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是渗透着伦理观念的社会交往行为，具有社交性和伦理实践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然而，现代社会偏见导致游戏的历史角色被长期忽视。这种偏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它首先与游戏范畴自身的变化有关。在18世纪以前的西方，不仅赌博（在法语中，“赌博”和“游戏”都是jeu）被视为游戏，网球、戏剧等体育和艺术活动也是如此。但在17—19世纪，戏剧和许多体育活动逐渐从游戏中分离出来，变成严肃的专业行为，这导致游戏的范畴显著收缩。其次是游戏丧失了社交性，由公共行为变成私人活动。在路易十四（LouisⅪⅤ，1643年6岁时登基，1661—1715年亲政）的宫廷社会，游戏的社交性和公共性仍十分明显。宫廷贵族聚集在凡尔赛等王家宫殿，成天无所事事，游戏成为他们消磨时间的主要手段。近代法国宫廷社会的许多伦理观念便是在宫廷贵族的游戏社交中构建并传播开来的。这种宫廷伦理造就了相对封闭的宫廷文化，也深刻塑造了宫廷贵族的特权意识和旧制度法国的等级观念。
尽管游戏在宫廷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在有关游戏史和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宫廷社会的研究中，对宫廷游戏的讨论并不多见。比如，埃利亚斯的《宫廷社会》和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都很少论及这个问题。另有一些研究论及特定种类的游戏或娱乐，但在游戏与宫廷社会构建的关系上着墨不多。本文主要根据路易十四时代若干宫廷人士的书信和回忆录等材料，尝试重现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法国宫廷的游戏生活，并探究游戏如何帮助构建路易十四的宫廷社会和作为贵族集体意识的宫廷伦理。
一、游戏特权与宫廷贵族的身份意识
在路易十四时代，游戏是宫廷贵族身份特权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并不是说宫廷贵族以外的人不玩游戏，而是两者的游戏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宫廷贵族拥有通过游戏消磨时间的特权。德国社会史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指出，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宫廷贵族有特权身份，却没有专门的职业。一方面，骑士贵族的廷臣化使佩剑贵族失去了传统的战争职业。尽管军职仍被佩剑贵族垄断，但获得职位的只是少数人。另一方面，国王在行政事务上更多依赖新兴的穿袍贵族，从而限制了旧贵族从政的机会。此外，旧制度时期的贵族还被禁止从事商业活动。按照埃利亚斯的说法，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货币贬值，让拥有赋税独占权的国王获得最大的利益，利益受损的则是骑士和贵族集团，这显著加深了后者对国王的依赖程度。这些贵族（及贵妇人）远离家族地产，多数时间都在凡尔赛等王家宫殿度过。新贵族为了获得更多机会，也要经常混迹于宫廷。这些人都有大量的空闲时间需要打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passetemps”（消磨时间，引申为消遣、娱乐）一词应运而生。在路易十四的弟媳奥尔良公爵夫人、塞维涅夫人、圣西门公爵等宫廷人士的书信和回忆录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如何消磨时间是那个圈子的人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塞维涅夫人介绍了她们打发时间的方法，包括旅行、散步、聊天、下象棋、打牌、听音乐、看戏、看别人玩游戏、看书、写信等。因为安排得很丰富，她们总体上并不觉得时间十分难捱。
