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人类的公敌，对人类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21世纪以来，由于SARS病毒爆发（2003年）特别是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国内学界对瘟疫史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但是，国内学界的研究更多地聚焦在欧洲瘟疫史，而对中东地区瘟疫史的关注不多。实际上，“中东不断爆发的瘟疫对人口造成的巨大破坏，其累计效应远远大于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上承阿拉伯帝国，下启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是中世纪晚期阿拉伯地区最主要的政权。本文试图利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阿拉伯学者的记述、现当代阿拉伯学者的论著以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黑死病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传播情况进行梳理，并对阿拉伯人对黑死病的认知和应对、黑死病对马穆鲁克王朝经济社会和军队的巨大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伊斯兰文化氛围中瘟疫与阿拉伯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另一视角审视马穆鲁克王朝衰亡的深层原因。
一、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黑死病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传播
马穆鲁克王朝统治时期是埃及和叙利亚历史上黑死病频发期。其中，1347—1349年、1429—1430年、1460年、1513年黑死病造成人口死亡最多，影响最大。在阿拉伯地区，黑死病和其他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通常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研判：一是葬礼次数或棺木抬出城门的数量，二是迪万，三是交纳收人数。
1347年初秋，埃及出现黑死病，与西西里几乎同时出现。埃及的黑死病最早出现在地中海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可能是通过海上贸易传入的，随后传遍了整个埃及。1348年4月初传播至尼罗河下游地区，然后向东南进入布海拉省（Buhayrah），由于死亡人口太多，无法收取赋税，瘟疫肆虐达曼胡尔城（Damamnhur）和塔卢杰城（Tarujah），向东进入埃及的西部省（Gharbiyah）。西部省首府马哈拉（Mahallah）是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城市，瘟疫导致的死亡率之高，以致无法正常收缴土地税哈拉吉（kharaj），官员前往各村收缴，仅得60000迪拉姆（dirhems），而在1315年西部省的总税收是2182933迪拉姆。瘟疫沿着西部省地中海沿岸传播到布如勒斯（Burullus）、纳斯提拉瓦（Nastirawah）和杜姆亚特（Damietta），布如勒斯的耕地大量废弃，还导致大量渔民死亡。杜姆亚特的灌溉设施被废弃，大量人口和耕种的牲畜死亡，城市里的果树枯死。开罗的疫情从秋季延续至冬季。据麦格里齐记述，从1348年9月开始，开罗的疫情变得严重，每日平均死亡300人，到月底（10月24日）每日平均死亡1000人，随着进入冬季死亡率达到高峰，在10月25日至12月22日期间，开罗疫情非常严重，特别是在11月23日至12月22日，疫情严重到“无法统计死亡者”。在这一时期，素丹与其群臣居住在开罗东北的锡尔亚古斯（Siryaqus）。开罗城的祖卡-卡拉迪（Zuqaq al-Qanadil）街区和纳哈欣（al-Nahhasin）街区，疫情特别严重，死亡率很高，很多人向东部迁移。1349年2月黑死病向南蔓延到上埃及地区，尼罗河谷上游肥沃耕地几乎完全被废弃，在阿斯尤特地区，交纳土地税者通常大约6000人，但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仅有116人。
同一时间，黑死病从上埃及向西传播至苏丹的巴尔其（Barqa），然后向东到达西奈半岛北部重镇卡塔耶（Qatya）和巴勒斯坦的加沙。1348年4月2日至5月4日，加沙的疫情非常严重，市场关闭，许多农民死于田地，埃米尔无力组织足够的劳力收割庄稼，而杰宁（Jinin，约旦河西岸城市）仅有一位老妇幸存，甚至加沙的统治者也前往巴迪达尔什村（Bussaarsh）躲避瘟疫。6月初，瘟疫传至东部省（Sharqiyah），从开罗通往巴勒斯坦的重要城镇比尔巴斯（Bilbais），沿途到处是尸体，死者靠在清真寺的墙上，围绕比尔巴斯城居住在帐蓬的人们和他们的牛羊狗都已死亡，水车停止转动，市场废弃，城里只有个别市场还在经营，大量居民逃往开罗，该省的农民大量死亡或逃亡，导致农作物无人收割。当时农村人口逃往城市的原因有三：一是农村条件差，而相应城市因疫情导致缺乏人力，薪酬大幅提高。二是能够提供有组织的宗教服务，也更加接近医师、驱邪者、药剂师，而且食物丰富。三是城市有谷物储藏和交易，尽管谷物交易直接传播瘟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马穆鲁克王朝没有任何限制农村人口流往城市的规定，但也没有证据表明黑死病流行期间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黑死病沿着叙利亚海岸北上，1348年10月，传播到了阿勒颇。