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德国曾因约翰内斯·古滕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1398-1468年）发明活字印刷术与作为书籍印刷出版和贸易大国而享誉遐迩。今天的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与图书展销的不解之缘，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法兰克福大集市的书籍交易。到16世纪，法兰克福书市已经发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书籍贸易中心，成为当时各国书商、文人、政府官员等群体书籍贸易、学术交往、思想碰撞的平台，以至于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也深受其益。研究表明，16、17世纪的法兰克福书市曾是英国书籍在欧洲大陆传播的重要平台，对于促进英国书籍出版业的发展和英国与欧陆的思想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从英国书籍贸易史研究动态看，鉴于近代早期英国印刷出版业的相对封闭性、伦敦书商公会垄断英国书籍贸易的历史事实，国际学术界在英国书籍贸易史研究中，大都聚焦于英国国内的书籍贸易，对于不列颠岛以外的跨国、跨区域书籍贸易则关注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受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档案的整理、出版以及跨国史等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影响，学者们又将关注视点集中于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所记载的英国图书信息和英国书商在法兰克福书市的具体活动，而没有研究法兰克福书市对英国书籍及其承载的思想文化在大陆传播的推动作用。至于我国学界，迄今尚无研究成果涉足该领域。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法兰克福书市为视点，考察英国书商和文人将英国书籍及其承载的思想文化传播至更广阔的欧洲大陆的情况，审视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基于这一平台呈现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
一、法兰克福书市崛起与英国书籍印刷和贸易的发展
德国不仅是欧洲“印刷术的发源地”，也是“书籍贸易的摇篮”。1455年古滕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欧洲大陆印刷出版业迅速发展，书籍贸易日益繁荣，开始出现专门的书籍交易和展览集市。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书市作为国际书籍贸易中心的崛起。出人意料的是，法兰克福书市不仅成为欧洲大陆国家书籍贸易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成了刺激并助推英国书籍印刷出版业走出低速的重要外源性动力，成了英国展示自己的思想文化、与欧陆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
法兰克福书市可追溯至11世纪的法兰克福大集市。1240年，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482—1556年）核准授予法兰克福大集市以特权，以便为商人们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此后，历任统治者都继续授予这一特权。到中世纪末期，法兰克福已经发展为“欧洲最重要的国际性市场之一”，而中世纪大集市中的抄本交易就成了日后法兰克福书市的起源。由于法兰克福毗邻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地美因茨，既有横贯东西、连接南北商路的优越地理位置，又坐拥菜茵河和美因河的便利水路交通，加之大集市的存在，就为其成为新印刷技术传播中心和欧洲书籍集市提供了有利条件。法兰克福大集市日渐成为各国书商和印刷商频繁光顾的去处。1485年，法兰克福书市正式出现。
大量书籍印刷商和贸易商的到来，给法兰克福大集市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刺激了书籍交易的进一步发展。据1488年法兰克福城市账簿记载，当年复活节（春季）大集市涉及印刷商、书商的摊位和市场费用共计267赫勒尔4先令，占集市总收入的近百分之八。到16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已经成为欧洲印刷出版业和国际书籍贸易中心。来自欧洲各地的书商、学者、政府官员、图书收藏家每年汇聚在此，进行书籍交易、学术交流。各类书籍和最新资讯以书市为中心汇集起来，再伴随着人员和书籍流动而发散到欧洲各地。有学者因此感慨道：“法兰克福的位置和它闻名世界的集市，使它在拉丁文献时代不用费劲就穿越语言边界，迅速成为文献方面的世界市场。
