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玛丽亚•特蕾西亚推行改革的背景
玛丽亚•特蕾西亚开启的奥地利近代化转型并非时空坐标孤悬的产物，而是多股历史洪流和现实因素汇聚冲击下的结果。174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作为其长女的玛丽亚•特蕾西亚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从历史节点看，这一时期正是欧洲从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以及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盛行的年代，也是古老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深陷内忧外患的危机年代。正是在这种时代潮流和启蒙思想的涌动中，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面临存亡的危急关头，玛丽亚•特蕾西亚顺应时代潮流，接纳启蒙哲学和官房主义学说的开明理念，立足于为国家和臣民谋幸福，施行广泛改革，开启了奥地利走向新生的近代化转型序幕。就此而言，玛丽亚•特蕾西亚开启的奥地利近代化转向，既是对不合时宜的哈布斯堡王朝传统统治理念的反思，也是开明接纳欧洲近代早期新思潮、新观念的结果，更是对当时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是“旧的奥地利为生存而斗争”的体现。
首先，哈布斯堡王朝自中世纪以来所秉持的宗教虔敬统治理念已经明显不合时宜。哈布斯堡王朝历代统治者深受天主教文化的影响，认为自己是秉承上帝与基督救赎承诺的尘世间代表，主要任务在于保护基督信众、拱卫教会、讨伐异教徒，光耀上帝，是虔敬上帝的榜样，而臣民的存在和价值依托于君主的存在和价值。因此，哈布斯堡家族把自己的统治当作一种虔敬上帝的事业，奉行一种宗教虔敬的执政理念，力图在“奥地利的虔敬”(Pietas Austriaca)之下将统治者和臣民凝聚成一种具有“强烈的集体认同”的共同体，进而借助于天主教信仰和教会组织，神圣化自己的统治，把哈布斯堡家族变成了“上帝在世间的代表”。然而，近代以后，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促成的世俗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科学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天主教会权威的破除，宗教信仰赋予的影响力明显下降。而哈布斯堡家族在16世纪失去对尼德兰地区的统治权、17世纪上半期三十年战争中失败和
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再受挫折，从现实层面沉重打击了该家族的统治威望。这一切似乎昭示着，哈布斯堡家族已经失去上帝的恩宠，所谓“上帝在世间的代表”已经成了该家族的自我精神慰藉，“奥地利的虔敬”失去了实际的统治效用。有鉴于此，必须用一种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执政理念替代传统宗教虔敬统治理念，以维护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其次，18世纪上半期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陷入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之中。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除了转变执政理念，推进近代化改革，别无出路。
在国际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已经陷于强邻环绕的险境之中。在西边，“军事超级大国法国”从多个方向挤压着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在东北方，新崛起的普鲁士向奥地利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眼中最可怕的“怪兽”；在东南部，正在崛起的俄国开始成为奥地利的新威胁。而1740年皇帝查理六世去世最终引发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危机。各列强拒绝查理六世1713年颁布的《国事诏书》，不承认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当然继承人，甚至宣称“哈布斯堡家族已经不再存在”。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西班牙等都依据与哈布斯堡家族的血缘关系，提出继承王位和分割遗产的要求。普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更是视之为抢夺奥地利领土的绝佳机会。他一边支持巴伐利亚选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挑战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继承权，一边对奥地利最富庶的西里西亚地区提出要求，并且于1740年直接率兵入侵该地区，开启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序幕。到1741年，奥地利已经陷入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军队的围攻之中，形势十分危急。
从国内看，查理六世留给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是一个严重“老化”和债台高筑的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西亚继位时，枢密会议五个常任成员中，年龄最小者67岁，最长者77岁，以至于这位年轻的君主与他们在一起开会时有如“春天紧挨着秋天一般”。这些年迈的大臣个个保守僵化而无所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层一片暮霭沉沉。更糟糕的是，因连年用兵，“国家财政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根据奥地利历史档案记载，“很少有执政者面对的国家财政状况比玛丽亚•特蕾西亚继位时更令人绝望”。当时奥地利年度财政收入约一千万古尔登，其中几乎一半用于抵押战争支出。整个奥地利国库只剩下8.7万古尔登现金可用，背负的债务却超过了1亿古尔登，“国家财政几近崩溃”。这种糟糕的财政状况还直接影响到奥地利的军队建设。由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原本用于军队的很大一部分经费只能用于还本付息，军队规模因此大规模缩减，由原先16万人减少到8万人，以至于根本“无法应对重大战争”。