上述记录者都不是特别沉迷游戏的人，但其他宫廷人士并非如此，而是经常整日整夜地进行各种游戏娱乐，特别是赌博。路易十四的儿子贝里公爵结婚时，由于时事艰难，没有得到国王的任何礼物。这导致他甚至没有钱参加马尔利（Marly）行宫的游戏。勃艮第公爵夫人将此事告诉国王，国王说只能给他五百皮斯托尔。公爵夫人认为聊胜于无，因为不能游戏是不可忍受的。这种打发时间的需要贯穿了整个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生活。在冬季，为帮助聚集在凡尔赛宫的贵族贵妇们消磨时间，路易十四每周一、三、五晚上都举行盛大的宫廷游戏活动，所有出席者可以自主选择参加音乐、跳舞、纸牌、桌球（billard）等游戏娱乐。周二、四、六晚上则有戏剧表演。避免无聊的需要甚至战胜了王室丧礼应有的悲伤。1690年太子妃病逝，丧礼刚结束，生活就回归日常：所有房间都挤满了赌徒，下午人们出去打猎，晚上则演奏音乐。同样，1701年6月10日下午（6月9日中午奥尔良公爵因中风而去世），国王唯一的弟弟奥尔良公爵死后才26个小时，王子勃艮第公爵就奉国王之命，领着宫廷男女玩一种称作布勒朗（brelan）的时髦纸牌赌博游戏，因为国王不希望大家在马尔利行宫无聊地干待着。大丧之际尚且如此，平日自不必说。
消磨时间作为一种特权只属于宫廷贵族，大众阶层并没有此种权利，——作为生产者，他们的无所事事被认为是有害的。16—18世纪，法国国王、教会及启蒙精英一直努力削减法国的宗教节日，除宗教原因外，他们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理由便是避免让劳工阶层过度放纵。在1666—1667年写给法国全体主教和大主教的信中，路易十四要求缩减各主教区的停工节日，其中写道：“朕开设工厂，好让每个人都有职业谋生。然朕得知，为数众多的节日大都被用于放纵（débauche）而非虔诚。工人们往往因为放荡（déreglement）或无所事事（oisiveté），拖累家庭陷入严重匮乏的境地。作为弥补，他们不得不在工作日索要高额工钱，这对公共利益造成极大伤害。”同样的放纵和无所事事，在宫廷贵族那里是理所当然的，在工人那里却是有损公共利益的。游戏成为特权身份的象征，这是绝对君主制和早期工业化时期等级隔阂的真实写照。
第二，宫廷贵族的游戏和游戏方式也具有明显的特权性质。有些游戏历来为贵族独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骑士比武。作为一种与战争技能紧密相关的游戏，从诞生时起，骑士比武便是骑士贵族阶层的专属游戏。平民参与这种游戏的情形十分有限，甚至模仿都被视为僭越。1460年，里昂商人弗朗索瓦·加兰（François Garin）在诗中告诫儿子不要参加跳舞、马上单挑、摔跤、跳跃等游戏。不过，他反对这些游戏的理由并不相同。他称，经常跳舞会点燃青年人炽烈的情欲，诱使他们做出不可饶恕的蠢事恶事。相比之下，他反对儿子参加马上单挑、摔跤、跳跃，则因为它们不是锻炼身体的游戏（这与现代“体育”观念明显不同），而且会导致受伤甚至死亡，因而这些游戏应留给专门从事战争的贵族。总之，在他看来，跳舞是所有人的游戏，马上单挑、摔跤、跳跃则专属于贵族阶层。尽管他的理由是害怕受伤和死亡，但其结果仍旧是从平民的角度确认了游戏的阶级性。而且，从骑士贵族的角度看，无惧死亡正是他们优于其他阶层的一个卓越品质。在路易十四时代，骑士比武已经式微，失去了对抗性和危险性，变成了公共表演，但仍旧是贵族身份的重要象征。另一个特权游戏的例子是纸牌赌博游戏。这些游戏在巴黎和凡尔赛都十分流行，但它们在这两个地方的法律地位并不相同。在巴黎，警方只允许在圣日尔曼和圣劳伦集市赌博，且不允许玩运气类游戏（指纸牌、掷骰子等主要由运气决定胜负的游戏，它们直到1770年以后才获准进入巴黎的合法赌场）。然而，这些游戏在法国宫廷却是另一种待遇。塞维涅夫人在一封信中说，在巴黎，玩奥卡（hoca，一种输赢很大的赌博游戏）要被处以死刑，但它在凡尔赛却畅通无阻：一个上午输掉5000皮斯托尔是小菜一碟。
