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宦官群体在晚唐五代经历了两次屠杀，至宋初再得任用。宦官制度也经历了扩张、废止和重建。这一跌宕起伏的政治过程和官制紊乱，是因亲随纽带在政治中的作用加强，而帝王亲随集团又不断分化重组、迭代更新所造成。中晚唐至宋初的帝王亲随主要有宦官、亲将与亲吏等。中晚唐君主在庞大的宦官群体中重新拣择近密、忠诚者组成内养、高品和宣徽供奉官。晚唐至五代初期，宦官经历屠杀，宣徽供奉官成为君主安置其他亲随的人事入口。五代后期，宦官经历了再受宠信和再次被屠。供奉官、殿直和承旨等三班群体在君主身边活跃起来，并全面走向武化。赵宋开国后，武化后的三班群体规模膨胀，亲随属性稀释，且不适应新政权统一战争的需要。最终，宦者重新获得任用的契机。
关键词：亲随；宦官；中晚唐；五代；宋初
宦官弄权被认为是导致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阉祸”之痛，直接促成晚唐五代对宦官的两次屠杀。但赵宋开国未久，即见太祖在讨伐北汉时令宦官李神祐“负御宝从行”。此后，宋军中频现宦官身影。又过了三十余年，即真宗景德三年（1006），两宋的宦官主管机构——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宦官机构在经历了扩张、废止和逐步恢复后，此时已重建完成。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又给编纂中的《册府元龟·内臣部》定下基调，要求褒扬前代宦官功绩与志节，去除对其身体残疾的歧视。六年，真宗作《内侍箴》，被刻石置于入内内侍省。这标志着宦官群体在官僚系统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获得正面承认。
关于这段跌宕起伏的宦官升沉史，学界讨论并不充分。只有柳立言明确提出疑问：“为什么宋初君臣要始作俑者，恢复这个在唐代酿成大祸和在五代中也已经停止的宦官参军制度？”他指出：“以阉为将”是宋太祖、太宗与真宗三朝的共识；宦官曾作为宋太祖之私仆和亲兵。这就提示我们，帝王私仆与亲兵群体由哪些人构成、宦官与其他私仆、亲兵之关系，将是我们解释宦官地位跌宕起落的关键。此类私仆、亲兵属于本文将讨论的“亲随”，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忠于个人而非政府。实际上，官制纷乱与群体起落只是表象，晚唐至宋初人际纽带和权力关系的变化才是实质，也是我们解释唐宋间政治秩序和皇权演进的一把钥匙。
一、“亲随”与宦官
本文所指的“亲随”，在唐宋时代常指随身侍从或近卫亲兵。本文以此概括因长期侍奉、追随或护卫，与主人建立信赖甚至人身依附关系的仆从。他们并非通常意义的下属，忠于主人而非国家。受这类牢固的主仆纽带强烈影响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即可视为亲随政治。
亲随政治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负盛名者，如亚历山大大帝（前356-323）的亲随近卫（Somatophylakes）。构成西欧中世纪封建关系基干的“封臣”（vassal），在进入拉丁语口语时，意思是“年轻男仆”，到6-8世纪被赋予“家奴”和“侍卫”的含义。在唐宋之前，类似亲随的群体也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中原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先秦时代有所谓“宦”，为君王承担侍从、侍卫和职役者。至秦汉时代，“吏”与“宦”的区隔日益分明。“宦”即指为人臣仆，所指官职有类家臣。至于有北亚游牧传统的国家，宿卫集团更是政治权力的主要依凭。