同月，大马士革的疫情非常严重。编年史家特别提到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爆发黑死病的诸多城市，其中包括加沙、阿基卡隆（Asqalan）、阿卡、耶路撒冷、西顿、贝鲁特、大马士革、米斯巴（al-Ghasulah）、拜尔宰（Barzah）、巴拉巴克（Balabakk）、卡拉（Qara）、哈苏拉（al-Ghasulah）、朱巴（al-Jubbah）、扎巴达尼（az-Zabadani）、霍姆斯（Homs）、哈马（Hama）、萨尔米（Sarmin）、阿萨兹（Azaz）、巴布（al-Bab）、巴希尔（Tall Bashir）、阿勒颇、西斯（Sis）、萨法德（Safad）、纳布卢斯（Nabalus）、卡拉克（Karak）、吕大（Lyddah）、拉玛（Ramlah）、的黎波里（Tripoli）、巴索（Baysan）、艾因塔布（Ayn Tab）、曼比季（Manbij）和杰宁，以及游牧的贝杜因人的宿营地。1348—1349年传播至安提俄克，随着这里居民的逃离，疫情经过安那托利亚传播到了叙利亚北部地区。
中世纪著名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目睹了1348年黑死病在叙利亚传播的状况：“伊历749年3月上旬（1348年6月），我在阿勒颇听说加沙发生了瘟疫，一日死亡超过千人，我便去了霍尔木兹，结果那里也发生了瘟疫，我刚到的那一天，死者约达300人。不久，我周四到了大马士革，当地人已封斋三日，结果瘟疫有所减缓，死亡人数每日已达2400人。随后，我又去了阿杰隆（今约旦阿杰隆省首府）、古都斯（耶路撒冷）。加沙的疫情特别严重，该城十室九空，当地法官告诉我，这里原有法官80名，现仅幸存四分之一。瘟疫流行严重时，每日死亡达1100人。不久，我们前往艾卜亚尔（今埃及西部城市）、达曼胡尔（今埃及布海拉省首府）……亚历山大、开罗等地，这些地方都流行着瘟疫，尤其是亚历山大，瘟疫流行时每日死亡1080人。听说开罗流行瘟疫时，每日死亡高达21000人，我以前所认识的谢赫都已死了。”伊本·白图泰所述的每日死亡人数，多为听闻，准确性值得质疑，但根据他所到之处的观察可知，当时黑死病不仅在埃及流行，而且已经流行于整个叙利亚地区了。
1347—1349年黑死病大流行之后，埃及和叙利亚又相继爆发多次疫情。1410年5月，大马士革开始流行黑死病，随后蔓延至巴勒斯坦、豪兰（hauran，位于叙利亚南部）、阿杰隆、纳布鲁斯、的黎波里。直到1411年3月这波疫情才结束，沙姆地区死了许多人，仅大马士革就死亡5万人，许多村庄空无一人，大片农田荒芜。1416年，开罗爆发黑死病，5月初每天死亡300人，到中旬每天死亡达500人。当代阿拉伯学者哈米德·莱赫毕和巴赫特·哈迪迪研究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超这个数字，该统计数据源于迪万册，被遗漏者颇多。死于这波瘟疫者，有马穆鲁克王子和开罗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军事法官伊本·吉提和穆罕默德·努尔、伊玛目艾哈迈德·麦赫祖米·麦克，当时埃及著名圣训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本·哈杰尔·阿斯盖拉尼的两个女儿。1419年4月，黑死病再次肆虐开罗。苏丹号召人们封斋、祷告、禁止犯罪。同时代的埃及著名历史学家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根据迪万册详细统计了从该年3月中旬至5月末的75天里的死亡数据，死亡人数高达7652人，其中男人1065人、妇女669人、儿童3969人，男奴544人、女奴1369人，基督徒69人，犹太人32人，多余的65人是在迪万册里未记录姓名者。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精确记录了各个群体的死亡人数，有助于我们研究不同群体在黑死病期间的死亡率。
1429—1430年的瘟疫，是1348年黑死病流行之后复发最为严重的一次，比尔迪和麦格里齐亲身经历了开罗的疫情。比尔迪称之为“巨大毁灭”：“这年爆发的瘟疫如此之大，多年来我们在埃及及其城镇和绝大部分叙利亚地区都未曾见过……这次瘟疫比发生在1348年的黑死病更大、更严重。”麦格里齐动情地写道：“这是一个邪恶之年、战争之年、动荡之年，这一年大瘟疫肆虐埃及，从南到北，开罗、老开罗及其周围地区。”这波瘟疫于1429年5月首先出现在叙利亚，1429年12月至1430年1月，向南穿过三角洲到达开罗，然后向上埃及蔓延。亚历山大每天死亡百人。布海拉省和西部省的疫情也同样非常严重，布海拉省首府马哈拉（Mahahllah）死亡5000人，西部省首府纳拉里耶（Nahrariyah）死亡9000人，而马鲁费耶省（al-Manufiyah）和卡利比耶省（al-Qalyubiyah）的死亡人数还在增加，仅一个村庄死亡就达600人。伊本·塔格里·比尔迪记述道，1430年2—3月间，开罗各城门每天抬出棺材12300具。而据麦格里齐记载，6月初，开罗城的胜利门每天为1535人出殡，其他城门每天为12300人出殡。6月中旬，胜利门每天为1535人出殡。在这次“巨大毁灭”中丧生者，包括许多马穆鲁克王子、知名学者和官员，还有素丹的儿子、兄长甚至哈里发穆斯塔因（al-Musta’in）。在这次疫情中许多动物也未免于难，“在尼罗河及一些池塘，有许多死去的鱼和鳄鱼，有的漂在水面，有的堆在岸边，在苏伊士通往开罗的路旁，还有许多死去的羚羊和狼”。斯图亚特·布瑞斯克和塔雷克·萨布拉根据史料统计了95天的死亡人数，开罗死亡率为46%。开罗城的严重疫情激发人们在清真寺组织宗教服务、祈祷、安葬死者，并与早前发生疫情时一样，人们出城前往沙漠祈祷。整个城市面临裹尸布和棺材价格上涨，患者需要的所有物品，如食糖、马齿苋、梨等价格昂贵，极少数人能够得到昂贵的药物治疗。城市的日常经营萎缩，房屋空置，财产废弃，有些死者很不体面地被简单埋葬在沟渠里。麦克·道斯根据迪万册记载的数据、礼拜堂为死者举行仪式的次数和抬出城门的棺材数量综合分析认为，此次流行的黑死病是埃及在14—15世纪爆发的最严重的瘟疫，仅开罗和老开罗城在疫情最严重的3个月死亡人口就达9万之多，死亡率是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