莫里哀是路易十四时代著名的宫廷戏剧作家，他的喜剧《贵人迷》深刻反映了宫廷游戏特权的另外一个方面。《贵人迷》法语剧名“Le Bourgeois Gentilhomme”，直译“资产阶级绅士”，这个名称本身就是笑料，因为在当时“资产阶级”是平民的专称，而“绅士”则是贵族的专称。平民资产者尽管富有，但要成为贵族，在宫廷贵族看来纯属异想天开。《贵人迷》等戏剧当时主要就是在宫廷演出，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塞维涅夫人都曾多次提及该剧的内容。为了成为贵族，资产者汝尔丹娶了一位没落贵族出身的妻子，并延请音乐教师、舞蹈教师、剑术教师、哲学教师，以便学习宫廷生活所必需的技艺。然而，这些努力皆是徒劳，反而使他成为所有人——包括他的妻子——眼中的笑柄。从广义上讲，汝尔丹想学的上述技艺大都属于宫廷游戏娱乐的范畴。莫里哀的戏剧表明，当时所有人都明白，宫廷的游戏娱乐与民间十分不同，这中间既有专属于贵族的剑术，也有同样存在于民间、却凭借高雅的游戏方式区别开来的音乐和舞蹈。富有的新兴资产阶级可以“买到”与贵族联姻的机会，却买不来、也学不会被认为是源于贵族血统的高雅趣味。这种宫廷文化的封闭性是宫廷贵族身份优越感和地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二、宫廷贵族的游戏社交与游戏“义务”
对于宫廷贵族来说，游戏不仅是身份特权的重要标志，而且是至关重要的社交场合。一些人凭借出众的游戏技巧平步青云。圣西门公爵在回忆录中描绘了好些个这样的人。他说，拉·沃居永（LaVauguyon）善弹吉他和琵琶（lute），擅风情，获得王太后第一女仆博韦夫人青睐，并因此得到一些重要职位和荣誉。当若（Dangeau）凭借出众的游戏技能直通宫廷上层。他的纸牌赌博技巧出神入化，令塞维涅夫人推崇备至。他利用在赌桌上赢得的财富，从黎塞留公爵手中购得太子妃荣誉骑士的职位，后者之所以出售该职，则是因为在赌桌上输了太多钱。此外，他还凭借即兴作诗的技能，从国王那里获得一处圣日尔曼的寓。另一位宫廷人士沙米亚尔（Chamillart）被任命为财政总管，则是因为他所有游戏都玩得很好，尤其是国王十分喜爱的桌球。他凭借这种游戏技能被引荐给国王，并深得国王和曼特农夫人宠信。孟德斯鸠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现象：“赌徒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地位。这种头衔完全取代了出身、财富和人品，它不加辨别地把所有拥有这种头衔的人提升到上层人士的行列。”
不善游戏的人则显得与整个宫廷格格不入，甚至受到冷落。奥尔良公爵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是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路易的女儿，在她父亲死后，路易十四便以她的名义发动了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年）。她身上具有与法国宫廷贵妇显著不同的德国人的性格特征，包括身材健壮，精力充沛，特别喜爱户外运动和新鲜空气。她认为法国社会风气很坏，并为身为德国人感到自豪。她最主要的通信对象也都是德国故交。因此，从她的视角观察法国宫廷文化十分有趣。她经常批评法国宫廷的文化，称法国的娱乐浮夸且正式，宫廷人士都很虚伪，徒步行走的能力比呆头鹅好不了多少，——除了国王、谢弗勒斯（Chevreuse）夫人和她自己，没有人能走上20步而不流汗喘气。她喜欢跟国王去打猎，这是维系她和路易十四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她经常一周出去打猎好几次。在1714年，62岁的她还为因重感冒错过枫丹白露的狩猎活动而感到遗憾。其他贵妇人远没有她这么热衷于狩猎，而更喜欢待在屋里赌博，对此奥尔良公爵夫人却不喜欢。她说，自己不赌博，首先是因为没钱（在经济上的这种坦率也与其他宫廷人士不同），其次是不爱赌博。她说，法国宫廷赌博的赌注非常高，人们像疯了一样。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去猎鹿两次，虽然老了，但我宁愿显得荒唐也不愿生病，打猎和大运动量的活动是治疗我的忧郁的最好药方。”她的忧郁显然与她跟丈夫的冷淡关系有关。在1696年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无疑又是处女了——如果19年未与丈夫同床能让我成为处女的话。”截然相反的游戏爱好，是她与丈夫关系冷淡的一种原因或反映。她钟爱狩猎，她丈夫却不喜欢，而且除非去打仗，否则他从不骑马。另一方面，她丈夫奥尔良公爵和绝大多数法国宫廷人士一样，热衷于赌博。圣西门公爵也说，奥尔良公爵是法国所有宫廷娱乐的推动者，他的去世带走了宫廷生活的乐趣。