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及研究者普遍认为，洋商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特权，把控、操纵、垄断中国出口市场，成为中国外贸衰颓的根本原因。1858年，日本被迫签署《安政五国条约》，一度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局面：外贸主导权被外国商馆牢牢把持，本国商人无力冲破商馆垄断，难以直接经营海外贸易。经过40余年的努力，到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夺回大部分商权，掀起了海外直输出贸易的浪潮，甚至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侵占其他国家商人既有的市场份额。松井清、山本义彦、朱荫贵等人注意到，近代日本经济和外贸的成功与国家力量的干预密不可分。但破除外国商馆垄断、直接开拓海外贸易，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本国商人、公司等产业主体的经营和开拓，及其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充分互动。日本开港后，最主要的出口货物是生丝、茶叶和稻米等。本文以日本第二大出口商品茶叶为研究案例，分析日本产业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克服市场弱势地位，通过彼此联合等手段破除外商贸易垄断，进而取得海外直输出事业的成功。
一、茶叶再制与直输出的早期尝试
日本开港后，从1859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横滨、神户等地设立居留地(即租界)，开设商馆从事贸易。居留地贸易是日本在不平等条约下普遍存在的贸易形式，外国商人受到各自政府的完全保护，并在合同中获得某些特权，日本本土商人处于从属地位。外商和本土商人在商品价格、品质和汇率等事项中纠缠不清，屡有纷争。日本国内商人希望采取措施解决分歧，以便更好地开展平等、公平的贸易。日本开港早期的茶叶贸易，主要被西方贸易公司以及中国的中间商人所控制，因为前者拥有强大的海运能力，熟悉消费市场，并在消费国构建了分销网络，而后者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贸易经验，成为日本茶叶的买办商人。日本所制作的茶叶多欠精良，为此洋商在横滨等港口开设了再制工厂，收购毛茶(粗制茶)进行复火、精制等深加工。这一工作需要特别的经验和技巧，最初日本人多无法胜任，只得从中国聘请再制茶师。
日本茶业经营者并不甘于屈居产业末端，希望实现贸易的独立和自主。他们很早便试图绕开洋商和中间代理人，谋求向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市场直接输出蚕卵、茶叶、大米及生丝等商品，并积极尝试再制工作，以摆脱横滨居留地的外国商人之手，此谓之“直输出”事业。“直输出”是日本政府和产业界针对居留地贸易而创造的专有词汇，体现了试图摆脱西方主导贸易局面的决心和努力。在日本政府中较早倡导直输出政策的是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他在早期的劝业建议中多次提到夺回商权、启动直输出事业。于1873年设立的内务省的职责之一便是推动开展直输出活动。1875年10月，大久保利通在《海外直接销售基本业务建议》中提出：“察皇国开港以来，外国贸易之情形，商权概为外商所有，我商贩到底难免受其限制。既往之横滨，我国国民虽时有寒商崛起，具一时豪商之名。然随起随倒，未能有与外商抗争而维持商权者。退寻其所以然，盖因国商未谙海外通商之道故也。另也因国商资金薄少，无持久耐重之力。夫不熟海外通商之道，则其目光必卑近；其金力不继，则其事业岂不难图万全乎。”他还撰有《设立直输出会社之建议》，旨在提升并促进本国物产出口、海外市场调查与本国商人贸易业务熟练度。为此，日本设立了资本金为50万日元(其中30万日元由政府出资)的直输出会社。
