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拉美学界认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具有很大差异性，但由于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趋同性。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70—1930年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930—198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现代化道路拟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其中农村人口迁移问题是现代化道路的聚焦点之一，既反映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情况，又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国家整体发展的一个微缩版。因此，分析农村人口的迁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墨西哥是拉美主要国家，其现代化道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农村人口的迁移，有四个选择：农村内部不同村镇之间的迁移；迁移到主要大城市，例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等城市；迁移到北部边境城市；国际迁移，主要是去往美国。影响农村人口迁移的因素很多，除了墨西哥经历的重大社会动荡之外，农村的农业发展情况以及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等都是重要的“推力”因素，而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可忽略的美国因素则是重要的“拉力”因素。本文拟从农村人口迁移的视角探讨墨西哥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分析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以此呈现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并希望为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一点借鉴意义。
一、初级产品出口阶段的农村人口迁移
19世纪初墨西哥政治独立以来，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动荡，社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政局趋于稳定。此后，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墨西哥长达三十多年，期间开启现代化之路，一般称为早期现代化，即墨西哥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受“科学派”影响，墨西哥政府的目标是“秩序和进步”，提倡“少政治，多指导”，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独裁主义”的统治模式。此时，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正在经历“物质技术基础是电与钢铁”的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作为欧洲国家原材料供应地，拉美国家深受影响。
这个时期，墨西哥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取得显著发展，其中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出口经济。1878—1895年出口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9%（以美元计算），1895—1905年，年均增长率上升到6.9%。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将矿石、煤、焦炭等矿物，以及咖啡、棉花、烟草、玉米、菜豆、大米和小麦等农产品源源不断输送出去，大部分被运往国内其他地区，少量矿产品（大约30%）被运往国外，出现了“矿业—铁路—农业出口飞地经济综合体”。由此可见，铁路的修建引起了农村人口的迁移。
从历史背景来看，1846—1848年的墨美战争，墨西哥被割让了55%的领土，这让一部分墨西哥人家庭被迫成为跨国家庭。当时正值美国西进运动，西南部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批劳力，一部分墨西哥人为了谋生，成为美国的季节工人或者临时工。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中国、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工被驱逐出境。时势使然，墨西哥劳工成为美国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同时，墨西哥修建铁路时侵占不少土地，失去土地的墨西哥人被迫迁往城市或者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来自阿瓜斯卡连特斯州（Aguascalientes）、科利马州（Colima）、杜兰戈州（Durango）、瓜纳华托州（Guanajuato）、哈利斯科州（Jalisco）、米却肯州（Michoacán）、纳亚里特州（Nayarit）、圣路易斯·波多西州（San Luis Potosí）、萨卡特卡斯州（Zacatecas）的农村人口，受美国铁路和农业就业机会的吸引迁移美国，这几个州成为墨西哥的传统移民区。1900年墨西哥总人口为1.36亿，“将近3/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国家混乱，农村人口迁往美国成为选择之一。
1917—1921年，美国制定第一个《布洛塞尔计划》（Primer Programa Bracero），为农村招募7000名劳工。在该计划结束后，有些墨西哥人仍然选择留在美国，有些人则返回家园。这个时期的人口迁移以单身男性为主，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比例不到1/10。整个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处于重建时期，社会动荡不安。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之际，美国遣返4万墨西哥人。1934—1940年卡德纳斯总统在任时开展土地改革，同时政府也鼓励墨西哥人返回家乡，部分墨西哥人回国。根据墨西哥移民局（Mexican Migration Project，MMP）的统计资料，1910—1939年，94.7%的迁移人口是男性，5.3%的人口是女性。
推动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是国内铁路的修建以及美国的劳工需求。这个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处于世界经济体系外围位置的墨西哥仍然以出口初级产品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唯一不同的是以前出口到宗主国西班牙，这个时期是出口到欧美国家。而且，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附性的经济增长道路导致墨西哥经济的脆弱性和内部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可以看到，墨西哥和欧美国家的经济外交联系越来越多，墨西哥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趋于多样化，不仅是农矿产品的出口、劳工的输出以及外资的流入。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这个时期在墨西哥也展开了经济争夺。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的农村人口迁移
