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者陆续发现、公布一批古典时期小亚细亚西海岸希腊城邦打造的钱币，这些钱币的铭文、币制与图案高度统一，且都镌有铭文“同盟”字样。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古希腊小亚细亚某同盟发行的同盟钱币，起先判定其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初左右。同盟钱币是该同盟遗留的主要证据，而传世文献却未有明确记载，因此，多数希腊史研究者对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未给予足够关注，对该同盟是否存在等关键性问题也未予置评，甚至有学者认为很难作出可靠解释。部分古典学者力图以物证史，依据同盟钱币的图案、铭文等，认为小亚细亚希腊人曾组建过同盟，并对该同盟相关议题展开研究。但囿于资料有限，他们在同盟的出现时间与宗旨等议题上分歧较大。考古学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威廉·H. 瓦丁顿、牛津大学古典学者G. L. 卡克维尔等，通过解读同盟钱币图案、整理文献记载，认为小亚细亚希腊人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了旨在反抗斯巴达统治的同盟。与之相反，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J. M.库克等认为，该同盟与提布隆（Thibron）远征伊奥尼亚（Ionia）有关，是支持斯巴达的组织。这一观点得到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科林·M. 克拉伊等赞同。维也纳大学副教授史蒂芬·卡尔维斯提出，同盟应出现于公元前405年，是支持斯巴达的组织。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约翰·P. 巴隆教授认为，同盟应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初。1977年，在今土耳其西海岸的索克（Söke）镇附近发现的赫卡托姆努斯窖藏（The Hecatomnus Hoard），成为研究同盟钱币的重要考古证据。随着对该窖藏的整理和研究，证明同盟钱币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末，初步证实卡尔维斯有关同盟年代的观点。
新考古发现与同盟钱币研究显示，在伊奥尼亚战争爆发之初，小亚细亚希腊人可能建立同盟并发行同盟钱币，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讨论关于该同盟的结构与活动等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考察小亚细亚希腊人在伊奥尼亚战争中的活动，借此重新认识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进一步厘清斯巴达与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复杂关系，以及斯巴达与波斯的合作与博弈。
一、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的钱币学证据
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部分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曾打造币制、图案与铭文高度统一的钱币。目前发现以弗所（Ephesus）、克尼多斯（Cnidus）、拜占庭（Byzantium）、凯吉库斯（Cyzicus）、罗德斯（Rhodes）、伊阿苏斯（Iasus）与萨摩斯（Samos）7个城邦发行过此种钱币。它们皆为凯奥斯（Chios）币制的三德拉克马银币，钱币阳面图案及铭文内容高度一致。图案为赫拉克勒斯与两条巨蛇搏斗之像，铭文为“ΣΥΝ”，系“ΣΥΝΜАΧΙΚΟΝ”、“ΣΥΝΜАΧΩΝ”、“ΣΥΝΜАΧΙΚΙА”或“ΣΥΝΜАΧΙΚΟΝ ΝΟΜΙΣΜΑ ”的缩写，意为“同盟的”或“同盟的钱币”。钱币阴面为指代各发行城邦的铭文与纹章，铭文有三种书写形式：城邦名字的复数所有格全拼，如克尼多斯；城邦名字简写，如罗德斯、萨摩斯、拜占庭、凯吉库斯与伊阿苏斯；城邦及钱币官名字简写，如以弗所。在赫卡托姆努斯窖藏中，发现大量罗德斯、以弗所、萨摩斯和克尼多斯打造的该类钱币，也出土了其他城邦少量该类钱币。这一发现表明，小亚细亚西岸希腊城邦共同协作发行“小亚细亚同盟钱币”。
