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70年代初，尼泊尔的政治流亡者为了恢复议会民主制，在印度支持下加大了对国内无党派评议会体制的挑战力度。与此同时，随着第三次印巴战争及一系列后续事件的爆发，南亚的均势状态被打破，印度确立并巩固了其南亚霸主的地位，从而对尼泊尔这样的周边国家形成了较大的威慑。鉴于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恶化，比兰德拉国王提出了将尼泊尔建成“和平区”的倡议，希望以制度化的和平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保持与近邻同等友好的关系、远离结盟和冲突，进而专注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尼泊尔的处境及其“和平区”倡议博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同情与认可，更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然而，印度却将上述倡议视为对印—尼既定关系格局的冲击以及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印度政府的保留态度致“和平区”倡议终被搁置。不过，“和平区”倡议的核心理念却在尼泊尔外交战略中延续下来。
关键词：尼泊尔；“和平区”倡议；中立；不结盟政策；等距离外交
2018年初，K.P.夏尔马·奥利当选尼泊尔总理后强调对中印两国奉行平衡外交政策。一些人怀疑奥利正在复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广为讨论的“和平区”倡议。那段尘封的历史随之再度被学者提起。1975年，尼泊尔倡议将本国建成“和平区”并开始对此进行密集宣传，竭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在1991年多党制恢复后，该倡议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那么，尼泊尔提出“和平区”倡议的背景和初衷是什么？它的国际反响如何？这个倡议为何喧闹一时却未能落实呢？
尼泊尔和印度学界对“和平区”倡议有过一些探讨。比什瓦·普拉丹的著作介绍了“和平区”倡议的目标、责任、国王的贡献等，但它更像是对“和平区”倡议的宣介而非研究。B.K.巴兹拉·查尔雅等编著的《尼泊尔外交政策》主要收录了20世纪70—90年代比兰德拉国王的一系列讲话，是一本有价值的资料汇编。关于该主题的论文有J.P.阿南德的《尼泊尔的和平区概念与中国》和M.D.达拉姆达萨尼的《“和平区”：尼泊尔对身份认同的寻求》，前者关注“和平区”倡议与邻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后者主要探讨尼泊尔通过“和平区”手段追求国家独立身份的必然性。两位作者均利用当时的报纸、杂志，如实反映了时人的观点，内容比较丰富，颇具参考价值。沙姆卜·R.辛卡德的博士论文《以尼泊尔和平区倡议为例对和平区及其政治、经济与安全（无核区）影响之研究》，着重从国际政治理论角度对中立、不结盟及和平区等一系列理念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尼泊尔的事例分析了和平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作用。
另外，2001年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1982年有关南亚局势的报告——《尼泊尔和平区概念与印—尼关系》对“和平区”倡议的动机、内涵、国际社会的支持、印—尼特殊关系以及印度的安全利益给出了自己的简要评论，提供了较为客观、有价值的旁观者视角。其他相关研究大多散见于学者的文章和有关尼泊尔历史及外交关系的著作当中。而在国内，除了《瞭望周刊》登载了一份来自加德满都的题为《尼泊尔和平区——顺应历史潮流的倡议》的新闻报道，以及宋国栋在《比兰德拉国王政府对尼境内“藏独”势力的政策举措》一文中论及“‘和平区’外交建议充分体现正确涉藏立场”以外，学界并无这方面的探讨。该主题的研究对于认识小国的安全困境及其外交追求提供了典型案例，对了解尼泊尔与中印两国在七八十年代的三边关系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和平区”倡议提出的背景
将尼泊尔宣布为“和平区”与该国长期以来的和平诉求一脉相承。鉴于地处南北两大邻国间的地缘特征，保持和平、免遭侵略成为近代以来尼泊尔的主要追求。1769年统一尼泊尔的普里特维·纳拉扬大帝就曾嘱托后辈，要与南北两个帝国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维护国家和平。但不幸的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向北扩张，并发动了1814—1816年的英尼战争，尼泊尔被迫签订了《萨高利条约》。据此条约，尼泊尔被迫割让大片土地、接受英国的驻扎官、在外交上听命于英政府以及奉行不与别国接触的孤立主义政策。此外，尼泊尔开始为英帝国的军队提供廓尔喀雇佣兵兵源。这些廓尔喀雇佣军在此后的锡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3年12月，英国与尼泊尔签订了《大不列颠与尼泊尔友好条约》，进一步确认了既往所有条约与协定的内容，并规定两国政府之间应保持永久和平与友好，相互承认和尊重彼此的独立。