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2年，佛罗伦萨发行金币佛罗琳。新发行的货币价值高昂，是当时托斯卡纳地区的流通货币——银币第纳里（dinari）的240倍。令人吃惊的是，价值如此高昂的佛罗琳金币居然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传播，甚至远达突尼斯苏丹的宫廷，佛罗伦萨也因此声名远播。同时代编年史家乔万尼·维兰尼记录了一段趣闻轶事：突尼斯苏丹非常喜欢佛罗琳金币，因此他很想知道究竟是哪一座基督教城市铸造的。于是，他找来比萨商人询问，后者出于嫉妒，回答说这是由他们境内的蛮族人铸造的。但苏丹认为能够铸造如此精美货币的民族一定不会是蛮族人。于是他又找来一名佛罗伦萨人，后者如实回答了苏丹的疑问。最后，苏丹因为佛罗伦萨人拥有金币佛罗琳，决定赐予佛罗伦萨人与比萨人同等的商业地位。后世研究者费迪南德·谢维尔（Ferdinand Schevill）也对佛罗琳金币在提高佛罗伦萨声誉方面的重大作用予以了高度评价：“无论但丁、乔托，还是整个15世纪的艺术家们，都比不上这枚小而便捷的发明物——佛罗琳金币，因为只有它做到了把红百合花之城的名字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
从7世纪中后期墨洛温王朝发行银币第纳里开始一直到1252年佛罗琳金币的发行，在这近500年的时间里，银币第纳里一直是西欧内陆铸造并流通的唯一金属货币。受佛罗伦萨的影响，在此之后一百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欧洲国家或城市纷纷开始铸造金币。学术界通常将这一现象称为“金币革命”（Gold Revolution）、“黄金归来”（back to gold）或“13世纪的商业革命”。西欧铸币史的发展演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但总体而言，学术界往往只提及佛罗琳金币在当时具有国际货币的作用，但对佛罗伦萨为何能率先发行佛罗琳金币以及佛罗琳金币为何会得到广泛传播这两个问题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结合12、13世纪西欧社会的整体变迁与同时期佛罗伦萨更为微观的历史背景，分析佛罗伦萨之所以率先发行佛罗琳金币的原因；第二，结合佛罗琳金币的铸造史及其传播路径，从币值稳定、定价基础的地方化以及贸易网络等角度来解释佛罗琳金币的迅速传播。
一、佛罗伦萨发行金币之缘由探析
在佛罗琳金币发行之前，银币第纳里不仅一直是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使用的货币，而且是流通中唯一的货币形式。该货币体系的建立源自公元8世纪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币值改革。矮子丕平（751—768年在位）统治时期，规定把1里弗赫（livre）（磅）重的白银划分为240第纳里乌斯（denarius）。同时期拜占庭帝国的流通货币被称为苏德勒斯币（soldius），其价值大致相当于第纳里乌斯币的12倍。因此，12第纳里乌斯就用来指代1苏德勒斯，由此创立了以里弗赫、苏德勒斯和第纳里乌斯为基础的银本位体系。780—790年，查理曼在打败伦巴第人、征服意大利半岛的中北部地区以后，把这一货币体系从法国传入意大利。在英格兰，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二世（Ethelbert II）与奥法（Offa）统治时期，自动引入了加洛林王朝的币值体系，但新硬币在重量方面略低于大陆货币体系。欧洲大陆重约1.7克，英格兰地区则重约1.3克或1.5克，纯度约95%。由于语言的关系，里弗赫、苏德勒斯与第纳里乌斯在不同地区称呼不一样。法国称之为里弗赫（livre）、苏（su）与德尼厄尔（denier）；意大利称之为里拉（lira）、索里迪（soldi）与第纳里（denari）；英国则称之为镑（pound）、先令（shilling）与便士（penny）。无论名称如何变化，以英国为例，1镑=20先令=240便士的货币体系在此后几百年时间里一直是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接受的标准货币体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镑、先令与便士三种货币单位中，唯有便士是实际铸造出来并投入流通的货币，其他两种货币仅仅只是记账单位而已。
在加洛林王朝崩溃之后的所谓“封建化”时期，其所开创的铸币体系出现两大显著变化。首先是铸币权的分散化。许多主教、贵族和城市纷纷取得铸造货币的权力。在法国，铸币权主要为各地方贵族所篡夺。在德意志地区，至10世纪中叶，奥托一世开始把皇室铸币权以特权的方式下放给僧俗贵族。在他之后的数位皇帝，特别是在奥托三世统治时期，皇室铸币权下放的进程显著加快。至11世纪末，铸币权不再是皇室的特有权力。与法国不同，德意志地区的铸币权主要为各地方主教所篡夺。在意大利，皇室对铸币权的控制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至1100年，在罗马以北的意大利仅有四地拥有铸币厂，即米兰、帕维亚、卢卡和威尼斯。12世纪，意大利铸币权分散化的趋势开始加剧，不同的是意大利地区的铸币权主要为各城市所垄断。
与铸币权的分散化同步，随着铸币发行者数量的不断增加，不同发行者习惯于根据自身利益来调整铸币的重量与纯度，结果导致加洛林王朝时期相对统一的铸币体系走向崩溃。在此过程中，“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开始发挥作用，铸币不仅重量减轻，纯度也不断下降。10世纪20年代，法国雷恩（Rennes）地区的窖藏显示，银币德尼厄尔的重量已经从1.7克减少到1.5克。60年后，费康（Fécamp）地区窖藏货币的重量标准下降到1.25克。同一时期巴黎地区德尼厄尔币的重量只有0.99克。在货币重量不断下降的同时，货币的纯度也开始不断下降。费康地区窖藏货币的纯度从最初的95%降低到70%—75%。同一时期，巴黎与鲁昂地区德尼厄尔币的纯度甚至更低，介于50%至60%之间。至11世纪末，重量最重、纯度最高的德尼厄尔币，如缅因（Maine）伯爵领的德尼厄尔币，其价值是邻城安茹伯爵领德尼厄尔币的两倍。图卢兹（Toulouse）地区发行的德尼厄尔币，其价值是邻城梅尔盖伊（Melgueil）地区德尼厄尔币的两倍。
西欧铸币体系的崩溃与货币贬值发生之际，正值欧洲人口与经济的飞速发展期。贸易规模与交易量正不断扩大，社会对大额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意大利一些沿海城市纷纷开始尝试铸造和发行面值更大、更稳定的货币。1202年，威尼斯共和国率先发行新的大面额货币“格罗索”（grosso），其价值是第纳里币的26倍。威尼斯的做法很快为其他意大利城市国家所效仿，维罗纳、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等纷纷发行自己的格罗索币。威尼斯人的影响甚至波及法国：1266年，法王路易四世参照威尼斯的规格，发行格罗申币。但是，即便是新的、面值更大的“格罗索”币仍无法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欧洲贸易扩张需要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支付手段，而这种使命只能由金币来完成”。
