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两千纪后半期，西亚北非地区迈进了大国政治时代。在这一时期，各大强国在西亚北非的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外交大戏。通过频繁的交往与互动，这些国家不仅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而且促进了自我认知的深化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亚述作为新兴力量逐渐崭露头角。然而，对亚述而言，在构建新的国家认同过程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它需要继承并妥善处理城邦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在大国间交流日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亚述还需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特色，向当时的国际社会证明其与其他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目前，学术界对于中亚述时期亚述人的自我认知及其历史叙事的研究仍显不足。据笔者所知，只有瓦尔克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亚述集体身份：一种社会类别方法》中对此作过较为详细的探讨。笔者认为，无论分析中亚述时期亚述的文化身份还是其国家认同，都应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围绕亚述从城邦向王国转变这一关键节点展开考察，同时还需考虑亚述为追求西亚北非大国地位而进行的身份转型。
一、中亚述的历史叙事与制度认同
公元前14世纪，赫梯出兵北叙利亚，致使米坦尼王国崩溃，亚述趁机独立。独立后的亚述确立了以国王为中心的君主制，这与古亚述时期差异明显。不仅如此，亚述还利用古代西亚北非政治格局转变的有利契机，逐步获取了一些原属米坦尼的疆土，成为西亚北非重要的政治势力。
但是亚述也面临诸多问题。就内部情况而言，亚述缺乏深厚的君主制根基。在中亚述时代之前，亚述实行城邦制，国家权力分散在城市议事会、“伊沙库”及名年官手中。直至埃卡拉图王朝统治时期，亚述才正式步入王国阶段，然而埃卡拉图王朝并非亚述本土王朝。此外，亚述缺乏王国治理的经验。在中亚述时代之前，亚述领土局限于亚述城，虽在小亚细亚建立了贸易点，但亚述人仅在贸易点实行自治。就外部情况而言，亚述崛起于米坦尼王国的废墟之上，处在一个西亚北非大国在政治上频繁往来互动的时代。与埃及和巴比伦等拥有深厚君主制传统的国家相比，亚述的君主制不仅建立时间较晚，而且王统基础相对薄弱。虽然亚述通过外交途径获得了埃及的承认，但是相较于埃及和巴比伦等大国，亚述作为一个新近崛起的政治力量，在地区政治中缺乏话语权。有学者认为，“在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的统治下，中亚述帝国变得更加重要。从这时起，亚述在近东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它希望在国际层面上与赫梯帝国、卡西特巴比伦和埃及处于同等地位”。赫梯一直拒绝承认亚述的地位，直至亚述王阿达德尼拉里一世(Adadnirari I)统治时期，亚述的大国地位才得到赫梯的承认。
在这种形势下，中亚述不仅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积极扩展其影响力，而且着手在意识形态领域塑造悠久的王统形象。“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中亚述对古亚述的历史进行了重构。中亚述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ShamshiAdad I)编撰的《亚述王表》(The Assyrian King List)进行了修订，不仅把亚述的王统历史追溯到极为遥远的时代，而且把中亚述之前的所有城邦首领(伊沙库)都统一称呼为“国王”(阿卡德语šarru，苏美尔语lugal)，把亚述君主制的起源追溯到“住在帐篷中的17个王”的久远过去。尽管该王表中提及的一些国王可以被出土的同时代文献所证实，但从这些文献来看，中亚述之前所谓的“国王”，多数都自称“阿淑尔的伊沙库”(išš'ak aššur)，仅仅是执行城市议事会决策的首席执行官，“主要任务是处理司法事务及修建寺庙建筑和城墙等公共基础设施”，与后世国王的权力相差甚远。通常来说，在历史编撰中，“事件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或曾经被认为是重要的”。显然，中亚述认为伊沙库对塑造中亚述的王统非常重要，把伊沙库从“其过去的脉络中提取出来，把它们当做先例”，以便在修订《亚述王表》的时候，把蛮荒时期的部族首领和城邦首领都视作拥有无限权力的国王。有学者对此评价道，中亚述修订王表的结果是“编造了一种历史叙事，其中王权制度被想象成与阿淑尔国家相伴而生。王权被视为亚述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它是元典性的和不可改变的。这种制度连续性的假象使中亚述国王能够更容易地与他们的大国同行相提并论，并更容易证明他们在亚述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由此可见，中亚述通过修订王表，对中亚述之前的政治制度作了选择性的历史书写，从而塑造出亚述王统源远流长的意象。