该条约的签订使尼泊尔避免了像其他南亚国家那样被并入英帝国、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但尼泊尔为这份和平与“独立”付出的代价是持续提供无数忠勇的雇佣军人及长期依附于英帝国而导致的与世隔绝。1947年，英国在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斗争与非殖民化的双重压力下被迫退出南亚，印度迅速继承了英帝国的衣钵，并于1950年与尼泊尔签订了《尼印和平友好条约》及秘密交换函。从此，尼泊尔又一边倒地依附于印度，在外交上与印度保持一致。应该说，在此前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状况，尼泊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维持了和平。
作为彰显独立个性的主张，尼泊尔的“和平区”倡议是一个大胆且有历史意义的举措。比兰德拉国王继承王位后，尼泊尔社会累积的各种不满情绪日益加剧，以至于人心思变，政府反对派在印度支持下蠢蠢欲动。而印度扩张及吞并周边小国的行径则深深刺痛了尼泊尔。“和平区”倡议的提出因应了国内外局势的诸多变化。
（一）反政府势力对国内政局稳定的挑战
从文化传统上来说，尼泊尔以其民众宗教信仰的和谐共存而闻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该国的两大宗教——印度教和佛教都宣扬和平的理念。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尼泊尔是一个多种文化相遇、相融并持续繁荣的地方。”1960年12月，铁腕国王马亨德拉解散了尼泊尔大会党政府和议会，并实行党禁，国王至上的无党派评议会制度取代了议会民主制，相对平静的社会状况从此发生了改变。政体的变化导致持不同政见的政党领袖纷纷逃往有着庇护别国流亡者传统的印度，以尼泊尔大会党为首的各党派成员遂以印度为基地从事反政府活动。第一波反政府活动在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之际被印度叫停，因为当时的印度急需尼泊尔的支持而不是敌意。
70年代初，尼泊尔农业经济的相对停滞和人口暴增导致了粮食和环境的双重危机，人们将不满转向了未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现政府以及自建立之日起便为主流政党诟病的无党派评议会体制。1972年，马亨德拉国王去世后，国内呼吁改革评议会体制、扩大权力基础、倡导成人投票基础上的直接选举等要求获得了新的动力，并引发了当年夏天要求比斯塔政府辞职的一场危机。危机表明，很多体制内的精英和受到民主自由观念吸引的学生群体开始反对现行体制，要求进行政治和教育领域的改革，他们通过组织群众示威、学生罢课等活动对政府施压。与此相呼应，国外的政治流亡者再度活跃起来，公开表达对现存体制的不满，希望用宣传甚至武力手段迫使新国王比兰德拉还政于民。尼泊尔大会党、共产党和人民党以及不同党派的上千名在印政治流亡者加入了反政府活动。一些激进分子在尼印边境地区组织了多起投掷炸弹、毁坏公私财物和武装袭击警局等较为极端的暴力活动。
伴随这些活动的发生，尼泊尔大会党领袖B.P.柯伊拉腊不断呼吁国内恢复民主制，并以武装夺权相威胁。与此同时，尼泊尔共产党领袖之一莫汉·昌德·阿迪卡里与印度的纳萨尔分子相互配合，越境进入尼泊尔，在纳萨尔巴里沿线的塔帕地区进行了一连串的暗杀活动。1974年3月16日发生了致死2人、伤及37人的手榴弹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地距离国王仅有几百码，他当时正在会见地方官员及民众代表。
上述企图推翻国内政治体制的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令尼泊尔王室及其政府颇为苦恼，他们一方面准备于1975年出台宪法修正案，对现行体制进行一定的改革以安抚体制反对派，另一方面迫切希望制止流亡者的极端行为。
（二）印巴冲突与锡金事件
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渐渐摆脱了中印边界战争的挫败感，其肢解巴基斯坦、吞并锡金等行径则巩固了其南亚的霸主地位，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开始重现区域大国的强势姿态。在此形势下，尼泊尔不得不努力构想一种超脱于国际冲突、避免与邻国关系恶化的自我保全方式。
印度自1947年独立之日起便极力追求尼赫鲁构想的大国地位，其首要步骤是在南亚地区扩大势力范围。1949—1950年，眼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而着手解放西藏，印度急忙通过签订和平与友好条约的方式将不丹、尼泊尔和锡金三个喜马拉雅邻国相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尼泊尔的有识之士自条约签订之日起就对其表达过不满，1962年尼政府受中印冲突影响而暂停了上述条约的效力，其强权姿态一度有所收敛。
