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富强”是晚清史上的关键词之一，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当时人在创办洋务等实践层面的探索，而较少关注“富强”理念本身在当时存在的思想困境。张佩纶在中法战争失败后，从“富强”的关键思想源头《管子》进行思考，适可从学术的角度反映出晚清“自强”存在的思想难题：当甲午以前中国人尚未从制度层面认知西方时，为了国家富强而“师夷”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西方“长技”和传统治国之道存在着异质与紧张。面对这一冲突，张佩纶对《管子》的阐释代表了他为当时中国筹划的一种理想出路：既国富兵强，保证在列强环伺之下独立自主；又有礼义廉耻，不致因谋求富强而悖理失道。这种阐释反映了张佩纶既借鉴西法又不能明言西方、既回归传统又不能居于正统的自强理论困境，折射出“洋务运动”时期富强模式正当性不足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自强；张佩纶；《管子学》；师夷长技；洋务运动
梁启超曾指出，甲午之前能够注意到西方者，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是当时“很新很新的怪物”。张佩纶、张之洞皆是同光时期“清流”健将，皆曾参与决定性改变“清流”命运的中法战争，但前者因马江战败获谴，仕途从此中断；后者则基本未受牵连，反而逐渐成为晚清一代重臣，境遇之别，不啻天壤。不仅如此，中法战争对两人思想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张之洞自此加倍重视洋务，一转而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洋务派”代表；与其相比，同样心系富强的张佩纶却有意和“西法”拉开距离，批评当时“言自强者无非西法是尚，求其能通古今利害以自强者，无有也”。正如梁启超所说，张佩纶并非一味排斥西方、反对“师夷”者，但即使这样一个“很新很新的怪物”，仍然觉察到了自强和“西法”之间存在着紧张。
张佩纶的批评更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一大思想问题。在既有的历史叙事中，晚清的“自强”和“洋务”常被画上约等号，故同一时期可分别被后人称为“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然而曾国荃便曾多次强调，“内修外攘，道在自强，不在师夷之长技也”；“‘自强’二字之义，须重看‘自’字……诚求自强，蠲弃铁甲船与炮台而废兵不用，而所以强者固在也”。由其所辩驳，既可见将“师夷”视为“自强”已是当时一种流行的眼光，又可见“自强”和“师夷”其实是存在着紧张的：“不思自强之法，而欲借他人之法以为强，是自欺也。”如何处理“自强”和“师夷”间的紧张关系，是那个时代一大思想问题。
由于自强被认为“是一场关于如何救国的政治争论，而不是什么书斋里寻章摘句的斯文事”，既有研究多从创办洋务等实践层面讨论晚清人的自强之方，这使得像张佩纶这样从“富强”理念的关键思想源头——《管子》——进行学术性探索的做法反而较少被关注。但正如刘广京注意到晚清“追求‘富强’的行动逐渐压倒了儒家偏重德政的传统”，“富强”的实践与思想之间存在着张力。
以往或简单认为晚清士人的儒家学说“阻止把‘合理地’和‘有组织地’追求富强作为国家的目标”，是和“富强”相冲突的。另一种看法则强调不能只关注趋新者学习西方的一面，因而重视发掘提倡洋务者“传统”的治理方法。但士人们究竟如何应对冲突进行思想上的调适，如何在坚持“传统”治国理念的同时开放出包涵西法的空间，则尚有讨论的空间。本文旨在以学界相对关注较少的中法战争之后的张佩纶为例，探讨其如何从学术上探索和“西法是尚”有所区别的自强之法，力图展现时人对自强理解的丰富性。
马江战败后，张佩纶遭谴放废，转向立言。其后半生着力著作《管子学》，有如其子所言，他“值法越兵事之后，以为攘外必先安内，居今而曰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世之用”。《管子学》中蕴含着他的经世之意，因此也是本文考察的中心文本。研究者于张佩纶，多注意其中法战争前的言行，相对忽视其废黜后的思想变化；于其《管子学》，又多从研究《管子》的角度予以利用，而较少关注其中反映张氏的经世思想。本文关注张氏如何通过诠释一个既“仓廪实”又“知礼节”的管子，努力在夹缝中发掘出一种和传统“王道”不相冲突的“富强”理念，以既论证“富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又体现其与“西法”的区别。揭示张氏笔下这样的一个管子形象，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晚清人所应对的“自强”难题。
一、避免“披发左衽”与可以“晓合经义”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号篑斋，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散馆授编修，擢侍讲。能直谏，工奏议，与宝廷、张之洞、黄体芳等以“清流”名。光绪十年（1884）以三品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以马江战败革职，遣戍张家口。光绪十四年（1888）释回，李鸿章以女妻之。甲午之时，被劾干预公事，迁居金陵。庚子议和，李鸿章荐其谙交涉，诏以佐办和约。约成，辞不就官。光绪二十九年（1903）卒。现存著作有《管子学》24卷、《涧于集》20卷、《涧于日记》14卷等。
