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研究世界史地知识的代表作。从撰述形式而言，《五洲地理志略》属于“纂辑之史”，其内容和资料取舍反映了王先谦广搜博采、兼容并蓄的采撰思想，以及求新、求真的史料取舍标准。《五洲地理志略》的历史编纂综合各家之长，推动了传统史地著作编纂体裁的变化和发展。
关键词：王先谦；《五洲地理志略》；历史编纂
《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晚年所撰世界史地著作之一。全书共36卷，卷首1卷，依次介绍了亚洲、澳洲、非洲、美洲、欧洲等各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各国的政治制度等。以往学者对王先谦的学术思想、西学观以及《五洲地理志略》的编纂内容等多有涉猎，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迄今为止，尚无对《五洲地理志略》的编纂成就与特色作出专文论述。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五洲地理志略》的编纂特点及其所编纂思想进行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五洲地理志略》为“纂辑之史”
章学诚曾说：“史家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鍊而有翦裁，斯为美也。”又说：“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著述”即“著作之史”，“比类”属于“纂辑之史”。“著述之史”与“纂辑之史”即史书的著和编。据白寿彝先生的看法，“编，是就现成的材料进行适当加工，编辑成书。著是著作，要有创见，有新意”。《五洲地理志略》即是采用诸多世界史地资料编纂而成，全书文字基本都是摘用他书，少有王先谦自己的语言。就仅有的王先谦的按语来看，基本属于考证的范畴。如在介绍大西洋诸岛时，王先谦先引用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简述了冰岛的人口、地理概貌、气候及产业等。接着又引用曹典球译野口保兴的《内外地志》补充冰岛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等。最后王先谦按语，说：“先谦按：学会、列国二图同，亦见丹麦。”其按语只是说其他文献资料中有相同的内容。又如在介绍“坎拿大西部的英领马宜多巴省”时，其按语说：“先谦案：雷志‘马宜多巴’；列国、学会二图作‘马尼多巴’；万国图作‘满尼拖八’；世界图作‘马你拖拔’；矢志作‘马尼脱巴’；慕志作‘满伊多巴’；许考作‘玛尼多巴’。据二图，东界安剔衣厘河，西界萨司喀特彻温及亚森尼波伊亚，南界合众国，北接哈得孙湾荒地。东南有温尼伯，世界图作‘温你珀格’，即雷之‘文宜北’，矢志作‘罗尼泊克’。其西有布兰敦，即雷之‘勃兰敦’。”这段较长按语，主要是考证马宜多巴省的不同称呼及其四周的界限等。由此可见，在编纂层面上，《五洲地理志略》更倾向于“编”的范畴，属于“纂辑之史”。如张舜徽曾评价所说：“王先谦著述亦富，不外续、纂、选、辑四类。如《十一朝东华录》，乃续蒋氏之书；《清经解续编》，乃续阮氏之编；《续古文辞类纂》，乃续姚氏之作。《骈文类纂》、《十家四六文钞》、《湘中六家词》，皆选也。《五洲通鉴》、《外国地志》、《日本源流考》，皆纂也。”
就《五洲地理志略》的具体编纂内容与格式而言，是用英人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为主体，单行大字，用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作注释，双行小字来编排，再参考其它文献资料进行考证，采用的是为史书作注的形式来书写的。如：“土耳其斯坦”下王先谦引用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
雷志云：“俄领因覆尔亚那、酸打里亚二地及其邻邦，昔皆土耳其种人所居，遂得此名。全面稍四十九万六千三百七十英方里，人四百二十七万三百口。内阿士板克土耳其种百二十万人。土产绵、丝、酒、煤、铁、铅。惟酸河与阿母河之流域稍膏腴，二河均流入咸海，咸海百积二万六千百七十英方里。气候夏暑冬寒，百水稀少。”
之后，又引用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解释：
徐志云：“西域各回部，两汉以来诸部弱肉强食，时合时分，地名国号变更以数千白计，元起北方，先开西土，历代史籍所称西域诸部几於囊括……其间部落之大者不过六七，东北多行国，西南多城郭国。”
接下来，王先谦又引用江阴缪祐孙的《俄游汇编》（简称“缪编”）、山阴谢洪赉的《瀛寰全志》（简称“谢志”）、日本樋田保熙的《世界地理志》（简称“樋志”）等书进行补充、考证。
