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业集体化之后，苏联农村基本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农庄农场体制。苏联高层长期没有革新农庄农场体制，致使矛盾越积越多。1987年至1989年上半年，苏联领导人在维持土地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对土地经营制度进行改革。苏联政府正式允许在农业中建立租赁关系，也支持以家庭为单元在农庄农场的框架内经营农业。但是，改革战略存在严重的问题，社会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很多居民想通过开展个体农业经营甚至部分获得土地所有权来自保。激进派精英开始在媒体上宣传土地私有，俄罗斯领导人逐渐与苏联中央分庭抗礼。苏联领导人决定建立复式土地结构，但是在局势动荡的情况下无力采取有效措施。俄罗斯领导人与激进派精英建立联盟，在共和国法律中认可了土地私有制，大力扶持个体农业经营。1991年秋冬季，苏联逐步瓦解。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正式批准了经济转型战略，农村土地私有化方针完全确立。
关键词：苏联；俄罗斯；农业；土地制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苏联经历了政治经济剧变，并最终土崩瓦解。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确定了全面转型路线，为未来的国家发展选出了方向。在这一时期，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异常关键。农村土地的所有与经营制度属于国家的核心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业发展与社会稳定，而且关系政权的法理基础与政治局势，对一个国家的意义不言而喻。苏联农村长期生存于农庄农场体制之下，这种体制的基本要素是土地国有和集体经营。苏联末期，农庄农场体制开始瓦解，不仅行政管理和集体劳作被打破，而且农村土地所有制也发生突变。整个过程错综复杂，伴随着多方力量的彼此冲突与相互推动。这段历史对俄罗斯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开展相关研究意义重大。研究这段历史，有助于全面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综合探析俄罗斯的转型、加深理解俄罗斯的现状。对于这段历史，当代俄罗斯的若干学者进行了初步分析与反思。西方学者则把关注点放在了政策的设计与执行上。中国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已起步。然而，中外既有的研究尚未克服两个弊端。第一，没有以宏观的视角探究农庄农场体制瓦解的背景，尤其是对当时的总体形势诠释不足。第二，没有充分利用史料，缺乏对于官方文件和数据的分析解读。如今，在综合使用各类史料以及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这段历史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本文致力于解答苏联末期围绕着处理农庄农场体制出现了哪些方针，这些方针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和冲突。本文的时间范围涵盖1987至1991年，即从戈尔巴乔夫启动经济改革开始，到苏联停止存在为止。为了叙事简明，本文只关注俄罗斯，略过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方针。
一、农业问题严重，体制非改不可
苏联领导人通过农业集体化在农村建立了全新的秩序，又以宪法条文的形式把这种新秩序巩固了下来。根据1936年版的苏联宪法，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交由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无限期经营。本文将这种农村土地的所有与经营制度称为农庄农场体制。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以下简称农庄农场)是基本的农村土地经营单元。农庄农场的领导层把绝大部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通过行政命令领导成员集体劳作。作为有限的让步，农庄农场的领导层把小部分土地交由成员经营私人副业。农庄农场体制符合苏联领导人长期坚持的理念，同时也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推动了苏联的强国建设。但是，农庄农场体制在确立之初就表现出明显的弊端。不管是农业管理者还是农业劳动者都缺乏自主权和经济刺激，因此生产积极性极低。全国农业生产效率很低，农产品产量增长缓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战略态势大大改观。之前的工业化模式已不再具有必要性，生产者的积极性受到更多重视。