作为同光时期“清流”的重要人物，张佩纶始终关心清朝如何救敝自强、抵抗西方的冲击。在内治方面，张佩纶的焦点似乎主要放在澄清吏治、整顿纪纲上，如其《水灾泛滥请行儆惕修省实政折》中所议及的“实政”，主要便在勉大臣、课长吏、求直言、明庶狱、杜中饱、禁浇风之类；其现存的奏议中以官员弹章为数尤多，更是相似思路的体现。张氏批评同时人“以政教言之，言自强者无非西法是尚”，综观其为官时期的基本表现，他在“政教”方面的观点似较传统，其中借鉴“西法”的行动是比较少的。
然而，张佩纶并非对西方蒙昧固拒者。针对光绪年间列强环伺的危局，他曾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申论“臣所鳃鳃过计者，恐谋国者自居贫弱，而视敌为富强”。折中的“自强”更多从军事上的经武扬威立言，但“自居贫弱，而视敌为富强”，显然是他的一大忧虑。而中法战争尤其给了张氏很大的影响。他原本认为“西洋举机巧火器，毕萃于水师”，“我采西法以敌西人，师彼之长，究难尽羿之道”，所以“不可专主水师也”。但在自己署任船政大臣后，他乃意识到“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船水师不可”，反而主张要仿习西人所擅长的海军。
这样的转变有其大背景。中法战争是中国人对西方态度改变的一个分界点，梁启超曾指出自此“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以建立海军衙门为标志，诸如舰船、铁路等的引进，都有了相当的进展，对自强的讨论也越来越紧密地与“西法”相关联。战争的直接参与者中，原本鄙夷西器的老将彭玉麟即意识到“西夷挟其坚船利炮驿骚海上，而我不能制其死命者，徒以器械不及其坚利耳。然则欲求制胜之道，自非师其所长，去我所短不可”。张之洞亦加倍重视洋务，以至于辜鸿铭说他是自此舍“忠信笃敬”而言“大舰巨炮”。可以说，中法战争对于当时人的“西法是尚”是起到正面的刺激作用的。
张佩纶上述转变，或也多少类似。因此，其批评“以政教言之，言自强者无非西法是尚，求其能通古今利害以自强者，无有也”，并非空言高论，对于是否采用“西法”，他在海疆任官时其实已有过亲切体会。但这种亲身实践又不妨碍他仍然认为无须“西法是尚”，关键的原因，在于“以政教言之”这一前提。张氏这一批评的具体语境是他对“洋学”的警惕：西方“以外洋无父无君之理，而饰以中国之文字，害更深于杨墨佛老。吾恐数十年后，尧舜周公之教，必为耶稣天主所渐灭，而遗经本义不□于秦火者，且将亡于洋氛也”。也就是说，不像同时代的郭嵩焘意识到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张佩纶所知范围内的西学，或者是像机巧火器之类，纵可师习，但不在“政教”层面；或是耶稣天主之教，有害“尧舜周公之教”甚于杨墨佛老。他所了解的西学，在政教上合乎“王道”的内容是有限的。
以往“清流”和“洋务”常被对立起来讨论，晚近越来越多研究指出，“清流”对于西法洋务绝非懵然无知，只是和“洋务派”的饱经历练相比，“清流”的眼光从经史书本中来为多，在因时势而关注西方的同时，仍然带有更鲜明的儒生的色彩。张佩纶对自强问题的纠结，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清流”的基本关注：面对一个富强的西方，中国不能自居贫弱而需有所改变；但如果崇尚可能侵扰中国政教的“西法”，却又有违“尧舜周公之教”。所以张佩纶才刻意强调“求其能通古今利害以自强”，希望觅得一种既不悖圣教又足以富强的方案。《管子》一书之所以被张佩纶视为“最切当世之用”，即在此思想背景之下。
而张佩纶由立功转向立言，又和自身的经历相关。他原本用世之心极强，作为清流健将，多有建言，更于中法战争时期得到重用，却在马江一败涂地，前途尽毁。获谴放废之际，他乃致力于读书。其日记曾记《庄子》叔山无趾见孔子章，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令德之人乎！”这种学以补恶的观点，恰是张氏的心怀所在。
清代的学术风气，正好接榫了这样的心路。传统学术至清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清人转移了宋明以来对义理方面的兴趣，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考据之学中。随着对经、史文字训诂的研治，学者们的目光也逐渐转向了子书，对《管子》的关注即受此风气影响。此前清人治子学成绩最大者，当数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念孙的《读管子杂志》，也成为后来治《管》者几乎必备的参考书。而清代较为朴实的学风，适为谋“补前行之恶”的张佩纶所需。正如其致李鸿章信中所说：“谪居改岁，读书走入训诂文字一路，渐涉琐碎，于经世之学，未必有益。而日手一编，温故知新，颇有所得。”清代“训诂文字”之学和“经世之学”间存在的距离，恰为立功受挫的张佩纶提供了一个转变的空间。
张佩纶塞上遣戍之时，“三年中治经读史，专意为《管子》注”。等到结束遣戍之后，更是广征群籍，重加勘订。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张氏见谭献时，谓“明年思以读《管》写本付之校勘”，则其时已觉《管子学》一书可以见人，或有刊行之意。但适以甲午战争之时遭劾，加上子殇兄亡，意绪拂郁，几于废书不观，出版之意未果。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时，张氏方欲重温旧业，随即奉诏入都。至其临终之前，其子志潜曾以《管子学》为请，“谓半生心血所在，应如何修辑付刊？先人凝眸，若有所思”，但终究未克刊印。民国27年（1938），张志潜以手稿石影出版，这部蕴结张氏“半生心血”之作才开始得到流传。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将石影版重印刊行。