第三次印巴战争的结果令印度的区域大国野心再度膨胀起来。1971年，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因长期不满于自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待遇，掀起了孟加拉独立运动并演变为武装斗争。印度趁机出兵东巴与巴基斯坦政府军正面交锋，在其直接干预下，东巴于同年12月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后者的实力因此受到重创。尼泊尔曾极力宣称与伊斯兰堡的友谊是自己独立于印度霸权的外交表现。但是，随着巴基斯坦被肢解、削弱，尼泊尔的外交选择受到了制约。尼泊尔国王担心导致巴基斯坦的分裂及孟加拉独立的事件会在尼泊尔产生持久的破坏性影响，因为它们是在变相鼓励次大陆的民主力量尤其是尼泊尔大会党。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尼泊尔大会党领袖B.P.柯伊拉腊在1971年不断鼓动人们支持孟加拉事业。想必在上述事件发生后不久，比兰德拉国王便萌生了将尼泊尔建成和平区的想法。
1974年末，印度吞并锡金更加强烈地刺激了尼泊尔，直接促使其在两个月后将“和平区”倡议公之于世。截至1970年，锡金的人口结构中已有80%为尼泊尔裔，该群体及其主导的废除锡金君主统治的民主化运动受到印度的煽动、保护与支持。印度对邻国民主抱负的过分热心令尼泊尔王室满腹隐忧，锡金独立地位的丧失又令许多人担心印度对尼泊尔实施类似的政策，因锡金的亡国让尼泊尔王室联想到印度通过支持大会党暴动以推翻尼泊尔君主制的可能。因此，尼泊尔对锡金国际地位的改变表示强烈抗议，尼泊尔的一些媒体和民众则抨击印度的行为是帝国主义阴谋和赤裸裸的扩张主义的明证。加德满都继而爆发了反印大游行，示威者们纷纷打砸印度人的建筑与车辆以泄愤，致使印度驻尼大使一度被召回。尼泊尔有关锡金问题的反应给尼印关系投下了阴影，内在的矛盾与紧张始终贯穿于70年代的尼印双边关系中。
由于上述原因，尼泊尔国王对于国家独立与和平的前景并不乐观，担心尼泊尔将成为印度“扩张主义”的“下一个目标”。
（三）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
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叠加着印巴、美苏、中印等多重矛盾，形成区域或全球性竞争与对抗的概率极高。一旦发生冲突，在安全领域与印度绑在一起的尼泊尔很难独善其身。比兰德拉国王直截了当地提出将尼泊尔建成“和平区”的倡议，本质上是在南亚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和冲突氛围中聚焦于和平问题。
1971年，以不结盟领袖自居的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与友好条约，并借战争之机肢解了巴基斯坦。此时的美国则积极援助巴基斯坦并在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岛大规模扩建军事基地，印巴之争背后透着美苏争霸的影子。尼泊尔不想受其影响，更不想介入任何冲突。
在对待与中印两国的关系方面，尼泊尔难忘1962年被迫选边站队时的尴尬局面。这场边界战争令中印关系跌至谷底，也令印度对中尼关系的密切感到不安。中印双方的冷和平状态让尼泊尔在处理与这两个邻国关系时谨言慎行，并热切地希望在友好的中国和与之有特殊关系的印度之间保持均衡关系。夹在大国之间的弱小国家很难影响别国的政治决策，选择不介入争端的中立立场才更安全。正如比兰德拉国王所言：“‘和平区’倡议根植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基于我们的现实处境。”尼泊尔的政治家们清楚地知道，要想在中印之间践行中立或等距离外交政策，必须消除印度自尼赫鲁时代便持有的将尼泊尔视为“缓冲国”的观念，让尼泊尔从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所界定的同盟关系中解绑。“和平区”理念恰好提供了激活不结盟运动精神的途径，作为一种以制度化和平谋求发展的手段，它被视为富有特色的第三世界运动。和平区概念意味着小国同样拥有生存的空间，因而是促进和平的政策。
概而言之，尼泊尔国内局势的变化与流亡者们的活跃是“和平区”倡议提出的基本前提；南亚格局的变化以及印度对包括尼泊尔在内的邻国民主势力的普遍支持是尼泊尔寻求自保措施的直接原因或动力；对于紧张的印巴关系和中印关系可能引发新一轮冲突的预判是重要的助推力，而对和平的追求则是“和平区”倡议指向的最终结果。
二、“和平区”倡议的内容及其目标
和平区是指免于一切形式的恐惧、威胁、侵略、战争、胁迫、霸凌和侮辱的特定地区。根据《牛津国际法百科词典》的解释，所谓“和平区”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代表各类空间的区域概念能够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这在当时还是新鲜事。根据国际法所建立的区域通常包含一些基于条约内容的约定，以界定或约束特定地点或区域的地位及其用途。而和平区并非按照国际法建立的，它们的存在会受到不同国家的反对或拒绝。可见，和平区成功建立的基础是相关国家的一致同意。希望成为和平区的国家或地区都拥有大致相同的目标，但也存在独特的诉求。对尼泊尔来说，由于任何大国的冲突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将相关小国卷进去并妨碍其正常发展，因而，“和平区”倡议代表着像尼泊尔这样的小国对不受威胁地致力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渴望或抱负。
（一）“和平区”倡议的提出及其内容
