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心系台湾革命事业,注意吸收在祖国大陆学习的台湾先进青年入团、入党,并选派优秀的台籍革命者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为台湾建立地方党组织做好人才储备。当时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的划分,以"一国一党"为原则,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故共产国际决定由日共领导台共的建党工作。日共忙于国内的选举而无暇顾及台共建党大会,特委托中共代为指导这次大会。中共不但精心筹备台共建党大会,而且在台共建党大会上向台共传授祖国大陆革命的经验,反复叮嘱台共应吸取祖国大陆革命失败的教训,警惕对资产阶级的妥协,避免中共曾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另外,中共还对台共各种纲领进行审议并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要求台共大力吸收工农分子入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台湾共产党；彭荣；上海；资产阶级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以下简称台共）建党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彭荣应邀出席并指导了台共的建党大会。综观既有研究，发现关于中共对台共建党工作的帮助与指导，学界有所提及，但语焉不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文根据日本档案史料《现代史资料22：〈台湾〉（二）》之“中共代表彭荣在台共建党大会的报告”等资料，并结合台共建党当事人的回忆，对中共对台共建党工作的帮助和指导作一阐述，再现中共对台湾革命事业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表明两岸血浓于水的关系，呼吁两岸同胞应携手推动两岸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一、中共为台共建党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1921年7月中共成立后，大陆大部分省份陆续建立了地方党组织。为推动台湾反日革命运动的发展，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者开始注意吸收在祖国大陆学习的台湾先进青年入团、入党，待时机成熟时为中共在台湾建立地方党组织做好人才储备。中共的这一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预期的结果：一大批台湾先进青年成为台湾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骨干，其中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蔡孝乾、林日高、洪朝宗等人成为台共创始人和领导人。
（一）中共注意吸收在上海的台湾先进青年入团、入党
由于台共建党的主要成员绝大部分曾在上海大学学习过，因此先对中共在上海吸收台湾先进青年入团、入党情况作一概述。
当时，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台湾先进青年许乃昌、蔡孝乾、翁泽生、林木顺、谢雪红等人在中共的引导下，纷纷加入共青团和中共党组织。“许乃昌，于1923年9月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受陈独秀等人赏识”，“1923年9月，（许乃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该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经陈独秀介绍，（许乃昌）以中国人身份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应为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6月，返回上海。” “1925年春，（翁泽生）转上海大学社会系继续就学，受到了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直接关怀，于同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孝乾曾自述：“1923年秋转日赴沪，补习中英文，至1924年春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是瞿秋白，校长是于右任先生），……1925年即参加五卅运动，开始阅读《资本论》《经济学批判》《经济学大纲》等共产主义理论书籍。我的思想遂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是为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前一阶段。我早于1925年在上海就参加中共为正式党员。”1925年6月，谢雪红、林木顺和陈其昌在中共干部安存真、宣中华介绍下加入共青团。同年7月，他们三人进入上海总工会，在李立三领导下的赤色救援会，负责募捐工作。1925年8月，因上海总工会遭破坏，他们在中共的安排下，不仅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先进的革命理论，而且还先后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当事人谢雪红说：“1925年8月，我正式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习了。”“我在（上海大学）接受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的教诲；也是在这里由瞿秋白派遣去苏联留学。”“他（中共干部黄中美）帮助我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鼓励我争取入党，并向我了解我的家庭﹑出身和经历等。同年八月间，黄中美到闸北我的住处，向我宣布我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我离开上海大学后，……庄泗川（嘉义人）等进入上大；……林木顺、林仲梓（中学部）当时都已入党；陈其昌（大学部）也是党员，党在考虑派遣人去留学的名单上也有他”。“1926年10月，（潘钦信）前往上海大学中学部求学，与当地中国共产主义者交往而信奉共产主义，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洪朝宗，……曾先后在集美中学、中华中学、上海大学学习。……后在上海受翁泽生、潘钦信等人的影响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庄春火说：“台共党员中，像翁泽生、潘钦信、蔡孝乾、洪朝宗等人在台共成立前就已是中共党员。其中洪朝宗自上海大学毕业后，即回台湾与薛玉龙、薛玉虎联合搞运动。”
