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一般来说，革命性质和任务决定着革命的领导阶级，但这种决定有时也会受各阶级力量对比的影响。所以，在确定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领导权这个问题上，列宁是通过对俄国革命性质的界定及对社会各阶级的透彻分析来完成的。

　　（一）革命性质判断与革命任务界定

　　一般来说，革命性质的判断决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纲领的正确与否决定革命力量的定位。简单来说，就是革命性质决定领导阶级。但这种决定并不是绝对的，它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孟什维克强调“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他们还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与孟什维克不同，列宁一方面不否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坚决主张无产阶级不能囿于革命阶段的划分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如此灵活的应用首先源于他对俄国革命实事求是的分析。

　　关于列宁对俄国三次革命性质的判断，传统的看法认为列宁明确提出前两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较新的研究认为，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对三次革命的定性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才逐渐改变看法，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二月革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实质上是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比如，曹浩瀚在其著作《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中指出：“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货币。无疑，用这些尺度来衡量的话，俄国革命的三大任务，无论是就其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还是消灭封建残余，它们无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其矛头都不是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和货币权力，其结果是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说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说一般民主主义的性质。”与其类似，俞良早在《被曲解的列宁与真实的列宁》一文中指出，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列宁反对把俄国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主张将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实际上，列宁对革命性质的判断并没有一板子钉死，而是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把握。

　　1. 基于社会经济内容，列宁认为俄国三次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前甚至1905年革命之前仍然是一个农奴制国家，截止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俄国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相对于牢牢统治着俄国的农奴制经济来说，俄国社会远远配不上“资本主义”这几个字。当时俄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和落后的农奴制并存，除了几个资本主义工业绿洲外，俄国大部分地区还很落后，截止到“20世纪初，俄国还有77%的人口从事农业。农业占国民经济产值的2/3”。所以，1921年列宁还在感叹：“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正如列宁所说，“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所以，“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资本主义的滞后发展使俄国经济具有另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资本主义都与封建势力有着亲密关系。不但一部分资产阶级是从地主转化而来，资产阶级本身也倾向于躲藏在沙皇的卵翼之下。但是沙皇出于维持其专制统治的需要，不可能全力以赴推进俄国的工业化进程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俄国人民一边忍受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折磨，一边又遭受资本主义的剥削之苦。所以，列宁认为，俄国的经济情况决定了当前革命“不可避免地为资本主义清扫基地”，俄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性质当然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列宁指出，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完成民主革命，才能为转向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革命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障碍，目标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这一点上，列宁毫不含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迅速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按照旧方式，结论是：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才可能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列宁关于革命性质的判断是大家都认可的，但列宁对革命前途的设想遭遇了各方面的指责和不理解。一方面，面对考茨基指责布尔什维克企图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言论，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布尔什维克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企图(同考茨基对我们的凭空指责刚好相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民思想家中最激进、最革命、最接近无产阶级的分子，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行了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的办法。”土地国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政策，这是对考茨基之流指责的最有力的反驳。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提纲的第8条中直接了当地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针对考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对“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指责，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不大了解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谁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是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言论。”“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列宁还以俄国革命为例证明他不是在拖延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并指出革命的成熟需要以经济为基础的各方面因素的充分准备。他说：“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既使他们的先锋队了解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成就’，又使他们自己懂得了革命行动的意义。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列宁在革命发展上高度尊重客观规律，就是在后来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过程中，他依然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的阶段“跨越”论，认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是因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需要全世界工人的合作，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

　　史学界在列宁关于俄国前两次革命性质的判定上并无异议，存在争执的是列宁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界定。事实上，基于经济成分的分析，列宁指出1917年十月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说：“在西欧所谈的农民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在俄国所谈的，主要是受资本主义前的制度和关系的压迫、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并不比受资本主义压迫轻(甚至更重)的农民。在西欧，农民作为阶级已经完成了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提供战士的使命，在俄国则还没有完成。”所以俄国革命的当紧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赢得民主自由，这也就是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其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2. 基于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成分，列宁断定俄国三次革命都是民主革命