1460年2月，黑死病在埃及流行，许多儿童、奴隶、农民死亡。每天死亡人数达4000人。这波瘟疫使马穆鲁克统治阶层深受重创。据伊本·塔格里·比尔迪记述，4月8日的迪万册登记死亡300人，有75位马穆鲁克，其中埃米尔的马穆鲁克35人，其余是素丹的马穆鲁克。6月初有630个马穆鲁克死亡，6月14日有75人死亡，其中有36位王子，此次瘟疫仅伊那勒埃米尔的马穆鲁克死亡就达1400人。
据统计，黑死病通常在春季爆发较为严重。夏、秋季节黑死病传播相对减缓，除1430年黑死病在冬季爆发外，冬季很少流行黑死病。从爆发周期来看，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基本每十年爆发一次较为严重的疫情。死亡群体存在明显差异：第一，性别差异。成年男性的死亡率要高于成年女性。第二，年龄差异。儿童是死亡人数最多的群体。阿勒颇的一位抄写员估算：“从瘟疫开始到结束，有36万人死亡，男人、女人、孩子、犹太人、基督徒，大部分是孩子。城里死亡15万人，其余是乡镇的 死亡人数。”对于阿勒颇的人口数据，这个估计显然过高，但抄写员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观察，即儿童是疫情的主要受害者。第三，阶层差异。首先是马穆鲁克统治阶层，其死亡率高于总人口的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他们组织埋葬死者，管理社会秩序，集结百姓做祷告等事务，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感染。其次是奴隶，他们往往在港口或人口密集的市场搬用货物，易被感染，瘟疫流行期间奴隶交易更加频繁，许多人担心奴隶患病而急于出售。最后是农民。农民忙碌于田地牧场，这些场所是老鼠泛滥的区域，他们很容易被老鼠身上的跳蚤感染。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频繁爆发的黑死病到底损失了多少人口，学者们观点不一。根据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的记述，瘟疫导致“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叙利亚和埃及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具体死亡人数很难确定，一是瘟疫持续的周期长，断断续续超过一个半世纪，很难准确估计。二是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记述往往是含糊不清的，未详细记述黑死病的传播过程、起始时间，他们大多重视记录黑死病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某天或某月，对于死亡人数巨大时往往是估算，或用“只有真主知道具体死亡人数”等表述。而且，他们更关心开罗及附近地区的死亡人数，忽略了乡村或偏远地区。三是马穆鲁克王朝统治的地区广袤，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等，不同学者或旅行者观察的范围也不一致。麦克·道斯根据学者研究结果综合分析认为，1347年黑死病爆发前，开罗人口大约是45万，整个埃及人口在400万~800万之间，而且可能更接近较大数据。大马士革大约8万人，而整个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外约旦）大概有120万人。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和叙利亚后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1520—1530年，大马士革的人口总数是57326。1526年，非洲的列奥（Leo Africanus）访问了埃及，通过他对当时埃及家庭数量的估计以及每个家庭平均按5~6个成员计算，开罗人口大约在17.75万~21.3万之间。自12世纪至14世纪初，埃及的人口持续增长，1347年黑死病的爆发是转折点，其后埃及人口不断下降。埃及人口下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黑死病以及随后反复发生的瘟疫无疑是主要原因。
二、阿拉伯人对黑死病的认知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阿拉伯学者对当时阿拉伯地区流行瘟疫症状的记述，与欧洲学者所述欧洲流行黑死病的症状基本一致。14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同样也席卷中东。因部分感染者身上有许多出血点，而后变成黑斑，并很快死亡，故人们习惯称之为“黑死病”，阿拉伯语为图片。在阿拉伯史料中并未发现黑死病（图片）一词，阿拉伯历史学家用“巨大毁灭”（图片）来表述中世纪晚期肆虐阿拉伯地区的黑死病。麦格里齐描述了当时阿拉伯地区流行的瘟疫患者的症状：“首先病人的耳后出现脓疱，紧接着人很快全身酸软，然后腋下出现脓疱，随后出现咳血。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人就会死亡。”英国学者齐格勒在其著作《黑死病》中，描述了当时欧洲发生的黑死病的症状：在腹股沟和腋窝下或脖子上有肿瘤，通常伴随着身体其他部位的小水泡以及突然发冷、发热和针刺痛的感觉，浑身倦怠，有时还会引起肺部感染，出现胸痛和呼吸困难的症状。麦格里齐描述阿拉伯地区瘟疫患者的症状，如耳后和腋下出现脓疱、全身酸软、咳血等症状，与齐格勒所述欧洲黑死病患者的症状，如腹股沟和腋窝下及脖子上有肿瘤、浑身倦怠、肺部感染等症状基本一致，可以确认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在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地区反复爆发的瘟疫多为黑死病。