发行金币的前提是铸币者手中必须有足够的黄金原料。对此，诸多西方学者曾进行过探讨。1960年，菲利普·格里尔森（Philip Grierson）提出了有关贵金属流动的著名理论，即金属货币会不可避免地流向其价值最高的地方。他估算，自7世纪末期以来，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金银兑换率始终居高不下，由此导致西方世界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拜占庭和东方世界。在其理论基础上，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进一步从需求的角度解释东西方之间为什么出现金银兑换率的差异，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需求的变化。西方世界因为放弃金本位、转为银本位，结果导致西方对黄金的需求降低，黄金在西方世界的价格因此走低，于是西方的黄金开始流向东方，而东方的白银则流向西方。
两位学者的研究解答了西方世界为什么在近500年的时间里只发行银币而放弃使用金币这一问题，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西方世界会在13世纪中期重新回归金币时代。1967年，安德鲁·M. 沃特森（Andrew M. Watson）发表文章指出，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在1250年左右回归金币时代，主要原因在于从12世纪下半期开始，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在金银币贸易方面的相互关系发生扭转。在此之前，伊斯兰世界一直是黄金的进口方和白银的出口方，西方世界则相反。从12世纪下半期开始，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回归银币时代，对银币的需求激增，导致银价上涨，因此吸引了大量白银从西方流入东方。伊斯兰世界逐渐从黄金的进口方转变为黄金的出口方，西方则从黄金的出口方转变成为黄金的进口方。
沃特森的研究从宏观上回答了西方世界的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但仍有两大疑问留待解决：第一，伊斯兰世界为什么放弃金本位，走上银本位?第二，在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中，为什么是意大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率先走上发行金币的道路？针对这些问题，1983年，托马斯·沃克尔（Thomsa Walker）发表文章指出，人们应该从环地中海地区黄金贸易路线变迁的角度来寻找答案。西非是地中海世界的黄金生产中心，上塞内加尔的班布克（Bambuk）与上尼日尔的布雷（Bure）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金矿。这两个地方的黄金需要穿越撒哈拉沙漠才能进入北非并最终流入地中海世界。根据彼得·斯布福特（Peter Spufford）的研究，总体上而言，跨越撒哈拉沙漠的黄金贸易路线可以分为两条，即东线和西线。走东线的西非黄金需要穿越今尼日尔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撒哈拉沙漠，运抵突尼斯境内的凯鲁万（Kairouan）、马赫迪耶港（Mahdia）和布吉港（Bougie），最后从这里转运到地中海世界。走西线的西非黄金需要穿越今马里境内的撒哈拉沙漠，运抵锡吉勒马萨（Sijilmasa），然后再从这里翻越阿特拉斯山脉（Atlas Mountains），运抵摩洛哥的菲斯城（Fez），最后从这里转运到直布罗陀海峡的休达港（Ceuta）、西班牙以及北非各地。
随着非洲政治舞台的兴衰变迁，黄金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也几经易手：10世纪的法蒂玛埃及、11世纪中期至12世纪中期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Almoravid Dynasty）、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初的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 Dynasty）以及13世纪中期以后的马里王国和突尼斯的哈夫希德王朝（Hafsid Dynasty）等都曾先后控制过这两条黄金贸易路线。总体而言，从10世纪至13世纪初，西线黄金贸易路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至13世纪中后期以后，黄金贸易路线开始永久性地向东线转移。
黄金贸易路线及其控制权的兴衰变迁对地中海世界的金币铸造史影响巨大。谁控制了黄金贸易路线，谁就能获得充足、稳定的黄金供应，也就能维持稳定、高质量的金币发行。反之，失去对黄金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就会失去充足、稳定的黄金供应源，其金币铸造活动便可能因此而中断。因此，由于黄金贸易路线控制权的丧失，12、13世纪的埃及开始出现黄金危机，被迫回归银币时代。拜占庭帝国也因为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而四分五裂，其海佩伦金币（Hyerperon）也由此丧失了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并于1250年左右彻底沦为“记账货币”。
根据沃克尔的研究，地中海东部世界向银币时代的回归对西部世界的贸易活动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一方面，12、13世纪的地中海贸易虽仍处于复苏阶段，但大部分交易都属于奢侈品贸易，其交易量远非价值低廉的银币所能满足。另一方面，在地中海世界的国际贸易中，商人们早已习惯使用金币作为交换媒介。因此，为适应地中海贸易的需要，西方世界急需寻找新的统一货币。
