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被教宗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皇帝”。长期以来，这一事件被理解为查理曼从国王晋升为皇帝的过程。事实上，他是从“罗马国老”被加冕为“罗马皇帝”，而不是从国王晋升为皇帝。这个皇帝只统治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特定地理辖区，即拜占庭帝国在西部的残存地区。但在获得帝号之后，查理曼所辖广大区域与帝号之间的张力，驱动帝号发生变化并逐渐泛化，从而指代查理曼管辖的所有地区。查理曼的帝号也从“罗马皇帝”变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再变为“皇帝”。
关键词：查理曼 罗马国老 罗马皇帝 帝号
名号是中古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外皆然。狭义而论，中古欧洲名号（intitulatio）是赠地文书书写格式的组成部分，“是赠地者的自我表述，内容包括其职位和统治权”。广义的名号（appelatio），则包括一切文体中为了纪年而使用的统治者名号，例如书信、敕令、决议以及叙事史料，也见于铭文、钱币、印戒等。中古欧洲的帝王与贵族名号往往带有复合性，统治者同时拥有多个名衔，例如金雀花王朝著名国王亨利二世的名号是“英格兰王，诺曼底公爵、阿奎丹公爵和安茹伯爵”。为便于分析，笔者称名号的各个组成部分为名衔，也即名号是名衔（title）的合称。查理曼的名号中就曾出现“法兰克王”、“伦巴第王”或者“意大利王”、“罗马国老”等名衔，称帝之后又增加了“罗马皇帝”、“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皇帝”等。
长期以来，名号研究主要作为古文书学的辅助学科，用以确定赠地文书的真伪，判定文书的归属，并进行准确系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维也纳大学的赫尔维希·沃尔夫拉姆将10世纪之前所有欧洲现存赠地文书（大约48000份）的名号集中整理，到1988年3卷本史料集出版完成，不仅方便了名号研究的史料搜集，而且指出了中古早期帝王名号与古代晚期罗马名号的延续性。此外，名号也是中古宪政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定名号的采用不仅反映了政治现实，更是统治者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表达，并在使用者（一般为君主和教俗贵族）与接收者之间实现某种政治认同。德国学者佩尔西·施拉姆将中古名号视为统治者“自我展示”的方式之一，系统调查画像、钱币、文书和权杖（insiglia）中的帝王自我展示方式和结果，揭示帝王如何使用实物、文字和图画符号以及仪式来展示自己的形象。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以及流亡美国的德裔学者康托诺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也采用过类似学术路径，通过调查君王的自我展示方式，试图理解“人们所怀的恐惧与希望”。受此影响，名号不仅被纳入“符号话语体系”之中，而且重心逐渐下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策互动中，历史学家借以讨论中古早期政治权威的建构。名号研究成为政治文化史研究大潮的“一员”。
本研究从名号与史事互动的角度，通过辨析名号的变迁，捕捉查理曼称帝过程中的某些历史瞬间；反过来，也通过梳理查理曼称帝时期的政治格局与治理活动，理解名号变迁背后的政治现实；同时，考察名与实的矛盾运动如何推动查理曼称帝并进而影响其帝号的变迁。对于查理曼称帝事件和帝号的研究业已非常丰富，但关于查理曼称帝的某些“常识”仍有待改写。本文首先通过重回历史现场，借助名号辨析，强调查理曼称帝并非从国王到皇帝的晋升过程，而是从“罗马国老”晋升为“罗马皇帝”。这一辨析有助于更精准地将查理曼称帝这一历史事件定位于某个时间节点，并重建称帝事件与政治史结构性变迁之间的联系。文章最后从帝国治理实践的角度梳理帝号及其使用状况，并指出查理曼处置帝国的传承方式遵循了分而和平的原则。
一、称帝、帝号与帝国观念