尤其在九世纪之后，氏族组织弱化，游牧君长必须吸收其他氏族中游离出来的豪杰之士组成自己的私属集团，构成君权的主要支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的重要凭籍就是“裂州县，割户丁”而来的，“入则居守”之“宫卫”。构成蒙元君主权力核心的怯薛 (Keshig),其前身是成吉思汗建国前聚集在自己身边的一批称为那可儿(nokor,意为伴当、伙伴)的亲兵组卫队。总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中原还是北亚，我们都能看到男仆因近身侍奉或护卫与主人结成的牢固的主仆关系，以及受这种人际纽带深度影响的亲随政治。需要指出的是，亲随政治绝不能视为仅在早期帝国或官僚制发育不成熟的政治体中才有的现象。从宋元明清的历史趋势看，官僚制和科举社会的发达不会取消亲随政治。它作为官僚制的补充一直存在，只是随着国家权威的兴衰而波动，因统治者的文化传统而有强弱。而在征伐频仍的时代，亲随关系尤易成为军事权力的依凭。
晚唐、五代至于宋初，经历了国家权威下降，以至兵戎迭起、政权频替的历史过程。从宫廷到藩镇的各个政治团体中，人际纽带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忠诚于个人的“亲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细分之，君主或藩将的亲随主要由三类人构成：宦官、亲将和亲吏。
在中晚唐至五代的节度幕府中，武人亲将的人际纽带最为鲜明。如节度使院下的随军、随使、随身等，相当部分供藩将随事驱使，严耕望推测他们为傔人。部分军职已难分辨究竟是朝廷命官还是藩将亲随。藩将亲随常披朝廷命官的外衣，对既有官制造成巨大冲击。
与武将相比，此类情况在文职亲吏中更甚。有亲随之衔者未必是亲随，真正的亲随能灵活地在武官、文官、藩镇幕职、内诸司使等不同系统中切换。我们可以敬翔的履历为例。敬翔本是关中落第举子，黄巢入关中后，他到朱温军中投靠同乡。因善为人作笺刺而传于军中，得朱温赏识而获武职。又因不喜从军，申请换文吏，改为馆驿巡官，专掌檄奏，成为朱温的首席秘书。敬翔在与朱温结成亲随亲吏的人际纽带后，陆续获得朝廷的太子中允、光禄少卿、太府卿等职事官，检校水部郎中、检校礼部尚书、检校右仆射、检校司空等检校官衔。但这些都只表示他的品位。只有藩府掌书记——首席秘书，才是他的实际职事。待后梁建立，敬翔并未入相，而是进入内诸司系统。先以太府卿勾当宣徽院事，不久又任崇政院使。对敬翔而言，从节帅亲吏变为帝王高参，官衔虽变，工作性质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同时，朱温亦借此将自己的亲随塞入了内诸司系统，既承用了唐代内诸司作为帝王亲随的属性，又改变了内诸司系统的人员构成。原本主要由宦官担任的职位开始向士人、武人开放。
宦官通常属于帝王的亲随。宦官是经阉割后进宫服役的男性。他们侍奉君主与宗室、妃嫔的日常生活，又因地处近密，当然是最有机会成为帝王亲随的群体。帝王亲随不限于宦者；当宦官群过度膨胀和高度组织化后，单个宦官也并不天然就是帝王的亲随。自秦汉以下，宦官已获得政府官僚与帝王奴仆的双重身分。然而在日常政治话语中，“禁廷洒扫之职”才是宦官的“合法”工作；过问政事与军机，即便事实上被默许，观念中仍被视为僭越。宦官涉政，主动权毕竟在于君主而不在宦官。宦官因侍奉而“窃权”之说，实乃为皇权开脱。要之，宦官只是君主用以组建亲随的选项之一。
明晰三类亲随后，我们就会发现自中晚唐至宋初，帝王亲随集团呈现出多次明显的迭代更新。表面复杂的官制变化不过是亲随迭代的次生现象。
二、再做拣择：中晚唐的内养、高品与宣徽供奉官