上述国际国内形势表明，玛丽亚•特蕾西亚若想继续维持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使奥地利“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大国，就必须获得一种全新的认知，进行重大的结构变革”。
再次，启蒙运动的时代潮涌，成为催促玛丽亚•特蕾西亚更新执政理念和推进奥地利近代化改革的精神动力。启蒙运动倡导进步和动态的观念，主张“与陈规、传统和权威的旧势力进行斗争”，“清除旧时代的垃圾”。正是“启蒙运动政治哲学”，使18世纪中后期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等邦国统治者从传统社会秩序的礼拜者和捍卫者，转变成了对人与社会进步原理的研究者和构筑者，“执政则成了把这些最新最好的知识运用于统治任务的一种系统的、理性的尝试”。他们的统治理念还影响到包括叶卡捷琳娜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君主，最终形成一道覆盖中东欧地区的所谓“开明专制”的政治风景。
“开明专制”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与他的《理想国》中提到的“哲学王”的观念，原意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能够将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哲学智慧相结合的理想型统治者，亦即一种“权力和理性的共生”。到18世纪，启蒙学者开始赋予“开明专制”以更具理性意味的解释，使之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统治者身份、理念和职能的历史性转变的一种表达。它的主要含义有三点：君主应当是专制的，能够完全掌控国家和领土的管理和形势变化；君主应当是开明的，能够自觉地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去发掘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人民幸福之所在，教导并启蒙民众在君主带领下实现价值，收获幸福；君主应当对尘世中的国家和人民负责。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作为“开明专制”君主的杰出代表，就明确声称自己乃国家“第一公仆”，必须为所有人谋求幸福并努力工作。因此，“开明专制”就是一种“远离君权神授而转向‘服务性’政府的理解”，“开明专制”君主应该“站在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立场，而非只考虑自己的王朝或单个的人”，必须“改进教育机会、社会条件和经济生活”，提升大众的幸福感。
正是在以上现实压力和时代精神潮流的感召下，新即位的玛丽亚•特蕾西亚深感必须用改革来医治奥地利的沉疴积疾，通过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和实践领域的种种改革举措，促进“统治的现代化以及人民乃至国家的经济进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赢得民众支持，进而抵御和化解其他欧洲列强对奥地利的威胁。
二、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理念的转变
基于上述严酷现实压力和时代进步思潮的冲击，新即位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开启了奥地利的近代化转型，一种困境中求生、以统治阶级的上层革命或曰自我革命为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防御性近代化”。这种近代化转型首先体现为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理念的转变，即抛弃哈布斯堡家族秉持的传统宗教虔敬，接受“开明专制”的新统治理念。根据这种新统治理念，君主“统治不再建立于君权神授、传统和王朝的基础上，而是建立于自然法和统治契约的基础上，君主统治的实施则立足于其完全拥有权力和行动自由之上”。换言之，君主必须依据臣民的利益和幸福进行统治，同时君主也拥有绝对的权力去贯彻其意志。这就是所谓的“一切为了人民但不通过人民”的为国家和人民谋“幸福”的执政理念，一种建立在“上层启蒙”之上的“改革专制”。玛丽亚•特蕾西亚希望这种新的执政理念能够给国家和其臣民带来幸福，打造出一个幸福的奥地利。具体说来，其统治理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赋予“国家”和“君主”以新的内涵。在“开明君主”统治理念下，首先是国家观念日益凸显，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成为统治者和大众关注的焦点。具体而言，传统的“王朝利益开始让位于更客观、抽象的治国理念”，“国家体系中折射出的王公诸侯们不受约束的利己主义越来越少，在功能上更多地体现出‘国家理性’”。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对外政策上。1756年，奥地利和法国摒弃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之间的传统敌对，共抗普鲁士，引发轰动性的“外交革命”，就是王朝利益让位于新的国家利益的典型体现。在国内公共生活中，国家“公共事业”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国家生活到处取代各种社团形式”，国家至上成为历史趋势。在文化领域，音乐文化等由服务于宫廷向“服务于国家思想”转变。
