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作物起源中心之一，目前世界主要栽培作物600余种，其中约300种为中国原产。可以说，中国贡献了世界一半左右的作物资源。但是从19世纪起，某些别有用心者开始炮制水稻、茶叶等中国传统作物为外部输入的说法，这些说法直到今天仍在肆意流传，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澄清。
捕风捉影制造“争议”
当前，国际学术界对于作物起源问题以科学判断为主。然而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中国传统作物起源地的争论持续了百余年，其中水稻、茶叶起源地的“争议”在国际上影响较为广泛。
水稻作为重要粮食作物，为世界众多人口提供粮食保障。中国有着悠久的稻作史，稻作农业起源于中国南方。1882年，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 德康多尔一方面根据中国古典文献记载认同中国栽培稻的悠久历史，另一方面又因印度发现大量野生稻而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德康多尔关于作物起源判断的主要依据是近缘野生种与自然志、语言学的证据，这带来了很多想当然的错误。譬如，野生种很可能是从栽培种散逸出去的类型，野生种与起源地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20世纪30年代，苏联植物学家、遗传学家H. N. 瓦维洛夫在对世界栽培作物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收集大量水稻野生种标本并对它们进行表型多样性研究，提出“栽培作物的起源地应该在现存的栽培品种和近缘野生种基因多样性最高的区域”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结合印度野生稻发现情况，他认为印度水稻变种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同时具有独特的籽粒粗糙的原始类型，提出水稻的起源地应该在印度。在二者的影响下，水稻“印度起源”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主导国际学术界。1928年，日本农学家加藤茂苞通过杂交结实率和血清反应试验，发现水稻存在两个亚种——籼稻和粳稻，并分别命名为“印度型”（Indica）和“日本型”（Japonica），这一命名影响较大，造成中国水稻是由印度或日本传入的假象。虽然近年中国的考古发现、植物遗传学研究等，均已证实中国南方的长江下游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但加藤氏对水稻两个亚种的命名至今仍在国际社会通用。
关于茶叶的起源问题，同样遭到一些人的歪曲。中国曾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的国家，但这种说法在19世纪也遭到了挑战。1610年，茶叶被荷兰人从中国带到欧洲，18世纪中期，饮茶之风开始在英国盛行，茶成为“全英国最流行的饮料，其销售情况超过了啤酒”。19世纪30年代以前，在英国销售的茶叶主要由英属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市场获取。183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为继续获取茶叶贸易利益，该公司在气候与中国南方相近的印度殖民地发展茶叶种植业，以扭转中国对其茶叶贸易优势。英国人罗伯特·布鲁斯曾于1823年在当时缅甸阿萨姆地区（1826年以后成为英属殖民地阿萨姆省，今印度阿萨姆邦一带）发现野生茶树，1838年他列举了在英属印度阿萨姆省发现的野生茶树108处，并开始宣称印度才是“茶树的原产地”。1877年，英国人贝尔登在其著作《阿萨姆之茶叶》中也提出了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约在1200年前从印度输入茶树”。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得到了部分英国人的赞同，《日本大辞典》（1911年版）也随声附和。至20世纪初，茶叶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已经非常盛行，面对这种别有用心篡改茶叶起源地的恶劣行径，我国农学家吴觉农曾痛心疾呼：“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生乎吾国长乎吾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
否认中国作物起源别有他图
为何中国的作物起源在近代频遭质疑？笔者认为，这既有当时中国科学发展不成熟的客观因素，更存在人为误导的主观因素。