　　任何革命都需要确定革命的动力问题，不但要找准领导阶级，还要弄明白可以争取的被领导者。所以，影响列宁对革命性质判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根据同盟者队伍阶级成分的不同，列宁指出：“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不仅以同盟者为标准把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把十月革命认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说：“我们的胜利来得比较容易，因为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只有农民离开资产阶级，夺取土地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相反，如果农村农民还没分化，“加入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未能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反对富裕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财主、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也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列宁认为，有些人之所以把十月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人口众多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能够支持民主主义变革，而在目前还不能支持社会主义变革”。所以，“无产阶级联合一般农民，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在这一点上，列宁依然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3. 以政权的更替为标准，列宁肯定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政权与其他活动相比是第一位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革命是否进行到底，究竟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直接统治权究竟转到谁的手里”，“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牢固可靠有保障的活动场所，“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所以列宁强调，“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所以，“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列宁同时指出，即使是不能独掌政权也要尽力参加并影响政权：“无政府主义在原则上把任何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行为都斥责为背叛无产阶级，而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在社会民主党对起义能起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实际上，“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

　　对于1917年十月革命，列宁认为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建立苏维埃政权标志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他指出，“如果有过1905年伟大经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1917年二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十月革命也不会那么顺利，“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的诞生这样容易，是因为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过1905年的痛苦经验而变得聪明的人民的深刻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列宁虽然在十月革命前仍然强调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但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指出，从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这个角度来说，1917年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而“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承认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与普列汉诺夫先生和考茨基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上述时期需要的，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也就是说，列宁认为政权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的标志，也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过程。他指出：“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职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国内战争的经验向农民代表清楚地指出，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剥削者统治的无情镇压，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而这个过渡期实现的前提在列宁看来，就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不可能有向纯粹社会主义过渡的纯粹资本主义，只有某种中间的、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总体上，从政权转移的角度来说，列宁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阶级分析：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

　　列宁说过：“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列宁的这个判断不是凭空做出的，而是基于对俄国各阶级的分析。他说：“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列宁在谈到1905年革命教训时指出，最重要的革命教训是：“我们已经看到俄国人民中的各阶级是怎样行动的。”也就是说要对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列宁指出：“俄国过于长久的惨痛的血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一切阶级力量。”各阶级的阶级特点决定了他们在革命中的表现，列宁反对用“人民”一词模糊阶级界限。他说：“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此，列宁十分详细地分析了俄国的各个阶级。

　　资产阶级，可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但其民主主义倾向总是向后反顾的。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与沙皇专制制度之间既有紧密的利益关联，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专制制度一方面保证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粗暴剥削，另一方面却为保护专制统治而抵制工业化的进展，资本无限扩大的本能及资产阶级利益扩张的需要，都将超出沙皇专制政府的忍耐限度。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可能性，而利益关系则限制了其革命彻底性的发挥。资产阶级和沙皇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的共性，使二者之间结成了互补互济式的密切经济关系。首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决定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资本主义发展需要自由市场、需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专制制度则限制资源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这是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次，资产阶级与专制制度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其在革命中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不但很多大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由封建贵族转变而来，而且由于国内市场无法消化资本市场的产品，资产阶级亟须沙皇为其打开销路和开拓市场(无论这种消化方式是国家订货、对外侵略还是开办国家银行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更有甚者，资产阶级需要沙皇的国家硬件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以应对无产阶级对剥削的反抗。这样，“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因为“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更愿意保留诸如君主制度和常备军一类的封建残余以对付无产阶级。沙皇政府对资产阶级的扶持就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政府的极大依赖性，攻心于发财致富，也客观上造成俄国资产阶级政治觉悟的落后。资产阶级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性，增加了其随时同封建制度妥协的概率。列宁还把俄国资产阶级同欧洲资产阶级进行了对比，认为相比之下俄国资产阶级更加懦弱，所以俄国“资产阶级既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袖”。事实证明，俄国资产阶级还仅仅是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不成熟的阶级，这种不成熟表现在其组织的松散、发展的不充分和社会影响的弱小等方面，最终注定其只是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而不能担当俄国民主革命领导者的历史命运。对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壮大起来的民主进步。”所以，从本质上看，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现在整个说来是赞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谈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他们多数人渴望与沙皇分掌政权，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专制制度，而往往是“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胜利，无产阶级如果跟着资产阶级走，就不能用彻底的方式完成俄国革命。