与此同时，君主也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有了新的理解。新的启蒙哲学是一种政府契约哲学，“这种哲学将君主视为其所统治国家的经营管理者，而非上帝在世间的代表，主要任务在于监督不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普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就明确宣布自己为“国家‘第一公仆’”。而“上帝”也被“国家”所取代。玛丽亚•特蕾西亚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新的启蒙哲学，视自己为服务国家的第一公仆，强调必须为臣民的幸福着想，要把追求“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当作执政的目标。她还以实际行动展示自己作为“第一公仆”的形象。作为“公仆”，她从即位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表，起早贪黑，不畏寒暑，孜孜不倦地处理公务，并尽力照顾好家庭生活。塔罗卡伯爵(Graf Tarouca)曾根据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要求制定了一份日程表，其中可以看出这位身为君王和人母者的日常轨迹。根据该日程表，她每天早晨8点起床，深夜入寝，其间要实现母亲、君王、子女等多个角色的多轮转换，包括陪伴孩子、处理政务和拜望皇太后等。周末和节庆日则要安排弥撒和会见民众，甚至在产褥期还要在床上批阅大臣们的奏章。此外，她还以一名女性特有的温柔和朴实走出宫廷，来到民众中间，亲自为宣传某种政策现身说法，甚至亲自向人们示范牛痘接种，以抵御当时极为致命的天花病毒。她还常到军队中对官兵进行慰问，视察军营的供给和卫生状况，对战场上牺牲的人员安排抚恤。以上种种表现使她赢得了“人民之母”的称号。
二是接受官房主义治国方略，将“国家幸福”和“臣民幸福”作为相关政策的价值基础。如前所述，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长期秉持宗教虔敬理念，坚信该家族是天选统治者。但是，到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传统的宗教虔敬理念治国已经无法解决哈布斯堡王朝内外交困的现实危机。只有更新执政观念，采取务实的富国强兵政策和措施，才能使奥地利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她在执政之初就立志，“要使奥地利人更有教养，要通过推广艺术、商业、更好的规章和安全性，使奥地利更具声望，内部更加强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强调统治者与人民团结”，重视国家和人民“幸福”的官房主义学说成了她治理国家的选择。奉“人民的幸福为最高法则”，把“人民的幸福和福利”当作自己“所有幸福的基础”，致力于加强国家力量的“国家幸福”和“追求物质的幸福”，以“宽容、仁慈、善行”促进人民的普遍幸福，成了她的执政原则。正是凭着这种新治国理念，玛丽亚•特蕾西亚最终引领奥地利走出危机并保住了欧洲强国的地位。
三是拉近和大众的距离，展示亲民形象。在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一直把“贵族和天主教会当成国家建构的基本工具”。但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却在启蒙思想和官房主义学说影响下，开始“发现人民”，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反映在她一改皇室的华贵形象，通过给自己的家庭注入普通日常元素，拉近王室与民众的距离。1746年，普鲁士使臣在给普王报告中曾这样描述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形象：“她不关注自己的美貌，也不注重衣着。除了庆典日，她都衣着朴素，整个宫廷都以她为榜样。”甚至她的画像也成为呈现其普通生活、拉近与民众距离和增强民众亲近感的重要方式。在其画像中，“最多的便是她同丈夫、十几个子女团坐在一起而展现出来的其乐融融、家庭和睦的幸福画面。”结果，如同普通市民家庭一般，多子多孙、家庭和睦成了哈布斯堡家族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主题特色。与此同时，宫廷开支也大幅缩减。每年驻外使节费用由约瑟夫一世统治时期的333.5万古尔登和查理六世时代的370.3万古尔登减少到1747年时的278万古尔登，宫廷乐队和音乐方面的开支由查理六世时期的14.5万古尔登减少到7.7万古尔登，宫廷膳食开支由36.1万古尔登降至28.8万古尔登，宫廷物品采购更是从24.4万古尔登减至10万古尔登。与这种大幅缩减宫廷开支相反，玛丽亚•特蕾西亚却首次设立总额达4.5万古尔登的军人孤寡抚恤金，从而有力地展示了这位“心地善良”的君主对臣民的慈爱和关怀。
与此同时，她也有意识地贴近下层民众，通过各种场合和采取各种措施展示其亲民形象，包括亲自到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附近的山区，“捋起袖子帮助人们采摘葡萄”。她不仅派人到上奥地利等领地调研如何改善民众收益，还多次派遣军队到地方和乡村进行实地调研，旨在绕开地方贵族的瞒骗，直接倾听民众对国家和当地政策的意见和抱怨，“获得更多有关民众生活状况”的信息。首都维也纳的美化建设和居民生活的改善也成为她的关注所在。在她统治时期，这座古典城市出现了巨大变化，她也因此赢得了民众的欢心。总之，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民众开始体会到统治者更多的关切，“国家开始承担起一系列新的、以前闻所未闻的任务，如关照穷人和患者，实施基础教育等。”全新的亲民理念使大众的幸福感得到巨大提升。有一份存放在某教堂的材料曾清楚描述了当时开明君主与民众的和谐关系：“我们在这地上度过的日子是18世纪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皇帝、国王和诸侯们仁慈地从他们那令人生畏的高处走下来，他们鄙弃夸示与炫耀，成了人民的父亲、朋友和伙伴。”
当然，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理念的转变并未止步于理念阶段。她在脱去传统的宗教虔敬的罩袍的同时，还把为国家和臣民谋幸福的新理念注入具体的执政实践中，通过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带领国家和人民向“幸福”迈进。