茶叶直输出是指由日本人负责茶叶再加工、打包工序，同时进行直接出口、运输并最终损益结算。也就是说，日本要掌握茶叶深加工、海外运输和贩卖等产业链全过程，不再依赖外国商馆及其买办，实现茶叶的直接贸易，而非假手于人的间接贸易。日本茶业界之所以提出并不遗余力地推动直输出事业，一方面是因为假手于他人贸易，无法获得核心利润，也不利于日本茶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另一方面，外国商馆再制工厂为迎合国际市场，多有染色等不正之举，不利于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日本茶的品质口碑。掌握再制环节，成为实现日本茶商自我掌控质量的关键之举。
最早尝试茶叶直输出事业的是京都物产引立惣会社及南三郡茶商社，1871年这两个公司雇佣商人莱曼·哈特曼向美国出口茶叶。1872年，横滨茶商嘉平建立了茶叶改良公司，致力于日本高品质茶叶的出口。1876年11月，平尾喜寿、益田孝、依田治作坂三郎等人在东京九段玉泉亭举行会议，就茶叶直输出问题缔结合作协议。高知县士族冈本健三郎、鹿儿岛平民藤安左嘉卫门等，也在同年提议茶叶的再制和直输出。但这些茶商并不熟悉国外语言和交易行情，亏损颇大，他们组建的这些公司不久便解散，首次尝试均宣告失败。此外，日本本土成立的综合性商社，也尝试开拓直输出业务。1877年，三井物产会社在大津町(今滋贺县大津市)设立茶叶加工所，还在三重县、岐阜、京都、静冈等地设立办事处，收购各地出产的粗制茶并再制，然后将这些成品茶直接出口到美国，试图掌握从生产制作到销售出口的全过程。但因生产部门收支不相抵，三井物产会社后来废除了生产部门，专门从事产品的收购和直接出口。
明治十年(1877)后，以静冈为中心，日本茶业界发起了向外国直接出口的较大规模尝试，“这其中既有对抗横滨贩卖商人的因素，更有在不平等条约下夺回被外国商人所掌握的商权的意图”。1875年，为了向制茶者贷款以增进生产并垄断狭山茶销售，埼玉县高丽郡狭山市以地方豪强繁田武平为首，成立了狭山会社。该会社前期由个人筹资3000日元，1876年、1877年分两次向政府共借得贷款1万日元。1876年，狭山会社与美国纽约的日本商人佐藤百太郎缔结协议，狭山会社负责收购当地茶叶，横滨的佐藤商店分店负责向美国直接出口。一年之后，佐藤商店销售回款困难，无力偿还政府劝业金并宣告倒闭。受此牵连，狭山会社的出口业务中断，只得转向国内市场，于1883年最终倒闭。1877年，在内务省劝农局的支持下，静冈沼津市的江原素六、依田治作、坂三郎等怀着收回商权的目的成立了积信社，资本金3万日元。该社成立初期资金紧张，后从三井物产、横滨正金银行贷款，扩大红茶制造等事业，甚至策划向俄罗斯出口红茶。积信社在美国纽约市场扩大销售的设想，得到了总领事富田铁之助、大藏省商务局长河濑秀治和神鞭知常的支持，积信社委托三井物产纽约分店销售。在美国销售初期，尚十分顺利，每年销售量在25～30吨之间，后超过100吨。其后恰逢劣茶出口的高峰期，日本茶叶在美国的口碑下降，市场行情下滑，积信社1882年向美国出口的着色茶和粗劣茶被拒绝入关，只得退回横滨。对于直输出事业起步不久的初创公司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1883年积信社债务已经达9万日元，同年美国首次出台茶叶进口规制法令，成为压垮积信社的最后一根稻草。1878年，萩原佐吉、丸尾文六、冈本左市等人从政府获得借贷金4万日元，自身筹集2万日元，在静冈创办了有信社，从事再制茶生产，试图向美国出口。其在美国的销售主要通过三井物产会社和弗雷泽商馆(Fraser Co.)开展，因生产方法不当，有信社在1880年、1881年连续亏损，并于1881年解散。综上可见，直输出事业之成功，非短期内可以实现，需要制作技术、专业人才等各方面的积累。1877年，英国领事威尔金森(H.S.Wilkinson)在报告中就曾指出：“本土托运人仍继续自行将茶叶托运到美国，但就目前所能确定的结果来看，并不是很令人满意。他们看起来似乎不知道美国市场上所需要的茶叶的正确制作方法。所托运的茶叶没有恰到好处地复火，缺乏风味和清新气，这不是美国市场最需要的茶叶。”
