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物管制（police des grains）最初在城市实行，旨在保障城市居民的安康。法国绝对王权的领土空间是按照城市的模板建构的，16世纪以来，王权面对的问题是怎么在国家层面推行原本属于城市的制度。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绝对王权发展的顶峰，也是谷物管制从城市政策变成国家政策在整个王国实际推行的时期，为考察谷物管制与法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样本。
关于法国旧制度时期谷物管制的措施、存在理由以及围绕废除它进行的改革，学界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是关于它的实际运行状况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学界对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的认识一度存在着将其抽象化、体系化、静止化的趋势。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在没有参考具体法令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埃贝尔（CL.-J Herbert）、勒·加缪（Antoine Le Camus）的评论，就将谷物管制描述成与贸易自由截然相反的一套体系。那些在18世纪中后期声张“完全、全面、绝对”的贸易自由的文人，认为处于自由对立面的管制也是“完全、全面和绝对的”。这种认识在19世纪自由化盛行的时期仍然存在，例如，自称商业自由主义信徒的历史学家克莱芒（Pierre Clément）指责柯尔柏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统制经济（dirigisme）和条例规章（réglementation）与自由毫不兼容。
20世纪以来的研究者从实际运行的角度揭示了谷物管制政策的复杂性。厄舍（Abbott Payson Usher）考察了谷物批量贸易和乡村购买活动如何逃脱谷物管制发展起来的过程。默武莱（Jean Meuvret）探究了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被触犯的情形及其背后的原因，将生计问题放置到谷物的种植、收获、分配、流通以及政府的政策这一总体史视野下探讨。卡普兰（Steven L. Kaplan）的研究揭示了谷物管制并不绝对地排斥自由，而是根据谷物供给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调整政策，但他主要探讨的是路易十五时期的谷物贸易自由化改革，对路易十四时代的谷物管制只是进行了概括性描述。
近年来，法国旧制度史领域有学者在倡导“政府实践史”（histoire des pratiques gouvernementales），认为对政府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研究其决策的机制，也不能仅考察那些“一板一眼的政府法令”（actes de gouvernement ponctuels），而是应该研究政府日常运转中的常规、惯例。这一取向与国内中国史学界倡导的“活”的制度史不谋而合。笔者认为，如果从“活”的制度史的取向出发，法美学界对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推进。厄舍、默武莱、卡普兰虽然从动态的角度挖掘出了谷物管制的条文与实践相脱节的地方，但是并没有将这种现象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紧密结合起来考察。因此，本文拟先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追溯谷物管制从城市政策发展成国家政策的过程，考察路易十四时代推行谷物管制的理念，分析谷物管制的内容，研究它的执行情况，再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进行评判，希望由此推进对路易十四时代绝对王权的性质和局限的探讨。
一、从城市到国家：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的理念
谷物管制的法文原文是la police des grains。“police”一词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治安或警察，它出自希腊语politia，与politique词源相同，在古希腊，既指不同的政府类型，例如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也指特定国家的政府，但通常指每个城邦的公共秩序。在古罗马，已经有了初步的谷物贸易规章，要求在丰裕的地方购买谷物，用最短的行程、最方便可靠的方式运输，在港口或市场卸下谷物后零售给公众。