阿拉伯人对黑死病发生和传播方式的认知具有科学性。对于瘟疫爆发的原因，中世纪最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认为：“爆发瘟疫的原因很多，经常发生的饥荒也是发生瘟疫的原因……产生传染病的原因是空气不好，受到污染……腐朽、污染的空气就会影响到人的脾性性情，如果污染的程度很严重，他的肺部就会生病，这就是瘟疫，是肺部的疾病。”伊本·赫勒敦谈及饥荒、空气污染，这些都是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的普遍现象。根据嘎希穆·阿卜杜·嘎希穆的研究，马穆鲁克王朝时期曾出现过几次大饥荒。黑死病爆发前，埃及时而干旱时而湿润的气候，忽冷忽热的温度，季节性的洪灾造成河流和空气被严重污染，这些都在研究尼罗河的历史资料中得到证实。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对黑死病的传播方式也有一定认识。据麦格里齐记述：“这种流行病不只是蔓延至一个地方，而是蔓延到大地的东、西、南、北所有人种，甚至包括海里的鲸鱼、天上的飞禽以及陆地的野兽……风把恶臭散播到各个地方，所经之地，人或动物嗅到片刻就会死去……许多牲畜也死于瘟疫。”麦格里齐的记述表明，当时阿拉伯人已经认识到这种瘟疫传播很快，而且是通过空气传播，不仅人传人，人也传动物，动物也传人。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阿拉伯学者的记述还提及黑死病流行时鼠类泛滥成灾的情景。伊本·赫勒敦在讨论当时伊斯兰教徒城市生活时指出，城镇里那些富裕居民的房屋和院子里，餐桌上摆着丰盛的食物，地上到处散落着谷物和面包屑，成群的蚂蚁和昆虫经常出没于此，在他们的地窖里有许多大黑鼠，猫在追捕它们。当代阿拉伯学者费萨尔·阿卜杜拉·白尼哈姆杜研究了中世纪晚期沙姆地区出现的几次鼠灾：“第一次发生于1368年，麦场里的粮食被老鼠吃光了。1424年，在拉姆拉、加沙、耶路撒冷等地出现鼠灾，并导致粮价上涨。1425年，叙利亚地区的马路上经常出现密密麻麻的老鼠，它们糟蹋了许多粮食。”鼠类是黑死病传播的重要媒介，但当时阿拉伯人并未认识到鼠类与黑死病或其他瘟疫之间的关系。
对于14世纪流行的黑死病的具体发源地，有“印度起源说”“中国起源说”“中亚起源说”，国内外学者多有争议，但前两种说法缺乏依据。基本事实是，在黑死病传入欧洲前，中亚地区已经爆发了。而且，在中亚地区存在着三个主要的鼠疫自然疫源带，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哪个才是黑死病的源头疫区，但黑死病起源于中亚地区的说法目前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早期阿拉伯学者特别强调黑死病的蒙古起源说。据麦格里齐记述：“瘟疫首先爆发在大可汗地区，距离大不里士6个月行程，契丹人和蒙古人居住的国家，他们崇拜太阳、月亮、火。这些异教徒民族共有三百多个部落，在他们放牧和迁徙的路途中，没有明显病因的状况下，全部死在他们的夏季和冬季营地里。他们的坐骑全死了，有的人死在马背上，满地全是腐尸。这一年是伊历742年（1341年），此消息来自阿兹别克地区（蒙古黄金部落地区）……大可汗地区死了很多人，只有真主知道他们具体的死亡人数，可汗和他6个孩子也死于瘟疫，导致该地区无人统治。然后，瘟疫传遍了所有东方国家，阿兹别克地区、伊斯坦布尔、凯撒利亚（地中海东岸古城，位于现今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毗邻哈代拉），随后进入安提阿（今安塔基亚）等地。瘟疫蔓延至卡拉曼（今土耳其中南部的一个城镇）……巴格达也出现了瘟疫，仅当天昏礼到第二天上午就死了6位王子，还有1200个士兵。”麦格里齐据听闻所述，其真实性存疑。美国研究中东黑死病史的专家麦克·道斯就怀疑麦格里齐的说法，认为在亚美尼亚史料中，最早提到黑死病的时间是1348年9月10日，出现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蒂菲利克修道院的记录中，在接下来一年里，亚美尼亚发生了明显的大饥荒和瘟疫。
麦格里齐等阿拉伯学者强调黑死病的蒙古起源说，可能还存在某种基于宗教情感的诠释。据《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先知穆罕默德曾说：“瘟疫乃是污秽。”“瘟疫是真主降世给所意欲之人的一种惩罚。”蒙古人信仰萨满教，主要崇拜大自然，如日、月、星辰等，在伊斯兰教法中属于多神崇拜者。《古兰经》强调：“信道的人们啊！以物配主者只是污秽。”《古兰经》在区分“以物配主的人”和“有经典的人”的同时，规定伊斯兰教徒圣战的相应原则：“安拉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哪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至于“有经典的人”，因为曾受天经的启示，伊斯兰教徒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宗教信仰予以承认。因此，伊斯兰教徒对“有经典的人”和多神崇拜者区别对待，历史上伊斯兰教徒同“有经人”签订迪米契约，伊斯兰教徒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多神崇拜者不受保护。欧洲国家基本都是基督徒，属于“有经人”之列，而蒙古人则是“以物配主者”，在伊斯兰教徒眼里是“污秽”的代名词。伊本·瓦立德亲眼目睹了埃及黑死病的爆发，并于1349年死于黑死病。他描述并特别强调道：“黑死病始于‘黑暗的土地’，这个地区应该是蒙古而不是中国。”