随着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种类和数量的迅速增加，为了让顾客迅速了解书市书籍概况，快速买到心仪的书籍，一些书商开始印制书籍目录。1564年，奥格斯堡书商格奥尔格·威勒（Georg Willer）印刷发行了第一本书市书籍目录，并迅速为其他书商所模仿。1598年，法兰克福市议会意识到印刷书籍目录在商业发展和出版物控制方面的深远意义，开始出版用于书市的综合目录，这一举措一直持续到1750年。书市书籍目录为书商学者、书籍收藏家和无法亲自参加书市者提供了最新的书籍信息，也见证了书市的发展和繁荣。在1596年春季书市上，除了各书店业已存放的书籍外，新进书籍达到52种，共计2398册。1597年秋季书市新进书籍达到65种，共计2185册。到16世纪末，法兰克福书市已经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书籍贸易中心和欧洲最大的书籍市场”。
独特的政治环境也有利于法兰克福书市的发展和繁荣。法兰克福是德国的自由市，各类书籍在法兰克福书市的展销自然会受到德国的出版审查和书籍特许权制度的规约和影响。1569年，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1527—1576年）受到罗马教廷要求查禁反天主教书籍的压力，同时也是被某些极具“负面”影响的文学作品所激怒，要求对书市的书商进行审查。帝国宫廷委员会随即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专门管制全国书籍印刷出版和贸易的帝国图书委员会，对法兰克福书市书籍进行审查，以阻止带有煽动诽谤内容的书籍尤其是反天主教作品的传播。此后，帝国图书委员会采取对各类书籍预先审查、对成书进行审查甚至没收等具体措施，严管法兰克福书市。但是，在实际运作中，效果不彰。
造成管控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德国的四分五裂状态和各领地诸侯维护独立地位的强烈意识，使帝国图书委员会难以贯彻其监管职责。各世俗诸侯中，除了天主教大邦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坚决贯彻罗马教廷指令外，其他诸侯并不买账，甚至干脆“停止了教会对书籍的禁令”。因此，虽然帝国的规定不利于书籍贸易，但对法兰克福书市实际影响不大。第二，一些教会大主教也不愿严格执行罗马教廷禁令。在天主教会禁令与自己世俗领地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会做出含糊的、缺乏执行力度的决定。管辖法兰克福教区的美因茨大主教即是如此。他担任帝国宰相并且参与帝国书籍审查，但又不愿破坏隶属于美因茨教会省的法兰克福大都市的繁荣发展。因此，他直接推荐的法兰克福书市图书专员在书籍审查时很难尽职尽力。
正是受益于上述超越政治和宗教歧见的独特生态环境，整个16世纪下半期，以西格蒙德·费尔阿本德（Sigmund Feyerabend）为代表的一批重要书商将法兰克福带入了“书籍贸易的最辉煌的时代”。到1597年，法兰克福书市作为欧洲书籍贸易的中心，影响力达到顶峰。
法兰克福书市繁荣爆发出的张力，不仅有力地召唤着欧洲大陆各国书商纷至沓来，推动着欧陆各国间的书籍贸易，而且对与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的书籍印刷和贸易也产生了冲击，成为激活低迷不振的英国书籍印刷和贸易、推动英国书籍乃至思想文化在欧陆各国传播的重要平台。
与欧陆诸国相比，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英国书籍印刷出版业很不景气。1476年，英国“印刷之父”威廉·卡克斯顿（Wllimn Caxton）将活字印刷技术引入不列颠岛，并于1477年出版第一部印刷书籍《哲学家名言》，使英国从抄本时代迈入印刷时代。但是，近代早期英国书籍的印刷出版相较于欧洲大陆国家，明显落后。15世纪下半期英国书籍印刷量仅为德国的十六分之一，到16世纪下半期也只勉强达到德国的四分之一。
英国书籍印刷业之所以呈现低迷不振的状况，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有特殊的政治和宗教原因。在近代早期，拉丁文是欧洲各类书籍的通用语言，英国也不例外。但是，16世纪上半期亨利八世（Henry W，1491—1547年）宗教改革期间，英王为了与罗马教皇争夺权力，巩固政教合一的英国国教的地位，强力推行英文经文教义，削弱拉丁文宗教用书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英文写作也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在这种形势下，英文书籍印刷数量逐渐超越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拉丁文书籍。到1501年，英国印刷书籍中英文书籍已占59%，拉丁文书籍仅占33%。相比之下，欧洲大陆拉丁文书籍却占70%。16世纪40年代，英国国内英文书籍达到84%，拉丁文书籍下降到10%。而同期德国的德文和拉丁文书籍分别占54%、42%，法、意等国的本国语言书籍占比则低于拉丁文书籍。
上述状况有利于增强英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和国家世俗化，却不利于与欧洲大陆的书籍贸易和文化交流。对欧洲大陆的人们而言，英语还只是一种陌生的语言。即使到1665年，法国科学杂志《学者杂志》创办者丹尼斯·德·萨洛（Denis de Sallo）还在抱怨，整个巴黎找不到一个精通英语的翻译。