（二）中共注意吸收上海外的台湾进步青年入团、入党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北洋军阀”的旗帜，确立了反帝国主义的新方针。为了联合全国的反帝力量，北京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余个团体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胡鄂公(胡南湖，共产党员)、雷殷等155人，联合组成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又称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当时，在朝阳大学求学的台湾青年谢廉清不仅积极参加该组织，而且还强调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帝国主义。他在《帝国主义的命运》一文中说：资本帝国主义必然会灭亡，其灭亡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资本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会加速他们的本身灭亡；二是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而这两个运动，都是要帝国主义的死命的。“这两个革命势力的联合，就是帝国主义的催命符。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第四期，即灭亡时期。几百年间纵横天下，榨取和残杀了无数万无产者的资本帝国主义呀！死路是你必然要跑到的。转眼的天下，一定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他由于表现突出，被中共吸收为共青团员。尹才一说：“五卅运动中，北京共青团有很大发展，朝大支部扩充到二十多人，其中有唐从周(四川南充人)、谢廉清(台湾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注意吸收台湾革命积极分子入党，曾先后将林日高、杨克培、杨春松、杨春锦、王万得等人吸收入党。其相关史料如下：1925年林日高离台赴厦，居厦期间，结识中共党员许世中，并在许世中介绍下进入厦门海员工会及泉州人力车工会担任事务员；1926年11月，何应钦率领北伐军入闽时，林日高投身国民革命军，从事社会运动指导工作；1927年1月，在许世中的介绍下，林日高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克培在北京求学期间，爱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遂共鸣共产主义；1927年7月，在王守椿的介绍下，杨克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杨春松、杨春荣、杨春锦三兄弟前往大革命的中心广州投身大革命，不久，杨春松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迁移，也从广州来到了武汉，1926年底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杨春锦，杨春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三弟春锦，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杨刚。他上中学时就信奉马克思主义。留学东京时，与进步同学组织文运革新会，投入学运。他1926年回国后，进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我党。同年转进武汉分校。国共分裂后，编入教导团，随军南下，12月参加广东公社战斗，后随团退至东江。1928年参加东江起义。春锦率连队在海丰葵潭同反动派李福林军作战时，中弹身亡。”1927年4月至6月，王万得在武汉期间，不仅参观考察了刚收回的汉口英租界和日本租界，而且还多次走访全国总工会和农民协会。“他在武汉历时两个月，看到中国对世界反帝斗争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认识到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人民革命事业最坚强、最可信赖的领导力量，决心站在共产党一边。”“他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选派优秀的台籍革命者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
为了更好地培养台湾共产主义者，截至1928年，中共已先后挑选两批优秀的台籍革命者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第一批是许乃昌和谢廉清。1924年10月，许乃昌到东方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他到日本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中组织“社会科学读书会”，宣传共产主义，培养台湾革命人才。陈来旺、苏新、萧来福和庄守等台湾共产党的领导骨干都是该会成员。在北京朝阳大学读书的台湾省彰化县谢廉清则比许乃昌晚5个月到莫斯科，他学习结束后，“奔走于北京、上海、漳州、厦门和广东等地，努力召集并组织‘左倾’台湾学生青年，配合当时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高潮，使得在中国的台湾青年学生运动，由原来的民族主义倾向，一变而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尤其是上海，在旅沪台湾同乡会名义下促使‘左倾’学生组织化的蔡孝乾、陈炎田等与谢廉清共同组织‘赤星会’，发行机关报《赤星》，进行共产主义之研究与宣传。”第二批是谢雪红、林木顺和林仲梓，他们到莫斯科学习的时间是1925年12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三名台湾籍学生和各省若干青年赴莫斯科学习，他们是受瞿秋白指派而成行的。据谢雪红回忆：“1925年10月间，黄中美同时向我、林木顺和林仲梓三人宣布：党命令我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我们终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时间是1925年11月20日左右的一个下午。”“在1925年12月18日，我们的火车终于抵达莫斯科站。东方大学中国共产党的‘旅莫支部’已经派人来车站接我们了。”