为什么张佩纶对管子如此关注？在中法战争之前，彼时尚仕途顺遂、意气风发的张佩纶，曾和李鸿章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当今之世，君臣上下，当有微禹吾其鱼，微管吾其被发气概。若眼光不出牛背上，安能援此天下耶？”面对着当时中法胶着的战局，有志“援此天下”的张佩纶应是深感“蛮夷猾夏”的危机，故注意于孔子称颂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论语·宪问》）。而这种眼光就延续到了后来。马江败后，张氏身名俱裂，但他在治《管》时，却吟诵过意思相关的诗句：
古今论霸术，惟仲开其先。……征管即征禹，生才非偶然。
诗句有两层意思值得关注。首先，张佩纶在治《管》中继承着此前“微管吾其被发”的志意，也意味着《管子学》仍然蕴含着早先那“援此天下”的经世之思。如果春秋的管仲霸术能够使华夏免于披发左衽，则今天同样面临着异族侵扰，亟须重拾这一思想资源。其次，管仲所优在于霸术，却“征管即征禹”，可与三代圣王相提并论，这和有违“尧舜周公之教”的西法洋学，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刘向说“凡《管子》书……可以晓合经义”，就为张佩纶所重视，其“塞上三年，精力专于《管》书”，以此为重要职志。张佩纶注《管子》，有意要突出其与经义王道谐和的一面。
也正因有这样的经世用心，张佩纶虽然继承了清代高邮王氏、宋翔凤、戴望等从训诂考据入手治《管》的方法，“于文字训故，不敢从略”，却“尤以发明其学术为主。王霸杂用，儒道同流，将使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然后已焉”。友人王懿荣曾建议张佩纶“此注集众长而抒己见，应直称‘管子张氏注’”，张氏则“不敢以注自居，但名曰‘管子学’”。不敢是谦词，不肯是本意。书名的差别，体现出张佩纶发明管子之“学”的目的，是多于仅为之“注”的。
总之，张佩纶一直忧虑的是“以政教言之，言自强者无非西法是尚，求其能通古今利害以自强者，无有也。而陋儒则惟空言无济，仍小楷白折之见，推之可以治平，可以修攘”。而他对管子之学的阐释发明，正力在解决这一问题。其《校明十行无注本管子毕偶成一律》曰：
尽薄富强推王道，肯兼名法附儒流？畴人分散夷风逼，博士矜严古本搜。
张佩纶之治《管子》，一方面是以回归中国思想资源（“古本”）的方式，来应对“言自强者无非西法是尚”的挑战（“夷风逼”）；另一方面，对于“空言无济”的“陋儒”之见，张佩纶则希望通过重新阐释管子之学，修正视“富强”与“王道”、“名法”与“儒流”不可兼容的传统观念（如此方可“征管即征禹”）。也就是说，在应对西方挑战时，如何通过阐释一个“王霸杂用，儒道同流”的管子学术，使“富强”可为“王道”兼容，是《管子学》在应对时代问题时的主要努力方向。下文将先讨论“王道”和“富强”的关系问题，再对该方案如何应对西方进行讨论。
二、富强合乎王道
在诸子百家之中，过去对管子的评价处于中间地带，如梁启超所说的“毁誉参半”。孔子表扬过管仲九合一匡之功，但也有“器小”的批评，态度两可（《论语·宪问》《八佾》）；而孟子、荀子则都否定管仲（《孟子·梁惠王》《荀子·仲尼》）。后世将管子列入诸子，一方面有如刘向所声称的，《管子》书“可以晓合经义”（《管子叙录》）；而另一方面，过去不是将管子归于道家，就是归于法家，又都是诸子中常被归于“异端”的派别。这使得对管子的定位游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
《管子》一书其实内容庞杂，既有《牧民》《立政》等言本近儒之作，又有《形势》《心术》等原道阐幽之说，《法禁》《明法》等言法立制之篇，甚至不乏《四时》《五行》等序论阴阳之作。故将管子归于法家、道家，传统皆可有解辞。但管子最为人所乐道的，还是其“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形象（《史记·管晏列传》）。在后世儒生的讨论中，这一形象和外王、霸术相关联，在内圣外王、王霸之辨等儒学问题中常被提及。朱熹曰：“不务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吕祖谦曰：“自《管子》‘轻重’一篇，无虑百千言，不过君民互相攘夺，收其权于君上，已非君道。”管子学术具有富强的功用，但经常被视为霸道而与王道有违，这是张佩纶注《管子》时需要面对的问题。
张佩纶有一个特别的看法，他认为《管子》第一篇的题目“牧民”应该是“管子书之大名，非篇目也”，也就是说整部《管子》应该叫《牧民》。他的解释是，《管子》全书主旨即为“牧民”，牧，养也。《周礼·太宰职》“曰‘牧以地得民’。《管子》之书与《周礼》相表里。此篇微言粹义，历为先秦两汉诸子百家所采撮。司马子长取以为《列传》，乃管氏之最精者”。
把整部《管子》都叫作“牧民”，可见在张佩纶的理解中，管子之治和“养民”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管子牧民致霸之术，从根本上说与孔孟之道相合。所以《牧民》篇著名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张氏认为即与经义圣言相合，“《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子曰富之；既富之，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又如《霸形》篇：“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张佩纶亦谓犹“《论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庸》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孟子》省刑罚，薄税敛；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物不可胜用也。孔孟论政，皆与管合，三言诚得其本矣”。相比于那种“尽薄富强推王道”的观点，张佩纶诠释管子的致霸富强之术，却正以牧民为本，展现出“富强”与“王道”一致的一面。