众所周知，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崛起于埃卡拉图，他废黜了古亚述的国王，《亚述王表》对此有如下记载：“他把那拉姆辛之子埃里苏姆(二世)从王位上赶下来。他夺取了王位，统治了33年。沙马什阿达德之子伊什美达干(一世)统治了40年。”在埃卡拉图王国崩溃之后，亚述成功复国，其统治者普祖尔辛(PuzurSin)着手清除埃卡拉图王朝的影响，他的年代记对此记载道，“当亚述伊沙库普祖尔辛(阿淑尔贝沙梅之子)摧毁了沙马什阿达德(一世)邪恶的阿西努姆□□□并为亚述城建立了适当的统治；(在那个时候)我(普祖尔辛)移除了□□□□□□一场外来的瘟疫，不是亚述城人民肉体上的(瘟疫)”，“奉我主阿淑尔神的命令，我摧毁了他(即阿西努姆)所造就的不当之物，即他的祖父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墙壁和宫殿，(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是一场外来的瘟疫，不是亚述城的子孙，他破坏了亚述城的神庙”。显然，复国后的亚述不认同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统治，把他称为“外来的瘟疫”。
然而，在中亚述时代，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态度与前代有所不同。从中亚述时期修订的《亚述王表》可以看出，中亚述并没有将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及其后裔视为异类。中亚述国王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Ashuruballit I)、沙尔马那沙尔一世(Shalmaneser I)和阿淑尔瑞沙伊什一世(Ashurreshishi I)等3位国王的年代记表明，在中亚述时期，沙马什阿达德一世被尊崇为亚述宗教的守护者，他的名字进入那些重建或修复阿淑尔神庙的显赫统治者之列。宗教职能是古代亚述国王的主要职能之一，这3位国王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宗教职能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亚述时期官方的态度。关于中亚述时期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推崇，有学者如此说道，“对于公元前17世纪的亚述国王来说，他是一个外国篡夺者，然而几个世纪后，他作为亚述早期伟大的国王被纳入亚述历史神话之中”。中亚述对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态度转变，实际上是对他确立的君主制度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认可。
在这种历史叙事的主导下，立足于其所建构的历史传统的中亚述王统便具有了合法性。从中亚述的历史可以得知，中亚述诸王沿着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开创的君主制道路继续前进。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吞并亚述后，除了遵循亚述传统自称为“亚述的伊沙库”之外，还引入了两河流域南部的君主制要素。他是中亚述之前第一个自称为“王”的统治者，总共采用了19个头衔。其中，他不仅引入了两河流域南部的“世界之王”“强壮的国王”“阿卡德之王”等头衔，还引入了“他的所有敌人的征服者”“恩利尔任命的人”“伊斯塔尔的宠儿”“达干的宠儿”“达干的崇拜者”和“阿淑尔的宠儿”等修饰语。在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执政期间，虽保留了亚述的名年官，但城市议事会似乎被取消了。显然，沙马什阿达德一世为后世的亚述国王树立了君主制的典范。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上台执政后，亚述采用了沙马什阿达德一世的部分头衔，例如“王”和“恩利尔任命的人”，到阿里克登伊里(Arikdenili)统治时期，则采用了“强大国王”和“亚述王”等头衔。而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开始大量采用带有两河流域南部元素的头衔，俨然呈现出两河流域传统国王的姿态。有学者评价道，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统治时期“用于描述国王的称号数量显著增加，是对阿淑尔乌巴里特采用‘亚述王’这一头衔的延续。他的父亲阿里克丁伊利最多使用4个最常见的称号，而阿达德尼拉里(铭文)的引言包括12个称号，其中大部分在描述国王的攻击性和特异性方面都具有创新性”。此后，这种通过头衔来宣扬王权的方式成为中亚述乃至新亚述时期的常见手段。