英国书籍数量少，印刷质量不高，但售价却远远高于欧洲大陆。相同开本的书籍，英国的印刷价格几乎是欧洲大陆的3倍。出现这种状况的最重要原因是，英国印刷出版业长期处于1557年成立的伦敦书商公会的垄断状态。该公会获得了王家特许状，不仅掌控书籍的印刷所有权和定价权，还代表政府行使出版审查权，监管海关进出口书籍，几乎垄断了全国的书籍贸易。这种状况与欧陆许多国家拥有多个印刷中心印刷业行会仅享有地方势力范围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伦敦书商公会对书籍印刷出版的垄断不利于良性竞争，英国书籍难免质次价高。此外，纸张等原料不足，金属活字模具等印刷材料紧缺，书商公会将印刷从业者限制在行会内部，竞争机制和危机意识缺乏，等等，也是导致英国书籍印刷质次价高的重要因素。
与英国书籍印刷出版业艰难前行相比，同期欧洲大陆的印刷出版业却相当繁荣。德国有纽伦堡、奥格斯堡、科隆等多个印刷出版重镇，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也有多个印刷出版中心，英国却只有伦敦。从书籍出版种类看，16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共出版24085种书籍，其中德国8525种，仅纽伦堡就出版1184种图书，远远超过伦敦的804种。
所幸的是，落后的英国印刷出版界通过一种特殊途径保持着与欧洲大陆业界的联系。1484年，英国颁布《意大利商人法令》，授予居住在英国的外国抄写员、印刷商和装订工豁免特权，鼓励他们在英国发展，希望以此解决印刷工匠短缺的问题。于是，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印刷出版商利用英国政府的这一法令，在英国大量进口欧陆图书。英国因此仍能感知欧洲大陆书籍印刷和贸易的发展态势。
法兰克福书市崛起和繁荣形成的巨大张力也因此传导到不列颠岛，给低迷的英国书籍印刷和贸易以重要的外源性驱动。研究表明，早在16世纪70年代，法兰克福大集市中已经出现来自英国的书籍。早期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市的英国书籍，通常没有获得英国王室专利特许和书商公会许可证，只能由书商偷运到法兰克福书市售卖。此外，这些非法上市的英国书籍还会被书市书商们毫无顾忌地翻印。对于拥有合法保护的英国书籍，大陆书商则通过重新编排文本、增补新内容等方式，进行翻印。结果，随着英国书籍在法兰克福书市交易量不断扩大，书籍印刷所有权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引发英德书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为此，16世纪90年代中期后，英国书商开始将英国书籍印刷所有权授予法兰克福书市书商，以化解印刷所有权争端。不过，由于缺乏有效的印刷所有权保障和监管机制，英国书籍仍不免遭到大陆书商的大量翻印。
尽管如此，法兰克福书市的繁荣和相对宽松的贸易环境，还是给英国书籍印刷和贸易注入了一种强大的外源动力。其一，它毕竟为英国印刷界和书商提供了在国际书市牟利的平台，开阔了眼界；其二，欧洲大陆书商为牟取利润，翻印英国书籍，助推着英国书籍借助法兰克福书市在欧洲大陆的流转；其三，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和文人群体从法兰克福书市看到了有利的政治宣传契机和商机，开始积极利用这一平台为自己服务，向欧洲大陆输出英国书籍。
二、英国书籍基于法兰克福书市的欧陆流传
法兰克福书市平台并非只限于书市本身，而是通过联结书籍贸易链条上从作者到书籍生产者、销售商和书籍消费者等多个主体，形成了一种互动互连的庞大的资源网络。法兰克福书市蕴藏的这种资源和网络优势，加上它相对宽松的书籍审查环境，不仅为英国书商谋取利润提供了机会，为英国王室进行海外政治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英国作者提供了与欧洲大陆书商合作推销自己创作成果的机会。在以上相关利益主体的驱动下，随着英国书商参与法兰克福书市程度的加深，逐渐形成了三种参市基本模式，英国书籍也开始了以法兰克福书市为平台的欧陆流传。
第一种是代理人参市模式。在近代早期，英国书商参加法兰克福书市，要多次换乘船只和马车等水陆交通工具，路上耗费时间长，还要承受书籍在运输过程中可能的损耗甚至被盗等风险。因此，相较于直接参加法兰克福书市活动，英国书商更愿意委托代理人参市，而且参市意图带有原始的逐利特征。参市的英国书籍主要是非法印刷品和积压滞销品。
在法兰克福书市销售英国非法书籍的早期书商中，伦敦书商约翰·沃尔夫（John Wolfe）最为活跃。统计表明，1600年之前的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总共记录了60本来自英国的书籍，其中13本出自书商约翰·沃尔夫之手。约翰·沃尔夫在法兰克福书市经营非法书籍，主要是因为他早期隶属于鱼商公会而非书商公会，是一位夹缝中谋生的小商人。鉴于当时伦敦书商公会垄断英国书籍贸易，约翰·沃尔夫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只能另辟蹊径。于是，他将目光转向更加广阔的欧洲大陆市场，而作为欧洲大陆书籍贸易中心的法兰克福书市就成了他的不二选择。研究表明，约翰·沃尔夫并非亲自参加法兰克福书市，而是委托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出版商贾科奠·卡斯特尔维特罗（Giacomo Castelvetro）在法兰克福书市化理销售其印刷书籍，以获取利润，同时让后者在书市为他购置欧洲大陆出版的新书。