　　关于小资产阶级，列宁强调要注意它的两重性。“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一方面正是因为这些劳动群众被压迫被蹂躏得厉害，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支持民主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无法纠正的缺点。尤其是对于小资产阶级中的农民，列宁指出它具有民主主义革命的倾向，但也不能忽略其中途退却的危险。因为“潜藏在它内部的，并不是‘社会化’的思想，而是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间的新的阶级斗争”。这些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目的不是取消私有制，不是成为社会主义者，而是保护私有制使自己变成现有大资本家那样的富有者，所以“他们能够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列宁之所以重视小资产阶级，是因为它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在俄国“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数量上都没有占绝对的优势，“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构成最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阶层”，而“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它只有和半无产者、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大多数”。所以，虽然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它不能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重任，但它依然是民主革命所不能忽略的重要力量。

　　关于无产阶级，列宁认为经济状况和阶级特性决定了无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领导者的可能性。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相比，“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经济上的一无所有使无产阶级毫无后顾之忧，受剥削的严重程度赋予其毫不妥协的革命性。因而，列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专制制度最彻底最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无产阶级才会毫不保留地拥护和支持民主主义革命而不同专制制度相妥协，也只有无产阶级才会勇敢地站到反对专制制度的最前列，成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先进战士。所以，“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在实行民主改革方面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于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所以，无产阶级会义无反顾、倾其所有地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这也就使得无产阶级具有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可能性。所以，列宁认为，“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解放运动，按动力来讲并不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一运动的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由此，列宁号召农民群众跟着无产阶级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以实现革命的最低目标。事实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加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总之，列宁认为革命阶段并不是在革命开始之前就人为划分好了的，列宁说，“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无法解决的’社会任务”，这时候最重要的工作是确定当前革命的性质、确定革命领导阶级及同盟者。因为在列宁看来，民主革命的前途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化论发展的过程中，将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所以，“我们能不能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利用我们同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联系，来给革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把革命引导到真正彻底的胜利，不是口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胜利，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不彻底性和叛卖性?”这一点将具有重要意义，“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因为，革命后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列宁指出，承认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对马克思基本原理的遵循，“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而不能“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假设及论证。但无产阶级有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这种可能性会自动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需要无产阶级的主动争取，而争取的第一步则是革命领导权意识的获得与加强。

　　列宁不但认为无产阶级有领导民主革命的可能，而且认为这种领导权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持续不断努力争取的基础之上。他强调，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要注重领导权意识的培养，因为民主革命只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一段路程，而不是无产阶级参与革命的最后归宿，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走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牢记自己的终极使命，才会主动培养自己领导民主革命的意识。同时，由于资产阶级作为原则上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必然不会主动让予革命的领导权，这就需要无产阶级的积极争取。

　　（一）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培养革命领导权意识

　　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是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保障，某种程度上说，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列宁对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论述是通过对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的批判展开的。他在《无产阶级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以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他们得出结论说：可见，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束缚’。”“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而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所以“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降低到不使‘资产阶级退出’的限度”。列宁对俄国革命的指导正是在同这些错误思想做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至于如何获得领导权意识，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作为他们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袖来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当城市无产阶级群众起来斗争，推开那些动摇和叛变的自由派，领导农业工人和破产农民前进的时候，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俄国自由的到来”。所以，“我们(在伟大的俄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情形下)不仅打算领导已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而且打算领导这个能够同我们并肩行进的小资产阶级”。“不仅要争取和引导整个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而且要争取和引导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走”，“要使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绝大多数人摆脱对资产阶级的依赖，使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相信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

　　（二）民主革命阶段不忘却社会主义革命任务

　　列宁认为民主革命阶段具有不可跨越性，但同时强调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意识的培养，需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始终牢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命。

