行动。在柏林危机期间，苏联所采取的行动都是防御性的，对西方国家的空运未加干预。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以及军方的情报部门都多次提出报告，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苏联正在准备发动战争。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将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和解决国内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与西方发生任何直接冲突。苏联谨慎的外交政策使得美国无机可乘。
美国的预防性战争主张不仅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在政治上不可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军事上也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虽然美国军方特别是空军部门以及不少政府官员过分迷信核武器的威力，将其视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对核作战计划充满信心，但实际上，要实施这些计划仍然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苏联地域广阔，战略纵深极大，给美国投掷原子弹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当时运载核武器的主要是B-29轰炸机，而1946—1947年美国只有27架适合投掷原子弹，1948年增加到32架。不仅如此，这类飞机纵深攻防能力弱，作战半径只有1500—1700英里，除非在靠近苏联的地区建设前沿基地，否则无法取得预期的打击效果。
战后初期美国原子弹数量非常有限。随着二战结束，参加“曼哈顿工程”的大多数科学家都回归大学从事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美国原子能发展计划受到很大影响。“铁钳”计划要求对苏联投掷50枚原子弹，而当时美国只有9枚，1948年增至50枚。为了制造出更多的原子弹，位于汉福德的三家生产钚的工厂已经严重超负荷运转。而且，这一时期的原子弹还非常原始、笨重，每枚需要39名专业人员用两天的时间才能组装完成。1948年美国只有两个组装小组，另有数个小组还在加紧培训。1947年10月，美军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提出报告，称美国需要有400枚左右的原子弹，才能摧毁苏联重要的工业基地，进而消除其进行战争的能力。战略空军司令肯尼表示，需要至少同时投掷200枚原子弹才能确保行动成功，而当时美国只有20枚。至1949年1月，美国已制造出150枚原子弹，经过改装可投掷这些炸弹的飞机为120架，仍不能满足作战计划的需要。此外，由于苏联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范措施，使得美国的情报机构很难掌握所要打击对象的详细资料，美军甚至连最新的苏联地图也没有，使用的仍是二战期间从德军手里缴获的地图，因而无法保证投掷的原子弹能够准确击中目标。
虽然核打击能够对苏联造成严重破坏，但美国决策者对能否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没有充分把握。美国决策者非常担心，一旦核打击不能奏效，苏联将会利用自身在东欧地区占据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击败西方，占领西欧的绝大部分以及中东和地中海的部分地区。美国领导人清楚，除了核武器和海军力量外，在其他常规力量方面苏联都具有明显优势。第一次柏林危机时期，苏联拥有175个师，3万多架飞机，279艘潜艇。其中在德国占领区以及东欧其他地区驻有40个师的装备精良的地面部队，并有9000架战斗机和1800架截击机，在东欧国家另有82个师。而美军只有150万人，6000架战斗机。西方国家在西欧地区只能集结17个陆军师。即使使用原子弹摧毁苏联大量城镇和工厂，也难以阻止苏军向西欧以及远东和中东地区推进，并且也不可能将其彻底击败，只会形成僵局，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不言而喻，在欧洲同苏联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对美国来说极为不利。1948年3月下旬，美国空军部长赛明顿、空军参谋长斯帕茨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都表示，现在的空军虽可以发起战略空中打击行动，但限于后勤支持难以支撑持久战，不论是否使用核武器，美国的攻击行动都不是决定性的。
美国政府有不少官员确信，美国的核威胁在柏林危机中发挥了作用，促使苏联做出让步，没有对空运进行干涉，并最终解除了封锁。杜鲁门、马歇尔以及莱梅等人认为，苏联领导人肯定认识到，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使用核武器，威慑的影响力要比以前更大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拥有了核武器，苏联可能早就占领了西欧。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也说，“苏联人真的相信，如果他们走得太远，就可能会遭受攻击”。一些西方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对美英的空运采取任何军事上的行动，尽力避免危机升级，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核威慑作用，因为苏联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都处于这些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内。
然而，除了虚张声势，很难说美国的核威胁究竟在柏林危机中起了什么作用。总统杜鲁门以及国务卿马歇尔等人认为，美国必须尽可能避免与苏联在柏林摊牌，因为美国在该地区没有足够的兵力，一旦发生冲突，结果对美国和西欧国家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在给范登堡的信中明确表示，由于没有足够的轰炸机和后勤补给，如果爆发战争，他所能做的就是将其部队尽快撤离欧洲。美国军方各方面的准备都严重不足，不仅缺乏进行核打击的指挥员、飞行员以及组装原子弹的人员，而且在作战训练、打击目标的信息收集、后勤补给、海外作战基地的安全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使得美军的行动计划难以实施。1947年5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出动181架B-29轰炸机对纽约实施模拟攻击行动，其中80架飞机因技术故障或维修问题未能起飞。1949年1月，战略空军司令部又在俄亥俄州的代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模拟轰炸，结果没有一架飞机完成预定任务，莱梅对此深感沮丧。正因为存在如此多的问题，以致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美国战略核力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美国军事部门的评估报告清楚地说明，一些军方领导人对核打击效能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1949年初，根据杜鲁门的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了一个由空军中将休伯特·哈蒙领导的部际委员会，负责就美国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5月中旬，该委员会完成了研究报告，认为使用核武器仍然是美国对苏联迅速造成破坏和严重损害的“唯一手段”。然而，报告同时指出，即使如此，美国仍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不会“破坏共产主义的根基或严重削弱苏联政府的统治权力”，相反只会使苏联民众更加团结起来，愈发憎恨美国，并进一步增强其战斗意志。报告估计，即使苏联的工业能力被削减50%， “这种状况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苏联通过重建或依靠有效反攻，将缓解其不利态势”。而且，苏联军队迅速向西欧、中东和远东地区推进的能力也不会受到严重影响。报告警告说，美国对苏联的核打击“将为所有敌人使用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立先例，并导致苏联尽其所能采取报复行动”，同时还将使战后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复杂。很显然，尽管美国垄断着原子弹，但核武器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美国国防部“武器系统评估小组”根据模拟作战提出的报告同样表明，美国拟定的核打击计划存在诸多缺陷，特别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情报信息，严重低估了苏联的防空能力。报告估计，美国70%—85% 的轰炸机可以抵达指定打击目标，但要付出高昂代价。如果在夜间对苏联的目标实施核打击，美军轰炸机的损失率为35%，白天则高达50%。当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可投掷原子弹的飞机共521架，这一损失比例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同时，由于缺乏打击目标的准确资料，所投掷的原子弹只能摧毁目标附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工厂。因而，报告建议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有关苏联防空能力的情报，并重新研究作战计划和打击目标。1950年1月23日，杜鲁门在听取了这一报告后深感不安，指示军方不要公开报告的内容。