二、中共代日共指导台共的建党工作
20世纪20年代，中共曾谋划在台湾建立地方党组织。但是，共产国际认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并不顾台湾是中国一个省份的事实，竟然以所谓的“一国一党”原则，蛮横地决定由日共负责台共的建党工作。身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共，被迫服从上级这一安排。然而，因为日共忙于国内的选举而无暇顾及台共的建党工作，所以日共特委托中共代为指导台共的建党工作。
（一）共产国际决定由日共领导台共的建党工作
1925年10月，中共专门从上海大学挑选几名优秀的台籍中共党员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将来在台湾建立地方党组织作准备。谢雪红等人被赋予这一神圣使命，她说：“党派我们赴苏学习是为了培养干部，考虑将来帮助台湾的同志在台建党。”
1925年11月20日，在中共的推荐下，林木顺与谢雪红由上海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然而，共产国际就在此时也注意到殖民地台湾的革命问题，“为培养台湾革命运动的未来骨干，（共产国际）决定把中国共产党派赴东方大学学习的学员中的几个台籍青年，有意识地从中国班调到日本班参加学习。”谢雪红起初对共产国际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明白：“第三国际考虑到我们以后的任务是要回台湾建党，又因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所以，决定把我们转到日本班学习，对以后党的筹备方便有利。”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为开展台湾的革命工作，需要与日共取得密切联系。1927年，日共代表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讨论日本问题时，也提到日本工人阶级有责任积极援助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决议，世界共产党组织的划分以“一国一党”为原则。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共产国际决定由日共中央负责领导筹建台共的工作。既然共产国际已对此作出了布置，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共，也只好听从这一安排。
（二）谢雪红、林木顺和翁泽生具体负责台共的筹建工作
1927年9月，在莫斯科学习的林木顺、谢雪红被共产国际介绍给日共领袖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等人，与日共建立直接联系。随后，共产国际把台共建党的任务交给了当时正在莫斯科学习的台籍中共党员林木顺和谢雪红。1927年10月，谢雪红、林木顺在莫斯科被共产国际执委片山潜召见。片山潜正式代表共产国际向他俩传达了筹建台共的决定，该决定如下：“共产国际决定命令谢飞英（即谢雪红）、林木顺回国组织‘台湾共产党’，由谢飞英负责，林木顺协助。‘台共’组织工作由日共中央负责指导和协助，这个任务已委托给来莫斯科开会的日共中央代表团了，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日本本国的无产阶级应帮助殖民地台湾的革命运动。由于现在许多情况还搞不清楚，台共组织成立后暂时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通过日共中央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待将来才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台共建党的基层人员，可要求日共党和中共党的组织介绍各该党的台湾籍党员来做骨干。党成立后，谢飞英和林木顺两人要去日本东京，在日共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1927年11月，林木顺与谢雪红带着共产国际建党的指示回到上海之后，开始与大陆各地、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革命同志（其中包括一部分中共党员和日共党员）联系，准备建党。中共中央为了配合完成共产国际所部署的这项重大任务，不仅将正在上海的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介绍给林木顺和谢雪红，而且还指示翁泽生协助他们筹建台共。他们一起商议筹建台共的问题，一致认为：为了加强对台湾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扩大台湾的革命力量，需要联络在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台籍共产党员，共同创建台共。他们经商议决定：由林木顺、谢雪红去日本和日共中央联系；由翁泽生和中共中央联系，负责联络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共产党员，并组织成立“台湾青年读书会”，为台共的成立输送人才。
1927年11月中旬和12月上旬，林木顺和谢雪红应日共中央召集先后前往东京，接受日共中央的指导，向渡边政之辅等人提出有关台湾的问题。1928年1月，渡边政之辅以林木顺提供的资料为基础，撰写了经日共中央通过的台共“政治大纲”与“组织大纲”。日共领导人佐野学在被捕后的讯问书中说：“1927年12月底1928年1月初，一位台湾同志来拜访渡边，就民族支部的形式交换意见。我与那位同志会面，渡边以那位同志所提出来的资料为基础，撰成了政治、组织纲领草案，我也就政治纲领草案交换了意见。”与此同时，林木顺、谢雪红经日共中央委员井之口正雄介绍而与台籍日共党员苏新取得联系，向苏新了解台籍留日学生的情况，并商量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准备为台共的成立输送人才。随后，林木顺与社会科学研究部的部分成员苏新、陈来旺（成城学院）、林添进（日本大学）、何火炎（早稻田大学）组成马克思主义小组，筹备台共建党工作。1928年1月底，林木顺、谢雪红完成了在日本的各项工作后，马克思主义小组派其代表陈来旺与林木顺、谢雪红一起返回上海参与台共的建党工作。