宦官本非阉人（宦者）的专利。东汉宦官虽曾专用阉人，但在袁绍大诛宦官之后，永巷、掖庭复用士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数时候士人与宦者并用。隋朝建内侍省，隋炀帝改为长秋监，并用士人。李唐建立后，依隋文帝开皇之制重建内侍省。唐代内侍省原则上“皆用宦者”。若依《唐六典》所记之员额，流内63人，连同流外也不超过300人。但玄宗朝实际宦官人数却已在4500以上。内侍省的制度框架早已不能承载如此庞大的群体。而庞大宦官群也不可能整体与君主个人维系亲随的人际纽带。加上肃、代之后宦官的政治权势上升，逐渐形成自利集团，甚至将君主之废立操弄于手。君主们就不得不在宦官中重新拣择近密且忠于自己的成员作为亲随。从现有材料看，至少有内养、高品和供奉官三类。
内养即是皇帝亲自拣擢、忠于个人、供御前驱使的低阶宦官。高品（或称殿前高班）品阶略高。供奉官的情况更为复杂。首先，从晚唐到宋初，内供奉官一直隶属于宣徽院。宣徽使在唐后期内诸司的首脑之一，地位显赫。徐成认为：“就唐代宣徽使所辖部门来看，大皆为禁苑中之皇家娱乐行幸之所。”到了晚唐，宣徽院与宣徽使的职能似已大为扩张。宣徽使似乎是宫中杂务总管。在北衙系统中，神策军中尉掌兵，枢密使对外参政，宣徽使主管大内琐事，恰好形成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行政体系。
其次，“供奉官”这个概念有着多层含义。唐前期的“供奉官”常用于指代外朝的中书、门下两省官员。此外，有时唐人还会将御史台官视为供奉官。到了唐中期，台谏官群体中又出现“内供奉”，作为编制外的员外官。两省供奉官与台谏供奉官都是士人，君主借“供奉”之名示以私人恩义和近密关系，并不改变他们已是外朝官员的事实，也不能认为是实际上的亲随。唐中期禁中的宣徽院下也出现了供奉官宦官群体。或许是因为宣徽院在代宗、德宗年间设立后就专门负责禁中之侍从娱乐，能接近皇帝，所以宣徽院的供奉官就逐渐演变为一个特别的人事入口。如敬宗善击毬，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等人以狎戏之技“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皇帝习惯于将这些近幸安置于宣徽院之中。宣徽院供奉官逐渐成为了帝王的私人亲随。如宦官刘遵礼生于元和九年（814），12岁入禁中“即履宦途”。26岁赐绿入为宣徽库家。墓志云其 “地密务殷，选清才称”，且“常在禁闱，日奉宸扆”。而加供奉官之后，“亲承顾问，莫厚于宣徽”。宣徽院系统已经成为君主身边最为近密的群体。至迟到宪宗时，禁中供奉官群体已人数众多，且走出禁中，为君主使令。
最后，需要追问的是，供奉官、内养和高品既同为帝王的亲随宦官，他们相互之间关系如何呢？目前能确定的是，高品和供奉官的地位都高于内养。而供奉官比内养级别更高、也更能代表皇帝本人。
内养在唐末宦官被诛之后发展中断，只有高品依然存在。而宣徽供奉官则向士人开放，在五代获得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三班官（供奉官、殿直与承旨）系统。
三、两次被屠：唐末及五代前期宦官群体的升沉
宦官在唐末及五代经历了被屠杀、受宠、又被屠杀并归于沉寂的过程。朱温代唐之前曾下令尽诛内廷宦官，以最残暴的方式终结了绵延百年的宦官政治势力。禁中虽留黄衣幼弱三十余人以备洒扫，但宦官干政的两大权力——神策军的统兵权、沟通内外与宣传诏命之权均被收夺。起初还由宫女代沟通内外。不久，朱温又裁撤内诸司，只留宣徽等九使，以自己的心腹取代了内夫人。这样就把唐昭宗彻底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朱温在称帝之后没有废弃宣徽院系统，反将其下之供奉官等收为己用。
朱温对供奉官的改造有开创意义。首先，他改变了供奉官与内诸司的人员构成，使这些职位向外朝开放。此路一开，宣徽院供奉官就成为五代君主安置亲随的最好人事入口。例如，朱温的重要谋臣段凝，本为县主簿，“脱荷衣以事”朱温，得信用，后以东头供奉官为阶梯升任高级军职。
李存勖灭梁，自号中兴唐室，制度亦多“拨乱反正”。再次重用宦官便是其中之一。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924）正月庚戌条：