苏联领导人试图从自主权和经济收益入手，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与工业、建筑业领域的改革大体同步，苏联领导人在农业领域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政府略微扩大了农庄农场的自主权，部分推行多劳多得的原则。看到政策松动，一些农业劳动者自发探索出了承包制。小规模的包工队承包一片土地的生产任务，自主安排土地经营，根据完成情况核算。遗憾的是，在六七十年代之交，苏联领导人转向保守，中断了各个领域的改革。靠着巨额的石油出口收益，国内稳定暂时可以维持。但是，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日趋恶化，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农庄农场体制被重新强化，固有的弊端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发突出
进入80年代，苏联农业效率低下的状况已经昭然若揭了。仅以粮食为例。1981至1985年的年均粮食收购量只有6580万吨，明显少于1976至1980年的7600万吨。而1984年的粮食收购量只有5574万吨，创下1976年以来的最低记录。更何况，每年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还要损耗1500万至2000万吨粮食。与此同时，随着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保持稳定，苏联的国内食品需求量持续增长。毫无疑问，本国生产的粮食根本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苏联领导人只能通过大规模进口粮食来缓解压力。自1976年之后，苏联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的地位。1976至1980年苏联的年均粮食进口量已经超过2100万吨，而1981至1983年这一指标更是达到3500万吨。1984年苏联仅从发达国家就进口了3633万吨粮食。越来越大的粮食进口量不仅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而且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形象。这深刻地表明，苏联农业已经陷入危机，农庄农场体制必须改革。
二、深化承包制，效果不理想
从1987年起，戈尔巴乔夫逐渐意识到，农业问题的根源在于僵化的农庄农场体制。他提出，“人们已经不会独立负责地思考和行事，而是习惯于被动地等待上级的命令”，“如果不改变制度，形势就不会好转，投入再多的技术和资源也无济于事”。至于怎么推行改革，戈尔巴乔夫从中国的农村改革当中获得了启发。他称赞道，“中国农民不仅分到了土地，而且获得了经营自由”，因此，“中国虽然一穷二白，却能在四年内增产一亿吨粮食”。戈尔巴乔夫鲜明地提出，60年代扩大自主权的方针不仅要恢复，而且要强化。具体方式是，要把农业经营单元缩小，让劳动者能够全权使用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他还专门讲到，不管如何改变农业经营单元，“只要不改变土地所有制，就谈不上破坏社会主义”。
1987年至1989年上半年，苏联领导人以改革承包制为出发点，推出了两项重大调整，而且均是农业集体化以来的首例。第一，领导人正式允许在农业中建立租赁关系，特别是允许租赁土地。1987年之前，在极其有限的承包实践当中，尽管一些承包者和农庄农场事实上已经是租赁关系，但是领导人长期避讳租赁这种提法，强调承包制只是新型生产责任关系。根据1988年颁布的新版《集体农庄示范章程》，集体农庄可以根据农庄大会的决议，将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租赁给本农庄庄员、合作社、国有企业、个体公民。1989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租赁与租赁关系法令》。该法令规定，所有苏联公民，不管是否为当事农庄农场的成员，均可向农庄农场申请承租土地。当事农庄农场的管理人员自行决定是否租让土地。第二，除私人副业之外，领导人首次允许以家庭为单元在农庄农场的框架内经营农业。根据苏联农工综合体全国委员会1987年通过的《关于在农业中采用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的意见》，农庄农场以及其他国有农业企业都可以实行家庭承包，而且承包者既可以是本单位的职工家庭，也可以是本单位以外的家庭。第四届全联盟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指出，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都应当得到广泛应用。《关于租赁与租赁关系法令》甚至提出，苏联公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租赁农庄农场的土地，建立享有极大自主权的个体农业经营。他们有权建立组织，维护自身权益。