此外，1258年蒙古人灭亡了阿拔斯王朝，并在巴格达城进行大屠杀，给阿拉伯人留下了恐怖的阴影。阿拉伯人也许认为，瘟疫源于“黑暗的土地”，是真主“降世”给蒙古人的惩罚。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和叙利亚流行的黑死病从何处传入，学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1348年，鼠疫从欧洲传入埃及。”北非广大地区的瘟疫是由西西里经突尼斯传入的，也即埃及的黑死病是从西西里经突尼斯进入北非及至埃及。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地处国际商贸要道，拥有沟通亚欧非三大洲的贸易港口，自古以来商贸发达，特别是在14世纪中叶，马穆鲁克王朝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贸易来往密切。外国人在埃及设有贸易局，埃及为欧洲商人建有客栈，为他们提供便于居住和贸易的种种优越条件。当时海上贸易经常出现海盗掠夺商船事件，为此马穆鲁克王朝还设有专门军队为来自欧洲商船保驾护航，保障海上贸易安全，从中收取保护费。马穆鲁克王朝还向来自欧洲和东方的商船征收商品税，埃及国库获得了丰厚收入。据统计，1384年，集中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埃及商船，超过了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港口的船只，往来于尼罗河的船只每年达6000艘之多。麦格里齐的记述中也提到：“有一艘贩卖奴隶的船，船上有32名商人，300名男人，其中包括船员和奴隶，其余是一些奴隶和船员，驻往亚历山大港。当船到达时，仅有4名商人、1名奴隶和大约40名船员幸存，而这些幸存者在港口也全部死亡。”遗憾的是作者并未说明这艘货船来自何地。麦克·道斯认为：“似乎是意大利商人最初把黑死病和远东的奢侈品，一起带到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沿海港口，他们也把这种病带到了地中海东部。”埃及同欧洲贸易往来频繁，黑死病由欧洲商人传入埃及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学者认为，埃及黑死病是从中亚传入，然后“经由埃及北渡地中海传染至意大利，最终蔓延到整个欧洲”。阿拉伯地区的黑死病是从欧洲还是从中亚传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马穆鲁克王朝对黑死病的防控和应对
穆罕默德曾同圣门弟子谈论过防控瘟疫的知识。据《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传述：“你们听到某个地方发生瘟疫时，你们不要前去；你们所在的地方发生瘟疫时，你们也不可逃离。”“瘟疫是伊斯兰教徒获得烈士品级之征兆”“因患瘟疫而去世的伊斯兰教徒也是烈士”。这是伊斯兰教徒最早对瘟疫防控的认识，前者是最好的防范措施，可以有效防止被感染的风险，后者要求坦然应对，这些防控认识成为后来伊斯兰教徒的主要参考。
对于传播快且死亡率高的黑死病，阿拉伯人束手无策，只能寻求真主的保护。伊斯兰教徒只能通过简单隔离，但更多的人则通过精神治疗，即通过向真主祷告，祈求真主解除瘟疫。因此，当黑死病蔓延时，由苏丹和民众一起祷告。1419年，苏丹穆艾叶德·谢赫（1412—1421年在位）号召开罗城民众封斋三日，之后苏丹邀请一些乌勒玛、教法学家、穷人一同前往沙漠，共同向真主祈祷祛除瘟疫。他们举着旗帜，手捧《古兰经》，高声诵念经文。出行前，苏丹为穷人们准备好食物，身着粗糙羊毛编织衣物，骑着一匹没有任何装饰的马，表现得非常敬畏和恭顺，长时间地诵读经文和赞美真主，然后骑马来到人群中，从马背上下来，伸出双手，哭泣着呼唤全能的真主。随从的每个人都在向真主祈祷。祈祷仪式完成后，苏丹与他们一起就餐，苏丹当众亲手宰杀许多祭品，施舍穷人。此次黑死病持续蔓延并引发饥荒，苏丹向真主献祭了150只肥羊、10头牛、2头母水牛、2峰骆驼，并将这些肉分发给穷人，此外还向人们分发了28000个饼子。
1438年，埃及黑死病疫情严重，苏丹阿齐兹·哲玛鲁丁·优素福（1438年在位）困惑其来源，于是咨询教法学家：难道瘟疫果真是真主对我们的惩罚？教法学家答道：“正是因为人们行奸才导致真主把瘟疫降于我们，女人们白昼穿行于大街卖俏行奸。”苏丹随即命令除了那些年老妇女可以出门外，禁止女人出门，如在街上遇到女人就暴打她们。除此之外，苏丹还禁止人们犯罪，如喝酒、赌博等。
马穆鲁克王朝还采取了许多经济措施，如开仓放粮、平抑物价、打击垄断以及降低税收。1416年，黑死病流行期间，开罗城及其郊区的物价暴涨，苏丹穆艾叶德·谢赫派遣埃米尔塔瓦什·马尔詹前往部落，带着大量资金购买小麦，将买到的粮食运到开罗，帮助人们克服危机。为制止物价上涨并打击垄断，苏丹命令法官和官员监视物价并严惩哄抬物价的商人。末代马穆鲁克苏丹艾什赖弗·突曼贝（1516—1517年在位）时期，黑死病疫情特别严重，某日苏丹梦见天上的繁星全部陨落，只留下月亮，随后他解梦道：“天空繁星是朕的军队，而朕就是明月。”他认为自己应做万世师表，多做善事让人们解脱瘟疫的困扰，于是下令取消了所有商品税。
苏丹及其埃米尔的某些做法以及伊斯兰教徒的某些习俗也会导致疫情蔓延。1513—1514年，埃及黑死病流行，苏丹艾什赖弗·干骚·奥里担心感染，带着王室成员逃往乡村躲避。开罗城的一些埃米尔把他们的孩子，其中有两位埃米尔还把他们的一些马穆鲁克军团送到图尔以求安全。1491—1492年的瘟疫中，耶路撒冷统治者哈达尔巴克（Khadarbak）担心被传染而逃往郊区居住，在民众的指责下很快返回城市，他的女儿、妻子和他本人相继死亡。实际上，逃往乡村避疫反而加速了疫情向农村蔓延。伊斯兰教徒传统防疫中，往往只重视地区间的隔离，即某地区发生疫情应谨慎前往，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此外，在疫情期间，伊斯兰教徒依旧进行聚礼、公共演讲、举行葬礼特别是对死者进行清洗，这些集体活动都会加快疫情蔓延。