由于不是伦敦书商公会的成员，约翰·沃尔夫在书籍来源方面只能选择带有投机色彩的非法印刷途径。他巧妙地绕过伦敦书商公会，将目标锁定在受罗马教廷宗教迫害而流亡到伦敦的一些意大利精英学者，诸如乔瓦尼·巴蒂斯塔·卡斯蒂廖内（Giovanni Battista Castiglione）、约翰·弗洛里奥（John Florio）、阿尔贝里科·贞提利（Alberico Gentil）等人，选择他们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作品进行印刷，从而使许多在意大利被列为禁书的作品得以出版。这些书籍在伦敦秘密印刷装订，然后偷运至欧洲大陆，通过代理人送至法兰克福书市售卖。有趣的是，尽管约翰·沃尔夫用非法印刷方式对抗王室特许权和伦敦书商公会的垄断地位，但是由于他在法兰克福书市销售意大利学者反天主教会的书籍、且在印刷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英国王室和官方开始向他伸出橄榄枝。从1592年开始，他担任女王的出版商，1593年成为伦敦金融城的印刷商伦敦书商公会也于1598年吸纳他为成员。
进入法兰克福书市的英国书籍中，除了约翰·沃尔夫非法印刷的书籍外，还有一些在英国滞销积压的书籍。1600年之前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登记的60本英国书籍中，有22本书的英国出版时间要早于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市时间1~3年。由此可以推测，早期法兰克福书市的英国书籍中，有一些是英国国内市场的尾货。
上述可知，早期英国书籍投放到法兰克福书市，主要是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然而，让英国书商们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无心插柳”的结果，一些英国书籍借助法兰克福书市平台迅速在欧洲大陆流传开来。法学家阿尔贝里科·贞提利的法律书籍，文学家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的讽刺小说、著名哲学家和辩论家约翰·凯斯（John Case）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作品等英国书籍，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声名大噪，从英国的非法或滞销书籍华丽蜕变为大陆的畅销书。结果，不仅英德书商之间的合作意愿进一步提升，甚至英国政府也开始积极支持英国书籍参展法兰克福书市，以期宣传英国的宗教和政治主张。
因此，16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书商参展法兰克福书市的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由早期迫于生计、为牟利而寻求大陆代理人的消极代理模式，转变为一种国家支持下的英德书商之间积极合作的稳定的积极代理模式。
转变之一，英国政府开始积极支持本国书商参与法兰克福书市。17世纪初，英国王室开始关注利用印刷品在海外宣传自己的宗教和政治主张。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1566—1625年）专门向一些书商授予王室特许权，让他们合法参与法兰克福书市。活跃于法兰克福书市的英国书商约翰·诺顿（John Norton）和约翰·比尔（John Bill）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均来自伦敦书商公会，早期主要通过大陆代理人模式参与书市活动，并与法兰克福、巴黎等欧洲大陆许多出版中心保持着广泛联系。詹姆士一世因此任命他们担任“国王的印刷商”一职，授予他们广泛的印刷特许权，以促进英国书籍参展法兰克福书市，达到在欧洲大陆传播英国民族文化、反对罗马教皇的政治目标。
此外，1613年詹姆士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斯图亚特公主（Elizabeth Stuart）与德国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 V von der Pfalz）联姻，也为英国政府借法兰克福书市宣传自己的宗教和政治主张创造了有利条件。1616年和1617年，弗里德里希五世数度出面，明确反对罗马教廷和帝国图书委员会在禁法兰克福书市宣传新教主张的英国书籍，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应。法兰克福书市因此出现了更多不加署名的诸如《新教改革》等反天主教书籍。这些利好因素又反过来鼓励英国书商将更多更好的反映英国思想和文化的书籍送往法兰克福书市展销。
转变之二，相较于16世纪下半期的约翰·沃尔夫时代，17世纪早期英国书商与大陆书商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对法兰克福书市资源的挖掘也更深入。约翰·诺顿和约翰·比尔等英国书商不仅与法兰克福书市的大书商威廉·安东尼乌斯（Wilhelm Antonius）、彼得·科普夫（Peter Kopf）等建立了长期的代理合作关系，还开始在书市设立常设书店，与当地书商开展经常性贸易往来的。与此同时，法兰克福书商也开始主动寻求与英国书商合作。早期曾“非法”翻印英国书籍的大书商威廉·安东尼乌斯，在16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调整策略，与伦敦书商达成协议，获得了法学家阿尔贝里科·贞提利·神学家威廉·帕金斯（Wlliam Perkins）等作者的书籍印刷所有权，将他们的著作在德国印刷出版，并参展法兰克福书市。
至此，英国书商与法兰克福书商之间建立起持久、稳定的代理人运作模式。英国书商也一改以前消极参与法兰克福书市的态度，不再只把在本国市场滞销的书籍拿到欧洲国际书市上抛售，而是首先将相关书籍在法兰克福书市印刷销售，余下的少量书籍再送回英国售卖。