通过上述言论与措施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只要深化承包制改革，让农业劳动者获得全权经营土地的机会，他们就可以迸发出生产积极性，农业就会焕发活力。然而，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农庄农场的权力垄断未被打破。不管是实行小组承包、家庭承包，还是责任承包、租赁承包，经营者在法律关系与生产经营上完全依附于农庄农场。这就导致了他们同普通生产队差异不大，依旧饱受行政指挥的困扰，并没有获得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农村生活报》( Сельская жизнь)的记者季莫非耶夫(С. Тимофеев)在1988年曾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Ставропольский край)调查。他这样描述当地承包小组的状况：“管理者经常粗暴干涉，命令承包小组停下手头的工作，把农机交出去，全班人马去帮助普通小组。承包小组根本无法全权经营土地。没有自主权还谈什么承包呢?”戈尔巴乔夫也知道实际情况：“我们的农业大员们一如既往向下发号施令……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承包者的吧：（如果承包者不服从）就打断人家的手脚，要么干脆把房子和收成付之一炬。”在1989年9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抱怨道，全苏联只有1900个农庄农场实行了承包制，而且不少是走形式，仅仅是为了向上级展示。
第二，协作领域改革混乱，国内秩序整体恶化。在1987和1988年，苏联领导人还对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进行了改革，但是从设计到实施都缺乏条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物资不仅短缺加剧，而且价格猛涨。生产出的农产品出售困难，而且常常被收购者用于投机。苏联领导人仓促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极大地削弱了苏共。新建立的政治体制并不能保障国家的有效管理，加剧了经济领域的混乱局面。根据1989年的统计，在当年的所有承包者当中，有54%的人对经营环境不满意。当年的粮食领域也相当失败:1989年苏联的粮食收购量仅有约5820万吨，只完成了收购任务的68%。两项指标均创下1985年之后的最低记录。城镇居民不仅没有看到食品供应改善的局面，反而要面对短缺加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承包制的威信完全没有树立起来。多方力量都在另做打算。
三、个体农业经营获得允许，农村土地私有依然存疑
进入1990年，个体农业经营渐得人心，农村土地私有也成为一些基层居民的诉求。1990年1月底，全苏民意调研中心做了一次抽样调查，就土地利用问题采访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七个共和国中的1774个城市居民和823个农村居民。认为承包制能够解决国家食品问题的人，在城乡受访者当中分别只占25%和12%。两类受访者当中，都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必须使每个公民都能获得一片能够独立使用的土地。另外各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即使没有上升为法律，让一些公民获得一片能够独立使用的土地，这种事情也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是否允许公民掌握土地所有权，在两类受访者当中，主张公民可以部分享有土地所有权和主张公民应当完全享有土地所有权的人，加在起都超过了一半。然而，认为通过发展个体农业经营可以有效扩大食品市场供应的人，在城乡受访者当中分别只占26%和22%。64%的受访者表示，扩大食品市场供应主要还要靠农庄农场的大规模生产。显而易见，尽管个体农业经营呼声很高，相当多的城乡居民其实是被糟糕的经济状况所困扰，想要通过开展个体农业经营甚至部分获得土地所有权来自保，只求自己能够获得稳定的食品来源。至于获得个体农业经营权，再面向市场发展大规模生产，愿意走这条路的人其实不多。
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看来，必须允许农村土地私有。著名知识分子叶米里扬诺夫（А. Е. Емельянов）提出：“直到现在，不知何故，私有制这个词还让我们慌乱恐惧。”在他看来，只改变土地经营制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要想争取农业劳动者的信任，必须允许农村土地私有”。叶米里扬诺夫的同僚乌祖（В.Узун）认为：“有了私有权，土地才能像磁石一样吸引农业劳动者。”作者宣称，农村土地私有将是必然趋势。“主要耕地将不可避免地转为耕种者的私有财产，既不是单纯让他们持有，也不是让他们租赁或者使用，而是全权所有。耕种者，包括农业经营个体、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员工，都会变成土地私有人。”