奥尔良公爵在圣克卢接待众多高级贵妇和赌徒，那里的游戏、景色、音乐、欢乐，使它成为一所快乐、优雅、壮观的宫殿。圣西门公爵特别强调，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夫人为人苛刻，不合群，令人畏惧；她整天待在一个小房间里，守着德国王公的画像度日，每天亲手写大量信件。圣西门公爵最后加了一个极具法国宫廷特色的评语：“阁下（指奥尔良公爵。——本文作者注）始终没能说服她过上更加人道的生活。”这种居高临下的文明传道士心态，贯穿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近现代历史，直至今日。奥尔良公爵夫人自己也证实了圣西门公爵的说法。她称，虽然自己不跟其他宫廷人士一起玩游戏，“但只要待在我的小房间里，时间并不难捱”。在另一封信里，她说，“我和少数不赌博的人遭到冷嘲热讽”“现在的宫廷毫无快乐可言”。因为这种性格，加上不愿融入宫廷社会，她同其他宫廷人士关系并不好。比如，她与曼特农夫人堪称仇敌，在信中经常用“老婊子”等词汇指称后者。即便同样出身于巴伐利亚家族的太子妃，也跟她矛盾重重。太子妃虽然也喜欢打猎，却在许多方面与奥尔良公爵夫人性情相反。比如，太子妃喜欢赌博，也擅长跳舞等其他宫廷游戏，因而能很好地融入甚至引领法国宫廷生活，圣西门公爵称她为宫廷“所有节庆、娱乐、舞会的灵魂”。1680年，塞维涅夫人跟随太子妃去打猎。太子妃在追猎野兽时并不急于抓住它们，这给了大家谈论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机会。塞维涅夫人说，若非如此，大家已经把她遗忘了。她还称，这些狩猎也许有助于弥合巴伐利亚家族这两个分支之间的裂痕。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游戏在宫廷社交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宫廷游戏的社交性使得它不仅仅是宫廷贵族的一种特权，还变成了宫廷贵族的一种“义务”。这主要是指宫廷贵族需要通过游戏来表明和确认自己的宫廷身份。埃利亚斯指出，任何人如无法维持符合其社会地位的外观，就会失去其所在社会的尊重。游戏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帮助贵族表达和维持其宫廷身份。第一个方面是游戏的时间。由于拥有大量空闲时间是宫廷贵族的特权，因而用于打发时间的游戏也就成为特权身份的标志。对此前文已作探讨，兹不赘述。第二个方面是游戏特别是赌博游戏中的消费。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埃利亚斯专门探讨了贵族的奢侈消费问题，并使用了几个相关的词语加以描述：荣誉消费（prestige consumption）、地位消费（status－consumption）和炫耀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他指出，贵族需要不断通过奢侈消费来证明他们的地位。工业时代也有奢侈消费，但决定性的区别在于，这些消费具有更明显的私人性质，与权力机制没有直接联系。宫廷社会的消费则带有显著的社会压力，是不可逃避的。换言之，宫廷社会的奢侈消费具有公共社交的性质。
在路易十四的宫廷，赌博消费就具有明显的公共社交特征。这种消费金额巨大。王后有一个上午输掉了两万埃居。国王、王后、蒙特斯潘夫人和其他贵族贵妇玩荷维希纸牌（reversis），每天输赢达两三千个金路易。人们玩巴塞纸牌（basset），一晚上会输掉10万皮斯托尔。奥尔良公爵一次能输掉10万法郎之多。当然，也有赢钱的人。最擅长这些游戏的当若曾在10天内赢了20万法郎，1个月赢了10万埃居。考虑到宫廷贵族花在赌博上面的时间之多，赌博消费之高更加无法想象。更重要的是，“荣誉消费”的义务决定了宫廷贵族根本无法量入为出。不喜欢赌博的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塞维涅夫人都对家人的这些消费心惊胆战。奥尔良公爵夫人说，因为丈夫输掉太多钱，家里连1个里亚尔（银币）都没有，经常缺乏生活必需品。她也一再表示，按照公爵的花钱方式，如果他先于她去世，她必将坠入悲惨的境地，只能仰仗国王过活。塞维涅夫人的儿子写信告诉她，他准备跟他的小主人一起玩荷维希纸牌。看罢儿子的来信，塞维涅夫人顿感“浑身冰冷”，因为这种游戏可以让人瞬间输掉二百、三百甚至四百皮斯托尔。