基督教的西班牙与西西里因为靠近西非黄金贸易路线的终端，即北非地区，因而有机会获得较为稳定的黄金供应源，于是出现了铸造金币的现象。但基督教的西班牙与西西里王国的金币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均无法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货币。一方面，13世纪初的加泰罗尼亚人对黄金的需求并没有同时期的意大利人那样迫切，而且他们手中也没有足够多的货物能够拿出来交换黄金。另一方面，至13世纪初，西西里地区也开始出现黄金通货难以为继的现象。因此，寻找和发行统一货币的重担便落在了经济正处于不断拓展中的意大利中北部城市肩上。与此同时，随着贸易活动的不断发展以及与北非地区直接贸易联系的建立，西非黄金也得以涌入意大利。至1252年，欧洲商人，特别是意大利商人逐渐控制了西非黄金进入地中海世界的主要贸易路线，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主导力量，这正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有能力发行金币的重要前提条件。
格里尔森、沃特森等一系列学者的研究从宏观上解决了佛罗伦萨发行佛罗琳金币的前提基础，即黄金的来源问题。但这些宏观因素应该说是同时期意大利中北部城市共同拥有的，无法解释佛罗伦萨发行佛罗琳金币的特殊性。因而，我们另外还需要结合佛罗伦萨的微观环境来分析佛罗琳金币发行的原因。
佛罗琳金币发行之际，正值佛罗伦萨政治、经济的上升期。换句话说，佛罗伦萨同样经历了所谓的“13世纪商业革命”，同样深受商业革命的影响。12世纪末至13世纪中期是佛罗伦萨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人口的增长与城市面积的扩大可以说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直接体现。1175年左右，佛罗伦萨城市人口可能在10 000至12 000人之间。12世纪末，人口上升至大约15 000人。至13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城市人口飙升至50 000至60 000人，实际可能更接近60 000人。面对如此迅速的人口增长态势，佛罗伦萨古老的罗马时代的城墙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于是，1172年，佛罗伦萨开始修建第二圈城墙。1175年，新城墙修建完工。据学者估计，新城墙的面积是罗马时代城墙面积的三倍。
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扩展与人口的增长，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开始不断扩大，现有的货币供应变得日趋紧张。为解决通货紧缺的弊端，托斯卡纳各城市纷纷开始另谋出路，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卢卡货币在托斯卡纳地区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1150年之前，托斯卡纳地区的货币体系一直保留着晚期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样貌，卢卡是托斯卡纳地区唯一拥有铸币厂并有权发行铸币的城市，社会上流通的唯一货币是银币第纳里。为了获得更好的铸币、赚取利润，这时期的佛罗伦萨人甚至把银条从佛罗伦萨运往卢卡，在后者的铸币厂里铸成硬币，然后再运回佛罗伦萨。但自1150年以后，随着商业发展与社会对货币需求的增加，托斯卡纳地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打破卢卡的货币垄断权，发行自己的铸币。1151年左右，比萨首开先河，发行自己的货币。随后，沃尔泰拉（1165年）、锡耶纳（1193年）等城市纷纷效仿。在这种大趋势之下，卢卡货币在佛罗伦萨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至12世纪末，比萨货币逐渐取代卢卡货币，成为佛罗伦萨居于主导地位的货币。1158年，佛罗伦萨文献记录首次出现有关比萨货币的记载。1171年，佛罗伦萨与比萨签订同盟协议。根据协议条款，比萨同意把铸币厂的一半利润让与佛罗伦萨。作为交换，佛罗伦萨则需要允许比萨货币在自己境内自由流通。自此以后，比萨铸币取代卢卡铸币，在佛罗伦萨日益占据主导地位。1172年，佛罗伦萨历史文献最后一次提到卢卡铸币。1176年，佛罗伦萨人开始把来自比萨的货币称为本城的官方货币。
第二，面值更大、质量更高的格罗索（grosso）银币的发行。随着商业活动的持续发展，至13世纪初，商业交易的规模开始超越第纳尔银币的阶段，社会迫切需求更大额的货币以应对大规模交易的需要。因此，至13世纪20年代末期，锡耶纳与比萨两城开始发行面值更大的格罗索银币。随后，托斯卡纳各城市纷纷效仿，至1250年，托斯卡纳地区共有5座城市铸造格罗索银币，它们分别为比萨、卢卡、锡耶纳、佛罗伦萨以及阿雷佐。新发行的格罗索银币无论是在重量和白银纯度方面都远远高于过去的第纳里币。格罗索币重约1.7—1.8克，白银纯度约90%—96%，纯银含量约1.53—1.72克。第纳里银币的重量约为0.7克，白银纯度仅为19%左右，纯银含量约0.135克。换句话说，每枚格罗索银币大概可以兑换12枚第纳里币。
在这一普遍趋势的影响之下，佛罗伦萨也开始迈出发行货币的第一步，于1237年首次发行自己的格罗索币，即所谓的佛罗琳银币。佛罗琳银币的发行意义重大，至少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佛罗琳金币的铸造。一方面，佛罗琳银币的成功发行，让佛罗伦萨政府意识到维持高质量、高面值的通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为佛罗琳金币的发行创造了条件。佛罗琳银币的发行，实际代表着佛罗伦萨政府在寻求更大额通货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与之后发行佛罗琳金币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而言，1252年佛罗伦萨的货币改革实际只是1237年改革的继续，也可以说是其发展的顶峰。另一方面，佛罗琳银币在铸币艺术方面的创新也为后来的佛罗琳金币所继承。传统上，托斯卡纳地区一直遵循卢卡传统，在钱币图案的设计方面使用的是代表皇帝的花押字母币：或为大写字母“H”，代表皇帝亨利；或为大写字母“F”或“C”，代表皇帝腓特烈或康拉德。但在1237年发行的佛罗琳银币上，佛罗伦萨打破传统，用肖像币取代了花押字母币。在货币的正面，镌刻的是代表佛罗伦萨的百合花，反面则是佛罗伦萨的保护圣徒——施洗者约翰的肖像。佛罗琳银币的设计方案后来也为佛罗琳金币所继承。当佛罗伦萨政府于1252年发行佛罗琳金币的时候，设计师完全照搬了1237年的设计方案。
