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并天下”，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帝国，天下“皆为郡县”。这一历史变化，影响了东方史的走向，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进程。秦在北河和南海两个方向的推进，是统一战争的重要战略主题。秦置南海郡，以中原文化强势征服珠江流域，实现了对古代中国政治空间的突破。据有关史料记载，秦向岭南进军的重要历程与“尉屠睢”“监禄”两个身份并不很高的历史人物密切联系。他们所从事的南征活动，具有开启新的政治格局与文化方向的意义。如：南尽北户，置郡南海；楼船之士，进击百越；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这些举措扩展了秦帝国的疆土，促成了区域文化的交融，也打开了通航南洋的门户，而“楼船”“凿渠”两事，从交通史、水利史、工程史、航运史、海洋开发史等方面考察，可以认识其首创性质以及改变世界秩序的意义。可以说，“尉屠睢”“监禄”在秦史记忆中以其伟大发明和积极进取，具有影响世界历史的意义。
一、严安的回顾：“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
西汉时期，自陆贾、贾谊等总结秦史，为执政者提供历史教训开始，政论家、史论家多有论说。
汉武帝时，齐人严安“上书言世务”、回顾秦史以为劝诫。《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他批评秦统一之后的继续扩张：“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然而秦始皇并没有实行这样的改革措施，“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于是有超越原战国七雄政治空间的“海外”进取，在一北一南两个方向有所推进。
在北边，“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在南边，“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
严安认为，这些举措是导致秦王朝短促灭亡的原因。“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到秦二世时，严重的政治危机终于导致政权的全面崩溃。“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严安说“秦失之强”，以为覆亡的原因在于“进”，在于“穷兵”，在于继续长期争战的急进节奏而“不变”。
二、有关“尉屠睢”“监禄”的历史记忆
严安所谓“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指出“北”“南”两个方向生成了“秦祸”。
“秦祸北构于胡”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是名将蒙恬。司马迁曾经对蒙恬有所批评。因赵高、胡亥等逼杀，“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壍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司马迁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而与“秦祸”“南挂于越”情形相关的两位经营南越军事事务的长官“尉屠睢”“监禄”，则与“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的“名将”蒙恬不同，绝不具有可能“强谏”的地位。南北两个方向战争调用军事力量等级之悬殊，自然与敌对军力“北胡”方向更为强势有关。大概在王翦率军“平荆地为郡县”之后“因南征百越之君”时，已经对“越”的军事实力有所了解。
“尉屠睢”“监禄”事迹，其实史籍未见详尽的记载。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有关“尉屠睢”“监禄”的文字，司马贞《索隐》：“案：尉，官也。”“屠睢，人姓名。”裴骃《集解》：“韦昭曰：‘监御史名禄也。’”
《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的记载与《史记》略同：“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乏绝，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
此外，《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记载：“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对于用兵闽越的动议，“淮南王安上书谏”，以秦代教训相警告。他说：“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关于“尉屠睢”“监禄”，颜师古注前者“尉屠睢”：“张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注后者“监禄”：“张晏曰：‘监郡御史也，名禄。’”
