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史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两大潮流。受此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冷战国际关系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和“跨国维度”。他们以音乐、舞蹈、绘画、文学、歌剧、电影等文化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冷战时期跨国文化传播的过程及影响，揭示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史研究框架下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形成了研究冷战史独具特色的文化和跨国路径。90年代末，以玛丽·杜齐亚克为代表的史家开始强调冷战外交中的“种族因素”，即种族问题如何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冷战外交研究领域“种族取向”的研究潮流开始形成。2009年，莉萨·达文波特出版了《爵士乐外交：在冷战时代宣传美国》一书（以下简称《爵士乐外交》），将上述跨国、文化和种族这三种取向融为一体，综合考察了冷战期间美国如何利用爵士乐开展文化外交，如何利用黑人“爵士大使”重塑因种族歧视而受损的国家形象等议题，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本文即以达文波特的《爵士乐外交》一书为切入点，着重从理论和方法上探讨美国冷战史在跨国、文化和种族视野下的重塑。
一、《爵士乐外交》与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新视野
《爵士乐外交》以冷战时期美国官方派遣的黑人“爵士大使”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了1954年至1968年间爵士乐外交活动的兴起与衰落，展现了爵士乐外交如何在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心，并重塑美国民主形象的过程。作者指出，冷战开始后，苏联利用美国种族歧视顽疾开展大规模宣传战，取得较大成功。苏联宣称“美国在保护国内白人公民权利的同时，却粗暴地掠夺黑人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这些批评对美国国家形象造成了较大损害，并对其在全球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面对苏联猛烈的宣传攻势及其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指责，美国政府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维持健康的种族关系和维护公民自由的神圣性”是美国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它对西方世界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美国当局也越来越意识到，美国在盟友那里的信誉正在降低，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正受到国内种族问题的挑战。
为了解除国家形象危机，抵消种族歧视对美国声誉造成的影响，美国政府适时推出爵士乐外交项目。作者指出，开展爵士乐外交是因为这种音乐能够体现黑人的思想和生活，代表着黑人独特的经历，讲述了黑人追求平等权利的故事。通过宣扬这样一种带有浓厚黑人文化特征的音乐，美国希望借此反击苏联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批评，从而展现美国的善意，改善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1955年，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爵士乐外交”活动正式开启。以约翰·吉莱斯皮（John Birks Gillespie）、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等为代表的黑人爵士乐音乐家，成为美国官方任命的“爵士大使”，前往海外开展各类爵士乐文化交流活动。官方主导的爵士乐外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认识，重新塑造了美国国家形象，为美国在这场“争夺人心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但是，黑人爵士乐音乐家并非美国政府可随意操控的“外交工具”，他们在展现充满活力、和善热情、彬彬有礼的黑人新形象的同时，也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摆在世界舞台上，促进了黑人民权斗争的国际化。
莉萨·达文波特的《爵士乐外交》一书即以爵士乐外交所蕴含的上述种种内涵为着眼点，并结合美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史、跨国史和种族史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力图为冷战史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径。下面就从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跨国转向和种族取向三个层面，对《爵士乐外交》一书所体现出的美国冷战史研究新视野作一分析。