纵观《五洲地理志略》一书，其编纂形式基本都是如此，只是不同区域参考的文献资料不同而已，如“坎拿大”下，王先谦先引用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简称“慕志”）、山阴谢洪赉的《瀛寰全志》（简称“谢志”）来说明“坎拿大”的地理位置，双行小字排列。之后又引用英人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简称“雷志”）来说明“坎拿大”的行政体系，单行大字排列。接着又引用日本堀田璋左右的《外国地理讲义》(简称“讲义”)来进一步说明等等。可见，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是用现成的资料进行加工而成，属于“编”的范畴，是“纂辑之史”。
王先谦之所以采取“纂”的方式来编排《五洲地理志略》，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首先，王先谦作为一名封建传统学者，有感于当时国人对世界史地知识了解甚少，力图编纂出一部较为完备的世界史地之书，而当时正好湖南建立图书馆，为王先谦提供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因此王先谦汇纂众书而成《五洲地理志略》是水到渠成之事。其次，王先谦一生治学几乎都是采用此种方式，比如《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合校水经注》等，张舜徽就曾说王先谦的著述“不外续、纂、选、辑四类”。王先谦熟悉了这种撰述的方式，所以很自然就采用“纂”的方式来编排《五洲地理志略》。王先谦“撰著《五洲地理志略》时，以雷氏《万国新地志》为正言语，以徐氏《瀛寰志略》为注文，并以各种中外志书校之。这种体裁，与他所著的《合校水经注》如出一辙”。再次，王先谦平生所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接触、了解的西学知识较少，有关世界史地知识的储备甚少，无力独立完成一部世界史地知识的著述。最后，王先谦“足末履外国之土，目不识蟹行之字”，他自己也说：“臣生五洲大通之世，年力衰谢，不能周历山川，开拓胸臆，滋用为愧”，并赋诗云：“尚惜廿年腰脚健，未教踏遍五洲春”，所以王先谦无法实地考察来完成一部有关世界史地的著述。
二、广搜博采、兼容并蓄的采撰思想
《五洲地理志略》的编纂，表现出王先谦广搜博采、兼容并蓄的采撰思想。在编纂《五洲地理志略》时，王先谦多方寻求，广泛搜集资料，几乎将当时有关的资料网罗殆尽。王先谦在《五洲地理志略·卷首》中，所列出的参考书目就多达80多种，可见其对资料的广搜博采。王先谦搜集资料的途径很多，寻求学者的帮助便是其中之一。比如他曾函请缪荃荪寻求帮助说：“先谦近撰《五洲地理志略》，欲荟萃诸书，以史志法为之。搜书不多，尊处有好译本外地志否?上海有《万国通史》续编，前编蔡尔康所译，乞代购，示价照缴。”《五洲地理志略》完成后，王先谦又让吴庆坻帮忙送给缪荃荪备览：“葵园师撰《五洲地理志略》，呈上一部，以备浏览。惜图成而侍去湘，无人为料理耳。”可见，王先谦在编纂《五洲地理志略》时是得到了缪荃荪鼎力帮助的。
就《五洲地理志略》所参考的资料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中国学者所著介绍中国史地的书籍，如《禹贡》、光绪《会典》、西清的《黑龙江外记》、方式济的《龙沙纪略》等。王先谦曾说：《五洲地理志略》“远根《汉志》，上溯《禹贡》主名；近因《明史》，兼包元世路制。省纲先后，依光绪《会典》；道里远近及附郭书法，依钦定《明史》；地理沿革，依《一统志》，新改郡县，亦皆参列。”二是中国学者所著介绍世界史地的书籍，如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三是外国学者所著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书籍，如英国学者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等。如王先谦曾说，“凡志地后出为主，故进雷大字，取徐作注”。其中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英人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是王先谦编纂《五洲地理志》的主要参考资料。