第二种是直接参展模式。从17世纪初开始，英国书商穿越英吉利海峡，直接来到美因河畔，参加每年春秋两季的法兰克福书市，伦敦也因此而进入了积极参加法兰克福书市的代表性欧洲城市行列。直接参展模式以“在场”形式展示了英国书商利用法兰克福书市平台资源的强烈意愿。英国书商们精心准备，在书市中为参展的英国书籍做广告，使法兰克福书市呈现出浓烈的英伦气息。为了更好地宣传介绍英国书籍，书商约翰·比尔还大胆创新，在1617—1621年和1628年，模仿法兰克福官方书市书籍目录，编排属于自己版本的书市书籍目录，成为第一个自行发行书市书籍目录的英国书商。
在直接参展的英国书籍中，约翰·诺顿和约翰·比尔特别注重神学和辩论类书籍的推广，以此凸显英国书籍的宗教和政治主张。其中，宣传英王詹姆士一世的书籍更是成为他们参展和推销的重中之重。据统计，他们在书市中至少发行了5本有关詹姆士国王的书籍。此外，他们还受英国国内其他书商的委托，将同行们的书籍送至法兰克福书市参展。他们担任了伦敦书商罗伯特·巴克（Robert Barker）等至少九名英国书商的中间人，代理参展的书籍包括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哲学作品《古人的智慧》、内科医生马修·格温（Matthew Gwinne）的医学书《金非金》等。与约翰·诺顿和约翰·比尔的书籍不同，这些英国同行的书籍很少做广告，甚至还以批发或打折的方式出售。
第三种是英国作者与欧陆书商合作模式。除了英国书商通过代理和直接参与形式在法兰克福书市展销英国书籍外，一些英国文人学者也借助法兰克福书市平台搭建的欧洲书商-文人交流圈，直接与大陆书商建立联系，印刷和展销自己的作品，为英国书籍通过法兰克福书市流传欧洲大陆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如前所述，近代早期的英国印刷书籍价格高昂、质量低劣。不仅如此，书商还常常要书籍作者承担书籍印刷成本乃至贸易的风险。有鉴于此，不少英国作者转而主动寻求与法兰克福书商合作，授权将自己的作品在国外印刷出版。16世纪末，英国学者蒂莫西·布莱特（Timothie Bright）就曾获法兰克福威悉尔印刷所支持，出版自己的作品。17世纪初，英国医生罗伯特·弗鲁德（Robert Fludd）创作一部插图版炼金术作品，原本打算在伦敦自费出版。但是，伦敦书商要求其“预支500英镑，还要自行准备印刷的铜板材料”。结果，罗伯特·弗鲁德通过在伦敦的德国人结识法兰克福大书商西奥多·德·布赖（Theodor de Bry）。对方不仅免费印刷罗伯特·弗鲁德的作品，在法兰克福书市上为其做广告，还额外赠予他16本样书和支付40镑金币。此后，罗伯特·弗鲁德与西奥多·德·布赖及其继任者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在1617—1626年间共有15本书籍由他们出版，其中有9本书在法兰克福书市发行。极负盛名的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lliam Harvey）也通过罗伯特·弗鲁德的推介，结识西奥多·德·布赖的继任者威廉·非策尔（William Fitzer），将自己的《心血运动论》手稿邮寄至法兰克福，由非策尔印刷后在法兰克福书市首发。
上述可见，从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上半期，上至英国王室，下至英国书商和作家，都表现出对法兰克福书市的期待和重视。同时，他们也通过各种模式和路径，将越来越多的英国书籍推向法兰克福书市。法兰克福书市则依托在此汇聚集散的各国书商，将英国书籍推送到更广阔的地域空间，成为促成其在欧陆跨国旅行的重要中转平台和驱动英国书籍印刷出版、贸易走向繁荣的重要外源动力。英国因此在书籍出版方面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16世纪下半期英国的书籍产量（799.9万册）只能勉强达到德国（3211.2万册）的四分之一，到17世纪上半期，英国的书籍产量（3291.2万册）已经达到德国产量（4055.3万册）的五分之四。增长之快，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法兰克福书市在客观上为英国书籍拓展欧洲大陆市场、推动英国思想文化在欧陆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书商定期交流、各种书籍及其承载的思想文化聚汇碰撞的重要平台。
三、法兰克福书市与英国思想文化的欧陆传播
研究表明，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末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登记的英国书籍并不多，但数量上的劣势并不影响英国书籍承载的知识和思想文化的感召力。西欧各国知识界也普遍表现出对英国文化、科学和宗教的浓厚兴趣。英国书籍作为思想和文化的媒介载体，则借助于法兰克福书市平台，流传到欧陆各国。成为欧洲大陆了解英国思想文化最方便和重要的信息来源。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的每一个学科分类中，几乎都可以发现享誉国际的英国作品。
在神学书籍中，威廉·帕金斯的《金链》《罗马天主教的虛假信仰问题》、威康·惠特克（Wlliam Whitaker）的《关于反教宗之会议的争议》《辩论圣经》等反罗马天主教会的作品，在欧洲大陆反响强烈。当然，这些宗教书籍在欧陆的传播常常受到英国国内和欧洲大陆国家宗教政策的影响。例如，清教徒威廉·帕金斯的书籍由牛津书商约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送至法兰克福书市书籍参展后，其主要去向是荷兰等新教国家，天主教国家则拒绝其作品入境。同样，由于英国国内天主教禁令的影响，1557—1640年间英国80%的天主教书籍只能在国外出版。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显示，英国天主教书籍主要来自英国的秘密印刷所和法国的天主教印刷所。