“尉屠睢”“监禄”分别为“郡都尉”“监郡御史”的说法，认为二者均为郡负责军事与监察的长官。《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裴骃《集解》：“《汉书·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写道：“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监御史，秦官，掌监郡。”可知“尉屠睢”“监禄”的身份级别。
三、秦始皇岭南用兵
“尉屠睢”“监禄”在参与远征南越的军事行动中的历史表现存留在汉代人的回忆中。而这一远征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
秦统一的规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国，还包括北河方向与南岭方向的进取。秦在灭楚之后即继续向南进军。按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南海置郡的时间，可以确定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但是“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则在灭楚之后随即开始。史籍依据即前引《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下文又写道：“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按照《史记》叙事时序，“南征百越之君”事显然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之前。秦灭楚之后“南征百越之君”是否与“尉屠睢”“监禄”事迹有直接的关系，目前尚未能确考。但是相互存在关联，是必然的。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其中说道：“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记述淮南王安上书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事，则说“旷日引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安明确说：“秦……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所谓“行十余年”，可以对应《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与越杂处十三岁”说，能够直接澄清秦远征岭南晚至秦始皇三十三年的误解。
中原人“与越杂处”，是来自北方的军人的经历。而秦王朝随即发起的大规模移民，导致了岭南人口构成的更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关于“以適遣戍”，注家有所解说。裴骃《集解》：“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张守节《正义》：“適音直革反。戍，守也。《广州记》云：‘五岭者，大庾、始安、临贺、揭杨、桂阳。’《舆地志》云：‘一曰台岭，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诸；五曰越岭。’”关于“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事，张守节《正义》：“谓戍五岭，是南方越地。”这是军事远征带动了移民的史例。不过其性质是以“適”即“谪”为标志的强制性移民。“以適遣戍”的说法，体现这些移民很可能亦承担一定的军事责任。
就岭南地方秦式墓葬如广州淘金坑秦墓、华侨新村秦墓，广西灌阳、兴安、平乐秦墓等发现，考古学者曾经发表这样的判断，以为相关现象“说明了秦人足迹所至和文化所及，反映了秦文化在更大区域内和中原以及其他文化的融合”，“两广秦墓当是和秦始皇统一岭南，‘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的历史背景有关”。这样的意见是可信的。取向岭南的迁徙距离超远而人口数量空前的移民运动，是“南征百越”军事行为必然的后续演进。
岭南地方承接了秦代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桂林、象郡、南海也因此实现了新的户口充实及文化进步。
在秦代以后，桂林、象郡、南海地方与外域的海路交通成为中外文化交往的重要条件。中国文化由此向外辐射。而海外文化传入中土，这里也是首先登陆地点。从这一角度看，秦始皇的岭南经营是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尉屠睢”“监禄”所参与的军事征服和交通建设，对于南中国海周边地区，也是文明跃进的起点。
四、“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楼船”的历史性出现
秦远征军南下岭南，首先应克服山林险阻。然而有记载说，逾岭南下部队有所谓“楼船之士”。这就是前引严安语所谓秦“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
这是史籍第一次出现“楼船”。“楼船”是形体高大、排水量自然超常的特种船型。“楼船之士”，则是驾驶“楼船”的特种部队。“楼船”与“楼船之士”的出现，可以看作造船史、航运史和军事史进步的重要标志。
由长江水系南进南岭，按当时水道航运条件似未能通行“楼船”这样的大型船舶。长沙汉墓出土陶船模型排水量均有限。走马楼简提供的信息，船舶规模也并不大。而湘江上游更难以浮载大型运船。也许当时“楼船”与“楼船士”名号的使用另有意义。
