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 随着女性禁酒社团纷纷涌现,女性禁酒改革者开始独自创办禁酒报纸。女性杂志的流行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女性禁酒报纸的问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橄榄树》和《百合花》为代表的女性禁酒报纸成为女性禁酒社团的喉舌,也是女性禁酒改革者发声的工具。女性改革者借助禁酒报纸表达她们对禁酒改革与自身公共角色的理解,丰富了禁酒运动中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性。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改革者以作者、编辑、出版商的身份参与到印刷出版中,行使出版自由来推进禁酒事业的发展、引导公众意见,体现了女性在争取选举权之外的公共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关键词：禁酒运动；女性禁酒社团；《橄榄树》；《百合花》
19世纪上半期, 禁酒是美国人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涉及道德、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内战前, 禁酒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 不仅降低了人均饮酒量,而且改变了人们对待饮酒的态度, 甚至在多个州通过立法手段实现了禁酒目标。美国历史学家安妮·菲罗尔·斯科特(Anne Firor Scott)称禁酒运动是“内战前规模最大、包容性最强的改革运动”。与此同时, 美国的印刷业蓬勃发展,印刷出版为女性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公共参与渠道。她们不仅是作者、读者, 还成为编辑、出版商, 利用印刷出版来推进禁酒事业、实现自身的公共参与。
总体而言, 学界对于美国禁酒运动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有关内战前女性参与禁酒运动的研究相对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内战前未曾出现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那样的全国女性禁酒组织,只有分散的区域性组织；此外,有学者认为女性在禁酒运动中处于依附地位, 性参与禁酒活动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关系不似内战后那样紧密。实际上,无论是从共时性角度思考内战前女性志愿社团的方兴未艾, 还是从历时性角度理解19世纪后期禁酒运动在全国范围的成功,都有必要考察内战前女性在禁酒运动中的参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欧美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们从女性禁酒运动的起源、女性禁酒活动与女性权利运动尤其是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关系、家庭意识形态对女性参与禁酒运动的影响、禁酒文学中的妻子形象等视角展开研究, 其研究经历了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不过,就女性禁酒活动与女性的公共参与而言,已有研究受到传统妇女史研究叙事的影响,以争取妇女选举权为妇女历史的主线与解释框架,过于关注女性的政治权利与政治参与,忽视了女性其他形式的公共参与,如印刷出版、公共演说等,由此低估了女性在内战前禁酒运动中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已有学者考察内战前女性创办的刊物,但对女性禁酒报纸着墨不多。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与此相类, 关于禁酒运动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19世纪中后期,聚焦于女性禁酒活动如何催生妇女权利运动, 对内战前女性参与禁酒的活动与影响缺少足够关注。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女性改革者独立创办禁酒报纸的过程与意义, 探讨内战前女性在争取选举权之外的其他公共参与方式, 进一步深化对女性禁酒活动与妇女权利运动关系的理解,揭示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性与多样性。
一、女性禁酒报纸的创办
