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是11-13世纪欧洲天主教徒向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们在罗马教皇的鼓动下，为抵制塞尔柱突厥人的扩张，收复耶路撒冷，攫取东方的土地和财富，多次向伊斯兰国家发动武装入侵，前后大约延续两百年。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给阿拉伯人造成了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巴基斯坦学者阿克巴·艾赫迈德(Akbar Ahmad)指出：“十字军在中东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影响着穆斯林对欧洲的看法。”美国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L. Esposito)也认为，“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十字军东征更能对穆斯林-基督徒的关系产生如此恒久的毁灭性影响”，“对于穆斯林来说，十字军东征依旧刻骨铭心”。阿拉伯民族领袖纳赛尔也表示：“如果说十字军战争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那么，它也就是我国黑暗时代的起始……战争的结果，使我国人民贫困不堪，精疲力竭。”不仅如此，阿拉伯人还把现代西方入侵，如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都贴上“十字军东征”的标签。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十字军入侵期间，这场战争“并非那么家喻户晓，在当时的穆斯林著作中，‘十字军’和‘十字军东征’二词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世纪中期，阿拉伯语当中才出现十字军东征的词汇，而且主要是从欧洲借鉴而来。由此可见，阿拉伯人对“十字军”的记忆并非在十字军时代就已经形成并且一脉相承，而主要是现代世界的产物，那么梳理这种记忆的形成过程并分析其原因，有助于我们认识阿拉伯世界的思维方式，洞察阿拉伯人看待西方的视角及其变化，理解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冲突背后的心理症结，以期为双方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镜鉴。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主要以欧洲视角考察十字军东征的原因、背景、过程，分析它对欧洲政治、宗教、思想、文化、商业及骑士制度的影响，只是顺带提及阿拉伯世界对十字军的反应。直到1983年法国黎巴嫩裔学者阿敏·马卢夫(Amin Maalouf)以阿拉伯史料为基础，写成《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一书，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阿拉伯人对十字军的心理认知、军事反应和外交策略。书中指出：“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千年历史创伤，对阿拉伯人来说仍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抚平”，但没有详细解释这种创伤记忆是如何形成的。此后，有更多的学者从阿拉伯视角出发，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十字军东征时期阿拉伯世界与欧洲的交往，早期阿拉伯人对十字军东征的认知，以及20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在反抗西方、抵制以色列和构建民族认同视域下的“十字军”记忆。但整体看来，以上成果缺乏整体性、系统性，一些研究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仍旧站在欧洲人的立场来观察十字军东征。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都很单薄，缺乏专门的著述。本文旨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勾勒出“十字军”记忆在阿拉伯世界形成的历史脉络，解读“十字军东征”缘何成为阿拉伯人的集体记忆和反对西方的历史心结。
一、20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对“十字军东征”的认知
20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并没有把十字军东征看成非同寻常的事件，也没有意识到十字军东征的重要意味。这场战争无疑是多种力量踊跃参与的“全欧性事务”，但在很多阿拉伯人的认识中，只不过是针对埃及、大叙利亚的“局部性冲突”，是“一段无足轻重的插曲”。正如黎巴嫩史家菲利普·希提(Philip K. Hitti)所言：“十字军东征对东方并不像对西方那般重要。”十字军东征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阿拉伯人对此事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忆，它对阿拉伯人的思想观念几乎没有多少影响。
在十字军东征时代，阿拉伯世界没有把这场战争视为那个时代的中心事件。具体来说，阿拉伯人始终没有去认真考察十字军的身份和来源，更对十字军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他们最初误把十字军当作拜占庭帝国的雇佣兵，尽管随后意识到二者属于不同的阵营，却仍不清楚十字军复杂的族群成分，只是笼统地称之为“法兰克人”，而且很少详细地追溯十字军的来源地，仅仅含糊地称作“法兰克人的国家”。不仅如此，在阿拉伯人眼中，十字军并非“新生的”威胁，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只是以往“法兰克人入侵”的延续，和“法兰克人”之前的进攻没有本质区别。于是阿拉伯人只在通史、城市史、王朝史、传记中，零散地提及十字军的某些片段，也并没有表现出“格外的仇恨或敌意”，甚至赞赏十字军作战勇猛，信仰虔诚。不仅如此，穆斯林统治者在抵御十字军的同时，还经常与之结盟或议和，以此对抗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敌对力量。