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纪50年代，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伊巴丹学派在尼日利亚兴起。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强调伊巴丹学派创新地使用本土口述材料、书写民族主义史学。以阿拉伯文手稿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学派，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跨时代、跨学科的多元、动态的学术流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在伊巴丹大学收集、整理、运用了大量阿拉伯文手稿，将其背后穆斯林的历史纳入“非洲人的非洲史”，打破了殖民者带有的种族偏见，并证明非洲人历史上具有国家治理经验。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伊巴丹学派遇到资金、史观的挑战，学术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民族主义”“口述材料”亦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特点。
关键词：伊巴丹学派；非洲史学史；阿拉伯文手稿；民族主义史学
1955年，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毕业的肯尼斯·迪凯（Kenneth Dike）出任伊巴丹学院历史系主任，并领导成立了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次年开始发行《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他延揽教师、设计课程、培养学生，并主持“伊巴丹历史丛书”出版历史系博士论文，尼日利亚的历史研究自此逐渐走上了职业化的轨道，形成广为人知的“伊巴丹历史学派”。当前国内研究大多将其学派特色总结为“民族主义史学”和“创新性使用口述材料”。
国外学者同样对伊巴丹学派在口述材料之外的贡献语焉不详。托因·法洛拉和萨希德·阿德令托曾论及伊斯兰文献传统及历史研究对这些文献的依赖，但并未专门论述阿卜杜拉希·史密斯（Abdullahi Smith）、默里·拉斯特（Murry Last）、R.A.阿德莱耶（R.A.Adeleye）等仰赖阿拉伯文史料的伊巴丹学者。毛罗·诺比利认为在非洲史研究缘起的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常常忽视因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而被视为外部产物的阿拉伯文手稿，甚至有“反文献”倾向。.奥斯曼·坎恩指出，阿拉伯文手稿为史密斯和他的学生拉斯特的历史写作提供了重要史料，并且是生产去殖民史学成果的核心资源。
本文以阿拉伯文手稿与豪萨地区的历史研究为切入点，利用档案资料、学术出版物、人物访谈等材料，从三方面考察更广阔背景下的伊巴丹学派。第一，将伊巴丹大学专业学者的研究与此前殖民官员对手稿的收集与翻译进行对比；第二，将伊巴丹大学内部的历史研究置于跨学科、跨部门合作的视野下；第三，关注伊巴丹大学及其学者在全球史学以及尼日利亚独立后社会变迁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呈现一个“民族主义”与“口述材料”标签之外，在人员构成、史料运用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更加立体、动态的伊巴丹学派。
一、伊巴丹学派手稿研究的前奏
早在15世纪，沿着撒哈拉商路南下的阿拉伯穆斯林学者就为豪萨地区（大约为今尼日利亚北部部分地区和尼日尔部分地区）的城邦君主留下了大量手稿，而当地富拉尼学者同样开始书写阿拉伯文手稿。19世纪初富拉尼吉哈德运动后，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阿拉伯文手稿大量增加。奥斯曼·丹·福迪奥等运动领导人和索科托帝国官员留下了大量手稿，内容涉及地区历史、诗歌、纪年、通信记录等。
20世纪初，英国殖民官员开始利用这些手稿研究豪萨地区历史。这一时期的手稿收集、研究和殖民统治息息相关。在《对豪萨地区的占领》一书中，巴克韦尔收录并翻译了1891—1903年占领索科托期间从当地领导人办公室收集的阿拉伯文信件。这一时期对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和翻译是基础性的，在内容上也局限于与英国占领豪萨地区相关的事件，带有政治色彩。