　　首先，列宁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强调民主革命阶段具有不可跨越性。“工人应当知道，他们不推倒这些反动支柱(专制制度——引者注)，就根本无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有效的斗争，因为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永远摆脱不了闭塞无知、担惊受怕的状况，只能作绝望的挣扎而不能进行明智顽强的抗议和斗争。因此，同激进民主派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所以，列宁强调，“在估计临时革命政府的意义时，如果忽略了民主革命的阶级性质，那么这种估计就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所以决议补充说，革命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在目前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关于革命两阶段的思想是辩证的，他说，“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为反动势力效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因为，“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而“无论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要求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而且，“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以便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作斗争，指导社会主义完全胜利”。也就是说，“民主革命的胜利，只会为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真正而坚决地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扫清道路”。所以，“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真正任务应该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忘记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但列宁同时强调，“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进步的社会阶级去反对反动的社会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那些特权等级土地占有制的代表人物，反对官吏，支持大资产阶级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妄想。这种支持并不打算也不要求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这是支持同盟者去反对特定的敌人，而社会民主党人给予这种支持，是为了更快地推翻共同的敌人，但他们并不打算从这些暂时的同盟者那里为自己取得什么，也不会让与什么”。同时，工农民主专政“这样的胜利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所以，“无产阶级是在最低纲领范围内，而不是在最高纲领范围内进行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目前的迫切要求不是破除资本主义，而是为它扫清道路，促进和加强它的发展”。因此，“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

　　其次，列宁强调要重视无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认为二者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万里长城。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也会得到一些政治自由。但“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只能改善同这个资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工人必须牢记：“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因为“资产阶级对多少享有一些政治自由的无产阶级的统治一加强起来，就必然会引起这两个阶级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拼死斗争，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拼命‘夺取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成果’。所以，无产阶级走在最前面领导所有的人为民主制而斗争时，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新的斗争”。也就是说，“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联系”。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千道山万座岭，“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列宁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当作无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形式。他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而且，“社会民主党人自从作为一个特别的社会革命派别出现时起，就始终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这一活动任务，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与内容，始终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他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在工人群众中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竭力使工人认识专制制度的一切活动表现，专制制度的阶级内容，推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当然，列宁也指出了两种革命之间的区别，他说：“我们已经指明社会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指明革命工作在这两方面是完全并行的。然而这两种活动和斗争也有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还有资产阶级、有教养的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受专制制度迫害民族或宗教和教派等等的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而无产阶级“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所以，列宁一再强调，“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能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主义问题方面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相反，“‘经济主义’的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不了解无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从政治鼓动和政治揭露中获得全面的政治教育)同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要求是相联系的”，甚至是相吻合的。

　　随着革命的发展，列宁进一步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任务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阶段和两个步骤，并对二者之间的界限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他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应当铲除旧制度，只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铲除旧制度，我们应当争取这个共和制，我们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不仅要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当资产阶级企图(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从我们手中夺取我们的成果时，还要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发生的革命对我们说来只是第一步，随后还有第二步。我们必须尽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虽然对于这两个革命的表述更加明确，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列宁依然延续了之前的分析，也就是提倡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服务。他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列宁不但对这两次革命之间的界限有非常清晰的概念，而且对二者之间的发展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述，在这一点上他主张“不断革命”。“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并不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揭示这个斗争。”“我们能够说而且必须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完成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双重任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扩充和加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需要获得自由，以便进行推翻资本统治的无情斗争”。

　　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指出，“我们根据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考察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把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过来，不能把他们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那么这些条件就只能提供一种极短暂的和极不巩固的胜利”。这里列宁实际上总结出了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实现领导权的奥秘所在：党的领导、可靠的同盟者、充分的武装准备。

　　（一）布尔什维克式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模式，革命要由这样的党来领导

　　俄国革命虽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起来的，但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中、在同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人斗争的过程中锻炼起来的。列宁从一开始就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设计俄国革命道路，认为俄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是发展资本主义。但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相比唯一不同的是，列宁从一开始就否认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认为俄国革命的领导权应该属于无产阶级。他说：“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如果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俄国革命将会像1848年革命那样不彻底而在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上发展资本主义；相反，如果无产阶级担负起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重任，俄国革命就会走1879年革命的民主共和道路，彻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而这条道路才是最优最有利于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途径。所以，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他说：“1905年的革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创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斗争。”所以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既定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夸大政治，也反对缩小政治，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应该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不但重视俄国的革命，还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其他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工作的重视和强调。他指出：“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来看，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以便百倍地加强工作，为无产阶级赢得国家政权，并且是赢得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政权作好准备。”