例如，在十字军扩张阶段(1096-1127)，埃及法蒂玛王朝(什叶派)曾主动拉拢十字军，打击塞尔柱王朝(逊尼派)；在逊尼派内部，大叙利亚的穆斯林王公们也联合十字军对抗塞尔柱苏丹。在穆斯林反攻阶段(1128-1192)，赞吉(Zengi)、努尔丁(Nur al-Din)、萨拉丁(Saladin)等率兵重创十字军，几乎收回所有失地，但并非优先抵抗十字军，而是长期陷入内部斗争，为免除后顾之忧，不断与十字军休战。萨拉丁去世后(1193-1250)，他的继任者内讧不断，争相拉拢十字军，向后者出让土地，加强与十字军及欧洲的商贸往来。13世纪后期，统治埃及和大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为了集中精力对抗蒙古人的威胁，往往选择与十字军停战议和。阿拉伯世界出现上述反应的主要原因是：十字军东征之前，阿拉伯人极具文化优越感，认为欧洲人野蛮落后，愚昧笨拙。对欧洲完全缺乏了解，这导致阿拉伯人误判十字军的身份，更低估了他们的威胁。十字军入侵时，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法蒂玛王朝和塞尔柱王朝因教派纠纷和领土矛盾，势同水火，前者希望把十字军引入叙利亚，抵制塞尔柱人；后者则陷入王位之争，各省趁机独立，彼此混战，往往把打击内部的政敌视为头等大事。此外，与十字军相比，阿拉伯人认为蒙古人才是“最可怕的灾祸”。在他们看来，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占领阿拉伯帝国的半壁江山，而十字军只是控制狭窄的叙利亚海滨地区。总之，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尖锐的内部冲突、蒙古人入侵的巨大效应，使阿拉伯世界往往把十字军的威胁置于次要地位。
十字军东征结束后，从14世纪至18世纪，阿拉伯人对十字军只有一些零碎、局部的记忆，主要表现在：他们根本没有专门研究或纪念十字军东征，只是在其他著作中附带提及十字军东征，往往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并且仍叙述为“法兰克人的侵略”。有关十字军东征的民间传说，主要局限在曾经遭受十字军入侵的地方，如耶路撒冷和埃及尼罗河口。究其原因，是因为十字军东征没有改变阿拉伯人鄙视欧洲的传统心理。他们觉得不仅在军事上战胜了十字军，而且在与十字军的接触中，还亲眼看到欧洲人医术落后、知识匮乏、愚昧盛行，“认为在宗教、社会和文化方面没有什么可以向欧洲学习”。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强化了阿拉伯人的自傲心理，前者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将阿拉伯世界纳入统治范围，而且长期威胁欧洲腹地，同时严格限制欧洲与阿拉伯行省的交往。这既保护了阿拉伯人免遭欧洲的入侵，也造成阿拉伯人与欧洲的隔离心态，他们对欧洲的认识长期停留在中世纪的印象当中，仍把欧洲视为野蛮落后的化外之地。如此一来，在阿拉伯人眼中，十字军东征只是欧洲人以往发动的失败战役，属于不值得关注的陈年旧事，不必引起他们的重视。
19世纪，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十字军东征”的概念，但表达的依然是阿拉伯文化的优越感。有少数阿拉伯学者从欧洲引进“十字军东征”一词，称之为“十字架战争”(
)，但主要把十字军东征看作文明交往的过程，淡化其军事侵略的内容，他们强调欧洲在此期间学到先进的阿拉伯文化，实现了社会进步。埃及早期启蒙思想家塔哈塔维(al-Tahtāwī， 1801-1873)曾指出：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人与穆斯林长期接触，学到了知识，促进文明开化。突尼斯改革家海伊尔丁(Khayr al-Din， 1822-1890)认为，十字军东征时代，欧洲人模仿穆斯林，改变了欧洲衰弱落后的面貌。埃及著名教育家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 1848-1905)写道：战争期间，欧洲人在伊斯兰国家获得“高雅的文化体验”，打破了蒙昧主义的束缚，实现思想进步。由此可见，他们更为关注十字军东征对欧洲的积极意义，甚至将此视为欧洲开化的根源。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对十字军东征的研究成果依然是凤毛麟角，直到1899年才出现第一部系统性专著，其作者赛义德·阿里·哈利利(Sayyid Ali Harīrī)强调说：此前，“没有一本阿拉伯文的十字军战争史供阿拉伯读者了解真相。”上述内容说明，19世纪的阿拉伯人对十字军的关注依然不足，侧重从交往而非冲突的角度解读十字军东征，其原因是：自拿破仑入侵埃及以后，阿拉伯开明人士主张学习先进的欧洲科技成果，实现富国强兵。于是，他们掀起以欧洲为蓝本的现代化改革，但却往往面临保守势力的阻挠，于是他们宣扬欧洲兴旺发达的根源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学到先进的阿拉伯文化，从而把欧洲现代文明成就的源头追溯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以此缓解人们对于向欧洲学习的抵触情绪。
进而言之，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当局为了对抗欧洲列强，维护帝国统一，曾试图按照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将国内所有族群整合成统一的“奥斯曼民族”，实现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平等地位，弱化宗教的界限，促进族群凝聚力，但十字军东征明显具有宗教对抗的色彩，于是奥斯曼政府阻止有关十字军东征的著作在国内传播，“抑制对十字军东征的记忆”。综上，20世纪以前，十字军东征没有受到阿拉伯世界的重视，更没有成为阿拉伯民族的创伤记忆。
二、20世纪民族主义语境下“十字军”记忆在阿拉伯世界的建构