与托斯卡纳地区的其他城市不同，佛罗伦萨早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其高度发达的羊毛纺织工业的基础之上。坚尼·布鲁克尔指出，佛罗伦萨经济之所以在13世纪经历大发展、人口之所以猛增4倍，主要应归功于其羊毛纺织工业的大发展。呢绒纺织品贸易为佛罗伦萨人走上发行金币的道路提供了至少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佛罗伦萨人掌握了可以与东部地中海世界的黄金产区换取黄金的重要货物——呢绒。早在1171年，佛罗伦萨就与比萨达成协议，后者同意对于经由比萨商船运输的佛罗伦萨商人以及他们的货物给予与本土货物和商人同等的税率。通过比萨港，佛罗伦萨人得以把自己的贸易触角伸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打通佛罗伦萨从东地中海世界获取黄金的贸易通道。呢绒贸易利润巨大，根据后世编年史家维兰尼的估算，佛罗伦萨每年生产的呢绒约7万至8万匹，价值超过120万金佛罗琳。凭借呢绒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佛罗伦萨有机会从地中海世界获得源源不断的黄金供应，而这正是佛罗伦萨得以持续发行大量金币的重要前提条件。另外，受佛罗伦萨毛纺织品贸易国际化的影响，佛罗伦萨商人确有发行大额金币的现实需要。13世纪中叶，佛罗伦萨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会是所谓的卡利马拉（Calimala）行会。该行会商人的主要活动是把从佛兰德斯地区购买的粗纺呢绒，运往佛罗伦萨，经过染色、再染色以及重新修剪等一系列精加工工序之后，最后运往意大利中南部以及地中海周边市场出售。因而，无论是从羊毛原料的购买，还是呢绒制成品的销售来看，佛罗伦萨的毛纺织品贸易都具有十分鲜明的国际化色彩。在经常性地购买和销售呢绒布匹的过程中，佛罗伦萨商人需要时刻面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货币，深刻感受到因为货币体系紊乱、币值贬值而带来的诸多不变。简言之，凭借高度发达的呢绒贸易，佛罗伦萨商人既能够从地中海世界获取源源不断的黄金，同时也有着相较其他城市商人更加迫切的发行金币的愿望。
最后，佛罗伦萨之所以于1252年发行金币，实际是1250年代建立的佛罗伦萨“第一平民政府”反抗帝国、积极推行旨在控制整个托斯卡纳地区对外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货币发行权属于皇室特权，佛罗伦萨因为长期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所以一直未能从皇帝那里取得过铸币特权。1235年，德意志境内爆发叛乱，皇帝腓特烈二世被迫回国镇压反叛。佛罗伦萨于是利用皇帝不在意大利、帝国权力衰微的机会，趁机攫取皇室权力，发行佛罗琳银币。无独有偶，1252年佛罗伦萨发行佛罗琳金币的政治环境也与此类似。1250年，皇帝腓特烈二世逝世，佛罗伦萨平民阶层趁机驱逐皇帝派驻佛罗伦萨的代理人，建立第一平民政府（1250—1260年）。由于第一平民政府是在推翻皇帝代理人的统治之后建立的，因而，在政治方面，新政府更加倾向于皇帝的反对派，即圭尔夫派。随着皇帝的逝世，来自帝国的威胁消失，佛罗伦萨第一平民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在对外政策方面，1251年，佛罗伦萨联合卢卡和热那亚，发动战争反对锡耶纳、皮斯托亚和比萨同盟。1254年，皮斯托亚、锡耶纳和比萨相继投降，战争最后以佛罗伦萨人的胜利告终。正因为此，维兰尼才评价说：“从上述胜利中返回并得到休养生息以后，佛罗伦萨开始重新恢复活力，财富和权势也随之增长，城市复归和平。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受民众和城市政府的委托，为了进一步增加佛罗伦萨的荣誉，佛罗伦萨商人开始在佛罗伦萨铸造佛罗琳金币。”与此相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佛罗伦萨旗鼓相当的比萨，其实早在12、13世纪便通过海外贸易赚取了大量西非黄金，但之所以迟迟未能迈出发行金币的第一步，主要是因为比萨在政治上属于坚定的皇帝党，即吉伯林派。金币的铸造向来被视为是专属于帝国的权力，这对于吉伯林派的比萨而言是一项难以逾越的障碍，因而，1250年代的比萨最终没有迈出发行金币的第一步。
二、佛罗琳金币的铸造及其发行
根据佛罗伦萨编年史家维兰尼的记载，1252年11月，佛罗伦萨政府开始发行佛罗琳金币，纯度24开金。价值方面，一枚佛罗琳金币可兑换20枚佛罗琳银币（格罗索币）。在随后280多年的时间里，佛罗琳金币的铸造活动一直未曾中断。直至1533年，佛罗伦萨公爵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Medici）下令铸造斯库多金币（scudo）以取代佛罗琳金币，佛罗琳的铸造历史才宣告结束。佛罗琳金币在铸造期间，金币的重量和纯度始终保持不变，即净重3.53克，纯度接近纯金，约在98%—99%之间（或23.7开金）。另外，在金币的设计图案方面，佛罗琳金币的一些基本要素大体上保持不变。硬币的正面通常镌刻的是佛罗伦萨的象征百合花图饰，边缘铸有一行拉丁铭文“FLORENTIA”，即佛罗伦萨。货币的背面描绘的是佛罗伦萨的保护圣徒施洗者约翰，他穿着动物毛皮做成的外套，左手持权杖，高举过肩，右手举起呈祝福的姿势，边缘是一行拉丁铭文“S.IOHA-NNES.B”，意即圣施洗者约翰。
在这280多年的货币发行史中，佛罗伦萨有大量文献资料留存，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无疑要数“铸币厂登记簿”（libro della zecca）。佛罗琳金币的铸造虽始于1252年，但直至1317年佛罗伦萨方才创建“铸币厂登记簿”。根据登记簿的第一位作者兼书记员萨尔维·迪尼·德·佛罗伦提亚（Salvi Dini de Florentia）的记载，除了1317年的铸币活动之外，他成功还原了自1303年以来的铸币史。同时，迪尼也承认，对于1252年至1303年的铸币活动，由于缺乏材料，他无法予以复原，只能列出属于早期铸币阶段的72种货币符号。从1317年“铸币厂登记簿”创立开始，一直到1533年“铸币厂登记簿”最后一次进行编订工作，在这长达217年的时间里，佛罗伦萨累积下来的“铸币厂登记簿”共计29册，分别由90名不同的书记员登记完成，共记录了数百名铸币厂厂长的名字以及他们所使用的1 000多种不同的货币符号。
1760年，意大利钱币学家伊尼亚齐奥·奥尔西尼（Ignazio Orsini）出版了有关佛罗伦萨铸币史的著作。在他的书里，他不仅梳理了佛罗伦萨佛罗琳金币发行的历史，而且还几乎原封不动地将“铸币厂登记簿”予以再版。综览奥尔西尼再版的“铸币厂登记簿”，我们发现，书记员在记录铸币厂登记簿的条目时，大体上都会遵循固定的格式规范。首先，书记员会注明记录开始的日期，通常采用耶稣纪年与罗马十五年历相结合的方式。其次，铸币厂厂长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铸币厂官员，如刻板师的名字、铸币厂厂长任职的时间、任职期间负责铸造的是哪种面值的货币（如是金币还是银币）以及它们各自的数量等。再次，有关铸币厂厂长个人货币符号的文字描述。此外，一般说来，书记员还会在登记簿的空白处附上这些货币符号的插图。最后，书记员会以一副佛罗伦萨的象征——百合花图案作为账目的结束。相对而言，最后的百合花图案并不是十分重要，正因为此，奥尔西尼才在再版的过程中省略了这些图案，这也可以说是他对“铸币厂登记簿”所做的唯一改动。