（一）“文化转向”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末，入江昭提出应该把“国家视为一种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化与外交的关系。2001年，罗伯特·格里菲思在其所撰书评中首次提出“文化转向”这一说法。2006年，弗兰克·宁科维奇进一步阐述“文化转向”研究潮流的起因、主张以及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冷战史领域也发生了“文化转向”，不少史学家开始关注冷战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认为“文化塑造了冷战，冷战反过来又推进了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还有史家着重强调外交文化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例如，宁科维奇就注意到，在冷战最初的年代，即便是海外的艺术展览，也必须符合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与国家利益。他们藉此说明“外交及其文化始终受到地区和本土特殊利益的驱动”，认为一切外交均具“文化特色”，符合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导向。
《爵士乐外交》即是从文化输出的层面出发，力图挖掘冷战的另一面向：美苏双方力争以能够展现自身文化特色和生活方式优越性的音乐形式来争夺人心，进而掌握文化霸权。达文波特指出，冷战开启后，苏联“文化攻势”迅猛，对外宣传取得较大成效。而深受种族歧视问题困扰的美国，在冷战宣传战中精心建构的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形象却岌岌可危，从而在这场人心争夺战中暂居弱势。据统计，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世界范围内赞助的文化交流项目是美国同期的三倍”。通过与世界各国建立文化关系，苏联试图“唤起其他民族与国家对共产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同情”；通过大众传媒、表演艺术、教育交流，苏联渴望“描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吸引人的方面，以影响亚非拉地区的国家支持共产主义政权”。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文化挑战，美国政府发现，爵士乐作为“地道的美国艺术形式”，可以充当美国文化的“代名词”，展现美国文化的创造力和吸引力，从而帮助美国重塑国家形象。于是，美国政府决定以爵士乐为文化武器，开展爵士乐外交。在达文波特看来，从文化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可以管窥美国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促进各国民众对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充分理解”，进而实现其冷战目标，为美国谋取利益。
（二）“跨国转向”的启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逐渐成为美国史学界的一股强大潮流。其主要特征是跳出民族国家的藩篱，“把美国历史置于更广阔的地区与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将跨国联系和外国事态视为塑造美国历史的力量”。这一学术潮流深刻改变了美国历史学者理解和书写历史的方式。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所言：“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包括像革命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在一种全球史的背景下接受检视。”受“跨国转向”学术潮流的影响，冷战史学家开始关注发生在多个国家的冷战进程，甚至追踪“冷战时期形形色色的思想、信念、主张和诉求如何跨越国界影响不同国家的人群”。“文字、声音和影像”作为跨国现象之一，也就进入冷战史的研究视野。而跨越国界的文化艺术活动，以及美国文化产品、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海外的传播，成为美国冷战史、外交史研究的热点。
《爵士乐外交》一书显然受到了“跨国转向”的启迪，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爵士乐外交中的跨国因素。其一，关注美国爵士乐这一“跨越国界的”文化符号，如何在海外赢得民心，进而改变各国民众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认识。其二，展现爵士乐音乐团体、跨国文化组织、民间艺术机构、私人基金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如何与他国政府互动，如何与海外民众产生跨国联系。其三，将爵士乐外交的开展置于更宏大的国际背景中，关注外部事态对美国发展对外关系产生的影响，分析国际舆论对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作用，探讨爵士乐外交与越南战争、柏林墙事件、非洲民族独立、古巴导弹危机等国际事件之间的关联。
此外，该书还深入探讨了爵士乐外交的跨国维度所造成的复杂影响。达文波特指出：“随着美国将爵士乐推向新的国际舞台，黑人爵士乐音乐家帮助美国改变了全世界对它的认识，而爵士乐外交也逐渐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冷战悖论，即美国国内最受压迫的少数族裔的文化表达却成为美国文化民主性与优越性的象征，这便为美国民主形象的重塑埋下了隐患。因为一旦饱受争议的种族歧视事件浮出水面，美国民主的形象与声誉只会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达文波特也承认，尽管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不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工具，但是美国黑人借助爵士乐这一文化形式获得了国际影响，这促进了黑人民权斗争的国际化，也为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和平等创造了文化上的条件。