上述同盟钱币阳面图案虽高度统一，雕刻细节却有诸多不同，未共享模具。而象征本邦的阴面图案与各自自主发行的钱币有明显承继关系，铭文以三种形式呈现，表明并非同一机构打造。最应注意的是钱币阳面赫拉克勒斯与蛇搏斗的图案和铭文“ΣΥΝ”。羊河之战（Battle of Aegospotami）后不久，萨摩斯的伊昂（Ion of Samos）在赞颂莱山德（Lysander）的诗中，将雅典的统治称为“凯克洛普斯的权势”。凯克洛普斯是传说中人身蛇尾的雅典国王，与蛇搏斗的赫拉克勒斯图案可能暗喻反抗雅典压迫。图案与铭文“ΣΥΝ”结合，代表同盟宗旨。这批钱币与同时期的比奥提亚同盟、优卑亚同盟和阿卡迪亚同盟钱币一样，遵循典型同盟钱币范式，可以确定它们是小亚细亚西岸希腊人组成的政治军事同盟所发行的钱币，是同盟存在的最直接证据。
卡尔维斯认为，公元前4世纪初，小亚细亚希腊各邦分属不同势力，不太可能组建同盟。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各邦处境大体相似，最可能于此时组建同盟。他的观点得到其他学者认同。赫卡托姆努斯窖藏的发现，进一步佐证卡尔维斯的推测。窖藏埋藏时间约为公元前390年，出土大量以弗所曲翅（指以弗所钱币图案上蜜蜂双翅的形态，分为直翅和曲翅）四德拉克马币。这一发现确认曲翅四德拉克马币的发行时间，应在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初，因此比曲翅四德拉克马币更早的以弗所同盟钱币应早于公元前400年。此外，窖藏同盟钱币的磨损程度远甚于同时出土的赫卡托姆努斯总督钱币（后者多为全新），应是前者长期流通所致。由此可推断前者的发行时间应早于后者10余年。卡尔维斯认为同盟钱币是为庆祝公元前405年莱山德击败雅典而造，那时小亚细亚希腊各邦刚刚与斯巴达或莱山德结盟。不过，这一观点出自对钱币图案的推测，尚无直接证据。
古人对相关钱币早有记载。修昔底德提及，公元前411年伯罗奔尼撒海军在凯奥斯停留时，从凯奥斯人处“每人获得三枚凯奥斯的四十分之一”（τρεῖς τεσσαρακοστὰς ἕκαστος Χίας）。此处的“凯奥斯”应指凯奥斯币制。基于新发现的凯奥斯度量衡，梳理文献中有关军饷的记载，结合现存钱币和窖藏，可以肯定小亚细亚同盟钱币是唯一可与“四十分之一”对应的钱币。除萨摩斯外，在公元前412年—前411年夏，发行过同盟钱币的城邦多已叛离雅典，有条件组建同盟。结合历史背景以及对“四十分之一”钱币的考证，可推断在公元前412年末—前411年夏，小亚细亚西岸希腊城邦同盟就已存在。
以弗所的同盟钱币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上述论点。其上皆镌有钱币官名字缩写“ΓΕ”。对此，学者指出，镌有“ΓΕ”、“ΞEIN”和“TIMAPX[OΣ]”等缩写的以弗所钱币，其出现时间应在公元前400年之前，早于窖藏埋藏时间。它们同为凯奥斯币制，且属于同一系列。根据图案与模具对比，镌有“ΓΕ”的同盟钱币打造最早，镌有“ΞEIN”的稍晚，镌有“TIMAPX[OΣ]”的最晚。卡尔维斯认为钱币上的“TIMAPX[OΣ]”，与开罗博物馆收藏的《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断片中提到的以弗所领袖提马尔库斯（Timarchus）可能是同一人。他推断当时钱币官任期1年，提马尔库斯参加了公元前405年的羊河之战，并于公元前403年—前402年担任钱币官。不过，《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中的提马尔库斯，出现在约公元前409年的以弗所之战中，其活动时间与卡尔维斯的推断尚有6、7年差距。