1870年代后半期到1880年代前半期，日本成立的茶叶直输出公司的特征是以乡土地域为中心、存续时间短、自有资本金少，且多需要借助其他途径和力量销售，无法在海外市场开展独立营销活动。狭山会社、积信社、有信社等公司，创办者多为地方上有名望或有财力的豪强，以地方町村等地域为中心组织公司，狭山会社虽营业8年，但真正从事直输出业务的时间仅一年左右。创办资本金亦不大，有信社不过6万日元，其中资金多来自政府，自有资金所占比例更低。类似的公司还有1879年北村祥之助等创办的清水制茶会社，早期通过横滨弗雷泽商馆寄售，其后通过日本商馆向美国输出；1881年，在内务省劝商局和横滨正金银行支援下，伊藤基等成立横滨日本红茶商馆，面向澳大利亚输出日本红茶。
这一时期日本地方士族豪强之所以热衷从事茶叶直输出事业，离不开1875年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所力推的直输出保护政策。内务省、外务省、大藏省、农商务部等中央部门是政策的推动者，向业界提供劝业金借款、金融汇兑、海外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支持，相关政策一直推行到1883年。而各地方府县鼓励民间贸易，以期在国际市场推动日本商品输出，恢复本国商权。当时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生丝(含蚕种)、稻米和茶叶等，在此阶段成立的直输出公司中，茶叶公司的数量达8家，其次是生丝出口公司(含蚕种)6家，稻米出口公司2家。据笔者统计，此时期成立的与前文所述会社目的相同、性质相似、结局相近的企业，还有新潟县的村松制茶会社、九州福冈的星光社、熊本的东肥制茶会社、高知的混混社等。可见，日本产业界对茶叶国际贸易的利润多有觊觎之意，而此时也恰是英美等国重视茶叶掺假问题、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的时期，这些事业刚刚起步、资本孱弱的日本直输出会社，难以承受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在严格的规制面前多应声倒下。
二、府县及更大范围的规模化联合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外贸主导权最初被居留地的外商所控制。外商的资本更加雄厚，技术优势地位比较稳固，对国际市场信息的掌握更加便捷，这是日本早期创立的以直输出为宗旨的公司难以与外商竞争的重要原因，本土直输出商品也多通过外国商馆等寄售。但日本茶业界并不甘失败，而是在府县甚至更大范围内开展规模化联合，以抵御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进一步提高日本茶叶直输出能力。1880年代中期，三重县制茶会社、山城县制茶会社、京都制茶会社、大阪制茶会社、静冈制茶输出会社、埼玉县制茶会社等新型直输出公司相继成立。
在这些公司中，典型代表是三重县奄芸郡豪农驹田作五郎所创立的三重县制茶会社。驹田作五郎的制茶事业，最初也起步于同狭山会社、积信社等性质类似的资本较弱的公司。驹田作五郎是三重县的议会议员，拥有面积12公顷的茶园，自产自制。在日本传习、改制红茶风潮的带动下，1880年驹田向英国出口10吨红茶，次年成立了制茶输出会社，试图扩张茶叶直输出事业。1881年驹田生产了34吨红茶，委托横滨的贸易商馆直接出口，从横滨正金银行贷款1万日元。贸易商馆根据当年市场情况，将茶叶分别向荷兰、德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输出，一部分通过三井物产向美国输出，还有一部分通过大仓组向英国出口。这批茶叶在海外市场评价不高，保险商破产，提供外汇支持的正金银行遂减少向其借款，这三重因素叠加导致驹田公司破产。但驹田没有就此退缩，而是在1882年重新组织三重县制茶会社。他认为防止茶叶粗制滥造、收回被外人攫取的商权，需要募集资本、加强团结，以实现茶叶的对外直输出。他认识到资本的重要性，遂将公司的资本金提高到20万日元，实际出资现金为2万日元，其他多通过不动产抵押方式募集。直输出事业起步初期，失败者居多，故当时业者也多持观望态度。驹田怀有坚韧之心，在津(日本地名)设立总部，于自家茶园设立再制工厂，运往设立在横滨的分公司，委托沃尔什·霍尔公司(Walsh，Hall & Co.)向美国销售。1882年出售的绿茶和红茶遭遇美国市场茶价下行，损失超3000日元。于是驹田关闭设置在津的总部，把横滨的分公司转让给亲戚驹田彦之丞和铃木三右卫门。这是驹田作五郎制茶直输出事业的第二次失败。