回顾中国古代造船史的初期迹象，应当注意《山海经·海内经》“番禺是始为舟”的说法。就是说，“番禺”是发明早期船舶制造技术的神话人物。有学者分析：“番禺生活在海滨，舟可能不是独木舟，而是大型的舟。” 番禺为秦南海郡治所在，赵佗曾经在这里建都，为南越政权长期经营，是南海最大的海港。其地理形势“负山险，阻南海”。所谓“阻南海”，说交通条件有“南海”的障碍，然而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海洋航运的优越条件。海洋为交通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写道：“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而所谓“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说明番禺作为贸易“都会”，海运是重要的条件。“番禺……水路四通八达，沿江而走可通南越境内的许多郡县。东南是珠江出海口，在对外交通贸易方面占有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广州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种类很多，有适合在浅窄河涌划行的货艇；有作交通用的渡船；有行驶于江河湖泊上的航船。此外，还有航行海上的‘楼船’之属。这种‘楼船’模型，形体高大，结构复杂。船上建重楼，船后设舵，有10桨1橹，船板施彩画。”从事南越国考古的学者认为：“这批木船模型所反映的造船技术水平在南越时期是能够达到的。”所谓“‘楼船’模型”的定义，或许未必能够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汉武帝曾经在昆明池演练“楼船”。又因南越国吕嘉等反叛，“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对于所谓“楼船”，裴骃《集解》引应劭的解释：“时欲击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这是又一次“楼船”用于岭南作战。
“楼船”有令人瞩目的世界史表现。在征伐南越时有过战争体验的“楼船将军杨仆”率“楼船军”浮海击朝鲜。统率“楼船军”击交阯、九真的伏波将军马援则是以岭南为根据地南下作战。
“楼船士”身份在东汉简牍中亦出现。可知以“楼船”为航行工具的军事建置沿袭很久。然而其最初出现，见于秦军征服岭南的战事记录中。而“楼船之士”指挥官“尉屠睢”的姓名，因此存留在战争史册与交通史册中。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汉代的文物》中关于“楼船”举列的图像资料是“镜背纹”“楼船”，画象有仙人状貌。论者以为与东王公、西王母崇拜有关。江苏仪征博物馆藏1983年仪征新城镇林果村出土的东汉“铸图铜簋”，据介绍，“器底铸有画舫图形，十分独特”。查看其样貌，可以看作“楼船”图像。船尾杆上的幡向后张扬，显示船在高速行进。“楼”几乎占据了甲板全部面积，且其势巍峨，或许是夸张的表现方式。但多层次的形制，无疑表现了“楼船”的实际状貌。
“楼船”，体现了秦汉造船技术的顶峰，或许也可以看作秦汉文明水准的重要标志，可以看作秦汉发明与创新的典型性成就，可以看作秦汉历史文化的光荣。秦远征军“逾岭”，显然不能利用船舶行军。军号“楼船”，应当与越人长于水战有关，也可能寄托着进而顺利航行南海的期望。而汉武帝时战胜南越，最终战事的解决，确实有海面追杀的情节。
“楼船”显现的优越的造船技术、航行技术和军事攻防技术，虽不方便与当时地中海航运能力具体比较，但在东方世界，无疑是领先的。
五、“监禄凿渠运粮”：“灵渠”工程的意义
秦人重视水利开发。我们今天习用的“水利”这一语汇，最初即见于成书于秦地的《吕氏春秋》中。著名农史学者石声汉总结战国水利成就，曾经列举当时“空前宏伟的水利工程”，说到“史起的邺渠、郑国的郑国渠、李冰的都江堰等”，以及“广西的灵渠”。可知中国早期水利史上秦人的贡献尤为突出。《史记》卷二九《河渠书》记述郑国渠的开凿，导致“关中为沃野，无凶年”，于是“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体现战国时期秦国水利事业的成功，是秦实现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常所说“水利”，指防止水害灾难和利用水力资源的事业。后者包括灌溉和航运。对于“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意义至为鲜明的郑国渠工程，其功用主要在于灌溉。翦伯赞《秦汉史》称之为“运河”，是不合适的。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工程，今天依然发挥着灌溉作用，但是工程总指挥李冰同时也注意开通水上航路，于所谓“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之处，“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据说“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于是岷山林产“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赵国上层讨论与秦国的关系，赵豹警告赵王应避免与秦军事对抗。他强调：“秦以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王自图之！”所谓“以牛田，水通粮”，都是动力革命的体现。“水通粮”有效开发水资源以为运输动力，是形成“不可与战”之优越国力的重要因素。