英国殖民时期对豪萨地区手稿研究最感兴趣的官员是里士满·帕尔默（H.Richmond Palmer）。1905年，他在担任卡齐纳地区的参政官期间，在附近发现了《卡诺编年史》（Tarikh arbab hadha al-balad al-musamma Kano），并在本地侍从的帮助下，于1908年将这份阿拉伯文手稿翻译发表。在引言中，他提出豪萨地区受到闪米特、含米特和尼格罗人的三重影响。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含米特人侵略了本土尼格罗人，导致了豪萨地区人种和思想混合的特点。在帕尔默的历史叙述中，公元前500年至公元400年，豪萨地区受到了“利比亚—柏柏尔人”（Libyo-Berber）的影响。公元九世纪前后，来自也门的阿拉伯部落征服了豪萨地区以东的乍得湖沿岸地区，建立了博尔诺王朝。公元1000年之后，豪萨城邦被来自东方的外来种族占领，并不定期向桑海和博尔诺帝国上贡，直到1807年豪萨城邦被带有犹太文化元素的富拉尼人推翻。帕尔默的研究强烈关注豪萨地区种族问题，并强调豪萨人长期被外来种族占领，而外来种族又推动了豪萨地区的文明发展，这试图为作为新外来者的英国人占领豪萨地区提供合法性支撑。
帕尔默的这一观念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生产。在他的支持下，悉尼·约翰·霍格本在1930年撰写《尼日利亚的穆斯林酋长国》一书，为“自中世纪以来西苏丹和中苏丹酋长国和民族相关信息提供了概览式的框架”。霍格本使用了阿拉伯文手稿资料，但没有明确手稿来源，并不符合如今的学术规范。在书中，领导吉哈德运动的富拉尼人被认为是“典型的非黑人”，他们的语言也不是非洲语言。这一理念与帕尔默一脉相承，都强调外来者创造了非洲本土文明，富拉尼人等有文字和带来国家制度传统的族群都被归类为外来者。
这种认为入侵的外来种族为豪萨地区带来文明与进步的观点，是当时盛行的“含米特假说”的例证。在殖民主义肆虐的20世纪上半叶，源于《圣经》传说的这一假说在得到人种学和语言学的强化后，被用来解释在非洲大陆上发现的文明。西方人认为，更高一等的含米特人给非洲本土尼格罗人带来冶铁技术和政治体系、发展和文明。在帕尔默看来，传说中建立豪萨城邦体系的人具有含米特血统；建立索科托哈里发帝国的富拉尼人也是含米特人，正是这些一波波迁移而来的含米特人，推动了非洲的进步。通过这样的人种划分，欧洲殖民者将“非洲人”局限在“尼格罗人”，而这些人是停滞的、落后的，需要外部种族带来进步和发展。这种将人种分为高低优劣的研究，不仅反映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下欧洲人对非洲人的贬低与歧视，更为以“高等种族”自居的欧洲人教化非洲人，即殖民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伊巴丹大学的手稿收集
在殖民统治行将就木的20世纪中期，原先带有种族偏见和殖民主义的历史知识生产逐渐受到职业学者的挑战。面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文字记录历史”的偏见，学者们一方面强调口述材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寻找非洲本土的文字材料。以开创性使用口述材料而闻名的迪凯并不排斥书面文献，而是大力推动档案收集与整理。他认为，只有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才能摆脱对口述材料和伦敦英国公共档案馆的过分依赖，促进非洲史研究的发展。在他的推动下，国家档案馆前身——尼日利亚档案办公室于1954年成立。在迪凯眼中，尼日利亚的档案材料是“伊斯兰”和“大西洋”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在1957年伊巴丹国家档案馆成立之初，他就计划招收一名阿拉伯学家作为档案官员。档案馆开幕展览还展出了《卡诺编年史》等重要阿拉伯文手稿。在伊巴丹学院，阿拉伯文手稿收集和整理工作得到了图书馆、历史学系、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系等机构学者的共同关注。与殖民官员翻译、研究某一具体手稿不同，他们对阿拉伯文手稿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编目，为后来的学术知识生产奠定了基础。
伊巴丹学院图书馆副图书馆员W.E.N.肯斯戴尔是最早分析西非国家所藏阿拉伯文手稿的学者之一。1954—1955年，他多次前往尼日利亚北部地区，为图书馆调研、搜集当地的阿拉伯文手稿，先后获得了超过150份此前鲜为人知的手稿，并将手稿按照作者进行分类，陆续出版三本名为《伊巴丹学院图书馆所藏阿拉伯文手稿》的小册子。1962年，伊巴丹大学图书馆的新雇员哈利利·马哈茂德在尼日利亚西部地区发现不少阿拉伯文文献，将手稿收藏从150份左右扩充到约600份。这一时期微缩胶卷技术的发展为手稿收藏提供了极大便利，图书馆员在完成胶卷制作后将手稿归还所有人，与殖民官员相比更加尊重手稿拥有者的权利。