另一次，一位副主教说，塞维涅夫人看见自己的女婿在玩奥卡纸牌，她“头发都竖了起来”“简直气疯了”！因赌博破产的宫廷人士并不罕见。1698年，有4位军官因此陷入绝望并自杀。奥尔良公爵夫人评论道，如果他们的娱乐是德国的消遣和简单游戏，就不会落到如此境地。这种德国人视角或许反而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在法国宫廷人士看来，与其因为远离宫廷游戏而沦落到奥尔良公爵夫人这般孤独境地，毋宁在上流社交界娱乐至死。这个上流社交界当时被称作“le monde”（世界）或“le grand monde”（大世界），表明在宫廷人士看来，宫廷社会就是整个世界或唯一值得生活的世界。圣西门公爵关于奥尔良公爵未能说服夫人过上更“人道”的生活方式的评价，就是此种观念的突出反映。
很多时候，宫廷贵族痴迷赌博，并为狂热的冲动所支配。这种热情很容易遮蔽游戏情感的另一面：对失去宫廷人士的尊重、进而丧失宫廷身份的焦虑和恐惧。1693年前后，拉·沃居永失宠了，无以谋生，但仍出入于宫廷的赌局之间。一次在佩洛（Pelot）夫人家的布勒朗赌局上，夫人下注时他没跟，夫人便半开玩笑地称他为懦夫。他当时未发一言，但等所有人离开后，他恶狠狠地教训了佩洛夫人一顿，甚至差点把她掐死。两人和解后，此事秘而不宣，拉·沃居永照常参加佩洛夫人家的赌局。之后他的处境并未改善，最终精神失常，吞枪自杀。这反映了陷入贫困的宫廷人士在无法维持“荣誉消费”时的脆弱心态，而留在宫廷社会的强烈渴望又促使他们在焦虑和恐惧之中继续游戏。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在被骂作“穷鬼”时表现异常敏感，有两位贵族就曾因此在赛马后决斗。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奥尔良公爵罔顾后果的花钱方式：对他来说，节省“荣誉消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作为法国所有宫廷娱乐的推动者，他就处在“世界”的中心。
三、宫廷游戏与路易十四的绝对君权构建
路易十四本人曾对宫廷游戏的“义务”性质作过明确的阐释。不过，他主要是从君王统治术的角度进行解释，因而其理解的游戏“义务”与贵族明显不同。他说：“将贵族留在宫中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他在凡尔赛等宫廷举办众多游戏盛会，正是为了将贵族留在宫廷中。同时，无论是骑士比武、宫廷芭蕾还是赌博，路易十四总是亲身参与，并要求其他王室成员也这样做。他甚至鼓励王子们向他要钱参加赌博，嘱咐他们不用担心输钱，因为像他们这样身份的人输多少都无所谓。当他的儿媳勃艮第公爵夫人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时，他还安排替她偿清。
在写给儿子的《致王储训言》中，路易十四明确地从君王统治术的角度阐述了他这样做的理由。他称，一些国家的国王喜欢深藏不露，依靠恐惧进行统治；相比之下，法国君主制的非凡之处在于君王与臣民的亲近性，而游戏正是达成此目标的重要手段。不过，法国国王参加这些游戏是有条件的：当这些游戏只是“轻浮的娱乐”时，他会敬而远之；但当它们变成盛大的表演时，君王就有了参加的“义务”。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游戏交际让宫廷人士跟我们形成一种真诚的亲密关系，令他们获得无法言说的感动和陶醉”；另一方面，游戏不仅能让臣民尽情愉悦，而且臣民们看到君王也喜爱他们喜爱或擅长的东西，他们就会欣喜若狂，君王则“借此控制他们的思想，俘获他们的忠心，这有时比奖赏或恩惠更有效”。众所周知，路易十四还亲自参加宫廷芭蕾的表演并扮演太阳神。他也对此种参与的意义作了精辟的阐释：“我们选择扮演太阳，因为在这种艺术的规则里，太阳是最高贵的。太阳独一无二。它光芒四射。它为其他星辰送去光明，众星环绕使它仿若宫廷。它分配公平正义，就像它的光芒普照万民。它赐福万方，令万物生生不息。它运行无止，却似岿然不动。它仪轨如一，永不偏离正道。凡此种种，使太阳无可争辩地成为伟大君王最生动、最高贵的象征。”总之，路易十四是在有意识地利用游戏来彰显王权的合法性，强化国王的权威，构建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宫廷社会。