马穆鲁克王朝重视医师及其行业管理。苏丹任命一位勋爵负责管理内科医师、眼科医师、医务助理以及与此职业类似的人，其地位在高层埃米尔中位列第三。阿拉伯医师为预防黑死病提出了诸多建议。阿拉伯著名医师伊本·海推布（Lisan Al-Din ibn Al-Khatib，1313—1374年）列举了能够改善空气和增强人体对疾病抵抗力的六种方法：一是建议人们远离病人，避免去拥挤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空气很有可能受到黑死病患者及其衣物和器具的污染；二是保持尽可能安静，动作适度，以避免加快呼吸；三是建议人们注意饮食，如在选择面包时，粗面包胜于细面包，黑面包胜于粗面包，多吃水果等；四是避免饮酒以及通过发酵制作的各种牛奶和变质的水，最好在通风的房屋里睡觉；五是任何接触过黑死病患者的人都应该通过吃煮熟的李子、紫罗兰、罗望子来避免便秘，应该避免洗澡和同居；六是建议心理治愈，如保持心情愉快、宁静、放松，避免谈论悲伤之事，并且应该避免一切激动。根据麦格里齐记述，15世纪初开罗的多个街区被废弃，在黑死病期间人们逃到尼罗河中的拉乌达布岛（ar-Rawdab），认为那里的空气清新。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清新空气可能避免传染瘟疫。
阿拉伯医师从医学上为治疗黑死病做出了诸多努力。早在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徒医学家伊本·西那（980—1037年）就曾建议给瘟疫患者放血，以缓解发烧和体内过多血液，而且认为恶劣的空气会使心脏跳动缓慢，放血可以使心脏更有活力。伊本·海推布曾为黑死病患者抽取血液多达8磅，通常情况仅5磅左右，他起初并不情愿这样做，但尝试之后效果很好。他还建议进行静脉切开手术和拔火罐等方式治疗黑死病患者或做好预防措施，给病人喝混合两盎司的醋糖浆和玫瑰糖浆，然后在疼痛最严重部位放血，但如果病情复发或者患者与病人接触，则几乎没有机会治愈。伊本·西那还建议用蘸有水、醋或玫瑰花、苹果、乳香或桃金娘油的棉花，擦拭患者腹股沟脓包，腹股沟脓肿化脓时，应用柑橘水、莳萝和其他细腻软膏沐浴。也有阿拉伯医师建议用冷水来缓解水疱的疼痛，把蛋黄放在水疱上，蛋黄变干后可治好疖子。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著名圣训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本·哈杰尔·阿斯盖拉尼特别强调紫罗兰的药用价值。阿拉伯医师的这些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阿拉伯医学的发展。
四、黑死病对马穆鲁克王朝的影响
1.黑死病对马穆鲁克王朝经济社会的影响
黑死病使马穆鲁克王朝的经济社会诸方面遭受重创。首先，农村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1389年黑死病流行期间，上埃及的卢克索（Luxor）地区，24000费丹（faddan）可耕地，仅耕种了1000费丹。15世纪初，上埃及地区有40个村庄废弃，40个清真寺关闭。麦格里齐极为夸张地称：“瘟疫蔓延全国，以致几乎所有农民都死了，没有人能重返土地。”其次，家畜大量死亡，农耕缺乏牲畜。1511年，大马士革的一个地方流行黑死病，有近两千多头牛和骡子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耕地用的黄牛和骡子，导致农民无法正常耕地。也有农民虽耕种了田地，却没能活到收割季节，导致粮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再次，农民和牲畜的减少导致土地荒芜，粮食价格成倍上涨。1423—1436年，小麦、大麦、大豆、馒头的价格，分别从60~90迪尔汗、60~65迪尔汗、70~75迪尔汗、0.8迪尔汗上涨至360迪尔汗、200迪尔汗、200迪尔汗、2迪尔汗，但肉类价格却基本保持在5~8迪尔汗，而且还略有下降。这是由于黑死病流行期间大量动物死亡，人们因恐慌被传染而拒绝食用各种肉，肉和牛奶没有销路，1头牛1个金币都没人买。最后，贫困加剧。麦格里齐反复提及15世纪上半叶埃及的贫困，特别是在上埃及地区，绝大多数人口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历史名城库赛斯（Qus）颇具代表性。库赛斯曾经是马穆鲁克王朝早期上埃及的行政首府，也是红海至远东、努比亚和苏丹贸易的中心城市，其重要地位一直持续至1403—1404年爆发严重瘟疫，库赛斯死亡17000人，从此库赛斯明显衰落，红海贸易中心转向了图尔（Tur）。在叙利亚，整个15世纪，瘟疫导致人口持续减少。埃及的2200个村庄，大约40个村庄完全废弃，462个村庄税收减少，位于尼罗河东岸、开罗上方的阿特费赫耶（Atfihiyah）省，几乎一半的村庄税收减半或完全没有。整个埃及，20%的村庄税收减少，2%的村庄完全荒废。阿特费赫耶省的税收减少最为严重，与疫情前相比减少26.5%，上埃及的曼法勒提耶省（Manfalutiyah）减少了26.2%。1420年埃及税收总额与瘟疫爆发前相比减少了约12%。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后，对埃及进行的普查发现，埃及的总税收从14世纪的950万迪纳尔减少至不足180万迪纳尔。
由于大量手工业者和商人死亡，许多工场倒闭，商铺关门。货品、粮食短缺导致加沙地区许多市场关闭，甚至亚历山大城的很多商铺也为此关门。许多鞋匠、裁缝生意惨淡，转行从事清洗尸体，埋葬死者。黑死病流行期间这些工作需要大量人力，而且收入颇丰，当然也最容易被传染。