三、国家和臣民利益至上的改革
即位后的玛丽亚•特蕾西亚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迅速将上述新的统治理念注入执政实践中。她任用崇信官房主义学说的考尼茨侯爵(Wenzel Anton von Kaunitz)和豪格维茨伯爵(Friedrich Wilhelm Haugwitz)等重臣，在多个领域进行“彻底改革”，希望以此拯救奥地利因强邻入侵引发的危机，激发全体臣民对国家的信心，提升臣民的幸福感。总体上看，相关改革涉及诸多领域，但都集中于“国家幸福”和臣民“普遍幸福”两大目标。
首先是追求“国家幸福”(Glückseligkeit des Staates)的改革，谋求国家“权力和力量”的最大化。在官房主义看来，缺乏“权力和力量”的国家“不可能幸福”。玛丽亚•特蕾西亚所面对的严酷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看法。因此，她希望通过行政管理、军事、财税以及国家与教会关系等方面的改革，增强奥地利的国家权力和力量。
行政管理改革凸显国家至上和中央集权理念，志在提升国家权力和管理效能。玛丽亚•特蕾西亚继位之初，奥地利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中世纪封建统治模式，全国遍布各不相属的教俗贵族领地，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行政管理效能。对此，她看得很清楚：“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完全独立的部分，更关心自己权力的扩展而不是普遍的福祉。”因此，改革势在必行。而官房主义的国家权力理念和普鲁士集权体制带来的强大效能的事实，则使玛丽亚•特蕾西亚认识到，必须在奥地利建立中央集权，“我的命令可以在各处贯彻，一切滥用权力的现象可以得到制止”。故此，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一结束，她就颁布法令，在中央层面设立三个最高委员会：最高政务和财务管理机构“公共与官方事务督导部”；管理司法和刑事的最高司法处；分管国家和对外事务的宫廷与国家总务处。这些新机构使奥地利国家行政管理能力大幅增强。其中，国家(匈牙利除外)“公共与官方事务督导部”下辖各邦的“代办与财务处”，邦之下再设县署，由此形成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辖机构，使君主政令从此可以自上至下垂直通达实施；最高司法处管理所有司法和刑事，由此将地方特权等级的司法权力收归国家；外交事务从宫廷总务处转到宫廷与国家总务处，强化了国家在外交事务中的角色。
以上行政管理改革举措使奥地利告别了散漫而极端低效的传统封建领地管理体制，开始向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模式迈进。不过，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改革遭到波希米亚首相兼下奥地利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哈拉赫伯爵(Friedrich Harrach)等地方特权势力的强烈反对。但玛丽亚•特蕾西亚此时展现出“开明专制”中的专制一面，“像政变一样”断然实施新政。她宣布：“谁不愿服从，固执己见，就立马从朕眼前消失”，接着将重臣弗里德里希•哈拉赫伯爵解职，以儆效尤。哈拉赫伯爵不久在抑郁中去世。大封建主们从此在议会中失去了首领和组织，再没有人敢于公开挑战这位女王的统治权威。
军事改革志在建立一支强大的职业化军队，应对严重外部威胁，维持奥地利的荣耀和强国地位。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看来，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实力的决定性体现，也是“国家幸福”的主要标志。她特别崇信战功赫赫的前奥军统帅欧根亲王(Eugen Franz， Prinz von Savoyen-Carignan)的名言：“若无剑在手，黄金毫无价值。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比所有外交谈判和条约更有分量。”然而，鉴于即位初期，往日强大的奥军已经出现兵员严重不足，装备和训练五花八门，军官晋升主要依靠关系和购买等严重影响战斗力的状况，玛丽亚•特蕾西亚要想“捍卫其君王尊严以及奥地利在欧洲列强中的地位”，就必须进行军事改革。
军事改革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军事机构国家化。把旧的宫廷军事委员会改成国家军事总署，统筹全国军务；二是强化军队的“军事科学”素养。以普鲁士为榜样对军队进行系统训练并改善装备。为此创建了特蕾西亚军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等军事院校，培训专业军事人才；三是给所有军官加薪，军官晋升提拔主要依据功绩；四是打破传统贵族独占军官职位的“出身思维”。凡奥军军官，没有过失记录且服役30年以上的，即被封为特许贵族。此外，还专门在维也纳等地设立残疾人之家，安置伤残军人，解除军人后顾之忧。相关改革大大提升了奥军职业化水平，使奥军浴火重生。奥军规模从1740年的数万羸弱之众扩大到1780年的30万人。玛丽亚•特蕾西亚因此深受军队热爱，成了近代“奥地利军队之母”。
财税改革立足于增强国家财政实力。玛丽亚•特蕾西亚进行财税改革的初心是要摆脱国家财政困境，增加国库收入，以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和应对持续的战争开支。她即位后立即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豪格维茨伯爵。后者在一份备忘录中则提出了“废除领主们免税特权”的全新想法，认为只有这样，军费筹集才能完成。玛丽亚•特蕾西亚立即批准了这一想法。此后，豪格维茨不仅强迫哈布斯堡家族各世袭领地议会提高用于军事预算的税收份额，而且废除贵族和教会的免税特权，征收普遍财产税。结果是一举两得，在筹集到足够的财税资金的同时，还废除了贵族和教会的免税特权，实现了“纳税的‘神圣平等’”。财政收入的改善，为奥地利应付长期战争奠定了财政基础。由于政府在财税改革后能够定期支付军事费用，军队士气和战斗力都有所提高。