《五洲地理志略》虽然为裁剪各类资料编纂而成，却也体现了自己的编纂特色。首先，介绍不同地域，注意采用与此地域相关的相对权威的文献资料。如在介绍黑龙江时，王先谦主要参考了西清的《黑龙江外记》、方式济的《龙沙纪略》等。西清，字研斋，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西清曾在黑龙江为吏和教书五年，《黑龙江外记》即是此期间西清根据自己见到的图籍资料和一些实地调查写出的一部有价值的地方史志著作。《黑龙江外记》记述了黑龙江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是难能可贵的有关黑龙江的资料。方式济，字渥源，安徽桐城人，曾被贬谪到黑龙江，期间他跋山涉水，实地考察，并查阅大量资料，写成《龙沙纪略》一书，详细记述了清初黑龙江的山川、民族分布、物产、资源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西清的《黑龙江外记》和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在当时并不是家喻户晓的著述，但由于两位学者都因种种原因而得以亲历黑龙江，其著述都是实地考察的成果，所以在有关黑龙江的历史地理文献中相对较为权威。在介绍黑龙江的情况时，王先谦主要参考了这两部著作，正是其善于利用文献资料的佐证。又如在介绍中俄边界时，王先谦主要参考了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众所周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研究中国西北史地的名著，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论述中俄关系的史地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享有极高的盛誉。该书特别设置了《图说》一卷，详载《皇舆全图》、《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历代北徼俄罗斯图》等25幅图，每幅图后均加以说明，介绍疆域、山川、形势等，图史结合，更使读者一目了然。签于这些优点，王先谦在介绍中俄边界时，主要采纳了何秋涛《朔方备乘》中有关中俄边界的地图。如《五洲地理志略》卷二十六收录了《朔方备乘》的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前汉北徼图、后汉北徼图、三国北徼图、晋北徼地图、元魏北徼图、隋北徼地图、唐北徼地图、五代北徼图、辽北徼地图、金北徼地图、元北徼地图和明北徼地图等13幅图。《五洲地理志略》卷二十七中又收录了《朔方备乘》的9幅图和《俄游汇编》的3幅图。
其次，王先谦在利用各类文献资料时能够不因人废言，重视兼容并蓄。如上所述，王先谦在编纂《五洲地理志略》时，曾参考了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并且有学者考证，《五洲地理志略》卷首所列参考文献中的日本吉田晋编著的《汉译世界大地图》，实际亦是梁启超的著作。吉田晋是梁启超的日本名字，是笔名。王先谦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政见上是有分歧的，但他没有因此而摒弃其著述，而是做到了不因人废言，兼容并蓄地对待各种文献资料。梅季坤曾说：“王先谦著述不囿学派，亦不因政治观点不同而于学术上加以取舍。戊戌时，王氏和黄遵宪、梁启超因政见不同，处于对立状态，但后来王氏编掇《日本源流考》，却大量采录黄氏《日本国志》，而写《五洲地理志略》也参考了梁氏的《新大陆游记》。”
再次，王先谦在编纂《五洲地理志略》时亦注意利用西方文献，这是王先谦在编纂上的进步之处。邹振环即认为《五洲地理志略》是注意利用域外文献来补正中国地理资料不足的突出例子。但王先谦所参考的西方文献均为译著，李肖聃曾说王先谦“足末履外国之土，目不识蟹行之字”，受其自身语言知识等各种条件的限制，王先谦在编纂《五洲地理志略》时无法参阅域外文献原著，只能参考译著。而当时有关历史地理书籍的编纂而言，大多属于此类，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这代表着当时史地书籍的编纂水平。当然也有例外，如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即是直接引用西方资料的学术著作，故而有学者称该书“是作为中国人著述中最能够利用西方材料，尤其与以往中国人引用西方的东西，如杰苏伊特传教士的中文译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不同，的确是直接引用欧洲人著述的著作，作为中国人的著作应该说是空前的。”洪钧虽然(1839—1893年)与王先谦(1842—1918年)基本属于同时代的学者，然而他是清末外交家，曾作为公使居住俄、德等国，身份的不同和语言的便利，使得他能接触到不少的域外文献，而王先谦却没有出游国外的经历，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该书的史料价值。
三、求新、求真的史料取舍标准
王先谦在编纂《五洲地理志略》时，在史料取舍上的标准即是求新、求真。在求新求真编纂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五洲地理志略》，毫无疑问是一部信史，学术界称赞此书为“原创性的资料汇编”。
