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尊号之制，是皇帝制度在唐代的新发展。唐朝之后，宋、辽、西夏甚至渤海国，都继承了尊号之制，甚至一直到清朝都有回响。表面上看，尊号只涉及皇帝，但事关政治理念和统治政策，并形成了一套程序性制度，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尊号之制创始于武则天，武周给唐朝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有制度创设。利用尊号展现新政治理念，从此成为唐朝政治的一个新现象。尊号之制，绝非单纯的朝廷政治游戏，因为与大赦联结在一起，从而成为政治宣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
关键词：唐朝；皇帝制度；尊号；武则天；大赦
尊号是唐代皇帝特有的一种称号。自武则天发明以来，作为皇帝制度的一部分，尊号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传统，与皇帝的帝号、庙号、年号、谥号等相提并论。本文讨论唐代皇帝尊号问题，尊号是唐代发明的，围绕尊号形成的尊号文化值得探究。
一、尊号的适用范围
皇帝”作为尊号使用，具有独占性，非皇帝身份的人无权使用这个尊号。因为“皇帝”尊号的至上性，围绕这个尊号，形成了一个尊号系统，如皇后、皇太子、皇太后等等，但皆以“皇帝”为核心。对比可知，“皇帝”是带来其他尊号的原因，所以其他尊号都具有附属性。皇帝的尊号属于皇帝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皇帝的尊称始于秦始皇，这是众所周知，毫无疑问的。在讨论尊号的文章中，不少人从“皇帝”之称讨论开始，认为尊号也从始皇帝始。“皇帝”作为至高尊号的使用，为历代皇帝所继承，如果从尊号系统的视角看，这是基本尊号。本文讨论的“尊号”，不是“皇帝”这个基本尊号，而是以“皇帝”为基础的新加尊号。而这个新的尊号之制，是从唐代开始的。
最初讨论皇帝的尊号，有从秦始皇曾被推荐使用“泰皇”尊号的例证开始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统一之后，朝廷讨论最高领导人的“尊号”，李斯等大臣确实推荐的是“泰皇”，但最后始皇帝亲自确定为“皇帝”。皇帝制度从此正式确立，国家最高领导人称“皇帝”，这是皇帝的尊号。此后，这个最高的尊号基本上相沿未改。对此，《册府元龟》有段总结性文字：“古者盛德之君，若九皇、五帝，皆典籍之所述也。夏商而下，降号称王。秦并天下，始兼三五而建号，然后尊极之名著矣。历代而下，遵而不易。时或因革，理非沿袭，踵事增华，其流弥盛。”“皇帝”这个尊号，是三皇五帝之后的“尊极之名”，后来主流是“遵而不易”，但也有“时或因革”或者“踵事增华”的情形。“时或因革”是很个别的情况，但“踵事增华”即锦上添花这种情况，系统而连续，影响巨大，即所谓“其流弥盛”。
所谓“时或因革”的例证并不多，共有五位皇帝。汉哀帝听信转运说，认为改个名号“陈圣刘太平皇帝”，就能代替西汉运转，成为一个历史笑话。北魏献文帝的情况是自己放弃皇位，但还不想放弃国家管理权，于是大臣们上奏：“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大臣们的意思是，如果叫“太上皇”就跟汉高祖刘邦的父亲一样了，“明不统天下”。现在的情况是，皇帝年幼，国家还需要陛下，所以上尊号为“太上皇帝”，依旧管理国家。所以，这个“太上皇帝”就是“皇帝的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可以看作别出心裁的政治游戏。
喜欢搞游戏的皇帝还有北周孝闵帝，他接受西魏的“禅让”，即“天王位”，用“天王”取代“皇帝”。到明帝三年八月，“时崔猷为御史中大夫，以为世有浇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折腾的结果，又回到皇帝称号之中。北周宣帝也是一个爱折腾的皇帝。“大象元年，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当然没过多久，北周就被隋取代了，包括皇帝称号在内一切重回正轨。到唐朝，唐高宗也喜欢在名称上搞名堂，曾经把所有的官名改一遍，过几年再改回去。“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这也是对皇帝尊号的更改，与后来的“加尊号”不同。