国家与教会关系的调整则致力于加强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如前所述，哈布斯堡王朝长期奉行宗教虔敬治国理念，天主教会在奥地利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然而，到18世纪上半期，这种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欧洲早期民族国家的激烈竞争。而奥地利国内对待天主教会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当时流行的延森主义(Jansenismus)宗教运动强烈要求由国家掌控教会事务。有鉴于此，玛丽亚•特蕾西亚决定加强国家对于天主教会的“控制和限制”。她在位期间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弱化宗教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的法令和举措。1750年，她决定在不违背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减少宗教节庆日”，使每年工作时间增加22天。民众因此将更多精力投入生产经营中，“挣得更多”，从而“对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最重要的是，她在1773年取缔势力强大的耶稣会，没收耶稣会的财产，明确由国家掌控教会事务，由此实现了国家对宗教领域的控制。
其次是努力推进关乎臣民“普遍幸福”(Allgemeine Glückseligkeit)的改革。旨在通过提升普通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文化教育素质，增强他们的精神和物质的获得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幸福感。相关措施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农业改革和教育改革等。
经济改革目标是积极“扩大生产和促进财富的流通”，“确保普遍的幸福”。根据官房主义学说，“开明政治统治应该致力于物质的幸福”，物质幸福是民众“普遍幸福”的物质保障。但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贫穷的奥地利，只有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有一些工厂，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因此，玛丽亚•特蕾西亚“特别关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视之为“国家繁荣的最可靠的途径”。政府为此设立了“商业指导总委员会”，监督整个国家的企业经营状况。政府还实行开放政策，吸引有知识技能的外国人前来经营和生产，甚至强迫工人和雇主采用新生产技术，抵制最新生产工艺者将受到处罚。
鼓励出口，减少进口，整合国内关税体系等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1747年奥地利颁布了促进粮食等生活用品出口的法令，1774年又发布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的新关税法令。为了保护海外贸易，奥地利还于1770年开始建立商业舰队。在统一国内市场方面，则将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地区合并为关税联盟，降低匈牙利与哈布斯堡王朝其他领地之间关税等，以促进哈布斯堡王朝各领地之间形成自由贸易区。到1775年，整个奥地利已经取消内部关税，形成共同市场。统一关税制度的形成，有利于保护本国工业发展，也有利于增进国家税收。
农业改革致力于废除农奴制，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人身自由。18世纪的奥地利是典型的封建农业社会。贵族和教会拥有大多数土地，农民则在强迫农奴制下耕种领主的土地。这种落后状况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废除农奴制成了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最重要的”的“核心问题”。考尼茨侯爵等人认为，必须进行农奴制改革，调整土地占有模式，“将强制农奴转变为自给自足、有进取心的自耕农”，以此提升农民“幸福”感，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国家兵源。豪格维茨伯爵则从国家税收的具体角度强调，必须在农村实现社会关系的“平等”，解放农民，扩大税源，才能完成新的财税计划。
基于以上认知，玛丽亚•特蕾西亚“断然决心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以实现国家富强和其臣民的“真正幸福”。不过，她没有全面强制废除农奴制，而是通过王家领地土地改革，为其他贵族地主树立榜样。1775年她宣布废除王家领地上的农奴制，改为现金租赁制，农民获得长期租赁权。这一做法很快引起一些土地贵族的共鸣。波希米亚的约翰•涅波莫克•布奎伯爵(Johann Nepomuk Bucquoi)和奥地利的卡尔•艾贡•冯•菲斯滕贝格(Carl Egon von Furstenberg) 等大贵族地主纷纷仿效，希望以此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提升“农民的幸福”。奥地利政府还把以波希米亚行政长官拉布(Franz Anton von Raab)命名的“拉布体制”运用到王家领地和没收的耶稣会地产中。在该体制下，领主把地产分成小块租赁给农户，农民用现金和农产品替代封建劳役，由此从农奴转变成世袭的自耕农。玛丽亚•特蕾西亚还限制地主无度地压榨农民。1775年，波希米亚农民的强制劳役已经缩短到每周三天。这些改革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境况，成了玛丽亚•特蕾西亚致力于改善臣民生活的“开明专制政策的明证”。