在12、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欧洲被重新发现，他将共同体定义为群体内部平等个体之间的自由之所，群体成员通过“共同活动”追求“共同利益”或“共同善”，这种观念得以传播，使人们产生了集合起来组织和管理自己生活的愿望。在此情况下，伴随着公社运动的发展，法国的城市自治成为潮流，尤其是在下罗纳河和普罗旺斯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纷纷由行政官治理。即便是巴黎这样由王权派驻官吏治理的城市，也有很大的自主权。在这一时期，police的内涵充实起来，意指一种运作的能力（capacité opérationnelle），带有技术和工具特征。1260年左右出版的《职业手册》（Livre des métiers）由巴黎司法官（prévôt de Paris）艾蒂安·布瓦洛（Étienne Boileau）编纂，收集了police的一套措施（dispositions），包括巴黎每个职业的法令条款、经营之道以及缴纳的罚款，研究了道路交通和度量衡，探讨了司法权限问题。总之，该书探讨的都是为了满足一个城市的基本需求所采取的措施，马克斯·韦伯称作“城镇的政治经济”。由此，市镇形成了谷物管制的基本制度，其出发点是“确保居民得到价廉的食品”，其方式是废除中间体，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使交易在市场公开透明地进行。
后来，随着王权领土兼并运动的发展，法国国王逐渐获得了相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宗的独立性，取得了相对于封建主的优越性，将自身塑造成公权力的代表和公共利益（bien public）的象征。王权逐渐介入城市的治理，力图掌控城市的度量衡、行业、司法和财政等领域。自14世纪开始，在巴黎的法学家们定义的“王国的司法范围”里，市场就包含在里面，这意味着此后只有国王能授权组建集市（foires）和市场。国王尤其关心巴黎的谷物市场，因为随着首都人口增多，其供给问题关系到王国的稳定。1304年，为了应对饥荒，国王美男子菲利普颁布法令，要求巴黎市长去王国的所有城市调查，弄清楚现存谷物的数量，以及收获前需要多少谷物供养城市居民。他要求储存小麦或其他谷物的人把多余部分送到集市出售，禁止谷物商人倒卖谷物，禁止把巴黎的谷物运到外省。
15世纪初，王权的统治已覆盖了较为广阔的疆域，因而想把对城市的管制推广到整个王国。查理八世1413年颁布的“卡博什派法令”（L’Ordonnance cabochienne）提到了“普遍管制”（police générale），即希望国王全面介入公共事务，在整个王国确立秩序。16世纪的谷物管制体现了王权想实现普遍管制的决心。一是出现了管理谷物市场的专门机构——夏特莱管制官员大会（assemblé de police au Châtelet），它将民事长官（lieutenant civil）、刑事长官（lieutenant criminel）、国王律师、国王检察官、国王参政员聚集起来共议救荒之策，管理谷物价格；二是王权制定了在全国各个城市推行谷物管制的法令，即1567年2月4日法令，它吸纳了中世纪以来谷物管制政策的主要条款。由于赶上第二次宗教战争爆发，法令被搁置起来，后来亨利三世将其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以1577年11月21日法令昭示天下。
需要注意的是，王权把管制从城市推广到全国，还是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利益（l’utilité de la communauté），其实也就是把整个王国纳入共同体的范围。但随着16世纪后期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学说的出现，国家利益不再隐藏在共同体利益之后，而是跃居首位。到路易十四时代，国家理性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对正在从城市向国家扩展的谷物管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国家理性学说的兴起发生在基督教世界解体的背景下，各国不再组成一个友好相处的“巨大的城市”（grande cité），而是处于敌对的状态。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力量。黎塞留认为，国家的目的不再只是寻找“共同利益”（bien commun），而是获得权力（acquisition de la puissance）。路易十四极其渴求荣誉，“我想获得更大的声誉，声誉对我来说，高于任何事物，甚至高于生命本身”。所以他热衷追逐军事上的辉煌，一心想把法兰西变成西欧世界的翘楚。
第二，谷物管制有助于塑造法国在国际上的文明形象。早在16世纪初，塞瑟尔（Claude de Seyssel）在《法国大君主制》一书中就指出：“人们把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城市的公民之间的和谐与协调（harmonie et concorde）称作police。”17世纪，police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尺。当人们说起“一个管制良好的国家”时，便是指这个国家实行合乎道德的管理，生活方式文雅，秩序井然，社会和谐。德拉玛尔在《论管制》中指出，国家的福祉取决于管制（police）带来的好秩序。个人的幸福必须以团体的秩序为前提，这也是国家获得荣耀的前提条件。17、18世纪的理论家和官员认识到，国王只有保证臣民的生计，实行谷物管制，才能使国家处在和谐稳定的状态。