1883年美国出台的《茶叶进口法案》刺激了日本茶业界制茶改良的决心，也再一次激发了驹田作五郎的直输出梦想。他邀请横滨沃尔什·霍尔公司的创办人托马斯·霍尔(Thomas Walsh)到三重县，向县内茶叶从业者讲授美国茶叶市场情况、扩大销路的方法和直输出的意义等。利用此契机，驹田作五郎制定了一份新的直输出方案：以向美国出口为目的，收购三重县内的制茶公司，并募集新的资本金用于设立新公司和事业扩展；设立再制茶工厂，负责收验粗制茶、品级鉴定、茶叶精制等，并向卖方预支货款；直输出的茶叶不再使用化学颜料染色，改制本色茶，并注意改善包装；遴选负责收货及监督、检查、汇金处理等事务的合适职员。托马斯·霍尔对驹田作五郎的这一方案持有浓厚兴趣，认为应派专人对再制工厂的茶叶品质等各方面加以检查，并开出了具体合作条款，包括茶叶到达美国后的付款比例、茶叶售罄的回款期限和中介手续费等。对于沃尔什·霍尔公司而言，此举可以垄断三重县的茶叶出口，又能避免茶叶收购的投机性，获得稳定的佣金收入；对于驹田作五郎而言，可以避免美国市场经营风险，扩大出口。两人营造的合作氛围和相对切实可行的商业方案，获得了三重县众茶商的支持，103名制茶业者纷纷响应，合作成立了三重县制茶会社。
新设的三重县制茶会社向三重县发出了保护请愿，该县县令岩村定高将此转呈农商务省，农商务省又转交大藏卿。中央政府各官员对民间的商品出口抱有极大兴趣，决定将该公司从三重县到横滨、从横滨到美国的金融汇兑等业务，都交给正金银行负责；农商务省派出官员负责制茶品质的鉴定及监督，三重县也派出了2名制茶事业监督。1884年，三重县制茶会社从横滨聘请了再制工人，在四日市新设了总公司和再制工厂，再制茶和直输出事业步入正轨，出口额一路呈上升趋势：1884年的茶叶出口量为26.2万斤，1885年为31.2万斤，1886年为56.4万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三重县制茶会社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其他各地纷纷学习其营业模式，设立了一批类似的公司。日本制茶输出以小规模公司为主的情形为之一变，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多与三重县制茶会社相类似，以县域和较大规模资本为经营和立足的基础。如1885年，在静冈县茶叶经营者联合基础上成立的静冈县制茶直输会社，社长崎伊兵卫、副社长山村浅次郎、董事丸尾文六和海野孝三郎计划每年对外出口30万斤茶叶，经大仓组横滨支店之手，直接出口到美国，以纽约的梅尔巴尔(ﾒﾙﾊﾞﾙ)商馆和拜比(ﾍﾞ—ﾋﾞ)商馆为平台销售。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国、日本、印度、锡兰等国的大力开拓，美国茶叶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货品滞销、积压严重，1887年茶价猛烈下跌。这一时期美国是日本茶叶的主要销售市场，行情的艰难给刚进入直输出勃兴阶段的日本茶业者以巨大压力，有的公司被迫缩小出口规模，有的则选择放弃出口，转向在日本国内销售，更有甚者直接将公司解散。危机之下，也给了从业者抱团合作、谋求共进的推动力。1889年2月，三重县制茶会社、山城制茶会社、京都制茶会社、大阪制茶会社、静冈制茶直输会社、神户制茶会社等6家公司在东京集会，洽谈合作事宜。会议认为应该成立以这6家公司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海外贸易公司和联合输出同盟，避免日本茶叶从业者内部恶性竞争，一致对外以谋求海外市场的拓展。他们分别向公司所在的府县递交了成立“日本制茶会社”的请愿书。驹田作为代表向农商务大臣说明此举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政府予以保护，但政府方面并未同意。