城邦领袖同时兼任钱币官有颇多先例。因而或许存在另一种可能，钱币上的“TIMAPX[OΣ]”，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中的以弗所领袖提马尔库斯是同一人，以弗所之战发生时他恰好担任钱币官。根据古希腊造币惯例，钱币官任期多为1年。依照三位钱币官的出现顺序推算，提马尔库斯的任期可能是公元前410年—前409年，“ΞEIN”为公元前411年—前410年，“ΓΕ”为公元前412年—前411年，这与公元前412年以弗所叛离雅典相符，也与修昔底德关于“四十分之一”钱币的记载吻合。这或可佐证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至少在公元前411年左右就已建立。
小亚细亚希腊人此前已有伊奥尼亚同盟与加里亚同盟，他们为何不启用旧有组织？公元前5世纪初的伊奥尼亚起义失败后，伊奥尼亚同盟便名存实亡。虽然加里亚同盟与伊奥尼亚同盟在公元前4世纪仍存在，但其职能主要是裁决城邦间纠纷。另外，雅典势力范围涵盖小亚细亚西海岸大部分地区，地域性与族群性较强的伊奥尼亚同盟和加里亚同盟，与伊奥尼亚战争的地缘格局并不匹配。诚如修昔底德所说，它们应“最大限度争取愿与之共患难的城邦”，建立地理和族群范围更广泛的同盟，吸纳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人和多利安人。
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为何舍用爱琴海沿岸通用的厄吉纳币制，选择凯奥斯币制的三德拉克马这一罕见币值？凯奥斯币制的三德拉克马是标准米纳的分数“四十分之一”，可满足爱琴海沿岸希腊人的需求；其接近波斯币制的两辛格罗（Siglos，每辛格罗重约5.5克），可与波斯王家钱币接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波斯不仅是斯巴达盟友，也是后者军饷和补给的重要提供方。币制选择可能是通盘考虑希腊与波斯因素的结果。
小亚细亚同盟币制与斯巴达和波斯有密切关系，它们是否由波斯或斯巴达下令打造？答案是否定的。凯奥斯币制是小亚细亚西岸本土币制，其计量单位与厄吉纳币制和波斯币制均有一定差异，仅在特殊倍数上才相通。同盟钱币应优先满足成员自身需求。斯巴达排斥钱币且无造币传统，迟至公元前3世纪末才自主造币。在公元前427年斯巴达征收战争经费的铭文上，除提及金银货币外还有葡萄干、谷物等，这与同时期雅典贡金铭文上仅有金银货币对比鲜明，不仅反映斯巴达物资匮乏，也说明其不在意经费形式，故斯巴达不大可能命令小亚细亚同盟打造钱币。
我们也可以排除同盟钱币是奉波斯之命所造的假说。公元前4世纪初，为向征讨塞浦路斯的军队供饷，波斯命令西里西亚（Cilicia）希腊城邦打造钱币。奉波斯之命打造的钱币铭文采用形容词中性单数，同期自主发行的钱币铭文采用复数所有格或简写。前者表明钱币仅是城邦代造，后者表示钱币为城邦所有，这显示当时的希腊城邦会利用铭文变化区分钱币发行方。小亚细亚同盟的钱币铭文多为简写，镌刻全拼铭文的克尼多斯使用了复数所有格，并未使用中性单数形容词，表明同盟钱币并非为波斯代造，同盟拥有造币自主权。
二、古典文献关于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的记载
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未被史书专门记载，但梳理史料可发现，文献中还是留下了该同盟的些许痕迹。色诺芬在《希腊志》中记载了公元前406年斯巴达将领卡里克拉提达斯（Callicratidas）担任海军指挥官后，在米利都（Miletus）公民大会上的演讲，有“你们（米利都）作为其他同盟成员的领导者”（ὑμᾶς ἐξηγεῖσθαιτοῖς ἄλλοις συμμάχοις）这样的内容。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当然领袖，其将领不可能将同盟中其他城邦再称作领导者。文中“其他同盟成员”若指伯罗奔尼撒同盟，卡里克拉提达斯自然不可能将米利都称作同盟领导者，此处的同盟应指以米利都为首的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有可能表明至少在公元前406年，米利都是该同盟领袖。