　　列宁之所以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一方面是因为他把革命领导权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无产阶级身上，不对非无产阶级存在任何幻想；另一方面，他认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不会遥遥无期，因而要为实现将来的社会主义斗争做好准备——无论这些准备工作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还是建立强大的有组织性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列宁尤为强调党的纪律。他指出：“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而“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

　　列宁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认为独立性是领导权实现的前提。但是列宁所说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关于这个问题，他解释说社会民主党“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它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考虑不让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保持独立就是为了领导全体人民的革命运动，由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击”行动的暂时性和相对性，今天的同盟者可能明天就变成敌人。因而，“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会发生，因此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严格的独立政党，这种独立性不单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对于同样具有革命不彻底性的小资产阶级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列宁一方面强调“要把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但是不要把这两种斗争混淆起来。要支持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但是绝不同这种非阶级的斗争合流，绝不用社会化这类虚假的字眼把它理想化，一分钟也不忘记把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完全独立的、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与革命民主派并肩作战时一定不能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工人必须独立地组织成为一个单独的工人政党。他说：“俄国社会民主党运用自己全部力量在工厂工人中间进行活动，同时决定支持俄国那些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工作放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地上来的革命者，但他们毫不隐讳，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列宁还指出，即使是出于革命策略的考虑而有必要参加临时政府时，参加的前提条件也应该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关于无产阶级独立性的实现形式，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至于独立性的实现方式则可以不拘泥于形式。列宁承认在俄国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候，存在社会民主党融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在形式上保持独立，而是必须实现实质性的独立。他指出：“问题也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能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独特性、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自主的地位。他们可以不仅宣布这种‘独立’,而且还在形式上保持这种‘独立’，可是结局还可能是他们在和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革命政治上的最终结局可能是这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特性，但是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所以，列宁更注重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实际把握。

　　独立性与领导权的统一性。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独立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与领导权紧密相关的统一体进行强调的。他指出：“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参加非党组织的目的、性质、条件等等都应当完全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准备和组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自觉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无论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当是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坚定不移地领导劳动群众去实现他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没有这个独立性，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无从实现；而如果忽略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单独去讲独立性，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条件下就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结盟对革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不能保证革命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前进；相反，如果不搞清楚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远期目标和近期任务，没有培养起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在无产阶级不懂得争夺革命领导权重要性的前提下，单单强调无产阶级独立性而拒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做法，又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原理降低为僵化死板的教条。事实上，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需要同盟者。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并不是消极地为各个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充分发挥整个劳动者利益的代表作用，担当起领导革命的重任，给革命运动提出政治任务、指出发展目标、制定发展战略和策略，而要做到这些的前提条件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上完全彻底的独立性。

　　（二）由工农民主专政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

　　在列宁那里，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不要参加革命临时政府、无产阶级要不要取得对武装力量的领导等，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列宁的主张是通过工农民主专政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首先实现的是民主共和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再以此为基础走向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现实可能性，“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列宁关于政权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工农民主专政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在俄国第一次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列宁提出通过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来彻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这个思想大概是这样的：由于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无产阶级参与并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也并不会导致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一起掌握政权，所以“临时革命政府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这首先是因为，民主革命是“全民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不同于无产阶级，但他们在“争取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是统一的，这一点取决于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列宁认为革命任务是具体的、现实的，必须根据具体的环境提出来，而“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取得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即使不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农民主专政最大的好处是避免混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因此，列宁主张无产阶级要团结并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且，无产阶级一定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参加这个专政的临时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既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又不失时机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