举证这些事例，可见围绕“皇帝”这个“尊号”进行变动的确有其人，但唯此五人，是个别行为。能够明确的是，所谓尊号，特指皇帝的称号，即使稍微扩大一点，也是最高领导人的称号。如汉高祖父亲被称作“太上皇”，虽然也叫“尊号”，但因为并不掌权，与本文讨论的对象不同。而北魏献文帝的“太上皇帝”则属于本文的范围之内，同时虽然另有皇帝，但大权在这位“太上皇帝”手中。附属性的尊号也应排除在外，比如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有人强调武则天的作用，其实，“天后”是附属性称谓，不具有单独尊贵的含义。从这个原则来看，皇太后的各种尊号，也在此列。
所以，中国古代的最高领导人，“皇帝”是基本尊号。本文讨论的对象，在这个基本尊号之外。以史书所记唐代皇帝的尊号来看，可以发现基本尊号与新尊号之间的关系。天授元年九月乙酉，武则天“加尊号曰圣神皇帝”。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十一月，第一次有了尊号，《旧唐书》的记载为“上加尊号为开元神龙皇帝”。武宗会昌二年（842）四月，群臣“请加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所有这些叙述，都有一个重要动词“加”，词组读作“加尊号”。所谓“加”，即“皇太后”“皇帝”这些基本尊号外新加尊号。新尊号加在基本尊号之前，共同构成全部尊号，以表达最高领导人的新政治文化意涵。唐肃宗两次加尊号，到上元二年（761）九月，忽然下令“去尊号，但称皇帝”，返璞归真。而“去”与“加”正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动词。重视这个“加尊号”的含义，在讨论“尊号”定义的时候，便容易理解“皇帝”这个基本尊号与所加尊号的不同。
《册府元龟》在皇帝的“尊号”门下，记述这些内容，表达凡这些都是皇帝的“尊号”。这些罕见的名号改动，自身不成系统，也缺乏连续性，后来的尊号，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不能以此证明“尊号”的成立时间。皇帝加尊号，是一种政治行为，并形成了一套制度规范，所以从尊号制度角度理解“尊号”成立史是比较适当的。同时，尊号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
总之，尊号属于皇帝制度，以皇帝为对象，但不包括“皇帝”这个基本尊号。
二、武则天发明尊号
即使承认唐朝是皇帝尊号的创立时代，具体而言，也并非没有争议。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专门讨论过“尊号”，认为“则天以女主临朝，苟顺臣子一时之请，受尊崇之号，自后因为故事”。与封演大约同时的陆贽，曾同德宗讨论尊号问题，认为“尊号之称，本非古制”。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很简明地指出：“尊号起于唐，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后明皇称开元神武皇帝，自后率如之。”究竟是武后，还是中宗？司马光的观点综合一些，他认为：“尊号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后来的清代历史学家王鸣盛同样认为“生上尊号，固起于唐，前世未有”，显得比较笼统了。
武则天的历史创造是公认的，而尊号之制正在其列。武则天的第一个尊号是“圣母神皇”，加尊号的时间是垂拱四年（688）五月。此时的武则天还是皇太后，但此事对于她登上女皇宝座，意义重大。《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有记载，但《资治通鉴》的记述更加详细，其辞为：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当时官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洛水出现了白石，因为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被武则天命名为“宝图”，这就是祥瑞出的大事，而负责祥瑞事务的就是礼部。指出这个故事的实际操纵者为武承嗣，一定是在武则天的武周政权完结之后，比较接近事实真相。这么隐秘的政治行为，武则天只能依靠自己信任的人去完成。武承嗣自认为对武周立功甚多，后来曾希望成为武周帝业的继承人，都是有缘由的。
洛水出瑞石，《旧唐书》记作“四月”，《资治通鉴》记为四月“庚午”。五月戊辰为十一日，武则天下诏亲拜，证明获得武则天高度确认。此后的行动，都是瑞石牵引出来的，有事南郊，祭祀上天，表达对上天的感恩。御明堂，命群臣集合于神都，也都为同一事件。乙亥为十八日，正式接受“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事件还没有结束。六月，“壬寅（十六日），作神皇三玺”。《资治通鉴》继续记载：