秦有长江航运的优势，张仪曾经以此威胁楚王：“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又说：“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如果这种恫吓只是一种宣传方式，那么“监禄”所“凿渠”即后世所谓“灵渠”遗存，则提供了秦人在统一战争期间开发水利用于军运的确定无疑的实例。
秦始皇时代对于岭南地区的进取，使得秦帝国的版图“南尽北户”，又称“南至北向户”。中原文化影响扩展至于珠江流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后组织的规模空前的移民，更促进了文化融合。《淮南子·人间》记述，“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南下，“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所谓“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即灵渠工程的开通。《水经注》卷三八《漓水》：“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漓之间，陆地广百余步，谓之始安峤。峤即越城峤也。峤水自峤之阳南流注漓，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赋扬都云：判五岭而分流者也。”湘水、漓水之间，陆上的间隔，宽度只有“百余步”。峤的北面是湘水上源；峤的南面是南流注漓的始安水。秦人正是巧妙地利用了“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其“分流”处距离有限的地理形势，“以卒凿渠”，沟通“湘、漓之间”，形成了畅通的“粮道”，为远征军成功运送军需物资。
正史记录中，唐代始出现“灵渠”。《新唐书》卷四三上《地理志七上》：“……西十里有灵渠，引离水，故秦史禄所凿。”“灵渠”又称“零渠”。《太平御览》卷六五引《临桂图经》采用了“零渠”名号，似乎以为和“零陵”地名有关：“漓水出县南二十里柘山之阴，西北流至县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为二。昔秦命御史监史禄自零陵凿渠，出零陵下漓水是也。”“灵渠”“零渠”又直接称作“秦凿渠”。《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二《岭南道六·桂州·兴安县》记载：“秦凿渠，在县南二十里。本漓水自柘山之阴西北流，至县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为二水。昔秦命御史监史禄，自零陵凿渠至桂林，故汉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即此郡。《郡国志》：‘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湘水，为渠六十里，穿度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旧渎耳。’”可知“秦旧渎”后世仍有利用改造。思考“灵渠”“零渠”定名缘由，或许应当重视“自零陵凿渠”的说法。
灵渠工程沟通湘江水道和漓江水道，成为连贯湘桂的人工运河。明人解缙《兴安渠》诗云：“石渠南北引湘漓，分水塘深下作堤。若是秦人多二纪，锦帆直是到天涯。”卷二三又曹学佺《送孟麐之兴安》诗：“江含细雨销残热，峡指千秋落早霜。更向湘漓分处望，令人开凿忆秦皇。”卷二九鲁铎《分水岭》也有这样的诗句：“一道原泉却两支，右为湘水左为漓。谁知万里分流去，到海还应有会时。”卷五灵渠“南北引湘漓”，将原本“万里分流”的“两支”水流汇为“一道”。这一工程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是水利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发明。
有学者分析了灵渠的形制与规模，以为宽度5～7米，水深1～2米，当时可以航行宽5米、装载500～600斛粮食的运船。“用这样的船只运粮，无疑比人力、畜力的运输能力提高了许多倍。这对保证秦军岭南战争的胜利，无疑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学者分析说，灵渠工程成功，“水路的畅通使得秦军增援的楼船之士乘水路而至，军粮的供给也得以解决”。李约瑟则以为，灵渠在军需运输之外，亦承担兵员运输的作用，他认为除了“为派到南方征服越人的军队运输供应品”外，灵渠“还可能为运兵船队的通过服务”。从《史记》《汉书》“使监禄凿渠运粮”及《淮南子》监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的记载看，可能灵渠水路对于兵员转送实际意义并不突出，主要作用在于“运粮”。