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美国决策者反对发动预防性战争，并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更为谨慎。杜鲁门认为核武器不同于其他武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并将决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唯恐军方贸然行事。他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多次强调，与苏联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没有比认为可以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阻止另一场战争更为愚蠢的想法了。在艾奇逊看来，预防性战争的想法是一种“自我毁灭”，从任何方面看都是不道德的和错误的，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政策，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
结 语
多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冷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战后苏联奉行了单边主义政策，试图“完全控制欧洲大陆”，以实现其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追求，这主要源于苏联的历史传统以及长期的“不安全感”，他们将战后美苏关系的恶化完全归咎于苏联。通过上文的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该判断有失公允。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苏仍是盟友之时，美国就已将苏联视为战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并拟定一系列作战计划，准备利用核垄断的有利时机，对苏联发动所谓预防性战争，以消除其对美国和西方构成的潜在“威胁”。由此可见，缺乏安全感的恰恰是美国。
根据这一时期美国拟定的核作战计划，美国奉行的显然是大规模打击策略，因其攻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苏联军队及其设施，还包括重要的城市、行政中心、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等，旨在彻底摧毁苏联发动和进行战争的能力，进而推翻苏联政府，这表明了战后初期美国核战略的野蛮性、进攻性和冒险性。
美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对苏联采取极端冒险的行动，是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身和苏联实力的认知以及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担忧。一些美国政府官员和媒体的确曾多次批评预防性战争有违美国的传统和价值观念，但若将美国未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主要原因归结于“道义”，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过程中，“道义”因素甚少被提及，美国决策者考虑更多的是军事上的利弊得失，并逐步认识到预防性核打击虽然可以给苏联造成严重破坏，但并不能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尚没有足够实力击败苏联，更无力对苏联实施有效占领和控制。鉴于苏联一向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不仅会失去西欧和中东，本土也难以幸免，结局难以预料。
由于目前缺乏苏联方面相关的档案资料，美国政府讨论和制订的这些核作战计划究竟对苏联及双边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苏联政府是否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还尚需时日。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苏联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使得美国决策者不敢贸然行事。
1949年8月，苏联首次核试验成功，美国国内要求对其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呼声再度甚嚣尘上，美国军方也进一步完善了作战计划。但美国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机会之窗”已怦然关闭，战争的前景愈发堪忧。美国想在一场对苏联的突然袭击中获得胜利，并使自身免遭核报复已完全不可能。美国空军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苏联成功地向美国投掷10—50枚原子弹，将会对联邦政府以及部分主要城市造成严重破坏，100多万美国人将因此丧生，从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极大地阻碍和影响美国的战争部署，包括战略轰炸计划的实施。美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的报告也说，苏联拥有随时给美国军事力量以致命打击的能力，一旦局势对其有利，将会迅速对美国发动进攻；如果苏联突袭成功，向美国的人口中心和工业基地投掷12—14枚原子弹，将会造成超过400万人的伤亡。尽管美国政府多次对民防问题展开研究，试图找到应对苏联远程轰炸的有效办法，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凯南认为，目前是美国的“脆弱时期”，在加强美国军事实力的同时，应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寻求解决争端的方式。
基于这一背景，美国政府出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该文件成为指导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实际上体现了美国政府对预防性战争的认识。文件虽然仍将发动预防性战争列为美国可能的行动方针之一，认为先发制人的突然打击将会使美国获得巨大的军事利益，对苏联的作战能力造成严重破坏；但同时也指出，过度依赖核武器将会使美国在除了投降或突然引发全面战争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且仅依靠核打击并不能迫使苏联屈服，苏联仍将继续控制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乃至全部。该文件显然已经否定了预防性战争作为美国的对苏政策选项。而且，预防性核打击不仅遭到美国民众的反对，也不可能得到盟国的支持，即使成功了，美国也很难在战后建立起一种令人满意的世界秩序。基于这些因素，文件排除了对苏联发起“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认为预防性战争的主张完全是“错误的”。该文件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基调。
美国决策者认为，充分发挥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与苏联展开一场全面的冷战，要比发动一场预防性核打击对美国更为有利，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更为合理的选择。因而，杜鲁门政府决定一方面大力加强核军备建设，以保持战略优势，威慑苏联；另一方面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手段来遏制苏联继续扩大影响力。美国终究还是奉行了较为现实的政策，没有贸然行事，使得军方拟定的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打击计划成为纸上谈兵。但也必须注意到，尽管杜鲁门政府并未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这种先发制人的思想在美国仍一直存在，并不时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美国政府也一直将核武器视为进行冷战、实现其政治和军事意图的重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