20世纪以来，十字军东征上升为阿拉伯世界的集体创伤记忆。具体来说，一方面，十字军东征成了西方侵略压迫的象征符号，并演化为欧洲殖民主义及犹太复国主义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被刻画成阿拉伯民族共同的苦难，成为塑造阿拉伯民族认同，推动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资源。这是由于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阿拉伯世界完全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而且未能阻止犹太人复国，失去了巴勒斯坦及圣地的控制权，由此产生了极其沉重的屈辱感。与此同时，随着帝国统治秩序崩溃，阿拉伯世界迫切需要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打破内部原有的宗教、教派、民族和地域隔阂，构建统一的阿拉伯认同感，促进内部整合。总之，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和奋斗目标，这些严峻的国内外挑战促使阿拉伯世界把十字军东征移入现代民族主义语境，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既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也代表阿拉伯人战胜西方的伟大时刻。十字军东征逐渐被打造成阿拉伯世界共同的历史叙事，成为唤醒阿拉伯团结意识和集体认同的力量源泉。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晚期开始，英、法殖民者以十字军的继承者自居，公开炫耀击溃奥斯曼帝国、占领阿拉伯行省象征着十字军的最终胜利，这种挑衅姿态激起了阿拉伯人的“十字军”记忆。1917年英国将军艾伦比(Allenby)率兵攻入耶路撒冷，宣布“今天，十字军东征结束了”；1919年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巴黎和会上宣称：法国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1920年法国将军古罗德(Gouraud)率兵摧毁阿拉伯民族领袖费萨尔(Feisal)建立的叙利亚王国，并来到萨拉丁的陵墓前说道：“萨拉丁，我们回来了。”阿拉伯世界在批判上述言论的过程中，开始建构十字军入侵的血腥记忆，并且把欧洲殖民主义看作十字军东征的延续。阿拉伯民族领袖和政府构成的官方力量，对这种记忆的形成发挥了先导作用。1919年，费萨尔在巴黎和会的现场驳斥法国代表：“究竟是谁打赢了十字军东征呢？”1933年，埃及政治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勒(Mohammed Hussein Haykal)出版的著作《穆罕默德传》两度批评艾伦比，在他看来，艾伦比的话表明现代欧洲人仍固守十字军的狂热，延续了十字军对东方伊斯兰国家的攻击。1945年，叙利亚政府的教育顾问、“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萨提·胡斯里(Sati‘ al-Husri)写道：“法国对叙利亚的野心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法国人习惯将这些战争看作祖先的丰功伟绩，把当时建立在叙利亚的拉丁王国视为一段‘光荣的历史’，希望去完成那些战争，恢复古代王国。”20世纪50年代末，纳赛尔曾公开谴责艾伦比的言论：“西方人从没有忘记被萨拉丁打败，试图发动另一场狂热的帝国主义十字军东征来复仇”，而且嘲讽“古罗德以为在自己的前辈——十字军战败的地方，取得了胜利”，随后他更直言不讳地揭露殖民者的委任统治是“十字军东征的替代品”。20世纪8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贝莱德·阿卜杜-萨拉姆(Belaid Abdessalam)接受采访时强调：十字军东征是西方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最突出的历史问题，“如今十字军的幽灵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把上述观念纳入国民教育，在其教科书中“将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殖民主义时代直接联系起来”。例如，沙特教科书将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称为“十字军帝国主义”“十字军殖民主义”。埃及教科书指出：“现代十字军打败了穆斯林，这是他们祖先在中世纪未曾做到的，于是他们开始报仇，为一己之私，占领并强行统治穆斯林国家。”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审定的教科书指出：“阿拉伯人与十字军的冲突，从中世纪延续至今”，“现代十字军东征始于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欧洲殖民活动”，“他们如同中世纪的十字军，在仇恨的驱使下，企图消灭阿拉伯人”。
与此同时，阿拉伯民间宗教势力同样以十字军东征寓意欧洲殖民主义。1920年，伊拉克爆发反英大起义，卡尔巴拉(Karbala)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谴责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属于“最近的、最具威胁性的十字军东征”，号召全体穆斯林以武力反抗西方国家。1936年，巴勒斯坦宗教人士阿卜杜拉·阿卡奇里(‘Abdallah al-Qalqili)创办的《真道报》发文指出：“英国委任统治正继续对伊斯兰世界发动十字军东征。”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阿拉伯世界崭露头角的著名逊尼派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也积极传播这种观念，其创始人、埃及著名思想家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 1906-1949)批判殖民主义是“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该组织的支持者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 1906-1966)在1948年发表的名著《伊斯兰社会正义》中两度批判艾伦比，称现代欧洲“复活了十字军仇恨伊斯兰的心理”。1952年，“穆兄会”把艾伦比的话置于舆论宣传的核心，向民众证明“英国人对穆斯林世界尤其是埃及的敌意根深蒂固”，以此号召广大穆斯林投身反英斗争。此后，赛义德·库特卜正式加入“穆兄会”并成为该组织的理论家，他在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把欧洲殖民者比作“新十字军”，谴责现代帝国主义依然怀有“十字军的心态”，称之为“十字军帝国主义”。20世纪80年代，“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哈马斯”(Hamas)发表纲领文件《哈马斯宪章》，同样收录了艾伦比和古罗德的话，将现代帝国主义看作十字军侵略巴勒斯坦的延续。总之，在阿拉伯人看来，十字军东征并未止于中世纪，而是随着欧洲殖民者的侵略扩张，延续至当代。