1414年夏季黑死病爆发时期，谣传西瓜可以治疗疾病，导致西瓜需求大增，价格飞涨，半个西瓜的价格高达500迪尔汗，与黄金同价。1416年，随着黑死病流行，死亡人数增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伊斯兰教法规定必须要将死者用“克凡”裹住。随着死亡人数增多，白布供不应求，价格猛涨。这一时期草药和香料价格暴涨，有药商一天竟能赚2000~3000迪尔汗，医师平均每日可赚100迪尔汗。
黑死病促进了工匠行业的变化。麦格里齐对15世纪早期埃及不同阶层的划分清楚表明，城市里工匠持续短缺，由于黑死病反复流行，工匠的薪酬不断上涨。麦格里齐认为，工匠、雇工、搬运工、仆人、马夫、织布工六类人的收入大幅提高，他们的收入翻了数倍。那些幸免于难的年轻马夫，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待遇大大提高，原来的薪酬每月只有8个迪尔汗，现在涨到了30个迪尔汗。
2.黑死病对马穆鲁克王朝军队的影响
黑死病对马穆鲁克王朝军队的影响，不仅只是因经济衰退和国库空虚而导致王朝无力支持装备军队，或因奴隶价格上涨而导致购买补充兵源不足等间接影响，而且主要是黑死病造成马穆鲁克军人大量死亡，直接影响到马穆鲁克军队的规模和战斗力。
马穆鲁克王朝的军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皇家马穆鲁克（Royal Mamluks）；二是埃米尔的马穆鲁克；三是哈勒嘎兵团，由埃米尔的儿子或从当地人中吸收的士兵组成。马穆鲁克军队的指挥官主要有三个等级，即统领千人的埃米尔，统领四十人的埃米尔，统领十人的埃米尔。此外，还有统领五人的埃米尔。
瘟疫使皇家马穆鲁克遭受沉重打击，历史学家记述的死亡数据显示，军人的死亡相当严重。而且，这些数据得到马穆鲁克所记载的参加活动的支付记录和其他检阅以及军队出征的规模所证实。
麦格里齐在记述中对黑死病导致马穆鲁克骑兵锐减感叹道：“现在从瘟疫中幸存的马穆鲁克太少，假如召集所有皇家马穆鲁克和哈勒嘎兵团，总数不会超过5000名骑兵，而真正能作战者只有1000人或更少。”“苏丹纳绥尔·穆罕默德·伊本·盖拉温登记在册的马穆鲁克骑24000名，随着7年后瘟疫的爆发减少至1001名，如此数量的士兵内不能安邦，外不能御敌。”我们应注意到，盖拉温苏丹死后，诸子相争，其马穆鲁克减少也属正常，但黑死病的影响不可低估。在黑死病流行的数十年间，开罗未曾进行过正规的军事行动，长期休兵状态影响着马穆鲁克军人的士气。阿拉伯人在北非和安达卢西亚对基督徒的战争中，瘟疫迫使阿拉伯人退兵北非，未能完成对基督徒的战争。
1460年，皇家马穆鲁克死亡1400人。1476年，苏丹艾什赖弗·赛福丁·嘎伊特贝（Qaitbay，1468—1495年在位）的皇家马穆鲁克死亡2000人。1497年，皇家马穆鲁克死亡1000人。记载中对黑死病导致马穆鲁克死亡有如此表述：“包括马穆鲁克在内的死亡人数太多，无法计数”“每天有50位马穆鲁克死亡”“皇家马穆鲁克城堡里空空荡荡，因为他们都已死亡”。历史学家认为，仅因黑死病导致巴尔斯贝（Barsbay，艾什赖弗·赛福丁·白尔斯贝，1422—1438年在位）的皇家马穆鲁克死亡人数超过两千，而嘎伊特贝的马穆鲁克死亡人数高达八千。据记载，整个马穆鲁克王朝第二时期，皇家马穆鲁克平均从未超过千人，这清晰地表明黑死病夺走了相当数量的马穆鲁克军人。现任苏丹的马穆鲁克损失严重，因为他们比前苏丹的马穆鲁克更年轻，到埃及的时间更短，其中包括在军事学校的几百名小学生，他们还是儿童或少年。另外，前苏丹的马穆鲁克免疫力不强者已经在以前的疫情中死亡，绝大多数幸存者能够抵抗瘟疫。
黑死病流行使军队的正常活动被打乱。严重的黑死病影响着军队出征，许多士兵死于行军途中。黑死病流行也造成了封建采邑制的混乱。在疫情期间，一个采邑转手3~9次。伊本·塔格里·比尔迪特别提到，支撑军队的采邑短短数日易手9次，其主人相继死亡。裁缝和鞋匠获得了属于哈勒嘎的采邑而穿上了军服。许多采邑变得唾手可得，而且规模之大，如此混乱和对财产的掠夺，以至于现任苏丹的正在军事学校学习的青年军团成员，在他们获得自由和得到战马之前，已经拥有了采邑。1492年，苏丹艾什赖弗·赛福丁·嘎伊特贝用死于黑死病的马穆鲁克的财物装备军队，包括现任苏丹和前苏丹的马穆鲁克，每人一匹战马。1513年，苏丹艾什赖弗·干骚·奥里（1500—1516年在位）分配给青年军团和保镖800套盔甲和600套战马盔甲，以及盔甲外套、盾牌、宝剑、长矛、箭袋和箭，这些都是死于黑死病的马穆鲁克的遗物。马穆鲁克军队深陷严重且持续的黑死病疫情之中，在一场疫情后尚未恢复之前，新的疫情又爆发了。黑死病是马穆鲁克王朝第二时期军队衰落的重要因素。
3.黑死病对马穆鲁克王朝社会结构性变化的影响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瘟疫肆虐埃及和叙利亚地区长达一个半世纪，从1347年至1517年，严重疫情就有20次之多，平均8~9年爆发1次，在这170年里，其中60年处在严重疫情之中。而同期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爆发过18次严重黑死病，从1348年到1517年，平均9年半爆发1次，在170年里有年遭受严重疫情。在15世纪，几乎每隔6~8年就发生1次瘟疫。而大约在同一时期的1347—1534年，欧洲爆发了17次严重疫情，平均11.1年爆发1次。可以说，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叙利亚的疫情比欧洲更为严重。黑死病流行不仅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马穆鲁克兵源不足和军队战斗力下降等问题，而且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性变化。
在土地政策方面，黑死病导致农业人口减少，相应地耕地减少，进而导致国库税收减少。与此同时，马穆鲁克王朝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苏丹纳绥尔·穆罕默德·伊本·盖拉温死后，诸子争权夺利，在1341—1382年的41年间，12位埃米尔相继粉墨登场，造成马穆鲁克王朝严重的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削弱了政府应对瘟疫的能力并造成相关灾难。在政治动荡过程中，苏丹控制的土地大量被廉价“出租”或由中央“迪万”完全“出售”给埃米尔，结果使王朝政府从土地获得的收入减少。在农耕时代，苏丹控制土地的减少，意味着苏丹权力的弱化。