秋，七月，丁巳（一日），赦天下。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
〔十二月〕己酉（二十五日），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
如此漫长的时间完成这件事，应该不是武则天原有计划。八月发生琅琊王李冲等唐皇室诸王起兵反武事，军事镇压之后还有政治肃清，到十二月才算完成，这才继续已经耽搁一些时日的“拜洛受图”仪式。皇帝、太子、百官还有诸酋长都参与盛会，其规模巨大、仪式隆重都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史书才会记载“唐兴以来未之有也。”
很显然，武则天对于“圣母神皇”尊号十分重视。只有来自最高政治层面的组织动员，才会有如此盛大的政治行为。此时，武则天在高宗去世之后独掌大权已经四年多，在经历了废中宗、扬州事变、杀裴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武则天掌控最高权力已经稳如泰山。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有高宗遗诏的嘱托，是合法的权力存在。何况，皇帝制度下一直存在太后称制的政治安排，这是一个悠久的政治传统。圣母神皇尊号，代表着武则天冲击新政治高度的开始。在此之前，包括扬州事变，在揭发武则天政治野心的时候，都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
“圣母神皇”，可以分为两层含义理解，一是“圣母”，二是“神皇”。武则天是皇太后，当时皇帝睿宗的母亲，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描述这层关系的就是“圣母”，说皇帝的母亲是神圣的母亲，无可厚非。强调母亲的重要意义，无论在孝道的立场上，还是政治的立场上，理据充分。何况，从武则天的角度看，这也是很好的舆论铺垫。高宗上元元年，武则天提出“建言十二事”，其中一条是“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公认这是在为母亲争取孝道的权力。“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这是来自上天的指点，皇帝母亲亲自领导人民，唐朝的帝业一定会永远昌盛。瑞石出于洛水，而洛水向来就是神水，“河图洛书”是经典故事。现在，经典再次上演，洛水再次表达上苍对人间的关注，给予武则天几年来统治唐朝以充分肯定。武则天郑重其事，予以隆重接受。
天意不仅表达了对武则天的现实肯定，还表达了对未来清晰的方向指引。“永昌帝业”，可以理解为唐朝的帝业永远昌盛，但是，如果理解为武则天圣母的帝业永昌，也不存在逻辑障碍。于是，武则天的尊号中出现了“神皇”二字。如果说“圣母”有表达武则天与睿宗皇帝实际关系的方面，那么“神皇”是什么含义？不可能再用伦理关系说明“神皇”。神，继续表达天意。神皇，不是皇帝，但类似皇帝、接近皇帝，也可以理解为皇帝的另一种表达。但是，“神皇”毕竟不是“皇帝”，依然存在模糊空间，可以保证武则天进退有余。七月，武则天宣布“宝图”为“天授圣图”，政治含义变得更加清晰。“宝图”可以有任何正面意义，但是“天授”一词，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只有政权天授一个解释版本。
武则天的新尊号，具体象征了她的政治新方向。不用说，朝廷中的众臣已经顺从习惯，全面配合行动。琅琊王李冲等李唐皇室成员的反抗姗姗来迟，混乱而笨拙，但毕竟表达了反抗的意愿。然而，这些政治戏码，对于基层社会而言，遥远、神秘、完全无感。敦煌出土一件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沙州都督府图经》，其中记录了垂拱四年发生在敦煌的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事，其文如下：
野谷：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兴川，其苗高二尺已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色黄赤，似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甘而不热，收得数百石，以充军粮。