19世纪30年代末,新英格兰地区开始零星出现专门的女性禁酒社团。1841年5月12日, 首个玛莎·华盛顿协会(Martha Washington Society)在纽约成立。从1843年起,禁酒之女(Daughters of Temperance)社团取代玛莎·华盛顿协会, 成为女性禁酒社团的主要代表。女性改革者渐渐在地方和州层面建立起规模不一的女性禁酒社团。在参与禁酒活动的过程中, 一些才情卓越的女性不仅为男性主办的禁酒报纸撰写文章、摇旗呐喊, 还自己动手创办报刊, 全权负责撰稿、编辑、出版等各项事务。当公众还不能坦然接受女性发表公共演说时, 她们已经开始挥舞笔杆为禁酒事业发声。
女性改革者能够在禁酒报刊中迅速占据一席之地, 得益于女性办刊的传统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方面, 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女性负责编辑、面向女性读者的女性杂志蓬勃发展, 开创了女性兴办刊物的先例。1792年,最早的女性杂志《女士杂志与娱乐知识宝典》(The Lady’s Magazine, and Repository of Entertaining Knowledge)始创于费城。19世纪20年代, 几乎每个具备印刷所的城镇都拥有女性杂志。到1830年,美国已有100多份女性杂志。这类杂志以“娱乐和教育”为宗旨, 以小故事、诗歌、箴言的形式, 为女性读者提供婚姻与生活方面的建议, 偶尔也会谈论女性教育、健康、权利与职责等问题, 但绝不涉足有争议的话题。这类杂志十分流行, 深受女性喜爱。女性杂志的出现与繁荣, 表明社会公众已接受女性创办刊物的事实。美国历史学家埃米·贝丝·阿伦森(Amy Beth Aronson)认为, “这些杂志为早期美国女性提供了独特的自由, 这是其他印刷物或公共媒介无法提供的”, 让她们有机会“在公共领域中打破强加给女性的沉默”。除了这些关注女性生活的女性杂志, 19世纪20年代末美国开始出现以改革为宗旨的女性报刊, 其中最早的是1828年10月29日在纽约创刊的《自由调查者报》(The Free Enquirer)。该报以“推动人类进步”为宗旨, 其主编是作家、自由思想家弗朗西丝·赖特(Frances Wright)。从女性杂志到女性改革刊物, 女性创办刊物逐渐形成传统。
另一方面, 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出现众多女性作者和读者, 为女性改革者创办禁酒报纸奠定了基础。独立后美国的教育计划以国家主义和共和主义为目标, 为女孩提供与男孩一样的基础教育。以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强调女性身为“共和妻子”“共和母亲”的职责, 据此论证女性教育的价值。拉什相信, 母亲只有接受过教育, 才能培养出理解自由和代表制原则的公民, 从而维系共和国。1850年, 美国女性的识字率接近男性。此外,从18世纪末开始, 为女性提供中等教育的女子学园和学院在美国各地涌现。1798年,年近五旬的作家、诗人、剧作家朱迪丝·萨金特·默里(Judith Sargent Murray)欣喜地指出这一新兴现象：“请允许我向我的女同胞们表示祝贺, 过去几年来发生了令人高兴的、有利于女性的变革；我记得建国初期, 人们认为针线活是女性必须掌握的最主要的技能；现在, 人们允许这些可爱的能手利用一部分时间, 去学习更为高尚、给人启发的内容。到处都在兴建女子学园。”1790—1830年间,美国出现了大约400所女子学园。女学生来自工业发达的北部和实行奴隶制的南部, 来自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镇。其中大多数为12～16岁的年轻白人女性,出身于富裕的中上阶层家庭。女子学园的课程、教学方法与同时期的男子学院类似。女学生学习天文、历史、化学、地理、修辞、自然哲学、高等数学, 以及多门古典和现代语言。她们还学会了阅读、书法和写作, 并且通过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创办文学社团等方式, 不断完善自己的论证和修辞能力。如果说基础教育让美国女性有机会掌握基本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那么女子学园则以丰富多彩的课程开发女性的智力、开拓她们的视野。不同阶段女性教育的发展, 为女性禁酒报纸带来了潜在的读者和作者。
就笔者知见所及, 有两份女性禁酒报纸值得重视。一份是《橄榄树和女士禁酒支持者》(The Olive Plant, and Ladies’ Temperance Advocate, 简称《橄榄树》), 创办于1841年7月, 由纽约市的玛丽·奥古丝塔·科芬(Mary Augusta Coffin)负责编辑, 出版人为L.D.约翰逊(L.D.Johnson)；另一份是《百合花》(The Lily), 由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镇(Seneca Falls)的阿梅莉亚·布卢默(Amelia Bloomer)编辑和出版, 1849年1月开始发行。《橄榄树》属于最早一批由女性编辑、针对女性读者的禁酒报纸,《百合花》则是“第一份由女性所有、编辑和出版的报纸”。从这两份报纸着手, 我们可以一窥女性禁酒报纸的宗旨及其创办过程的艰辛。