除了《致王储训言》中明确说明的理由之外，路易十四的宫廷游戏策略还有他不能明说的方面，亦即利用游戏削弱贵族的势力，同时增加他们对王权的依赖。如前所述，游戏是国王吸引贵族留在宫廷，远离其势力根基的一种手段。此外，路易十四允许赌博游戏在宫廷大行其道，同时亲身参与并鼓励王室成员参与其中，也有着不可言说的政治目的。对此，当时的宫廷贵族圣西门公爵就看得十分清楚。他指出，国王把荣誉与奢侈消费捆绑在一起，根本目的是让所有人陷入贫穷，而这些人想要维持生活，就必须完全倚仗国王的恩惠。圣西门公爵在这里所说的“所有人”（toute le monde），显然是指上流社交界即宫廷人士，因为“荣誉消费”只与他们有关，而圣西门公爵本人是主张维护等级差别的。他接着说：“富丽堂皇的宫廷，严重混淆乃至泯灭自然差别（指等级差别。——本文作者注），都满足了国王的虚荣心。”
圣西门公爵关于路易十四利用游戏消费削弱贵族的说法并非出于臆断，路易十四对其弟弟和弟媳运用的手腕就是明证。作为所有宫廷娱乐的推动者，奥尔良公爵在游戏上的开销十分庞大。公爵夫人说，丈夫公开宣称将行乐至死，不打算留下任何东西，并且他言行如一。换言之，路易十四把弟弟推到如此崇高的地位，是为了让他耗尽家产，从而完全依赖于自己。这可以从一件事情当中得到充分体现。1695年，路易十四强迫肖尔纳（Chaulnes）放弃布列塔尼总督一职，尽管肖尔纳在宫廷和民间深受爱戴，且已担任该职很长时间。按照国王与其弟弟之间的事先约定，该职位应授予沙特尔（Chartres）公爵。但国王爽约了，把位置给了另一个人。奥尔良公爵十分生气。不过，国王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弟弟的愤怒：给他一笔钱去赌博和装饰圣克卢城堡。普里米·维斯孔蒂证实，只要有钱赌博和进行其他娱乐，奥尔良公爵就不再关心其他事情。他还说，当时所有的法国贵族都是如此。路易十四利用宫廷游戏的“荣誉消费”令贵族陷入贫穷的策略相当奏效。由于情感不和，加上资金紧张，奥尔良公爵经常不给妻子提供必要的开销，以致她连打猎用的马匹都没钱换，最后只能依靠国王帮助。尽管与曼特农夫人相互仇恨，但她对国王始终抱有好感，而国王则给她赖以生活的年金和资助。1691年，国王额外送她2000皮斯托尔，令她感激不尽，因为这让她得以偿清欠债，且“这一方面表示国王不再像去年那样疏远我，另一方面也维持了我在债权人面前的信誉”。由此也可看出，她似乎经常依靠举债维持开支。丈夫一去世，她立刻在国王的调解下与曼特农夫人和解，显然也是出于生计的考虑。
但圣西门公爵关于路易十四希望消除等级差别的判断并不准确。国王确实有削弱佩剑贵族、扶持穿袍贵族的做法，但其目的是为了制衡，而非让两者合为一体。埃利亚斯认为，等级隔离，强化各等级之间的分歧和对立，是法国绝对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路易十四早年经历过可怕的投石党叛乱，他从中深切体会到，若让各等级的精英——特别是佩剑贵族、高等法官、行政官员——克服彼此之间的厌恶而联手对抗国王，那将是极其危险的事。圣西门公爵所说的那些做法，事实上是路易十四分化两类贵族并使他们保持相互厌恶的一种策略。在很多时候，他仍旧注意维护旧贵族的特权。圣西门公爵自己也说，路易十四每周要去猎鹿一次以上，其中枫丹白露的猎鹿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其他地方则只有获允许的人才能去。1683年竣工的马尔利城堡，是只有宫廷亲密成员才能进入的小型节庆场所。参加特定宫廷游戏的资格成为获得国王恩宠的标志。虽然获得邀请的人未必都是旧贵族，但新旧贵族得到的待遇却有实质区别。18世纪下半叶，康庞夫人记录了两位密友之间的一段对话：有人问一位身为新贵族的男爵，他是否在国王前往马尔利的游行队列中，男爵回答：“不，我只在无关紧要的人当中（en polisson）。”康宠夫人解释道，这个回答等于说：“我和所有1400年以后才获得贵族身份的人一样。”尽管这是路易十六时期的事，但吕内公爵证明此种状况在1744年同样存在，并表示这些被称作沙龙客（Salonistes）或被戏称为“无关紧要者”的人，虽然获准进入马尔利的沙龙，在那里却没有住所。由此看来，这种区别对待很可能是马尔利行宫的传统。
四、游戏社交、宫廷伦理与早期现代性
宫廷在游戏上投入的时间和游戏的社交性，还意味着游戏有可能在宫廷伦理的构建上发挥重要作用。“优雅”的行为举止（bonne grace）是这种宫廷伦理的核心内涵。不过，17世纪法国宫廷贵族对“优雅”的理解与现代人十分不同。