第三，重商主义被当作法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罗特克鲁格（L.Rothkrug）指出，重商主义理论的确立和法国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接受在时间上是重合的。谷物管制正处于重商主义战略的末端。法国绝对王权处在一个国家间体系中，这个体系重视国家的竞争力和实力。在路易十四时期，根据重商主义理论，一国的实力和财富在于拥有丰富的金银，这就需要发展本国工业，实现贸易顺差。而发展本国工业，一方面需要强迫所有游手好闲的人工作，禁闭是强迫流浪汉和乞丐劳动的有效途径。总济贫院设有工场，能培养良善的工人，能使乞丐结束放荡的生活，还可以防止流浪汉传播疾病；另一方面，为了让法国工业品在欧洲市场具有竞争力，则需要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来降低工业品价格。要做到这些，则需要维持较低的谷价。为了配合重商主义国策的实施，路易十四围绕对人和物的控制形成了一套调控体系，其核心是穷人管制和谷物管制。
第四，国家理性学说在于将政治与道德分立，把国家看作是治理的对象，由此发展出了治理技术，确立了“政府理性”（rationalité gouvernementale），在福柯看来，16世纪末标志着“政府时代”（âge des gouvernements）的来临。谷物管制就是这种政府理性的体现，政府颁布一系列规章，把所有东西按照法规加以分类，区分哪些是被允许的，哪些是被禁止的。
但正如艾蒂安·蒂奥（Étienne Thuau）所说，17世纪初的“国家主义者”远没有拒绝权力的传统根基，他们把国王权力的神圣起源与列强对君主利益的冷酷计算结合在一起。因此，谷物管制除了以国家理性学说为根基，还有其他的来源。
其一是父权主义。波舒哀在《源自圣经原话的政治学》中写道，国王犹如一家之主，仁慈是其固有特征。国王按父亲的模式制造出来，为公众而生，必须供养人民之所需，尤其要照顾弱者。路易十四认同这套说法，为了应对1661年饥荒，他花了几百万锂进口谷物，为此骄傲地对王太子说：“朕在臣民面前犹如一家之父，为家庭提供供给，并秉公给孩子和仆人分配食物。”
其二是疑商心态。17世纪，法国出现了天主教复兴，早期基督教教父对商人的不信任在这一时期又显现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伴随着以王权为中心的领土兼并过程，社会各阶层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法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土地肥沃，粮产丰盛。一旦有饥荒，人们往往认为储存的谷物没有用尽，商人的贪婪和垄断是罪魁祸首。1693年饥荒爆发时，国王在文件中说，这不是气候的错，是垄断者的错。1693年3月2日，里昂督办德贝吕勒先生（M.De Bérulle） 给财政总监写信，说“里昂城已经8天没有供给了……如果谷价上涨的话，这是囤积的结果”。
其三是现实考虑。饥荒影响国家税收和财政，督办在饥荒时总是抱怨收不上税。1709年11月20日，亚眠（Amiens）督办德贝尔纳热先生（M.De Bernage）给财政总监写信：“皮卡迪处于如此难熬的状况，没有更多的办法完成征税，因为它积重难返。人们竭尽全力支付去年的税收，无论是用金钱支付还是用2万袋大麦面粉支付。然而还剩下了很多债务。”
因此，路易十四时代的谷物管制保留着城市市场管制的精髓，寄托着国家理性和王权对富强文明的追求，代表着政府治理理性化达到的新阶段，但同时又基于底层逻辑和现实考量。让·伊夫·格勒尼耶（Jean-Yves Grenier）认为重商主义并不是一种完整的学说，而是一组并不连贯的原则的集合体，路易十四时期的谷物管制也是由各种具体甚至相互冲突的原则构成的，这些冲突、张力决定了它在实践中的矛盾。
二、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的内容
路易十四时期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王国的范围内推行原本适用于城市的秩序，也就是怎么像治理（gouverner）一个城市那样治理一个国家？但是法西战争（1635—1659年）、法西权利转移战争（1667—1668年）、法荷战争（1672—1678年）、领土归并战争（Guerre des Réunions，1683—1684年）、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年）牵扯了国王大量的精力，还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迫使王权又要进行税赋改革。因此，在路易十四统治的中前期，王权主要是加强对巴黎的管制，1656年建立巴黎总济贫院（l’hôpital général de Paris），1667年，在巴黎的夏特莱设立了管制总监（Lieutenant de police）。只有到了17世纪80年代，王国其他城市才普遍建立起总济贫院。1697年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结束，法国进入到短暂的和平时期，财政问题也有所缓解，这为王权在整个王国推行普遍管制创造了时机。