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兰普莱希特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从兰克学派中脱胎转形成为“新史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史学观点在德国受到兰克学派的攻击和长期忽视，却在世界其他国家受到了一定的欢迎和传播。本文回顾兰普莱希特的生平和学术立场，简要介绍中美学术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他的反馈。美国学术界对兰氏的介绍较为详细，且批判性地吸收其《历史学是什么？》一书的观点。中国学术界通过德、日、英三种渠道了解其学术观点，但并未形成一时的学术风气。朱谦之是讨论兰氏最多、最深入的学者，经由朱谦之，兰普莱希特成为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兰普莱希特；历史学是什么；文化史；社会心理
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是德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首屈一指的文化史家。他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十九世纪末与柏林大学的兰克派史学家们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兰普莱希特争论”以及他在《德意志史》、《历史学是什么？》等著作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史观”和历史学需要研究民族国家集体的社会心理这一方法论。有关兰氏的研究，英语学界一直延续不断，1993年齐克林（Roger Chickering）出版《兰普莱希特之德国学术人生》，对他的一生进行了综合性的介绍与梳理，并将其放置在德国政治、经济和史学的大环境下，予以抽丝剥茧地分析。这是有关其研究的集大成者，被伊格尔斯认为是研究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和历史专业最好的著作”。
在中文学术界，有关兰氏的专题研究并不多，柏悦是研究兰氏的新锐，发表了多篇质量较高的论文。现有研究显示，作为二十世纪“新史学”的重要发源地，美国对兰普莱希特的推崇与批判究竟是什么样的，尚无人做详细梳理；另外，民国史学界是否已认识到兰氏文化史观与德国传统史学之间的张力，当时持不同政治思想的人如何看待兰氏史学观，这些问题仍有待思考。本文将简略回顾兰氏生平、介绍《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在美国的出版，并涉略二十世纪上半期中美两国史学界对他的回响。
一
兰普莱希特出生于维滕堡附近，其父是一名牧师。早年在一所知名的高级文理学校普夫达（Pforta）读书，随后于1874-1875年应征参军。自军队返回后，他进入哥廷根大学，研究历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启蒙老师伯伦汉，走上了实证主义方向的道路。接着他又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经济史，并于1879年获得莱比锡的博士学位。但据说，由于他的水平太高，以至于莱比锡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拒绝授予他学位，因此他是以经济学博士毕业的。毕业后，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关系和经费支持，他没能进入大学教书，只能先在科隆的某个家庭做私人教师。但在受雇期间，他的能力地受到城里一个名叫米维森（Mevissen）富商的青睐，米维森帮兰氏进入波恩大学做了一名讲师。他在波恩期间出版了三卷本《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Deutsches Wirtschaftsleben im Mittelalter）（1885-1886）。这本书研究的是莱茵兰地区一个小范围内的综合历史，甫一出版，立即在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作者对数据的创造性运用和对材料的高效利用技惊四座，尤其是他对经济和文化的熟稔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赞誉。1890年，兰氏获得了马尔堡的正式教授编制，最后于1891年回到了莱比锡，获得了那里的正教授职位。
兰普莱希特加入莱比锡后，莱比锡和柏林成了德国的两个新旧史学阵地。柏林是兰克追随者的大本营，属于旧派。该派一贯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创造的一门艺术，历史是由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和英雄推动、创造的。兰普莱希特在莱比锡也有自己的一群新史学追随者，他的同事和助手有12人之多，他每学期的学生数量平均在350-400之间。相比于把历史看作一门艺术的历史学家们，兰普莱希特认为，气候和地理条件、祖先的经历、经济力量等等因素影响下的整个民族的灵魂生活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就是说，普通民众的精神合力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政治精英人物、英雄则只是这些合力中的一部分，他们顺应了民族的精神潮流，呐喊出了时代的需要，从而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自1890年始，兰普莱希特开始出版其著名的《德意志史》，该书原定共出版7卷，1891年第1卷正式印行。这套书将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整体，也就是说，德意志民族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结构。兰氏按照时代精神的不同，把德意志民族分成不同的时期，如象征主义时期、类型主义时期、个人主义时期、主观主义时期等等。他把历史看成是一门科学，历史学就是要追寻历史中的前因后果，转承接合，寻找各个不同民族历史进化中的共同因素。他特别推崇因果论，尤其在后几卷中把德意志历史解释为一种集体心理的进化。