对这些宫廷贵族来说，“优雅”首先是对身体和情感的得体控制。这在骑士比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骑士比武这种在中世纪非常粗暴的贵族游戏，到17世纪已经失去身体对抗性，变成极度讲究身体控制的象征性游戏。相比之下，老式网球（le jeu de paume）的游戏方式在17世纪变化不大，尽管索雷尔在1642年仍称它“高贵而体面”，但由于打网球时不适合穿正装，且体力消耗过大，难以保持优雅体态，导致它逐渐被视为一种“粗野”的游戏，并在这个世纪急剧衰落。巴黎的网球场数量从16世纪末大约200个减少到1657年的114个，到1700年则只剩下10个。在这期间，一些网球场被改成了剧院，反映了时代风尚的变化。取代网球的是运动量较少、更容易控制体态、也更适合穿正装的桌球和槌球（mail）。这些伦理追求同样适用于赌博。生活在路易十三至路易十四时代的梅雷骑士被阿利埃斯称作“正直”的“上流社会成员的典型”，他在书中专门教授如何在宫廷优雅地赌博。他写道，“我还注意到，如果用灵巧优雅的姿态去赌博，那就可以产生好的效果”，因为它非常容易打开通向上流社会的大门，“尤其当你玩起来像一个雅士的时候”。他还说，“要尽可能像‘高贵之人’那样玩，无论输赢均可做到面不改色”，而不要像普通赌徒那样暴跳如雷或得意洋洋。当然，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一样，“优雅”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总有反例。圣西门公爵和奥尔良公爵夫人都证明，宫廷人士在赌博时表现出来的性情与平时大相径庭，不可理解。不过，他们是把这些事情当作不体面的行为加以记录的，因而仍反映了宫廷社会正面的价值取向。塞维涅夫人十分欣赏的当若身上就体现了正面的品质：当若全神贯注于游戏中，表面看似漫不经心，但没有什么能令他分神，他的良好举止使运气对他全无影响。
福柯和埃利亚斯都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秩序构建的框架下解释上述变化，前者把它视作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自我“规训”，后者则称之为“文明化”。就本文而言，这种控制身体和情感的要求与近代早期法国宫廷贵族的身份意识紧密相联，它既是贵族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特权的外在表现，也表达了他们借助高雅文化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的强烈愿望。不过，这种伦理也包含了重要的积极因素。首先，就整体社会进程而言，17世纪法国宫廷对“优雅”举止的追求，意味着社会对个体的身体和情感的控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且这种控制在宫廷人士身上已经充分内化为个人修养。这是现代社会伦理构建的一个里程碑。其次，以“优雅”为中心的宫廷游戏伦理和特权意识，极大地提升了智力、理性和鉴赏力的地位，从而促进了现代“理性人”的诞生。塞维涅夫人非常喜欢象棋，因为它是“最崇高、最理性的游戏，运气在其中完全不起作用，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智慧”。这种对理性计算的推崇和对运气的排斥也体现在索雷尔的《游戏之屋》中。该书主要面向宫廷社会的读者，它取得很大的成功，并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出现了众多跟风之作，因而可视为17世纪下半叶法国宫廷游戏的指南。索雷尔把游戏分为六大类，对应由高到低的六个等级：会话游戏或智力游戏、混合游戏（指儿童、青年和成人都可以玩的游戏）、儿童游戏、休闲游戏（主要指棋类游戏）、体能游戏和运气游戏（如纸牌和掷骰子）。可见，在索雷尔这里，依靠智力或理性的游戏地位最高，依靠运气的游戏排在最末。他认为，最适合上层人士玩的是主要通过游戏者之间的对话进行的智力游戏，比如诗词歌赋游戏、接话游戏、格言游戏等。他把包括网球在内的体能游戏排在倒数第二，仅高于运气游戏，其理由是这两类游戏“适于所有的人玩，无论他是仆人还是主人……文盲和粗人还是学者和雅士”。相比之下，书中最看重的智力游戏“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能从中获得乐趣”。他还把儿童游戏与平民的游戏相提并论，这些小孩和平民的玩意儿不配有身份的人去玩，而且儿童游戏“也可以为乡间村夫们所用，他们的智力在这方面没有比儿童高出多少”。索雷尔的理论明显反映了宫廷社会的特权意识，而这种特权意识是通过他和其他宫廷人士认为其他阶层所不具备的卓越智力体现出来的。