阿拉伯人以十字军东征指代欧洲殖民入侵的同时，还影射欧洲列强扶植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完全是欧洲为了打压、分割阿拉伯世界所发起的“新十字军东征”，以色列则是“新十字军王国”和“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这种观念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引起一些阿拉伯官员、媒体人士的警惕和担忧，于是他们发表文章，借古讽今，以十字军入侵的典故讽刺犹太人占据阿拉伯人的土地。第二，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公开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更加刺激阿拉伯人回忆十字军东征，使这种记忆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继续扩展。宣言出台后，大批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而且英国殖民当局长期实行“扶犹抑阿”的政策，激起阿拉伯人的愤怒，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及英方多次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于是，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伊拉克等国的世俗或宗教领袖、诗人、史学家等通过大型集会、节日庆典、新闻媒体、历史书写等方式，宣扬古代穆斯林打败十字军和拯救巴勒斯坦的事迹，激励民众反抗“新十字军”——英国殖民者和犹太人。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以色列建国和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将犹太人比作十字军的现象在阿拉伯世界更加流行，并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1947年，阿盟秘书长阿卜杜·阿扎姆(Abdul Azzam)发出警告：犹太人建国将引发种族灭绝，堪比十字军的大屠杀。1956年，英、法殖民者和以色列为控制苏伊士运河，联合出兵埃及，被纳赛尔比作历史上英、法共同发起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重创阿拉伯国家，占据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及耶路撒冷，唤起阿拉伯人对十字军入侵的回忆。埃及媒体讽刺这是以色列为古代十字军复仇的战争。此后，阿拉伯国家官方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不断把以色列等同于十字军。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在国会演讲时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是新十字军东征，它将伴随我们这一代人和未来几代人，是一场持久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Asad)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把以色列等同于十字军国家。巴勒斯坦官方媒体也经常把犹太人比作十字军。这一时期，黎巴嫩成立的民间什叶派组织真主党(Hizbullah)，同样把反抗以色列比作古代穆斯林抵抗十字军的战斗。不仅如此，一些阿拉伯国家领袖还纷纷表示，阿拉伯人必将重演战胜十字军的辉煌历史，使犹太人步十字军的后尘，最终将其逐出巴勒斯坦。这种言论旨在鼓励阿拉伯人作战的勇气，坚定必胜的信心，也反映出阿拉伯人在阿以冲突中产生的挫败感，促使他们不断回忆在中世纪驱逐十字军的胜利过往，以此抚慰内心的伤痛。
“十字军”记忆不仅是阿拉伯世界抵制欧洲列强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工具，而且被用来培养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认同，促进内部整合，推动民族国家构建。现代阿拉伯主权国家普遍形成较晚，传统的宗教、教派、地域情结根深蒂固，族群成分复杂，缺乏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因此需要塑造具有统一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共同体，而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阿拉伯国家正是将十字军入侵描述成共同的灾难，以培养情感的共鸣。在阿拉伯国家的官方叙事中，十字军东征不仅是对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民族或伊斯兰世界的侵略，而且被解读为阿拉伯民族不同地域、宗教和教派共同参与的保卫战。比如，1945年巴勒斯坦政治家拉菲克·塔米米(Rafiq al-Tamimi)称赞萨拉丁统一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打败十字军，并对此评论道：“十字军东征给阿拉伯人的教训是，团结可以解决阿拉伯人的所有灾难。”1958-1961年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合并期间，纳赛尔在演讲中总是强调：战胜十字军是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协同作战、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联合抗敌的结果。1963年，埃及国家影视中心出品的史诗巨片《胜利的萨拉丁》(The Victorious Saladin)也宣传这种观念，强调“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一样，也遭受十字军东征的苦难，许多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并肩作战。”1978年，叙利亚政府发行的儿童杂志介绍了阿拉伯基督徒水手以撒(Isa the Swimmer)摧毁十字军战船，受到萨拉丁接见，最终战死沙场的故事。2001年，叙利亚导演哈提姆·阿里(Hatem Ali)拍摄的电视剧《萨拉丁·阿尤布》(Saladin al-Ayyubi)包含了阿拉伯穆斯林和基督徒、逊尼派和什叶派共同抵抗十字军的剧情。由此可见，阿拉伯国家利用“十字军”记忆打造共同的灾难叙事，通过教科书、影视剧、历史书写、领袖演讲等方式灌输给大众，从而塑造阿拉伯民族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历史记忆，构建跨越区域和信仰界限的阿拉伯民族认同。