比兰德拉国王曾计划于1973年9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届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提出尼泊尔的和平区倡议，他事先交给《新兴尼泊尔报》的演讲稿中提到了“希望将尼泊尔宣布为和平区”的内容，但国王在演讲时并未提及这一点，显然放弃了当时公布该倡议的想法。直到1975年2月25日，比兰德拉国王在纳拉扬希蒂宫为前去参加其加冕礼的各国王室代表、多国政要及嘉宾举行告别宴会并发表演说时，才借此隆重的场合正式提出上述倡议。他说：“我们需要和平来保证安全，我们需要和平来维持独立，我们需要和平来促进发展。……如果说和平是当今我们压倒一切的关切，那仅仅是因为我国人民真诚地渴望我们的国家、地区和全世界保持和平。正是怀着对制度化和平的热望，我在此提出将我的国家尼泊尔宣布为和平区的倡议。”
这里的“制度化和平”就是尼泊尔倡导的和平区理念。该倡议提出后，尼泊尔国王及政要便利用各种国际论坛和官方往来之机宣扬这一理念。1976年，尼泊尔首相图尔西·吉里在1月7日的媒体访谈和2月18日在尼泊尔国际事务理事会上发言时都谈及“和平区”倡议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的进一步阐释及其完整文本迟至1982年2月才正式公布，时任首相S.B.塔帕在尼泊尔国际事务理事会上发言时将和平区倡议总结为七点声明，并强调尼泊尔已经做好去履行由该倡议所带来的义务的准备：
（1）尼泊尔将奉行和平、不结盟以及和平共处的政策，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独立与主权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不论其社会与政治制度如何；（2）尼泊尔将不会以危害他国和平与安全的任何形式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3）尼泊尔将寻求和平方式解决与他国的一切纠纷；（4）尼泊尔不会干涉他国内政；（5）尼泊尔不允许在本国领土上存在针对支持该倡议的国家的敌对行为，支持该倡议的国家领土上也不容存在反尼泊尔的行为；（6）尼泊尔将尊重与别国签订的所有处于有效期的既定条约；（7）为遵循和平与不结盟政策，尼泊尔不会缔结军事同盟，不允许别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相应地，也不允许别国领土上建立针对尼泊尔的军事基地。
这些内容中前四点重申了尼泊尔在不结盟政策以及联合国宪章方面的义务，后面三点明里暗里指向了印度（如庇护尼泊尔的反政府势力、在特殊关系下的共同防务要求等）。无论如何，为了和平的利益，尼泊尔单方面做出了义无反顾的承诺，它自然期待国际社会的充分理解、合作和支持。
（二）“和平区”倡议的目标
从“和平区”倡议的背景可以看出，尼泊尔期望借此赢得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摆脱生存与发展的焦虑和压力。
首先，“和平区”倡议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地位，通过中立与不结盟政策免除外来干涉，以此保证自身的生存权。自从与尼泊尔签署《和平与友好条约》并在1951年帮助尼泊尔民主势力推翻了拉纳独裁体制以来，印度不时在对尼关系上流露出极度傲慢的态度。也许正因印度过于直白的现实主义立场及其处处插手尼泊尔内政的老大哥姿态，加德满都不得不考虑如何避免印度方面进一步干涉的可能，最终决定采取“和平区”的路线。有关“和平区”倡议的初衷，比兰德拉国王于1976年11月访苏期间在苏尼友好协会大会上阐述到：它不是竞争或权力政治，而是在持久的、不随境外国际关系而波动的和平框架之内维护我们的主权身份。图尔西·吉里首相认为，鉴于尼泊尔对周边国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尼泊尔应该成为一个排除别国对抗的区域。“和平区”倡议是对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的“自己活，让人活”政策的补充。尼泊尔常驻联合国前大使S.K.乌帕迭亚也表示，“和平区”倡议是小国（如尼泊尔）在面临大国侵略时唯一的生存之道。为此，加德满都不懈地寻求在南亚战事中类似于瑞士的那种对其独立、主权和中立给予某种国际保障的模式。
其次，尼泊尔希望在制度化的和平护佑下自主地引导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就是保证自己的发展权。生存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需要安全的外部环境。制度化的和平恰恰是尼泊尔免于被大国争锋所波及的一种手段，是为发展保驾护航的外部条件。在本质上，尼泊尔“和平区”倡议与20世纪70年代初集中出现的印度洋和平区倡议、南亚无核区倡议、东盟国家的“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倡议是颇为相似的。它们都是在70年代全球性冷战与区域性热战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倡议者多为弱小国家，其宗旨都是希望以制度化的和平来保障自身及所在区域的安全。诚如比兰德拉国王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我们付不起卷入紧张、恐惧、焦虑或动荡的代价。只有凭借制度化的和平，我们才有望巩固与所有朋友的良好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角度的安全感是尼泊尔外交政策的基本关切。