从铸币厂登记簿的记载来看，佛罗伦萨铸币厂厂长通常有两人：一人负责佛罗琳金币的铸造，另一人负责银币和其他贱金属币的铸造。他们的任期通常为6个月，每一届任期开始的时间，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任职时间从未以日历年的开始作为开始。根据佛罗伦萨政府的规定，负责佛罗琳金币发行的铸币厂厂长通常由卡利马拉行会负责选举产生，而负责佛罗琳银币及其他贱金属币发行的铸币厂厂长则由钱币兑换商行会负责选举产生。每一个行会自然总是倾向于选举自己的成员担任铸币厂厂长。由此，到了佛罗琳金币铸造历史的后期，铸币厂厂长的人选有向着少部分精英家族集中的趋势。
根据惯例，每一位负责佛罗琳金币铸造的铸币厂厂长在任职期间，为了以示区别，通常会把一些代表个人的符号（segno）镌刻在货币上。铸币厂厂长的人选发生变化，代表他们的货币符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以佛罗琳金币为例：在钱币的反面，即有施洗者约翰站立像的那一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象征性符号。货币铸造的时间不一样，符号的位置也不一样。在早期的佛罗琳金币上，货币符号通常位于反面的货币铭文之前；而在后来发行的佛罗琳金币上，符号大多位于货币铭文与环绕施洗者约翰的头部光环之间。这种符号实际是官方任命的铸币厂厂长的个人徽章。在佛罗琳金币开始铸造的最初50年时间里，很可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金币上并没有铸造用以区分的货币符号。随后，货币符号开始出现。最初，货币符号很简单，通常是一个或一组小圆点。后来货币符号逐渐复杂化，开始朝着图画符号的方向过渡,有时候也会出现字母组合或花押字。一开始，图画的选择或多或少带有随意性。在早期的佛罗琳金币上，七瓣花、六角星、藤树叶、锤子、松果、麦穗、猴子、贝壳等都曾被用作货币符号。发展到后来，货币符号逐渐与铸币厂厂长所属的家族徽章联系在了一起，即我们通常所看到的盾徽。如卡波尼家族（Capponi）的盾徽为一只阉公鸡，马尔泰利家族（Martelli）是两把呈十字交叉状的锤子，佩鲁齐家族（Peruzzi）是一个梨，斯皮尼家族（Spini）为一丛荆棘等。因而，从理论上而言，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徽章作为精确的时间划分工具，根据每6个月的时间间隔期，确定每一枚佛罗琳金币的具体铸造时间。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铸币厂登记簿”存在一些致命的缺漏，特别是由于缺少1252年至1303年之间佛罗伦萨铸币厂的详细活动记录，我们实际上无法做到精准确定每一枚佛罗琳金币发行的具体时间。
除此之外，“铸币厂登记簿”的记载实际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如没有写明铸币厂厂长的全称，经常把负责金币铸造的铸币厂厂长与负责银币铸造的铸币厂厂长的名字搞混以及经常把金币与银币上的货币符号搞混等。有鉴于此，为弄清楚佛罗琳金币的发行历史，学者们还必须借助对佛罗琳金币的实物研究，如窖藏的或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佛罗琳金币等。
在对佛罗琳金币的实物研究方面，有三部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或研究论文。在对大量现存佛罗琳金币进行实物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根据佛罗琳金币设计图案的变化，大致将长达282年的铸币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又可以再次细分为两个小的时间段。第一，1252—1410年为小佛罗琳金币（fiorino stretto）发展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为佛罗琳金币的直径为20毫米，正面镌刻的是百合花。货币的边缘铸有一行拉丁铭文“FLORENTIA”。货币的反面是施洗者约翰的站立像。他穿着动物毛皮做成的外套，外套的边缘和底部还带有缘饰或者说是流苏，货币的边缘是另一行拉丁铭文“S.IOHA-NNES.B”。第二，1410—1422年为小佛罗琳金币发展的第二阶段，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施洗者约翰所穿披风的缘饰或者说流苏消失不见；其次，施洗者约翰手持十字架的倾斜角度发生变化，变得更加接近垂直线。第三，1422—1459年为大佛罗琳金币（fiorino largo）发展的第一阶段。1422年，佛罗伦萨开始发行直径为22毫米的所谓“大佛罗琳”，标志着佛罗琳金币的发行历史从此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大佛罗琳”阶段。在设计风格方面，“大佛罗琳金币”发展的第一阶段与“小佛罗琳金币”发展的第二阶段基本没有什么差别。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金币的尺寸方面，即小佛罗琳金币的直径为20毫米，而大佛罗琳金币的直径为22毫米。第四，1459—1533年，大佛罗琳金币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施洗者约翰所穿内衣服饰上，多出了一条山羊皮做的短褶裙。
整体而言，现今学界在确定佛罗琳金币发行的具体时间方面，主要依据两种标准。第一，“铸币厂登记簿”有关铸币厂厂长及其货币符号的记载。根据这一标准，人们可以把佛罗琳金币发行的时间具体到某一个确切的年月。但这种划分标准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即由于“铸币厂登记簿”的记录并不完整，尤其是缺少了对1252—1303年间铸币活动的记载，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佛罗琳金币无法通过“铸币厂登记簿”来确定具体时间。第二，根据佛罗琳金币设计图案的变化来确定金币发行的大致时段。根据佛罗琳金币背面设计图案的不同，人们可以推算佛罗琳金币发行的时间段，但这种划分标准的缺点是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无法确定金币发行的具体年份。
三、佛罗琳金币的流通范围、影响及其成因