需要说明的是，在构建阿拉伯民族认同的语境下，阿拉伯国家往往有意弱化其他族裔对抵抗十字军的贡献，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将库尔德人萨拉丁置换成阿拉伯领袖。萨拉丁在1187年发动“哈丁战役”，消灭十字军主力，收回耶路撒冷，被视为战胜西方和以色列的象征和先驱，深受阿拉伯人的赞誉。1918年，费萨尔主持的叙利亚国民大会，为了抵制法国占领叙利亚，向民众呼吁：“难道你们不想保卫祖先在萨拉丁时代抵抗十字军所守护的土地吗？”此后，纳赛尔、萨达特、阿萨德、卡扎菲、萨达姆、阿拉法特等人都对萨拉丁推崇备至，却忽略他的库尔德血统。与之相适的是，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教科书，都回避萨拉丁的库尔德民族出身，或称他是“驱逐十字军、保卫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或将他收复耶路撒冷定义为“阿拉伯人的战斗”，或把他笼统地称作“英雄”或“穆斯林英雄”。这些国家还把萨拉丁的个人标志——“萨拉丁雄鹰”(Eagle of Saladin)当作国旗或国徽的图案。此外，北非、海湾和大叙利亚的很多阿拉伯国家都以“萨拉丁”命名国内的清真寺、街道、广场、城堡、医院、高校、行政区域，制作纪念萨拉丁的大型雕像、海报、绘画、钱币，其中以1992年叙利亚政府铸造的萨拉丁铜像最为著名——萨拉丁骑着骏马，身后有两名十字军战俘，雕像的底座刻着“解放耶路撒冷”的字样，这成为大马士革的标志性建筑。由此可见，阿拉伯国家把战胜十字军的萨拉丁建构成阿拉伯英雄主义的象征和塑造阿拉伯身份认同的公共符号。
在反抗外部挑战和强化内部治理的背景下，阿拉伯政治和文化精英塑造的“十字军”记忆深刻影响了普通民众。1930年，数千名摩洛哥民众聚集在中部城市菲斯(Fez)的卡拉维因清真寺(Qarawiyin Mosque)，谴责法国殖民当局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新十字军主义”。1956年，纳赛尔领导埃及人民抵抗英、法和以色列三国入侵，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顿时在阿拉伯世界声名鹊起，从摩洛哥到海湾国家的阿拉伯民众普遍称他是“新萨拉丁”。1963年，埃及电影《胜利的萨拉丁》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上映，深受观众喜爱。因为影片中萨拉丁击败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解放巴勒斯坦的剧情唤起阿拉伯人的自豪感，并联想到阿以冲突。1987年，巴勒斯坦爆发反抗以色列的大规模起义，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起义者打出的标语是，“我们是萨拉丁的子孙”。2000年，阿拉法特在巴以和谈中拒绝耶路撒冷分治，回到加沙后他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当地到处都是赞扬‘巴勒斯坦萨拉丁’的旗帜和标语”。这恰如巴勒斯坦学者阿米娜·卡布拉维·纳斯尔拉赫(Amina Qablawi Nasrallah)所说，萨拉丁在哈丁战役击败十字军，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在所有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由此可见，对现代阿拉伯人来讲，十字军东征既是西方殖民统治及犹太复国主义的代名词，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也承载着他们战胜西方及以色列的希望，能够有效地激起阿拉伯民族的集体认同和反抗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十字军”记忆带有明显的差异性，奉行世俗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淡化十字军东征的宗教色彩。以官方教科书为例，埃及、约旦把十字军东征界定为军事入侵，而非宗教战争；叙利亚、利比亚称之为“欧洲人”与“阿拉伯民族”的战争。与此同时，埃及、巴勒斯坦把战争归因于欧洲的经济动机(夺取东方的土地、财富)和军事动机(遏制塞尔柱人的扩张、拯救拜占庭帝国)，而非宗教动机。相比之下，以伊斯兰教为官方信仰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则明显突出十字军东征的宗教维度，将其描述为“欧洲基督徒”对“穆斯林国家”的入侵，而且强调战争的宗教诱因，即“基督徒在宗教领袖的煽动下，敌视穆斯林”。卡塔尔也声称：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是“教会神职人员恶意诽谤穆斯林，激起欧洲人的盲目狂热”，目的是“瓦解穆斯林的信仰”。不仅如此，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内部，政府和民间的“十字军”记忆也有区别。比如，埃及总统萨达特曾指出：十字军东征只是打着十字架的旗号，实际上是一场征服土地的帝国主义入侵；而民间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认为：“绵延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集中反映了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的敌视”，“十字军东征不只挑起了军事对抗，首先且更重要的是，激起文化仇恨”。在叙利亚，官方指出十字军入侵的深层原因是欧洲试图控制东方的土地和商业贸易，但民间神学家阿卜杜拉·纳斯赫·乌勒万(‘ Abdullah Nasih ‘ Ulwan)把“十字军敌视伊斯兰和穆斯林”列为十字军入侵的最重要原因。在约旦，官方教科书主要讲述十字军在约旦境内的军事扩张和经济剥削，然而民间叙事却站在宗教和思想的角度，声称西方发动“新十字军东征”，是为了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综上而言，20世纪的阿拉伯人把十字军东征移入现代民族主义语境，升华为标签化的概念，即西方侵略阿拉伯世界的代名词，代表着世俗和宗教、官方和民间、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集体创伤记忆，是阿拉伯人反抗西方霸权、捍卫民族尊严、追溯历史荣光、塑造民族认同的政治资源。当然，在民族抗争和塑造阿拉伯认同的前提下，阿拉伯人建构的“十字军”记忆明显存在片面性。例如，特别凸显冲突对抗的历史，有意淡化确实存在的文明交往的内容；抹杀其他族群抵抗十字军的贡献，极力强调阿拉伯人的地位。正如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三、21世纪以来“十字军”记忆在阿拉伯世界的强化