这条文献题为“野谷”，记入祥瑞类别中，属于敦煌上报的“廿祥瑞”之一。地方政府及时向中央报告祥瑞，这是当时的制度规定，非本文所论。我们关心的是对武则天的写法：“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武则天的尊号在天授元年改为“圣神皇帝”，但垂拱四年只能叫“圣母神皇”。垂拱四年，虽然是武则天掌权，但天下还是李唐的，李唐没有一位“圣神皇帝”。所以敦煌地方政府的写法，造成了历史书写的混乱，而这种混乱是因为混淆了“圣母神皇”与“圣神皇帝”。从垂拱四年这个时间点上看，这种名称的混乱，正是武则天希望的。她的政治探索，正一步步走向成功。
从垂拱四年开始，武则天的探索没有停止。武则天不是突然宣布称帝的，在正式称帝之前，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地靠近帝座。如果把武则天的第一次加尊号“圣母神皇”看作第一步，那么转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永昌”，亲祭祀明堂，可以看作第二步。永昌年号，谁都知道来自“瑞石”，用瑞石文字作年号，是接受天启的进一步证明。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如建明堂，为武家设立“崇先府”及其官属，改革历法，“诏书”改为“制书”，诸州各置大云寺等之后，九月武则天对帝座发起最后冲击：
九月，丙子（三日），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庚辰（七日），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九日），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十二日），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在这些政治活动中，武则天一定是后台总指挥。九月九日，武则天宣布建立周朝，改元天授。三天以后，接受了新的尊号“圣神皇帝”。原来的“圣母神皇”，如今改称“圣神皇帝”，何其相似乃尔。“母亲”的意义没有必要再强调了，过渡性称谓已经完成使命。皇，本来就可以理解为“皇帝”，现在不过更明确而已。称帝前后的两个尊号，存在如此清晰的承继关系。由此可知，武则天发明新尊号，从最初就不是单纯的称号游戏，而是完整周密的政治推进计划，是武则天“称帝运动”的重要一环。从洛水出宝图接受第一尊号“圣母神皇”到称帝运动成功，接受“圣神皇帝”尊号，武则天的称帝运动如同行进在两个尊号之间，尊号的意义由此不可低估。
三、尊号体现政治理念
武则天创造了尊号，丰富了皇帝制度。尊号是围绕最高权力持有人进行的，不管是皇太后还是皇帝。“皇帝”作为秦始皇以来确立的基本尊号受到绝对尊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太后武则天的第一个尊号是“圣母神皇”，利用模糊方式靠近“皇帝”但还不敢直接使用“皇帝”。而一旦称帝，尊号立刻回归，毕竟“圣神皇帝”比“圣母神皇”更标准、更正规。
尊号首先是新政治理念的表征。在“皇帝”尊号之前，再加新尊号，相当于对皇帝进行正面评价，同时也是新理念、新意识形态的一种强势表达。从政治行为观察，既是应对时局的一个措施，也是政治方向的宣导。武则天利用河图洛书经典制造天授政权的舆论，正式称帝之后改尊号为“圣神皇帝”，此后“圣神皇帝”就成为她皇帝尊号的基础，再有叠加或替换，但“圣神皇帝”一直未改。可见，武则天坚持自己的尊号以神圣为底色，这可以看作她自己的基本定位。
从表1中可以看到武则天尊号的变化历程，“圣神皇帝”一直是不变的部分。
称帝之后，武则天第一次加尊号是在长寿二年（693）九月，《旧唐书》记为“秋九月，上加金轮圣神皇帝号，大赦天下”。《资治通鉴》填补了日期，记载为“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圣神皇帝是既有尊号，这次加的主要是“金轮”二字，这是佛教观念的体现，意在附会武则天就是转轮王，人间将迎来幸福的菩萨道。学者研究，这是武则天佛教王权观的鲜明体现，而“金轮”概念作为武则天的尊号也一直稳定存在。
新尊号使用不足一年，武则天又有了新尊号，长寿三年（694）“五月，上加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延载，大酺七日”。《资治通鉴》的记载比较详细：“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改元。”显然，“越古”是新增内容。关于武则天的新尊号，当时应该有重头文献予以解释，不过至今已经太少留存，有证据功能的文献大概非李峤所写《为杭州崔使君贺加尊号表》一文莫属。文中对武则天自然是百般歌功颂德，其中有“可使尧舜拥彗，禹汤扶毂；逾贤劫而首唱，邈梵天而高视；岂登三咸五，迈古超今而已哉！”越古，当有迈古越今之意。在李峤的文字中，尧舜等古代圣王都要为武则天清道，大禹商汤都要为武则天扶车，三皇五帝等都被武则天超越，所以是“越古”。