这种诠释的背景是晚清日渐重视“富强”的时代思潮。“富强”是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在讨论的一大问题，能使齐“富国强兵”的管子即为其代表。但至少从孟子辨义利开始，特别是随着宋儒对富强的激烈批评，“富强”在传统的认知中一直受到压抑。但清朝中晚期恰在“富强”上遭遇到了问题：嘉道以降财政成为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咸同时期清朝的天下大乱，需要国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平定；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西方威胁，更需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去应对。因此，许多人意识到了富强不可不讲，富国强兵的理念开始被人婉转接受。从嘉道时期包世臣认为“未有既贫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谓富强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到咸丰年间汪士铎批评“士大夫崇宋人之空谈，讳富强之至计”，到同光年间有人“论宋儒耻言富国强兵之误”，
富强逐渐为时人所重提。
这样的思想风势，更大程度是中国自身形势发展所致，先于西方的到来（既有历史叙事主要将其作为清代“经世思想”的一部分进行叙述）。甚至西方式的富强能够在近代逐渐为儒生所重视和接受，部分有赖于这种思潮赋予儒术某种开放性。西方的影响更多在于为富强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涵义，但对“富强”本身的关注与讨论，以及其与儒家传统治国理念间的紧张，早于西方的冲击，一开始也不完全以西方为转移。
正如所谓的“尽薄富强”，传统对富强的批判，在于它以民生为代价寻求国家的富强，这也是晚清复苏的“富强”观念面临的一大挑战。如有人说：“今中国之强邻胜于五霸，中国之柔弱侪于两邦，安得尽恃仁义、不图富强者？……特恐仅言富强，易流于损下益上、好战隹兵之行，故不得不以仁义制之耳，非尽置富强于度外也。”一方面明确不可尽恃仁义而不图富强，但另一方面，对于富强容易流于损下益上、好战隹兵的一面，言者其实仍抱着高度的警惕心。如何谋求一种不病民的富国之道，成为当时人讨论的关键问题。
存此于心，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张佩纶对《管子》情有独钟，因为作为霸者之术的管学对当时谋求富强的中国有着特别的适用性；我们尤其能理解为何张氏着力阐发《管子》中的“牧民”之意，因为只有这样的富强，才不违背仁义与王道。张佩纶视为“管氏之最精者”的《牧民》篇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反复措意，并且在不废礼义廉耻四维的同时主张“国多财则远者来”，而张氏甚至认为这与《论语》“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的意思相一致。实际上，若如其说，则孔子来远人之道，居然是靠国之多财（而不是“修文德以来之”）！张氏所言不无弊病。但由此适可见他对“国多财”有多么重视。张佩纶是希望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淡化过去“从来仁义与富强判为两途”的看法，将“仓廪实”“衣食足”作为“知礼节”“知荣辱”的基础。
可以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人需要从思想军库的角落里重新搜出“富强”这把武器。然而，这把武器不是拿出来就能用的，“富强”传统被视为和儒生的治国理念存在着冲突，若不对它进行精准的测量调试，随随便便，就可能擦枪走火。当时人对富强的辨析，可以看作一个精心校准的过程，既要发挥其可使国富兵强的优点，又不能废弃儒生传统对民本的坚持。《管子》之所以进入张佩纶的视野，正是因为管学能够较好地连接起当时人的这两种关怀：以“牧民”为主旨的管仲之学，既能富强，又合乎王道。
然而，这两种关怀之间并非不存在张力，张佩纶所阐释的管子也并不能完全消除其紧张。这里可以《管子·巨乘马》篇的一则为例：
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櫎，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
张氏认为：
后稷教民稼穑，《尧典》“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与“春事二十五日”意合。虞氏之策此，经义也。至还谷应币之法，即《周礼·旅师》“用粟，春颁秋敛”之遗法。帝世耕凿相忘，似不能如此详密琐屑耳。此篇首以徭役害农为主，则所以策之者，第当云耕敛有期，公旬有日，足矣，不必遽及于高下轻重之法也。管子天下才，若富国便民，仅仅此还谷应币之一策，反复千百年，虞所为国策如此，国轨如此，正衣冠而听韶乐，不虞其倦乎？
其实观《管子》原文，张佩纶认为不可信的还谷应币之法，才是《巨乘马》的叙述重点；而本是管子一语带过的春事二十五日，反而被他认为合乎《尧典》经义而视为虞氏国策。关键就在于管子这种“高下轻重之法”和张氏心目中“正衣冠而听韶乐”的有虞之道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距，而他又必须论证管子之学合乎圣王之道，于是不得不“迂回求通”。这样的注《管》方式，张氏曾在和邵作舟的信中提及：