800年12月25日，查理曼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被教宗利奥三世（Leo Ⅲ，795—816年在位）加冕为皇帝。300多年后欧洲西部再次出现皇帝，自然引发各种议论，以至于时人连查理曼是否愿意称帝都存在不小争论。1928年，德国学者卡尔·赫尔德曼出版专著，系统总结中古以来相关学说，将其归纳为九大因素和流派：重视政治大背景的普世性追求说（Die Universalistische Theorie），与普世性追求说相对的、强调地方性因素的地方说（Die Lokalistische Theorie），王朝视角下的解放论（Die Emanzipationstheorie），关注实质性动机的禁止流血论（Die Blutbanntheorie，即司法审判权），重视礼仪程序的拥戴论（Die Ovationstheorie），考虑查理曼个人地位的模仿论（Die Simulationstheorie），帝国宪政角度的名分论（Die Titeltheorie），遗产视角下的帝权复兴论（Die Restaurationstheorie）以及强调帝国承袭的继承权论（Erbrechtstheorie，与拜占庭帝权之关系）。赫尔德曼是“地方说”的支持者，而且认为查理曼建立的帝国仅包括原罗马帝国的残留地区，即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地区，称帝是该地区地方性政治动荡的结果。
1948年，比利时史学家弗朗索瓦·冈绍夫在回应赫尔德曼的观点时，对1928年之后涌现的学术观点作过总结。他区分了三大流派。一是普世主义派，以阿瑟·克莱因劳茨（Arthur Kleinlausz）、路易·哈尔芬（Louis Halphen）、莱昂·勒维兰（Léon Levillain）、汉斯·赫尔希（Hans Hirsch）为代表，主张查理曼控制了罗马和西部基督教世界，积极保卫罗马教宗，捍卫信仰和教会，追求普世统治权，故得以称帝，以便建设上帝之城。二是以马丁·林泽尔（Martin Lintzel）、艾里希·卡斯珀尔（Erich Caspar）等为代表，认为罗马教宗为了寻找新的保护人，以脱离拜占庭皇帝的控制，故为查理曼加冕称帝，其帝号对应的地理范围是原罗马帝国。这一派支持教宗主动说。三是持非罗马帝权观念的学者，强调帝权观念的非罗马因素，即由于查理曼的赫赫武功，获得帝号实至名归。但该帝权观也带有浓厚的基督教帝国色彩，以基督教和日耳曼文化为内涵，配上了罗马的形式。冈绍夫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进一步推断，是阿尔昆说服了查理曼称帝，查理曼又利用了教宗利奥三世；但利奥也在仪式上做了手脚，突出教宗在加冕仪式中的作用，使查理曼心怀不满。冈绍夫认为，查理曼是罗马皇帝，也是基督教罗马皇帝的继承者，但其权力基础仍是法兰克王国和伦巴第王国。
1959年，为了说明查理曼称帝的历史意义，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萨利文曾编辑专书《查理曼加冕称帝：为何意义重大？》，围绕事件的当事方查理曼、罗马教宗、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梳理了一些比较流行的学术观点，认为当时学术界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谁作出的决定？动机何在？这样做的目标又是什么？”为此他将已有学术观点区分为三大流派。其一，查理曼主动说，包括三种观点：德莱尔·伯恩斯（C. Delisle Burns）等强调查理曼的个人荣誉追求，哈尔芬等强调查理曼的功业和普世性追求，布赖斯·詹姆斯（Bryce James）、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等强调查理曼团结各方力量共同达成称帝目标。其二，罗马教宗利奥主动说，以赫尔德曼为代表，费尔迪南·洛（Ferdinand Lot）和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认为教宗是最大受益者，查理曼得不偿失，沃尔特·厄尔曼（Walter Ullmann）认为这是教权政治理论长期发展的结果，维尔纳·奥左尔格（Werner Ohnsorge）则认为称帝是查理曼与利奥联手对付拜占庭皇帝的结果。其三，独树一帜的解释是皮朗命题，即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认为阿拉伯人的兴起引发国际局势大变动，查理曼帝国从而兴起。