米利都成为同盟领袖可能缘于其历史地位和地区影响。米利都素有“伊奥尼亚的花朵”的美誉，在小亚细亚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小亚细亚希腊人反抗外部压迫时，米利都往往是领导者。公元前499年的伊奥尼亚起义正是米利都掀起的。在波斯帝国内，米利都曾经是享有旧时特权地位的城邦，伊奥尼亚大起义后，其仍享有基本自治的共同体地位，米利都在小亚细亚具有决定其他希腊城邦向背的影响力。雅典认为若能与米利都恢复同盟关系，将带动其他城邦回归，因此一直为之努力。斯巴达也在积极与米利都接触，为斯巴达效力的亚西比德（Alcibiades）曾表示，他与米利都领导人有特殊的个人关系。米利都成为同盟领袖可能得到斯巴达的支持。
与米利都相比，凯奥斯虽是最早脱离提洛同盟的小亚细亚城邦，此后也积极组建同盟，但其舰队被雅典击败，内部也有党争倾轧，一度对战争较为消极。罗德斯叛离提洛同盟较晚，在斯巴达军队到达小亚细亚前，大部分罗德斯居民对其领袖密谋叛离雅典毫不知情，米利都人则满怀热情地支持战争。无论资历、反抗雅典的热情还是在东爱琴海的影响力，罗德斯和凯奥斯都逊色于米利都，米利都成为同盟领袖似是小亚细亚希腊人的最佳选项。
据色诺芬记载，公元前406年凯奥斯和其他同盟者在以弗所集会，决定向斯巴达派出使团，并邀请莱山德担任联军舰队统帅，这与普鲁塔克所载“同盟者们向斯巴达派遣使者”应为同一事件。迪奥多鲁斯指出，这些同盟者为埃奥利斯（Aeolis）、伊奥尼亚和爱琴海岛屿（城邦），恰好涵盖发行同盟钱币的小亚细亚西岸城邦。戴维森学院教授彼得·克伦茨指出，参加以弗所同盟大会的城邦，或与迪奥多鲁斯和普鲁塔克记载的莱山德在以弗所召集的城邦相同；迪奥多鲁斯透露了部分参会成员的信息：罗德斯、米利都、凯奥斯和以弗所在公元前407年协助莱山德装备战舰，之后集结于以弗所。同盟领袖为米利都，罗德斯、以弗所发行过同盟钱币，凯奥斯提供过同盟钱币，它们都参加了以弗所大会。文献中的同盟成员与发行同盟钱币的城邦吻合。
修昔底德也提及凯奥斯串联小亚细亚城邦反抗雅典统治、为同盟组建创造条件等情况，“在此之后，凯奥斯人在这个夏天（公元前412年夏）剩余的时间里一如既往大规模地煽动其他城邦（反叛雅典），毫无懈怠之意，在伯罗奔尼撒大军到来前，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促使这些城邦起义，同时希望尽可能多的城邦与他们（凯奥斯人）同舟共济、患难与共”。表明在公元前412年夏，在没有伯罗奔尼撒人直接支持的情况下，凯奥斯人就在积极策动小亚细亚西岸城邦叛离雅典。修昔底德随后表示，“凯奥斯的起义可能失之谨慎，但他们是直到有更多勇敢的盟友与之共担风险，在雅典人西西里惨败后处于绝望时才发动起义的”。安德鲁斯认为，修昔底德在““ξυμμάχων”（盟友）后使用“ἔμελλον”（打算）一词，说明此处的“盟友”并非已与雅典对抗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各邦，而是在凯奥斯起义时尚与雅典保持盟友关系、随后才加入暴动的城邦。凯奥斯与以弗所早在公元前427年左右就向斯巴达捐赠过战争资金。公元前424年冬，雅典怀疑凯奥斯人图谋不轨，逼迫他们拆毁了新建的城墙。可见，在伊奥尼亚起义前，凯奥斯可能已与部分提洛同盟城邦串联，伺机发动起义。修昔底德还提到，在公元前411年夏初，凯奥斯人和它的同盟者（οἱ Χῖοι καὶ οἱ ξύμμαχοι）共同进攻雅典舰队。在同一章节中，修昔底德指出，凯奥斯人得到驻防于米利都的舰队的支援，援军由图里（Thurii）、叙拉古（Syracuse）、米利都、阿纳伊（Anaea）和列昂（Leon）的战舰组成。该记载表明，公元前411年夏初凯奥斯与米利都、阿纳伊等城邦已缔结同盟。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推测性结论。第一，斯巴达人卡里克拉提达斯的演讲表明，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的领导者是米利都。第二，同盟成员曾在以弗所召开大会。与会者既有发行过同盟钱币的盟邦，也包括凯奥斯和米利都。第三，同盟成员涵盖埃奥利斯、伊奥尼亚和爱琴海诸海岛，几乎囊括所有发行过镌有同盟铭文的三德拉克马钱币的城邦。第四，同盟的建立时间最早可能在公元前412年末，至迟在公元前411年夏。第五，同盟成员可能随着战争的推进而增加。虽然斯巴达与这些城邦分别缔结了同盟条约，但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也单独组建了同盟，其既非伯罗奔尼撒人与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同盟，也非地域性的伊奥尼亚同盟或加里亚同盟。