历史学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关注阿拉伯文手稿的重要价值。1954年，英国人H.F.C.史密斯（后改名阿卜杜拉希·史密斯）被招募加入伊巴丹学院历史系，成为尼日利亚历史学家学会创始会员以及迪凯在历史系的助手。1958年，历史系设计了“关于西苏丹历史的阿拉伯文手稿列表”计划，旨在描述各机构现有文献信息，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便利。由于预计这一项目将耗时颇久，而对手稿的需求又很急切，因此，他们将项目进展即最新手稿条目信息发表在《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会刊》和《新闻快报》上。在历史系，史密斯最早利用手稿进行学术研究。1958年7—8月，他前往英、法图书馆和博物馆，调查相关阿拉伯文手稿资料。他翻阅了法国考古学家乔治·德·吉龙库尔（Geogres de Gironcourt）1911年在尼日尔河湾地区收集的223份阿拉伯文手稿。此外，他还整理了塞古收藏（Segu Collection）中关于西苏丹历史的手稿，指出这些收藏在欧洲的手稿大大增加了非洲学者的研究难度，而在欧洲却乏人问津，呼吁西非历史研究必须重视此类材料。
另一个手稿收集和研究的重要参与机构是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系。1960年，美国人布拉德福德·马丁（Bradford G.Martin）、英国人约翰·胡威克（John O.Hunwick）分别被任命为阿拉伯-伊斯兰研究高级讲师和讲师。次年，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系成立。苏丹人F.H.阿尔-马斯里（F.H.El-Masri）被任命为临时讲师，这大大增加了对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手稿的需求。在新雇的学者中，胡威克是日后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在1963年帮助成立了阿拉伯文文献中心（Centre for Arabic Documentation），以微缩胶卷记录收集到的阿拉伯文手稿。从1965年至20世纪80年代，阿拉伯文文献中心在《研究简报》（Research Bulletin）上即时发表手稿的“分析式列表”，内容包括作者、标题、数量和页数等，偶尔还会提供同类出版物信息，如加纳大学的《研究评论》（Research Review）以及史密斯于1963年在艾哈迈杜·贝洛大学（Ahmadu Bello University）启动的北方历史研究项目（Northern History Research Scheme）。
与殖民官员相比，20世纪50年代以来专业学者和机构通过微缩胶卷等新技术以及出版研究简讯等新形式，大规模收集、系统性整理，并广泛分享了尼日利亚北部豪萨地区的阿拉伯文手稿，数量上远远超过殖民官员所获取的手稿。这些职业历史学者更加注重学科合作和分享，手稿收集成为多个院系和机构的共同事业，而即时发布的最新手稿信息，为全球各地的研究者提供便利，从而为豪萨历史研究的全球发展奠定了基础。
手稿收集的案例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殖民晚期历史的契机。利夫西在研究尼日利亚大学史时提出了一个“英国殖民权力悖论”，即建立殖民地大学的过程带来了殖民地内部的多元化，从而限制了英国的殖民权力，但同时，英国通过这些机构大大地增强了英国人在尼日利亚社会的存在感。从手稿收集工作来看，很多来自英国的学者不可能像殖民官员一样使用殖民权力直接获取手稿，这意味着殖民权力的衰退；而许多来自英国的学者仍然主导着这一事业，这似乎印证了利夫西提出的悖论。但利夫西的研究聚焦在人员构成，没有足够重视去殖民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与欧洲殖民者在思想层面的关联。接下来笔者将从伊巴丹大学手稿研究成果入手，考察伊巴丹学派学者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三、伊巴丹大学的手稿研究成果
殖民官员的工作大多是对单篇手稿的翻译与研究，但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伊巴丹各机构对手稿的系统收集、整理和发布，职业学者开始综合利用手稿材料研究豪萨地区历史，不少伊巴丹大学以外的学者也参与其中。20世纪70年代，关于豪萨地区以及索科托帝国的研究已相当成熟，富拉尼-豪萨人成为尼日利亚三大族群中被研究最多的族群。