《橄榄树》的创办与女性禁酒社团的发展密切相关。7月1日,距离首个玛莎·华盛顿社团成立不到两个月, 《橄榄树》创刊,以女性禁酒社团“有用且有效的喉舌”自居。在创刊号中, 编辑科芬这样阐释办报的动机：尽管当下全国各大城市都已经成立诸多女性禁酒社团, 这些社团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活动, 但她们需要“适当的用于交流的宣传工具”, 来向彼此和全世界表达她们的观点和原则。因此, 完全由女性负责的《橄榄树》问世, 对于“启蒙新知、振奋情绪、活跃想象、美化心灵”具有重要的意义。《橄榄树》欢迎富有才华、品行端正的女性投稿, 拒绝刊登任何涉及宗教派别和道德争议的文字。除去为数不多的新书推介与女子学校广告, 《橄榄树》所刊内容均与禁酒相关。编辑以故事、诗歌、新闻等多种题材形式, 向读者传递彻底禁酒的理念。与玛莎·华盛顿社团的活动策略一致, 《橄榄树》试图利用文字来唤醒酗酒者的良知, 其报头上赫然印着：“最堕落的心灵也能与善良共鸣。”
秉持女性禁酒社团喉舌的定位, 《橄榄树》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女性禁酒活动。作为一份双周报, 《橄榄树》一年的订阅费用仅为1美元。除了价格低廉外, 为进一步扩大报纸的影响、吸引公众的注意, 《橄榄树》的创办者还特意将创刊号寄给美国各个邮政局长的妻子, 以及一些活跃的公众人物(比如牧师、医生、律师和政府官员)的妻子。此外, 《橄榄树》编辑也号召各地女性禁酒社团主动来信提供本社团的信息。1842年7月15日出版的《橄榄树》刊登了其了解的所有女性禁酒社团的名单及其主席和秘书的名字, 以及部分社团自成立以来分发出去的现金与衣物的数量。上述内容长达8页的篇幅,足以令每一位读者深切感受到女性禁酒社团的存在与成就, 充分体现了《橄榄树》作为女性禁酒社团喉舌的作用。
1849年,另一份女性禁酒出版物《百合花》创刊。该报的创办源于女性禁酒社团成员有意识的、迫切的自我表达欲望, 其诞生过程体现了女性禁酒改革者的勇敢与担当。1848年9月22日, “塞尼卡福尔斯女性彻底禁酒慈善协会”(Ladies’ Total Abstinence Benevolent Society of Seneca Falls)成立。不久, 协会成员提议出版一份禁酒题材的报纸, 并为此任命了专门的出版委员会。然而, 由于面临诸多困难,协会知难而退, 无奈搁置了这个计划。身为协会秘书的阿梅莉亚·布卢默出于强烈的责任感接手了报纸, 独自担负起出版、编辑、财务等所有工作。她自陈道：“我十分为难……我无法轻易抛弃责任。我别无选择——或者步他人后尘, 让这项事业像人们预言的那样以可悲的失败告终；或者投身这项工作, 接受随之而来的暴风雨般的斥责和批评, 由此兑现对公众的诺言, 保全协会的声誉。对一个在这项工作上毫无经验的人来说, 这是悲伤、艰难的时刻, 而且当时的女性几乎从未采取过公共行动。”最终,布卢默将这份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还底气十足地宣称：“它从来都不是哪个社团、政党或小集团, 或者任何人的喉舌。”
禁酒是《百合花》贯穿始终的重要议题。该报的宗旨是让“女性凭借《百合花》发声”,让女性在公众面前揭露酗酒带来的不幸, 宣扬禁酒协会的决议, 让更多人接受禁酒的主张。该报刊登的内容以禁酒以及“有益身心、符合道德的文学”为主, 包括原创和精选的故事、诗歌、逸事等。该报的撰稿人包括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玛丽·C.沃恩(Mary C. Vaughan), 她们曾先后担任“女性纽约州禁酒协会”(Woman's New York State Temperance Society)的主席。因此, 就其充满改革色彩的内容而言, 《百合花》虽冠以纯洁无瑕的名字, 但仍是一份“咄咄逼人的报纸”。
得益于布卢默的才干与胆识, 《百合花》销量甚佳。作为一份月报, 《百合花》一年的订阅费用是50美分。低廉的订阅费用, 加上布卢默因倡导服饰改良而引发的争议, 使《百合花》的发行量在创刊5年(1849—1853)期间从最初的200～300份, 上涨到4000多份。1853年,布卢默夫妇迁居俄亥俄州芒特弗农市(Mount Vernon),《百合花》也随之在该地出版, 并且广受欢迎,订阅量迅速增长, 发行量增至6000多份。1854年,当布卢默夫妇再度迁居艾奥瓦州康瑟尔布拉夫市(Council Bluffs)时,由于当地缺乏印刷设备和发行渠道,布卢默将《百合花》卖给另一位女士。此后直到1859年,该报以双周报的形式,继续致力于推动禁酒事业和提升女性地位。
二、女性的多重形象与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性