敕：“内官不应居外，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养者，不以贵贱，并遣诣阙。”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凌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
敕文后的总结包含了多重信息。首先，庄宗将畜养宦官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朱梁迫害宦官之后，李克用父子一直是宦官的庇佑者。李存勖称帝后要求散落地方的宦官全部入中，且不再允许私家畜养。其次是宦官规模大幅扩大。称帝前，李存勖身边已有宦官500人左右，敕文发布后达到千人以上。第三，是宦官的职任分两大方面：在内任内诸司使，在外任藩镇监军。《通鉴》所谓“浸干政事”，实际上是宦官在内诸司系统中与文人亲吏争权。
在亲随集团中并用武将、宦官与文吏是李克用父子的习惯，三方最初相安无事。最受李克用父子重用的宦官是张承业、张居翰和李绍宏三人。宦官与文吏们矛盾激化是在庄宗称帝后。此时张承业已去世，张居翰为骠骑大将军、知内侍省事、枢密使。与其同任枢密使者，是亲吏出身的郭崇韬。资历与郭崇韬相近的李绍宏只任宣徽使，心生怨恨。同光二年（924）夏，庄宗欲伐前蜀。郭崇韬想借机立威，以固权势。庄宗一方面顺着他的提议，以魏王李继岌为都统，以郭崇韬为招讨使辅佐之。另一方面，又遣宦者李从袭、李廷安、吕知柔等充李继岌幕府。这样一来，宦官与郭崇韬的矛盾反而从中央被带到了伐蜀行营。伐蜀虽进展顺利，但郭崇韬很快得罪了魏王府。时 “军中制置补署一出郭崇韬”，李继岌的都统府“牙门索然”。蜀中贵臣大将亦争相贿赂郭崇韬父子。宦官们等挑拨郭崇韬与李继岌的关系。郭崇韬一度劝李继岌尽除阉宦，更令宦官不自安，抢先回京向庄宗、刘皇后告发郭崇韬有异志。次年正月，李继岌等人设计伏杀郭崇韬。而郭崇韬之死，正是李存勖政权崩解的导火索。五代的主要政治问题是藩镇桀骜与禁军跋扈。而庄宗政权的崩解，却源于宦官用事导致的亲随集团的分裂与内斗。
经天成元年（926）的动乱，唐明宗李嗣源即位。他是五代少见的英主之一，即位后对内整顿禁军、宦官，对外拉拢藩镇，营造出相对和缓的政治局面。但他对宦官的残暴政策却与朱温相类。他入洛后立刻“罢诸道监军使”，并“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此后，他以心腹近臣担任监军，不再派遣宦官。在中央，也以亲信取代宦官担任内诸司使，禁中只留宦官三十人。李嗣源的亲随集团中虽有孟汉琼等宦者，但仅从旁侍奉。大部分宦官或被诛杀，或藏匿山林，或落发为僧。
四、三班的武化：五代后期君主亲随集团的调整
后唐时期，宦官由受宠到被屠的同时，三班官群体明显活跃起来。所谓“三班”，是宋初才有的合称，包括了供奉官、殿直和承旨。但三者在晚唐、五代已分别出现过，且五代初期便已被并举。故而，学者们推测唐末与五代之交是三班制度确立的时间。
制度发展的同时，供奉官也逐渐褪去内廷宦官的底色，和殿直、承旨一样，展现出武人特征。其表现有三，一是大量武人进入了三班队伍；二是除了内诸司使，军职也成为三班官的主要升迁去处；三是三班的组织形式与禁军接近。其中最显著者当属“内殿直”。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改革禁军后，内殿直成为殿前司下的一个指挥番号。内殿直的内部组织架构当与禁军相差不远。