教育改革凸显国民化、世俗化和实用化原则，服务于提升全民素质。玛丽亚•特蕾西亚和她的顾问们视教育为开启民智和提升全民素质的钥匙，关乎国家未来，因此将“发展教育”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然而，到18世纪中期，长期处于耶稣会控制下的奥地利教育已经严重“背离时代进步”。耶稣会提供的传统经院哲学和神学教育，既无法胜任在国家认知建构、官员培养等国家和时代发展方面的“要求”，更不能满足“经济活动日益增多的市民和农民们”的需要。因此，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在大学教育改革方面，玛丽亚•特蕾西亚不仅根据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创办了培养外交人才的东方学院、维也纳植物园、造型艺术学院、利沃夫高等学校等新型高校，而且对原有大学进行改革，明确“大学的资产和管理日后必须处于国家监控之下”。以布拉格大学为例，她解散了旧的无所作为的大学委员会，代之以新委员会和新的教务处，然后打破传统学科设置，增设新的由国家支付薪水的历史和历史辅助学科教授职位。她还颁布有关布拉格大学“改善学习”的规定，弱化耶稣会对神学和哲学教学的把持，减少经院哲学，增加伦理学、数学等学科。有学者在评价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大学改革时指出：“整个大学改革在当时的欧洲少之又少，但是她在这方面却能一路先行，起到了榜样作用。”
而中小学教育改革关乎“全民启蒙”，涉及将他转变为“自主的公民”和“促进他们未来真正的幸福”，因此成了玛丽亚•特蕾西亚治下“‘开明专制主义启蒙’的核心”，也最有成就。玛丽亚•特蕾西亚在小学教育方面采取了三步走发展战略：首先于1770年引入师范学校体系，加强师资力量培养；其次在全国各地建立公立初等学校网络；最后推行全民义务教育。中学教育则推行双轨战略。传统文科中学突出学术培养，以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和文献为主；其他类型中学则突出实用性，开设算术、绘图、会计等课程。可贵的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对“青少年教育的关心”不分民族和地区。在匈牙利，她不仅创办培养手工业者的实用型文法学校，还创立了以培养学者为目标的学术型高级文科中学。
以上改革表明，玛丽亚•特蕾西亚已经摆脱了传统宗教虔敬理念，把国家和臣民的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通过加强国家权力和实力，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不仅“国家获得了力量、安全和财富”，而且人民的利益也得到促进。
四、玛丽亚•特蕾西亚“开明专制”改革的效果
关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开明专制统治，同时代的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她的一系列改革“以民众幸福和国家至上”，“提升人的尊严”，“促进艺术和学术的发展”。这位“伟大君主”统治下的18世纪因此成了奥地利的“黄金世纪”。客观上讲，她的基于幸福取向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确实提升了国家和民众的“幸福”感，促进了奥地利国家和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领奥地利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从国家政治层面看，玛丽亚•特蕾西亚通过一系列改革和举措，带领奥地利度过了严重的国家危机，捍卫了奥地利的强国地位和国际威望，提振了奥地利的“国家幸福”。
一是通过行政管理和财税改革使奥地利建立起较完备的中央集权体系，加强了国家权力。玛丽亚•特蕾西亚在突出国家权力的“国家幸福”理念下重构国家治理体系，“用国家行政管理取代等级行政管理”，有利于消除特权等级对中央权威的影响和干预，提升国家行政效能，使多民族、多文化的奥地利朝着更为统一的现代国家迈进。因此，行政管理改革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最具成效”的“治理革命”，不亚于“创建一个国家”。它让奥地利人见识了真正大国的治理模式，“一种破除地方成见和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之有效的国家机构组织”。改革后的行政体制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贯通运行，使国家得以集中政治和财政大权改善财政状况。奥地利的“国家幸福”感也因此得到提升。
二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即位后，受益于提升国家权力和实力的新治国理念及措施，奥地利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实力得到提升，有了应对国际危机的军事手段。在她统治期间，奥军规模由数万人发展到包括欧洲最强大炮兵部队在内的30万人，成为一支令当时任何欧洲强敌恐惧的军事力量。奥地利应对国际冲突与挑战的能力大幅提高。
三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抛弃虚妄的宗教虔敬，对内凝聚各民族一致抗敌。这方面最生动事例是其匈牙利之行。如前所述，在其继位之初，普鲁士入侵奥地利领地西里西亚，挑起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随后奥地利遭到多国围攻。在此紧急关头，新即位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完全抛弃将国家命运交由上帝定夺的宗教虔敬传统，主动争取国内一切力量，应对严酷现实。她在没有征求大臣们意见的情况下，只身前往匈牙利，以一个母亲和女人的柔弱形象出现于匈牙利议会。在这里，身着匈牙利风格服装的她“眼含着泪花”，用匈牙利贵族唯一承认的拉丁语做动情演讲，“急切”请求他们出兵捍卫国家。结果，原本抱有敌意的匈牙利贵族为这位充满“女性活力”的新君主的至诚举动所感动，当场表示愿意“为这位美丽而非常窘迫的女人付出生命和鲜血”。而正是匈牙利“至关重要的”军事支持，最终让奥地利在萨克森、普鲁士、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的联合入侵中化险为夷。由于在匈牙利的表现堪称完美，有学者甚至称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匈牙利之行“不是一段历史，而更像一个传奇”。
