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史家的治史责任主要有二：一是记载历史，二是惩劝世人。史家要对海内天下、千载万世负责。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主要表现在留存历史的主动担当、撰写信史的自觉追求两个方面。其产生原因有三：一是帝王的需求与支持，二是史家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三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转化。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保障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历史评判的公正性。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史家责任意识；传统史学精神；直书；存史；信史；惩恶劝善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原因有多种，政治的需要、史官和史馆制度的设置及完备、整个社会“史”文化氛围的浓厚，等等皆是。若从治史主体——史家角度来说，首要的就是史家强烈的责任意识。责任是人们分内应做之事，责任意识指的是人们对分内之事的自觉意识，是自觉做好应做之事的精神状态，通常也称为责任感，崇高的责任感可以称为使命感。史家的责任意识就是史家对史学工作的自觉认知和主动担当的精神。
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是良史的基本品质之一，是历代史家自我反思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官、私史学中均有广泛表现，可以说贯穿于史家考史、撰史、评史的各个环节，涉及到史学自身和历史本体的诸多方面。虽然古代史家没有对此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相关的言说和在治史实践中的体现，却是相当丰富而普遍的。对此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特质、发展机制和持续兴盛的原因。惜迄今人们没有给予系统的梳理、归纳以及专门的分析，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专门探讨者尚付阙如。其中涉及该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瞿林东《史学与“良史之忧”》一文，从忧患的角度论述古代史家的社会之忧和史学之忧，未正面论及史家的责任意识；杨翼骧、乔治忠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一文，“申明修史的责任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篇幅较小；瞿林东《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一文，较多涉及了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但主要关注的是其社会责任方面，也不是专题性讨论；孔祥成的《论“国亡史成”》一文，重在论述“国亡史成”的理念，亦非全面论述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许兆昌将周代史官的职事归纳为从记事到统军作战等共35种，分为6大类：文职事务、馆职事务、礼职事务、史职事务、“天”职事务和武职事务，但没有从治史主体的角度论及史官的责任意识；罗炳良《良史之忧：史学批评范畴的时代特征》一文，只是将“良史”作为一个史学批评范畴，将其内涵进行了历时性的论述，亦非专论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陈其泰《“名山事业”:史家强烈的使命意识》一文，只是列举了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魏源等例子，对其使命意识没有深入剖析；时培磊《中国古代史学“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探析》对史家责任意识也涉及不多。
古代史家大多将治史看作一件严肃而崇高的事业，因此，他们要求治史者对史学事业应勇于担当并认真负责，这里面包含有史家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有的史家甚至为了写史而不畏强权，冒着生命危险，记述真实的历史，表现出浩然正气的史胆和献身精神。史家责任意识的形成可追溯到三代时期的史官。作为官府里的官员，三代史官职责明确，分工清楚，承担着 “君举必书”、记事记言、掌管典册等职守，尽职尽责，而且所记之史，讲求“书法”，遵循一定的规则。晋董狐的不畏强权，“书法不隐”，记下“赵盾弑其君”，因而被孔子誉为“良史”；齐太史兄弟三人因写下“崔杼弑其君”而被杀，而其弟和南史氏依然勇往直前，最终记载下了崔杼弑君的事实。董狐和齐太史是三代史官尽职尽责的典型代表。
至孔子以私人身份担当史官之责，便开启了后世私家治史的责任担当。孔子生当春秋末年乱世之中，为拯救世道人心，匡扶礼坏乐崩的衰世，而自觉担当起史官的责任，修《春秋》以救世，即孟子所说“孔子惧，作《春秋》”。于是，这种责任意识便由官职之守，扩展成私家所持所为。孔子修《春秋》不但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同时表征了其史学责任感。《汉书·艺文志》谓：“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亦谓：“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因鲁史以修《春秋》。”因载籍残缺，伤斯文之坠而修史，充分说明了孔子的史学责任感。
孔子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作为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学责任意识，均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在后世史家身上，这两种责任意识往往是合而为一的。至汉司马谈以太史令未成史而自责，司马迁更是秉承孔子作《春秋》的精神，自觉担当，撰写《史记》。此后，官私修史者都共同强化着治史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学责任意识，直至后来，史家发出“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强烈呼声！
那么，古代史家治史责任是什么？其责任意识表现怎样？这些责任意识的成因又有哪些？我们将分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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