萨利文偏向于说明查理曼称帝的巨大历史意义，将这一事件置于诸多历史巨变中考察，通过结构性分析，有意无意之间凸显其历史必然性。在他看来，查理曼称帝是各种力量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查理曼等顺应历史大潮变动而努力的结果，故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归根结底，查理曼称帝标志着西欧的兴起。
萨利文的著述出版不久，德国学者彼得·克拉森写成《查理曼、罗马教宗与拜占庭：加洛林帝国的奠基》一书。克拉森得出与萨利文相反的结论，认为查理曼称帝是各种历史力量在800年突然汇聚碰撞的结果，事件过后，这些力量又沿着各自的发展轨迹分道扬镳。换言之，称帝是偶然性历史事件。克拉森的研究如此经典，以致德语学术界形成了“克拉森共识”。此后，学术界对查理曼称帝的专门研究转入低潮。
借助2000年举办的查理曼称帝1200周年纪念活动，20世纪末重新繁荣的加洛林研究更加生机勃勃。查理曼称帝阐释中的三种传统说法各有进展。第一，查理曼的扩张导致称帝。如英国学者迈尔-哈廷提出，查理曼对萨克森人的征服使他需要一个能统治多族群的、非罗马性质的帝号。第二，与拜占庭的竞争导致称帝。如玛丽-瑟里诺·伊扎伊尔亚认为，称帝是与拜占庭进行宗教政策斗争的结果。第三，称帝是查理曼保护罗马教会的结果。如菲利普·德普罗和马提亚斯·贝歇尔认为，加洛林家族几代人勤勉保护罗马教会最终促成查理曼称帝。
但是，这些结构性分析仍难以说服持偶然事件论的史家。如罗杰·科林斯将迈尔-哈廷提出的“统治多族群之需要论”加以改造，认为其更适用于799年的意大利，而非其他时期。不仅如此，偶然事件论的支持者更强调查理曼称帝的个人意义。如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加洛林世界》明确提出，称帝与王国治理无关，尽管负有宗教方面的使命，但归根结底只涉及查理曼个人名誉的提升。与此类似，法国学者乔治·米诺瓦提醒研究者应摆脱阿尔昆等教士的蛊惑。在他看来，这些人的作品都是修辞性表述，不能从字面上信以为真。通过称帝，查理曼虽然负有维持宗教秩序方面的义务，但帝号仅是个人荣誉名衔，且及身而止。针对冈绍夫提出的称帝为查理曼治理史的一个转折点，珍妮弗·戴维斯则在系统分析查理曼颁布的敕令后否定称帝的意义，认为真正的转折点在8世纪80年代末。
1989年，萨利文曾担忧繁荣的加洛林研究日益琐细化。2012年，德国学者斯蒂芬·帕卓尔德在总结关于查理曼称帝的学术纷争时，坦承结构性分析与偶然事件论之间的对立，“这一事件至今仍充满谜团：其历史和背景、意义和后果，几乎一切都存在争议……时至今日，加冕事件还在将史学界一分为二”。与此类似，帝号研究也呈现二元对立的态势。由于查理曼最常用的帝号非常奇特——“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学者们并不能确定他到底是罗马皇帝还是法兰克皇帝，其帝国观念是罗马式抑或非罗马式。
所谓罗马式帝国观念，是指帝号继承自古代罗马帝国，查理曼作为独一无二的罗马皇帝，帝号具有普世性和唯一性。而非罗马式帝国观念与此相反，认为帝号属于日耳曼人的帝国观念，其核心要素是统治多个族群，被军队和族群拥戴为皇帝。这种帝号观具有较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非罗马式帝国观念最初由德国学者埃德蒙·斯坦厄尔1910年提出，并于1939年进行了系统阐发。
对此，赫尔德曼并不赞同，他认为查理曼的帝号仅涉及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地区，查理曼是罗马皇帝。但是，他主要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查理曼对罗马和罗马宗座的司法权，所运用的材料也多涉及查理曼死后教宗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而且主要依靠9世纪末10世纪中期撰写的匿名小册子《论罗马城的帝权》（Libellus de imperatoria potestate in urbe Roma）。赫尔德曼所用材料比较晚出，当代性不强，其后见之明颇让人联想起中古盛期以降帝权与教权之争的学术传统，容易引人反感。
