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或以渔业工人或以渔业主的身份，参与到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当中，是那里渔业资源开发的主要力量之一，对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初，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主要局限于萨哈林海域。从20世纪初起，日本人大量进入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深受俄日关系变化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俄日交恶的背景下日本人的渔业活动受到一些限制。从1907年俄日《渔业协定》签署后，在俄日友好的氛围中，俄国对日本人渔业活动的限制减少，使得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获得了长足发展。日本干涉俄国革命期间，在日本国内军方的支持下，日本人在该地区的渔业形成垄断地位。
关键词：日本人；俄国太平洋海域；渔业活动；俄日关系
地理上，北太平洋渔场的一部分属俄罗斯水域，该地域内有多个海或湾，且有暖流和寒流在此交汇，故那里渔业资源异常丰富。从19世纪下半叶起，那里逐渐形成阿穆尔、萨哈林、鄂霍次克－堪察加三个渔区。由于俄国民族资本在那里影响力有限，芬兰、美国、日本等国的资本纷纷介入当时俄国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由于俄日两国地理上毗邻，加之作为岛国的日本有着海洋捕鱼的悠久传统，因而与美国、芬兰等国相比，日本对俄国太平洋海域渔业发展的影响力更大些。这种影响既表现在日本资本的介入，也表现在大量的日本渔民参与捕鱼和鱼产品加工上。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俄国太平洋海域渔业发展中的日本人问题不仅是对俄国渔业发展史的深化研究，也是对这时期俄日关系变化的细化认识。这时期俄国对太平洋海域日本人的渔业政策堪称是俄日关系的晴雨表。
涉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俄国太平洋海域日本人的问题，国内学界主要在俄日或苏日关系框架下进行，主要是对俄日或苏日关系的阐述，这些研究偶有提及日本人的渔业活动，但缺乏专题研究。相比国内学界，以远东地区学者为主的俄罗斯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远东渔业发展史的角度；二是从俄日渔业关系的角度。整体上看，不同于苏联时期的学者对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资源开发中的贡献视而不见、单纯从侵略角度看待日本人活动的做法，俄罗斯学者能较为客观地看待日本人的活动，既能看到日本人的贡献，也能看到非法捕鱼、掠夺性捕捞等行为的存在。萨哈林海域曾被日本视为北海道渔区的一部分，因而日本学者在整理北海道渔业史资料和进行研究时会涵盖萨哈林海域。日俄战争后，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划归日本，为了更好地对那里的日本人渔业活动进行管理，日本官方曾组织人力对日本人在以萨哈林为主的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进行过详细调查，这些调查为后人研究该问题留下了宝贵资料。
从以上论述看出，在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俄国太平洋海域日本人的渔业活动上，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俄罗斯学者和日本学者都较少将日本人的渔业活动与俄国对其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现笔者不揣浅陋，试着就该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19世纪80—90年代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及俄国对其政策
北海道居民从17世纪中叶起就到萨哈林海域捕鱼，逐渐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形成了日本渔村。从国际法角度看，1875年前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渔业活动是非法的。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萨哈林岛(库页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北京条约》签订后，萨哈林岛(库页岛)成为俄国远东地区一组成部分。无论是《北京条约》签署前，还是条约签署后，萨哈林岛(库页岛)都不是日本领土，故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捕鱼是非法的。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非法捕鱼活动一直持续到1875年《库页岛(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条约》签署。条约签署后，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渔业活动开始具有合法性。
《库页岛(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条约》签署后，日本在萨哈林海域的捕鱼量迅速增长。1875—1881年，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捕鱼量为9714.2吨，年均1387吨。捕鱼量的增长同俄国对日本人的渔业政策有关。19世纪80年代之前，俄国对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未加限制，是为“放任”政策时期。随着进入萨哈林海域日本人数量的增多，俄国当局意识到“放任”政策不利于在那里从业的俄国人，对国家税收也是损失，有限制的必要，开始对太平洋海域从事捕鱼的日本人征收捕鱼税。“征税”政策始于东西伯利亚总督Д．Г．阿努钦(Анучин)主持制定的征收捕鱼税法令。法令规定：从1881年起对在太平洋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日本人征收捕鱼税；征收标准为1普特鱼征收50戈比。征税法令实施的效果不佳，逃税现象严重。1881—1882年，日本人逃税达6万卢布之多；1883年，日本人仅交捕鱼税55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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