（三）“种族取向”的滋养。20世纪90年代，“种族”逐渐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者青睐的分析工具，冷战外交史领域出现所谓“种族取向”潮流。以杜齐亚克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分析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如何在其对政治民主、政治自由的承诺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之间求取平衡，取得丰硕成果。“种族取向”潮流有效地打破了民权运动与冷战外交研究之间的“壁垒”，揭示了冷战国际政治与美国种族问题之间的密切互动，展现了美国文化外交与国内种族问题的内在联系。
《爵士乐外交》一书也具有明显的“种族取向”。该书从五个方面考察了爵士乐外交中存在的种族因素。其一，展现美国政府如何利用爵士乐外交来回应令其蒙羞的种族问题，塑造种族关系和谐的国家形象。其二，指明黑人和白人爵士乐音乐家之间在地位、声望、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进一步阐明种族歧视与种族刻板印象如何影响了爵士乐外交在海外的推进。其三，点明爵士乐外交并非是美国黑人拥有平等权利的范例，而是美国政府为回应国际社会的批评、赢得世界人民的心灵、维护国家声誉与形象的宣传工具。其四，将美国爵士乐外交的开展与重大种族事件结合起来考察，分析布朗案判决、小石城事件、自由乘车者行动、密西西比大学融合事件、伯明翰运动等对爵士乐外交和美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其五，分析爵士乐外交与民权斗争的关系，展现黑人爵士乐音乐家如何参与民权运动，如何利用爵士乐外交提升黑人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如何利用国际舆论推动黑人民权斗争的国际化。
达文波特指出，爵士乐外交中的种族因素，深刻体现了美国自由平等理想与种族歧视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在乐评界，以白人为主导的爵士乐评论者，往往对白人爵士乐大加推崇，对黑人爵士乐嗤之以鼻，无形之中建立了爵士乐领域的种族隔离秩序。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也不甘受白人压迫，他们利用成为“爵士大使”的契机，积极展现美国黑人新形象。表面上看，黑人和白人在冷战的共识下，开始共享一套价值体系和文化符号。实际上，表面和谐的种族关系之下暗流涌动。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黑人爵士乐音乐家进一步觉醒，爵士乐成为他们争取自由、平等的武器。美国民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不仅与爵士乐外交相伴而生，也始终“影响和塑造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国内种族关系的发展。
二、《爵士乐外交》的特点及研究方法的创新
近年来，一些冷战史著作开始以爵士乐外交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爵士乐外交项目的全貌及伴其而生的社会文化遗产，取得一定成果。然而，这些研究过于强调作为外交工具的音乐，如何跨越铁幕，塑造新的冷战国际关系，从而充当文化冷战中的宣传武器这一面向。在作者看来，这种解释并未体现爵士乐的特点以及美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因而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处理种族问题，开展爵士乐外交，只是为了使其文化政策与反共议程相一致——赢得冷战，反击苏联的文化宣传，并最终击败共产主义。”这是该书与冷战音乐外交领域研究相区别的鲜明特色。此外，与同类研究相比，《爵士乐外交》一书虽然在研究主题和路径方面有颇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明显的特点和创新之处。
第一，对爵士乐与“自由意识形态”关系的巧妙解读。爵士乐是美国黑人的文化遗产，而并非美国白人独立创造的文化财富。从这一层面来说，爵士乐蕴含的黑人对抗白人社会歧视与压迫的意义，不利于展现种族融合的美国国家形象。因此，美国政府重新界定了爵士乐的精神内核，将其解释为一种“即使在最不利的社会条件下，受压迫的人民也能实现文化创作与自由表达”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无疑与代表着争取独立与自由的美国革命精神不谋而合。达文波特认为，这种对爵士乐精神的再定义，实质上反映了冷战期间美国族裔政治内涵和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即：“曾经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开始成为美国建国理想的化身，曾经被视为下等文化的黑人音乐，开始成为美国精神文化成就的代表。”与其他形式的文化输出活动相比，爵士乐的“宣传性”更加隐晦，也更能代表所谓的“美国自由精神价值”。因为，在美国文化的语境之中，爵士乐是一种艺术语言，是对“束缚人类灵魂、阻碍灵魂自由翱翔的一切事物”的反抗。它并不需要用语言直接表述出来，仅仅是它激昂的旋律、欢快的节奏就足以吸引大量听众，让那些生活在“沉闷的社会文化生活世界”里的民众内心躁动不已。
有鉴于此，爵士乐外交项目支持者认为，爵士乐不仅能够在美国国内产生超越种族的情感共鸣，而且还能在世界范围内激发共享的文化情感,让世界人民能够体会到这种音乐形式中蕴含的“自由民主”精神，感受到美国生活方式的“创造力”和“吸引力”。美国政府正是看中了爵士乐的这一精神价值，将它作为对外宣传的“政治工具”，以此来实现美国的冷战外交目的。当然，美国政府想要借此宣扬的自由，并非是毫无限制的自由。达文波特指出，在爵士乐外交实际开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往往倾向于选择相对保守的爵士乐音乐人，作为爵士乐大使。这些音乐人虽然高举“自由的旗帜”，但时常会与“异想天开、漫无边际”的个人自由划清界限。在官员们看来，自由的获取是存在前提条件的，它们存在于美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之内，要与国家的战略和目标保持一致。一旦个人寻求的自由超过这个边界，就意味着混乱与失序，就会对国家利益造成侵害——这是绝不会被美国政府容许的。达文波特强调，美国官方的文化精英虽然将“爵士乐视为美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似乎很少“认同国内外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即便这一斗争与爵士乐文化的诞生“休戚相关”。由此观之，“自由意识形态”只是美国政府为赢得冷战政治斗争而加以利用的政治宣传话语。