1699年10月敕令（l’éditd’octobre1699）指出要把管制扩展到王国的每个城市、每个地方，尤其要求每个城市仿照巴黎设立管制总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699年8月31日诏令出台了，一方面是为了应对1698年以来谷价的升高，但更多的是反映了王权在谷物贸易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实现普遍管制的冲动和抱负。它以1577年11月27日法令为底稿，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了调整和补充，被俄罗斯历史学家乔治·阿法纳西夫（Georges Afanassiev）称作“谷物贸易的宪章”，直到18世纪60年代谷物贸易自由化改革，它一直是官方谷物政策的依据。本章将结合1699年8月31日诏令和其他法令考察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的内容。
（一）空间
谷物管制以市场为中心，集中管制市场及其周围的空间。福柯说，规训主要是向心的，它在运作的时候划定了一个空间，确定了一个部分，集中于一点，实行包围和封闭。法令中规定的市场区域包括核心城市及其郊区。对大多数城市而言，市场区域的半径是2古里，对于巴黎来说，则是10古里（相当于45公里），这就是由农民直接供给巴黎市场的谷物出产地的区域。这一距离能够让在这个区域最远的地方的农民在一天内赶着装载谷物的马车来到巴黎的市场。城市的商人则无权在该市场区域购买谷物。政府对这个封闭空间的谷物交易进行了各种规定。
谷物必须公开透明地在市场交易。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市场“就是露出水面”（c’est faire surface），是一种“眼对眼，手接手”的交易。谷物生产者不能在自己的谷仓出售谷物，也不能储存谷物超过一定时期而不予出售。公共市场应该时刻充盈着谷物。市场开放时谷物应该先出售给市民，然后才是商人和面包房主。销售者接连在两个市场都没有开张的话，到了第三个市场，哪怕价格再低，他都应该开张。巴黎有三个谷物市场，每周开放两日。从复活节到圣雷米节，上午8点市场开始营业。从圣雷米节到复活节，上午九点市场开始营业。
农民收获后先交什一税、赋税和地租，再留些口粮供自家食用，然后把剩余的谷物直接带到市场出售。1577年11月27日法令规定农民储存谷物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年。后来，这一规定取消了，变成了种植者应毫不迟疑地卖掉剩余谷物，如果拖延销售，就是犯罪。1709年5月7日，在谷价高涨时期，国王颁布诏令，要求专员列出谷物存储状况清单，如果谷物持有者缺席，就要强行打开谷仓大门；如果谷物持有者抗旨不遵，就要被投入监狱。1699年8月31日诏令的第十条禁止商人在谷物收获之前与佃农签订协议购买谷物，否则被处以3000锂的罚款，并给予相应的惩罚。
面包师和糕点师购买谷物和面粉的数量也有限制。1672年12月法令不允许面包师在任何港口购买的小麦超过2母依（muid），购买的面粉超过1母依；糕点师购买的小麦不能购买超过10塞堤埃（setier），购买的面粉不能超过3塞堤埃。与此同时，1672年12月法令、1680年5月8日法令和1699年9月1日诏令禁止巴黎的面包师在巴黎城方圆8古里内购买小麦或面粉，但可以在离巴黎7古里半的利穆尔（Limours）市场购买。
（二）细节
管制的对象大都是平常琐事。孟德斯鸠指出，管制的事务是每时每刻发生的小事。18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经济学家加利亚尼认为，管制是“细节的科学”，“当它处理具体问题时，它是有效的；当它变得普世时，它就成了障碍”。
谷物管制的原则就是不让最细微的事务摆脱控制，所以对人群进行细致分类，颁布相应的允许或禁止的指令（injonction）。1699年8月31日诏令对谷物商人设定了层层限制：那些想在王国内购买、出售和转手谷物的人，应到当地国王书记处登记姓名和住所，否则没收谷物，缴纳严苛的罚金；商人之间不能组成公司（société）；商人不能去农田购买谷物，也不能半路拦截农民运往集市的谷物，还不能在巴黎半径10古里、其他城市半径2古里的范围内购买谷物。又如对在市场区域内谷物买卖者的身份和职责做了限定。农民、贵族、国王职位所有人或城镇主要官员、税收员和包税人、税务所专员、收款员以及所有涉足财政事务的人都不能买卖谷物。
（三）即时
管制处理的是每时每刻随时变动的事务，它以灵活的态度采取及时的行动。谷物管制呈现了灵活性和即时性，它总是根据谷物收成状况分为好年份、一般年份或歉收年份，依次采取相应的措施，它也根据区域范围将贸易划分为地方生计贸易、跨省贸易以及邻国之间的贸易。
谷物流通是否要缴纳关税同样视情况而定。五大包税区（cinq grosses fermes）内部，跨省贸易免除关税，谷物一旦运出五大包税区，就应交纳关税。多菲内、布列塔尼、普罗旺斯等省属于被称作外邦的省（provinces réputées étrangères），它们通过一道关税线与五大包税区内的省分开，它们内部也保留着关税。阿尔萨斯、洛林、三主教辖区（les Trois Evêchés）属于实际上等同于外邦的省（provinces“à l’instar de l’étranger effectif”），敦刻尔克、洛里昂、巴约讷和马赛属于自由港，后两类地区与外国的商贸不需要交纳任何税，而与本国的商贸则需要交纳关税。但在五大包税区之内，或者在五大包税区之外的省份，谷物流通应交纳过路税（péages）。