为了尽快培养成立台共所需的干部才，翁泽生担当起组建“台湾青年读书会”的重任。1927年11月底，翁泽生与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左派青年江水得、林松水、张茂良、刘守鸿、杨金泉等人成立“台湾青年读书会”。在翁泽生的主持下，读书会一边注意培养人才，一边发行读书会机关报《屋内刊》，向在上海的台籍革命青年宣传共产主义。即使这样，翁泽生也深感人才缺乏，因此要求当时在台湾的林日高、洪朝宗、蔡孝乾和在厦门的潘钦信、在广州的王万得，前往上海参加台共的建党工作。蔡孝乾和洪朝宗因在台湾筹备《大众时报》的出版而无法离开台湾，最后，王万得、林日高、潘钦信于1928年2月上旬抵达上海。
1928年2月初，林木顺和谢雪红自东京返回上海后，经翁泽生介绍认识了一批曾加入中共或共青团的台籍青年——在台湾的林日高、洪朝宗、庄春火、蔡孝乾、李晓芳、庄泗川等人，在厦门的潘钦信等人，在广州的王万得等人。林木顺、谢雪红和翁泽生立即从两方面进行台共的筹建工作：一方面，开始物色参加建党大会的对象；另一方面，讨论由日本带回的政治大纲和组织大纲，并制定有关工运、农运、妇运以及赤色救援会等具体的方针政策。1928年2月，谢雪红等人在翁泽生住所召集了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了台共筹备会，成员有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王万得、谢玉叶（翁泽生之妻）、潘钦信、陈来旺。会议决定：林木顺为召集人，谢雪红负责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络，潘钦信、陈来旺负责庶务性工作，林木顺、翁泽生等人负责修订从日本带回来的政治大纲和组织大纲。大会还决定每天下午开一次会，学习和讨论文件，起草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提纲（分别由林木顺、王万得负责）、青年运动提纲（由翁泽生负责）、妇女运动提纲（由谢玉叶负责）、赤色救援会提纲（由谢雪红负责）。到4月上旬，繁忙的筹备工作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
（三）日共因忙于国内普选而委托中共代为指导台共的建党工作
在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筹备台共成立期间，虽然日共中央高度重视台共的建党工作，并派日共领导人锅山贞亲前往上海准备指导台共的成立大会，但由于此时日共正全力准备1928年国内的大选，没有时间和精力指导台共成立大会，所以日共委托中共援助及指导台共成立的一切事宜。谢雪红说：“在我们回上海的第三天，锅山贞亲也来到上海，他是代表日共中央准备来领导台共的成立大会。又过了三四天，国领同志也从日本来上海。他的任务是要立即赴苏联，顺道来向锅山传达日共中央的决定，要锅山把台共成立大会的领导任务委托给中共中央，然后即时回日本去，因为，日共正要全部投入日本第一次普选的政治斗争。当时，锅山了解台共党的具体纲领需要作很多修正，建党的筹备也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他把这些情形告诉中共中央，并把成立大会的任务委托给中共中央后，于1928年2月15日左右回国了。”为此，日共中央还指示林木顺、谢雪红：“台湾共产党暂时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之名义组党；日本共产党目前因为选举斗争而忙碌，有关组党事宜应请求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及指导。”1928年4月13日，在中共联络员的帮助下，谢雪红、林木顺与中共代表彭荣见面并商讨台共建党相关事宜。
中共代表彭荣听取台共骨干关于建党大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共同商定召开成立大会日期和开会地点。在台共成立大会召开之前，翁泽生、谢雪红已经把有关成立大会文件如政治纲领、组织纲领、劳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纲领方针草案送交他审阅。与谢雪红、林木顺见面时，彭荣说：“你们送来的纲领草案我们都看过了，原则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们对台湾的情况不了解，提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纲领可以暂时用它，待日后回台湾于实行中再加以修补。”当时上海革命环境非常险恶，因此，对台共成立大会，彭荣指示：“会前准备要周详，开会时间要短，参加人数要少。”4月14日，预备会先在翁泽生家里召开，彭荣也出席了这次预备会，“由彭荣将两个纲领（即政治、组织纲领）及诸方针宣读后付诸讨论，获无异议通过，因为组党大会须保持机密，决定出席者限为代表，且先行决定人选，大会日期定于4月15日，地点则由彭荣选定。”预备会在彭荣的指导下，用投票的方式选出第二天参加成立大会的7个代表。经过他认真的挑选，大会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横街金神父某照相馆之楼上。”
三、中共指导台共建党工作的主要内容
1928年4月15日，台共建党大会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金神父照相馆二楼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成员有：中共代表彭荣、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和台籍党员代表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九人。大会首先由林木顺致开幕词：“这次大会最光荣、最有意义之处是中国共产党派遣代表参加，并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援助。现在中国革命正进入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成熟期，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以其长期领导工农运动的革命经验教导我们。我们在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感谢的同时，并接受其教导，应努力在台湾革命的实践运动中予以履行。”中共代表彭荣不仅在台共建党大会作了主旨报告，而且还审议台共各种纲领文件并提出修改这些文件的意见。根据新挖掘的日方档案史料，中共对台共建党工作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共向台共传授祖国大陆的革命经验