转年，“证圣元年（695）春一月，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新唐书》记载为：“天册万岁元年正月辛巳，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改元证圣。大赦，赐酺九日。”慈氏是弥勒菩萨的别称，与金轮含义似有重复论证的问题。当然，如今已经成谜，因为一个月之后，武则天去掉“慈氏越古”之号，又回到“金轮圣神皇帝”尊号上。再过七个月，武则天加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没有资料说明女皇为什么去掉“慈氏越古”。
观察武则天所加尊号，强调君权天授，这是传统儒家的重要政治观念。武则天从河图洛书故事中引申出来的宣传内容，都根植于中国传统，用《白虎通》的语言表述就是“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武则天的“天册”与此前的天授，含义有一致性，强调政治的神秘主义，这可以看作帝王的共性。第二层面的含义，强调佛教观念，武则天十分突出。李唐宣扬道教，武周取而代之，没有理由再利用道教，选择佛教作为舆论工具，有必然性。金轮、慈氏的佛教性很明显。“越古”是传统帝王关于功勋卓著的表达，业绩超越古今帝王的夸大之词，在皇帝的赞颂中已经很常见，加入尊号中，也是最基本的内容。用皇帝尊号的方式表达某种政治理念，方式有所创新，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新政治现象。如果说，以往的皇帝制度中，展现类似观念主要通过年号来进行的话，那么尊号则是年号之外的新形式。以武则天的例证来看，接受新尊号，也可能同时改元。如此，则具有多重政治理念表达的意味。
唐中宗的第一个尊号是“应天皇帝”，强调天命神授的意味明确。第二个尊号增加了“神龙”，而神龙本来就是中宗的年号。把年号加入自己的尊号中，唐中宗是第一位。神龙三年即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重俊发动政变，功败垂成。“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楼为制胜楼。宗楚客又帅百官表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上并许之。”上尊号的举动，其实在庆祝政变未成。
后来玄宗把这个先例继承下来。对于唐玄宗而言，“开元”首先不是作为年号而是作为尊号使用的。开元神武，是在庆祝玄宗通过一系列武力行动，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正在开创一个时代。开元元年是先天二年，当年七月，玄宗政变铲除太平公主势力，睿宗交出所有权力。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一月）戊子，受册”。两天之后，玄宗宣布改元，新年号就是“开元”。尊号和年号，应该是一并筹划的。年号的政治意涵研究者尽知，而尊号一体，自然也显示出政治观念。
玄宗的尊号中加入开元、天宝年号，后来的皇帝，肃宗的尊号中有“乾元”这个年号，代宗有“宝应”，宪宗的尊号中有“元和”，这可以看作唐代尊号的特点之一。当然，年号之外的尊号更普遍，整体上依然能够显现时代特色。玄宗每次增加二字尊号，最后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皇帝”基本尊号之前，竟然长达十四字。而玄宗尊号的基本理念，除了文武并神之外，就是道教理念如“应道”“证道”等。在尊号问题上，热衷此道的应以玄宗为最。他不但自己反复加尊号，还多次给祖先加尊号，如给高祖至睿宗等五帝皆加“大圣皇帝”的尊号等。
宪宗皇帝有两次上尊号的经历，第一次是在元和三年七月，上尊号为“睿圣文武皇帝”，第二次在元和十四年（819），上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宰相崔群就因为宪宗尊号事，被赶出了朝廷，外放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旧唐书·皇甫镈传》记载道：
崔群有公望，为搢绅所重，屡言时政之弊，镈恶之，因议宪宗尊号，乃奏曰：“昨群臣议上徽号，崔群于陛下惜‘孝德’两字。”宪宗怒，黜群为湖南观察使。
具体崔群是什么说法，《资治通鉴》的记载比较可靠：