这些著名知识分子和新涌现的农业经营个体建立起政治联盟。自《关于租赁与租赁关系法令》首开个体农业经营的先河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农业经营个体宣布建立代表自己权益的全国性组织，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也宣布加入。1989年7月底，俄罗斯农业经营个体与农业合作社协会（Ассоциация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фермерских] хозяйств 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кооперативов России [АККОР]，以下简称农合会）正式成立。1990年1月20至22日，农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来自俄罗斯40多个州级政区的200多个成员到场参会。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推选叶米里扬诺夫等人为组织领导人。
看到形势变化，苏联领导人不得不做出回应。他们决定打破农庄农场的经营垄断，让个体公民和劳动组合能够真正独立于农庄农场经营农业。1990年2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版土地法，旨在建立起复式土地结构。土地法的重要出发点是反对土地私有，强调“土地是该区域定居人民的财富”。在此基础上土地法分三层对全国的农业土地进行规范。第一层是土地管理。根据规定，土地由地方苏维埃全权管理。农庄农场不再承担管理职能。第二层是土地持有。土地法允许三种土地持有形式:个体公民持有，劳动组合持有，农庄农场持有。三种土地持有形式是平等且互不重叠的。第三层是个体公民或劳动组合只使用而不持有土地。这样的情况有四种:从苏维埃获得一片土地，从农庄农场租用土地，在农庄农场内部经营责任田，短期使用个体公民持有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法表现出了明显的鼓励个体公民持有土地的倾向。首先，持有土地的个体公民拥有巨大的权利。他们不仅可以终生持有土地，而且可以把土地传承给家庭成员。土地法没有禁止持有土地的个体公民对外出租土地，只是含糊地规定，他们可以把土地交给他人短期使用。土地法甚至没有规定个体公民持有土地的面积上限，只是模糊地表示，由地方苏维埃根据本地实际来决定。其次，公民持有土地的渠道被规划得非常清楚。农庄农场的个体成员可以经地方苏维埃批准，从本农庄农场持有的土地中分得一块，独立持有。不属于农庄农场编制的个体公民同样可以经地方苏维埃批准，分得一块土地，独立持有。已承租土地的个体公民则可以同土地租让方协商，直接转变为土地持有人。
苏联领导人试图在严禁农村土地私有的基础上，部分满足普通居民的诉求，同时减缓来自知识分子的压力。但关键问题是，整个联盟趋于涣散，各个共和国纷纷与苏联中央分庭抗礼。苏联中央的政策如何推行，甚至能否推行，如今都成为问题。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俄罗斯领导人。1990年春夏之交，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叶利钦等人正式掌握领导权。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领导人发表主权宣言，宣称俄罗斯的管理事务应由俄罗斯人全权解决，俄罗斯法律高于苏联法律。随后，俄罗斯领导人干脆绕开苏联中央独立解决经济问题。1990年9月，在苏联中央还没有做出任何相关决策的时候，俄罗斯立法机构率先批准了沙塔林与亚夫林斯基的《五百天计划》作为政府工作纲领，加快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
俄罗斯领导人在推广个体农业经营方面态度积极，何况手中还有大量实权可供利用。俄罗斯政府要求各地加快向个体农业经营的申请者提供土地、发放贷款、扩大物资供应。1990年10月，俄罗斯领导人又决定在各级政区建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加快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强调要向农合会及其各级组织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保障农业经营个体的利益。在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俄罗斯农业经营个体的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在册的大农场与小农户的数量从1990年4月1日的231个，增加到7月1日的890个，到10月1日已经突破2 700个，在1991年初达到4 400个。从表面上看，俄罗斯领导人是在顺水推舟，沿着苏联土地法的轨道快速前进。其实，要想脱离这个轨道，突破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限制，俄罗斯领导人既有意愿也有权力。
四、农村土地私有得以确立，个体农业经营加速推广