中共代表彭荣在台共建党大会上介绍了五四运动后祖国大陆革命的历程，总结其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他将五四运动后祖国大陆革命的历程大体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19的五四运动至1925年的五卅运动；第二时期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至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第三时期是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至今（即到当时1928年4月的台共建党大会）。同时，他还向台共骨干传授了各个时期祖国大陆的革命经验。
彭荣强调：在第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农民阶级都是祖国大陆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为了打倒强大的敌人，他们还应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使革命事业顺利进行。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开始参加革命运动。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起猛烈进攻，以残暴和残酷的手段，加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侵略。……因此，中国小资产阶级率先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尚未成为反帝国主义的中坚力量，但此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也毅然奋起，加入反帝国主义的阵营。例如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发动反帝爱国运动的实证。”“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与当时仍是反帝国主义力量的中国资产阶级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同时工农群众也纷纷加入国民党，这使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因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所以革命事业进展顺利，广东革命政府很快平定了广州商团叛乱，并取得了东征、南征的胜利，巩固和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对此，彭荣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因而广东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就是其真实写照。”
彭荣强调，在第二时期，无产阶级是祖国大陆革命的主力军。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口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等一系列重要斗争，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他讲：“1925年上海工人发动了大规模的经济斗争，与帝国主义相对抗。……五卅运动爆发之后，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勇敢地加入了反帝国主义阵营。省港大罢工以及全国各地工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真实写照。此时期，最显著的是，中国无产阶级成为国民革命主力军。”他还进一步地指出：“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号召工农群众支持和援助北伐军，因此，北伐战争得以顺利进行。当北伐军抵达武汉时，武汉工人成为反帝国主义最大力量，并取得民众力量的支持，收回了英租界。当北伐军到达上海时，上海的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武装革命，并且不费一枪一弹，击败张宗昌部队，从而进入上海。这足以体现工人力量的伟大，也让资产阶级感受到工人力量的强大。”
彭荣认为，在第三时期，祖国大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革命力量只剩下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的工农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他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武汉的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联合起来对工农群众进行压迫，屠杀作为工农领袖的共产党员，取消反帝国主义口号，与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彻底向革命势力进攻，……其惨烈尤甚于北方军阀。”他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进而提出：“中国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已投向反动势力阵营，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敌。”因此，中共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此时中国共产党努力地领导工农群众参加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土地革命，扫清封建势力”。针对国民党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工农群众等反革命行为，中共发动了多次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起义。彭荣说：“（中共）于七月发动了武装性质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之后，湖南、江西的起义仍在持续，广东省的农民起义的势头越发强劲，占领海丰、陆丰之后，建立了坚固的苏维埃政权。”“海南也掀起了起义的浪潮。我们掌控了湖南的数个县，并建立了苏维埃组织。江西、湖北的农民起义也持续不断，已夺取了数县并建立苏维埃。江苏北部的农民也发动了起义，在江南同样也播下了苏维埃的种子。山东省的农民面对地主的苛捐杂税也奋起反抗。东三省通化的农民也在与军阀作斗争。紧接着河南也发动了起义。山西、陕西的农民也起来反抗军阀。”