最后，“和平区”倡议旨在减少印度的束缚，进而均衡地发展与近邻的关系，同时向世界表明，尼泊尔有自信并开始在内政与外交政策上争取更大的自由。尼泊尔人把“和平区”倡议视为区域背景下务实的中立政策，是对联合国宪章与不结盟原则的实质性支持。尽管地缘政治现实与既定条约迫使加德满都与新德里维持特殊关系，尼泊尔仍然需要在南亚权力平衡和竞争的局面下尽量寻求中立与不结盟。如果说不结盟运动从整体上针对的是美苏两大阵营，那么尼泊尔的不结盟对象则是南北两大邻居。
尼泊尔试图以“和平区”的形式实现一种等距离的外交政策，与中印两国维持密切而同等的友谊已成为尼泊尔外交政策的核心。比兰德拉国王1973年12月访印后没几天，便对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1976年6月在成都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后，8月份又在科隆坡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会面。对尼泊尔来说，“和平区”倡议是其选择的一种介于不同政治、经济与社会原则的两个国家间的生存手段。比兰德拉国王1976年8月在科伦坡的发言就体现了该国的自主意志，他说：一个国家的繁荣或安全不再依赖于某个大国的保护伞，相反，只有按照本国的意愿发展，才能使人民生活富足并且对别国的和平与幸福有所贡献。“和平区”政策意味着和平、友好、平等地对待所有国家，体现了某种等距离的外交原则，这种新政策自然令尼印特殊关系的传统蒙上一层阴影。
总之，“和平区”概念的提出是个颇为有趣的现象。从政治上讲，它是在探索一种针对印度蔑视周边小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的应对之策，对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而言是颇具敏感度的一项政策。从外交上看，它对外界传达了如下印象：尼泊尔有能力自主采取一项外交政策，且拥有她希望贯彻执行的政策议程。从法律层面看，尼泊尔将在自由行动方面斩获颇多，而不必修改或废除1950年的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简而言之，“和平区”倡议既是尼泊尔外交的一个技术性实践，也是其摆脱印度势力范围的一个宣言。
（三）“和平区”倡议对内政的影响
“和平区”理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被纳入宪法修正案，成为无党派评议会体制下的外交政策。该事实强烈地反映了尼泊尔追求制度化和平的民族意志和决心。这一点也获得了尼泊尔人民包括政府反对派的一致认可，从而为缓和国内紧张局势提供了契机。
有关“和平区”倡议的定位，比兰德拉国王在1980年12月15日宣布的第三次宪法修正案中做了如下表述：“在无党派评议会体制下，我们的外交目标是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不结盟原则，致力于将尼泊尔建成和平区。”“和平区”倡议的地位得以提升是国际形势与地区局势的变化使然。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吞并锡金的余波尚未远去，1978年底至1979年又接连发生了越南侵入柬埔寨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等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事件，小国地位的脆弱性再度凸显。1980年1月，在对待周边小国方面以强硬著称的英迪拉·甘地重掌政权。在竞选时，她便宣称将矫正上届政府纵容尼泊尔和不丹对印度的“不敬”态度，暗示其上任后将对印—尼关系做出“调整”。值此多事之秋，“和平区”倡议的实现愈益迫切，它被确定为尼泊尔外交政策的主要纲领也就顺理成章了。
“和平区”倡议所体现的和平倾向跨越了党派意识形态的分歧，具有民族意识色彩，因而在宣传过程中取得了各方的共识，缓和了政府反对派的锋芒，就连那些试图武力推翻现行政体的政党领袖们也纷纷表示支持。1981年12月30日，尼泊尔大会党领袖、前首相B.P.柯伊拉腊在尼新社的访谈中说：“和平区”倡议符合尼泊尔的国家利益。毫无疑问，它将有利于巩固尼泊尔的主权地位、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前首相共产党人K.I.辛格医生则表示，该倡议符合尼泊尔及其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利于整个世界。为了实现“和平区”倡议的外交目标，尼泊尔国王及其政府在1980年进行了政治改革，以巩固现存体制、平息民主派的不满，此后，尼泊尔政治氛围开始日渐宽松，党派政治复苏并逐渐走向公开化。
三、“和平区”倡议的国际反响及其结果
“和平区”倡议提出后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从东南亚、东亚、南亚，到非洲、澳洲和欧美大陆，除了极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国家均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相继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支持。中国更是力挺尼泊尔的和平主张。不过，该倡议被呼吁多年，却未得到印度的首肯。