第二，对美国国家形象历史意义演变的深刻分析。达文波特指出，在美国传承上百年的种族和文化观念深刻影响了外国人对美国社会特征的理解与认识，而所谓的“白人种族优越感”“黑人的污名化”，以及对“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维持，成为“美国国家核心信仰体系”和“美国道德品质”的体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此起彼伏的种族歧视、种族骚乱事件，使美国种族主义顽疾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种族问题成为“这个自称肩负着传播自由使命国家的最大伤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抓住美国种族歧视的把柄，开始大肆攻击美国民主的虚伪性。因此，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开始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必须通过爵士乐外交活动来展现美国社会对黑人文化创造的尊重，通过黑人“爵士大使”反映美国在文化关系上的“种族协调”，从而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显然，不理解美国国家形象变动的历史意义，就无法理解美国为何急切选择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作为美国形象大使。
同时，与苏联进行冷战斗争的现实需要，加上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迫使美国政府在处理内政与外交事务之时具备国际化视野，并重新建立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一些美国政治领导人开始主动调和民主价值观、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权力与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优越感”之间的矛盾。因此，达文波特认为，美国身处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分水岭——美国从未同时“面对国际上共产主义日益紧迫的威胁与国内日益紧张的种族关系”局面，如何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成为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必须要解决的难题。作者认为，爵士乐外交成为美国政府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手段。
第三，对外交政策背后时代观念与文化情感的深刻呈现。《爵士乐外交》一书不仅认识到爵士乐的外交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交流问题，还牵涉外交政策、行为、事件背后的文化观念、社会心态以及情感态度等问题，即外交事件背后蕴含的时代观念与文化情感因素。爵士乐的诞生与发展，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变革及时代观念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迎来了新一轮城市扩张、工业发展的高潮。急剧膨胀的城市为爵士乐的流行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氛围”。美国文化观念和社会价值体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美国人的娱乐方式进入全新的时代：一些展示个性风格、奔放恣意且充满奢靡之风的娱乐方式开始盛行。以爵士乐为代表的音乐艺术不仅为各个阶层提供了精神力量，甚至成为美国人发泄情绪、进行心理疏解的完美途径。人们可以在“粗鄙但是诱人的”爵士乐夜总会的摇摆中感受到精神慰藉，也可以在激情狂躁的旋律中逃避现实。特别是那些叛逆的年轻人，开始把爵士乐当作是“反抗维多利亚时期沉闷的文化气氛与循规蹈矩社会风俗的武器”。他们是主流文化与价值的反叛者，追求新奇与自由，极大地推动了爵士乐的发展与传播，塑造了20世纪美国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风气。
同时，爵士乐也体现了地道的美国生活方式。爵士乐在其诞生之初，便成了黑人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它不仅是“美国黑人文化的生动体现”，还是黑人表情达意的重要形式，它“象征着黑人为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有力呐喊”，是黑人“将痛苦转化为欢乐的有效途径”。因此，该书通过对美国黑人文化及跨国文化情感等议题进行研究，解释了爵士乐这种“共同的大众性公共文化”何以成为黑人民族认同、身份认同中的重要部分，以及最终又是如何成为根植于美国精神深层的文化基础。实际上，这些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作为美国公民，同时又是黑人族群中的一员，必须要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中进行细致的考量，在国家利益、社会道德、种族情感、艺术追求、个人情谊等因素之间寻求平衡。当国家与族群、艺术与伦理、情感与政治等发生冲突之时，这些黑人音乐家会面临复杂的内心道德交战与情感价值冲突。他们如何作出行为选择，取决于他们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作何取舍，以及内心的何种情感占据上风。《爵士乐外交》一书对时代观念与时代情感的多层次分析，使之成为一项区别于传统冷战外交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了上述三个特点外，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两个创新之处。