有人赞颂“灵渠”工程体现的监禄的历史贡献：“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猜忍，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唯始皇，禄亦人杰矣。因名曰‘灵渠’。”石声汉总结战国水利成就，列举当时“空前宏伟的水利工程”，包括“广西的灵渠”。“灵渠”的地形测量、规划设计、施工建设以及航运管理，在世界工程技术史和水运史上应当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关于“水利工程，水道的治理、施工和养护”的内容中，三次使用“天才”这一语汇赞赏灵渠的设计和施工：“非凡的天才措施”，“这真可叫做天才的设计”，“人们不难把这些泄水滩的成功归之于史禄这样一位天才的工程师”。李约瑟肯定了这一工程的世界级意义：“灵渠的重要性不应当被忽视，它就好像一条交通锁链的一环，特别在公元前3世纪，这条交通锁链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突出。经由黄河下游，鸿沟和邗沟，长江，再从洞庭湖引向南方的湘江，灵渠和西江的航行，汉朝第一代皇帝在公元前200年发现他管辖着一条从40°延伸到22°纬度单一的干渠水道，这就是说，直线距离约为1250英里，无疑在船只行驶时，路程还要加倍。其他古代文明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剑桥中国秦汉史》承袭了这一认识，有这样的表述：“此渠穿山开挖而成为三英里长的连接河道，把长江一条南支流的河源与西江一条北支流的河源连接起来。这样就能把粮食和其他物资通过长江往南经洞庭湖，最后经西江一路不间断地运往现在的广州。”“（灵渠）成为河系中的一个重要连接渠道，这个河系最后由于在长江以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了其他任何文明无法比拟的内河系统，它自北向南延伸约2000公里，或1250英里（从北纬40度到22度）。”所说“其他任何文明无法比拟的内河系统”，是指中国南北贯通的内河水运体系，而“灵渠”是实现这种“不间断地”“连接”的关键水道。“其他古代文明很少有这样的水平”，与“其他任何文明无法比拟”，语义是相近的。
六、秦始皇的“南海”战略与“尉屠睢”“监禄”的功绩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东巡，曾经到达原先越地会稽地方。《史记》相关记述涉及“南海”：“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司马贞《索隐》写道：“望于南海而刻石。”会稽郡所面对的，其实是现今海洋地理知识之所谓“东海”。而当时的“东海”或指今“黄海”及更广阔的海域。《史记》多处言及“东海”。如分析列国形势所谓“齐负东海”，“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既表东海，乃居营丘”，以及齐王自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楚人言“射噣鸟于东海”，鲁仲连言“蹈东海而死”，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玡刻石称秦王朝疆域“东有东海”，又如“东海致比目之鱼”，皆指东方之“海”，往往亦包括渤海。而项羽行迹“项王以定东海来”，其他战事记录所谓“将兵围东海”，“定”“东海”，“定东海郡”，又如言“东海太守”，“东海都尉”，“家在东海”，“东海人也”，“东海引钜定”，“削东海郡”，“东海大治”，言“东海”属“东楚”，则指行政区划的“东海”地方，多言“东海郡”。
不过，越地面对的海域，也有称“东海”之例。如《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而“闽君摇”被立为“东海王”，即“越东海王摇”，这样说来，秦始皇“望于南海”之所谓“南海”，也有可能包括“去此甚远”的南方的海域。
如果我们设想秦始皇至会稽时“望于南海”，当时隐约表达了经营整个百越地方，即包括越、闽越、东越以及南越等辽阔土地的雄心，也是可以得到合理的逻辑说明的。上文说到秦灭楚之后随即进军“百越”，即《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所说：“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始皇的战略意图。而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宣传主题与其他出巡刻石有所不同。所言地方风俗的整治要求，语调严肃：“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所提出的道德原则，看起来并非仅仅针对会稽附近地方，而是以较广阔的“百越”居地作为治理对象的。所谓“防隔”“禁止”所确定的“法”“则”“度轨”，是以中原传统礼俗约束“百越”之民，以实现“大治濯俗，天下承风”。
从“平荆地”之后即“南征百越之君”，又“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到三十七年“望于南海”，对南越方向表示遥远的关切，秦王朝最高执政者的“南海”战略，其设计与推行，是可以借用其自我政治宣传语言“圣德广密”之所谓“广密”予以肯定的。秦“南海”战略的局部成功，创造了后来赵佗的南越国能够实现区域稳定和发展的条件。
在这一历史演进历程中，“尉屠睢”“监禄”的表现是引人注目的。他们的政治军事行为，不仅作用于南越地方史，也有益于中原文化与南越文化的交融，对于促进“桂林、象郡、南海”以及后来交阯、九真地方的经济、文化进步，贡献巨大。从强化南中国的交通效能以及创造海上航运条件的角度来看，对于东方史乃至于世界史的影响，是有明显的积极意义的。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