这种历史哲学的观点显然与历史是一门艺术的观点大相径庭，因此《德意志史》的出版并未像《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那样给他带来预期的好评，相反，一场十九世纪欧洲史学最大的暴风雨全面袭来，致使其《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兰克派史学家指责兰普莱希特不重视档案，著作存在诸多史实错误，而且，对既有研究成果不够尊重，经常不按常规引用前人的作品。双方发生了极不愉快的冲突，甚至上升至名誉攻击。根据后人的研究，虽然双方争斗激烈，但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他们都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研究历史。那双方究竟在哪里产生了偏差，以至于互相带有如此巨大的仇恨？
首先，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研究的内容。兰克派强调对个人、英雄和外交、军事方面的研究，而兰普莱希特则恰好指出了兰克派的研究内容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应当要纳入更加宽泛的内容。兰克学派一向以民族政治史为其焦点，它在政府档案馆里寻找着民族上层、王室和精英的点点滴滴，为精英、领袖、王室成员作传，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发现上帝在人间的主旨，这也是兰克学派之所以受到德国政府上层尊重、认可的原因。虽然兰克本人并不是如此拘泥之人，在其晚年还试图扩大研究范围，但是其门下弟子却把兰克的历史方法做到了极致，变成了僵化的历史写作，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弱。
兰普莱希特正好发现了兰克派的弱点，他早期的经济学背景为他创造了走出兰克派藩篱的机会。在欧洲，自十八世纪末期，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创建以来，经济学已经成为十九世纪一门重要的学科。在德国，李斯特对斯密的严厉批判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创立，都是十九世纪欧洲学术史上的重大发展。经济学成为理解人类社会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兰普莱希特的经济学知识给予了他充分的自信，去论述德意志历史的结构性变化。但是，德国当时的史学界仍然密不透风，经济学的视角完全没有被兰克学派所接受，他们仍然在德国史学界一统江山，因此，政治史当家的局面很难被打破。兰普莱希特后来虽然没有坚持经济史，并且还与他早年认可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保持距离，但他开拓了新的研究内容，关注文化史，甚至进入了人的心理精神生活领域。
其次，在研究内容扩展的背后，还有实证主义哲学带来的变化。自启蒙时代以来，哲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从自然科学的成功中获得教益，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规律的存在，历史学也不例外。孔德、巴克尔、马克思都是实证主义的拥趸。19世纪中期达尔文的进化论更为实证主义添砖加瓦。而兰克派虽然是科学史学的创立者和支持者，但其宗旨仍然是神秘主义的宗教，历史进化论为兰克派所排斥。兰普莱希特的学生，后来美国兰道尔夫—麦肯学院的多德（William E. Dodd）教授指出，从根本上说，兰普莱希特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把它运用到了历史写作中。
在德国，这一历史学的转变是根本性的，也是摧毁性的。历史学家接受进化论学说，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意味着把历史按照由低到高的次序进行因果排列，也意味着否认个人和英雄主导着历史的进程，而认可客观规律支配着人类的发展。这就使得兰克学派所强调的那种个人主义的、英雄式的历史发展变成了毫无行动逻辑的偶然式进程。在十九世纪末这样一个“决定论”越来越兴盛的时代里，毫无行动逻辑的偶然式历史在“决定论”面前显得千疮百孔、无力招架。因此，兰克学派学者们需要更为猛烈地维护自己的立场，努力按照自己的理念维护以描述个人和伟大人物为主的历史学。