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多尔西(Bruce Dorsey)指出, 在禁酒运动的主流叙事中,白人女性是禁酒运动中“看不见的沉默的参与者”,是“饮酒男性失败叙事里象征性的受害者”。但是, 当我们着眼于女性禁酒报纸,会发现仅仅关注主流叙事远远不够。以《橄榄树》和《百合花》为代表的女性禁酒报纸, 无论是作为女性禁酒社团的喉舌, 还是个人自由表达的工具,都力求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行善事, 保护无辜之人,将破坏者拒之门外, 挽救误入歧途之人, 安慰痛苦之人,都是她(女性)的职责所在。在这方面,她有权发声, 也应当发声”。女性声音的出现, 使禁酒运动中的女性形象变得更为生动、真实, 映射了女性改革者对禁酒事业的贡献, 也彰显了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性。不同于主流叙事, 女性禁酒报纸为公众呈现了女性在禁酒运动中的多重形象：她们不只是男性酗酒者的无辜受害者、家庭领域的道德权威, 同时也是有望被改造的酗酒者, 以及积极行动的改革者。
包括女性禁酒报纸在内的所有禁酒报刊中, 最常见的女性形象是家中男性酒鬼的无辜受害者。这类形象包括深情不改的妻子、贫困无助的女儿、痛心疾首的母亲, 而且无助的妻子常常还需抚养年幼的孩子。不仅男性主持的禁酒报纸充斥着酗酒造成的家庭悲剧故事, 女性禁酒报纸同样渲染女性的受害者形象。《橄榄树》创刊号篇首一段话严厉谴责酒精是“魔鬼对家庭领域的诅咒, 无数妻子和母亲的谋杀者,剥夺了女性的美貌、舒适、权利、健康、家庭、理性和生活”。女性禁酒社团在陈述受助人的故事时动情地写道：“她不曾与他同饮这受诅咒的酒, 但她不得不喝下这苦涩的残渣。”禁酒改革者宣称：“酒鬼的妻子和家人不得不与他一起受苦, 通常她们是最大的受害者。……她们难道不是被剥夺了一切珍宝？她们难道不是被盗取了生存所需的衣食？”一篇控诉售酒商人的文章写道：售酒“剥夺了数以千计孩童生存所需的衣食, 伤害了很多深情的妻子和母亲的心, 令她们与自己的孩子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仰赖世间冷漠的施舍”。《酗酒的不幸》一文描述作者的朋友因丈夫酗酒而陷入悲恸：“她的脸颊不再红润, 她的眼中不再有快乐,她的脚步虚弱无力, 她曾经美丽的脸上满是绝望。”另一篇讨论酗酒毁灭幸福家庭生活的文章写道：“他总是踉跄着回到自己肮脏的家, 嘴里骂骂咧咧。他妻子内心深处仍旧保留着对他的爱。当她准备好贫穷的家中仅有的粗劣食物时, 他却对她拳打脚踢。”可见, 美国女性由于法律和习俗的缘故, 在家庭中处于依附地位, 在经济上严重依赖男性家长。因此, 一旦挣钱养家的男性家长染上酗酒恶习, 妻子与子女既要忍受因家庭收入减少甚至丧失而导致的贫困, 还不得不面对常常与醉酒相伴的语言与肢体暴力。描述女性受害者的形象既是陈述客观的悲惨事实, 也是女性改革者为调动读者的情绪而使用的修辞策略。
女性是家庭领域的道德权威, 这是最初发起禁酒运动的男性改革者所倡导的女性形象, 此后为女性禁酒报纸所继承并发扬。该观点强调女性作为“共和妻子”的角色, 即女性通过影响男性的行为来实现她们对社会的贡献。这是18世纪末出现的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女性改革者利用此类共和话语来论证她们投身禁酒活动的正当性。《女性的影响力》一文略显夸张地提到, 女性身为母亲、妻子、姐妹, 对男性的影响无出其右：“她一哭泣就能让人感动,她一微笑就能让人行动, 她一皱眉就能让人不寒而栗。”布卢默号召当地女性在新年期间拒绝为来访的亲友提供酒精饮料, 以实际行动支持禁酒事业, 发挥自己的影响,“如果你为了同伴的利益而施展影响, 你就能为社会消灭这场道德瘟疫。它能治愈破碎的心——擦干苦涩悲伤的泪水——让赤身裸体的人有衣穿, 让饥肠辘辘的人有饭吃,给正处于悲惨、凄凉中的家庭带去安宁与幸福”。《女性在禁酒事业中的工作》一文指出, “她应始终在各个场合利用她的影响力来支持彻底禁酒”, “女性的一句话或一个神情, 可以并且已经产生影响,能够拯救许多人, 以免他们死于酗酒”。在母亲、妻子、女儿、姐妹等多种家庭身份中, 母亲的道德影响最为重要。有文章写道：“女性的影响在整个社会高贵如国王。女儿和姐妹拥有影响, 但只有母亲才能编成永远绽放的花环。”另有文章提出, 身为母亲与妻子,美国女性不应当将酒精用于烹饪和医疗。“女性没有意识到她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母亲的影响力尤其巨大。人们如实说, ‘在生命最初几年, 母亲是孩子的上帝’”。