谷物出口法令也具有即时性，收成好时，允许出口；收成不好时，则禁止出口。自1669年至1675年，谷物收成好，政府持续允许出口；1675—1683年，收成时好时坏，政策则在出口与禁止之间变动。1698年12月22日诏令禁止谷物出口，从1702年开始，政府批准谷物出口，但在有饥荒危险时完全禁止，丰裕时再批准。政府每次批准谷物出口的时间都很短，很少超过6个月。
综上所述，路易十四时代的谷物管制是对中世纪城市市场管制在全国层面的细化和展开，它设想把全国划分为一个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相对隔绝的市场区域，凭借繁密的规章保障市场的谷物供给，由王权根据谷物收成的具体状况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协调谷物的跨地流通。
三、路易十四时代谷物管制的实践
谷物管制是一种衍生的权力（pouvoir dérive），既是司法权力的补充，也是政府实践（pratique gouvernementale）。总的来说，谷物管制由君主制政府实施。国王拥有管制生计问题的最高权力，几个参政会定期聚集在一起研究生计形势，讨论与谷物和面粉贸易相关的问题，制定适用于整个王国的谷物供给政策。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谷物供给由财政总监负责。谷物管制权力在地方层面由三十几个财政区或行政区的督办执行。但管制官员有时有法官的身份，例如，夏特莱的专员（commissaires du Châtelet）属于法官团体，巴黎管制总监（Lieutenant général de police de Paris）是行政法院审查官（maître des requêtes），是司法大臣（chancelier）任命的法官（magistrat）。此外，高等法院也颁布管制条例（arrêts de règlement）进行社会管制。这使得高法成员和行政官员在执行谷物管制法令时会出现矛盾，我们以巴黎的谷物管制为例进行说明。
夏特莱负责管理巴黎的陆上谷物贸易和市场交易，由1667年设立的巴黎管制总监负责。巴黎管制总监每星期在官方市场日前后4次检查谷物供给状况，监视和调控整个供给活动。他的秘书处设有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生计事务，一个专员和一个检察官专门负责检查和监督谷物和面粉贸易；市场上的测量员（mesureur）、持票人（porteur）、下级警官（exempt）和骑警队（maréchaussée）负责收集首都及其谷物供给圈的信息。夏特莱希望把它的权威和对谷物市场的管制扩展到整个巴黎供给领域，但遇到了巴黎市当局（Echevinage of Paris）的挑战，后者掌控沿河的谷物贸易。巴黎市长（Prévôt des marchands）往塞纳河沿岸很多设有谷仓的城市派驻常任代表，往巴黎供给圈派专员和执达员（huissiers）解决问题。他有权要求船只购买谷物运到巴黎，防止商人或沿河官民沿途拦截谷物。巴黎市长待谷物运到巴黎港口销售时，还要查看出售谷物的质量和使用的度量衡。而夏特莱官员认为，只要谷物贸易在陆地上进行，不管是通过陆路还是水路运到巴黎，他们都有权管理。这就造成了两个机构管辖权限的冲突。王权曾试图调解两者的冲突，在1700年6月颁布的敕令指出，两个机构职权范围的冲突与司法的益处、公共秩序和法官的尊严背道而驰。
除了执行过程中权限冲突外，谷物管制被触犯的情形还很严重。据默武莱估算，巴黎三个市场一天出售三四百母依谷物，一年有一百来天市场日，共销售三四万母依谷物。如果按每个人每年消费0.25母依谷物计算，市场上出售的谷物可以养育16万巴黎人，如果按每人每年消费2塞堤埃谷物计算，这些谷物可以养育24万巴黎人，但实际上巴黎有40万或50万居民，那么另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巴黎人是从哪里购买谷物呢？这表明公共市场之外还有其他的交易渠道。
市场外交易被称作私下市场（private market），与公开市场相对，总是极力摆脱传统市场那些极为碍事的规则，由此，布罗代尔称其为“反向市场”。市场外交易对谷物管制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乡村购买活动（country buying）的盛行。到17世纪末期，谷物管制所划定的市场区域在很大程度上被冲破，巴黎的谷物商人或者代理人出现在更远的地方市场上，尤其是到领主的谷仓、农民的田间购买谷物。他们操纵谷价，把谷物批量带走。还有一些商人直接去领主、教会甚至资产者的谷仓收购谷物，定期运往外国港口，供给国外市场。
第二，谷物购买群体的扩大。按照谷物管制政策，面包师在市场上购买的谷物数量受到限制，磨坊主只是受雇于面包房，等待客户上门。但自17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起，已经有相当一部分面包师去乡村购买谷物，之后这一趋势愈演愈烈，他们成为巴黎谷物商人最大的竞争对手。德拉玛尔1699年在拉尼（Lagny）做的调查表明：“圣安托万郊区来的面包师去乡村四处搜寻谷物，去各个农场购买。一些面包师把谷物运到离城市1里格（league）的努瓦塞尔（Noisel）的磨坊，然后用船运到马恩河上的布里（Brie-sur-Marne），最后再用马车去拉。其他面包师运到离拉尼2里格远的雅沃林村（Javelins），这是一个临时的港口，用来掩饰他们的操作。”