1990年11月，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先后批准了《个体农业经营法》与《土地改革法》，公然肯定农村土地私有制。根据新规定，俄罗斯实行多种土地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个体公民私有，且各种所有制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其中，个体公民私有制格外受到鼓励。首先，个体公民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获得土地所有权。根据规定，任何俄罗斯公民都可以申请获取某片土地的所有权，以所在区级政区的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为标准，如果申请面积不超过这一标准，则申请者可以免费获得申请面积的土地。如果超出，则申请者需要就超出的部分向地方苏维埃付费。其次，个体公民在获得土地所有权之后，五年内免于缴纳土地税。尽管新法律允许个体公民获得土地所有权，个体公民在行使所有权时却受到若干限制。第一，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第二，土地所有权不得分割。第三，自获得所有权起五年内不得出售或转赠土地。第四，只有在患病或长期合情离开原籍的情况下，个体公民才能出租土地，但是不能超过五年，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不得出租土地。限制归限制，随着俄罗斯共和国土地法的通过，土地私有制被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
俄罗斯领导人的假设是，个体公民普遍存在独立且面向市场生产从而营利的心理，因而渴望获得土地私有权，他们在获得土地私有权之后就会扩大生产投放市场，那么食品危机自然就解决了。然而，《论据与事实》杂志在1990年底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俄罗斯领导人的假设存在问题。大量公民渴望获得土地私有权确实不假，在30多万受访者当中，96%的人渴望获得土地私有权。但是，这96%的人几乎都表示，他们渴望获得土地私有权的动机根本不是面向市场生产从而营利，而是在食品供应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保障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这项民意调查客观上提出了一个警告：让大量个体公民掌握土地私有权未必会刺激国内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更何况，考虑到此时联盟体制的命运尚不明朗，大量公民只是渴望获得土地私有权，是否真的去申请，依然难说。
关于土地私有的法律让农合会的成员们欢欣鼓舞。新当选的农合会总裁巴什马奇尼科夫（В. Ф. Башмачников）高度肯定俄罗斯领导人的政策。他表示，对于农业经营个体来说，现在土地真正成为自己的了，再也不用担心失去饭碗。他还说，只有对于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地，农业经营个体才会爱护，才会敢于对土地进行长期投入。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俄罗斯领导人的政策完全是离经叛道。但是，当时苏联中央本身已经严重分裂，而且有效的垂直制约机制基本丧失，戈尔巴乔夫连强硬表态的底气都没有，更不用说制止俄罗斯领导人了。结果，不管是苏联总统还是苏联立法机关，都没有以违宪为由颁布任何文件冻结俄罗斯的相关法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提出，就土地私有制举行全民公投。戈尔巴乔夫为了与俄罗斯领导人争夺民心，下令加紧向土地法规定的土地结构过渡。他命令在1991年上半年加紧搜集未合理使用的土地，以此为基础在春季建立300—500万公顷的土地储备以备分配。他还指示进一步放宽对私人副业的限制，扩大建筑物资的供应量。1991年4月8日，戈尔巴乔夫重申上述规定，催促各地各部门加紧落实。显而易见，苏联中央的反应完全是软弱无力的，很多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连实行的可能性都没有。
反倒是一些地方长官自发地抵制农村土地私有。达吉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卜杜勒巴西洛夫（М. Абдулбасиров）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地狭人稠的南部地区。至于土地所有权可以顺代继承，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利佩茨克州，土地改革委员会刚成立不久就被州党委勒令解散，相关文件被销毁。州党委的一位书记直言不讳：“绝对不能允许‘甩卖’土地！必须维持原有的秩序！” 由于种种障碍，真正能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人很少。