其一，在冷战史、外交史与种族史之间搭建桥梁。爵士乐是美国黑人的文化遗产，却成为美国进行文化冷战的外交武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冷战时期种族问题对美国发展对外关系带来的巨大影响。因而，爵士乐外交具有较为突出的种族色彩。作者以爵士乐为观测冷战时期美国黑人民权问题的透视镜，进一步丰富了冷战国际史、文化冷战史的研究，并拓宽了美国冷战史中“种族话语”研究视角的使用范围。了解这一国际国内背景之后，美国政府因何选取爵士乐作为冷战外交的秘密武器，就变得容易理解了。正如卢淑贞（Soo Chun Lu）所说，对美国冷战政策的文化分析有助于揭示“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等概念在建构美国人对自身和他人的认知中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该书对黑人的文化活动及其争取自由民主行动的描述，对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围绕其展开的国内政治斗争的关注，有助于揭示美国政府在冷战对抗中作出战略选择的原因，展现美国国内种族不正义状况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塑造，进一步阐明美国民权运动与亚非拉国家去殖民化运动之间的关联。不仅如此，作者对黑人利用爵士乐外交获得国际影响，以及借助民权斗争国际化来展现其良善黑人形象的行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进一步丰富了冷战时期黑人民权史的叙事。
其二，借助底层视角展现冷战外交史的丰富样貌。法国著名史家罗伯特·芒德鲁曾说：“历史变迁不仅可以通过个体及精英们的活动或诉诸政治优先性来解释，而且能经由大众活动来解释。”一般来说，史学家在研究外交史时，往往会扎进一堆官方档案或材料之中，只注重“王侯将相”的“辉煌史”，而忽略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意识行动以及“陷入沉默的平凡人的命运”。从这个角度出发的“爵士乐外交”研究，只会注意到国家层面政策制定者的抉择，而忽略音乐家、评论者、音乐爱好者甚至是外国听众的人心向背。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对象逐渐向底层转移，那些在传统外交史学中“隐身的”人物，如妇女、黑人、歌星、乐评人等，得以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这样一来，权贵政要的言说行动便不再是该书的唯一重点，“小人物”在冷战外交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的诉求，也被清晰地展现出来。该书将宏观史与微观史统筹起来分析，大人物与小人物联结起来对比，让读者体悟各国普通民众对爵士乐的欣赏、底层艺术家对音乐梦想的追求、民权活动家对自由的渴望、文化官员对文化事业的求索，从而使整个研究更加丰富，更具层次感和历史感。
总之，《爵士乐外交》一书突破了传统冷战史、外交史研究的叙事模式，以爵士乐的传播这一文化现象，综合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将美国外交、美苏冷战、族裔政治、民权运动等议题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美国冷战外交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三、《爵士乐外交》的问题及相关研究的可能方向
《爵士乐外交》一书出版后，在美国冷战外交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美国音乐》（American Music）、《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冷战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等著名学术刊物都刊载有书评对其进行评介。学者们大都称赞此书视野开阔、方法精到、材料翔实、叙事精巧，认为此书打开了观察冷战时期美苏文化斗争的新窗口，加深了读者对美国种族问题与对外关系发展的认识，为研究爵士乐和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道路。但是，该书仍有商榷之处。
第一，带有明显的“政治正确”色彩。作者为了在种族、意识形态等方面保持“政治正确”，夸大了黑人在外交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过于强调爵士乐外交的“反共意识形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爵士乐外交的历史真相。实际上，爵士乐外交是美国冷战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爵士乐外交是一体三面的。爵士乐外交既是美国政府对其尴尬的种族问题的回应，又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同时还是传播美国特色文化的过程。除了爵士乐，美国还利用舞蹈、艺术、绘画、雕刻、文学、电影等文化产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爵士乐与这些文化产品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又存在哪些区别？为什么爵士乐在海外有巨大吸引力？为什么美国政府又最终放弃爵士乐，选择向海外输出其他音乐形式？这些问题作者都没有给予回应。
第二，对“爵士乐外交”的范围定义狭窄，对爵士乐在美国的发展史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导致其对爵士乐“自由特性”的分析略显浮泛。该书的“爵士乐外交”概念仅仅指美国国务院资助“爵士大使”到海外开展爵士乐巡演。实际上，真实的爵士乐外交活动更为丰富，手段也更加多样。这不仅包含在对象国开展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还有沙龙、讲座、论坛、爵士舞、街头徒步、慈善活动、会见政要、社区走访等多种活动形式。此外，美国之音的爵士乐电台节目，也是爵士乐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形式和内容的忽略，使该书的研究在对象和空间上存在一定局限性。