二、中亚述历史叙事与国家认同
随着中亚述进入王国时代，“亚述城邦第一次变成了一个领土国家，包括卡尔胡、尼尼微和阿尔拜勒等城市，亚述把这些领土组成行省进行治理”。城邦时代的领土、族群观念变得不合时宜，中亚述在国家领土性质与族群观念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在古亚述有关商贸的文献中，通常将亚述简称为“ālum”，偶尔称为“亚述城”(ālum aššur)，而在古亚述的王铭中，则称其为阿淑尔(aššur)。此时亚述只是一个城邦，所以亚述仅仅指的是亚述城。然而，到了中亚述时期，亚述发展成为一个地域王国，显然“亚述城”并不能指代整个王国，于是亚述人在历史编撰中创造了“亚述国”(māt aššur)这一术语。有学者认为，在阿达德尼拉里一世时期，“随着亚述控制范围的扩大，亚述人的民族认同感也随之增强，‘亚述国’一词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的印章上，他的头衔是“亚述国之王”，在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写给埃及法老的两封外交信函中，提及亚述的时候同样称其为亚述国。从中亚述第三任国王阿里克登伊里开始，在中亚述国王的年代记中，在亚述一词前面加上“māt”成为常态，标志着亚述人在构建作为政治地理概念的亚述国方面取得了成效。与此同时，在中亚述国王的年代记中，把中亚述王对亚述国的统治权描述为神赋予亚述王“亚述国的牧权”。在中亚述时期，亚述与巴比伦因领土纠纷爆发了长期冲突，这在《同步年代记》(Synchronic Chronicle)中有详细的记载。有学者认为，亚述“与亚述南部的巴比伦邻居的冲突进一步表明了一种明确的领土概念的出现”。在中亚述时期，王国的每个行省都有义务向阿淑尔神庙象征性地交付少量谷物、蜂蜜、水果和芝麻，由专门机构加工后进献给阿淑尔神，由此让各个行省参与对国家神庙的供奉，从而塑造王国的统一性。
与亚述国家领土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亚述人”这一概念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古亚述时期，亚述人通常被称为“亚述之子”(mer'ū aššur)，指的是享有亚述公民权的城邦居民。有学者指出：“古亚述时期，亚述人指的是这座城市的居民，虽然这暗示这个群体说亚述方言(而不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巴比伦语或西部的阿摩利特语等语言)，但这并不是一种种族身份。” 然而，随着中亚述时期亚述逐渐从城邦转变为一个王国，在提及亚述人时，亚述国王的年代记不再使用“亚述之子”这个术语，而是代之以“亚述人”(aššurāyū)，用于指代亚述国内所有的民众。显然，这个称呼超越了狭小的城邦范畴。此外，在一首献给女神伊什塔尔的中亚述赞美诗中提到了“亚述国的人民”(nišū māt aššur)，尽管瓦尔克依据铭文无法判断此处提及的人民是否为亚述人，但从“nišū”的词义来看，该词除了有广义上的人类之意外，还有居民或臣民的意思，当该词与表示地点的名词构成词组时，常常指的是该国的居民。此外，从该词的用法来看，“亚述国的人民”指的是生活在亚述国的全体居民。从中亚述国王的年代记来看，亚述国的人民还包括战败后向亚述投降的敌对者。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的年代记记载，在经历了残酷的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之后，敌人因战争的失利而向强大的亚述投降，亚述接纳了这些投降者，“对于那些在我武器下幸存并向我投降的6000人，我把他们视为我国家的子民”。在阿淑尔贝尔卡拉(Ashurbelkala)统治时期，亚述与巴比伦实现了和解，《同步年代记》对此描述道，“亚述国的人民与卡尔杜尼阿什国的人民被带到了一起”，有学者对这句话做出了如下解读：“言下之意是每个国王都有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政治体。”
三、中亚述历史叙事与他者异己性
在古亚述文献中，由于城邦与生俱来的排他性，常常将外族与亚述人区别开来。古亚述城邦的一项法令规定禁止向阿卡德人、阿摩利人和苏巴尔图人出售黄金，“关于黄金的规则与以前相同：人们可以互相出售黄金，但根据石碑，任何亚述之子都不得将黄金出售给阿卡德人、阿摩利人和苏巴尔图人。无论谁这样做，都会被处死”。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提及的这三个群体分别对应亚述以南、以西与以北的族群，表明古亚述人把自身视为不同于周边族群的人群。中亚述时期仍然以同样方式来描述周边的族群，从文献来看，主要提及的是苏巴尔图或奈里人、加喜特人、苏提人与库提人，分别泛指亚述以北、以南、以西和以东的族群。