三、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组建的历史背景与组织结构
小亚细亚希腊人在公元前412年—前411年组建同盟，是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推进，小亚细亚西岸成为决定战争结局的必争之地，雅典、斯巴达与波斯都将该地区视为战略重点。由于阿提卡地贫人多，雅典严重依赖谷物进口，黑海北岸、西西里和埃及是雅典主要谷物来源地，保障粮道安全事关雅典存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雅典粮食短缺问题日渐突出。阿奇达马斯战争中，雅典丢失爱琴海北岸部分势力范围。西西里远征失利后，雅典西线粮食供应基本切断。斯巴达军队常驻戴凯莱亚（Decelea），雅典丧失利用阿提卡土地的能力。黑海沿岸遂成为雅典最重要的粮食来源地，小亚细亚西岸的伊奥尼亚、密西亚（Mysia）与赫勒斯滂（Hellespont）成为雅典黑海粮道的咽喉。小亚细亚西岸拥有可观的军事经济力量，其中凯奥斯、米利都、列兹波（Lesbos）和萨摩斯尤为重要。保护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曾是雅典维系海上帝国的基本理由，但时移势迁，此时的提洛同盟已沦为雅典维护自身权势的工具。西西里惨败后，雅典亟须援助，但转圜余地有限，尽力维持对小亚希腊城邦的统治成为雅典的唯一选择。
波斯自公元前546年征服小亚后，一直将此地的希腊人视作当然臣民。虽然波斯在与希腊人的战争中屡遭败绩，但从未放弃重夺小亚西岸的梦想。究其原因，该地区事关波斯的重大利益。波斯在小亚西岸设立3个贡赋区，其贡赋占帝国总贡赋的近1/10。此地有众多良港和雄厚的海军力量，还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它不仅是波斯向西扩张的跳板，也是保护本土的屏障。希腊人在该地区的活动，已威胁到波斯亚细亚总督区和达斯库利翁总督区的安全。控制小亚希腊城邦，符合波斯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战略利益，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波斯面临千载难逢的良机，可趁机重夺小亚西岸。波斯人清楚其金币的威力远胜军队，所以不急于介入战争，而是与斯巴达谈判、索取高额回报。
斯巴达为击败雅典竭力拉拢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大肆宣传将给予它们“自由”，煽动提洛同盟成员叛乱，借此瓦解雅典的海上帝国。同时，斯巴达财政困乏、物资短缺，无力维持强大的常备海军，独力摧毁雅典海上帝国实属奢望。斯巴达遂寄希望于波斯的支持。在谈判中，斯巴达人最重要的筹码正是小亚希腊人的归属。波斯最初并未积极支持斯巴达，对斯巴达的资金支持时断时续，导致斯巴达海军不时因军饷问题哗变。最终，斯巴达只能在小亚希腊城邦问题上让步，以换取波斯的全力支持。