（一）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截至1990年3月，全球有116个国家明确支持尼泊尔的“和平区”倡议。可以说，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度以及与尼泊尔建交的大多数国家都陆续对“和平区”倡议表示了理解与支持。
东亚与东南亚是美苏两大阵营争夺的重要场所，这里的很多国家对尼泊尔的诉求感同身受，对尼泊尔的“和平区”倡议都深表同情。泰国政府认为该倡议与东盟的“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倡议的宗旨是一致的。该国驻尼大使1980年9月26日呈文给尼泊尔国王，声明“和平区”倡议赢得了泰国政府和人民的赞同。
在南亚地区，除了印度和不丹以外，其他国家都支持尼泊尔和平区倡议，因为这些国家与尼泊尔拥有相似的处境。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在尼泊尔“和平区”倡议提出后不久，就表达了坚决支持的立场。由于对印度的核能开发心存忌惮，巴基斯坦不但赞赏尼泊尔的“和平区”倡议，还主张整个南亚应宣布为无核区。1976年，阿里·布托总理访华时再度重申了上述立场。孟加拉自独立以来就与尼泊尔一样忍受着印度恩主般的态度，因而它们有着维护主权与独立的相同诉求。另外，孟加拉还希望尼泊尔驱逐藏匿在该国的孟加拉叛乱集团，因而孟加拉总统齐亚·拉赫曼在1977年底与比兰德拉国王进行了互访，并强烈支持将尼泊尔宣布为“和平区”的倡议。斯里兰卡早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会议上代表印度洋周边国家提出了将印度洋宣布为和平区的倡议，并获得了成功，因而与上述倡议一脉相承的尼泊尔和平区理念相继得到了斯里兰卡以及马尔代夫的认可。斯里兰卡总统说，他支持包括尼泊尔在内的世界任何地方的和平区理念。不丹作为内陆国与尼泊尔的境况最为相似，但由于外交上受制于印度而不具有独立立场，不丹的沉默是完全可以理解且令人同情的。
在大国当中，除苏联以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均对尼泊尔的倡议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1980年11月，在尼泊尔国王夫妇访英时，英国政府申明，她在原则上支持这一倡议，前提是它获得所有相关国家的支持。她并以极大的同情和兴趣看待它，希望“和平区”倡议有助于尼泊尔的和平发展以及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法国也表达了与英国类似的观点。美国对尼泊尔“和平区”倡议的态度似乎更诚恳一些。里根总统对比兰德拉国王称赞有加，认为其在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道义上的领导能力理应受到高度赞赏。尼泊尔的上述立场对争取美国在“和平区”倡议方面的支持大有裨益。1983年12月7日，在欢迎比兰德拉国王夫妇访美的宴会上，里根总统在致辞时说：“今天我们有机会探讨您和您的人民为之骄傲的倡议，通过尼泊尔的和平区理念，您在追求一种保障，保障国家的未来不至于因为把珍贵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阻碍发展。我们美国人支持陛下和平区倡议的这些目标并为之背书”。同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则在官方层面对这一议题没有任何表示。鉴于苏印签订了《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以及印度对尼泊尔“和平区”倡议的保留态度，苏联政府的冷淡是意料之中的。
中国是尼泊尔“和平区”倡议最早和最诚挚的支持者。尼泊尔在“和平区”倡议中的承诺深深契合了我国的国家利益，比如禁止本国领土存在针对友好国家的敌对行为及其谋求和平的诚意。（小编注：详情请参看原文）。另外，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中，坚持对外交涉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立场出发，坚决支持周边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及其反帝的事业，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应完全平等，大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当尼泊尔国王提出“和平区”倡议后，中国立即传递了作为友邻的赞赏态度，且在很多场合一再重申自己的鲜明立场。
1975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尼泊尔多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给了我国以有力的支持。我国人民十分珍视同尼泊尔人民的友谊。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干涉、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正义立场。