阁下必以为《管子》与《周礼》不合，原无不可，而在弟必不能做此说者：不信管，则不必注《管》；既注《管》，则必尊管申管，迂回求通。此亦叶落归根之例也。
也就是说，张佩纶努力而为的信管、尊管、申管，却以意识到帮助齐国驯至富强的管子之术和经义王道之间存在着差距为前提。
张佩纶极力论证管子之术合乎王道，实际上，对儒生而言，王道本最应从经书中寻求。力图“通古今利害以自强”的张佩纶却没有从儒生一般视为更根本的经下手，而是辗转求助于诸子中的管子。这种选择本身就已意味着，在他看来，管子富强霸道具有一些经术仁义王道担负不了的功用——反对“薄富强推王道”，希望“兼名法附儒流”，已暗示着“王道”和“儒流”不足以解决现实的问题。换言之，张佩纶从管子寻求自强之方，已经暗含着对传统的突破，折射出当时经术仁义王道正面临着现实适用性上的危机。可以说，张佩纶学术上从管子处看到的解决方案，其实是他现实中正在焦虑的问题。
三、务本必兼饬末
包括张佩纶在内，晚清时人对“富强”的重视，无疑又受到西方的影响。经历数次中西对抗之后，中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冲击下认识到了西方的强大，继而将其和传统的“富强”观念相勾连以获得对其强大的理解，认为西人“为学无所谓道也，器数名物而已。其为治无所谓德厚也，富强而已”。这样的看法仍保持着某种鄙视的态度，认为“夷人所恃以立国者，商韩之术耳。夫商韩之术重利尚刑，易强难久，其不及先王之道远矣”，但已承认其“利”其“强”，不可小觑。
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当“富强”被借用以获得对西方的理解时，“富强”的意涵在对西方经验性的观察下又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向。当时人注意到中西存在显著的差别，其中之一是“晚近泰西各国专重商务”与“中国政体，素不重商”形成鲜明对比。随着西方影响的加深，中国人在新时代对富强的理解也越发强调“商战”的意义。但更突出也更为人熟知的例子恐怕是西方的坚船利炮为富强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涵义，有如张自牧所说：“机器之用大矣哉。外国以此致富强，中国以此慕外国之富强，而谈机器者遍中外矣。”
“谈机器”成为讲究富强者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丁取忠就认为，“士农工商，四者相代持世”，而“今西洋制器之法行，继此持世者必工也。所谓持世者，齐天下之好尚而操人心之用舍者也”。西方长于器械已深入人心，甚至影响了丁氏对天下风气的认知。而郭嵩焘对丁言的评价是“极警切”，又可见士人对于这样一种富强的模式不乏惕虑。
在西方的强大已被承认的情况下，其富强模式倒逼着中国人去应对。西方在商业贸易和工业制造上的特点，影响了当时人对治国之策的思考。张佩纶校勘《齐民要术》时就指出了当时“满眼工商策”的情形：
满眼工商策，胼胝笑荷锄。流亡惊草野，沸郁慨河渠。乞籴钱仍贵，屯田谷不储。归耕吾未晚，终夜校农书。
正是“满眼工商策”逼出了张佩纶“终夜校农书”的做法，以抵御“笑荷锄”的挑战。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张佩纶注《管》的一个重要认知，就是认为管仲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一味用官山府海之法，而是“虽通鱼盐之利，而实重仓廪之储”：
如史所言（按《史记·货殖列传》），管子修太公之法，而严禁末作文巧，则亦稍有变革。虽通鱼盐之利，而实重仓廪之储……世徒以官山府海为管子之法，抑末矣。
所以在张氏看来，管子的富国之术，是本末兼饬，在“修明农政”的基础上才有“官山府海”。“务本”是他对管子的一个重要理解。
张佩纶对管子的这种认知也延伸到其他的读书体会，如《三国志·魏志》诸疆吏亟谋农桑事迹，张氏曰：
观司马芝以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人，即奏《管子·区言》以种谷为急，武皇帝特开屯田之科，专以农桑为业云云。足征魏武能明管子之术，其陂渠耕桑之利，南至扬，北至蓟，安得不国富兵强乎？今置农本不讲，而于末务求富强，非策之得也。
由此可见，张佩纶是在特定的现实关怀下阐扬管子“修明农政”的，他暗中应对的正是晚清纷纷扰扰“于末务求富强”的治国之策。
有如当时趋西者所说：“宇宙之最能致富者，工商之事也。而中国则反皆谓为逐末……此亦中西相左之见也。故西国明此而至富，而中国昧此而至贫。”之所以会出现“满眼工商策”的情况，重要原因是西方示范的“工商之事”凸显其裨益富强的效用，引起人们纷纷“于末务求富强”。张佩纶对《管子》“务本”一面的强调，其实是在针锋相对地表明中学自有富强之用，无须“西法是尚”。
然而，对农本的坚持不意味着张佩纶是那种顽固守旧的冬烘学究。他对于西方的“工商策”其实也有所关注。早在光绪八年（1882）致张之洞的一封信中，他就谈及冶铁为自强一大要义：
论中国自强之道，不敢谓一冶铁足以尽之，而欲求坚甲利兵，来工制器，则必以炼铁为第一要义。合肥敝敝焉讲求机器，而于冶铁一事，独未究心，殆非竟委穷原之法。
他更曾建言整顿滇矿，“泰西机巧，恃铜铁为要需，精器利兵，国以强弱。今日而议矿务，岂可狃古说之迂，安土工之拙哉？”这样的认识延续到了《管子学》对铁政的重视。《海王》篇以官山、府海并言，但“盐详铁略”，张氏遂怀疑“原本不止此”，应该是“山海并陈，盐铁并重，不应专以‘海王’名篇”，铁政不可忽略。
之所以视铁政特重，也有特定的现实指向。在张佩纶看来，铁政关系到列国之世的贫富强弱问题：
平日铁政不修，利归邻国，利外流则我贫敌富；有时器械不利，兵中绌则我弱敌强。然则铁官之当设与否，不待贤智，固已了如。而谓桓公之世，铁未设官冶铸，将管子为愚人乎？
仲当诸侯之世，总一盐铁，志在图伯；汉当一统之世，总一盐铁，志在足财。其道已截然不同。