当然，兰普莱希特的史学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它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经济史为中心，第二个阶段是强调文化史，第三个阶段则转向了社会心理史。他的《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就非常典型地受到了唯物主义思想的全面影响，但他并未停留在这一阶段，而是很快转向了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例如，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以及《德意志史》并非只关注经济问题，相反，他把经济问题和文化合并论述。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并没有能够解释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现象，特别是爆发式增长的社会心理现象，这些社会心理现象却时时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不过，虽然兰普莱希特后来从经济决定论中抽身，但经济思维和经济史的训练给他带来了与兰克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一种结构性的思维。这也是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心理史的共通之处，也是兰氏为何能从一种史学方法灵活转向另一种史学方法的原因。也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寻找规律的思维，成为了“科学”史学的象征。
从1890年至1909年，兰普莱希特在《德意志史》上花费了很多精力。他试图把德意志两千多年的历史都囊括在书中，留给大众读者，而不只是留给史学家们，但他没有能够完成这套书。从1880年代到1909年，除了《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和《德意志史》两部大型著作以外，他还陆陆续续地出版了一些其他的作品，包括著名的史学方法论著作《现代历史科学》（Moder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虽然，他在德国的年轻追随者众多，他的学术思想传播得不可谓不广，但到1895年其《德意志史》第6卷出版时，德国传统学术界对他的攻击已经白热化。为了与兰克派抢夺史学阵地，光大他的学术思想、培养他的传承人，兰普莱希特还于1909年创建了“文化和普遍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Kultur und Universalgeschichte）。常年的独立应战、超负荷工作加剧了他的紧张疲惫。虽然后来柏林的旧派放弃了继续攻击这一在他们看来冥顽不化的头脑，让其自娱自乐，但他在不断的口诛笔伐中还是耗尽了心力，这场“文化史之战”最终损害了他的健康。兰氏在1915年去世，据说有可能死于穿孔性溃疡和贫血。
二
兰普莱特希在德国虽然受到旧式史学家的围攻，大洋彼岸的美国学术界倒是对他很有好感。从1888年起，也就是其《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刚刚出版之际，美国学术界就把这本书称为“对中世纪农业史做出的最重要贡献”，还经常关注兰氏的作品和动向。在《德意志史》出版后的十年间，美国学术界的多数评论都表达了支持。美国新史学派旗手，哥伦比亚大学的鲁滨逊教授对兰普莱希特更是青睐有加。1904年，正值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期间，兰氏被鲁滨逊邀请到美国参加“艺文与科学大会”，并发表了演讲。同年10月，哥伦比亚大学150周年校庆，鲁滨逊又邀请他到哥大做演讲。这些演讲合并在一起，形成了全面叙述其“文化史”、“普遍史”的史学方法论著作《现代历史科学》。该书于1905年在德国出版，并很快被译成英文《历史学是什么？》在美国传播。该书不仅仅提倡文化史的方法，而且延续了《德意志史》后半部分越来越重视社会心理学方法的趋势，强调应当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去研究民族的时代文化，从而使得这一史学方法论在美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
兰普莱希特的民族史观非常强烈。虽然他试图走向普遍史，寻找各个民族历史中的一般规律，把社会心理史学和文化史的分析运用到所有历史书写中去，但实际上，他的整个分析框架并未超越民族。他把德国统一看成是德意志民族社会心理发生质变的时机，并不断用“时代精神”一词代替社会心理，而“时代精神”即黑格尔提出的民族精神。兰氏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给美国学术界写了一封立场坚定的信，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民族主义的立场。这种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态度与兰克的史学并没有本质分别，不过兰克是从王室和政治精英的角度去写民族史，而他是从文化结构和心理机制的角度去分析民族史。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写作方式带来一种更大害处：即固化了文化，使之成为具有明显等级差别的文化冲突论的前提。但在兰普莱希特的时代，在民族史还甚嚣尘上的时刻，他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