佛罗琳金币发行以后，传播非常迅速。有关佛罗琳金币的传播，证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考古发现的窖藏货币。我们可以根据佛罗琳金币在窖藏货币当中所占的比例来分析它的传播情况。第二，历史文献记载，如政府或教会的税收登记簿等。教廷的税收登记簿尤为重要，因为罗马教会是中世纪时期唯一有权向欧洲各国征税的机构。各国的流通货币不一样，所上缴的税金，即货币自然也不一样。教廷税官在记录时，只能根据所征收的货币作为单位登记入册。在教廷的税收登记簿里，使用的货币单位可谓五花八门。因而，通过分析佛罗琳金币在教廷税收登记簿中所占的比例，学者可以大致了解佛罗琳金币在各地的流通情况。
佛罗琳金币对外传播的最早证据来自托斯卡纳以及意大利的中北部地区。比萨出土了一批13世纪50年代的窖藏货币，共计金币229枚，其中佛罗琳金币有91枚，表明佛罗琳金币在发行数年之后便得到了迅速传播。1295年至1304年，教廷曾连续三次在托斯卡纳地区征收什一税，征收对象涉及托斯卡纳地区的十二个大主教辖区。有一份1296年的教廷什一税清单留存下来，上面详细罗列了所征货币的种类及其数量，因此成为研究托斯卡纳地区货币流通情况的重要史料。根据约翰·戴伊（John Day）的统计，宏观上来看，在托斯卡纳地区上交给教廷的什一税登记簿里，佛罗琳是唯一提到的金币。微观上而言，在卢卡上交给教廷的总税款中，佛罗琳占比9.5%；在马萨（Massa），佛罗琳占比13.8%；在萨瓦纳（Savana），佛罗琳占比26.4%；在格罗塞特，佛罗琳占比26.8%；在锡耶纳，佛罗琳占比30.7%；在沃尔泰拉（Volterra），佛罗琳占比31.6%；在比萨，佛罗琳占比31.9%；在丘西（Chiusi），佛罗琳占比32.2%；在靠近佛罗伦萨的山顶小城菲埃索莱，佛罗琳占比32.4%；在佛罗伦萨，佛罗琳占比50%；在阿雷佐，佛罗林占比65.5%；在皮斯托亚，佛罗琳占比88.1%。毫无疑问，这份记录表明，至13世纪末期，佛罗琳在托斯卡纳境内得到了广泛传播。
13世纪末，佛罗琳金币开始传播到意大利之外，逐渐扩散到整个西欧地区。1265年，香槟集市出现佛罗琳金币流通的证据。随后，在法国其他一些地方，陆续出现佛罗琳金币流通的证据：1274年的博讷（Beaune）地区、1275年的沙隆（Chalon）地区、1285年的第戎地区（Dijon）以及1295年的福雷兹地区（Forez）等纷纷开始出现使用佛罗琳金币的证据。1314年，一名热那亚商人一次性携带了5万枚佛罗琳金币进入英格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在位期间（1316—1334年），阿维尼翁教廷的全部财政收入当中，佛罗琳金币的数量超过350万枚，法国的阿涅利金币（agnelli d‘oro）共计272 259枚，阿拉伯世界的多布拉币（dobla）币共计149 425枚，威尼斯的杜卡特金币共计3 237枚，热那亚的杰诺维诺币（genovino）共计346枚。同时期发掘出来的私人窖藏货币也显示与教廷财政收入一样的发展趋势，即佛罗琳金币占据了主导地位。1957年，在今比利时的林堡（Limburg）地区，人们发现了一批1340年左右的窖藏货币，共计金币126枚，其中包括84枚佛罗琳金币、26枚佛罗琳金币的仿制品、26枚法国的斯库多币（scudo）、6枚斯库多币的仿制品以及1枚威尼斯的杜卡特币。至13世纪末，佛罗琳金币甚至传入巴塞罗那、北非以及黎凡特，在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国家当中使用尤其广泛。1953—1955年，人们在翻修阿勒颇古城的一幢建筑时，无意中发掘出一批1291年左右的窖藏货币，共计金币629枚。其中，佛罗琳金币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600枚左右，威尼斯的杜卡特币只有21枚，法王腓力四世统治时期发行的阿西西金币（pitit royal assis）只有1枚。1993年和1994年，考古学家先后分两次在阿克里港（Acre）进行水下考古活动，出土了一批13世纪的“窖藏”货币，共发掘金币33枚，其中，佛罗琳金币30枚。这些证据表明，至1270年代末期，高质量的佛罗琳金币已经流通到了阿克里地区。
随着佛罗琳金币的迅速传播和扩散，欧洲许多地区甚至出现大规模仿造佛罗琳金币的情况。佛罗琳金币的仿制呈现两种特征。第一，新仿制的货币与佛罗林金币在货币的图案设计方面差别明显，但在货币的尺寸、重量以及纯度等方面，则竭力模仿佛罗琳金币，与其保持高度一致。受1252年佛罗伦萨发行金币的影响，佩鲁贾于1259年开始发行金币，新发行的货币虽然图案与佛罗琳金币不同，但两者在重量和纯度方面却保持着高度一致。一定程度上而言，热那亚的杰诺维诺币（Genovino）以及威尼斯的杜卡特币也应该算作佛罗琳金币的仿制品，理由是三者虽然图形不一样，但在货币的尺寸、重量以及纯度方面，杰诺维诺币与杜卡特币均是仿照佛罗琳币的规格发行的。
第二种形式的货币仿造可以称之为百分百的复制，即仿造的货币不仅在尺寸、重量以及纯度方面与佛罗琳币相同，就连货币上的图案也一样。自1322年开始，欧洲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全盘仿造佛罗琳金币的现象。这些金币在设计图案方面，与佛罗伦萨发行的佛罗琳金币高度一致，即正面为百合花图形，反面则是施洗者约翰的肖像。1322年9月15日，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支持下，阿维尼翁教廷开始发行仿造的佛罗林金币。1327年，埃乌德四世公爵下令仿造佛罗琳金币。1340年，德意志地区的吕贝克城开始仿造佛罗琳金币。1350年，戈里奇亚（Gorzia）伯爵开始在利恩茨（Lienz）地区发行佛罗琳金币。1352年，即佛罗琳金币发行整整一百年之后，萨沃伊伯爵阿麦戴奥（Amedeo）命令里昂附近的铸币厂仿造佛罗林金币。总而言之，从13世纪下半期至14世纪初的50多年时间里，佛罗伦萨的佛罗琳金币逐渐发展成为欧洲在商业交换与金融贸易方面的主要支付手段。从某种程度而言，佛罗琳金币甚至扮演着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的角色。
佛罗琳之所以能得到迅速传播，当然与欧洲贸易复兴，社会对大额通货的需求增加这一宏观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这种解释模式无法回答佛罗琳金币为何能够战胜同时期欧洲出现的其他金币，成为国际性通货这一具体问题。要想弄清楚佛罗琳金币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的原因，我们还是要结合佛罗琳金币自身的特点以及佛罗伦萨的具体历史环境来进行考察。从佛罗琳金币自身的特点来看，它能够迅速传播的首要前提是其价值稳定，拥有良好的信誉基础。如前所述，在长达282年的时间里，佛罗琳金币虽然在货币的尺寸和设计图案方面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但货币的价值却始终保持不变，即重量始终保持在3.53克左右，纯度约为23.7开金。正是因为意识到币值的稳定在提高货币声誉方面的重要作用，佛罗伦萨政府才会始终注重加强对佛罗琳金币的质量监管。一方面，为加强监管，佛罗伦萨始终坚持铸币厂的“国营化”管理模式。在铸币厂的管理方面，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政府都习惯把铸币厂的经营权承包给一些外来的公司或个人。佛罗伦萨不一样：自创建以来，佛罗伦萨从未把自己的铸币厂外包给私人，铸币厂的附属人员始终归政府管理。另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伪造货币的活动。正因为伪造货币在佛罗伦萨属于重罪，但丁才会在自己的伟大诗篇里不忘把地狱的席位留给一位名叫亚当的伪造货币者。据称，1281年，他因为铸造了纯度为21开金的佛罗琳而被佛罗伦萨政府当即处以火刑。