初，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增“孝德”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圣则孝在其中矣。”镈谮群于上曰：“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
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唐代皇帝的尊号多带“孝”字，表明他们是这方面的楷模。不让宪宗尊号中明确出现“孝德”概念，难怪皇帝会大怒。如果按照崔群的逻辑，此前的皇帝尊号中“圣”“孝”共存的现象也不能得到解释。总之，还是因为宪宗重视自己的尊号，才会被皇甫镈利用。
《册府元龟》中有一个唐武宗加尊号的记载，会昌“五年正月己酉朔，太尉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及文武百官、太常卿孙简等六千二百二人等奉玉册、玉宝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初，徽号内无道字，有中旨令加之”。足见唐武宗对于“道”字的重视，而他的意见当然被采纳。
为皇帝加尊号，不断累积，不断添加，最后尊号越加越长，以玄宗为最。唐代皇帝的尊号故事，到玄宗也进入巅峰状态。此后皇帝，多把加尊号当作一种政治传统对待，加上时局每况愈下，尊号之制处于一种维持状态而已。
四、加尊号的基本程序
尊号在唐代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观念，也形成了一套程序性规则，是名副其实的尊号之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赞成加尊号这种活动的，有的皇帝甚至抱有深刻的批判态度。但在唐朝，为皇帝上尊号还是一个新政治，并且很快就制度化，程序的规范比较清楚。
首先，群臣上表请求皇帝加尊号。尊号是皇帝专属，但不能由皇帝提出。群臣上表，根据天意人心，认为皇帝功高绝世等等，应该加某某尊号。群臣，通常以宰相为首，如上文所列魏王武承嗣等。为皇帝加尊号，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行为，并非一般臣下都可以参加。武则天天授二年（691）正月，“饶阻尉姚贞亮等数百人表请上尊号曰上圣大神皇帝，不许”。姚贞亮虽然纠集几百人上表，但他们应该属于不明就里的一群人，企图参与如此重大的政治运作，不被批准很正常。皇帝内心喜欢什么尊号，自然不会广泛宣传，非核心大臣，自然无法担此大任。姚贞亮试图用自己的“上圣大神皇帝”取代武则天已有的“圣神皇帝”，即使不考虑尊号本身，凭一介县尉就要改换皇帝尊号，也是过于异想天开。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是他不具代表性。皇帝要回应大臣的上表，多要行诸文字。《唐大诏令集》卷六是帝王部《尊号批答》，就是皇帝对大臣上尊号表的批答。通常皇帝都会表示谦逊不答应，而大臣们要再三上表劝进，皇帝是否答应也不能保证。
武则天的第五个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现有李峤撰写的《为朝集使等上尊号表》，属于群臣请求加尊号的表文。从文中内容看，在此表之前，群臣已经表请加尊号，武则天没有答应，朝集使们再上此表，希望武则天能回心转意，批准请求。朝集使来自全国各地，有很强的代表性，以他们的名义发起的加尊号行动，不仅有利于说服皇帝，也能证明举国的民心所向。因为史料缺乏，我们不知道武则天是否因此接受请求。李峤当时为中书舍人，“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上表为皇帝加尊号，当然属于大手笔。武则天最终接受“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尊号，应该跟天枢造成之事有关。
除了群臣表请之外，皇帝是否接受新尊号，肯定还有多方面的考虑，而这是加尊号的第二道必经程序。皇帝答应群臣请求，批准加尊号，采用的是正式诏书的方式。这是尊号制度中的重要一环。皇帝此前需要答复群臣的上表，《唐大诏令集》给这种特别文体命名为“尊号批答”，这是围绕尊号形成的文献之一。唐文宗不能摆脱宦官，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他多次拒绝尊号之请应与此相关，如“开成二年二月，自朔至晦，方岳之臣请上尊号者二十二道。或至再请者，皆诏报不许”。相较而言，唐武宗就比较积极，甚至直接参与了尊号的具体意见。《唐大诏令集》所收的“尊号批答”中，只有玄宗第一次加尊号的同意书保留了正规的制书形式，题为《依王公等请上尊号制》，撰者苏颋，开篇即“门下”云云，最后结语部分为：“所请上尊号曰开元神武皇帝者，亦依有司。可涓日练辰，虔告郊庙，详诸旧典，备礼进册。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主者施行。先天二年十一月五日。”接受表请，并指示后续行动，如告庙、册礼等。