兰道尔夫-麦肯学院的多德是兰普莱希特和美国学术界沟通的关键人物。他是兰氏在莱比锡的学生，毕业以后回到美国，致力于把他的思想传播至美国学术界。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多德在《美国历史评论》《纽约时报》书评版以及《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兰氏的评论，既涉及他的史学著作评论，也有关于他的史学观介绍，还包括对其旅美日记的反思等等。多德把兰氏捧得很高，称他是“学者之父”、“一个真正伟大的头脑”等。在“文化史之战”陷于低谷时，他还称兰普莱希特马上要赢得这场战役，对柏林的旧派学者提出的史料不可靠等指责都以轻描淡写的方式弃置一旁，认为“细节错误是难免的，只要不是太严重”就可以，还否认兰氏的《德意志史》表现了德国学者常有的那种傲慢和沙文主义。多德赞扬他的老师，“他已经使我们基本上相信，历史是一门科学。”他笔下的“科学”即以实证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哲学。即使他发现兰氏对美国的评论非常尖锐，比如，美国人喜欢夸耀金钱和现代化、美国宪法没有新意、美国人不虔诚等等观点，也尽量从宽容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外来人的眼光，并因此庆幸美国人可以听到外来者对自己的评判。作为一个学生，他不仅在兰氏旅行美国时恭敬地陪伴在侧，也全身心地服膺他老师的思想光芒。
多德并不是少有的持正面态度的美国学者。1888年奥斯古德（Herbert L. Osgood）评论《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之时，就称兰氏的著作为“里程碑”，并认为这种“里程碑往往只能由德国人所创造”，崇敬之情溢于言表。1894年，阿什利（W. J. Ashley）虽然对该书提出了一些细节上的批评，但仍然称赞它引人入胜且快要达到休谟和林加德所写的英国史的水准。至于《德意志史》和《历史学是什么？》，诸多美国学者也主要采取褒扬的态度，特别是道（Earle Wilbur Dow）于1898年在美国历史学会的机关刊物《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长篇评论《新史学的特征》（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否认兰克史学的科学性，把兰克看作另一个时代的产物，而坚持认为兰普莱希特的“新史学是从理性演化的角度描述人类的过去”，他力挺该书，认为新史学“最终能追溯到人类的世界和民族的世界如何成长为今天的过程，并以此把可靠的、科学的结论交于哲学之手。”
贝克尔（Carl Becker）虽然声称他对兰氏的学说有所忧虑，但并未苛责，且称赞兰氏解决史学整体性问题的努力。提尔顿（Asa Currier Tilton）认为，“兰普莱希特是已从逻辑上解决并系统性地运用社会心理方法原则的第一人。”另有许多书评夸赞兰氏，有的称“《历史学是什么》从头至尾都很有建设性意义，也很激发人的思维”；或者评价他“有关转型期和单个时期进程之心理机制的探索并未夸大其辞。”有的干脆宣称他使得“历史学方法的革命已是既成事实”。可以看出，相比于德国史学界一边倒的批判，美国史学界对兰氏的热情可谓天壤之别。多德曾经指出，德国新派历史学家们提出的观点在美国“比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接受度更高”，可能的原因在于，“兰普莱希特学派的信条有其合理性，美国学者们的思想也偏重实用，而且，我们相对不受传统的束缚，也较少阶级的偏见。”
但美国史学界也有少量对兰普莱希特的尖锐批判。例如，休斯（Percy Hughes）在《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刚在美国出版时就刊发书评，批评其提出的法则“最多也不过就是以下的陈述：人在群体中，或在单独的情况下，通过接受新的刺激，越来越受到它们的影响，以此获取新的特征。”，并把它称为“陈腐”的法则。长篇的批评来自于修（Arley Barthlow Show），他于1913年在《历史教师杂志》（History Teacher's Magazine）上以17页长文指出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错误。他反对兰氏从历史学跨界到社会学、心理学，特别反对其基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类比得出民族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那只会使历史变得僵化。他要求兰氏做好自己历史学家的事情，把历史哲学还给哲学家，历史学家只要做好“如实”记录就可以了。他甚至还把兰氏的研究所也猛批了一通，认为他不尊重其他学科的专业性，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居然要扮演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或者，莫名其妙地让某些社会科学在他的研究所里比写另一些社会科学更重要。归根结底，修是站在柏林兰克派的立场上，反对在历史研究中用“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消除个体的“自由个性”。饶是如此，他还是在评论的前半部分保持克制和温和的语气，尽量以客观的态度介绍了兰氏的生平和学说，努力让自己不要对兰氏史学的未来做出预测。有趣的是，虽然兰普莱希特的研究在德国受到大学和研究所知名学者们的反对，却很受年轻人和中学教师们的欢迎。可在美国，高等教育学界显然是支持居多，反倒是这份以中学教师为主的《历史教师杂志》发出了反对的最强音。