21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十字军”记忆趋于强化，记忆的内涵呈现出明显的反美色彩，也就是说“十字军东征”被阐释为美国霸权主义的代名词。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滥用“十字军”记忆、泛化“十字军东征”及“十字军”概念的现象也越发突出，“十字军东征”也成了少数极端群体反对美国、对抗西方的动员令。
阿拉伯人将美国侵略者等同十字军的现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时期。当时，萨达姆为了争取阿拉伯国家共同抵御美国的军事威胁，号称伊拉克与美国的较量是“穆斯林”与“新十字军”的战斗，在阿拉伯世界赢得广泛的响应。约旦、伊拉克、也门、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宗教组织纷纷谴责海湾战争是“野蛮的”、“充满恶意的”、针对阿拉伯民族和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新十字军东征”，号召发动“圣战”，对抗美国十字军。进而言之，伊拉克惨败的结局和美国继续驻军海湾的政策，导致阿拉伯人的反美情绪和“十字军”记忆持续蔓延。埃及军官夏德赫里(al-Shadhli)出版的书中，明确将海湾战争比作“第八次十字军东征”，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畅销书，在很多阿拉伯城市都可以见到。“基地”组织代表本·拉登在1994-2001年公开发表的讲话、声明和宣言中，更加频繁地把美国侵略者比作“十字军”，尤其是在“世界伊斯兰圣战阵线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宣言当中，指责美国“十字军”长期占据神圣的阿拉伯半岛，决心摧毁伊拉克并肢解其他阿拉伯国家，鼓励所有穆斯林攻击美国人及其盟友。正是在这个时间段，美国驻外使馆、军事设施及本土频繁遭遇暴恐袭击。不难发现，海湾战争赋予“十字军”记忆鲜明的反美色彩，这种记忆对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潜在因素。
继海湾战争之后，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世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十字军”记忆成为双方舆论斗争和军事博弈的焦点。袭击发生后，美国公然打着“十字军东征”的旗号，大规模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导致当地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严重损害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的生命安全，伤害了他们的民族尊严和宗教情感，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成为美国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具体来看，2001年9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反恐演说中讲道：“十字军东征，这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将持续一段时间。”此话立即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引起大规模抗议浪潮。尽管美方后来为此道歉，解释这是“口误”，但阿拉伯人仍然相信美国名为“反恐”，实则蓄意对穆斯林发动十字军东征。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阿拉伯人认为，美国从2001-2003年接连挑起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是确凿无疑的现代十字军东征。大批学者、官员和主流媒体相继表达这种观点。2002年，埃及作家蒙塔塞·扎亚特(Montasser Al-Zayat)写道：“难以相信布什谈到对阿富汗的战争时说出‘十字军东征’只是口误，这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这场战争就是十字军东征。”据阿联酋主流媒体《宣言报》的消息，2002年沙特阿拉伯、埃及、科威特和摩洛哥的200多名学者、官员组成代表团，要求各自国家的政府阻止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谴责美国对伊斯兰发动十字军东征，并警告说，攻击伊拉克可能会引发对西方的报复”，甚至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本人也指出“必须阻止美国发动反阿拉伯人的十字军东征。”2004年，埃及官方《金字塔报》宣称：穆斯林厌恶美国和西方，并非无缘无故。这种不满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开始萌芽，在殖民主义时代最终形成，在当今世界美国化的形势下走向泛滥。如今穆斯林知识分子相信西方正在进行“现代十字军东征”，构成真正的恐怖主义。2006年7月，沙特王室的《阿拉伯新闻报》指出：“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正在遭受野蛮的攻击，这让人联想起中世纪鞑靼人或更早的十字军。”2007年8月，约旦官方《观点报》对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评论道：我们仍记得布什在开战初宣布这是一场十字军东征，白宫发言人指出这是“口误”，但“事实表明这就是针对伊斯兰的十字军东征。”2008年4月，阿尔及利亚学者萨利赫·阿瓦德(Saleh Awad)在该国《黎明日报》发表文章称：“新十字军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重要的穆斯林国家。”