驹田的愿望和动议虽然受挫，但他不是独行者，其他茶叶从业者有同样的目标和追求，都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聚集和联合。1889年9月，全国121名茶叶从业者集会，举行“全国茶业有志者大会”，讨论日本茶业所面临的危机及开拓市场等方面的问题。讨论成果有二：一是认为应该改变以美国市场为主的单一输出局面，扩大向俄罗斯的输出，以挤占中国茶叶在俄罗斯的传统优势地位；二是扩大联合，创办新的统一的茶叶出口公司。因此，组建强有力的直输出公司势在必行，茶业界实力派人物如高知县平尾喜寿，京都府山西春根、伊东熊夫、江崎信太郎，静冈县多米八郎、丸尾文六、坂三郎，东京府大仓西八郎、河赖秀治，大分县小野义三郎，横滨大谷嘉兵卫，德岛县石田贞二，滋贺县真田武左卫门，大阪矢野佐太郎等成为新会社的筹备委员。
189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三回茶业组合中央会议上，新设出口公司的动议再次被提出。与会者认为应该举全国茶叶产业之力，向政府申请拨款20万日元补助金。茶业中央会议所对此极力支持，计划每年提供6000日元补助金，分五年给付。平尾喜寿、多米八郎、伊东熊夫等作为代表，继续向政府申请补助金，经过一番周折，政府在3月底终于同意拨付20万日元给予支持。新设立的公司名称与驹田所设想的相同，为“日本制茶会社”，注册资金50万日元，每股50日元，募集1万股。是年，正值日本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茶业者普遍资金短缺，日本制茶会社无法募集到足够股份，只得修改章程，一再降低估价，甚至一度降低到每股5日元。农商务部十分恼火，各股东出现了动摇，内部一度混乱，甚至对政府出资颇有攻讦。最终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于1891年下令，要求返回政府补助金。承载了宏大心愿的日本制茶会社胎死腹中。
日本制茶会社的筹组看似曲折艰辛、无果而终，却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表明了日本茶业界要实现直输出的强烈决心，这不是一个人或者某一特定群体的决心，而是已经形成了整体性的氛围，是共同的追求和目标；其二，深刻认清了直输出的巨大利益，一旦目标实现则会破除外国商馆的利益垄断，收益实现倍增，还可以解决居留地内的赝品茶和伪劣茶问题，掌握消费国对茶叶品质和品种的需求，实现质量控制的内在化；第三，日本政府表现出对直输出的浓厚兴趣，以协力的方式积极支持日本海外茶叶市场的扩张；第四，某些茶业界的经营和管理人才在会社的筹组过程中表现出不凡的领导力和组织才干，这为新的直输出会社的组建提供了人力资本积累。
三、直输出之高涨及其对洋行之挤压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滋长了其扩张的野心，茶业界直输出的情绪也随之高涨。曾被农商务大臣指定为日本制茶会社社长的大谷嘉兵卫，在横滨成立了日本制茶株式会社，由长井利兵卫、尾崎伊兵卫、三桥四郎次、海野孝三郎等人担任董事，资本金为20万日元。1896年，神户成立日本制茶输出会社，京都成立伏见起业合资会社。新成立的公司充分吸取了之前直输出公司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国内的再制茶公司直接向设在消费国的分支机构或者日本开设的茶叶代理店供货。在北美地区，纽约设有古谷、芝加哥设有水古、蒙特利尔设有西村、圣路易斯设有本间等商馆，各会社的再制茶在国外的销路通道已经打开。如神户的日本制茶输出会社一度委托芝加哥的诺贝尔·戈特利布(Nober Gottlieb)代理销售茶叶，但很快戈特利布就与日本水谷商社合组为戈特利布·水谷商馆，进一步打通静冈和芝加哥之间的商业联系。这减少了贸易中间环节，从生产、输出到海外销售都被纳入日本商人的掌控之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直输出。海外消费市场对茶叶品级、种类、价格等方面的需求信息，也通过这一渠道及时传回到国内，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这一目标的实现也得益于近代日本的金融信贷、保险、外贸人才、海外分公司的同步发展，整体商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可以实现相互衔接和配合，共同开拓海外贸易市场。