（二）中共再三叮嘱台共应吸取祖国大陆革命失败的教训
为了避免台湾革命重蹈祖国大陆革命失败的覆辙，中共代表彭荣反复叮嘱台共应吸取祖国大陆革命失败的以下两点教训：
第一，从祖国大陆革命的历程来看，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非常有限的。五卅惨案发生后，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学界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三罢”运动的领导机关。此次会议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三罢”开始后，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调集军队，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群众，进行武力恫吓，同时施展各种阴谋分化瓦解工商学联合阵线。他们以增加税率为诱饵，以停止借款、通汇、航运和电力供应相威胁，逼迫资产阶级退出反帝统一战线。在威逼利诱面前，资产阶级由动摇而妥协，1925年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另组“五卅事件委员会”，把17项交涉条件修改为13条，删去了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等几项核心条款；当“13条”也被帝国主义者拒绝后，上海总商会继续妥协以至屈服，于 6月26日无条件结束总罢市。其原来许诺开市后在经济上继续援助罢工工人，后来不但毁弃诺言，而且扣压各地支援罢工的捐款，使罢工工人生活陷于绝境，以逼迫他们复工。彭荣对资产阶级妥协性行为予以严厉批评：“上海总商会提出的13项条件，大部分是妥协的内容。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把持领导权而提出的，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是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资产阶级向反动势力靠拢的有力证据。今后，台湾在革命运动中须提高这方面的警惕。”为了争夺统一战线中的革命领导权，资产阶级三番五次向工农阶级发动进攻。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发动猛烈进攻，因而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已既成事实。如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提出全面革命的主张，足以体现对于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已产生警惕性和紧迫感；虽然还未公然对无产阶级发动攻击，但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的压迫却是无孔不入。1925年3月20日，蒋介石的反动行为，以及对共产党提出各种条件，皆是攻击无产阶级的行径。”“蒋介石在到达上海之后迅速解除了工人武装力量，并对工人领袖进行大屠杀。此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体现，也是资本主义投入反动阵营的主要证据。”“武汉政府重蹈了蒋介石的覆辙，向我等展开了进攻，开始对湖南的工农进行大屠杀，并压制工农运动。”
第二，应警惕对资产阶级的妥协，避免中共曾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祖国大陆无产阶级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广泛发动农民，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牢固的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当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各民主阶级所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确实加快了大革命的步伐。然而，统一战线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必须放手发动工农群众，才能使这个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然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发动地进攻，不敢斗争，一味地妥协退让，压制工农运动，放弃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彭荣说：“革命初期，小资产阶级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革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资产阶级必然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并以消灭无产阶级为主要目标。因为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国主义力量，所以共产党在本身势力微弱时与其合作尚属正确，但对于革命发展至某一阶段后资产阶级必然投入反动阵营之道理缺乏理解，因此将武汉的国民党误认为小资产阶级政党，与其妥协，并任其实行压制罢工和农民运动等，犯了最大的错误。”接着他又说：“但在此时（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犯了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并不是此时才发生的，从以前就开始有了，只是当时还没到明显表露出来的地步。然而，错在哪里呢？