美国学术界对《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另有一大批判，即对其术语的运用和翻译水准大为不满。温和的批评说，该书的术语是“好奇怪的比喻”；严厉些的学者称，像“自动暗示”“社会知觉”这类词，“即使在上下文中也几乎无法理解”，翻译更是“从头至尾几乎没有帮着厘清原文的模糊之处。”《纽约时报》上还有人的语气更为尖刻，称“从未见过比它更明显的翻译”，“太多的译者，就像太多的厨子，搞坏了成品，配料太多，像极了大杂烩”，甚至预言“这些演讲现在展现出来的样子，会让它们很快在美国被遗忘”。提尔顿也指出，翻译“挑选词语摇摆不定”，经常出现同一个词语翻译不同的情况。这本译著的质量问题连日本学者都注意到了。和辻哲郎将该书译为日文版《近代历史学》时就指出，自己的译本虽然还有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会比英译本要好。
三
兰普莱希特的著作和思想在晚清民国时期已有传播。张晶萍认为，兰氏史学观点通过三个渠道传到中国：一是最早期1908年的时候，通过转译日本学者濑川秀雄的《西洋通史》，间接地将兰氏介绍到了中国，但这一介绍只是蜻蜓点水。第二个渠道是通过曾在德国留学的学者们介绍，如蔡元培，他不仅上过兰氏的课，且对其充满敬仰。三是朱希祖、何炳松等人通过翻译鲁滨逊的著作并予以介绍。在此基础之上，兰普莱希特的思想在民国时期还受到瞿秋白、李大钊、朱谦之、徐则陵、陈训慈、王庸、汪馥泉等人的介绍、阐发，并由此带动了北大、南京高师等高等学府的史学改革。综合来看，中国学者知晓兰氏之名应当在1910年代，而熟知其史学方法在1920年代，而到了192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兰克史学在民国呼风唤雨，学者们对兰普莱希特的热情已消减，并已经更为客观地将他放入到西方史学的整个背景之下，予以认识和批判。
民国学者了解兰普莱希特史学观点主要来自他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德意志史》，另一部就是《现代历史科学》，包括德文版、日文版《近代历史学》和其英文版《历史学是什么？》。虽然有的学者参考了德文原版，但更多的阅读者则从日文版《近代历史学》和英文版《历史学是什么？》间接地了解他的观点。早期还有一部分人阅读《现代历史科学》，如蔡元培在德国留学的时候，直接去听过兰氏的课。1920年笔名“三无”的作者在《东方杂志》谈到兰普莱希特的时候，引用了该书的德文版。沈兼士用兰氏的分期比附中国文字的发展，也参考德文著作。朱希祖在1922年的《中国史学之起源》里引用的是《近代历史学》，而不是《历史学是什么？》。朱希祖曾留学日本，在民国九年接触《近代历史学》。之后，更多学者使用的是英译本。比如，1920年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徐则陵谈到“郎勃雷赫德”时就是使用的英译本。陈训慈在《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里也引用的是英译本。李大钊则在《史学要论》里直言，他读了英译本“《什么是历史》”。1930年，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直接引用“What is History”。黄公觉为留美生，写过《新史学概要说》，介绍兰氏文化史观以《德意志史》德文版开头，但文中所引皆是英文，显然来自《历史学是什么？》英译本。朱谦之的情况稍微复杂，他从德文版《德意志史》里获得兰氏对德意志史的详细分期，但是在谈论兰氏的哥伦比亚大学演讲集时，显然又采用英文版《历史学是什么？》，他甚至在1933年《历史哲学大纲》大段摘抄其中的英文段落。可见，新史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里，《历史学是什么？》这本颇有瑕疵的英译本充当了重要的媒介。
但无论是兰普莱希特还是与他一起进入中国的美国“新史学”流派，其学术思想在民国时期并没有一枝独秀，它始终与考证派共存，甚至可以说，考证派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新史学”流派，并形成了一时的学术风气，成为王晴佳笔下具有“学术美德”的典范。胡适是开创这种新的“学术美德”的人物，虽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但他显然并未服膺于母校的“新史学”，如果说胡适是个人兴趣所致，那么蔡元培和何炳松这两个早期就积极宣传兰普莱希特和鲁滨逊《新史学》的人物也支持考证派，就变得令人匪夷所思了。特别是何炳松，早在1924年就出版了《新史学》，他却几乎于同时对胡适的考证大加赞赏。在德国和西方史学中几乎势不两立的史学流派，在民国时期居然可以得到同一拨人的支持。在民国学人的眼里，考证和新史学是不可相容的两种史学方法吗？他们真的理解双方背后的争执吗？蔡元培和何炳松等人是混沌的继承者、调和者，抑或仅仅是西方史学的“拿来”者？无论是何种立场，蔡、何等人的模棱两可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兰克史学与兰普莱希特史学在西方史学上的先后顺序，弱化了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试图从前者中走出来的时代思想背景，正是这种模糊不清为“考证派”在民国现代史学中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使得部分民国学人结合清代的考据学传统，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史学。
与蔡元培和何炳松等人的调和不同，朱谦之旗帜鲜明地反对“考证派”。虽然他并不同意兰普莱希特的全部观点，但他支持兰氏等人提出的现代“实证史学”。朱谦之是1949年以前对其着墨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中国学者。他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兰普莱希特的社会心理史学来自于孔德。朱谦之在《孔德的历史哲学》中表示，他非常认可伯伦汉（他称之为鲍恩韩）和伯里（John B. Bury，他称为布雷）的评价，认为兰氏在《德意志史》中就已经“包含了孔德的根本思想”，并不是全新的创造。虽然兰氏自己特意否认孔德对他的方法论的贡献，但在朱谦之看来，兰氏毫无疑问继承了孔德的心理学说和文化比较的方法。