20世纪初，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对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十分不利，主要由于技术改革和工业革命加强了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拉美国家的传统生产技术没有任何的改进。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发达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减少，导致拉美国家出口规模缩小和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同时也很难从发达国家进口必需的工业产品，拉美经济陷入深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为应对危机，拉美国家开始自己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工业，生产原先由国外进口的工业产品以满足自身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拉美国家开始了“自发”的工业化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后来在理论层面上逐步发展成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形成。战争期间，参战国供应产品减少，但是初级产品的需求增加，拉美国家抓住机会，得以发展本国的工业生产。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结合拉美地区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种内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其中，曾任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50—1963年担任此职）对此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普雷维什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提出“中心—外围”概念，他认为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结果在这一不平等体系下，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容易陷入长期恶化的趋势。他还提出，外围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状态和贸易条件恶化的制约，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是唯一的选择，其“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采取有选择的和适当的保护政策、加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作用、采取必要措施提高资本积累的水平，以及加强外围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等”。
在拉美经委会的积极推动下，拉美国家把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运用到实践中，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主要表现在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采取关税与非关税措施来保护国家的“幼稚工业”、利用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来提高资本形成的能力和投资率。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5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进入顺利发展的阶段，墨西哥实行完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工业发展、经济快速增长，而且在革命制度党统治下，政治稳定，墨西哥转型为城市—工业化国家。这个时期被称为“墨西哥奇迹”。
同时，墨西哥政府积极推动出口农业的发展，在北部开展“绿色革命”，商品性农业得以推广，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在国家政策的协调下，农业生产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了廉价粮食，同时一些农产品成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当时，70%的玉米、67%的豆类、37%的小麦，几乎50%的水果都由本国农业提供。但是，墨西哥政府没有给与中部及南部地区农业应有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粮食作物生产一度出现停滞现象，粮食危机初现。部分农民无法依靠土地维持生存，随即流入城市。即便如此，工业化的发展亦不能吸纳全部劳动力，一部分人不得不前往美国寻求工作机会。对墨西哥而言，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加剧了一些仍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城市失业率增加，因为它没有为农民工提供工作和适当的生活条件。支持工业、放弃农业政策，鼓励了移民。
美国参与二战为墨西哥劳工提供了机会。为了解决美国征兵后劳动力不足的问题，1942年两国签订《布洛塞尔计划》（Bracero Program），墨西哥政府与劳工签订合同之后，被送往美国从事农业劳动。这些墨西哥劳工被安排在美国的28个州，主要是在农村和铁路线参加劳动。《布洛塞尔计划》是临时性的，而且针对性很强。当时，美国特别强调不准许墨西哥劳工的家庭成员跟随到美国。由此，在《布洛塞尔计划》实施期间，92.6%的劳工是男性，7.4%的劳工为女性，而60.2%的劳工的年龄在15—34岁。
1964年《布洛塞尔计划》被取消。计划实施期间的人口迁移为后来的墨西哥农村人口迁移美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缓冲了非法移民的负面影响。同时，墨西哥政府利用《布洛塞尔计划》向美国输送部分农业劳动力，成为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压阀”。《布洛塞尔计划》主要从传统移民区的三个州招募劳工，从招募人数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瓜纳华托州，第二位是哈利斯科州，北部边界州奇瓦瓦州（Chihuahua）位居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位分别是米却肯州、杜兰戈州以及萨卡特卡斯州。另外，还有来自中南部其他州的劳力。
《布洛塞尔计划》被取消后，墨西哥人口仍然流向美国，意味着非法移民阶段开始。美国一向把墨西哥人视为廉价劳动力。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化浪潮下，美国经济结构发生重要变化，汽车制造业公司关门，或者迁往国外。墨西哥移民从从事农业、制造业活动转向服务业、建筑业、家政服务、商业等。部分企业为降低工资成本，欢迎墨西哥移民。
1986年美国颁布《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In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IRCA），标志着非法移民现象被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230万墨西哥移民合法化，变成美国合法公民，其中75万是来自墨西哥农村的劳力。在这些被合法化的劳力中，来自哈利斯科州的人口比例最高，占20%。