2015年11月，科威特学者艾哈迈德·贾拉拉(Ahmed Al-Jarallah)批评美国在“9·11”事件后，放弃高尚的价值观，不顾道德，将“十字军”作为行动的口号。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伊斯兰宗教阵营不断把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界定为美国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十字军东征(而非局部冲突)，呼吁全体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共同反抗美国的霸权行径，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表达了这种主张，前者以埃及大穆夫提赛义德·坦塔维(Sayyid Tantawy)为代表，他指出：“如果敌人侵略穆斯林的土地，圣战就成为每个穆斯林的个人义务，我们的穆斯林国家要遭受一场新十字军入侵，它将攻击穆斯林的家园、信仰和尊严。”后者以“基地”组织最为典型，本·拉登曾指出：阿富汗战争是一场“全体穆斯林与全球十字军的对决”，“整个‘乌玛’应该共同抵御伊斯兰史上的这场最强大、最凶悍、最残忍的十字军战争。”本·拉登的支持者、沙特“圣战”思想家阿布·萨德·艾米利(Abu Sa'd Amili)在网络上发文称：“伊拉克战争延续了针对伊斯兰国家的十字军东征”，“目的是在全球控制穆斯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全体穆斯林必须团结协作，抵抗占领者。事实表明，在伊拉克战争初期，上述宣传取得了比较明显的动员效果，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沙特、也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的很多年轻人试图前往伊拉克，参与对美作战。在伊拉克的多种武装力量，将“十字军”记忆当作共同的反美武器，指出“统一的‘乌玛’利用其所有的财富、人民和军队，必将撼动和摧毁十字军。”
美国发动军事入侵的同时，还惯于煽动“颜色革命”，颠覆中东国家政权，充当了“阿拉伯剧变”的幕后推手。这场动乱爆发后，美国伙同其他西方国家深度介入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的内战和政局，这同样被阿拉伯人视为“新十字军东征”。2011年3月，美、英、法三国出兵配合利比亚反对派，轰炸利比亚政府军，卡扎菲在3月20日通过电视台发表讲话：“我们将投入战斗，打击任何与美国人勾结或与基督教十字军合作的叛徒”，“寸土必争”。据巴勒斯坦《祖国之音报》的报道：2012年2月，毛里塔尼亚“直接民主运动党”(Direct Democracy Movement)在纪念利比亚内战时指出：十字军摧毁一座又一座利比亚城市，利比亚人民生活在地狱当中。2020年，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官员马赫图里(Al-Mahtouri)通过电视总结道：“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干涉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是犹太人和美国主导的连环阴谋，“目的是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发动十字军东征”。不难发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拉伯剧变”后的干涉行径，导致“十字军”记忆在阿拉伯国家持续发酵。
由此可见，从20世纪末开始，尤其是21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十字军”记忆表露出极其强烈的反美情绪，阿拉伯人把十字军东征当作美国霸权行径的象征符号。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殖民主义、海湾战争等多重挑战后，阿拉伯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习惯性地把西方的侵略压迫视为十字军东征的重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殖民主义已然落幕，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取代英国、法国等传统欧洲列强，成为西方阵营的领导者，把控制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的中东视为建立世界霸权的重要环节，于是深度介入当地事务，不断打着“十字军”旗号发动军事入侵，引发战乱和政治动荡，这造成“对美国的仇视心理席卷很多阿拉伯国家。”因此，新世纪以来美国霸权主义成为刺激阿拉伯人“十字军”情节的主要诱因。
不可否定的是，新世纪以来，阿拉伯人滥用“十字军”记忆的趋势非常明显，把十字军东征的概念延伸到非军事威胁。比如，一些阿拉伯学者认为，西方渲染“伊斯兰恐惧症”“文明冲突论”，同样属于“新十字军东征。”2015年，“摩洛哥人民力量社会主义同盟”(USFP)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还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贸易纠纷称作十字军东征。少数极端势力还极力扩大、泛化“十字军”的概念，指代普通的平民、学者、媒体、智库等，将整个西方社会都建构成残忍、血腥和暴力的“十字军”形象；他们把世界划分为“十字军”和“伊斯兰”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宣扬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进而鼓动穆斯林向西方的“十字军”民众发动袭击。由此可见，十字军东征遭到过度的解读，所暴露的深层问题是：西方长期的欺压、凌辱和迫害，致使阿拉伯人陷入异常的压抑和愤懑，更产生对西方高度警惕、容忍度低、强烈排斥的敏感心理，他们在无法战胜西方的情况下，试图从历史中寻求精神安慰，不断给西方贴上十字军的标签，以此谴责、控诉、批判、攻击乃至抹黑西方，发泄心中的不满，但这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很容易激发偏激狭隘的负面心理。