正是基于此种形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小亚细亚西海岸一跃成为雅典、斯巴达与波斯争夺的焦点及主战场。面对强敌环伺，希望“彻底自由”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较优选择是加入斯巴达一方。作为提洛同盟成员，它们受到雅典的多重压迫，渴望摆脱高压统治。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人各邦守望相邻，同属于雅典的伊奥尼亚和赫勒斯滂贡赋区。各邦在历史上曾组建过伊奥尼亚同盟与加利亚同盟，两个同盟不仅是宗教、族群和文化纽带，而且是共同反抗外来压迫的政治依托。在公元前5世纪初期的伊奥尼亚起义中，伊奥尼亚盟邦曾以米利都为中心共同发行钱币。斯巴达与波斯也在积极拉拢各邦，默许、激励后者组建同盟，然而，斯巴达政治制度特殊，对外政策不稳定。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为防止加入斯巴达阵营后被出卖，在与之合作的同时单独组建同盟，依靠集体力量争取独立就成为最佳选项。综上可见，小亚细亚希腊人有自组同盟的内在需要、历史传统和外部条件。
综合文献记载和同盟钱币，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同盟的成员可能有凯奥斯、米利都、以弗所、克尼多斯、拜占庭、凯吉库斯、阿纳伊、罗德斯、伊阿苏斯与萨摩斯，它们加入同盟的时间各异，各邦同盟钱币的打造时间可能也不一致，以弗所、克尼多斯、拜占庭和凯吉库斯同盟钱币的打造时间应在公元前412年—前411年，伊阿苏斯在公元前412年被斯巴达和波斯占领，该邦同盟钱币的发行时间应与以弗所等相近，罗德斯同盟钱币的发行时间至早在公元前408年；萨摩斯同盟钱币仅使用一对阴阳模具，其发行时间可能较晚，打造时间也较短，约在公元前404年。莱山德占领萨摩斯后，驱逐了支持雅典的民主派公民，收缴他们的财产，然后将萨摩斯交给早先流亡的公民，建立了10人寡头政府。萨摩斯流亡者大多来自阿纳伊，他们一直支持斯巴达，长期与雅典为敌。可能在流亡者返回执政后，萨摩斯也加入小亚细亚希腊同盟，随后打造了同盟钱币。此外，凯吉库斯与拜占庭一度被雅典攻占，它们可能随之退出同盟，在雅典战败前又返回同盟。这或许是它们打造的同盟钱币数量较少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同盟成员都发行过“四十分之一”银币。目前尚未发现米利都、凯奥斯与阿纳伊所发行的同盟钱币。考虑到米利都是同盟领袖、凯奥斯是同盟的重要发起者，这一现象更加引人注目。综合文献记载发现，未发行同盟钱币的城邦，大多在凯奥斯暴动后海军活动较为频繁。米利都是斯巴达和波斯的重要军港，也出动过陆海军与雅典作战，在伯罗奔尼撒海军主力到来前，凯奥斯海军在爱琴海东岸扮演重要角色。公元前413年，凯奥斯在密谋发动反雅典暴动时已有60艘战舰，成为反雅典的主力，凯奥斯不仅促成多个雅典盟邦暴动，而且其海军多次单独与雅典舰队作战，并与伯罗奔尼撒舰队密切配合、共同行动。凯奥斯还曾为联军提供补给与军饷。此外，阿纳伊也有出动战舰的记载。相比之下，关于发行同盟钱币的城邦，其海军活动的记载相对较少。其中，罗德斯较为特殊，斯巴达曾在该邦征收32塔兰特贡金，这表明其最初可能只需提供资金。但随着战争发展，罗德斯承担的义务或许有所增加。公元前407年，莱山德曾在罗德斯收编船只。公元前406年，卡里克拉提达斯组织来自凯奥斯、罗德斯和其他盟邦的水手配备了50艘船。虽然罗德斯的义务可能有所变化，但其主要职责仍是提供水手和船只。
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存在盟邦义务上的分工，部分实力较强的城邦负责组建海军，协防其他盟邦，必要时须提供补给与军饷；其他城邦负责打造同盟钱币，筹措资金与装备。此时在爱琴海东岸的战斗以海战为主，花费相当高昂，同盟内强邦的主要任务便是维持海军。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各邦绝大多数都曾是提洛同盟成员，在组建同盟时参考了提洛同盟的经验，将盟邦义务分为缴纳金钱物资和提供战舰两种。阿纳伊、凯奥斯与米利都可能有义务维持陆海军，同时在必要时向盟邦提供物资与军饷。以弗所、克尼多斯、拜占庭、凯吉库斯、罗德斯和伊阿苏斯主要向同盟缴纳金钱物资，萨摩斯加入同盟后也主要提供资金。