把武汉的国民党当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当时武汉的国民党中仍有多数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分子存在，这些人既对南京国民政府心存不满而表现出反抗，又对武汉国民政府辖区下的工农运动的发展也很不满意。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放弃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仍然把它当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并任由其对罢工和农民运动进行压制。”因此，他再次强调：“从中国革命历程来看，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非常有限的。今后台湾的革命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点，决不能重蹈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覆辙。”
（三）中共对台共各种纲领进行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
台共建党大会上，中共代表彭荣还对台共各种纲领进行审议，并提出相应修改意见。
对台共政治大纲，他的意见是：第一，该大纲未充分说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应加以补充；第二，革命领导权的“确立”二字应改为“争得”；第三，“知识分子为中心”应改为“先进分子为中心”；第四，对民族团体的策略，不需要草案；第五，关于党的形式的记录，今后需要逐步增加；第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发表需充分说明。
对台共组织大纲，他的意见是：第一，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必须明记在组织大纲里；第二，必须起草章程，但并非现在提出；第三，入党手续必须通过两个月的候补期，但工农无此限制。
对工农运动纲领，他的意见是：第一，文字需体现“农民是农村革命乃主人翁”；第二，对于“阶级斗争是农民组合”的说法要纠正；第三，地租的口号改为“地租不得超过百分之几”；第四，土地国有的问题应记录在政治大纲里。
对台共的青年运动、妇女运动、赤色救援会纲领，他的意见是：第一，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均不存在全国性的组织；第二，青年运动应加上“代表学徒利益”的口号；第三，妇女运动应加上“反对童养媳”的口号；第四，赤色救援会应利用刊物对其设立的意义和组织的扩大进行宣传。
（四）中共要求台共应重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
台共建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林木顺、蔡孝乾、林日高、洪朝宗、庄春火得票较高而当选为台共中央委员；翁泽生和谢雪红得票较少而当选为台共中央候补委员。台共第一届中央委员都是台籍知识分子，并无一人是来自工农阶级。1928年4月17日，林木顺、谢雪红等人按计划到大会会址见中共代表彭荣，请求他对成立后的台共工作给予指示。彭荣说：“台共领导成员几乎都是知识份子，真正工农出身的分子很少，这是建党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但今后要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大力吸收工农分子入党，以改变党内知识份子所占成份的比例；其次，党内和领导机构内有不少人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回台后应尽快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改变这种现象。”因此，台共中央听取了彭荣的意见并表示：“台湾共产党的成分中工农较为缺乏，但今后会极力吸收工农，党的建立应该以工农为基础。”
中共对台共建党大会的指导，令台共万分感激。为此，台共专门向中共致谢辞：“本大会蒙中国共产党派遣代表参加，听取中国革命的过去及现况的报告，吾等对党的指导表示敬意与感谢。”另外，台共还表示认真吸取中共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并希望将来能继续获得中共的指导和帮助。台共领导人林木顺说：“中国共产党对机会主义的，肃清后农工运动的发展以及有关中国革命所决定的策略之正确性，令我们深感欣慰。我们更希望，中国共产党今后更努力于肃清机会主义，使无产阶级能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然而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用，工农革命势力的同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重要问题，我们将遵从中共中央代表的指示，在实际运动中坚持努力推行，使台湾共产党不再重蹈中国共产党误犯之机会主义覆辙。最后，冀望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革命，赐予最大的指导与援助……。”
综上所述，1921年7月，中共在成立之后，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在领导祖国大陆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心系台湾同胞，关心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为此，中共将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先进青年吸收入党，为台湾革命事业输送人才。1928年4月，当台共成立的时候，中共不仅向台共传授祖国大陆革命的经验，而且还反复叮嘱台共应吸取祖国大陆革命失败的教训，警惕对资产阶级的妥协，避免中共曾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而为台共的革命事业指明了方向。中共对台湾革命事业的关心，并为台共建党工作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各种努力，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应被遗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