史密斯长期以来关注阿拉伯文手稿及其重要的史料价值。1960年9月在利华休姆历史大会（Leverhulme History Conference）上，他指出19世纪西非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吉哈德运动是非洲历史中的独立主题，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西非社会和政治。他呼吁大家关注这个长期以来被职业历史学家忽视但又有大量书面史料的话题，以此重建非洲历史。他的学生拉斯特和阿德莱耶是伊巴丹大学最早运用阿拉伯文手稿撰写博士论文的历史学者，也是日后索科托帝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人物。史密斯的另一大贡献是研究了富拉尼吉哈德运动对约鲁巴地区的影响。他指出，大量专注于口述材料的学者忽视了文字史料的重要性，同时缺乏对口述材料的批判性利用，因此产生了错误和不完整的研究。他利用大量未被前人使用过的阿拉伯文史料，提出旧奥约帝国的瓦解是因为内部的分裂和斗争，而不是富拉尼人从北方的进攻。
拉斯特在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训练后，于1961年来到伊巴丹学院，1963年成为第一位从尼日利亚本土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和手稿收集与整理是不同院系共同的事业一样，拉斯特也是多个院系合作培养的结果。他在历史系跟随史密斯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在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系的马丁和胡威克门下学习阿拉伯语，与马西尔、M.A.哈吉等学者也有大量的学术交流。拉斯特称，史密斯对学生的要求非常高，不允许任何错误和笔误，要求他们的成果在任何方面都要胜过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以此反抗西方学界对非洲史学的偏见。
拉斯特在读博期间前往索科托等北方城镇调研，并在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借阅富拉尼圣战运动领导人及学者、官员留下的阿拉伯文手稿。他的论文描述了索科托哈里发从崛起到消亡（1754—1903年）的政治史，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他强调，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证明存在大量可用于书写索科托帝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他看来，手稿资料和欧洲旅行者记录经过考证和收集后，都是重要的一手材料。拉斯特按照时间将19世纪索科托历史相关史料分为两类：19世纪史料，包括阿拉伯文书籍、哈里发帝国官员通信记录、欧洲旅行者记录；20世纪英国殖民者到来后的史料，包括经过书面化的口头传说、英国官员笔记和地名集以及自己的田野笔记。其中，阿拉伯文手稿是最重要的史料，而口头传说仅用于补充小城镇、敌对族群历史等文字史料没有涉及的领域。面对浩如烟海的阿拉伯文手稿资料，拉斯特梳理、考证了手稿的来源、作者、写作时间以及可信度，还引用、校对了不少帕尔默等殖民官员翻译的手稿。为了避免手稿抄写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他还交叉对比，并选择同一文章不同版本手稿中最久远、最可信的一篇。
伊巴丹大学培养的另一名研究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历史的学者是阿德莱耶。他的博士论文《1804—1906年北尼日利亚的权力与外交》，研究了索科托哈里发帝国从建立到被英国占领期间的内外权力关系。相比拉斯特，阿德莱耶的研究聚焦19世纪，因此有更广泛的材料可供利用。他在伊巴丹大学图书馆和阿拉伯文文献中心以及伊巴丹和卡杜纳两地的国家档案馆等地，查阅了吉哈德运动领导人写的阿拉伯文手稿、酋长们用阿拉伯语写的信件、穆斯林学者完成的编年史和年表等。他的研究不仅继承了伊巴丹大学以及稍早毕业的拉斯特等人对手稿的收集和整理，还利用了殖民官员的成果。他除了大量引用传教士档案和英国殖民档案、报纸之外，还批判地参考了部分殖民官员在当地收集的口头传说、翻译的阿拉伯文手稿。
总体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们，比如史密斯、拉斯特等人利用手稿以及其他各种材料，完成了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著作，填补了豪萨历史的知识空白。拉斯特等学者试图通过以手稿为基础的扎实研究，证明非洲史学者可以写出有据可循的非洲历史。在他们的研究中，阿拉伯文手稿是最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史料。史密斯指出，口述材料和包括阿拉伯文手稿在内的文字材料都是平等的史料，都需要接受专业学者的批判性阅读。这种对多元史料的重视与迪凯对史料的态度一脉相承。迪凯的博士论文在口述材料之外，还运用了大量探险家和传教士记录以及殖民档案。