第三，开展爵士乐外交的国际国内背景交待不明，很容易让读者在细碎的、令人目眩的小事件与宏阔的国际事件的碰撞中迷失方向。实际上，爵士乐外交在海外开展的同时，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和骚乱事件此起彼伏，布朗案判决、小石城事件等标志性事件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国际局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都对爵士乐外交的开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作者对这些背景信息交待并不明确。例如，在谈到小石城事件时，作者只是简要指出“阿肯色州发生的事情，在国内外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极大地影响了爵士乐外交的进程”。阿肯色州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与爵士乐外交又有何关联？作者都未详细说明。事实上，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模糊处理，不利于不熟悉美国种族史的读者理解美国政府开展爵士乐外交的前因后果。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足，但该书仍然不失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爵士乐外交也有一定研究，但主要限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国内史学界目前虽然缺乏爵士乐外交的专题研究成果，但是部分文化冷战、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学者，已经展现了对爵士乐外交问题的关注。若想从史学视角出发，进一步对爵士乐外交展开研究，还有下列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第一，结合相关的音乐理论来阐释爵士乐的“自由”特性。《爵士乐外交》一书使用大量篇幅来描述爵士乐给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域造成的强大冲击，以及给欧洲国家文化生活带来的狂欢式震动。但是，作者并未说明为什么“欣赏爵士乐就等于品尝自由的味道”。实际上，爵士乐魔力的奥秘与它的音乐呈现形式有密切的关系。爵士乐不像古典音乐，它不受作曲者特定的音律、节奏、音调的限制，有很大的即兴演奏空间。这种即兴创作的特质正好与美国鼓励创新创造的精神相吻合。而且，爵士乐曲调欢快、节奏灵动，音色很有张力，很容易得到听众的理解和欣赏，“与沉闷单调的欧洲古典和民间音乐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很容易吸引普罗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爵士乐的特质预示了一种自由——演奏的自由与欣赏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美国思想文化的语境之中，就是对自由进取的冒险精神的鼓励。这种精神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压制，鼓励自由的发明创造以及追求“无限制的”个人幸福生活。将这一体现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爵士乐作为冷战的武器，符合美国冷战时代反共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需求。另外，用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中的话说，爵士乐的产生实际上代表了音乐审美的“下沉的过程”，或者说是音乐审美的“普世化或国族化”的过程。在爵士乐大流行的时代，欣赏音乐不再是贵族和文化精英的特权，爵士乐让普通人也跨过了理解和欣赏音乐的门槛。只有理解这些，欣赏爵士乐“等于”品尝自由这一命题的意义才更加明晰。
第二，对爵士乐外交的研究还需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将其置于全球“文化美国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全球美国化是一种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现象。”爵士乐在全球的传播，实际上既是美国在全球建立“文化帝国”、全球文化“美国化”的缩影，也是文化日益全球化、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佐证。20世纪以来，全球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具有“扩张天性”的美国人，开启了向全球输出其大众文化的历史进程。体现“现代性”的美国大众文化对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以至于听美式音乐、吃美式食品、着美式服装成为各国民众追求的一种风尚。正如威廉·斯蒂德在《世界的美国化》中所述：“美国的商业技术、组织原则、机器、杂志、服饰、运动、资本和价值观正在使美国迈向全世界，这将迅速改变全球的生活方式，使之从属于美国。”因此，只有把爵士乐的发展与流行置于全球文化“美国化”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够理解爵士乐外交的影响力，以及为何美国政府推崇爵士乐海外交流项目。另外，爵士乐的发展与传播，其实质是一部全球史。揆诸爵士乐发展史，可发现早在爵士乐外交开始之前，爵士乐就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极高的认可度。这样一种在全球广受追捧的音乐，成为开展文化外交现成可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深嵌于爵士乐外交背后的，是爵士乐在全球传播、冲破国界的跨国发展史。