法律书籍方面，最具影响者是阿尔贝里科·贞提利的《论外交官》《战争法》等作品。伦敦书商约翰·沃尔夫将他的相关书籍送至法兰克福书市参展后，立即受到欧洲多地书商的关注，哈瑙、阿姆斯特丹等地都印刷了他的作品。阿尔贝里科·贞提利的法律书籍涵盖了当时国家交往中出现的战争法、使节法以及条约法等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深刻影响了欧洲法学家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法在欧洲国家的实践。
相比之下，英国医学和自然哲学书籍最具英国和时代特色，尤其受到欧洲大陆知识界的欢迎，影响也最大，德国书商竞相印刷出版。据统计，17世纪上半期，医生和数学家邓肯·利德尔（Duncan Liddel）有6部作品被德国书商印刷；著名医生、数学家和宇宙学家罗伯特·弗鲁德共有25部作品被德国书商印刷，仅法兰克福书市书商西奧多·德·布赖及其继任者就印刷了他的15部著作。英国著名医生、实验生理学创始人威廉·哈维的书籍在法兰克福书市尤其受欢迎。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心血运动论》1628年在法兰克福第一次出版并在书市发行后，迅速传播到法、荷、英等国，并被莱顿、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书商翻印。由于这本书为英国医学带来的巨大荣誉和声望，越来越多的英国医学家获得欧洲大陆医学界的关注，他们的著作成为英国和大陆书商争相合作出版的对象，英国医学家群体在欧洲的学术地位因此大幅提升。
17世纪，报纸和杂志等新的印刷传播媒介形式开始出现。英国书籍在欧洲大陆的流传形式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自然哲学的兴起和皇家学会等新学术机构的出现，英国自然哲学家的作品也开始通过杂志、报纸等书籍新形态批量走向欧洲大陆。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它与伦敦书商公会对印刷和知识的垄断不同，从一开始就秉持包容、开放的立场，明确标榜“促进自然知识”传播的理念和目标，并且于1665年5月创办世界上最早的学术期刊《自然科学会报》。此外，皇家学会还取得独立印刷、出版和审查的特许权，从而使其能够不依附于伦敦书商公会而进行知识生产和传播。《自然科学会报》涵盖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汇集了著名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博物学家和发明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Isac Newton）、植物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尼希米·格鲁（Nehemiah Grew）等当时几乎所有重要英国学者的作品。《自然科学会报》创办人、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在杂志发行之初，就计划将其翻译为拉丁文版本，以便与欧陆学者及学术机构进行交流，最后因资金限制和时间不足，相关计划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该杂志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与以往独立作者的单部作品不同，《自然科学会报》汇集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类似于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的资讯汇编功能。因此，这一新期刊出现后，立即引发大陆书商的热切关注。各国书商利用法兰克福书市建立起来的欧洲书商网络，及时获取《自然科学会报》的英文原版，然后将其翻译成拉丁文或各国语言，销往欧洲各地，从而大大扩张了《自然科学会报》的出版范围和影响力。在这方面，荷兰书商做得最为出色。敏锐的商业嗅觉，靠近英国的地理优势，使许多荷兰书商热切地投身于英国自然哲学书籍的印刷和贸易中，以期获得丰厚利润。其中，仅格布兰德·沙根（Gerbrand Schagen）一人就印刷了罗伯特·波义耳等至少四名学者的多部作品。德国汉堡书商戈特弗里德·舒尔茨（ottfried Schulz）不仅是一位追逐书籍贸易中丰厚利润的商人，而且是一位学术交流的热心支持者。他积极推动《自然科学会报》的拉丁文版本的翻译，还协助英国与欧洲大陆不同学术期刊之间的书籍传递，充当英国与大陆之间知识交换者的角色。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陆书商常常未经作者和期刊的准许就进行翻印，翻印版本中漏洞百出者不乏其例。这些质量低劣的盗版翻印显然不利于英国知识的准确传播，危害英国科学研究和思想文化的声誉，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自然科学书籍在欧洲大陆受欢迎的程度。