与男性禁酒报纸一样, 女性禁酒报纸也着力刻画女性身为男性酗酒的无助受害者、家庭领域的道德权威等女性形象。此外, 女性禁酒报纸还发掘并呈现了酗酒女性的形象。这为女性禁酒社团树立了独立于男性禁酒社团的新特征, 更凸显了女性改革者的自主性。禁酒运动始终以男性为目标群体, 最初在具有社会地位的绅士中间推进节制饮酒, 到华盛顿运动[47]阶段则力图改造劳动阶层男性的酗酒恶习。女性禁酒社团起初仅是辅助男性禁酒社团开展工作, 为酗酒者及其家人提供资金和衣食。然而, 社团成员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女性群体中同样存在严重的酗酒问题。于是, 女性禁酒社团也开始致力于改造女性酗酒者。因此, 女性禁酒报纸并不讳言女性酗酒者的存在。《橄榄树》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呼吁美国女士支持禁酒》便论及女性沉迷饮酒的问题。文中提到, 一位有教养的欧洲女士声称, 美国女性饮酒无度。由此,该文要求美国女性保持警惕, 拒绝酒精的诱惑。在一则蕴含强烈道德寓意的故事里, 不仅父亲酗酒,失去工作机会, 而且母亲也酗酒, 无法尽到照顾孩子的职责。最终, 夫妇二人在禁酒社团的帮助下, 戒除酒精, 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作者进一步指出仍有很多母亲酗酒, 但她们都有改变的可能：“难道不是还有许许多多女性仍处在故事中的母亲曾经的状态？难道她们不能接受劝说, 变成全新的样子？”
各地女性禁酒社团纷纷以挽救酗酒女性为宗旨。首个玛莎·华盛顿社团的目标是：“将酗酒女性从堕落中拯救出来, 拉着她们的手,将她们引上清醒和道德之路。”纽约市第二个女性禁酒社团“霍华德女性禁酒协会”(Lady Howard Temperance Society)希望能够与其他女性社团通力合作, 最终杜绝纽约市女性酗酒的问题。纽约市“女性手拉手禁酒慈善协会”(Ladies’ Hand-in-hand T. B.Society)也将改造酗酒女性, 并在必要时为她们提供衣服、安排膳宿, 作为社团的目标。另外, 根据女性禁酒社团在禁酒报纸上公布的社团活动信息, 很多女性酗酒者在得到帮助后生活重新走上正轨。诸多案例揭示了导致女性染上酗酒恶习的各种因素, 诸如贫穷、家境衰败、地位下降等等。可见, 经济上的衣食无着与精神上的孤独无助, 会促使女性走上酗酒的歧途。女性禁酒社团正是从经济与精神层面来展开救助。
积极行动的禁酒改革者, 是女性禁酒报纸向公众展现的另一种女性形象, 也最能体现女性参与禁酒改革的自主性。女性禁酒社团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彻底禁酒原则, 帮助酗酒的男男女女走上正轨, 为禁酒事业做出贡献。一方面, 这一形象可见于女性禁酒报纸上刊登的各个女性禁酒社团的活动。社团成员乐于借助禁酒报纸这一平台, 大力宣扬本社团的宗旨与成就, 吸引公众的关注与支持。如前所述, 1841年首期《橄榄树》发出呼吁：“无论你们的社团现在何处, 我们恭敬地向各位女士征求会议记录, 以供刊登在本报上。”次年7月15日出版的《橄榄树》即展现了征集信息的丰硕成果。女性禁酒社团的运作方式与其他性质的女性志愿社团大致相同, 且女性禁酒社团的活动彼此也相差无几。女性禁酒社团的成员定期召集会议, 通过选举的方式确定社团主席等职务的人选。此外, 社团成员经常一起参与缝纫,为改过自新的酗酒者提供衣服、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举办市集、音乐会、茶会等社交活动, 筹集资金；走访当地女性, 劝说人们签署禁酒誓言。平日里, 成员也以身作则,不仅自己滴酒不沾, 也拒绝为到访的亲朋好友提供酒精饮料, 还尽量避免在烹饪、就医时接触酒精。她们遵守彻底禁酒原则, 也孜孜不倦地向身边的人传播这一原则。通过女性禁酒报纸的宣传, 公众得以了解美国各地的女性已经纷纷行动起来：除东北部的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得岛州、缅因州外, 俄亥俄州也行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 相较男性创办的禁酒报纸, 女性禁酒报纸能够更加详尽地报道各地女性禁酒社团的活动。
另一方面, 女性禁酒报纸本身也是对女性禁酒改革者形象的正面宣扬。由女性编辑, 甚至像《百合花》这样完全由女性出版的女性禁酒报纸, 向社会公众展现了女性禁酒改革者的智慧和能力。虽然布卢默自谦能力不足, 创办《百合花》不过是“时势造英雄”, 但结合她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她完全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与当时普通家庭的女孩一样, 布卢默在地方学校接受过阅读和写作训练。更重要的是, 她十分聪慧。她的丈夫在结婚前就发现她“能够轻松、优雅地用文字表达自己想法”, 并鼓励她在地方报纸上匿名发表文章, 谈论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因此, 当19世纪40年代华盛顿运动席卷而来时,布卢默全身心投入其中, 为当地禁酒社团的报纸《水桶》(Water Bucket)撰写文章, 积极倡导彻底禁酒的主张。除了娴熟的写作技能外, 布卢默还拥有在邮政体系工作的经验。1849年春天, 布卢默的丈夫被任命为当地的邮政局长。在他的提议下, 布卢默宣誓就职、成为其副手(deputy postmaster), 担任这一职务长达四年之久。1850年秋天, 斯坦顿拜访布卢默时,高度评价了她的工作成效：“人们普遍承认, 当她履行职责时,邮局的外观和经营都得到了改善。”一份不到十页的女性禁酒报纸的背后是十分繁重、异常琐碎的工作。布卢默的丈夫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妻子当时编辑、出版《百合花》所承受的重负：“她必须签订印刷和出版的合同, 给朋友们发送通告、请他们帮忙扩大传播, 把报纸包好、邮寄给订阅人, 为其栏目撰写社论和其他内容, 阅读校稿,简而言之, 负责报纸出版的方方面面。”布卢默夫妇的好友、《塞尼卡县信使报》(Seneca County Courier)的编辑艾萨克·富勒(Isaac Fuller)在报纸上刊文, 盛赞布卢默在创办《百合花》的过程中展现了“女性身上极为罕见的天赋与商业素质”。布卢默去世后, 牧师在纪念布道中也宣称,布卢默身上的“勇气、诚实正直和坚决果断”是《百合花》取得成功的保证。