第三，梳理潜藏于爵士乐外交之中的话语权争夺。1956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支持下，美国政府策划了一个资金雄厚、影响深远的外交计划——对外文化展示项目。即便如此，总统鼎力支持的爵士乐外交项目，并没有得到各方政治势力的认可。部分国会议员以爵士乐外交浪费国家资源、激化种族矛盾为由，多次在国会与支持爵士乐外交的政治家展开激烈的辩论。1956年7月19日，来自新泽西的民主党众议员汤普森（Frank Thompson Jr.）在国会发言中，认为爵士乐为美国在海外交得了朋友、赢得了民心，取得了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都无法带来的效果。然而，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伦·埃伦德（Allen J. Ellender）却认为，爵士乐“除了是一堆噪音，什么都不是”。他强烈反对对外输出起源于其家乡的这种黑人音乐。还有一些深受“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影响的官员，极力阻挠抬升爵士乐地位的行动，认为这不利于现有种族秩序的维持。另有一些官员从音乐欣赏的角度出发，认为被欧洲知识精英视为“下等”艺术的爵士乐，未必利于美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主张资助一些“高雅”“经典”的音乐形式代表美国出巡海外。这一争论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二战后美国政府发展对外文化事业的分歧。其中，“文化主义者”（culturist）主张政府不应过多介入文化活动，文化事务不应成为“某届政府的特定政绩工程”。“信息主义者”（informationist）则提出文化是国家层面的事务，理应置于政府的掌控之下。总之，对围绕爵士乐展开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冷战时期美国政党政治的博弈、政治文化的演变以及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转变。
第四，以爵士乐外交为切入点，思考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同民间时而合作时而对抗的复杂互动关系。19世纪末到冷战期间，美国的国家权力急剧扩张，特别是二战后，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为美国“强总统和强联邦政府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联邦政府日益成为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同时，为了应对国内尴尬的种族问题和国际上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政府着手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外交活动，并希望拥有强烈“‘公民责任感’以及迫切建立‘民主世界’共同愿望”的公民们，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支持打造强大的联邦政府，赢得最终的冷战对抗。然而，民间团体并不总是能够在爱国主义情感的号召下与政府开展合作，黑人爵士乐音乐家也并非美国政府实现外交目的的工具。黑人音乐家发扬爵士乐文化、抨击美国政府种族歧视、促进黑人民权国际化的行动，时常与美国官方层面的外交政策发生抵牾。爵士乐外交为美国黑人在国际上发声以争取自由和解放提供了绝佳舞台，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推动了民权运动的开展，并在无形之中给美国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国际舆论压力。这是爵士乐外交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后世研究者决不能忽视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一些参与文化冷战项目的艺术家与工作人员，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文化冷战中扮演的角色，他们或许只是单纯想展示自己的作品；美国新闻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也只是想更多地与国际社会接触、交流。如何审视这些被动裹挟进冷战的人，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因此，在分析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与民间关系之时，要放弃“国家中心论”的方法，考虑权力斗争的复杂性以及政治实践的多样性。实际上，美国政府与民间的冲突与合作相互交叉、交替进行，这在爵士乐外交开展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达文波特的《爵士乐外交》一书融合了外交史、文化史、跨国史、种族史、社会史等多个史学领域的研究议题、方法和旨趣，突破了传统的冷战外交研究范式，堪称研究冷战文化外交问题的佳作。该书不仅分析了非国家行为体、民间音乐团体的活动对冷战造成的影响，展现了美国的文化外交与种族问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对爵士乐外交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国家形象、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美国冷战外交目标、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了哪些事与愿违的效果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可以说，作者的研究工作为爵士乐及冷战外交的研究开辟了新道路，也为进一步研究预留出空间，这些都有助于补充和修正我们对冷战史、文化外交史及民权运动史的认识。因此，我们相信该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给学术界带来灵感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