二战后，西格弗里德·艾伯尔莱茵申发了非罗马式帝国观念，但影响最为广泛的阐释模式，是奥地利裔英国学者厄尔曼提出来的。他认为，利奥三世通过加冕仪式拥立了一位罗马皇帝，而这个帝号是“一个专门的称谓”，与古代的罗马帝位相似，体现的是“对全世界的最高统治权”。但是，查理曼不愿接受这种帝国观念，他追求的是与拜占庭皇帝“对等的地位”而已。厄尔曼的学生珍妮·尼尔森进一步凝练申发其师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她认为，尽管罗马教宗的理论是罗马式的，其仪式则是模仿拜占庭方面的。同时，查理曼的名衔不是教宗加冕所获，而是由其治下承认其权力的各族人民赋予的。因此，这足以解释查理曼的帝号所指——他身在亚琛而“统治着罗马帝国”。
1984年，托马斯·诺贝尔从维持罗马教座独立性的立场出发，进一步辨析罗马式与非罗马式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查理曼的帝国是“法兰克的和基督教的帝国”；另一方面，就法兰克皇帝对罗马城的权益而论，查理曼根本没有清晰的观念，“其实查理曼对于自己在罗马的权益并不清楚。他留给儿子虔诚者路易的是一个非常纷乱的局面”。
2009年，德国史家艾克哈德·穆勒-梅尔藤斯指出，在查理曼的名号中，帝号与王号只是并列关系，尽管帝号的等级最高，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治下的罗马帝国覆盖全部统治领土，相反只包括“罗马城和皇帝—教宗共同控制的意大利中部地区”。不过，穆勒-梅尔藤斯只是基于查理曼的名号分析得出结论，略嫌证据不足，还忽略了帝号的可变动性。2016年，他的观点便受到劳瑞·萨尔提的反驳。萨尔提并未提供新证据支撑帝国泛指查理曼所辖领土的观点，而是从法兰克人罗马化的角度强调查理曼利用帝号治理整个王国，并于802年让所有臣民对新帝号宣誓效忠。
由于受到中古盛期以降帝权与教权之争的学术传统影响，已有的帝号研究多涉及定性分析，试图确定查理曼的帝权观念到底是罗马式抑或非罗马式的。这就导致这些研究或多或少有静态化之嫌。查理曼称帝是“新事件”，他不仅要面对拜占庭、罗马教宗等宫廷之外不同力量及观念的影响，即使在宫廷内部，廷臣的意见也各有不同。因此，其帝号难免会存在不确定性，也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改易。从动态角度看，查理曼最初采用的帝号为“罗马皇帝”，对应于特定地理上的政治实体；此后从“罗马皇帝”经“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向“皇帝”的演化过程，则意味着帝号的泛化，即从代表特定政治实体的统治者名衔调整为代表所辖广大疆域的统治者名衔。辨析帝号的本源与演化，既有助于我们回到称帝“现场”，重新探究作为历史事件的查理曼称帝，寻找联络历史事件与政治结构的新节点，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查理曼处理帝国传承时所采取的分而和平原则。
二、从“罗马国老”到“罗马皇帝”
799年4月25日，教宗利奥三世在罗马城举行大连祷游行，以祈祷丰收。当队伍行进到台伯河边的圣斯蒂芬和西尔维斯特（St Stephen & St. Silvester）修道院教堂门前，教士书记官帕斯卡尔（Primicerius Paschalis）和总务长康普卢斯（Sacellarius Campulus）事先安排埋伏的人马袭击了利奥三世。当时的情形相当混乱，游行人群四散，教宗被打伤并被关押到上述教堂。这批人还准备挖掉教宗的双眼，割掉他的舌头，然而未遂。随后，利奥三世被转移到圣伊拉斯谟教堂看押起来。教宗卫队长阿尔比努斯（Cubicularius Albinus）率人将教宗悄悄救出，并趁夜色逃到圣彼得大教堂。在那里的加洛林巡察钦差和驻军将利奥三世保护起来，并在斯波莱托（Spoleto）公爵的接引之下，护送教宗北上，前往帕德博恩（Paderborn）会见查理曼。
关于这次会见，法兰克方面非常重视，留下了专门颂扬该事件的《查理曼与教宗利奥之颂诗》（C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可惜，会面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会面之后，查理曼派遣儿子小查理（Charles the Younger，800—811年在位）亲自带领巡察钦差和大军将利奥护送回罗马，他则回到亚琛。此时，拜占庭帝国的使臣丹尼尔（Daniel）也在亚琛。丹尼尔的具体使命不明。法兰克方面称其为西西里总督米哈伊尔（Michael）的使者，只有一部小编年史称其为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使者。西西里总督是当时拜占庭帝国在西部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虽然我们并不能确知历史的细节，但利奥事件显然牵动了法兰克、拜占庭和罗马教宗三方利益相关者，致使三方力量的代表会聚在法兰克宫廷。