需要强调的是，阿拉伯人深陷“十字军”记忆而不能自拔，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西方文化背景中“十字军东征”的内涵及其变化。在现代西方人的表达习惯里，“十字军东征”已经不再特指中世纪天主教徒侵略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还是一种脱离宗教语境的战争修辞。比如，20世纪英法干涉苏俄革命、纳粹德国进攻苏联，所打的旗号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东征”，以此掩盖侵略的罪行。与此同时，欧美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也把推翻纳粹称为“神圣的”“伟大的”十字军东征，为十字军东征添加了反抗暴力和传播正义的寓意。此外，西方还把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美国非裔人群争取民权也称作“十字军东征”，以此肯定人们为了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美国学者正是从上述角度出发，强调布什在“9·11”事件后的反恐演说，“不是在暗示反恐战争和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有关，只是想阐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高尚的。”一些阿拉伯裔美籍学者，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也指出：美国的战争修辞已经没有浓厚的宗教性质，“十字军圣战的想法已彻底消失”。但即便如此，西方将侵略战争粉饰为正义的象征，严格意义上讲，同样是对“十字军”记忆的滥用，暴露了西方社会漠视历史、一味自大的文化心态，也正是这种心态导致布什一次又一次轻率地把“十字军东征”用于战争宣言，却不了解这段历史对阿拉伯人的特殊意义。由此可见，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对十字军东征的认知并不是同频共振、相互对称，而是彼此脱节、严重错位，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西方触动了阿拉伯世界的伤疤而不自知，后者深陷历史创伤而不清楚西方的真实想法，从而导致话语暴力，形成对峙心态。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美国不合理的战争言辞和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做派，深深伤害了阿拉伯世界的情感和尊严，加深了阿拉伯人的“十字军”情节，这种记忆体现了阿拉伯人反抗美国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维护民族权益的强烈诉求，如埃及学者所说，“只要他们的国家还受制于西方的干预”，“穆斯林就不会忘记十字军东征”。然而，这种记忆明显被滥用，将所有纠纷都视为十字军东征，以十字军等同于整个西方社会，成为少数激进势力抹黑西方、鼓吹零和博弈、煽动暴恐袭击的话语陷阱，超出民族斗争的合理界限，从某种程度上讲，十字军东征已从一种政治文化资源，沦为沉重的历史负担和精神枷锁。
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欧美列强打着“十字军东征”的旗号，持续不断地侵犯、伤害阿拉伯世界。这导致阿拉伯人把十字军东征剥离出原有的历史背景和时空范围，建构成为西方挑战的象征符号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创伤记忆。在阿拉伯人看来，“十字军东征既充满了精神侵犯的宗教内涵，还等同于占领和压迫的政治意图”，而且是一场从中世纪延续至今的战争。可见十字军东征完全被嵌入现代民族主义语境，它在阿拉伯人的心中，成了一份鲜活的历史遗产和沉重的现实体验，“在所有穆斯林的想象当中，基督徒——也就是所有西方人——仍继续向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发起十字军东征。”“十字军”记忆寄托了阿拉伯世界反抗西方压迫，保卫国家主权，争取民族尊严，恢复历史荣光，彰显自我认同的强烈诉求，更佐证了人们建构记忆和认同的一般规律，即历史记忆是根据当下的需要建构起来的，人们总是从当前的需要和关切出发，将目光投射到过往历史中的某些片段。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
“十字军”记忆也深刻地塑造了阿拉伯人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西方的看法，从而对双方关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创伤性记忆导致阿拉伯人长期沉浸于历史包袱，严重消解了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包容性和信任感，甚至把西方视为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立的“他者”，一旦双方关系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迅速激活“十字军”记忆，放大伤害的效益，引发紧张局面。在此过程中，阿拉伯人与西方不仅存在对十字军东征的差异化解读，而且双方滥用记忆的倾向也都非常明显。阿拉伯人将十字军东征的范畴延伸到军事以外的商业、文化领域，西方则掩盖十字军东征的侵略本质，反而赋予其正义、进取的内涵，无视阿拉伯世界的感情关切。事实已经证明，滥用记忆只能进一步加剧误解，并引发冲突，从而使十字军东征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之间难以逾越的心理鸿沟和影响彼此关系的历史死结。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沟通和碰撞日趋频繁，人们享受时代红利的同时，也承受着与外界的摩擦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或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回首历史过往，重温民族的荣光，打造英雄的过去，强化自我认同，成为民族国家抵御外界压力和安身立命的必然选择。但在此过程中，必须要尊重历史、尊重理性，摒弃语言的暴力和记忆的滥用，化解对彼此片面化、刻板化、标签化的认知，只有这样，“十字军东征”的话语才能走出意念的迷障，超越蛊惑的魔咒。
（作者张倩红，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贾森，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