四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应对国际危机的方式和策略也出现了革命性转变。她在对外政策上摒弃了传统的王朝外交，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大大改变了奥地利在国际格局中的被动局面。1756年“外交革命”即是这一理念的杰作。在近代早期，“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的敌对曾是奥法两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但是，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玛丽亚•特蕾西亚抛弃了这一外交传统，转而与世敌法国结盟，共同应对普鲁士的挑战。这一颠覆性“外交革命”表明，基于王朝利益的历史与传统、仇恨与世交等都开始失去约束力。而这一新的基于国家利益而非王朝利益的“外交革命”的结果是，遏制了普鲁士的挑战，使奥地利继续以强国身份活跃于欧洲国际政治舞台。
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相关改革举措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化以及教育和科学文化的繁盛，给臣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普遍幸福”感。
其一，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繁荣了国家经济，奠定了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执政之前，奥地利不存在真正成功的产业政策。”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受益于持续推行“由国家组织和控制的”官房主义经济政策，奥地利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提升。到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时，经济发展已呈现繁荣局面。奥地利的产品不仅能充分保障国内需求，而且开始输出国外。此外，受益于关税体系整合对跨区域流通障碍的清除，以及适航河流清理和运河开凿给产品运输带来的便利，国内货物运输流通也较之以前更加便捷。奥地利的商业贸易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增长”。更重要的是，在经济繁荣的同时，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持续实行薄赋轻税政策。1740-1770年居民每年缴纳的赋税“从未超过非熟练工人13天的工资”。民众因此有很强的获得感。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有关“普通百姓”的画作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民众的惬意生活。在这些画作中，不管是磨坊主、鸡蛋小贩，还是出售蜂蜜和水果的摊主，脸上无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其二，农业和财税领域的改革使社会关系开始破除传统等级制度的藩篱，向更平等的近代公民社会转型。一方面，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受启蒙哲学影响，“重新界定政府与其所统治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对特权的打击”，“对公民身份的强调”和“对大众的关切”等，开始成为政府的施政目标和内容。社会关系也趋向扁平化。以取消贵族免税特权为例，在法国，这一目标直到大革命时期才得以实现，在普鲁士则一直保留到19世纪。可见当时奥地利近代化改革的力度。玛丽亚•特蕾西亚本人也因此“受到后人的尊崇”。另一方面，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通过法制化来护航奥地利向近代公民社会的转型。1766年和1769年，奥地利政府先后颁布民法典《特雷西亚法典》(Codex Theresianus)和刑法典《特蕾西亚复仇女神》(Nemesis Theresiana)。这些法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奥地利从传统等级制社会向更平等的近代公民社会的平稳转变。此外，取消王家领地上的农奴制、限制贵族地主盘剥、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法令和措施改善了农民的社会地位。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一些基本的公民权利”。1811年，禁止农奴制以法律形式最终确定下来。
其三，教育改革使奥地利迈入教育和科学文化繁盛的时代。改革后的奥地利教育在“制度、形态和取向”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教育开始呈现科学取向。它不仅“基本上清除了经院哲学的方法”，使法学、神学等传统学科剔除了天主教会的影响，而且因增设一些新学科而更贴近时代，有利于科学文化的进步。相关改革的影响甚至外溢到德国南部其他邦，诸如巴伐利亚的维尔茨堡大学等也都出现了“类似转向”。初等学校教育体系的普遍建立则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教育改革最亮丽的成就。它使民智得到普遍开启，民众文盲人数大大减少。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各族人民的教师”。教育的大众化、科学化和民众文化素养的提升，也成就了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科学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奥地利不仅“成了艺术和建筑领域德国雄伟的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中心之一”，而且涌现出著名神学家克吕普费尔(Engelbert Klüpfel)、力学天才肯佩伦(Wolfgang von Kempelen)、音乐家格鲁克(Gluck )和莫扎特(Mozart)、绘图和铜版雕刻家施莫策(Mathhäus Schmuzer)等一大批杰出学者和艺术家。
结语