截至1991年秋天，只有15%至20%的农业经营个体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不管土地所有权是否发生变化，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必须尽快把尾大不掉的农庄农场淘汰掉，把个体农业经营扶持起来。俄罗斯领导人固执地认为，农业经营个体会扩大生产进而将产品投放市场，他们是俄罗斯农业的未来。整个1991年，俄罗斯领导人为农业经营个体提供了巨大的支持。首先，1991年全年俄罗斯政府共向农业经营个体直接拨款16.65亿卢布。其次，1991年全年农业经营个体共获得12.9亿卢布的优惠贷款，其年利息只有2%至3%。再者，仅在1991年上半年，俄罗斯政府就向农业经营个体供应了7 000多辆拖拉机，4 000多辆运载汽车。截至1991年底，一半的农业经营个体购置了拖拉机，购置运载汽车的农业经营个体同样接近一半。俄罗斯领导人计划在1991至1995年提供550—650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发展个体农业经营，其中在1991年提供150—200万公顷。
在俄罗斯领导人的扶持下，1991年全年个体农业经营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总体规模并不大。农业经营个体在1991年初只有约4 400个，占有土地面积18万公顷，而到了1991年底已经超过49 000个，占有土地面积超过205万公顷。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民意调查结果所反映的那样，在1991年农业经营个体远没有扩大生产进而将产品投放市场，而是维持小规模生产满足自需。平均每个农业经营个体的种植面积只有21公顷，平均只饲养不到一头奶牛，不到两头猪，四只绵羊。农业经营个体在1991年只生产了18.1万吨粮食（占全国总产量的0.2%）、1.8万吨蔬菜（占总产量的0.3%）、1.2万吨肉（占总产量的2%）、4.4万吨牛奶（占总产量的0.1%）。可见，在1991年，农业经营个体完全没有对改善食品供应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事实上，受到政治、经济局势的严重影响，1991年俄罗斯的农业陷入严重危机。相比于1990年，全国粮食产量从11 350万吨下降到8 390万吨，蔬菜产量从700万吨下降到480万吨，肉类产量从70万吨下降到57万吨，牛奶产量从4 140万吨下降到3 560万吨。更为严峻的是粮食供应问题。在1991年底，除去进口的粮食，全俄罗斯每月只能保证供应300万吨粮食，而国内每月的粮食需求却超过500万吨。俄罗斯60多个州级行政区的粮食储备全面告罄，要想保证居民粮食供应，就必须即刻加工进口粮食。
“八月事件”之后，苏联已经名存实亡。农合会负责人呼吁俄罗斯领导人利用新形势，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更何况，农合会负责人凭借在“八月事件”中对俄罗斯领导人的支持，讲话时更加理直气壮。1991年秋天，农合会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巴什马奇尼科夫在发言中抱怨道：“只有15%至20%的农业经营个体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剩下的农业经营个体依旧局限于持有、租赁、使用……国外的大农场主看到我们的情况之后都颇为惊讶：‘为什么你们的个体农业经营规模这么小？这样怎么应用先进科技？怎么出效率？’”他提出，必须积极扩大个体农业经营规模，把农业经营个体的平均经营面积提高到100甚至200公顷，而且要完全私有。为此，他主张放宽土地买卖的规定，允许农业经营个体雇佣劳动力。
尽管没有即刻接受农合会的激进主张，俄罗斯领导人仍下定了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决心。在1991年秋冬季，俄罗斯领导人明确了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宏观战略，并且组建了相应的领导班子。1991年10月底，俄罗斯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盖达尔起草的经济方针。叶利钦在会议上郑重宣布：“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向新方针过渡了……在接下来的农业政策中，私有化将占据优先地位，特别是要加紧把亏损农庄农场的财产转卖给个体公民。” 获得非常总统特权之后，叶利钦以激进派人物为基础任命了新一届俄罗斯政府。激进派骨干，包括布尔布利斯（Г. Н. Бурбулис）、盖达尔（Е. Т. Гайдар）、绍兴（А. Н. Шохин）均被任命为副总理。叶利钦还把已经名存实亡的苏联各部委并入相应的俄罗斯部委。经过一番整合，俄罗斯政府当中形成了21个部。