佛罗琳金币相对较高的发行量，也是其突破佛罗伦萨的狭小边界，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重要保障。根据维兰尼的估算，1338年左右，佛罗琳金币的年产量在35万至40万之间。1316—1317年，维兰尼曾担任佛罗伦萨铸币厂厂长，了解铸币厂的情况。因而，学界认为维兰尼的估算与实际情况大体上是吻合的。据学者估算，14世纪30年代，佛罗伦萨每年发行大约40万枚佛罗琳币。1344—1345年，佛罗伦萨共发行35.2万枚佛罗琳币。1350—1351年，佛罗伦萨发行的佛罗琳金币数量超过34万枚。
佛罗琳的迅速传播，同时还与其定价的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同时期基督教欧洲出现的其他金币不同，佛罗琳的定价并非建立在外部阿拉伯世界的货币基础之上，而是以佛罗伦萨所在的托斯卡纳地区的现行通货作为基础。在佛罗琳金币发行之前，西班牙的卡斯提尔地区以及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王国都曾发行过金币。1172年，西班牙卡的斯提尔地区开始发行人们称之为“摩拉贝提诺斯币”（morabetinos）或“马拉维迪斯币”（maravedis）的金币。摩拉贝提诺斯币虽然是基督教西班牙发行的金币，但在货币的尺寸、纯度等标准方面，却完全模仿阿拉伯世界阿尔摩拉维亚王朝的第纳尔（dinar）金币。摩拉贝提诺斯币不仅与阿尔摩拉维亚王朝的第纳尔金币等值，而且纯度也一样，都是20.5开金。1240年代，阿尔摩哈德王朝取代阿尔摩拉维亚王朝。随即，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多布拉币（dobla）开始取代第纳尔币，成为北非地区的通行货币。随着阿拉伯世界通货的变化，西班牙的卡斯蒂尔地区也迅速放弃“摩拉贝提诺斯币”，改铸价值为两个第纳尔的多布拉币。西西里地区金币发行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11世纪下半期：1072年，罗伯特·圭斯卡德（Robert Guiscard）在征服帕勒莫之后，随即在当地发行塔里金币（Tari），价值是阿拉伯世界第纳尔金币的四分之一。123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西里王国国王腓特烈二世在布林迪西与墨西拿两地开始铸造所谓的“奥古斯都”（augustales）金币，其价值完全仿照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多布拉币，是原第纳尔币的两倍，纯度同样为20.5开金。因而，从经济发展与货币流通的角度而言，西西里王国、基督教西班牙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甚至比西欧地区更为密切。
佛罗琳的定价基础与上述两者有着显著差别，它的发行是以托斯卡纳地区通行的格罗索银币作为基础的。实际上，早在佛罗琳发行之前，托斯卡纳地区早已确立以格罗索银币为基础的统一货币体系，这也是佛罗琳之所以能在托斯卡纳地区得到快速传播的重要条件。如前所述，自加洛林帝国晚期一直到12世纪中期，托斯卡纳地区一直是一个单一货币的流通区域，卢卡是托斯卡纳地区唯一拥有铸币权的城市，其发行的银币第纳里是托斯卡纳地区实际使用的唯一通货。但12世纪中期以后，受商业复兴的影响，托斯卡纳地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建立自己的铸币厂并发行货币，卢卡在托斯卡纳地区的铸币垄断权以及托斯卡纳地区的统一货币体系随之崩溃。为克服通货紊乱带来的不利影响，托斯卡纳各城市开始尝试建立货币同盟，以恢复币制的统一。12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托斯卡纳各城市公社寻求建立地区性统一货币的时期。1181年，托斯卡纳地区两大最重要的铸币中心——卢卡与比萨率先签订货币同盟协议，两个城市不仅同意平分彼此铸币厂的利润，而且还承诺在各自的领地内相互接受对方发行的货币。同年，比萨与锡耶纳建立货币同盟，两个城市开始发行在重量和纯度方面均等值的第纳里银币。1184年，卢卡与佛罗伦萨签订货币同盟协议：卢卡同意，只要佛罗伦萨人把贵金属运来卢卡铸成货币，卢卡愿意把铸币所得的一半利润让与佛罗伦萨。由此，通过两两之间彼此建立协议的方式，托斯卡纳各城市之间的货币体系相互交织在了一起。至13世纪40年代，托斯卡纳各城市纷纷发行面值更大的格罗索银币。新发行的格罗索银币除了在货币的图案方面不一样之外，在尺寸和纯度方面完全一致。因而，有学者认为，格罗索银币的发行代表着托斯卡纳地区统一货币体系的最终建立。
货币在定价基础方面的不同，对货币的传播有着重要影响。基督教西班牙与西西里王国因为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因而两地在金币的发行方面，主要是以阿拉伯世界的通货作为模仿对象和定价基础。这至少从两个方面阻碍了两地金币的传播和扩散：第一，欧洲与阿拉伯世界在金币的重量和纯度标准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基督教西班牙与西西里王国选择以阿拉伯世界的金币作为定价的基础，这显然不利于两地金币进一步向欧洲内陆地区的传播和扩散。第二，12世纪末，阿拉伯世界开始爆发金币危机，逐渐从金币时代过渡到银币时代。受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基督教西班牙与西西里王国的金币发行也逐渐难以为继。反观欧洲，受商业复苏的影响，欧洲人逐渐取代阿拉伯人成为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主角。这时阿拉伯世界的金币发行已经难以为继，而地中海世界长期以来早已经习惯了以金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受此影响，西方世界急于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统一货币，佛罗琳金币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西方世界的空白。佛罗琳金币净重3.53克，纯度23.7开金标准的设立，一方面建立在托斯卡纳地区的统一货币——格罗索银币的价格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还严格遵守了加洛林帝国时期创立的镑、先令与便士之间1∶20∶240的兑换标准。