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法国历史学家阿马布勒·茹尔丹在《关于亚里士多德作品拉丁文译本年代和起源的批判性研究》中提出“托莱多翻译学校”的概念，用以指在12世纪的托莱多将众多古希腊—阿拉伯科学和哲学作品由阿拉伯语译为拉丁语的学术机构。这可以看作是12世纪托莱多翻译运动作为一个学术议题，进入史学家研究视野的肇始。约一个多世纪后，美国中世纪史家哈斯金斯出版《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924年）和《12世纪文艺复兴》（1927年）。哈斯金斯指出，中世纪西欧的科学“基本有两个来源，即阿拉伯科学和希腊科学，主要的吸收途径通过托莱多、意大利北部和西西里的翻译活动而实现的……不论托莱多有无正规的主教座堂学校，翻译家们都得在托莱多寻找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此后，以曼努埃尔·阿隆索、道格拉斯·莫顿·邓洛普、爱德华·格兰特、何塞·吉尔、克拉拉·福斯和查尔斯·伯内特为代表的中世纪史家和科学史家对托莱多翻译运动展开了更为精深的实证性研究。如今，关于托莱多翻译运动的全貌和诸多细节已基本厘清。

　　实际上，至11世纪后期，西欧地区的教育状况仍然令人担忧。法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诺让的吉贝特（约1053—1124年）在其《自传》中就曾谈道，“在我童年之前，甚至就在我的童年时代，教师奇缺，以至于在乡村找不到教师，在城市也很少碰到。即使偶尔能发现一两个，他们的知识也如此贫乏，甚至不能与现在的巡游学者相比”。直至12世纪初期，书籍与优秀教师极其匮乏的境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英格兰学者莫利的丹尼尔（约1140—1210年）因深感英格兰知识匮乏而求学于巴黎，却发现当时的巴黎“被法律和无知的自负所笼罩，于是决定前往当时最负盛名的阿拉伯科学知识中心托莱多，去聆听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的教诲”。于1125年到托莱多就任主教的本笃会士雷蒙德（1125—1152年在位），对西欧这种知识极度贫乏的状况甚为明了，对当时知识分子求知欲强烈的情况亦十分了解，故决定推动并资助在托莱多系统地将以阿拉伯文书写的古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哲学书籍翻译为拉丁语的学术活动。此后，继任托莱多主教的胡安（1152—1166年在位）和塞雷布鲁诺（1167—1180年在位）继续推进由雷蒙德所开创的翻译事业。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大约持续到13世纪初期。

　　在当时的托莱多从事翻译活动，并在译著中留下签名、有据可循的学者共有七位，分别是本地基督徒多米尼克斯·贡迪萨尔维（约1115—1190年）、来自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约1114—1187年）、穆扎勒布人塞维利亚的约翰（生卒年不详，翻译活动集中在1120—1130年）、原为犹太人后改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约翰（？—1166年）、犹太人阿本达乌斯（约1110—1180年）、穆扎勒布人托莱多的马克（生卒年不详，翻译活动集中在1197—1234年）和苏格兰人米歇尔（1175—约1232年）。需要指出的是，实际参与翻译的人员远不止于此。因为向执笔译者提供语言帮助的助手，通常是既会阿拉伯语又会卡斯蒂利亚语的当地犹太人或穆扎勒布人。他们一般不会在译著中留下痕迹。

　　“一本著作”经“两位译者”通过“三种语言”的转换最终完成，这是托莱多翻译运动中最常见的翻译方式，被形象地称为“四手翻译”。例如，通晓阿拉伯语和卡斯蒂利亚语的犹太人阿本达乌斯，与只懂卡斯蒂利亚语和拉丁语的多米尼克斯·贡迪萨尔维合译了阿拉伯医学家和哲学家伊本·西那（980-1037年）的《论灵魂》。在该译作的序言中，阿本达乌斯写道：“这本由阿拉伯文翻译而来的著作遵循了您（很可能指的是时任托莱多大主教的胡安，因为据阿本达乌斯自述，他是受到胡安的邀请而参与翻译的）的指导原则，由我用方言（卡斯蒂利亚口语）将之逐字逐词念出来，然后由多米尼克斯执事最终以拉丁文呈现出来。”《论灵魂》是多米尼克斯和阿本达乌斯合译的最后一本书，之后同样通晓阿拉伯语的西班牙的约翰成为多米尼克斯的新搭档。

　　再如克雷莫纳的杰拉德。他于1167年到达托莱多，是上述七位译者中最高产、译著质量最高的一位。克雷莫纳的杰拉德与其合作者翻译的著作达71部，对西欧思想和科学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世纪史家查尔斯·伯内特认为，“通过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的翻译而传播至西欧的阿拉伯科学著作比任何其他路径都要多”。爱德华·格兰特则论道，“仅他一人的翻译成果就足以彻底改变西方科学的进程”。但关于杰拉德翻译搭档的信息，我们仅掌握一则，英格兰学者丹尼尔在《哲学》一书中写道：“穆扎勒布人伊本·迦利布协助杰拉德完成了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的翻译。”

　　上述七位翻译家共翻译了包括希波克拉底的《论空气、水和环境》、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阿基米德的《圆的测量》、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盖伦的《论气质》、花拉子密的《代数学》、伊本·西那的《医典》《论灵魂》和伊本·法拉比的《各科举隅》《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评注》等在内的100余部古希腊与阿拉伯的科学、哲学作品，涉及辩证法、天文学、几何学、代数学、医学、炼金术、动物学等领域。由此，古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哲学著作以拉丁文的形式出现在中世纪西方。

　　这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翻译运动发生在12—13世纪的托莱多并非偶然，而是与托莱多作为历经阿拉伯文明和拉丁西方文明，交替洗礼所带来的多元文化长期共存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托莱多自西哥特王国时期就是伊比利亚半岛重要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711—1085年的托莱多相继被科尔多瓦哈里发政权和托莱多泰法国统治，深受阿拉伯文化的浸润。同时，统治者的宗教宽容政策也使托莱多成为一个多宗教信仰、多语言和多族群共存的地区。1085年，尽管托莱多被基督教王国卡斯蒂利亚—莱昂的阿方索六世“再征服”，但宗教宽容政策得以延续，其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属性也未改变。这一点从托莱多的城市布局中可以得到直观体现。12世纪的托莱多有20个本地基督徒区、6个穆扎勒布人区、2个犹太区和1个法兰克人区。各族群分区居住，分而治之。族群多样化带来的是多种语言的并存，加之托莱多学术文化环境的繁荣，以及大量书籍的传播，这些都为翻译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就西欧社会而言，在这一时期，以雷蒙德、克雷莫纳的杰拉德和莫利的丹尼尔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文化的匮乏，所以当他们获知阿拉伯文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向刚刚被收复的西班牙汇集。他们环顾四周，发现托莱多是从事翻译活动的首选之地，便在此扎根。于是一部部从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的译作，从托莱多跨越比利牛斯山口，向法兰西、意大利、英国等地传播。可以说，在这场翻译运动中，托莱多及其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成为西欧知识分子完成其崇高使命的场所。

　　通过托莱多翻译中心，大量古希腊和阿拉伯科学与哲学知识，迅速填补了知识贫乏的拉丁西方世界，激发了知识分子探求新知的雄心，推动了12世纪文艺复兴和大学的出现。翻译家在离开该翻译中心回到家乡后，又成为这些新知识的大力传播者。此外，12—13世纪的托莱多翻译运动还生动地表明，文明的进步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互动与交融。

　　（作者王玖玖，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