800年，查理曼启程前往巴黎地区和今法国西北部一带巡视海防，到重要教堂礼拜，征求当地重要谋臣的意见。是年8月，查理曼在美因茨（Mainz）召集王国大会，决定亲率大军前往意大利。抵达拉文纳后，查理曼安排军队远征伦巴第人在意大利的最后驻点——贝内文托（Benevento）公爵领，自己则前往罗马。教宗利奥三世出城12英里迎接。11月24日，查理曼进入罗马城，开始处理帕斯卡尔等对利奥三世的起诉。12月24日，教宗手持福音书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上发誓，宣称自己无罪。次日，发生了教宗为查理曼加冕的事件。
很显然，在称帝现场，人们欢呼“罗马皇帝”。于查理曼宫廷中编修的《法兰克王家年代记》如是叙述罗马人民的欢呼：“上帝所加冕的、伟大且和平的罗马皇帝（imperator Romanorum），吾皇查理战无不胜！”《罗马教宗列传之教宗利奥三世传》（以下简称《利奥三世传》）应该是利奥三世去世前后（816年左右）编辑而成，其中也有关于查理曼加冕仪式的类似表述，只是民众的欢呼来得更激动人心，他们奉众多的圣徒之名高呼三次：“上帝所加冕的、虔诚的奥古斯都、伟大且和平的皇帝查理万岁，战无不胜！”虽然罗马人民只欢呼“皇帝”和“奥古斯都”，但传记作者随后添加一句说明：“他被所有人拥立为罗马皇帝（imperator Romanorum）。”这表明查理曼成了罗马皇帝，口语中使用的名衔是“罗马皇帝”（imperator或Augustus Romanorum）。罗马教宗和法兰克宫廷的说法比较吻合，不同在于《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的作者身处亚琛，想当然地认为罗马民众欢呼的是“罗马皇帝”，而身处罗马城的教宗传作者则认为欢呼的只是“皇帝”。这种差异应该是针对不同读者而使用了不同用法。
称帝之后，查理曼以皇帝的名义主持司法大审判，将利奥三世的对手帕斯卡尔等判处大逆罪。由于利奥三世的请求，其对手最终保住了性命，被流放到法兰克王国境内。利奥三世证明自己的清白、查理曼称帝和审理帕斯卡尔这三件事情接连发生，所以罗马教座和拜占庭方面都将为查理曼加冕视作教宗的报恩行为。《利奥三世传》的提法是，罗马人民之拥立查理曼为罗马皇帝，是因为他“如此用心地保护和爱护神圣的罗马教会及其副手”。于813年编成的拜占庭著名史书《提奥法尼编年史》称“利奥三世为了表示感恩”，将查理曼立为“罗马皇帝”（Basileus Romanorum）。9世纪末10世纪初，在拜占庭控制下的那不勒斯编纂的《那不勒斯主教列传》尊重历代教宗，但对利奥三世颇有微词。该书将查理曼称帝视为利奥三世报复对手的手段，“立即为他加冕，创造一个最高权威以反对教宗利奥的敌人”。
作为新任罗马皇帝，查理曼是否立即启用新名衔不得而知。现存最早使用新名衔的文书为801年3月4日签发的特许状（diploma）。它发布于罗马，旨在依据罗马教宗的建议，解决阿雷佐（Arezzo）主教与锡耶纳（Siena）主教关于圣阿姆山修道院的所有权纠纷，文书中提到查理曼的帝号。德意志文献集成（MGH.）本采用的正式读法是“蒙上帝恩典，法兰克王、伦巴第王和罗马国老（Patricius Romanorum）查理”，即查理曼的旧名号。而在注释中，编者指出该文书的B本使用了另一个名号：“法兰克王、罗马皇帝和伦巴第王”。B本系9世纪时当事一方阿雷佐教堂的文件管理室抄录。编者在注释中说明，正式读法使用的是833年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 814—840年在位）再次确认产权时写定的版本，并给出了源自B本的异读。
B本中的“罗马皇帝”（Rex Romanorum），研究者一直认可其真实性，但这一读法未得到应有重视。彼得·克拉森注意到学界相关讨论，但视之为“只不过是过渡性的暂时性表述方式”。如果带着后见之明，克拉森所说并不为错。查理曼801年4月离开罗马，在罗马东北方的斯波莱托城堡小驻之后继续北上，5月抵达拉文纳，在那里启用此后最常用的新名号“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为上帝所膏立的、尊贵的奥古斯都、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且和平的皇帝查理，在上帝的仁慈恩典下也是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随后，他从拉文纳取道帕维亚（Pavia），于8月返回法兰克王国境内。