受益于法兰克福书市构建起来的欧洲书商网络，《自然科学会报》在欧陆广泛传播的同时，还与欧洲大陆的学术期刊界建立起了交流关系。17世纪下半期，除亨利·奥尔登堡创办的英国《自然科学会报》外，法国的丹尼斯·德·萨洛（Denis de Sallo）、德国的菲利普·萨克斯·冯·勒文海姆（Philipp Sachs von Lowenheim）分别于1665年、1670年创办学术期刊《学者杂志》《珍奇杂志》，刊登和宣传本国学者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这些刊物为促进学术交流提供了便利。例如，英法两国期刊的互动就非常活跃，《自然科学会报》和《学者杂志》常常相互转载、翻译对方的作品。两国学者甚至通过各自的期刊阵地发表一系列相互讨论的文章。最其代表性的是17世纪60年代英国的罗伯特·胡克与法国的皮埃尔·佩蒂特（Pierre Peti）就前者发明的航海测量仪器进行探讨，双方在质疑、反驳中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
一些英国的历史、地理和旅行、政治类书籍也受到欧洲大陆读者的热烈欢迎。培根的《亨利七世国王本纪》、吉尔伯特·伯内特（Glbert Burnet）有关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书籍等，被德国人翻译成拉丁文后，在欧洲大陆新教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地理和旅行类书籍中，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船长探险拉美和西印度的航海书、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发现圭亚那等南美洲新大陆的作品以及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有关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的书籍等，也深受喜爱。这三位作者共有13本书籍在德国发行，其中6本在法兰克福书市发行。
可见，法兰克福书市及以此为平台构建起来的欧洲书籍贸易网络，对英国书籍及其承载的思想文化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书籍及其承载的思想文化通过法兰克福书市，向欧洲大陆各国扩散，进而与欧陆各国的思想文化形成碰撞和交融。正是这种基于书籍传播的跨国性学术交流和探讨，合力构筑并促进了近代欧洲科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四、余论
曾经有德国学者以略带自豪的口吻指出：“傲气的英国通行世界各地，或者至少是努力通行于世界各地，但传播其文献的能力却仅囿于自己的国家和殖民地。在这方面，它还得依托于德国的书籍贸易。”法兰克福书市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作为其他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国际性书籍展销平台的角色。它为英国及欧陆各国的书商、学者、图书收藏家、政府官员等群体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公共书籍空间，将书籍贸易的世界与文人学者的知识世界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囊括以上主体的交流共同体。就此而言，法兰克福书市是一种集诸多功能于一体、让整个欧洲为之受益的国际性公共资源，不同的使用主体赋予了它不同的功用和意义。在这方面，英国借助法兰克福书市所进行的书籍贸易、政治宣传以及与欧洲大陆的思想文化交流等，较典型地呈现了法兰克福书市的多功能特征。
英国书籍展销于法兰克福书市，促进了英国印刷出版业和书籍贸易的发展。法兰克福书市的主要参与者是书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追逐商业利益。但是，法兰克福书市与英国书籍出版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表明，法兰克福书市的书籍贸易远远超越了它仅仅作为书籍贸易平台的功能。它提供的国际书商一文人交流圈，在活跃英国与欧洲大陆书籍贸易的同时，也助推着英国书籍印刷出版业从低速走向繁荣。英国书商积极利用这一平台的资源优势，与法兰克福书市书商广泛开展书籍交易活动，使英国书籍通过法兰克福书市流转到整个欧洲市场。欧洲大陆各国对于英国书籍的积极需求，又反过来刺激了英国国内书籍印刷出版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法兰克福书市上畅销的英国书籍，英国书商通常会通过重印或再版来扩大在欧洲大陆的发行量。英国哲学家约翰·凯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作品，作为欧洲大学艺术课程必修课的参考书，在法兰克福书市一经发售，立即受到各国书商的关注，成为畅销书。英国书商约瑟夫·巴恩斯遂于1592年、1598年在牛津再版这些书籍，然后运往欧洲大陆。此外，英国书商还翻译、翻印从法兰克福书市带回的大陆畅销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英国书籍市场，促进了英国国内印刷出版业的发展。
英国书籍生产因此开始反超德国。1651—1700年德国书籍产量为5770.8万册，而英国书籍产量为8930.6万册，前者不足后者的三分之二，二者实现了完美反转。由此带来的结果是，17世纪以后特别是在该世纪下半期，随着英国科学和思想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欧陆各国知识界对英国文化、科学和宗教表现出的浓厚兴趣，《自然科学会报》等英国杂志和书籍开始批量输往欧洲大陆。