磨坊主也投身于谷物贸易，他们或者受巴黎谷物商人委托去农民那里购买谷物；或者直接去公共市场购买谷物；或者去农民或封建主那里购买谷物磨成面粉，在市场上出售或直接卖给面包师。这一变动带来的是面粉贸易在17世纪后期的兴盛，在1692年的第一个市场日，面粉销售量占到整个中央菜市场总销售量的40%。
那么如何看待谷物管制实践与理念的脱节呢？卡普兰认为，谷物管制在饥荒出现的紧急时期才会严格执行，在正常时期，各级官员对谷物管制政策执行得并不严厉，他们竭力在管制的原则和实践之间灵活协调，常常表现出宽容、稳健和灵活的一面。巴黎高等法院的高级检察官对地方官员说，传统的控制，尤其是这种使所有的买卖都在官方市场上进行的控制，“在没有饥馑危险时，根本不用严格执行”。的确，我们看到饥荒时期，政府往往重申管制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垄断者，让谷物露出水面。但如果我们仅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会简化对谷物管制的评价，会忽略谷物管制的理念与实践相脱节背后隐藏的更复杂的历史真相。
笔者认为，一方面，谷物管制被触犯、市场外交易的盛行揭示了这一政策本身的矛盾性。虽然谷物管制在路易十四时代切实地从城市政策转变为国家政策，但它仍然带有城市政策的特征，其设想还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相互隔绝的市场体系之上，重视的是对城镇区域内可见的实体市场的管制，目的是满足一个地方城镇人口的生计。而路易十四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突破了中世纪的框架，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大城市需求的刺激下，市场区域的划分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例如，1672年，政府虽然将巴黎的市场区域从半径8古里扩展到10古里，但还是满足不了人口增多和市场扩展的需求。当谷物大获丰收时，谷价会降低，这时一般都是城镇周围最近的乡村供给市场，因为离巴黎远的种植者把谷物运到巴黎市场不划算，路费得不到补偿。而谷物收成不好时，农民能往市场上运送的谷物很有限，划定的巴黎整个市场区域的剩余谷物根本不够公共市场的需求，因此需要去更远的地方寻找谷物。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王权想方设法对谷物管制进行调整，积极应对跨地区谷物运输和建构更大范围的谷物市场的需求，这揭示了路易十四时代王权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所付出的努力和遇到的困境，因此我们需要专门从这一视角出发，将谷物管制放置到更广泛的历史进程考察。
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谷物管制
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时期，谷物管制是民族国家建构的组成部分。首先，国家的扩张、城市的发展和连绵的战争产生了对谷物的巨大需求，管理谷物供给成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的职责，也是对国家能力的检验。其次，“在法国，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产物”，自14世纪开始，国家就成为推动市场发展的工具。近代早期绝对王权国家的建构过程就是打造统一的经济实体的过程，国家一直朝着促进商品流通、减免税费的方向努力。亨利三世时期王权建立了五大包税区，路易十四时期王权把五大包税区内征收的种类繁多的税收简化为单一的运进和运出税。最后，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领土归并和整合的关键时期，民族国家是“由边界明确的单一的政治主权空间构成的”，市场经济的宗旨也是要建立一个王权集中的统一区域，王权对谷物市场的管制与它对民族国家领土空间的掌控具有某种共生关系。谷物管制正是在这一时期从城市政策切实转变为国家政策，王权在保留了其城市政策特征的同时，也在尽力打破地区间的隔阂，朝着构建全国统一的谷物供给市场努力。
（一）王权协调谷物跨地区流通的努力
在路易十四时代，王权和部分行政官员已经认识到谷物自由流通的益处。财政总监德马雷给各地督办写信说，谷物自由流通是预防谷价上涨的最好办法。1693年5月16日，诺曼底管制总监德博沃隆先生（M.de Beuvron）给财政总监写信：“我相信什么也不如自由贸易能让大批谷物运来，什么也没有阻碍自由贸易惊扰商人更危险。”也有部分省份认识到应该互助。多菲内督办布许先生（M.Bouchu）1699年9月18日给财政总监写信，说明了他允许多菲内谷物供给里昂和维瓦赖（Vivarais）的理由。
王权采取了各种办法促进谷物跨地区流通，尤其是在饥荒时期，更是把促进谷物跨地区流通作为重点。
第一，王权设法扩大大城市的谷物供给范围。为满足巴黎的谷物供给，政府赋予巴黎商人特权，在10古里之外的市场区域外，他们可以在市场外购买谷物，甚至可以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不用考虑这些地方是否处于外省城市所划定的半径2古里的市场区域。条件是巴黎商人应立刻将购买的谷物运往巴黎，不能放到谷仓，也不能在路上出售。