1976年5月26日，华国锋总理在欢迎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的宴会致辞中谈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南亚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反对霸权、反对扩张主义的斗争，坚定地支持尼泊尔国王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倡议的正义立场，并准备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义务。在当年10月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外长也郑重表达了中国对尼泊尔“和平区”倡议的支持。1978年2月，邓小平副总理对尼泊尔进行了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邓小平再度承诺将履行因支持“和平区”倡议引发的相应义务。他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南亚国家和人民为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与控制的正义斗争”。这些颇具实质意义的表态谴责了某些国家的扩张行径，也给予了尼泊尔极大的信心和动力。
“和平区”倡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印度对该倡议心存异议，这一点一直令尼泊尔人难以释怀。
（二）印度的极力反对
鉴于尼泊尔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现实，印度对“和平区”倡议的接受与否对于尼泊尔提议中任何目标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该倡议虽然赢得了包括一些大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赞赏，但尼泊尔最在乎的还是近邻的态度。中国给予了及时回应和全力支持，而印度的反应却从置之不理到满腹狐疑，直至彻底否定。对此，印度有自己的理由。
首先，印度方面认为“和平区”倡议与尼泊尔的现存义务有矛盾之处，甚至该倡议的基础毫无意义。在印度看来，和平区倡议的第六点声称尊重与别国签订的处于有效期的所有既定条约，自然包括将尼泊尔视为次大陆安全防务组成部分的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而倡议的第五点和第七点内容却与该条约的深层动机相冲突。这说明尼泊尔有摆脱安全义务之嫌。印度方面一直有这样的疑问：既然与中印两个邻国都签署了和平与友好条约，尼泊尔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印度外长P.V.纳拉辛哈·拉奥在1981年11月底访尼时再度向对方保证，不必害怕印度的威胁。相反，印度希望看到邻国的稳定与繁荣。
不难看出，作为尼泊尔安全与独立要求的典型化表现，“和平区”倡议虽源自印度倡导的不结盟运动的核心精神，却削弱了印度在尼泊尔安全架构与经济发展当中的特殊地位。尼泊尔政府曾于1969年以时移世易为由对1950年条约的效力进行了质疑，但废约的要求遭到印度的拒绝。然而，通过宣布自己成为“和平区”，尼泊尔确实可望冲淡甚至抵消上述条约加在其身上的安全义务。印度对尼泊尔的这一潜在的动机异常警觉，并表示如果“和平区”倡议与1950年的条约毫无冲突，仅仅是不结盟运动的扩展，那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对双方特殊关系的否认，则可能对印度安全构成威胁，对此，印度不可能答应。所以，印度一再重申，尼泊尔与印度已经有了一个《和平与友好条约》，没必要另外谋求一个目标几乎一样的宣布为“和平区”的单独协定。
其次，新德里方面认为尼泊尔忽略了它不得不依赖印度的地缘政治现实，且“和平区”倡议与印度北方边疆的基本安全观相背离。印度确信印尼关系与安全相关，不可能与中尼关系等量齐观。印度声称，其在尼泊尔王国的军事存在不会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中国在尼泊尔的军事存在则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其理由是：尼泊尔北部边境20公里以外就在中国实控之下，双方通过一条军用公路便可实现接触，另外，中尼边境有巍然耸立的高山作为自然疆界。而尼印之间却没有这样的自然边界，况且双方的边界是开放的，很难进行巡逻或实施有效封闭。所以，印度方面认为，中尼日益紧密的联系将会危害它的边疆防卫，“和平区”倡议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印度为代价而令中国从中获益的。印度的立场很清楚，它不会同意一个包括区域外大国——中国——作为第三方的任何倡议；一旦它在“和平区”倡议这种事关南亚的政治议题上认可多边解决路径，那就再难拒绝在河水资源之类的问题上的多边解决途径，从而为域外大国在政治上利用这些争端打开方便之门。作为南亚地区的霸权国家，印度有把握在本区域的任何双边议题上占得上风，若将双边议题扩大为多边议题则会出现不确定性的风险。
最后，印度不愿承认尼泊尔的外交独立性。在“和平区”概念下，尼泊尔外交政策将明确立足于加德满都所谓的“积极的中立”，意在能够主动参与一切国际事务并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此一来，“和平区”政策就悄无声息地取代了被印度认为是尼印特殊关系基石的《和平与友好条约》。尼泊尔人要求更多独立象征的种种举措令印度极不耐烦。另外，尼泊尔在提出“和平区”概念时，既未与印度进行过双边协商，又不信任印度。对这种被忽略和尊严受损的际遇，新德里倍感愤懑。而在尼泊尔人眼中，印度对“和平区”倡议这一问题的故意拖延与阻挠就暗示了新德里不承认尼泊尔的主权，有干预尼泊尔内政、谋取尼泊尔领土的可能。
