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景观史学蔚然兴起，尤以英国景观史学为盛。而英国景观史的开山之作便是1955年出版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它不仅标志着英国景观史学的诞生，而且使其作者霍斯金斯（W. G. Hoskins）戴上了“景观史之父”的桂冠。该书的出版意味着一个历史学新分支的创立，这在学术史上并不常见。
将景观历史充分历史学化
霍斯金斯的景观研究对象纵向包括了从史前到当代英格兰各个时期的景观史，横向囊括了乡村与城镇各类景观史，并聚焦于景观史这一核心主题。在此基础上，他将景观历史进行了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分析：不仅关注各类景观的起源、演变史，而且注重挖掘景观历史背后的逻辑与联系，挖掘景观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故而，在确定了村落的最初形状之余，还要思考在社会史范畴内多样的形状和布局意味着什么；而要解释不同的田地形状，除了要考虑地貌、土壤和气候等客观事实之外，还要考察财产法和继承法等历史事实，即诉诸隐藏在景观背后的社会史和法律史。
在问题导向之下，面对景观历史，霍斯金斯的主导分析思维是历史学的，所提问题也是以历史学为基本底色的。正如霍斯金斯坦言，探讨英格兰的景观形成与发展，若不回溯景观背后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英格兰景观，不可能捕捉它从一地到另一地令人惊叹的所有转变。
与此同时，霍斯金斯彰显出明确的景观史家定位与学科边界意识。他不仅多次提及“景观史家”这一研究身份，还尤为注重景观史、景观史家与相关研究领域或研究者的学科边界：同样是对景观的研究，地质学家关注的是景观的框架以及造出某种地貌和天然植被的基本结构，景观史家则关注覆盖框架的鲜活内容以及富有特征的细节，其任务是揭示人类在比较晚近的过去是如何覆盖那些地质框架结构的，尤其是方式与方法问题。这样的边界意识也被立于史学内部：与经济史聚焦蒸汽动力的应用对工业和英格兰经济的一般影响不同，景观史关注的是蒸汽动力的应用给景观带来的看得见的变化。在外较与内省的过程中，景观史作为一个史学分支与研究领域的样貌与价值便显而易见了。
为景观史提供研究方法论
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引领，对一个史学分支的发展意义自不待言。霍斯金斯为景观史研究至少贡献了两种专门研究方法。其一，“重写本”分析法。他在研究城镇景观史时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将景观比作“重写本”，景观史家则需要揭开这个重写本的叠层。此处重写本就意味着在其之上每一代人都在撰写自己的故事，同时又在擦除更早期故事的残余部分。此法旨在让景观史分析做到条分缕析、层次分明。比如，作者借用此法注意到，虽然15世纪人们给德文郡哈尼教堂的小建筑分别“增添了”“翻新了”“新添了”各种物件，但依然可以识别12世纪教堂的本体景观。这种独到的分析法，有助于让研究者把握景观的形成与演变史，走进历史的细节与脉络之中。
其二，“交响乐”分析法。霍斯金斯对另一种景观史分析法也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将景观比作“交响乐”。他主张不仅要倾听交响乐的和声，也要辨别进入其间的那些主旋律，这样就能明了这些音符是如何一个个精巧地衔接在一起并交织出魅力无穷的新和声，而且不管它怎样掩饰，也能识别某个主旋律的多种微妙的变奏。显然，“交响乐”分析法就是一种整体分析法，在关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构成、衔接与变化的同时，注重综合与整体把握。这一分析方法在他对景观多样性的解释上多有体现：我们可能很容易发现一百种景观，每一种都有其独特性与自身历史，而这可能是地质学、地形学、气候、土地所有权甚至是模糊的继承习俗共同导致的。
霍斯金斯为景观史研究提供了一套颇具特色的研究方法论。这其中，“重写本”与“交响乐”分析法尤为突出，前者实质上更为注重景观史的纵向生成与演变，后者更为注重横向的联系与构成，将它们综合交织运用，便可以对景观史有一个立体与完整的认识。
为景观史做补偏救弊与学术预流
从学术史的长程角度而言，霍斯金斯一方面为景观史研究补偏救弊，廓清基业。霍斯金斯对英格兰景观史的研究并非是在处女地上耕耘，面对已有研究，除了借鉴与参考之外，他还从观点与史实两个层面进行了“拨乱反正”。比如，关于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时间，他批驳了“厚今薄古”的学界陈说（尤其是17、18世纪人为活动影响形成说），认为实际上诸多英格兰景观在中世纪黑死病爆发前就已成形，进而基于史实提出了英格兰景观形成时间的基调性观点：一切都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古老。
另一方面是为景观史研究做学术预流，启发后人。陈寅恪在论及“古今学术史之通义”时，曾提出广为流传的“预流”说。据其高见，“新材料与新问题”是做学术弄潮儿、开预流之关键。化用此说，霍斯金斯在此两方面为景观史的学术发展作出了卓越指引。《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所使用的史料种类庞多、来源多元，诸如地图、契据、诗歌，等等。这些多样化史料的合理运用当然不乏新意，但从史料学的角度而言都谈不上新材料。霍斯金斯在此方面的最大突破是挖掘了一种史学新材料——景观。换言之，在他看来，景观既是研究对象也是史料本身，作为一种史料，它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文献史料的视觉档案。这种新主张与新实践在当时学界是前所未有的。景观本身即史料的提出，深刻改变了人们对周边环境、档案类型与史学研究的理解。
新史料的挖掘，萌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作为景观史学的奠基之作，它的“预流”之功除了体现在开创性发问与研究、将景观史推向史学主流与前沿之外，还体现为在此基础上“预留”了诸多新问题以启发后人的探索之路。比如，霍斯金斯认为英格兰各地田地的形状及其起源，还有很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如此，霍斯金斯的景观研究便成为后继学者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霍斯金斯的景观研究“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为景观史树立了库恩意义上的学科“范式”。一言以蔽之，它的学科贡献体现在厘定新领域、开拓新方法、挖掘新史料、讨论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等多个方面，这为英国景观史学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姜启舟，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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