关于三班官的具体职责，赵雨乐曾做过较为全面的归纳，并将他们分为了六个大类、十一个小类。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他们扮演的角色出发，简单分为两组。一是真正作为帝王亲随所从事的工作，比如暗杀、传旨（以及外交出使、劝降等）、探听、监军、押赐礼物、抚恤流民、祈雨等事务，均须以帝王个人代表的身份进行。其中暗杀、传旨、探听与监军四项，尤须近密亲随方能完成。第二组则是低阶武官就可以参与的日常性事务，包括在地方担任巡检、监当、捕蝗等事。随着三班群体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成员从事的是第二组的杂务。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认为，五代后期的三班同时具备了四重属性：帝王的亲随、侍卫部队、人才储备和低阶武官。帝王亲随的来源由五代前期的多途杂入，变成武人为主。可随着三班人数的增多，亲随意味逐渐淡化、低阶武官的色彩愈发浓重也是大势所趋。
五、试错与契机：宋太祖的用人困境与宦官重起
宋太祖之所以能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主要依靠的是两支亲信：一是后周禁军中的义兄弟或故旧，如石守信、王审琦等；二是归德军藩府中的亲吏或牙将，如赵普、李处耘等。入宋后，前者成为禁军的管军，执掌军权；后者则入为枢密直学士、枢密承旨，执掌机要。但在扑灭李筠与李重进的反叛之后，义兄弟们被“杯酒释兵权”；而赵普由枢密副使、枢密使至于拜相，李处耘则英年早逝，继任者常不如意。太祖朝又是四处征伐，急于用人之时。这样的情势，让宋太祖产生人事上的焦虑。而他除了从原有的三班官群体中拔擢忠勇可信者外，并没有更多可靠的人才来源。宦官此时隶属于宣徽院，本与三班官性质相近。他们开始被逐渐提拔，参与到军情传递、修造战具甚至领兵作战等活动之中。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宋太祖朝历次用兵的人员安排。以禁军宿将为主帅，以亲随心腹为都监成为出征行营的标准配备。太祖的用意大约有两条。首是，以“卑而亲”之心腹去监督“尊而疏”之宿将。其次，宋太祖有意改变五代秩序，实现长治久安。而禁军宿将依然延续着五代以来的跋扈作风，军队也惯于将抢掠城镇作为军事胜利的回报。都监除了掣肘主帅以外，更是为了遏止军中积习、整肃军纪，同时安抚新统治区。
李处耘的外贬与离世，是对宋太祖的一次打击。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谋划讨伐后蜀。平蜀的过程相当顺利，次年正月孟昶请降。但令宋太祖没想到的是，王全斌与崔彦进、王仁赡“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又因克扣后蜀降卒钱粮，激起全师雄等人的兵变。王全斌应对失措，又诱杀剩余的后蜀降卒约两万余人，彻底激起蜀地民愤。动乱遍及十余州，绵延两年有余。蜀地之乱正是五代以来中央禁军的宿习所导致，也是宋太祖最想避免的恶果。可平蜀之役，清慎者唯有曹彬一人，且仅自守而已，未如李处耘敢于任事。王仁赡先归阙，竟历诋诸将过失以期自免，尤令太祖失望。
“武将”跋扈是在宋太祖预料之中的，实际令他失望的是王仁赡等人。宋太祖为防范禁军宿将解除了亲信故旧的兵权，在防弊之余，亦自缚手脚。李处耘的去世，叠加蜀地之乱，令宋太祖痛感手下虽勇将有余，而能督责将帅、传递意旨、抚绥新宇则颇乏其人。可能宋太祖最初还是希望从三班群体中继续寻找适合的人选。典型者如出自三班的郭守文。王禹偁所撰的郭守文墓志中说：“太祖经营四方，有澄清天下之志，励兵谋帅之外，所难者乘使车传密命之人矣。” 郭守文除了出使传旨，还令其担任监军、新统治区的知州。这些都与他交给李处耘、王仁赡的任务一样。
宋太祖在用人上的急迫和焦虑，或许给了宦官一个契机。开宝元年（968）北汉主刘均死，刘继恩即位。太祖见机讨伐北汉。此次出征，以李继勋、党进，何继筠，赵赞、司超分别为三路帅副，曹彬、康延沼、李谦溥则为都监。这次出征，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即令殿头高品李神祐“负御宝从行”。李神祐的身份或许是督军，因材料所限，难以断言。但自此开始，宦官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各类征伐活动之中了。