铁政是重要的富强之策，张佩纶的《读管子》更专门有一首说此事：
建策官山海，富强及百世。陋哉桑大夫，利竞榷酤细。贤良辨廷中，盐铁固无弊。近来国用薄，独谨牢盆税。形色昧卄人，算学流四裔。出金助蚩尤，兵胜拥狐芮。吾思复铁官，要令器械利。有事简军资，无事效会计。
官山府海是百世富强之计，军资会计皆能有裨，且相对于榷酤之政，流弊更少，所以张佩纶十分重视铁官之事。但所谓的“形色昧卄人，算学流四裔”，也意味着他心知所赞成的就是西人优为之术。其实在还未正式治《管》之前，张氏确曾提及西人和西学对其思路的影响。光绪十一年（1885）时，他致书张之洞曰：
丁韪良《铸炼铁论》谓近日为铁世界，旨哉言乎！《管子·地数篇》详言出铜铁之山，用以器盖天下；葛侯治蜀，工巧器械，务究其极。炼铁造器，实为当务之急。
对管子铁政的强调，和近代中国所处的时局密切有关。
除此之外，关于《管子》涉及经济调控的轻重之术，张佩纶同样在“诸侯之世”的语境中进行理解：
管子轻重之法，重本轻末，重君轻臣，重齐轻邻，重华轻夷（引者按：“重齐”“重华”两句原作“重中国轻四夷”），使利权归之于我，而不为天下所夺。此其富强之本图也。
而对利权归我的阐释，直接关联的是“诸侯之世”的商战问题：“历观古今夷祸，无不始于市易，终于侵陵。然后知管子预防猾夏之渐，深切著明耳。”
也就是说，不管是以铁政为代表的制造之“工”，还是轻重之术所应对的市易之“商”，张佩纶都意识到了其在“诸侯之世”中的重要作用，春秋之时如此，晚清时期亦当如此。他还指出，“工商策”应对“诸侯之世”的作用，相对于农本而言也是不可替代的。这方面的突出例子，体现在他对《轻重乙》篇的一处理解上。
《轻重乙》提到了纪国强本节用，导致五谷丰满而不能理，最终反而不能存其国。张佩纶对此的议论就颇堪玩味：
纪力不能距齐，不尽由“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之故。此特轻重家之说，谓务本必兼饬末耳。处强大之间，固非强本节用即能制敌，亦空言仁义者所宜知也。
张氏尽管认为纪之务本而亡是轻重家的夸大其词，但他整体上仍然分享着务本“必兼饬末”的观点，尤其是在坚持“务本”的同时，面对着“处强大之间”的诸侯之世，他也不得不承认“固非强本节用即能制敌，亦空言仁义者所宜知”。这种既要“强本”但又不能只言“强本”的态度提示了我们，张佩纶处于一个微妙的两难境地。
张佩纶的尴尬在于，他意识到了处在诸侯之世，需要采用官山府海、调衡轻重等各种饬末之方；但与此同时，修农政、讲农本的传统观念仍萦绕在他脑中。这种两难让张佩纶前跋后疐，所谓：
轻重师其意，交邻权也可。不忧用在宾，当使利归我。贫者弱之原，猾夏启周祸。大府算钱刀，下农察瓠蓏。我时问市政，深惧术中堕。
一方面国家贫弱则启戎心，所以只要能利权归我，则轻重之术可用，权宜之策可操。但另一方面，种种的富强之策，如果但斤斤于钱刀市政，忽视了瓠蓏农本，则可能作茧自缚，反而堕敌术中。为此，张佩纶说：
太公、管子所以富齐之法，盖以工商补农事之不足。今置缉织器械为末务，国家不相讲求，名曰重农贵粟，而仓储田政亦听之民间，甚可惜也。
简而言之，张佩纶呼吁应该重视工商，但就像水涨船高一样，在重视缉织器械的同时，却也意味着需要对本务有更高的关注和要求，不能空口讲重农贵粟而无事于仓储田政。所以他认为管子理财的要义就在于“农商并筹”。
前述张佩纶对农本的申说看似保守，但放在“农商并筹”的语境内，则能见其“新”。当时的保守者一般认为：“夫中国士大夫相聚而议，均谓圣人治世，当首耕桑，不言富强。故上以是励民，而下亦以是自励。但使耕桑不废，则国家不必求富强，而富强自至，其余逐末之业，造作之事，均可置为后图。”其实耕桑何尝不可以是富强之一事（“耕”即为《商君书》要旨）？在保守者“当首耕桑，不言富强”的论说中，“富强”的内涵暗中已被“逐末之业，造作之事”所夺。保守者在应对着以工商为特色的西方“富强”方案时，却常不知不觉地把富强和圣道、工商和耕桑两两对立起来。张佩纶“农商并筹”的看法虽然同样坚持以农为本，但显然比这种对立式的观点更具包含性。
约言之，管子对于张佩纶的又一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务本必兼饬末”的“富强”方案。“饬末”的一面是张佩纶体认到晚清“诸侯之世”已经“固非强本节用即能制敌”，“务本”的一面则在应对着实际上“无非西法是尚”的“满眼工商策”。前者呼吁对旧法有所变通，后者又对新法不尽认可。这两个方面或许可使我们对其所谓“通古今利害以自强”增进了解。对“饬末”的肯定使张氏有别于那些“空言仁义”者，这个根据“今”时形势进行变通的面相使其不同于“当首耕桑，不言富强”者，接近于梁启超所谓“很新很新的怪物”。而对“务本”的强调暗中应对的则是将以“西法”为榜样的“工商策”作为救时之用的自强方案；所谓的“通古今利害”，又意味着它是一套可从中国思想资源中得出的本末兼备的方案，中学自有其“用”，不待“西法是尚”。所以如果从“务本”的角度去看的话，相比于像张之洞的“新学为用”那种将“用”出让给西方的做法，张佩纶的观点又没有那么趋新。
四、工商之辈”的困局
“务本必兼饬末”的观点看似周全，但这种学术上的建构，映射出的恰恰是现实中“务本”与“饬末”之间存在着有待弥合的矛盾。又由于“饬末”一面直接牵连着以器械制造、贸易通商为特点的西方，张佩纶的这种学术努力，其实也关系着他如何看待中西文明碰撞的问题。
实际上，正如西方并非仅恃工商而不讲农业（后来的中国人就注意到西方科技在改善农作上的作用），那种视中国重农而西方重工商的看法，与其说是对西方的“正确”认知，或更应该看作当时人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怀有浓重的差别意识。近代中西接触之初，由于西方文明在工业和商业上的特性显著异于中国人素来的政治理念，西方的“富强”也展现出和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异质性。如当时人所说：“中国之仿西法也，日新月盛，然皆工商之辈，至于士大夫之家，不但不欲学西人之学，而且不欲与西人相交焉。”