《五洲地理志略》求新的表现，首先是资料上的求新。地理概貌因火山、地震等自然力的作用不断变化，且各国疆界也因人力如侵略等不断更改，故世界地理知识是不断变化的。王先谦明显意识到这点，在编撰此书时处处留意新的史地文献资料。第一，《五洲地理志略》的主体依据的是英人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究其原因，在于二书为新出的史地文献资料。王先谦说：“凡志地后出为主，故进雷大字，取徐作注”。可见他对新资料的重视。第二，《五洲地理志略》所参考的文献资料中，新出的文献资料占较大比例。《五洲地理志略》的编纂开始于1905年，1909年完成。就其参考资料而言，卷首所列的仅标注时间的就有20种是光绪朝刊刻的，即《五洲地理志略》编纂时刚成书不久的最新史地文献资料。列举如下：光绪十四年(1888)有1种：江阴缪祐孙《俄游汇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有7种：日本樋天保熙《世界地理志》、番禺周起凤《万国地理志》、桐城吴启孙《世界地理学》、出洋学生编《万国地志》、日本辻武雄《五大洲志》、仁和孙灏《海国图志征实》、上海许彬《五洲图考》；光绪二十九年(1903)有3种：英国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山阴谢洪賚《瀛寰全志》、余姚王亨统《地理问答》；光绪三十年(1904)有2种：日本依田雄甫《万国形势指掌图》、松滋杜宗预《瀛寰译音异名记》；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2种：日本吉田晋汉译《世界大地图》、奉化周世棠等《世界现势图》；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1种：长沙王达《中外地理教科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1种：日本堀田璋左右《外国地理讲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有3种：《舆地学会中外全图》(再版)、善化谭绍衮《普通地理讲义》、长沙辜天祐《韩游日记》。就光绪朝出的文献资料占了所有参考资料的近1/4。就参考资料中的方志而言，有新编的都会一并参考，共8种，有《亚拉伯志、新志》、《土耳基志、新志》、《缅甸志、英领缅甸志、新志》、《西比利亚志、新志》、《阿富汗志、新志》、《印度志、新志》、《开浦殖民地志、新志》、《阿达曼群岛志、新志》。因为地理知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志书的纂修也是个不断更新的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向读者介绍最新、最准确的地理历史知识。有学者亦评价说，《五洲地理志略》“采摘的资料，吸收了最新出版的各国史志中的新素材，地名翻译和地理语言已逐步与现代地理著作接轨。”
其次表现在内容上的求新。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王先谦在编纂《五洲地理志略》时亦注重增加经济地理方面的内容，如各国进出口资料、财政收入支出情况、铁路交通等。如对印度进出口货值的记载，：“入口货值四千六百三万七千八百磅，出口货值六千百二万五百磅：棉花二十五万二千四百十五吨，值八百三十四万二千磅；米百六十万千一百三十五吨，值八百五万六千二百磅……多与英国属地及中国、法国贸易。”又如对中国山西省交通的记载，“王《书》云：‘铁路已成者，为正太铁路，拟修者有同蒲路。其自太原西南傍汾水行达陕西潼关，自太原东北出平行关至京，自直隶宣化西出杀虎口达蒙古，皆驿道也。又电线由太原东北通京师，西南通西安’”。王先谦还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这些叙述作了注释，详细、全面地描述了山西的交通情况。对各国经济、交通等内容的重视，体现了王先谦的经世思想；同时也反映了该书编纂内容与时俱进的特点。有学者指出，《五洲地理志略》与道光、咸丰年间成书的地理译著、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著作相比，增加了经济地理的内容，且增补了清末地理内容。
《五洲地理志略》不但重视求新，也讲究求真。其求真的具体表现，首先是严密考订，不迷信权威。《五洲地理志略》主要参考的资料是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王先谦对二书评价甚高，“昔中国志地，肇端班《史》；五洲志地，托始徐书。先河之功，实堪并美。雷《志》纲领完密，英伦尤详……综此二书，使方舆之显晦，名称之沿革，形势之迁贸，稽合前后，一览可悉。”尽管如此，王先谦也指出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有“微颣”，对雷文斯顿《万国新地志》的不妥之处也作了考证和补充等。如“《雷志》云：意领其地，包有红海部及马沙华，经过北阿比西尼亚与坎伦之高原，至哈沙拉止”，王先谦考证说，“‘北’字衍”。又如“日本国”下，王先谦按：“徐志云：日本、琉球，东洋二国。今琉球灭于日本，已并为一国矣。”指出徐继畬《瀛寰志略》中不符合最新地理概貌的记载。可见王先谦在学术上不盲目崇拜，对一些权威著述的错误亦加以指出。