第二，在饥荒时期，政府鼓励谷物在各省流通，免交关税，但是要经过批准。自1693年12月到1694年9月，各省之间谷物流通免交货物进出关税、入市税和过路税，免税措施每三个月展期一次。自1694年9月1日起，在近十年时间内，谷物跨地流通要缴纳税费。1703年8月21日，国王政府颁布法案允许“谷物、小麦、混合麦在王国范围内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自由运输，不用支付任何税收”。但是11月20日，国王参政会又颁布了一则法案，规定谷物如果不是运到国外的话，不管是在五大包税区内，还是在“被称作外邦的省”，原有的税收照旧支付。到了1708年9月22日，为了避免大饥荒，一则新的法案允许省际之间谷物贸易无条件自由流通，但是要通过临时批准体制。这种免税规定4个月展期一次，直到1710年10月10日到期。
第三，政府采取强制手段，与阻碍谷物流通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甚至不惜动用军队镇压。1709年3月、4月、5月、7月和8月，图尔督办杜尔哥先生（M.Turgot）给财政总监写了多封信，他报告说，向南特和波尔多运输谷物途经的不同地方均爆发了骚乱，应该采取措施予以镇压，保障谷物流通。
1709年4月12日，财政总监给各地督办写信：
几天来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群众在市场聚集，不能自由地把谷物从一个省运到另一个省，甚至把谷物运到应该展示出售的地方也很难，这使陛下向我发布命令，让我在将来阻止这种危险的行径。陛下希望你们利用经过你们省的军队，在合适的地方安置警卫队（corps de garde），您让警卫队逮捕犯下罪行的人以及那些会招致聚众闹事的人，您可以让人预审他们的诉讼，他们将作为扰乱公共秩序者被处以死刑。
（二）王权实行数目字管理的尝试
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以来，给予财政管理者政治上的优先权，提升财政总监和以其为首的行政官员的地位，逐渐抛弃了旧的人文主义政治教育术语，即对执政者的理由、历史和古典例证的重视，而希望把统治建立在会计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科尔伯依靠督办、视察员（inspectors）和地理学家建立国家信息系统，调查和统计越来越重要和常规化，政府治理的这种取向可以用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进行概况。谷物管制是政府尝试数目字管理的重要领域。
科尔伯成为财政总监后，将财政总监与督办的通信作为一种形式固定下来，并形成了公共行政档案。谷物价格表不时出现在早期的通信中，在1677年后则经常出现。沃邦在1686年出版《人口统计的通用快捷方法》一书，建议政府每年进行人口普查。他制定一个调查表格，一些栏目的名称分别是“男人”“女人”“14岁以上的男孩”“12岁以上的女孩”，“小男孩”“小女孩”“男仆”“女仆”。他的这套方法先后在各地投入使用。1693年饥荒时期，财政总监蓬查特兰（Pontchartrain）希望系统收集谷物产量、人口数量和价格信息。这一设想得到一些督办的积极响应。1693年9月12日和17日，贝里督办德塞劳库尔先生（M.De Séraucourt）给财政总监写了封信，附上他写给国家参政员普索先生（M.Pussort）信件的副本，谈及保障该省生计的方式：
我的目的是在这一个月剩下的所有时间收集提供给我的所有申报单（déclarations），在下一个月细致地考察所有教区和团体，以清楚地知道省内储藏谷物的数量。我建议统计每个教区居民人数，以便把它与谷物数量比照，这样我就知道省里是否有足够的谷物满足生计之需，尤其知道哪些教区需要救援，哪些教区能够提供救援。
后来，政府希望每15天上报一次统计数字。1699年10月19日，普罗旺斯督办勒布雷先生（M.Lebret）向财政总监汇报，建议普罗旺斯每个城市的市长和行政官（consul）每15天向他邮寄谷价信息。1708年6月8日，财政总监给各地督办写信，要求“你们必须每15天向我邮寄一份符合附件所列形式的情况说明，内含15天内谷物在您的省区主要地方出售的价格……”而且，政府对统计条目的设定更加细化。1709年6月14日，财政总监给各地督办下发通函，命令他们既要寻找谷物，又要依照达依税和人头税的交税名册确切地统计出各个共同体的居民人数。通函中附了一份统计表格，有7个栏目：城市或乡村名称；男性人数；女性人数；孩子人数；在俗教士（prêtres séculiers）人数；修士人数；修女人数。
（三）王权的困境
但是，王权协调王国内谷物流通的举措在实践中还是遇到了不少困境，而且它的措施中也存在一些内在的矛盾。
第一，数目字管理还处在粗糙的起步阶段。首先，这个时期的统计往往不专业，多由督办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仓促完成，有时仅限于复制原先编订好的数目。其次，进行的调查很不完整。诸如1665年为了确立人头税进行的调查，列出了45，780名司法、管制或财政方面职位所有人的情况，但这一统计数据漏掉了专员和包税干事（commis des Fermes）。最后，民众担心提供的信息用于征税，所以对调查往往充满厌倦情绪，总是采取抵制措施。例如，布列塔尼督办向财政总监抱怨不能向其提供关于生计和收成状况的所有信息，因为他不能战胜布列塔尼人的冷漠，不能消除他们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