中国近代科学起步较晚，考古学、生物学、遗传学等在1949年以后才得到较大发展，因此近代中国在国际农业起源研究中根本没有话语权。如1922年，吴觉农著文系统反驳对茶树原产地的偏见，并列举大量史实，证明茶树原产于中国，但国际社会仍长期存有“印度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错误说法。又如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就提出了水稻起源的新观点，他主张水稻之粳、籼皆起源于中国，是在不同自然条件下分化出来的两种“气候生态型”，推测水稻在中国华南地区开始驯化栽培后，先演化为籼稻，在北上的过程中再演化为粳稻。但“水稻起源于中国”的观点在当时国际社会上并未产生广泛影响。
水稻和茶叶的起源问题之所以成为“争议”的焦点，是因为二者不仅从物质、经济上满足了众多人口的需求，国际影响较大，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影响。某些不以科学研究为宗旨的“学者”及其背后势力，对代表中国文化的水稻、茶叶原产于中国的质疑或否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削弱中国文化影响力、打击中国对外贸易等不可宣之于口的目的。
水稻起源问题虽较为复杂，但加藤氏对水稻两个亚种命名的居心可以说昭然若揭。根据《中华农学会报》1922年的报道，加藤氏于当年来华，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参观”并“搜集各种稻种”，后往“芜湖、九江、南昌、长沙、常德、洞庭、汉口、四川、北京”等处“调查”。他在演讲中提到调查中国稻作之目的，包括“采集中国普通品种以供研究”、“采集中国特别佳种至日本栽培”、“考察中国品种与日本品种之系统关系”，并明确说明“暹罗印度品种，与日本品种上之系统关系，过于疏远”，“余深信中国品种与日本品种，系统甚为相近”，“中国稻则由南洋印度等处输入，又由中国而输入日本是也”。我们今日暂不讨论当时加藤氏来中国广搜稻种之用心，但按其1922年在中国的演说，他早已承认日本稻是由中国输入，然而在1928年命名水稻亚种时，他直接称为“印度型”和“日本型”，刻意“忽略”了“中国”。加藤氏这种伎俩可谓包藏祸心，绝不是他口中所谓“研究学问，固不必分国界也”。日本学者佐藤洋一郎也对加藤氏的命名方法提出质疑，“在被称之为‘日本型’的品种群中却也包括了中国大陆的被称之为‘粳稻’的品种，中国的稻作历史比日本悠久，由此认真考虑一下，将这些品种称之为‘日本型’显然是不正确的”，“加藤博士将另一品种群称之为‘印度型’的理由则更加奇妙。他认为中国品种的一部分已属于‘日本型’，剩余的品种则应属于另一品种群”，“所谓中国的另一边地，从较早的历史来讲，‘唐的另一方是天竺’，也就是印度”。这种将本国国名强加于他国物种之上的做法在任何时期都是不可取的，势必造成命名混乱。
茶叶与水稻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大影响。鸦片战争以前，在英国—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中，中国的茶叶贸易居于中心地位，甚至可以左右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在国际政治格局变动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并无争议的茶叶原产地问题之所以出现混淆视听的“争议”，确系英国故意为之。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宣扬茶树“印度起源”说，既有经济考量，又有政治目的。如果将印度认定为茶叶的起源地，等于印度的茶叶起源最久、品质最高，便会抬高印度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进而占领茶叶市场，此其一。其二，19—20世纪，英国不断涌现出“植物猎人”、“茶叶大盗”，最为著名的就是福琼。他们从中国窃取了许多珍贵茶种资源，随之印度、斯里兰卡茶园迅速、大量出现，茶叶甚至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商品，而中国国际茶叶贸易急剧衰败。因此，英国人叫嚣“茶叶起源于印度”， 便可以将他们的偷窃行为正当化、合理化，毕竟他们认为那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时至今日，对中国水稻、茶叶起源的错误认识仍然广泛流传。水稻与茶叶的起源地研究要坚持科学溯源，重视考古出土的实物证据。没有科学根据的谬论，根本不能否认中国对水稻和茶叶栽培、驯化、改良的历史贡献，不能否定中国对水稻和茶叶的利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不能抹杀中国在世界农作物传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些人动辄援引百余年前的谬论，认为水稻、茶叶起源于印度、东南亚等地，或者采用所谓较为“公允”的表述，认为是“多元起源”，看似不偏不倚，其实是混淆视听的似是而非。近年，又出现了新的观点，即认为中国一些本土的小众作物（如茄子、蕹菜等）均为外来传入，这些谬论也需要我们通过科学研究一一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