其次是罗列异同，实事求是。清末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学者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但一些专有名词，如地名人名的翻译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一些译著中的地名人名等的翻译可谓是五花八门。王先谦在对待这一问题时，就是罗列异同，实事求是。如对远印度半岛上最大的河“伊拉瓦第江”不同名称的记载，“先谦案：矢志作‘伊腊滑德’；樋志作‘依拉瓦的’；世界图作‘伊拉瓦的’；列国、中外二图作‘伊洛瓦底’；万国图作‘额拉瓦第’；周志作‘欧拉渭特’；世界地学作‘意兰瓦其’；地志作‘依拉瓦谛’；外国地理作‘依拉华敌’”。在此，王先谦详细列出不同的译名，让读者了解同一地名人名等在不同典籍中的不同称呼，实事求是。王先谦的学术特点是重视考据，被称为乾嘉考据的殿军。如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王先谦列入“提倡朴学诸显达列传”之中，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亦将王先谦列入“学术”之“朴学”篇等。李肖聃评价说：“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予尝论其尊崇经学似仪征阮相国，厘正文章拟桐城姚郎中，校注群史若嘉定钱宫詹，考证诸子如高邮王观察。”而考据学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求真。求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向读者介绍正确的知识。王先谦在编纂《五洲地理志略》时，力求为读者介绍正确、详细的世界史地知识，遇到容易让读者混淆的问题，会特意加以说明。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英领贵北省”下，王先谦引用资料介绍说：“雷志云：昔名下坎拿大，地在……罗根山高三千七百六十六英尺。”此下王先谦按语：“此又一罗根山，非总论西山部之罗根山。”等等。
四、余论
综上所述可知，《五洲地理志略》作为一部“纂辑之史”，在历史编纂上特色明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编纂体例而言，《五洲地理志略》采用传统的分区撰写总志的编纂方法，依次记述了亚洲、澳洲、非洲、美洲和欧洲五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人口、气候、物产等内容。五大洲即为五个大专题，五大专题之下形成了一个个小的专题，每个专题按地理区域来区分的，一个国家或地理区域是一个专题，信息涵盖量很大。同时《五洲地理志略》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两卷附有25幅地图及说明，这样灵活的史书编纂体裁，使叙述的内容更加形象生动。
应该说，《五洲地理志略》在传统史地著作编纂基础上是有所发展的，它注意综合传统史地著作之长，同时又体现了近代史地著作编纂的一些新特点。但与同时代的一些进步史家诸如魏源、黄遵宪等相比，则稍显保守。如魏源的《圣武记》，就是在纪事本末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史论的内容；《海国图志》则创造性地在志的基础上又结合图、表、论等体，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综合体，更利于实现“为以夷制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制夷而作”的撰述旨意。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也是在志的基础上结合系统的论述，来记述日本明治维新的各种制度及成效的。可见，晚清时期传统的史书编纂体裁在综合各家之长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演变，这些新的综合体史书能更好地为近代史学命题服务，更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鉴往知来之用，更好地为当时局势动荡的社会谋治安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