禁酒运动的男性领导者强调女性是酗酒男性的受害者和家庭的道德卫士, 鼓动女性投身禁酒运动, 却不愿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19世纪30年代初, 禁酒社团中大约35%～60%的成员是女性。但是,男性成员掌握着地方和全国禁酒组织的领导权。比如, “美国禁酒协会”的职务便大多由男性牧师垄断。女性禁酒社团的出现是对男性主导禁酒运动的挑战与补充, 由此诞生的女性禁酒报纸更是生动地体现了女性改革者的独立自主。这些报纸向公众传递女性的声音, 丰富女性在禁酒事业中的形象, 在沿袭男性禁酒报纸话语的同时, 也呈现了女性有待改造、可以被改造的酗酒者形象, 以及独当一面、勤劳能干的改革者形象。女性禁酒报纸塑造与宣扬多元的女性形象, 特别是女性改革者的形象, 体现了女性禁酒改革者在女性视角下对禁酒改革事业与女性公共角色的理解, 显示了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性。
三、印刷出版与女性公共参与的多样性
内战前女性参与禁酒运动, 不仅展现了女性公共参与的自主性, 也充分证明了女性公共参与的多样性。尽管一些激进的女性禁酒改革者最终转向争取妇女选举权, 内战前女性的禁酒活动仍表明, 除了选举权,女性还拥有其他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 包括印刷出版、公共演说、请愿等。
首先, 女性禁酒报纸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女性改革者利用印刷出版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19世纪早期, 美国迎来“通讯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主要体现为印刷和造纸技术的改进, 报纸、杂志和书籍种类与数量的增多, 以及邮政体系的扩张。成立相对较早的女性慈善社团有意识地利用印刷出版推进社团利益。这些社团在报纸上刊登年会的会议记录, 为自己组织的慈善布道、市集等筹款活动宣传造势, 并发布日常集会的通知。若是资金充裕, 社团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印刷出版协会的章程与规章制度、年度报告。一方面, 报纸和小册子能够帮助女性慈善社团向社会宣传社团宗旨, 报导社团的活动成果,有效吸引公众注意并慷慨解囊。另一方面, 女性慈善社团还利用报纸和小册子公开向捐助人表示感谢。同时, 社团成员非常清楚印刷出版产生的积极效果。“费城女性救济贫困妇孺协会”(Female Association of Philadelphia for the Relief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Reduced Circumstances)理事在写给另一位成员的信中, 谈论对方所撰写的年度报告：“我真觉得它应当被原封不动地呈现给公众。它恰如其分地陈述了我们协会真实的状况, 令人满意。”她建议,应当立即在报纸上刊登这一报告, 并信心满满地写道：“据我看来,它能有效地重新唤起人们的兴趣, 而这种兴趣曾经对这一慈善团体给予积极支持。”在另一封信中, 该协会理事告诉协会秘书丽贝卡·格拉茨(Rebecca Gratz)：“遵照你的请求, 我熟读了这份报告,并对其完全赞同。刊登这份报告将带来许多益处, 对此我毫不怀疑。”
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女性参与道德改良社团、禁酒社团和反奴隶制社团, 创办或者编辑了20多份刊物,充分展现了女性的办刊能力。女性道德改良社团是最早尝试女性独立办报的组织。1835年, “纽约女性道德改良协会”(New York Female Moral Reform Society)创办了《道德改良拥护者报》(Advocate of Moral Reform)。该报发行量高达2万份, 由一位女性在协会的指导下负责编辑。1838年, “波士顿女性道德改良协会”(Boston Female Moral Reform Society)创办了《美德之友报》(Friend of Virtue),由其通信秘书丽贝卡·伊顿(Rebecca Eaton)担任编辑。