第三步册礼。诏书部分已经布告天下，指示有关部门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典礼，所谓典礼就是“册礼”。以玄宗受“开元神武皇帝”尊号为例，《资治通鉴》的介绍文字为十一月“辛巳，群臣上表请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从之。戊子，受册”。《旧纪》：“戊子，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辛巳（二十一日），皇帝下诏表示同意，意味着开始筹备册礼，戊子（二十八日）行册礼。从《旧纪》的记载看，皇帝的尊号使用时间从册礼之日算起。《大唐开元礼》中没有加尊号册礼，依理推测其应该属于嘉礼范围，大约相当于“皇帝加元服”，当然是朝廷的高级典礼。
皇帝尊号册礼上，有一个内容是读册文。册文有基本格式，从“维某年月日”开始，全文都是对受册者的歌颂之辞。除了特殊的如《太上皇加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册文》那样，施授方是太上皇（玄宗），收受方是皇帝（肃宗），多数情况下都是某一领衔宰相代表所有官员对皇帝进行册授。唐朝有册尊号礼，所以形成了一批特殊的“王言”即“尊号册文”。或许是因为围绕皇帝进行的尊号册礼是唐朝的新事物，《唐六典》等重要的制度书籍竟然都没有记载。
第四步，宣布大赦，通常这也是加尊号册礼的高潮部分。赦，是对犯罪者惩罚的免除或者降等，属于皇恩表达的一种形式。大赦政策，历代皆有，到唐代忽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比较单纯的有罪减免，唐代开始加入大量的其他内容，从而使得大赦天下变成了新政颁布的方式。无独有偶，唐代大赦的变化与尊号一样，都始于武则天时代，学者有研究结论“盛唐时期多赦的风气，肇始于武后统治期间”。武则天统治时期频繁大赦，几乎每年一次，缘由之一便是加尊号。《唐大诏令集》对于唐代制敕文献，按照内容进行分类，涉及恩赦的文献，有即位赦、改元赦、册皇太子赦、南郊赦、平乱赦等，此外就是“册尊号赦”。这是一种新的恩赦依据，皇帝获得新尊号，努力表达出与民同乐的姿态。
加尊号同时大赦天下，这成为加尊号的常态做法。中宗、玄宗等皇帝还伴随着谒太庙、祭祀天地等活动。受尊号同时大赦天下，成了规定动作。以唐宪宗的两次上尊号为例，史书记载几乎如出一辙。第一次元和“三年春正月癸未朔。癸巳，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御宣政殿受册，礼毕，移仗御丹凤楼，大赦天下”。第二次元和十四年七月，“辛巳，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是日，御宣政殿受册，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尊号已然不同，但礼仪一模一样。唐代皇帝中宗以下共有二十一个尊号，只有两个是否伴随大赦有疑问，其他都与大赦天下相伴。甚至已经天下大乱的唐昭宗时期，皇帝加尊号也大赦天下。
加尊号而大赦，作为朝廷的重大事件，还促成了一批文献的诞生，这就是加尊号贺表。原本，大赦之时要求地方长官书写贺表，现在加尊号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行为，如李峤《为杭州崔使君贺加尊号表》中写道：“臣某言伏奉五月十一日制书，陛下俯顺群情，懋膺大典。”所贺是长寿三年武则天加尊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有的皇帝对于臣下的贺表要有应答，白居易替皇帝书写的《答朱仕明贺册尊号及恩赦表》就是这种性质的文字。
在唐朝，皇帝加尊号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所有的这些加尊号程序中，尊号是对皇帝的高度评价，是在皇帝生前就树立起来的一座丰碑。皇帝们重视，不无道理。大臣们有机会参与如此盛事，也是一生的荣光。而最有实际意义的是大赦，这是对政治、社会、民众影响广泛的事件。朝臣们会受到各种奖励，百姓会减轻一些负担，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大赦在唐朝就成了新政发布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