与殖民官员受“含米特假说”影响下的知识生产相比，伊巴丹学派“书写非洲人历史”口号的背后是对“非洲人”这一概念的全新诠释。殖民官员往往刻意强调地区内部的种族和文化差异并加以利用。例如，他们将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原有的行政组织和文化成就归功于外来种族，声称是这些带有含米特血统的高贵种族给当地的尼格罗人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相比之下，在反殖民、民族独立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伊巴丹大学的学者，尤其是研究豪萨历史的学者抛弃了这一套种族理论，强调过去历史的经历者和参与者，不论族群、阶层、宗教背景，都是新独立的尼日利亚国家的成员，都是具有创造力和能动性的“非洲人”。这些学者重视历史上的政治体系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历史研究对民族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作用，因此他们重点刻画索科托帝国政治史上的成就（比如刻意忽略了长期存在的奴隶制），试图为新独立的尼日利亚国家提供启发和发展蓝图。
从思想层面来看，不少非尼日利亚学者都抱有对民族主义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利用阿拉伯文手稿，主动参与尼日利亚历史知识生产，为非洲的民族解放和独立提供历史资源和思想武器。这些职业学者除了展现他们的专业素养之外，还代表着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很难说他们是利夫西悖论中殖民权力的直接代表和延伸。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重点是证明“非洲存在历史”，论证前殖民时代非洲存在类似西欧现代国家的国家组织结构。尽管以此为导向的研究在当时为反殖民运动、民族国家独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存在两大问题。第一，这种在非洲历史上寻找国家结构的努力接受了西方历史发展经验的普世性，以欧洲历史发展轨迹衡量非洲的过去，没有摆脱欧洲话语的影响，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国家历史书写普遍面临的问题。第二，以豪萨地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尽管提供了国家建设的经验，但难以服务于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族群国家的国族建设，对单一地区的重视反而加大了尼日利亚各族群之间的分歧。这反映在尼日利亚独立后迅速面临的族群矛盾和冲突中，而这又与伊巴丹学派的式微息息相关。
四、史学史叙事中的缺位
尽管伊巴丹大学对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和研究取得了如此成就，但为什么很少出现在史学史叙事中呢？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和伊巴丹学派的整体发展、手稿研究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尼日利亚独立后的二三十年内，随着内战和经济危机的先后爆发，伊巴丹学派遇到了人才流失、资金短缺等困难，其重精英和重政治史的路径失去了对年轻学生的吸引力，同时受到更加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冲击。伊巴丹学派不再是尼日利亚史学界独领风骚的学术群体,而这更是影响了阿拉伯文手稿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尼日利亚独立后，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成为三大族群（约鲁巴人、伊博人、豪萨人）之间的竞争领域。1962年，艾哈迈杜·贝洛大学作为北部地区的大学在扎里亚成立。原在伊巴丹大学任教的史密斯来到这里，推动北部历史研究计划，将伊巴丹学派的影响力带到北方。在这一项目的支持下，艾哈迈杜·贝洛大学历史系利用临近手稿原始保存地的优势，在60年代中期收集并整理、编目了一些阿拉伯文手稿，其中部分是原件，部分是扫描版，据估计手稿数量大约在2000份左右（不包括信件）。20世纪70年代早期，史密斯在卡杜纳建立了阿里瓦之家博物馆（Arewa House），并担任第一任主任。他将这一机构定位为收藏、保存、研究与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历史有关的文档，在任期间收集了很多酋长国之间的通信手稿以及一些文学作品手稿。今天，这一机构收藏了大约1600份手稿，基本来自四位私人收藏家，以及其他尼日利亚机构的收藏。在尼日利亚族群竞争的背景下，北部豪萨地区的机构和学者逐渐取代了位于西南部约鲁巴人聚居区的伊巴丹大学，成为手稿收集和研究的主力，以服务豪萨—富拉尼穆斯林的族群认同。