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当女性禁酒改革者创办女性禁酒报纸时, 女性反奴隶制社团成员也纷纷拿起笔来支持废奴事业。女性反奴隶制社团未曾独立创办报纸, 但一些社团出版过以反奴隶制为主题的寄赠书, 即一种由散文和诗歌组成的文学年刊。其中, “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Boston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秘书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Maria Weston Chapman)主编的《自由钟》(Liberty Bell)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其他女性反奴隶制社团纷纷效仿：“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Philadelphia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创办了《北极星》(North Star)；普罗维登斯的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出版了《自由钟声》(Liberty Chimes)；“罗切斯特女性反奴隶制协会”(Rochester Ladies'Anti-slavery Society)出版了《为自由签名》(Autographs for Freedom), 由其秘书负责编辑, 投稿人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等一些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除了编辑寄赠书外, 女性废奴主义者也以其他方式利用印刷出版物来扩大影响力。一些人以社团主席或秘书的身份, 在各类反奴隶制报纸上刊登社团章程、年度报告等内容。1836年“安多弗女性反奴隶制协会”(Andover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成立之际, 主席与秘书联名在《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上刊文,陈述协会成立初衷, 刊登协会章程的前言以及协会领导成员名单。同年, 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协会秘书查普曼和M.安米登(M.Ammidon)在《解放者报》上代表协会向马萨诸塞州所有女性发出呼吁。另有一些女性废奴主义者是多产的作者。例如较为活跃的查普曼在当时出版了若干本宣扬废奴主张的小册子, 既有论文, 也有诗歌。费城女性反奴隶制协会成员安杰利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é)出版了《告南部女性基督徒书》和《致凯瑟琳·E.比彻》等小册子。从女性慈善社团通过报纸、小册子出版章程、年度报告来扩大社团的影响力, 到各类女性改革社团尝试独立创办刊物, 女性改革者充分发掘了印刷出版的可能性, 努力在公共空间发出女性的声音、提出女性的见解。
其次, 女性改革者创办禁酒报纸,是她们与男性一样主动行使出版自由权利的表现。出版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时人相信, 公民只有了解相关信息, 才能够明智地履行公民责任。报纸是当时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出版自由为前提, 不受审查、彼此竞争的报纸能够最大程度地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 帮助美国公民尽可能成为知情公民, 做出合理选择。出版自由还与公众意见的形成密切相关。报纸在当时承担了大部分塑造公众意见的职能, 体现在报纸传达各政党的观点、为候选人做宣传、抨击对手、鼓励选民参与投票等多个方面。
尽管当时一些禁酒报纸设有专门的女性栏目, 但投身禁酒事业的女性改革者不满足于读者乃至作者的身份, 想要寻求更广泛的表达自由与更充足的活动空间。于是, 一些有能力、有担当的女性改革者成为编辑甚至出版商, 独立出版女性禁酒报纸。这类报刊更详细、更频繁地将女性参与禁酒的活动展现在公众面前, 直接向公众传达她们的观点与理念, 提供女性发声的平台。对参与禁酒事业的女性改革者而言, 禁酒活动同时具有道德、社会、政治等多重意义。美国历史学家安妮·M.博伊兰(Anne M. Boylan)指出, 女性改革者独自创办报纸, 是为了“寻求直接接触读者,并掌控她们自己在印刷品中的形象”。事实表明, 女性改革者不仅学会利用出版印刷为女性社团活动谋取利益, 还意识到这种自由权利本身的价值, 即她们能够像男性一样自由写作、发表观点、塑造公众意见。布卢默曾在另一份报纸上描述她与《百合花》的关系：“我自己拥有一份独立的报刊, 不依赖任何其他报纸或个人。凭借该报, 我能就当代重大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不受约束、独立自主。”她的丈夫也指出, 布卢默为《百合花》写的社论充满活力, 她通过这种方式机智地反驳任何在禁酒或女性权利问题上抨击她立场的人。