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宣告结束，小亚细亚希腊人原先面临的危局不复存在。公元前4世纪初期的史料并无小亚细亚同盟的记载，可能其已停止活动。色诺芬在《长征记》中称，小亚细亚西岸诸邦接受了小居鲁士的管辖；《希腊志》中也有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在该地派驻镇守官的记载，表明该同盟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几年，至少到公元前4世纪初就已无力保障成员的地位。《大王和约》规定，希腊各邦应解散除伯罗奔尼撒同盟外的其他同盟，小亚希腊人城邦划归波斯。小亚细亚同盟停止活动的时间最早是雅典投降后不久，最迟是公元前387年《大王和约》颁布时。
文献中关于小亚细亚同盟成员服从和配合斯巴达的记载，是否表明其不具有独立性、不能独自处理内部事务？事实并非如此。在伯罗奔尼撒大军赶到前，小亚细亚同盟成员就已实现独立，组织军队对抗雅典，对后者海军形成一定威慑。公元前411年初夏，凯奥斯海军击败了雅典舰队，同盟控制的海域更加广阔，鼓舞了驻扎在伊奥尼亚的伯罗奔尼撒人的士气。修昔底德明言，此次海战由凯奥斯人主导，后者掌握了部分东爱琴海的制海权。在公元前412年的米利都之战中，米利都800名重装步兵、伯罗奔尼撒军队、波斯骑兵和雇佣军共同进攻雅典。修昔底德并未提及米利都接受斯巴达或波斯的指挥，某种程度上表明米利都具有一定独立性。米利都还曾带领伯罗奔尼撒军队攻占波斯要塞、驱逐驻军，此举引起斯巴达使者里卡斯（Lichas）不满，他表示米利都和其他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应顾全大局，遵从波斯总督领导。米利都人对里卡斯的言论非常愤怒，以致后者在病逝后不被允许安葬在伯罗奔尼撒人中意之地。斯巴达的类似施压举动通常会遭到米利都的强烈反抗，往往无果而终。
文献中有诸多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和斯巴达结盟，并参与后者军事行动的记载，但这与同盟的独立性并不矛盾。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比奥提亚同盟和阿凯迪亚同盟均与斯巴达结盟，它们都遵从斯巴达的指示，为伯罗奔尼撒军队建造、提供舰船，在陆海战斗中服从斯巴达的指挥，同时都独立发行同盟钱币，这表明加入斯巴达领导的联军并不意味着同盟失去独立性。另外，斯巴达为结束与阿尔戈斯敌对关系，曾劝说比奥提亚同盟先与阿尔戈斯结盟，二者再共同与斯巴达结盟。该计划最终虽未实现，但表明斯巴达不介意自身同盟体系中有“盟中之盟”。
综上可见，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拥有自主造币权，它在斯巴达大军赶到前就已获得独立地位，同时对斯巴达的政策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具有自主性。
结语
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的行动，对瓦解提洛同盟发挥一定作用，使胜利的天平更明显地向斯巴达与波斯倾斜，影响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但是，该同盟实力有限，无法完全掌控自身命运。战争期间，斯巴达已着手渗透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战争结束后，许多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便落入波斯和斯巴达控制之下。公元前397年，出使斯巴达的伊奥尼亚使团表示，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已处在波斯支配之下。同盟在钱币图案中寄寓的“解放”终成泡影，现实把压迫者从雅典换成波斯和斯巴达。考察公元前5世纪末小亚细亚希腊人同盟的组建及其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该地希腊人城邦的命运，也有助于认识雅典、斯巴达与波斯三方势力的博弈。在“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格局中，小亚细亚希腊人城邦难以得到所谓“自由之日”，无法摆脱被强权支配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