玛丽亚•特蕾西亚基于启蒙哲学和官房主义治国理念的“开明专制”改革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不过，她毕竟是一位专制君主，其“开明专制”改革具有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将其与同时代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制”相比，她在诸如宗教等领域明显“开明”不足，传统专制君主色彩浓厚。
首先，作为封建君主，其改革不乏保守倾向，渐进改良主义色彩明显。玛丽利亚•特蕾西亚很清楚，其治下的奥地利仍然是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作为特权等级的代表，她并不愿意采取过激的举措去彻底颠覆原有的社会秩序，而只是希望采取一种温和的家长式的渐进改革来跟上时代步伐，帮助哈布斯堡王朝摆脱国际国内的统治危机。在这方面，农奴制改革即是最好的说明。她的所谓解放农民的农奴制改革，仅仅限于王家领地。至于其他贵族领地农奴制的废除，她只是希望通过王家领地的示范和鼓励采取“拉布”模式等方式进行，而非强制推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温和改革和调整，虽然可以减少传统特权等级的抵制，逐渐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实现从传统等级社会向近代公民社会的渐进式转变，但这种方式使奥地利的农民解放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19世纪初，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外力冲击下，以及普鲁士等邦纷纷进行农业改革的压力下，奥地利才最终废除了封建农奴制。事实上，国家和教会关系的调整同样带有这种温和渐进的特征。这种在时代潮流驱使下被动向前的近代化改革，正是18世纪奥普等国开明专制的特点所在。
其次，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带有明显悖于“开明专制”的特点。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她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情结。为了维护天主教信仰，她不仅始终坚持《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教随国定”条款，明确天主教的国教地位，把保持天主教信仰当作政府的权力，而且歧视乃至残酷迫害犹太人和新教教徒。她曾颁布并实施多项反对非天主教徒的法令，对非天主教徒特别是犹太人进行惩罚。她在1744年颁布《反布格拉犹太人法令》，将两万多犹太人逐出他们的家园。而新教徒的状况比犹太人也好不了多少。她曾经直接下令，规定上奥地利和上施泰尔等地的新教徒必须举行天主教洗礼和婚礼，所有不遵守天主教礼仪者一律发配去匈牙利和西本彪根(Siebenbürgen，今罗马尼亚境内)。她甚至专门成立了要把非天主教徒“引到正确的道路上”的转变信仰委员会。这些做法显然有悖于启蒙运动的宗教宽容精神，大大落伍于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历史学家眼中，玛丽亚•特蕾西亚算不上典型的开明专制君主。
再次，玛丽亚•特蕾西亚面对的是一个由多块王朝领地构成的多民族君主国，相关改革的推行和措施的落实带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和地区差异性。与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的普鲁士不同，由于哈布斯堡王朝与各领地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奥地利的一些改革措施常常只能贯彻于某些地区，没有全国性意义。例如，豪格维茨推行的财税改革虽然废除了贵族免税特权，但这一政策仅限于德意志诸领地，在匈牙利则仍然是“贵族和教会免税”。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德意志-奥地利领地和匈牙利的差别”。“女皇可以根据其想法来治理德意志-奥地利领地，且不用担心其民众的抵制。该领地千百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臣属义务使她可以在此进行专制统治。但是，她不能在匈牙利进行这种复制。”因为匈牙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接受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而它一直关注着这些条件。因此，玛丽亚•特蕾西亚在推行改革时必须考虑到这种差异，尊重在匈牙利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贵族们的传统特权。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带有一种明显的新旧交替的痕迹，一种“传统与现代混合”的特征。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勉强的改革者”，或者说，她的“开明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传统专制君主为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而跟上时代步伐的“特殊启蒙运动”。尽管其统治有上述局限和不足，玛丽亚•特蕾西亚对奥地利近代早期历史仍发挥了巨大影响。用19世纪德国著名学者席默尔(Karl August Schimmer)的话说，她执政时期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为近代奥地利“奠定了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和帝国最稳固的基础”，以至于“奥地利的每个臣民从小就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事迹耳熟能详，这一名字在他们心中打上了永恒的印记”。也正是这种巨大影响，至今仍有众多历史学家去研究这位奥地利女皇，一位开启奥地利近代化转型历史的传奇女政治家。
（作者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姜爰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