第二，朱谦之并不认可兰普莱希特划定的文化阶段说，而是更加看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他认为兰氏的文化阶段说不过是《德意志史》一书的结构框架，是否能作为德意志史的历史分期还有待验证，至于它将会成为世界各文化的普遍文化发展阶段，更经不起推敲。也就是说，朱谦之虽然很欣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探讨历史，但对兰氏提出的阶段论的普遍性充满质疑。而且，朱谦之还提出，社会心理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对于这一点，兰氏关注得不够，因此，社会心理史研究还需要从方法论上加以改进。虽然朱谦之对于兰氏的文化阶段说颇多微词，也不认可德国文化阶段的普世性，但他并未否认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阶段。朱谦之较为推崇孙中山提出的“经济发达阶段说”，即“经济心理阶段上的需要时代、安适时代、繁华时代”，认为这种分期“将经济发达阶段还原于物质的条件，又将物质的条件还原于心理的条件”，这是一大贡献。
第三，朱谦之赞同兰普莱希特的世界视野。尽管他质疑德意志文化分期的普世性，但非常赞赏兰氏把史学的视野从民族史转向世界史。当他看到其把日本历史和德国历史相提并论的时候，朱谦之的内心充满了希望，认为中国也能通过类似的方法获得进入世界历史的资格。不过，这种想法无论对于兰普莱希特，还是对于朱谦之而言，都充满了矛盾和紧张。兰氏的世界视野明显基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德意志精英文化立场之上，他在一战前夕还执着于世界主义的理想，但一战伊始，他又急于为德国的民族主义辩护；而对于朱谦之来说，他从世界性的虚无主义收缩至民族主义，在世界与民族之间不断摇摆，也未必能意识到兰氏思想本身具有的矛盾性。
第四，朱谦之认为现代史学应当走兰普莱希特“考今”和“实证主义”的道路。早年的朱谦之是一位著名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打破一切，“我”就是宇宙间的唯一，这种思想是他对现实政治愤懑、不满的写照，也使他从思想情感上就远离了“考据派”。朱谦之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维持到他的爱人杨没累生病，他才部分地服从于现实政治，来到黄埔学校担任政治教官。但即使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他注重的仍然是“现代的思潮和事实”，黄埔的生活使他重新感受到五四时期解决现实问题的蓬勃向上的精神。这种以历史探索当下的思想，在抗战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考今》一文里，朱谦之猛烈地批判抗战以前“考据派”埋头学术、不问世事的做法。在他看来，为一事、一物做详尽的考古、考据对民族和国家都没有任何益处，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历史学家应当从历史中综合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理解中国的历史何以走到了当下。可以说，像李大钊否定历史是“考证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一样，朱谦之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支持“实证主义”史学的立场，他是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结 语
兰普莱希特和他的《现代历史科学》《历史学是什么？》是考证史学向综合性的“新史学”转变的关键环节。这个环节在世界各国的反应如此不同，德国要到二战以后才正式走出兰克考证学术的影响，美国则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在吸收批判兰普莱希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史学”。虽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已经介绍过兰普莱希特的学术观点，也指出过他与兰克学派之间的对立，但在本土的考据派和实证主义派之间，显然没有形成德国那样的史学张力和冲突，更多的是妥协和调和。支持兰普莱希特史学观的人中，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学人，但总体而言，持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人更倾向于认可其“实证主义”史学，可以说，兰氏的“社会心理”史学是“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被接受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抗战爆发以后，类似朱谦之这样的学人更加意识到考据不能救国，更倾向于从历史发展中去寻找规律。历史迫使他们回到兰普莱希特，又越过他，从“社会心理”转向“物质基础”，并在“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之间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