（三）“和平区”倡议的搁置
如同中立国一样，“和平区”身份的获得所依据的通常是一国的政治宣言、双边与多边协定、国际组织的协议等。尼泊尔的“和平区”倡议属于单方政治声明，因而其实现就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由于其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印度，印度的承认与否是其能否得到落实的关键。
印度总理莫拉吉·德赛反对任何让尼泊尔成为“和平区”的决议或正式协定，此后的历届政府均延续了相似的观点。所以，尼泊尔的“和平区”议题被新德里丢到了一边。该倡议虽然获得了包括中国、美国等大国在内的遍布各大洲的众多国家的支持，但在地区层面却失败了。
印度的反对让尼泊尔人意识到，“和平区”倡议想达到预期目的并不容易。尼泊尔大会党执行主席K.P.巴特拉伊坦言：尼泊尔想把“和平区”倡议当作外交利剑去获取在中印之间的永久中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过度依赖手握影响力的印度，哪怕是中国的物资也要通过加尔各答才能运入尼泊尔。鉴于新德里方面的强硬态度以及自己对印度不可避免的经济依赖，尼泊尔政府不得不采取“低调”姿态，转而避免跟印度讨论上述倡议。
1990年，尼泊尔人民运动的爆发摧垮了无党派评议会体制。翌年，在尼泊尔历史上的第二次大选中胜出的G.P.柯伊拉腊发表声明，阐述其外交政策。他强调与中印维持友好关系，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奉行不结盟、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保证谨遵国际法，创建正义、安全、平等、和平的国际秩序。但是，对于“和平区”倡议他却只字未提。由于渴望安抚印度，尼泊尔的政治领袖们逐步放弃了“和平区”倡议。有学者认为，“和平区”倡议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它未能变成法律确信的机制。诚然，该倡议提出后，尼泊尔政府尽可能地争取了众多国家的支持，也在联合国论坛强烈呼吁，却未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将其转化为法律手段，以致除了中国明确承诺将承担支持该倡议带来的任何义务，巴基斯坦、智利等少数国家以法律术语表达其支持态度以外，其他国家的支持多具有原则性、政治性或姿态性意义。不过，综合前述内容可知，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只要没有印度的认可，在这一问题上任何有意义的双边或多边协议都难以实现。
尼泊尔虽然没有如愿建成和平区，但塑造了和平爱好者的国际形象，并将和平区倡议的许多主张如“和平”与“等距离外交”等在其对外战略中延续下来。2020年12月，尼泊尔外交部公布其首部外交政策文件《尼泊尔外交政策2020》，“和平”一词在文件中出现了25次。文件表明，尼泊尔将维护和平视为其软实力的体现，致力于维护其和平爱好者的良好形象，在发展邻国关系方面，则坚持等距离外交或平衡外交政策，以维护国家利益。
结 语
在与印度签订和平与友好条约的三个喜马拉雅王国中，不丹和锡金在外交上均接受印度的指导。不丹因其对印度的依附性而在国际舞台上声息皆无；锡金则从一个王国跌落为印度的一个邦，和平与友好条约并未保障其免于被条约另一方干涉和吞并的结局；作为输出武士（廓尔喀雇佣兵）并骄傲地宣称从未被殖民的国度，尼泊尔是三者当中规模更大、更富有政治抱负的国家。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避免不丹化甚至锡金化是尼泊尔与印度长期进行的控制与反控制角力的基本动因。“和平区”倡议从提出到最终搁浅也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现实主义盛行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小国与大国的心理特征及行为模式都是迥然不同的。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观察到的：大国和小国的根本差异在于，后者不能把自己的生存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小国的生存权随时都可能被质疑。这也是历史上为追求制度化和平相继出现了中立、中立区、中立国、和平区等概念的根源。
处在两大邻国之间的尼泊尔以追求“和平区”身份的手段去追求自身的安全，虽然最终未能如愿将本国建成和平区，但在十几年孜孜以求的过程中，尼泊尔把一个双边或区域问题国际化了，并且向全世界表达了自身的诉求，使得尼泊尔这样的小国得以在国际舆论中频频出现，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同情。作为制度化和平的措施，“和平区”倡议代表着弱小国家尼泊尔免于安全恐惧的美好愿望，作为尼泊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外交政策，它与印度洋和平区倡议以及南亚无核区倡议一道，对区域性大国的霸权行径构成了某种舆论或道义上的压力，进而有利于地区和平。这恰恰是“和平区”倡议的核心内容得以在尼泊尔外交政策中延续下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