1991年12月，苏联停止存在。12月27日，叶利钦签署总统令《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总统令要求全国所有农庄农场在1992年进行改组和重新注册，特别是在1992年3月1日之前明确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在私有制、股份合作制和其他所有制之间做出抉择。为了推动土地改革，叶利钦把原属农业部管辖的土地改革委员会提升到直属联邦政府管辖的地位。这份总统令标志着农村土地私有化方针完全确立，俄罗斯农村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结语
苏联末期，围绕农庄农场体制的方针较量之所以发生，大前提就是，该体制已经耗尽活力了。苏联领导人长期对农庄农场体制的弊病视而不见，任凭矛盾越积越多。根据著名知识分子布尔拉茨基（Ф. М. Бурлацкий）的回忆，早在1965年勃列日涅夫就表现出强烈的求稳抑变心态。他对亲信抱怨柯西金：“他在乱想些什么？改革，改革……要什么改革！再说了，谁对改革懂行？每个人努力改进工作，这就够了。” 在长达约20年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时期中，农庄农场体制被视为不得变更的正统。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胡坚科（И. Н. Худенко）在哈萨克斯坦的几个国营农场践行承包责任制。尽管成效显著，但是胡坚科却受到指责，锒铛入狱。到了80年代前期，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大见成效，苏联领导人却充耳不闻，甚至一些研究者也用一副鄙夷的态度去阐释中国改革。苏联领导人长期因循守旧，把农庄农场体制的最后一点潜力也耗尽了。太多农庄农场低效运转，全国食品供应高度依靠进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农业领域的改革主导权基本掌握在戈尔巴乔夫手里。面对潜力耗尽的农庄农场体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方针是深化承包制改革。为了推广自己心目中的灵丹妙药，戈尔巴乔夫做了大量的宣传，下发了大量指令。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读过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研究报告，但是在报告本身的水平和戈尔巴乔夫的治国能力二者当中，至少有一个出了问题。不管是中国近期的成功经验，还是苏联此前的多次教训，都已经充分说明了，如果离开配套措施承包制就是无本之木，社会稳定尤其动摇不得。再好的药，服用不当也会加重病情。80年代后期，尽管潜力丧失，农庄农场体制蛮横地赖在历史舞台上，而且出现了伴生的大量异化病态现象。农产品收购和供应持续恶化，加重了民众的焦虑、不满。正是苏联领导人在这一段时间的整体改革失误，使农业甚至整个国家丧失了得救的机会。潘多拉魔盒就这样被打开了。
个体农业经营乃至农村土地私有在民众中呼声渐高。大量的民众其实是想通过小规模生产满足自需，对面向市场扩大经营兴趣寡然。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意愿在相当程度上被无视、误解，甚至歪曲、利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在媒体上频繁发言，并且建立起精英组织。这些人其实是把美国的私营农场视为样板，力主向这种模式转变。面对民众和精英的诉求，苏联领导人大幅修改了自己的方针，设计了复式土地结构，但是拒绝农村土地私有。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改革把苏联改到了日趋涣散的地步，共和国发展成高度自立而且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注定了，苏联领导人仅限于提出自己的方针而无力有效实施，而其他力量不仅可以提出更激进的方针，而且有巨大的操作空间。
俄罗斯领导人向中央政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他们与农合会建立了联盟，虽然没有完全认可农合会的方针，但是接受了后者的核心诉求。俄罗斯领导人公然认可农村土地私有，大力扶持个体农业经营。但是，俄罗斯政权机关毕竟不是农合会。农合会只是社会组织，即使片面强调本集团的利益诉求也无可厚非。俄罗斯领导人肩负治国重任，制定和推行方针时必须考虑多方利益以及长远后果。事实证明，俄罗斯领导人的方针远远不够理性周全。在崇拜美国私营农场方面，俄罗斯领导人与农合会高度契合，只是在转轨速度上略有保留。在既不综合整治经济环境、又不全面稳定社会局势的情况下，给农业经营个体再多的帮扶、再多的土地私有许可，他们也很少愿意扩大生产、将产品投放市场。这种情况在1991年就已经出现，但是俄罗斯领导人依然对农村土地私有化在未来可能带来的效果满怀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推行既定方针，就可以把农业带出困境。随着苏联停止存在和俄罗斯高层改组，俄罗斯领导人获得了充分的权力去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至此，围绕着农庄农场体制的方针较量告一段落。但是，由于俄罗斯领导人的方针本来就存在问题，农业领域新矛盾的出现也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