英国书籍在法兰克福书市遭遇的翻印经历，也促使英国开始关注规范书籍出版问题，在无意中推动着欧洲书籍出版业走向有序和规范。大陆书商对英国书籍的无序翻印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大陆对于英国思想文化作品的认可和喜爱，同时也加剧了人们对书籍贸易中印刷所有权或版权的关注。此后，以英国1710年《安妮法》的实施为肇端，版权概念和相关法律逐渐在欧洲各国确立起来。法兰克福书市由此开始成为版权许可和版权转让的重要实践场所，进而促进国际版权贸易的确立和发展。
英国政府借助法兰克福书市开展文化外交，宣传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观点，从一个侧面凸显出法兰克福书市的政治功能。在一个时期内，古滕堡印刷术发明带来的印刷媒介迅猛发展和对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影响，引起欧洲各国统治者的密切关注。16、17世纪正是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力量之间博弈的时期，也是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作为全欧书籍集散中心的法兰克福书市，理所当然地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和博弈平台，成了英国摆脱罗马天主教会控制、强化世俗君主权力、宣传自己的宗教政策和政治主张的场所，以及英国对欧洲大陆展开文化外交的平台。
英国与欧洲大陆基于法兰克福书市平台的思想文化流传，折射出法兰克福书市的强大思想文化交流功能。承载着英国思想文化的书籍聚集于法兰克福书市，借助于这一平台的书商网络到达欧洲大陆国家的读者手中，从而实现了当时最大限度的广泛流传。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思想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英国也从法兰克福书市书籍购得大量的欧陆图书，从而对英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法兰克福书市对牛津大学图书馆图书建设的影响。
事实上，自16世纪下半期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流行之后，英国书商就常常为国内读者和机构翻印这些目录。它们为无法亲自参访书市的英国读者群体提供了最新的欧洲大陆图书动态。17世纪初，托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购置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工作，显然受到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的影响。
1600—1605年，托马斯·博德利投入1200英镑，筹备建设牛津大学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托马斯·博德利除了购买和接受捐赠英国国内的书籍外，还特别注重获取欧洲大陆的新书。他以法兰克福书市书籍目录为参考，委托伦敦书商约翰·诺顿从法兰克福书市购置新书。托马斯·博德利、约翰·诺顿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来自法兰克福书市的欧洲大陆书籍，极大地丰富了牛津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使之成为全英藏书最前卫的图书馆和名副其实的国家图书馆。这些书籍在托马斯·博德利爵士建设“为公众服务、使公众受益”的图书馆的理念之下，向广大读者开放。它们所承载的思想文化也随之在英国得到广泛传播，深刻影响着英国学者和读者的思想文化认知。
就此而论，法兰克福书市成了承载着英国和欧陆诸国思想文化的书籍跨国和跨区域流传的纽带。整个欧洲在分享这些无形的思想文化资产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欧洲各国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历史和记忆，而法兰克福书市就是这种欧洲思想文化交融记忆的符号和载体。
17世纪下半期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民族文献的日趋繁荣，欧洲各国拉丁文书籍日益稀减，具有“世界公民容貌”的法兰克福书市逐渐失去了作为“文献的世界市场”的欧洲书市中心的地位。转而易位于德国东部的莱比锡书市。尽管如此，从历史层面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书籍的媒介形态如何更替，法兰克福书市作为近代早期欧洲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标签符号的地位不会改变。它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诸国思想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在功能和影响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书市本身。1949年，联邦德国重建法兰克福书市，甚至更上一层楼，由原来的欧洲书籍贸易中心提升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献的世界市场”。
（作者邢来顺，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龙文凤，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