最后, 随着禁酒运动的推进,女性仅以印刷出版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局限日益凸显, 推动女性改革者意识到其他公共参与方式的必要性, 尤其是争取选举权的迫切性。女性改革者尝试寻找禁酒报纸之外的、更加多样化的公共参与方式, 女性禁酒报纸本身也成为女性争取公共演说、请愿甚至选举等权利的重要渠道。
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 为了更有效地在全社会实现彻底禁酒的目的, 立法禁酒逐渐取代道德劝说, 成为禁酒运动的主导策略, 而立法禁酒倡导者最广泛使用的渠道是请愿。由此, 女性参与禁酒活动的形式不得不发生变化。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百合花》编辑布卢默身上, 她从禁酒报纸的作者、编辑, 逐步成为请愿者、公共演说者、女性选举权的倡导者。布卢默最初只关注禁酒事业, 以及与之相关的家庭、宗教问题。她独自经营禁酒报纸, 也积极为其他禁酒报纸撰稿。1848年, 第一场讨论女性民事和政治权利的会议在塞尼卡福尔斯镇召开, 布卢默以当地居民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但并未在决议和《情感宣言》上签字。这表明,当时的布卢默似乎满足于通过印刷出版的方式来推动禁酒事业, 对女性权利运动并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从1850年开始,布卢默开始探索印刷出版之外女性公共参与的方式, 女性权利也成为《百合花》的另一个重要议题。1852年, 布卢默在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参加女性禁酒协会的会议, 与其他两位女性代表3万名支持禁酒的女性向该州众议院提交请愿书。1853年下半年, 她经常受邀前往纽约州西部的村镇发表禁酒演说。尽管演说受到公众欢迎, 请愿却遭遇挫折。对此,布卢默清醒地反思道：“我们终于意识到, 我们的请愿无济于事。这30000名请愿者都是女性；我们所谓的议员怎么会在意一个没有选举权的阶层的请愿呢？”她在《百合花》上也写道：“为什么只留给女性可怜的请愿手段？当这种请愿来自女性并缺少选举权作为基础时, 就变得无足轻重。”1853年, 布卢默在纽约州开展巡回演说的过程中, 观察到“所有人都认为, 女性能够在这项事业中有所作为的唯一方式是投票”。可见,女性改革者在禁酒活动中受挫的经历, 使女性权利问题甚至争取选举权诉求在女性群体中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同时, 对没有选举权的女性来说, 内战前女性的禁酒活动在印刷出版、公共演说、请愿等多个方面的确推进了她们的公共参与。
结语
美国内战前女性独立创办禁酒报纸的过程, 不仅表明女性改革者在这一时期自主、积极地参与禁酒运动, 还体现了女性在选举权之外拥有其他公共参与方式。以《橄榄树》和《百合花》为代表的女性禁酒报纸, 无论是作为女性禁酒社团的喉舌, 还是作为个人自我表达的工具, 都力求发出女性的声音。这些出版物从女性的视角和立场, 向公众描述了女性在禁酒运动中的活动, 传递了女性对禁酒事业与女性公共角色的看法, 塑造了女性在禁酒改革中的多重形象。她们不只是男性酗酒的无辜受害者、家庭领域的道德权威, 同时也是需要帮助的酗酒者, 更是付诸行动的改革者。
美国内战前, 报刊在政党政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报纸编辑享有和律师一样的权势与地位。身处这样的政治文化之中, 编辑并出版女性禁酒报纸是女性禁酒改革者的流行做法, 是其有意识地利用印刷出版争取自身权利的体现。较早出现的女性慈善社团娴熟地利用印刷出版来推进社团利益, 其后涌现的各类女性改革社团则利用印刷出版来增进公共福祉。借助印刷出版这种公共参与方式, 女性改革者向公众宣扬自己的改革主张, 对反对者予以有效回击, 参与到塑造公众意见的进程中。可见, 在政治选举之外, 女性改革者拥有多种公共参与方式, 其中印刷出版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由此,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女性公共参与的历程。已有研究忽视或低估了内战前女性禁酒活动的重要性, 主要原因在于以妇女争取选举权为主线的传统叙事。从这种解释路径出发, 相关的研究都认为内战前女性的禁酒活动与妇女权利运动关系不大, 或者其意义仅在于为之后兴起的妇女权利运动作铺垫。这些研究固然发掘了女性禁酒活动的历史意义, 但却忽略了女性参与禁酒改革的独立性, 遮蔽了女性公共参与的其他渠道。考察内战前女性禁酒报纸的创办与影响, 既有助于重现女性改革者在禁酒运动中的自主行动, 又可以揭示女性多样化的公共参与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