可以肯定的是，从查理曼称帝之后到801年5月之前，其名号尚未完全确定下来。但是，这些早期名号不仅有助于了解“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一帝号的前史，更有助于深入理解查理曼称帝这一历史事件，因此有必要加以深究。
查理曼最初使用的帝号是“罗马皇帝”（rex Romanorum），乃拜占庭皇帝名衔“basileus Romanorum”的拉丁文对（直）译，如前文引用过的提奥法尼所使用的那样。但是，这一希腊名衔还有另一种译法，即“imperator Romanorum”，属于意译。尽管文书证据表明最早的使用日期是3月初，但如果从“rex Romanorum”的意译“imperator Romanorum”看，记录这次事件的各种历史叙事可以旁证该名衔在称帝之后已被使用，如上文提到的《法兰克王家年代记》和《利奥三世传》。
在中古早期的拉丁文献中，“imperator Romanorum”远比“rex Romanorum”常见，而最为流行的用法是单独使用“imperator”。通过德意志文献集成数据库（DMGH）检索，“imperator”及其各种变体在6世纪出现671次，7世纪230次，8世纪则达到902次。与此相比，“imperator Romanorum”及其各种变体出现的频率要低得多，在8世纪仅10次，且全部出自法兰克方面的文献。
同样基于该数据库的统计显示， “rex Romanorum”在8世纪共出现13次。表面上看，“rex Romanorum”似乎比“imperator Romanorum”更常见，但其中7次为称呼罗马王政时代诸王，另一例为英格兰的比德在《大编年纪》中提到“屋大维·恺撒是第二位罗马皇帝（Augustus），统治了56年零6个月，从他开始皇帝被称为‘罗马皇帝’（rex Romanorum）”。而其他5次都来自主祭保罗（Paul the Deacon，？—799年）。他在意大利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隐修时创作了《罗马史》和《伦巴第史》，较频繁地使用“rex Romanorum”，如“提比略·君士坦丁获得了统治权，为第50位罗马皇帝（Romanorum regum）”。看来深受拜占庭文化影响的意大利人偏爱这一术语。因此，现存第一份使用新帝号的文书，既反映了查理曼对拜占庭皇帝所用名号的向往和模仿，也表明查理曼尊重伦巴第人和拜占庭人的使用习惯。
仿效拜占庭皇帝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拜占庭皇帝是古代罗马皇帝的直接继承者。但是，仿效拜占庭皇帝称“罗马皇帝”，也就意味着查理曼的帝号需要得到拜占庭认可。事实上，拜占庭长期不承认查理曼的“罗马皇帝”称号，从而使其合法性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这也是查理曼帝号屡变的外部原因。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查理曼君臣未取得一致意见。这里仅举其荦荦大者。
罗马教宗并未理会拜占庭是否认可。《利奥三世传》将查理曼称帝的原因归结于他保护了罗马教会。对于罗马教宗是否有权替皇帝加冕，拜占庭教会人士未曾公开否认，如《那不勒斯主教列传》和《提奥法尼编年史》都未质疑罗马教宗为皇帝加冕这一行为是否合法。因此，这一派似乎可以被称为称帝的“基督教化派”，即罗马教会可以拥立皇帝，其核心术语就是“上帝所加冕的”。
作为查理曼晚年的宠臣，艾因哈德（Einhard，？—约840年）在《查理大帝传》（约成书于9世纪20年代）中显然非常重视拜占庭皇帝的认可。他反复强调，查理曼称帝引发了拜占庭方面的妒忌和敌视，但查理曼心胸开阔，对此加以宽容。《法兰克王家年代记》也存在类似倾向，专门记述拜占庭方面承认查理曼帝号的历史性时刻。812年，君士坦丁堡的新皇帝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811—813年在位）确认了前任皇帝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802—811年在位）与查理曼达成的和约，并派遣外交使节到亚琛觐见查理曼，“在教堂里，按照他们的一贯方式，用希腊语赞美他，称他为皇帝和王”（imperatorem et basileum）。上述作者代表了查理曼称帝事件中的“拜占庭认可派”。当然他们之间还有细微差异，艾因哈德甚至觉得称帝没有特别的必要性，所以才会说，查理曼不愿意称帝。