崇尚智力和理性，尤其是崇尚并具备鉴赏游戏和娱乐的能力，是融入“优雅”的宫廷生活的必备条件。奥尔良公爵夫人不喜欢赌博，却非常喜欢戏剧。在一封信中，她向德国姑姑介绍了自己对莫里哀几出喜剧的看法：“我认为《伪君子》最好。《恨世者》和《可笑的女才子》也不错。”接着她说：“要看懂浦尔叟雅克和茹尔丹阁下，你必须很了解这个国家，特别是巴黎。”可以说，对戏剧的鉴赏力为她孤独的宫廷生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慰藉。塞维涅夫人则更明确地说明了游戏娱乐的鉴赏力对于融入宫廷生活的重要性。她同样不爱赌博，但她仍然要学翁布尔（ombre）等风靡法国宫廷的纸牌游戏。她解释说，学这些游戏不是想自己去玩，而是为了在看别人玩的时候，自己不至于像个傻瓜。有学者指出，在17世纪，随着文化成为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教育也成为贵族寻求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的新手段。不过，贵族教育的宗旨并非造就饱读诗书的学者，而是培养“在行的观众，使他能够解读宫廷芭蕾的神话隐喻或马术节庆中骑手携带的拉丁语箴言”。正是这种对鉴赏力而非创作能力的推崇，使贵族成为17—18世纪法国沙龙的东主，为启蒙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此外，宫廷游戏这个贵族特权意识的载体，还神奇地孕育了社会平等的种子。圣西门公爵和奥尔良公爵夫人都是贵族特权的坚定维护者，特别是奥尔良公爵夫人，她对贵族与其他阶层联姻的行为极其反感。一般都认为路易十四时代特别强调等级秩序，但在这两位宫廷贵族眼中，等级秩序却在日趋瓦解。综合他们的描述，瓦解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是路易十四的政策，这在上一节已作讨论。尽管这种瓦解可能并非国王的本意，但事情的发展未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其次是游戏特别是赌博的特性使然。奥尔良公爵夫人说，朗斯克内（Lansquenet）纸牌等游戏需要能下重注的人，但最高贵的人却不是最有钱的，所以他们就愿意跟鸡鸣狗盗之徒游戏，只要后者有钱就行。他们允许所有妇女甚至包括女仆下注，而要让她们参与，就得让她们坐下。这意味着贵妇人也不能站着。因此，无论身份等级，所有人都一样坐着，没有了尊卑之别。圣西门公爵对奥尔良公爵评价很高，特别是“他维护等级秩序并身体力行，根据人的出身、地位、年龄、德行给予不同对待”。不过，他也对后者在圣克卢招待低等级的人感到不满，称有许多贵妇在别的地方根本不会得到接待。最后是对理性和鉴赏力的推崇，它使不少并非贵族出身、却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能够进入宫廷的游戏沙龙，甚至跻身贵族之列。前文对此已作探讨，这里再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出现在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里，是一个叫隆热皮埃尔（Longepierre）的人曾依靠写戏剧，一度得到奥尔良公爵宠信。另一个出现在奥尔良公爵夫人的信中，她说自己的儿子——路易十五初年的摄政公爵——很聪明，谈吐优雅，但格调不够高：他更愿意同艺术家和音乐家之类的普通人交往，而不是出身高贵的人。这种经由17世纪的宫廷游戏沙龙催化的平等意识，将被18世纪的文化沙龙发扬光大，并进而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政治诉求之一。
（作者唐运冠，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