日本制茶输出会社和伏见起业合资会社两家公司发展比较顺利，快速扩大了直输出规模，其他地方也借鉴其经验，类似性质的再制造和直输出公司以雨后春笋之势发展起来。比较典型的公司集中在静冈县的静冈市、堀之内町、江尻町(今清水市)、藤枝町、远州吉田、牧野原、挂州町、冈部町、岛田町、金谷町等地，主要有1898年设立的富士合资会社、静冈市东阳制茶株式会社，1899年设立的静冈县制茶会社，1900年设立的富士合资会社分店，1902年森荣助、伊藤春吉、成冈甚之丞等人成立的商店以及东海制茶会社、笹野德次郎商店，1903年设立的吉川觉次郎商店，1904年设立的骏静制茶合资会社，1905年设立的铃木常次郎商店、中村元一郎制茶部、牧野原制茶株式会社、小笠制茶株式会社、骏冈社、斋藤仪太郎商店、岛田制茶会社、村松制茶会社等。静冈县以再制茶和直输出为目标的公司纷纷成立，勃兴繁荣，给日本茶叶贸易带来两大变化：一是输出港从横滨转移至清水港(1900年辟为商埠)，二是日本茶业发展从商业资本模式向产业资本模式转变。这些新变化的出现，是日本茶业者掌握茶叶再制和直输出后的必然结果。就贸易市场的迁移而言，静冈等地是重要的茶叶产地，靠近产地设立工厂，避免了将粗制茶或者鲜叶运到横滨再制的环节，节省了生产和运输等方面的费用。横滨是港口城市，风大且潮湿，不利于茶叶的干燥和保存，而静冈则距海洋尚有一段距离，更加适于开展茶叶加工制造活动，且附近有优质的清水港可资利用，制造完成后可实现直接输出。新型的茶叶再制和贸易公司，主要分布在静冈县，而京都、神户、三重等地也涌现了一批相类似的公司，且同样出现了向生产地迁移的趋势，以降低各方面开支。
日本茶叶直输出事业在1887年和1888年曾出现新的转机，这两年是三重县制茶公司、日本制茶会社等较大规模的直出口公司的活跃时期。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887年日本对外出口的茶叶数量为3566万斤，金额760万日元，其中由日本直输出的数量是140万斤，金额20万日元。按照比例换算，日本直输出茶叶数量占比仅为3.9%，金额占比更低至2.6%，金额占比低于数量占比，说明日本直输出茶叶的价格要比外国商馆输出的价格低廉。1897年，直输出数量占比已经增加到13.2%。20世纪初期，日本制茶的海外直输出呈现繁荣景象。得益于各个公司通力合作，日本茶叶的直输出贸易量大增，1907年在全部海外输出制茶中所占比例提升至30%以上，次年接近50%(见表1)。在各界不懈努力之下，日本包括茶叶在内的商品直输出事业终于取得突破。据统计，1874—1900年，日本贸易商社出口的商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由0.6%提高到37.1%。日本的再制茶直输出能力有了极大突破，具备了与外商一较高下的能力，外国商馆不得不让渡市场。1903年底，美国驻神户领事塞缪尔·李昂(Samuel S. Lyon)在报告中称，与1902年同期相比，在1903年的前6个月，更多的日本茶叶被输往美国。在这6个月里，由日本商人向各个国家直输出的茶叶金额增加到1 136 937美元；日本全部出口的茶叶总额为2 887 883美元，而在1902年同期出口总额为1 750 946美元。塞缪尔·李昂认为，日本茶叶的成功可能要归功于质量的提高和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拓。1930年以后茶叶直输出增速进一步加快，1935年日本共出口茶叶约3360万磅，其中日商直输出约2000万磅，外商约1360万磅，日商占比近60%。1937年，中国金陵大学农学院刘轸教授对此深深感慨：“(日本)追过外商，收回过半之输出商权矣。”