宋太祖朝的宦官动向，有三点值得留意。首先是此时宦官与三班官同具武人气质。其次，宋初宦官一开始也从事与三班官相似的工作，如军情传递、传宣圣旨等。最后，自开宝元年之后，宦官群体开始活跃，所涉的事务也日渐驳杂，但总体而言分量并不重。
宋初宦官最初与三班官一同隶属于宣徽院之下，同具有某种程度御前亲卫的性质。太祖尚武，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武艺高强的勇士，也包括很多身怀绝技的宦官。宦官与普通武将之间也并没有明显的隔阂。如慕容延钊之弟慕容延忠就是一名宦官，历内殿直、供奉西头官都知、磁州刺史。而能够快速、机密地协助自己与前线指挥官沟通的官员颇为难得。或也因此，宦官们最先在此发挥效用。
开宝三年（970）宋太祖正式讨伐南汉政权。李神祐其实是此次出征事实上的监军。太祖命其“随军赏给”。待刘鋹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师。”避免将帅对财货的觊觎与争夺，重蹈四川的覆辙。开宝五年（972），岭南有周思琼等“负海为乱”。太祖即命尹崇珂领兵击之，而“遣中使李神祐督战”，历数月而平。
至开宝八年（975）讨伐南唐时，参与的宦官已经非常多了。总之，宋太祖能以殿前都点检发动陈桥兵变，非常仰赖自己的亲随集团。他们要么来自禁军中的故旧，要么来自藩府亲吏或帐下侍卫。但黄袍加身之后，禁军故旧渐成防范对象，藩府亲吏多进入外朝行列。太祖朝频繁用兵，既需要借重禁军将领，同时又要纠正他们的跋扈、贪暴，只能通过任用位阶稍低的官员为其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监督将帅和抚绥新宇。三班官，以及与三班关系近密的宦官都成为太祖的选择。我们很难说宋太祖对于宦官有特别的偏爱。只要能为其实现上述目标，普通军校亦得信用。如石珪等人，专以博访外事。然而，即便很多宋太祖亲自从三班系统拔擢的武官，走向外朝担任固定实务后，很快又会变成宦官监督的目标。统一王朝建立后，普通官僚和武将在官僚系统中逐渐从“亲而卑”向“尊而疏”似难避免。而在太祖朝，无论是品阶还是职事，宦官并无往外朝发展的任何迹象。宦官首脑带诸司使副衔要到太宗时期。即便深受太祖信用的李神祐，也是在太宗即位得为南作坊副使。与三班不同，宦官也没有进入禁军系统的任职的机会。这反而成为宦官在禁中维持与皇帝亲随纽带的优势。接下来宦官队伍扩充、制度完备，并最终取代三班官，显然是大势所趋。这便是宋初宦官重获任用的背景。
中晚唐至于五代，中央权威衰落，渐至兵戎迭兴。无论是君主还是藩帅，都着力培育由侍奉、侍卫结成的亲随群体，作为争夺权力的爪牙。中晚唐的君主选择略少，不得已在早已过分膨胀的宦官群体中拣择近密、忠诚者组成内养、高品或宣徽供奉官等群体。这个过程在后梁代唐并屠杀宦官后中断。后唐自李克用开始，就在亲随集团中并置侍卫亲将、亲信文吏与宦者。但它们在庄宗称帝后矛盾激化，直接导致了庄宗政权之崩解。明宗李嗣源掌控政局后再次屠戮宦官。于是五代后期，供奉官、殿直和承旨等后来被称为“三班官”的群体活跃起来，且多由侍卫亲将出身者充任，全面走向武化。赵宋开国，随着统一战争和政权建设的快速进展，陈桥兵变时期仰赖的亲随集团逐渐外化和稀释。宋太祖在不断试错，选拔三班官和宦官中为其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监督将帅和抚绥新宇。但在中央政权建立后，三班官的升迁路径决定了它难以避免外朝化。宦官的优势便渐渐显现，最终在太宗、真宗时代彻底完成了队伍的扩充和制度的齐备。宋代宦官获得了在官僚系统和政治生活中明确与合法的位置。但亲随迭代的进程并未就此停顿。章献刘后垂帘时代出现的“御药院”宦官，以及徽宗时代的“直睿思殿”群体都是再次拣择与重组亲随的产物。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另撰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