所言更当从象征性的层面上去理解。它提示了甲午以前当对西方富强的认知集中在梁启超所说的“器物”层面的时候，中国人“仿西法”是有限度的：对西方的效仿并非意味着中西文明的融合与同化，效仿的前提是对“工商之辈”和“士大夫之家”所代表的文明差别的明确意识。
张佩纶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在日记中说：
《旧唐·韦贯之传》：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至少府监，荫其子为两馆生。贯之持其籍不与，曰：工商之子不当仕。忠义以艺通权幸，为请者非一。贯之持之愈坚，既而疏陈忠义不宜污朝籍，词理恳切，竟罢去之。考《管子》：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即在今日讲求机算，中外通商，但予以利益，何患无良工廉贾出其间。惟一技片长，授以官资，使与士人相溷，于是工不安于工，商不安于商，仕路圂淆，而工商亦无实效矣。贯之之言，实万世不易之良法也，特拈出之，以告世之讲求工巧商情者。
张氏害怕的是工商“与士人相溷，于是工不安于工，商不安于商，仕路圂淆，而工商亦无实效”。而在日记的另一处，张氏更直接地表达了对商人的厌恶：
《管子》曰：“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荀子》曰：“贾精于市，不可以为市师。”此实千古名言。《周礼》司市以下大夫为之，惟禁伪去诈，乃用贾民。诚以贾人工心计，以之谋国，势必利竞锥刀；以之便私，势必广通贿赂。故不得不示以钳制。晁错说上曰：“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语极悚切，而其意则在入粟县官，拜爵除罪……驯至桑弘羊以贾人子为御史大夫，实此言阶之厉也。核以《管》《荀》之言，则不独不宜贵居朝列，并不宜畀以市榷。杜渐防微，可谓深切著明，洞见症结也。或曰：中外通商，商战之天下也，必操务本抑末之说，商人串通外国，不益为中国漏卮乎？曰：以贤士大夫主之，以良善商人辅之。必畀奸商以市师之权，其漏卮更甚耳。有识者当已憭然。
一方面我们能感受到张佩纶的无奈：在中外通商的“商战之天下”，中国纵使自己务本抑末，也无法阻挡“商人串通外国”的情况发生。换言之，正是因为列国并立的时世，传统上理所应当的手段、政策变得不再当然。但另一方面，他对商人的厌恶又显得十分坚决。这和他在《管子学》中对工商的承认，对在“务本”的同时需要“饬末”的肯定，展现出明显的紧张。
在这两处，张佩纶都援引了《管子》，表明在他看来，管子很好地在“饬末”的同时预见和防止了工商侵扰“务本”的问题。结合其《管子学》的阐释，如果用《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两句去对读这种厌恶，或许就能看到其背后的意义。那固然是他对商人有偏见与蔑视，但“商贾在朝”更是一种符号（一如“工商之辈”和“士大夫之家”），那种工商“与士人相溷”的情形，象征的是他所嫉恨的那种仓廪实却不知礼节、衣食足却不知荣辱的世道。但这样的世道，在中外商战、必须汲汲于富强的时代，恰是很可能出现的。张佩纶既渴望在“诸侯之世”中实现中国的富强，却又厌恶这样的富强和礼义廉耻之间存在着不谐和。
这样的忧虑在当时也有同道中人。刘锡鸿愿意在人人尚视出洋为畏途时即毅然出使，并非一般所言的盲目排外者，但他对商人有着和张佩纶相似的态度，认为“汉初制商贾不得衣纨帛，商贾之子不得仕宦，是法之最善者。盖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重士抑商，所以劝德行而立制治之本。其实抑商贾之利权，即以伸朝廷爵位之权”。他们所共同重视的是“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劝德行而立制治之本”这样的理念。“抑商贾之利权”的背后，是对某种制治“正道”的坚守。
总之，张佩纶对“西法是尚”的不满，并非仅仅因为“西法”属于“西”，而还因为此所尚之“法”冲击了他所认知的治国正道。其治《管子》，用后人的概念来说，体现了他面对晚清变局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双重忧虑：列国并立之世，必须采用富强之道，否则政治上的中国很难抵御外侮；但另一方面，所采用的富强之术又与儒生原来所坚执的存在相当的距离，所以即使借此自强，仍然可能导致文化上的中国变而为夷。管子代表了张佩纶为当时中国筹划的一种理想出路，既国富兵强，能保证在列强环伺之下独立自主；又有礼义廉耻，不致于因为谋求富强而悖理失道。但张氏从学术上构建的这种管子形象，倒映出来的却是现实中“洋务运动”时期国家“富强”和“有道”这两个目标上的冲突。
余论
张佩纶从学术角度思考如何富强，在他自己是立功不得而立言的个体转向；但其立言的根本指向，则可以说是当时人共享的“自强”问题。张佩纶选择以《管子》为切入点，部分从属于清代诸子学兴起的学术脉络，但其研究管子的主要目的，却又是切近于致用的现实问题。可以说他的这个选择，既受个人经历的影响，又反映了同光时代士人的共同关注。
具体到《管子学》所体现张佩纶的自强方案上，它一方面体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对铁政、通商等工商业给予更多关注，这明确是受到了西方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分享了当时倡导洋务者（后世所谓“洋务派”）的意见。另一方面，在执守王道、不废农本等方面，它又仍体现出儒生对一些传统的坚持，而和同时代一些相对保守者（后世所谓的“顽固派”）有相通性。或许可以说，现有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区分，不足以概括像张佩纶这样的人物的思想特征，我们可能要跳出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简单二分法，来理解“洋务运动”时期思想的复杂性。