以洛尔施修道院一批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查理曼称帝是复兴帝权的结果。805年左右在这座修道院编订的《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详细记载了称帝前夕查理曼在罗马召集的讨论称帝事宜的大会。史书的作者强烈表达了称帝的合法性，提出因为希腊人送来了帝号，而查理曼控制了原（古代）皇帝在西部的众多首都，功盖古代皇帝，应该称帝。在他们眼中，查理曼复兴了古代罗马皇帝的帝权，应该得到帝号。姑且称这一派为“帝权复兴派”，其核心理念就是“帝权”，查理曼既拥有帝权又被送来帝号，故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应该得到帝号。
这些都是历史叙事，反映的是查理曼的政策顾问的意见，而查理曼留下的文书提供了一窥其本人思绪的机会。现存一份敕令，发布于801年，是查理曼停留于意大利时针对该地所颁布，因此被称为《意大利敕令》。该敕令旨在维持司法公正，确保意大利局势稳定。文书的签署日期非常有意思：“于基督第801年，第9小纪，我统治法兰克王国第33年，统治意大利第28年，以及任执政官第1年。”此敕令德意志文献集成本的编者阿尔弗里德·博莱修认为，文书发布于801年的意大利或法兰克王国。如果从纪年方式看，此文书应产生于查理曼采用常见帝号纪年即801年5月29日之前。而且从行文来看，查理曼提到我“来到意大利”，说明其时他在意大利。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该文书就在证据链上占据了关键一环，可以借此窥见查理曼对帝号的最早调整。执政官纪年方式反映了称帝之初浓厚的复古氛围。作为最高行政职位，古代罗马帝国的执政官被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 I, 527—565年在位）废除之后，已消失了好几个世纪。但在意大利诸多城市，执政官一直是城市最高行政长官，那不勒斯城即是如此。查理曼采用执政官纪年方式，表明他对复兴罗马城古代荣耀充满向往。
考虑到这一复古倾向，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法兰克王家年代记》中一句非常难懂的话语。在叙述称帝仪式的结束环节时，该编年史提到罗马教宗“按照古代帝王的方式对查理曼进行祝福”。费希特瑙等认为，这一方式可能是君士坦丁堡流行的为皇帝祈福的方式。而结合执政官纪年来看，“古代帝王的方式”更可能是对罗马城独特的古代皇帝政治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复兴。
将称帝前后的名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查理曼对新帝号的处理相对简单。第一，“罗马皇帝”取代原名号中的“罗马国老”。称帝之前，自775年开始，查理曼的名号相当稳定地采用“蒙上帝恩典，法兰克王、伦巴第王和罗马国老查理”。称帝之后所用名衔的数量不变，仍然包括三个具体名衔，“罗马国老”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罗马皇帝”。这一变化被加洛林叙事普遍视为荣誉升级，如《法兰克王家年代记》所说，“在礼赞之后，教宗按照古代帝王的方式对查理曼进行祝福，查理曼去掉罗马国老的名衔，被称为皇帝和奥古斯都”。
第二个变化是排位顺序的调整。原来的“罗马国老”排在三个名衔的末位，在新名号中，取代“罗马国老”的帝号“罗马皇帝”升了一位，处于“法兰克王”之后、“伦巴第王”之前。“罗马皇帝”似乎不如“法兰克王”那么重要，但又比“伦巴第王”重要。这一排位调整说明，查理曼并未按照“名分”的高低次序排列三个名号，而是把罗马皇帝与法兰克王、伦巴第王一样，视为某个“王国”（Regnum）或政治体的统治名号。三个“王国”或政治体分别对应法兰克王国、罗马帝国和伦巴第王国。这种排序不仅反映查理曼处理帝号的务实态度，也提醒我们注意帝号作为具体名衔、帝国作为政治体的局限性。问题在于，罗马皇帝对应的政治体的实际控制范围到底有多大，以至于帝号最初只能排在三个具体名衔的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