在货币政策方面，金币迪纳尔和银币迪尔汗是马穆鲁克王朝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传统上从欧洲进口金银，并向印度出口。14世纪90年代，欧洲出现金银短缺，造成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失衡。为了应对这一状况，1403年，马穆鲁克王朝实行新的货币政策，发行货币迪尔汗（dirham fulus），以银币迪尔汗的重量按固定比率计算。随着金银供不应求及其价格不断上涨，铜币迪尔汗不断贬值。1402年，1个金币迪纳尔相当于60~65银币迪尔汗，到1454—1457年，1个金币迪纳尔相当于360~370币迪尔汗，1458年，上升至460币迪尔汗。15世纪，马穆鲁克王朝深陷严重通货膨胀。
在贸易政策方面，受土地收入锐减和通货膨胀严重的双重影响，马穆鲁克王朝把增加财富的目光转向了贸易。但当时印度洋至埃及的贸易主要由精英家族和商业集团所垄断，绝大部分不受马穆鲁克苏丹政权控制。苏丹穆阿雅德·谢赫（al-Mu’ayyad Shaykh，1412—1421年在位）时期开始改变，传统的喀里米（karimi）商业家族逐渐被边缘化，而与苏丹统治结构相适应的一个新的商业集团哈迪加（khawdja khawajakcyya）逐渐形成，得到苏丹政权支持并享有在王朝域内的贸易特权。该政策导向形成了王朝政权与商业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获得开罗支持的商业集团更加接近苏丹和各省总督。
在社会公共政策方面，为了平息真主对人类偏离正道行为的愤怒，早日祛除瘟疫，苏丹和马穆鲁克精英及乌勒玛寻找离经叛道罪恶惹怒真主者。1419年疫情期间，把罪恶者指向了迪米人，迫使他们缝窄衣服袖子，穿着特殊颜色服装，进入公共浴室时脖子系上铃铛，不允许骑马或骡子，并时有发生伊斯兰教徒攻击那些不遵守新规定的迪米人，甚至攻击酒馆的妓女。1438年开罗爆发疫情时，素丹巴尔斯贝伊下令，科普特人和犹太人死者的遗产由政府没收，不能继承。尽管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死病肆虐欧洲期间，基于基督教的人类原罪说，欧洲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鞭笞者运动。与此同时，基督教徒相信，是犹太人与魔鬼合伙带来了瘟疫，甚至嫁祸犹太人往水井投毒，使欧洲长期存在的虐犹思潮变成了大规模狂暴的屠犹行动。但这些情况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阿拉伯地区并未发生，一方面源于伊斯兰教认为，“瘟疫是真主给他意欲的人降下的一种惩罚，真主把它变成对信士的一种恩慈。瘟疫发生后凡坚忍地留在家乡，坚信凡事都属真主的前定而不逃离的仆人，必获得烈士的报酬”。另一方面，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对“有经典的人”就有限制，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均继承了这一制度。但当马穆鲁克王朝对迪米人更加严格的限制并不能取乐真主祛除瘟疫时，认为迪米人和其他某些罪恶（妓女）并非唯一激怒真主者，然后又回归更加虔诚的祈祷。
在政教关系和乌勒玛与民众关系方面，当同一时期黑死病肆虐欧洲时，基督教会的威望每况愈下，许多高级教士在瘟疫流行时期拒绝为死者举行忏悔仪式，甚至从患者身边逃走，教会已忘记了拯救灵魂的神圣职责，沉湎于觊觎死者财产的俗务中。与欧洲基督教会不同的是，马穆鲁克王朝时期，从苏丹到埃米尔至乌勒玛阶层，严格履行职责，苏丹率领埃米尔和乌勒玛及民众前往沙漠祈祷，并派遣埃米尔前往重灾区救济民众，乌勒玛义务为死者做殡礼，号召全社会积极面对瘟疫，多行善事，多做祈祷。黑死病肆虐下的马穆鲁克王朝，民众更加依赖宗教人士，也更加坚守宗教信仰。
在巴勒斯坦地区，出现农耕者回归游牧的状况。15世纪开始，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人口下降，考古材料清晰表明，黑死病和一系列瘟疫给相邻而居的城市和要塞人口造成严重灾难。苏丹和埃米尔更多关注开罗，而对其他省份如黎凡特地区的投入减少甚至终止。尽管农村受黑死病疫情影响相对较小，但农民的税收加重，政府疏于管理，农民逐渐逃离土地，成为游牧民。这一状况进一步打击了马穆鲁克王朝的农业经济，尤其是极大地削弱了黎凡特地区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防御能力。
在黑死病反复流行的严重影响下，马穆鲁克王朝在社会相对稳定中逐渐走向全面衰落，在与欧洲的密切交往中没有跟上欧洲的发展步伐，当新航路开辟而导致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贸易日益衰落，马穆鲁克王朝的经济更加窘迫，当欧洲普遍使用火枪甚至奥斯曼帝国军队也装备火枪时，马穆鲁克王朝的军队仍然主要使用冷兵器。正如美国著名中东史专家西德尼·内特尔顿·费希尔所言，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Ⅱ，1481—1512年在位）在15世纪90年代曾和马穆鲁克王朝作战7次，后者每次都占据上风”“马穆鲁克军队军饷充足，武器优良，但现在同奥斯曼人对阵的却是一群迟钝、沮丧、没有军饷和军械陈旧的暴徒”。在黑死病持续肆虐下，马穆鲁克王朝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最终为奥斯曼帝国所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