1967年，比夫拉战争在东南部的伊博族聚居区爆发，内战成为这一新国家面临的棘手的现实挑战。不少曾在伊巴丹任教的学者因此离开尼日利亚，或者转移研究方向。伊博族学者迪凯因支持伊博独立运动，流亡至哈佛大学，并出任非洲史教职。拉斯特转行研究豪萨传统医疗，接受人类学训练后进入伦敦大学任教。1967年，胡威克离开尼日利亚，先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加纳大学任教。1981年，他加入美国西北大学宗教学系，将阿拉伯文手稿研究的中心带到了美国。同时，胡威克主编了第二卷《非洲阿拉伯文文献》，其中涉及福迪奥、阿卜杜拉、贝洛等人的作品，对已发现的文献进行分类整理，详细地列出了作者简介、内容概要、收藏地点等内容。这套工具书至今仍然是相关研究人员必备的案头书。2000年，胡威克和R.S.欧费伊（R.S.O’Fahey)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在美国西北大学成立了非洲伊斯兰思想研究所。这是北美第一个专门关注伊斯兰教在非洲的研究机构，鼓励学者将阿拉伯文手稿资料整合进现有的非洲研究和伊斯兰研究中，改变非洲伊斯兰教研究在非洲研究和伊斯兰研究中的双重边缘地位。21世纪以来，希尔博物馆暨手稿图书馆（Hill Museum & Manuscript Library）、非洲在线电子图书馆（African Online Digital Library）、大英图书馆等欧美机构和大学都开始了自己的西非阿拉伯文手稿保存计划。
相比之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国际油价下跌时期，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尼日利亚政府收入锐减，面临严重财政危机。1986年，时任尼日利亚总统的易卜拉欣·巴班吉达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其中手段之一是削减政府公共开支以减少财政赤字。伊巴丹大学也未能幸免于难，《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会刊》都难以保持正常出版。当胡威克在1987年重访他当年亲手创立的阿拉伯文文献中心时，他发现中心没有专职管理人员，大量手稿存放在条件恶劣的房间中，部分胶卷已经无法阅读，他担心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手稿在未来几年就会完全受损，众多工作人员十余年的努力将化为乌有，因此希望能够募集私人资金进行保护和管理工作。笔者曾拜访过伊巴丹大学阿拉伯文文献中心，大量的资料堆砌在狭小的房间内，布满灰尘的胶卷阅读器已经老旧不堪。大量专业人才的流失导致伊巴丹大学手稿收集和研究的式微，而手稿的电子化为全球各地学者提供了研究便利，但伊巴丹大学由于人才、技术、资金有限，没能积极参与这一学术潮流，其在全球阿拉伯文手稿研究中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所藏手稿及其背后的学术史更加不为人知。
除此之外，阿拉伯文手稿的利用和研究深受史学潮流影响。20世纪中叶，伊巴丹大学的历史研究重点是前殖民时期政治精英的历史，强调非洲人民有自己的国家治理经验和能力，从而服务于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然而，内战和经济危机残酷地击碎了这一现实：族群冲突、经济发展、国家整合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历史学者的民族主义热情遭遇当头一棒。政治精英在国家治理上的失败，导致为其合法性提供学术根基的民族主义史学面临信任危机。历史学这一难以提供直接工作机会的学科也逐渐丧失了对新一代学生的吸引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伊巴丹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人数不断下降。尼日利亚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了历史学的这一危机。在1977年的第二届世界黑人与非洲艺术文化节（FESTAC'77）上，作为伊巴丹学派领军人物的阿德·阿贾伊提出要重视历史学的相关性，认为可以重点研究社会科学史学，即社会经济史、移民史、生产关系与技术等，以保证历史学始终与现实保持关联。