　　其二，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其发展前途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不是社会主义专政。因为“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工农民主专政并不是必然要实现，它只是俄国革命的一种可能，它的实现有巨大的困难，所以这个专政“必然是暂时的(要么过渡到资产阶级专政，导致无产阶级失败；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专政)”。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坚定了列宁的苏维埃政权思想，但是列宁并没有因此否定工农民主专政之临时革命政权的重要作用。列宁关于政权的思想是唯物的、辩证的、发展的，既看到这个政权在现阶段的革命作用，但又不停留于此，而是把民主革命政权同无产阶级政权联系起来，在区别中把握二者的联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革命政权的前进。正是把握好这个问题，列宁才有了坚持让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确思想。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列宁民主革命思想的要旨所在。

　　所以，列宁关于政权思想的核心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对政权的争取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革命领导权，没有政权做保障，无产阶级必然会被排挤到领导权的队伍之外，不能保证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过程中取得胜利，因而也就不能保证革命朝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发展。

　　（三）灵活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

　　列宁不但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更注重实现领导权的艺术。他说：“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所以列宁强调：“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么，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因为起义需要有人民的革命高潮和革命转折点，革命领导者只有善于把握时机，才能推动革命更加顺利地走向胜利。

　　1. 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通过同农民的联盟来实现革命领导权。列宁认为，把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由可能转变为现实，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的领袖，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无产阶级有一个愿意彻底战胜沙皇制度而且自愿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列宁认为农民就是这样的同盟者”。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西方传入农村人口占多数的东方国家所遇到的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问题，革命和建设的成败都与此密切相关。正如列宁所说：“从俄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呢，还是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季诺维也夫曾经高度评价列宁的工农联盟政策：“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贡献是他第一次极其明确地提出了(从理论上)和解决了(从实际上)关于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结合起来的问题。”列宁正是发现并抓住了农民这个同盟者，才最终带领俄国革命走向成功。

　　当然，工农联盟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俄国落后的资本主义与顽固的农奴制并存的状况，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的斗争对象及共同的政治利益需求把他们统一到了一条战线上。他们互相需要，但对无产阶级来说，巩固的工农联盟同民主革命一样都是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和手段，巩固的工农联盟不过是实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坚实基础。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决定其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彻底，而农民却有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的可能性。

　　无产阶级需要农民。列宁认为，就俄国当时的国情来说，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这不但因为俄国沙皇力量相当强大，还由于资产阶级时刻觊觎着革命领导权。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做不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无产阶级除了与占俄国人口多数的农民联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列宁说，“我们从来也不怀疑，只有像我们党纲中所说的工人同贫苦农民这些半无产者的联盟，才能包括俄国人口的大多数，才能保证政权有可靠的支持”。“‘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现实‘可能性’究竟在哪里：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在于他们二者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也只有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结成联盟才构成人民中的大多数，才能成为战胜沙皇制度的彻底力量，才能保证民主的实现与巩固，也才能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坚实的基础。俄国1905年革命中工人罢工与农民反抗地主斗争的结合、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与穿军装农民的力量汇合是俄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因而，无产阶级应尽一切努力团结农民并把他们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否则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作用是无法发挥的。这是因为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中人数是最多的，小资产阶的两重性决定了农民必然会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与贫苦农民结成联盟是迫切的也是可能的。因为，同剥削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暂时联盟相比，受剥削的工人阶级和被奴役的劳动农民之间的利益不存在根本相悖的地方，他们之间是可以结成“真诚联合”的。而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关心农民运动，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就无法把农民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就不能麻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也就不能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这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187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没有完成的德国革命和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德国资产阶级不仅是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特别是背叛了农民”。

