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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
作者:宋弘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时间:2022-08-10

  摘 要:开会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治实践的重要形式。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通过开会将革命信仰和新的理念输入根据地军民的内心世界,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开会也成为根据地军民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之中,最突出的特点即是“会多”。这一特征既与丰富的会议内容有关,也与中共对不同类型会议的期许和组织有关。面对“会多”的问题,中共党组织通过调整开会频率、改革会议组织方式等,促使会议更好地发挥政策落实和信息传递的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会议文化是中共政治文化的典型代表,深入研究其内容及特质对了解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会议频率;基层政治;华北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

  “在晋察冀就是一位老乡,当他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讲:‘开个会讨论讨论。’”这是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游历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的记录之一。这句话形象地揭示了中共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面相之一——开会。如果说李公朴的观察是来自第三者的记录的话,中共的文件、报告则提供了第一视角的观察,如李竹如曾谈道:“开会,就是一种活的训练。应当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与组织生活的锻炼。”黄敬谈到,会议制度“是一切制度的中心,是一切‘制度之母’”。秦基伟回忆:“队伍里是高度的民主化,你说今天下午干什么,他们就要开个会,研究一下能不能干。你要批评一个人,弄不好他们也要开会,斗争你。”甚至有些民众说:“饭可以不吃,会不可不开。”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开会已成为中共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开会也是中共政策落实、宣传组织工作的关键一环,是基层政治的重要形式和特征。从现代政治的发展史来看,开会也是其中一个鲜明的特色,不仅中国共产党重视开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也通过开会解决问题。但唯独中共的开会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且以“会多”为其一大特点,这就需要解释和思考。不过,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非常薄弱。有鉴于此,本文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主,侧重于基层干部、士兵及民众的政治生活,挖掘相关资料对中共的“开会”进行梳理和阐释。由于中共会议制度和会议生活涉及的问题非常多,需要从多角度深入探讨,做系列性的研究,所以不是一篇论文就能全部完成的。不过,在诸问题之中,“会多”又是最突出,也是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是有重要价值的。因此本文以有限之材料主要处理三个问题:“会多”的现象及其影响、“会多”的原因、中共对会议频率的调整。中共如何开会、开会的过程与安排等问题待另文探讨。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共革命展开过程中,特别是在与民众的互动中,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会多”一定程度上正体现着中共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简单批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会议频率高是不客观的,要经过实证的分析,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判断。

  一、“会多”及其影响

  “会多”是中共的会议文化给人们最突出的印象,这些会议也成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会议频率并无一个明确的时间变化,也没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与事件具有一定的时空背景不同,会议频率问题更多是一种现象,大体随着抗日根据地任务的不同和数量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且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总是同步的。

  总体来看,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会议频率确实较大。如军队中会议的次数往往非常多,1941年8月罗瑞卿在报告中批评道:“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会议生活是有缺点的,一则是会议太多;二则是会前无准备,所以会议一般的也就开不好。据报告,连队会议每月少的有三十多次,多的有五十多次,目前连队会议之多,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1941年8月罗瑞卿刚刚在报告中指出了会议过多的缺点,10月在报告中又再一次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批评会议的次数太多:“连队会议过多,许多工作具体组织实施与检查总结,则常被忽视。以三八五旅所规定连队政工制度其标准为例,连队各种政治组织之会议有十四种,定期会议每月至少廿余次,另行政会议(连务排务会)每月至少八次,战士学习讨论会每月廿四次,干部学习讨论会每月八次,合计每月达六十七次之多。政指必须参加者计有三十四次,一个青年战士党员必须参加的计有四十八次,如果是积极分子则更多。政指除连队会议以外还要参加团、营召集各种各样会议,故平均每天要开会二三次以上。该旅例子还不是最多者,决一纵队之会议次数更为惊人,每月八十五次,学习讨论会尚不在内。”

  萧华在山东军区政工会议的报告中也谈道:“在组织制度上繁杂而无具体内容与工作,连队会议堆累。如一团一连十一月三日至十七日营团召集干部会就有八次,共二十一小时,连队会议半个月二十七次,共五十四小时(平均每天三、六小时)。此外连队会议也有多至三四十次,汇报多至十五次,连战士拉屎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挂名委员,自设干事,活动分子身兼五职。”与会议类似的工作汇报也是如此,次数非常多:“汇报报告次数过多,公式化,内容空洞。一个连政指每月要向上级及党内作口头汇报或书面报告共四十五次,书面报告十二次,自己要接受连队政治组织的汇报有三十五次(班排向行政汇报不在内)。”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干部往往能够从繁多的会议中看到问题,认识到问题所在,这种反思精神也为后面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除了军队方面,地方党委、政府和基层干部方面也出现会议频率高的现象。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报告中提到“开会愁”的问题:“现在支部最普遍的问题是会议太多,干部太忙,时间支配不开,干部忙得连地也不能种了,干部的地很多都荒了。‘在某些支部(特别是实支与基点村的支部),支干平均一月至少有半月开会,多至每日在开会(公开会在内),党员小组长等平均也在7天—15天之间’(黎城)。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各地都如是,因而形成某些同志的‘开会愁’,支部同志不愿当干部与此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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