与古亚述时期不同的是，中亚述的历史文献特别强调外族的异己性。通常而言，一个族群通过建构他者而实现了自我认同，而“认同是由某种基础上的差异游戏所构成的，是由不同于他者认同的差异游戏所构成的。……他者就是非自我(the nonself)和非我们(the nonus)”。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的一份铭文描述了对抹除铭文的诅咒，把“陌生人、外国人、恶毒的敌人和(说)另一种语言的人”描述为潜在的亵渎者，“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编年体铭文记录中，他的敌人被认为是边缘地区的下等人”，这些表述显然是对他者进行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将外国人视为破坏亚述国家的敌人。在族群话语中，往往“用完全对立的情况来描述他者”，以此突出自我的特性。在沙尔马那沙尔一世的年代记中，通常将外国人描述为反叛者或敌对者，认为他们威胁到了亚述的统治，并使用古老的术语“库提”来称呼山区的居民，将他们描述成数量众多且擅长谋杀的族群，“库提人叛变(并)与我为敌，他们的数量就像天上的星星，无人知晓有多少人，(他们)擅长谋杀”从以上中亚述的年代记来看，在中亚述人在历史叙事中“把这世界划分为熟悉和陌生、‘人类的’和‘非人类—野蛮人的’、‘文明的’和‘阴暗的’”。中亚述人是“按照民族中心主义的思考，褒义的价值是用于自己的，而他人的不同则是贬义的。他者的不同仅仅是对自我的负面的映射。被评价为负面的他人的不同仅仅服务于形成对自我的尊重，并将其合法化”。
在中亚述的历史叙事中，这些族群除了在本性上不同于亚述人之外，他们生活的地方也与亚述不同。事实上，中亚述人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是中心，而外族居住在偏僻的边缘地区，这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观念。显然，这种“有关‘他者’的文化地理学极其依赖在景观中对认同和差异进行定位与安置的空间隐喻”。从沙尔马那沙尔一世开始，在中亚述的年代记中出现了对外族所生活地区的“不易抵达”特性的描述，学界将其称之为“艰难之路”(difficult path)的文学传统，显然，“敌人所居住的世界的不可接近性和陌生感，被用作对文化差异或对非亚述国家和人民的‘他者性’的隐喻”。在沙尔马那沙尔一世对哈尼加尔巴特王国的战争中，亚述人“开辟了最艰难的道路和山口”才得以进入该王国的领土，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TukultiNinurta I)的年代记把库提人生活的地方描述为“遥远的库提之地，道路极其艰难”，把亚美尼亚高原的奈里国(Nairiland)描述为一个异常偏远的地方，“我凭借超乎寻常的强大力量，经常穿越难以逾越的石山，而这些山路是其他国王所不知道的”。亚述人“用铜镐凿开他们的山，并拓宽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道路”，这可能是对亚述人与野蛮的异族世界取得联系的某种隐喻。在中亚述年代记中，就把恶劣的自然条件与卑劣的异域族群的主题结合起来，把生活在这些困苦地区的族群描述为缺乏勇气的懦弱人群，库提人因为亚述人发动的战争而“惊恐万分”，最终只好跪倒投降，“阿尔祖国的国王埃赫利特舒布”因为恐惧而“带着他的侍臣和儿子，抛弃了他的整个国土，秘密地逃到了奈里这个未知之国的边界”，中亚述铭文也把这些地区的族群描述为采取阴谋手段的不光彩者，哈尼加尔巴特王国的人为了阻止亚述人，截断了亚述军队“前进道路上的山口和水源”。
在中亚述时期，亚述确立了君主制，并对外推行扩张政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随着国力的增强，亚述开始与西亚北非地区的其他大国开展外交往来，成为古代西亚北非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巩固统治和树立大国形象，亚述需要重新塑造其独特的国家和集体身份。因此，为了调和城邦传统与王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在西亚北非世界树立悠久王统的大国形象，中亚述在历史叙事中积极地重塑了亚述的形象与观念。总体来看，亚述集体身份的历史叙事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在时间维度上，突出亚述悠久的王政传统，并推崇征服者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在空间维度上，突破了小国寡民的城邦属性，强调亚述的地域王国特性；在族群维度上，一方面强调其他族群的异己性，另一方面发明了“亚述人”这个词，以取代城邦时代的“亚述之子”。中亚述时期亚述集体身份的历史叙事，为新亚述时期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亚述从城邦走向帝国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袁指挥，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