　　农民也有联合无产阶级的迫切需求。“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但由于农民具有散漫、组织程度低、文化素质也不高等劣势，他们只有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通过援助无产阶级才能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这些迫切的利益要求，加上农村中遭到破产、贫困交加、饥寒交迫等与日俱增残酷现实的逼迫，一旦城市无产阶级发动革命，他们就会一拥而上，举旗响应。当然，列宁在强调与农民建立巩固联盟时也注意到了农民运动的非社会主义性质，指出农民运动是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他们援助无产阶级与其说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不如说是为了给自由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这也就意味着工农联盟是暂时性的和条件性的。“超出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也会像资产阶级现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仅仅有实现联盟的可能性还不够，关键是解决如何建立巩固联盟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无产阶级高度关注并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土地。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最大的动力就是推翻地主、获得土地。所以列宁说：“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问题是俄国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经济问题。”“革命已经证实和表明，把土地问题提得很明确是十分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经清楚地证明，应当把土地交给农民。”“工农革命政府首先应当解决土地问题，——能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的问题。”因为“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的经济基础”。列宁高度重视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方式，则认为各个国家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并没有死板划一的模式。在经历过1905年革命的背景下，政治形势和社会阶级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农运动的结合使革命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于是，在1906年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纲领，在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的一次会议上所起草的土地决议中又重申了土地国有化问题，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全国所有土地国有化”，而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的《土地法令》则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规定了土地的平均使用而非国有化。列宁的初衷是“把在赢得共和制度的条件下实行全部土地国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作为取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胜利后开始进行真正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一个当然的和必要的步骤”。土地国有化是列宁民主革命思想的关键所在，他一再强调：“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绝对地屏弃土地国有。”在这个基础上，列宁还指出了实行土地国有化的重大意义：“第一，表述对革命农民的最坚决的号召，号召他们向地主土地占有制发起进攻；第二，确切指明为了巩固农民的胜利果实，为了从民主主义的胜利过渡到无产阶级直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运动能够采取并且应当采取的下一个步骤；第三，指明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农民起义的胜利愈临近，这些任务也就愈急迫地压到我们头上，愈坚决地要求我们把它们明确地提出来。”这是民主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制定土地革命纲领的出发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不但强调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还突出了二者的区别，同时也指明了土地国有化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马克思主义十分肯定地证明，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也是可能的、可以设想的，它不会阻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是土地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最高限度。”

　　2. 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

　　列宁认为，“统一战线策略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吸收愈来愈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反对资本的斗争”。无产阶级要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胜利，单凭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能与革命对象的强大成正比例关系，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善于利用敌对势力内部的矛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反对专制制度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被俄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事实。“二月革命最初获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我们在1905年没有能够达到的目的。”所以，列宁强调要“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地位。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行动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时而在这种场合，时而在那种场合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并肩行进，就不能参加政治”。为了革命的最终奋斗目标，无产阶级不但要支持资产阶级，还要支持善于动摇的小资产阶级。“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事业，和平、自由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事业顺利、和平、迅速、稳妥地获得胜利。”基于此，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做‘反动的一帮’，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应该成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或种族的保护者，成为一切被压制的宗教以及无权的女性等等的保护者。”既然民主党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就应当从各方面援助各个派别的民主分子，吸引他们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并努力实现阿克雪里罗所说的另一种前途：“另一种前途就是社会民主党把俄国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它在争取自由的时候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并结成联盟，另一方面要把知识界中最热爱人民的最革命的分子直接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引导他们前进。”“形势可能迫使我们参加非党组织，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起杰出作用的这样的民主革命时代。”某种程度上说，“在民主革命时代，拒绝参加非党组织，在一定的场合下就等于拒绝参加民主革命”。而“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因为“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为了团结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支持一切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尽量争取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切条件”。“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无论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还是之后，都充满了对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和妥协的事实。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是这样叙述的：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作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之前，旧《火星报》编辑部就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结成正式的政治联盟(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间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内部反映出来的任何最微小的影响作最无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而是揭露他们的面目，揭露他们是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以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

　　所以，列宁认为，与暴力革命相比，组织无产阶级群众和劳动人民，并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力量是一个永恒的任务，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条件。因为“无论有教养的人们怎样‘同情’工人，无论单枪匹马的恐怖分子怎样英勇斗争，都不能摧毁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只有工人自己起来斗争，只有千百万群众共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只要这个斗争一减弱，工人所争得的成果立刻就要被夺走。……1905年，在此之后的头两届杜马的召开及其被解散，都给人民许多教益，首先教会了他们要用共同斗争来实现政治要求”。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及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制定一条符合实际的、能争取最广大群众的革命策略。