这个时期也是墨西哥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不能吸收大量流入城市的人口，城市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城市病”。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或者在街头贩卖小百货。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52%的国内迁移人口是女性，她们大多从事家政服务。这是因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城市中产阶层壮大，需要更多的家庭服务人员。与此相应，在农村，尽管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土地改革进程，土地一般由男性继承，女性不能再依靠土地，只能另谋出路。20世纪70年代，女性占国内迁移人口的比例为51%。危机重重的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的人数继续增加，但是速度减缓。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的农村人口迁移
当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由生产非耐用消费品的初级进口替代阶段（也称为“容易阶段”）发展到生产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耐用品的高级阶段时，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无法解决工业产品的市场销路。这是因为拉美国家需要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和其他的工业原料，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口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而进口所需资金来源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外汇收入。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量减少，拉美国家无法获取充足的外汇收入来满足工业化的需求。最重要的是，拉美国家的国内市场狭小、内需有限，无法消化工业产品。这种现实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由于这种内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对本国的工业生产采取保护性政策，以致于工业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无法走向世界市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遭遇瓶颈，拉美国家没有及时转型改变发展模式，错失良机。
1982年，墨西哥爆发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墨西哥实施“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经济结构重组，部分工厂倒闭、货币贬值、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机会骤减、农业生产条件恶化，而且在许多地方农村人口无法获得贷款，封闭的环境无法获得劳动机会。因此，非常贫穷的且具有长期移民传统的农村人口倾向于向外迁移：流向美国，或者本国大城市。
这个时期农村人口的流动也与墨西哥的土地改革相关。1991—1993年，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颁布一系列关于自然资源和农村资源的法律，从而让法律框架适应宪法的变化和国际贸易及投资法规的标准。1992年2月26日，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进行宪法修订，准许土地私有化，这意味着经历七十多年的墨西哥土地改革走向终结。在土地私有化之后，农村地区的新一代人口只能通过购买或继承获得土地，贫穷的农民没有获得购买土地的资金。因此，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想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是没有土地，而且可能将来也不太可能拥有土地，这样的家庭年年增加，越来越多。没有土地的人口的增加是农村人口国内和国际迁移的推动力。1994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农业生产处于劣势，逐渐失去政府的保护，这导致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陷入困境。1994年，墨西哥爆发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说明墨西哥的现代化道路暴露出严峻的社会问题，农村落后、城乡不平等、社会失衡、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毒品走私现象严重等。
这个时期墨西哥农村迁移人口基本上涌向具有强大经济活力的美国边界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州，因为那里有许多工作机会。不过，63.6%的移民是非法移民，这些移民仍以男性为主，但是女性比重渐渐增加，大约占9.8%。女性移民大多以家庭团聚方式迁移美国。在非法移民中，最终只有少数人，大约12.1%的人选择留在美国。这取决于他们学会了英语，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找到了更体面的工作。由此，墨西哥移民出现新趋势。1.非传统过境点的重新定向。传统过境点是圣迭戈和埃尔帕索，现在转向亚利桑那，尤其是索诺拉州成为国际移民的主要过境点。2.出现新迁出地。2004年，新兴起的最大移民迁出地所占比例情况：塔瓦斯科州36.1%；坎佩切州32.5%；科阿韦拉32.0%；恰帕斯州、杜兰戈州和索诺拉州共占26.6%。3.女性移民增加。之前女性迁往美国是为了家庭团聚，或全家迁出；近年来，单个女性移民的情况越来越多，她们受过高等教育，来自不同的民族和社会阶层，其比例逐渐上升。4.墨西哥政府在维护移民权利方面的低效率，越来越不能维护移民的基本人权；虽然也采取了部分措施，但是收效甚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部分移民来自墨西哥中间阶层（像教师和建筑师）；印第安人也加入了移民行列。这反映出移民的多样化和复杂性。5.移居地的范围蔓延到美国的50个州，而且以家庭居多，这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以前主要是男性劳动力。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贫困和经济机会匮乏是墨西哥人迁移美国的主要驱动力，促进墨西哥的发展可以减少非法移民的流入。也有人建议美国国际开发署（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支持农民对接农民的交流计划，将墨西哥的农民合作社与在美国的墨西哥农民进行对接。
据统计，2019 年，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大约有1090 万。2010—2019 年，墨西哥人减少了近78万人，即 7%。一个原因是移民执法力度加大，另一个原因是墨西哥经济增强。不过，在经历了十多年的下降之后，目前寻求迁移美国的墨西哥人的数量正在激增。2020年以来，墨西哥各地日益严重的暴力事件，以及不断恶化的经济，导致墨西哥向美国移民人数十年来首次激增。
余论
不管是哪个历史时段的人口迁移，不管是移民美国还是迁移大城市，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在农村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改变当下的生活状态。