在1980年的尼日利亚历史学会会议上，他承认，“我们已经意识到在新殖民主义面前，实现政治独立只是一个空洞的成就，当下最重要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非洲欠发达的社会经济根源。”与此同时，从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引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依附论的艾哈迈杜·贝洛大学历史系挑战了长期以来重材料轻理论、重精英轻大众的伊巴丹学派。阿拉伯文手稿因自身局限性，其在尼日利亚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在视角方面，阿拉伯文手稿的作者大多是政治或宗教精英，长期以来被用于研究政治史；而在时空上，阿拉伯文手稿大多是关于北方穆斯林集中地区前殖民时期的历史。正是因为视角和时空局限性，阿拉伯文手稿很难满足当时的历史学研究需要，其重要性也逐渐下降。
总体而言，伊巴丹大学由于国内族群政治环境和学术潮流等因素，手稿收集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成果产出落后于北方院校；而且受限于人才、技术和资金条件，没有跟上国际学界手稿电子化的潮流，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学史研究者没有足够重视伊巴丹学派对阿拉伯文手稿收集和研究的贡献。相比之下，口述材料的运用在伊巴丹大学乃至全球史学界都得到了延续和承认，伊巴丹学派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因此得到了更多史学史学者的关注。
结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代伊巴丹大学（学院）的职业学者开始利用各类材料，书写非洲人自己的非洲史。当前对伊巴丹历史学派的研究大多强调其民族主义倾向和口述材料运用。笔者并不否认这两大特点，但认为这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全貌。因此，本文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和研究为视角，呈现一个在人员构成、材料运用和思想观念等方面更加复杂、多元、动态的伊巴丹学派，进一步展现20世纪中期尼日利亚史学与全球史学、国内社会经济变迁紧密相连的历史图景。
在人员构成方面，不少同情、支持非洲民族独立的欧美学生、学者是伊巴丹学派的重要成员；这一学派并不局限于历史系，比如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系在手稿收集和整理、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全球收集和研究阿拉伯文手稿的先驱之一。伊巴丹学派通过学术期刊、文丛等方式，为拉斯特等年轻学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些学者在尼日利亚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为全球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伊巴丹学派不仅仅是孤立的民族主义史学流派，更是20世纪中期全球学术网络的重要节点。
在材料运用方面，以阿拉伯文手稿为代表之一的文字材料和口头材料在伊巴丹学派占有重要地位。从迪凯运用多种文字材料的博士论文和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到本文关注的手稿研究，都证明了文字材料在伊巴丹学派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伊巴丹大学主持的贝宁王国历史研究项目更是一个集合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历史研究项目，足见伊巴丹学派学者对多元史料的重视。这些多元材料并不互斥，而是为了书写更加完善的非洲史需要互相补充和运用。
在思想观念方面，伊巴丹学派学者抛弃了殖民官员“含米特假说”偏见，强调非洲人的历史能动性，书写非洲本土国家和政治治理的历史，以此服务于新国家的独立与建设，但其思想没有完全脱离“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仍以欧洲历史经验作为模板考察非洲历史，并且以单一族群为中心的历史研究难以为新兴多元族群国家的国族建设提供帮助。因此，伊巴丹学派这种重精英、重政治史的路径，在独立后因国家整合、经济危机等原因遭到了质疑和挑战，而手稿更是因时空和视角局限性，重要性日益下降，逐渐失去了历史学家包括史学史研究者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