　　当然，列宁的所谓统一战线并不是固定不变和无原则的，而是要随着革命阶段的变化做相应改变。“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列宁的统一战线理论始终以无产阶级独立性为前提，他警告无产阶级政党要在统一战线中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如果共产党在报刊和公会中的压力不足以通过统一战线领导无产阶级作战，那么它就应当独自率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去作战”。

　　3. 充分的武装准备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保障

　　列宁指导下的俄国革命，其形式是变幻无常的，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甚至几种革命形式同时起作用，这就要求革命党能够及时灵活地转换策略。但在列宁看来，能否灵活转换，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充分的武装后备。列宁认为，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人民武装起义是一般民主革命所必需的，因而要武装无产阶级，以保证在可能的条件下直接领导起义。民主革命就是要实现对专制的胜利，而“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列宁的暴力革命是与其国家学说相联系的，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而且“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就是要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要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因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用来对付剥削者的，那么我们拥护这种暴力!”“政治自由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归根结底只能靠实力来解决”，“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当然强调武装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和革命果实，因为“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一定会竭力把我们手里的革命成果抢走”。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没收其财产，破坏其国家机构，才有可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服从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只有用革命手段，通过剥夺剥削者以满足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才能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所以革命的重大问题只有依靠强大的武力后盾才能解决，尤其是在反动阶级往往首先使用暴力的背景下。

　　列宁并不否认，除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还要采取别的革命形式，他说“就是一小时的合法活动也不要放弃”。但列宁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其他革命手段，都必须以强大而完备的武装力量做后备，因为“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将来在这种或那种条件下，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所以“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这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做的。要实行这种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办法，无产阶级就必须武装起来——因为在革命时期，事件会特别迅速地发展为直接的内战——并且必须由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无产阶级以武力为后盾来施加压力的目的，是要‘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即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看应当以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为内容的那些成果”。这是历史中得来的教训，“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曾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所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武装起来刻不容缓，无产阶级要时刻牢记这是彻底胜利所必需的，也是判断革命敌友的根本标准，因为“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划分派别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划分派别。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列宁不但重视武装起义，还十分重视武装起义的时机。关于起义时机成熟的条件，列宁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这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应该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因为“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来识破资产阶级的骗局。

　　十月革命的最后胜利给列宁和俄共(布)以极大的鼓舞，于是列宁有了把俄国革命模式推向世界的想法。“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列宁试图“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这是列宁世界革命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但是随后的实践没有按照列宁的设想发展，西欧各国陷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革命低潮期。为了打破苏联的孤立状态，列宁的视线从“西方”转向了“东方”，并希望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俄国革命模式的影响下能够复制俄式革命成功。

　　列宁虽然认为俄国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典范，但他同时强调俄国革命模式的特殊性。他说：“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因此，必须活学活用而不能照抄照搬俄国革命模式，“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列宁看来，“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因此不能把一个模式套用到所有的革命中去，“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事实上，列宁早就发现并指出过照抄俄国革命模式的错误做法，早在其1919年3月《给库恩·贝拉的电报》里指出：“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19、20世纪革命的三个基本阶段的论述内容为：“革命的第一阶段是限制专制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第二阶段是争取共和国以满足‘人民’，即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能满足无产阶级。”如果可以把这个由资产阶级君主制取代封建专制，再由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取代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方案称作马克思主义革命模式的话，俄国三次革命基本上可以看作对这个模式的模仿和应用。但是，俄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列宁始终强调不能用这个模式来限制俄国革命的步伐和范围。他说，“如果我们事先按照这个方案来限制我们将达到的范围，那么我们就是庸人了”，“只有象小学生那样了解历史的人，才会把事情想象成缓慢而均匀上升的没有‘飞跃’的直线”。列宁继续论证说：“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共和国就不可能在俄国实现。”“马克思不知道这一形势，也没有谈到这一形势。因此，单靠摘录马克思的几句话，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推翻对这一形势所作的分析。”所以，在建立共产国际试图指导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强调俄国革命模式的借鉴意义，但也突出了俄国革命模式的特殊性，强调不能照抄照搬，只是后来的实践并没有谨遵列宁的这一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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