第二，地方官员和民众出于自身利益，反对谷物流出本地。大多数地方官员一看到小麦价格上涨，就禁止小麦流出财政区。他们认为，如果让谷物自由流通，应该弥补包税区（ferme）的损失，可是政府财政困难，对外战争花费昂贵，显然没有能力做到这点。也有督办抱怨当地谷物被掏空了。1709年2月6日，布列塔尼督办费朗先生（M.Ferand）给财政总监写信：“您知道由于人们不断地从这儿提取谷物供给下吉约纳和波尔多，所以谷物很贵。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像王国其他几个省那样缺少谷物。”民众总是认为谷物应首先满足生产地需求，一旦市场上出现陌生人，民众就怀疑他们是投机者或牟利者，对于那些远道而来购买谷物的商人，更是把他们当作闯入者，与敌人无异。在生计危机严重时，即便只是赞成谷物流通的人，也会被民众当作“囤积居奇者”，那些没有阻碍谷物流动的官员，则被民众认为抛弃了他们。
第三，虽然王权也认为王国的总体利益高于地方利益，而且也为推行总体利益做了很多工作，但它始终要优先满足巴黎的谷物供给，因为巴黎的谷物供给关系到整个王国的稳定。1709年4月22日和30日，财政总监给香槟督办、苏瓦松督办和图尔督办写信，建议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办法保证商人把谷物运到巴黎，稳定人民的情绪。4月29日，巴黎高等法院总检察长小达盖索（M.Daguesseau fils）给财政总监写信：“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巴黎就这么点谷物。我昨天建议您不断地派遣夏特莱专员去让人往巴黎运输谷物，催促商人成交，使谷物流动起来。”他要求向各地督办发一则通函，禁止他们给谷物流通设置障碍。
一些官员还从经济运行的角度为优先保障巴黎谷物供给找到了理由。1709年2月24日，小达盖索在给财政总监的信中说道，保障巴黎的供给能使谷价降低，因为巴黎维持着王国大多数省的谷价。财政总监也认同这种说法，同年3月3日，财政总监给亚眠、苏瓦松、鲁昂、阿朗松和香槟督办写信，说“巴黎决定着王国内大部分省的谷价”。但实际情况是巴黎谷物供给区域的无限扩展具有极大的侵略性，破坏了地方供给，造成了一些地方的饥荒。虽说巴黎的谷物市场吸收了王国很多地方的谷物，这体现了大都市市场的特征，但它只是一个消费市场，而不是分配市场。法国很多地方的谷物都倾倒到巴黎，但没有谷物被输送出去。而且王国内各种形式的内部市场之间的联系很不充分，现有的价格形成和分配机制不能保证出现一个竞争性的价格。
结 语
路易十四时代的王权将原本在城市推行的谷物管制变成了国家的政策，力图掌控整个王国的市场空间，并且为调节谷物跨地区流通、满足全国的谷物供给做出了重要的创新和努力。绝对王权的君主和理论家已经认识到国家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必须把不协调的封建君主国家发展成有紧密连接的民族国家，必须把民族国家打造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为了掌控谷物生产、储藏和食用的信息，王权广泛采用调查和统计手段，在“数目字管理”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可以说，路易十四时代的谷物管制从城市政策到国家政策的转变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性的创生。
但这种转变并不只是谷物管制政策在空间范围的扩展，也不只是对谷物跨地区流通依据具体情况作出即时性裁决，而是要为抽象的、没有边界的虚拟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这就需要王权一方面为批量贸易创建普遍原则和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规范和限制商人的行为，落实总体利益高于地方利益的原则，整合和协调各地的需求。要做到这些，还需要消除等级和地区差异，打破城市和农村的界限，确立流通的大循环，真正实现对谷物和人口的数目字管理。这些转变其实是在腐蚀以城镇市场为空间、注重细节、实行即时性管理的谷物管制的根基。这也说明谷物管制并不是一个抽象、统一的体系，而是具有矛盾性，它虽然彰显了民族国家建构统一的经济空间的理想，但仍带有中世纪相对隔绝的城镇空间的特征。
路易十四时代的王权显然没有能力完成这一根本的转变。福柯指出，治理术只有在扩张期才可能在各个维度上得以发展，也就是说，“其发展要避开重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路易十四时代的军事和财政危机阻碍了管制技术的发展，虽然17世纪末年有了短暂的喘息期，也为普遍管制的落实创造了条件，但1701年又开始了长达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国家又陷入税收重负和农业危机中。18世纪下半期的重农学派及在其影响下的几届政府为实现这一转变做出了重要的尝试，但最终还是要法国大革命来扫除等级、地区的差异，确立普遍性的原则，从而为国家谷物市场的形成扫清障碍。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