张佩纶自强方案的一个重要面相，是要应对西方的冲击。综观他对西方的认知，多停留在“末”的层面，并未意识到“政教”层面上“西法”有值得借鉴之处。也就是说，张佩纶不像甲午以后的人那样认识到西方富强不在工、商，“其所以通上下之情者，在立议院；其所以作天下之才者，在兴学校”，故不能从制度的层面认识到西方“其政实暗合乎三代之政”；他甚至不如同时代的郭嵩焘那样，已经意识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对于郭嵩焘而言，意识到西方立国本于政教，意味着其富强的奥秘不再是某种和三代圣人之道相异质的“异端”，而可与儒生心目中的“正道”和谐一致。张佩纶未曾意识到这种和谐的可能，也因此，他是在某种中西治道根本相异的前提预设下，通过治《管》力图寻求弥缝的方案。这是他为何借鉴西法却不能明言西方的原因。
张佩纶所面对的也正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基本问题。今人常援引梁启超的看法，指出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的学习从器物阶段进入制度阶段。然而，这种转变并不单纯只是一般指出的对西方认知的深化。由于甲午前大多数中国人未从政教、制度层面认知西方，而认为（或“误认为”）西方是以器械制造之“工”、通商贸易之“商”为富强本源，他们在“师夷”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所师之“长技”和中国人传统认知中的治国之道存在着异质与紧张。这种紧张由于“师夷长技”在朝廷层面已成“执政诸臣”的“富强之图，备边驭敌之长计”而加剧，常被后世指认为“顽固派”和“洋务派”在是否学习西方问题上的冲突。但除却对西方的态度存在差别，西方“长技”和“正道”间的紧张也是另外一个未能解决的关键矛盾。
由于西方展现在中国人眼前时更多是一种异质的存在，“洋务运动”时期“趋西”的正当性始终不足，中国人在“师夷”上自然就显得勉强。当时保守者的观点，常强调中国的自强之法与西方不同：
夫中国自强之道，与外洋异。外洋以商务为国本，中国以民生为国本。外洋之自强在经商，中国之自强在爱民。外洋民数少，故用机器，而犹召募华工以补人力之不足；中国民数繁，故不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中外情形不同，灼然可见。
梁启超举出的郭嵩焘、张之洞、张佩纶，之所以成为了那个时代“很新很新的怪物”，就在于他们虽然同样希望中国富强，却和上述那种一般的观点不相同。三人又各有各的思考方向，可见“洋务运动”时期自强思路的丰富性。郭嵩焘在那个时代已认识到西方富强不在器物，而同样来自政教，对西方的学习并不违背古圣之道，甚至认为“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由此，他化解了国家富强与有道的矛盾，也消除了“师夷”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张之洞则在中法战争的影响下，意识到“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战后转而大力兴办洋务。但由其后来“中体西用”的思路观之，这种对西方的学习是严格限制在“用”的层面上，以体用之别将国家有道和富强两个问题隔离起来，而将“用”出让给了西学。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方，但郭氏对西方有道的承认，可能导致在“趋西”的过程中将中国本“体”的价值虚无化（“中国之无道”）；张氏西学为用的方案，则已经暗寓着对中学不适于“用”的承认。张佩纶则有着和他们二人不同的思路。
如果说郭嵩焘的方案蕴涵着在“体”上对西方有“道”的承认，张之洞的方案侧重把学习西方限制在“用”的层面，张佩纶对西方的学习，在三人中可谓相对“保守”——但在承认西方值得学习上仍是“很新很新”，这是三人和一般保守者基本的不同。在张佩纶看来，西方相对于中国的文明异质性是他无法逾越的问题，所以西方富强和中国圣道无法像郭嵩焘那样可以达到“体”的一致；且对其而言，在中西文明异质前提下的“师夷”，还不能像张之洞那样把“用”完全出让给西方，所以无法明言“西法是尚”或“新学为用”。与此同时，对富强的寻求在时代语境下又必须借鉴西方模式，不能如保守者般顽固拒绝西方。比起郭嵩焘和张之洞，西方在张佩纶的理论处境中是相对模糊的。
对于张佩纶而言，西方这个尴尬的地位可以说是被管子代偿了。对管子的正名，意在挑战“尽薄富强推王道”的旧思路，发掘其官山府海、调衡轻重之方，可借以论证兼采工商之策以自强的合法性，暗中借鉴了西方的富强模式；但《管子》又是“古本”（传统思想资源）的一分子，在其中发掘自强之方又可表明中学自有其用，故在应对“夷风逼”时可以自信地宣称不必“西法是尚”；然而，管子尽管是传统思想资源，却并非经学正统，选择注《管子》而非经书，无意之间又透露出张氏所阐发的这种自强之策和其心中真正向往的王道仍然存在距离。可以说，管子反映了张佩纶既借鉴西法又不能明言西方、既回归传统又不能居于正统的自强理论困境，所折射的是甲午以前“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富强模式正当性不足的基本问题。
而在富强的正当性问题上，不仅保守者和梁启超所谓的“很新很新的怪物”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趋新者内部的思想光谱也十分丰富。将张佩纶的观点放置在这样的背景中，或能有助于我们在新旧对立、先进—保守对立的眼光外，更细致地注意到“洋务运动”时期思想的多种差别和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