20世纪80年代，一般是男性到城市找工作，随后妻子或亲属也跟着来到城市。到90年代，男性或女性家庭的亲戚也纷纷来到城市，这样由一个人变成了一家人，亲戚相邻而居。在北部边境城市和旅游城市，印第安人主要从事建筑业和服务业活动，这些地方为印第安人的手工业产品也提供了市场。印第安人大多是家庭性迁移，在城市购买住房或者土地，他们与农村的农业活动和土地所有权越来越没有关联了。例如，从米却肯州的圣巴托洛科—库库乔（San Bartolo Cocucho）到瓜达拉哈拉大都会地区，普尔佩查人（Purépecha）生活在这里。他们离开家乡的原因首先是与缺少耕地有关，其次是由于木材的过度开发导致公共森林的灭绝。人们无法再依靠森林资源，向瓜达拉哈拉的迁移变得势不可挡。圣巴托洛科的男性在瓜达拉哈拉从事蓬勃发展的建筑业。一些女性上夜班，负责瓜达拉哈拉市场仓库中的蔬菜分拣工作。必须指出，离开家乡的迁移者仍然对返回家乡抱有很深的期望，特别是在参加节日活动、重要仪式等方面，以此保持与家乡的联系，维持与家乡的情感归属感。有学者研究表明，在时间、距离和可能性方面，最有能力返回家乡的是移居城市的印第安人家庭。例如，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íes）的大多数仪式（出生、婚姻、死亡）都在家乡举行，他们认为有必要维持土著居民在任何地方的神圣身份。
女性离开家乡的原因很多，这也与她们的性别及与之相关的脆弱性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到90年代，日益严重的土地短缺、经济危机和不利的政策，农村家庭不能再仅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必须依靠非农业活动，收入多样化。移居城市已经成为女性的一种选择，不仅可以改善经济状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已婚女性而言，离开公婆的家庭，离开生活的村庄，可以改变在村庄的从属地位，体验到与男性整体上的性别平等关系；为子女工作和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单身女性可以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作为劳动者，女性受到更多的青睐，她们比较灵活，可以接受短期工作和临时工作。女性在城市寻找就业过程中，适应城市生活，实现了多样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家庭内外活动的结合。她们一般作为日工从事园艺业劳动。
20世纪60年代以来，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不断减少，1960年占49%，1980年占34%，2000年占25%，2010年占22%，2021年占19%。以2000年为例，墨西哥总人口9890万，农村人口大约是 2460万人，其中1240万为女性，1220万为男性。2000年大约有490万个农村家庭，75%的家庭是核心家庭，其中16.8%的核心家庭以女性为主，大约32.3%的人口在60岁以上。
人口流动必然带来农村家庭组织的变化以及资金的流动。不管是迁移大城市生活工作，还是迁移美国，一个重要的结果是积攒收入，并寄回家乡，贴补家用。所以，侨汇成为墨西哥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平衡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迁移人口的汇款主要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农业生产活动。一般而言，在美国积攒的大部分收入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除了购买生活物品，还有缴纳学校教育费用等。其次的重要选择是在家乡购买住房或土地，购买用于修建房屋的水泥、木材等材料，或者修葺房屋。有移民的家庭比那些没有移民的家庭在拥有住房方面获得更多的成就感。
从人口流动周期而言，有的是临时性或周期性流动，有的则是永久性移民。这意味着留守家庭的出现，女性、儿童和老人继续留在墨西哥，这是潜在的社会问题，不利于农村的稳定。人口流动对所在家乡带来几种变化：第一，家乡的家庭成员构成发生变化，要习惯与迁移成员分开生活的方式；第二，家乡的土地和宅基地不再需要单独分配；第三，迁移在外的家庭成员与留守在家乡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在照顾老人等方面达成更多的妥协，但是也存在紧张关系；第四，迁移在外的家庭成员只关注留守在家乡的父母的状况；第五，越来越重要的汇款是用于居家老年人的身体保健和维持性汇款，几乎不会投资到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
从农村人口迁移的事实来看，墨西哥现代化道路没有重视农村、农业的发展，农村生活凋敝，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严重，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如恩格斯所说，“乡村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同样，“没有真正可持续的农村发展来消除贫困和落后，墨西哥就不可能有经济和民主进步。”农村已经不再是国家发展政策的一部分，而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流向美国的移民，虽然把侨汇寄回国内，但是也为两国的边界治理增加了难度。即便是流入城市的贫困人口，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居住在城市贫民窟，成为城市治理的大难关，构成城市化的“特色”。
如何更好地解决人口迁移问题，对所有劳动者的人权和劳工权利进行适当保护？有学者提出，最佳的办法是促进类似于欧洲联盟的北美经济联盟的形成，这样劳动力所有者可以像商品和资本所有者一样，在整个北美洲，甚至在世界各地基本上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以寻求最高的价格或利润。不过这只能从长计议。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墨西哥必须努力恢复劳动力的劳动主权。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恢复国家粮食的自给自足和农村重建。而要“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墨西哥来说，还需要漫长的过程。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墨西哥与中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选择现代化道路方面出现了不同的社会效果。两国之所以社会效果不同，除了政治制度、土地所有权的差异之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乡村振兴，解决好“三农”问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现在的关键是防止返贫。
不管墨西哥还是中国，有必要“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政策以促进社会公平”，比如鼓励正规公共研发体系，解决社会底层问题，让“包容性创新”或“扶贫创新”真正惠及贫困人口。在解决农村人口迁移问题方面，重点是应该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教育，增强他们的生存就业能力。中国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那么科技兴农、科技创新至关重要；同时注意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提升社会公共福祉。此外，政府积极参与和帮扶农业发展是振兴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
（作者王文仙，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