自中世纪以来，加洛林货币体系可以说早已成为整个欧洲货币体系的基础。佛罗林金币的发行正是建立在加洛林货币体系的基础之上，并最终使得加洛林货币体系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这对于佛罗琳金币在托斯卡纳以及欧洲的传播无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最后，佛罗琳金币的迅速传播还与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所建立的国际化商业贸易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理查德·A. 戈德斯韦特（Richard A. Goldthwaite）高度评价了贸易网络对佛罗伦萨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认为“佛罗伦萨在国际商业与金融业方面的优势建立在其海外网络的基础之上。佛罗伦萨公司广泛分布在西地中海、北欧、内陆城市以及主要的贸易港口。尽管这些公司都属于独立自主的贸易公司，但它们相互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国际贸易网络，其广泛程度超过了16世纪之前任何其他城市的商人”。因而，与热那亚、威尼斯、安特卫普等城市相比，佛罗伦萨虽然算不上商品中转中心，但佛罗伦萨商人却通过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建立分部的方式，为自己的商品构建起一个国际性的转运体系。
总体而言，国际贸易网络对佛罗琳金币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控制国际贸易网络，建立起以佛罗琳金币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兑换体系，推动佛罗琳金币向着国际化货币的方向发展。就拿佛罗伦萨国际商业银行公司的核心业务——汇票业务而言，其实质在于通过银行的国际化网络，在不需要实际硬币运输的情况下，实现货币的快速转移。因而，需要把钱汇到英国从事羊毛贸易的佛罗伦萨商人，通过汇票业务，可以在不发生实际硬币运输的前提下把钱款从佛罗伦萨转移到英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地通货的差异，但凡汇票业务势必涉及不同地区货币之间的兑换率问题。在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创立的国际化贸易网络当中，衡量不同地区货币汇率的参照物自然是佛罗琳金币。任何城市的商人或权贵，如欲利用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的国际化贸易网络，必须接受以当地货币与佛罗琳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作为汇兑的基础。汇票业务如此，国际化的商业贸易也是如此。因而，通过建立国际化商业贸易网络，佛罗伦萨商人足迹所到之处，佛罗琳金币也就随之传播到哪里。
另一方面，通过受聘担任外国铸币厂的负责人或技师，佛罗伦萨商人得以借助国际化贸易网络把佛罗琳金币的铸造技术传播到欧洲各地。在承租外国铸币厂的业务方面，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备受各国政府的青睐。一些外国君主时常向佛罗伦萨政府发来特别请求，要求后者提供铸币厂师傅或其他技术人员。14世纪，匈牙利铸币厂的承租工作多为佛罗伦萨和帕多瓦商人所垄断。佛罗伦萨的弗雷斯科巴尔迪公司（Frescobaldi）承租了特伦特（Trent）主教与提洛尔（Tryrol）伯爵设于梅拉诺（Merano）的铸币厂。该公司同时还承租了英王在伦敦的铸币厂以及那不勒斯国王设于卡普阿纳城堡（Castel Capuana）的铸币厂。通过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的贸易网络，佛罗琳金币的铸造技术也随之传播到欧洲各地，用另一种方式推动了佛罗琳金币的对外传播。
结 语
毋庸置疑，金币的发行与欧洲重回金币时代实际是12、13世纪欧洲商业贸易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宏观背景的分析无法回答为什么是佛罗伦萨而非欧洲其他地区率先走上发行金币的道路这一具体问题。因而，问题的答案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到佛罗伦萨历史的特殊性当中去寻找。13世纪佛罗伦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托斯卡纳地区的货币发行传统、佛罗伦萨高度发达的羊毛纺织工业以及佛罗伦萨政府的反皇帝立场等都可以归入佛罗伦萨的“特殊性”当中，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罗琳金币的发行。
从1252至1533年，佛罗琳金币的发行毫不间断地持续了282年，这段历史自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学者的研究主要基于两大路径：其一，佛罗伦萨铸币厂的资料集——铸币厂登记簿；其二，公私搜藏以及考古发现的佛罗琳金币实物。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学界重点考察了佛罗伦萨铸币厂的组织形式、佛罗琳货币图案的发展变化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对历任铸币厂厂长的社会阶层和家族来源的分析，佛罗琳金币的研究也因此得以突破纯粹货币史的框架，具备了社会史的新维度。
佛罗琳金币在发行以后，它的迅速传播以及所取得的世界性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佛罗琳金币的一些内在特征，如其价值的高度稳定、发行量大以及地方化的定价基础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罗琳金币的对外传播。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创立的国际化贸易网络，也是佛罗琳金币迅速对外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佛罗琳金币才得以在短时期内扩散到世界各地，取得了类似今天“美元”在全世界的地位。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之所以发展成为当时欧洲银行业的中心，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罗琳金币的这种世界性地位。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