静冈日本茶业者再制和直输出事业的发展，给横滨、神户等传统的茶业贸易港口以较大冲击，特别是居留地的外商茶业经营出现困顿，一些商馆不得不放弃茶叶外贸业务。1893年，位于横滨居留地7号的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解散了茶叶部。1898年底，居留地48号的莫里森商馆(Morrison & Co.)、22号的斯韦纳顿商馆(Middleton & Smith)、史密斯·贝克商馆(Smith，Baker & Co.)、143号的弗雷泽·维纳姆商馆(Frazer & Vernum Co.)等都废除了制茶部，停止向国外市场输出茶叶。1899年，洋商协和(Hellyer & Co.)趁日本颁布《内地杂居令》，实现全面开放的契机，在静冈市设立了分公司并建设再制茶工厂。1901年末，33号的莫里扬·海曼商馆(Mourilyan，Heimann & Co.)在竞争中经营不善，宣告倒闭；221号的康世商馆(Cornes & Co.)废除了经营35年的制茶部，委托216号的卡特·美时商馆(Oliver Carter Macy，Inc.)再制。1902年，横滨162号约翰．C.齐格弗里德商馆(John C．Siegfried)关闭了横滨的制茶工厂，向静冈县搬迁；1912年，乔治·美时(Geo.H.Macy & Co.)关闭了位于横滨101号的堆栈，前往静冈。在横滨从事茶叶贸易的外国商馆已经不足10家。日本另一重要的茶叶再制港口神户，外商的萧条情形与横滨并无二致。1902年以后，神户的协和、史密斯·贝克、约翰．C.齐格弗里德和卡特·美时等各商馆，在日本制茶输出会社的竞争下退出或业务转型。经过40余年的孜孜努力，日本茶界终将商权和利权收回，再制茶及其海外直输出取得了成功。
结 语
作为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东方国家，日本在西方坚船利炮的胁迫之下不得不开放港口、设置居留地，对外贸易的大门就此洞开。日本对外贸易伊始，主导权便落入外国商馆之手，甚至茶叶、生丝之出口买卖还需要经由中国买办代理。但日本各界志在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明治政府出台政策，投入资金启动直输出事业；产业界不遗余力地尝试和实践，屡败屡试，展现出了坚强的意志与决心，其中三重县驹田作五郎最具代表性。在茶叶直输出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联合”与“协同”是关键词，这体现在个体商人之间妥协并结盟、不同府县和地域之间的结合、国内和国外的联动等，其目的在于做大做强资本，提高产品的标准和品质、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共同抵御和对冲海外经营风险，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损失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打压、挤占外国商馆的贸易垄断地位，最终掌控外贸商权，提高本土公司的利润，进而为近代日本经济的腾飞和国家发展赚取更多外汇。近代中国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的茶栈、茶行等也曾缔结了区域性的行会组织，但多代表群体内利益，无法实现不同群体更大规模、更广范围内的联合与协同共进。在考察、汲取日本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吴觉农等人倡导设置合作社、统购统销(后在抗战背景下发展为国家层面的茶业统制)，以国家或地方层面的组织变革来推进不同主体之间的联合与利益协同。但官商之间纠纷不断，国家垄断导致茶业活力下降，一度出现各种弊病。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发展直输出的意志和动力不断高涨，直输出的效应不断显现，洋商把控对外贸易权的情形得到了较为彻底地扭转，日本实现了贸易权的自主掌控。当然，日本茶叶再制与直输出事业的发展，并非一个独立的现象，而是一整套商业系统中的一例：首先，生丝、棉纺织品等其他主要商品的工业化生产及直输出贸易同样取得了成功；其次，日本的直输出事业需要一系列支撑性因素的配合与联动，如商品海外宣传和营销、市场调查与分析外国需求的传导机制、本土企业获得掌控品质的能力，以及政府和银行等对于金融和信贷的强有力支持等。笔者今后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作者宋时磊，系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汉语写作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