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4年至1945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先后到访延安，这是抗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方面，记者团和观察组的来访既冲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使得国际社会有机会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对于记者团与观察组的到来，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将此次接触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与“外交工作的开始”，也借此机会开展起国际视野下的对外宣传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对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进行了热情接待，带领成员实地参观考察，并举行多次会谈，重点介绍了根据地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情况。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根据在延安的活动，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与调查报告，为外界提供了了解敌后根据地抗战的珍贵文字，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中共中央充分利用报刊媒体开展宣传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对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的活动进行了持续报道，并对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典型、生动的描写。这些观察组报告，及两份党报中的延安叙事，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发展情况，为根据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的研究视野。
一、中国共产党对记者团和观察组开展的宣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同时，希望“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积极谋求与英美建立合作关系，“争取他们对中国政府施行某些压力，以改进中国对日之反攻之准备”。1942年，周恩来向美方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欢迎美国政府派遣一名或几名代表访问共产党控制地区”。
1944年6月2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大美晚报》（纽约版）和《纽约时报》发表于1943年10月和12月的文章，其中显示，当时的美国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根据地的抗战情况及国共冲突非常关注，甚至有计划在延安设立美国领事馆。这段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亚太战场上不断溃败，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解放区却日益扩大，因此美国政府亟须对中国战区的战争形势和中国政局重新做出评估。美国驻华外交官戴维斯在1944年1月递交的备忘录里指出，美国一直没有获得任何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消息”，“仅仅依靠所能获得的间接的和相互矛盾的情报”，并向罗斯福提议，宜“立即派出一个军事政治观察组赴共产党中国，搜集敌人的情报，帮助从那一地区开始的某些有限的作战行动并为此作准备，精确估计共产党军队的实力”；同时也可以“抑制蒋介石企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减轻共产党“对俄国的依赖倾向”。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罗斯福在1944年2月10日致电蒋介石，表示为了早日结束抗日战争，美国迫切需要日军“在华北与满洲的情报”，旨在说服蒋介石允许美国派遣观察小组赴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可见，美国政府积极争取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一方面为了搜集敌军情报，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抗战力量，估算与其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试图协调国共关系，稳定抗战大局，同时也对苏联在战后的势力扩张加以遏制。
随着中国共产党实力的不断增长，英美在华人士也对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愈加浓厚的了解兴趣。在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在外国记者及美国最高当局的压力之下，蒋介石政府同意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先后去往延安考察。1944年6月9日午时，由6名外国记者和15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随后不久，美军观察组18人分两批于1944年7月28日和8月7日乘飞机前往延安。
（一）积极与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交流会谈
对于中外记者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首先进行了热情接待，当天设宴并举行晚会及游园会以示欢迎。［7］6月12日，毛泽东接见记者团并逐一答复了记者团提出的若干问题。在此次接待会中，毛泽东向记者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主张。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政策就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
同月22日，叶剑英会见了中外记者团，对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一般形势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作了介绍。此次专题报告长达5个小时，其中包括敌后战场的“敌情”“伪情”“友情”“我情”四项基本情况。叶剑英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15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象的抗日战争”，敌后作战的关键就在于“正规军，游击队与民兵三者的相互配合”。他指出，如果根据“敌军联队分布态势及其活动范围”计算抗击的百分数，那么1944年3月以前国共两党军队抗敌的具体情形是，中国共产党“抗击了敌人645%”，国民党“抗击了敌人355%”；“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的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5/6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16%，即不足1/6”。
彭德怀在8月的6日、8日、9日和美军观察组进行了三次谈话。其中彭德怀用大量事例和具体数据，详细说明了八路军“从平型关战斗至武汉失守”“从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从百团大战至我国抗战五周年”“从抗战五周年至今”这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对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战绩战果以及采取的一系列战术战略进行了介绍。彭德怀谈到，八路军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取得胜利，一方面是因为“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这些就“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另外，彭德怀在谈话中还引述了敌人的话语：“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8月10日，陈毅军长也会见了美军观察组。陈毅介绍了华中新四军的历史、抗战情形及国共关系问题，详细描述了敌后“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并重点分享了指挥和动员群众的经验。陈毅谈道，动员群众参加民兵，“不仅从政治上动员，并且还要给群众以实际利益”，使“他们感到不但可以得到东西，并且还可以保护自己的村庄，报复敌伪烧杀的仇恨。我们又给予训练和一些新旧武器的简单装备，因此参加战斗成为人民的日常习惯”。
（二）带领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实地参观考察
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参观了军需工业各工厂、军事联络处、白求恩学校、国际和平医院及报社、陆军中学等地，并观看了八路军军队的训练，做了飞雷、枪榴弹、掷弹筒、手榴弹、地雷等实验。观察组成员还“化装农民深入群众”，“目睹工厂制造，铁路沿线活动”，参观“地道、地洞”，对于其中的“严密构造，惊讶不已”。同时，各根据地的负责人也都积极欢迎记者团和观察组各成员到访参观，如邓小平在11月就对观察组参观“太行全区生产展览会及劳动英雄杀敌英雄大会”发出了邀请。
中国共产党这种“请看事实”的宣传方法取得了显著效果。经过实地考察后，记者团和观察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根据地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的努力和成绩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中外记者团中《大公报》的记者孔昭恺在实地参观考察时，对边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延安之行结束后写下了《中共、十八集团军与陕甘宁边区》，其中对中国共产党、十八集团军、边区的政治、生产运动、文化教育、金融财政及在延安的日本人进行了专题介绍。《大公报》连续九天对此进行了全文刊载。
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通过自己的参观考察，看到了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以及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工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事实不仅使国民党诬蔑的“游而不击”的谣言不攻自破，还改变了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固有的看法，使其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观察员都表明了共产党正在得到全中国人民支持的看法”。
二、党报中的延安叙事
除了见面交流、实地考察的对外宣传手段以外，毛泽东极为重视报纸的宣传指导作用。为表示郑重欢迎，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8月15日头版的社论，并在题目《欢迎美军观察组》后面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毛泽东在社论里表示，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到访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并指出记者团与观察组的到来直接打破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新闻封锁，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的了解将“开一新阶段”。另外，在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访问期间，《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对记者团和观察组的相关行程及活动进行了实时报道，对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所撰写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也进行了刊登。
毛泽东认为，报纸是“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在记者团和观察组访问的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适时借助报刊媒体的力量，利用《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两份党报进行了集中的宣传造势。不仅展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工作，还刊载了国际社会对于解放区相关报道的译文，包括记者团和观察组成员所撰写的文章，将延安及根据地的全貌多角度、客观地呈现出来。
（一）中流砥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作战与对日统战
《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围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作战报道在这一时期是数量最多的，其中主要包含八路军与新四军歼灭敌人的数量、攻克与收复地区情况；解放区各战场战况；游击队的战绩；民兵与自卫军的战绩；练兵运动；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活动；对待俘虏的相关工作等。
借抗战七周年的重大纪念日，《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军事主题报道。《解放日报》在7月7日的第1版，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1943年6月至1944年5月近一年的战绩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包含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大小战斗”次数、“毙伤与俘虏敌伪”数量、缴获装备数量、破坏与攻克地区数量及“我军伤亡”数目这六个方面的具体数字（见表1）。
同时在第4版介绍了华北、华中根据地的概况及华南的游击战，报道还特别提到了游击队牵制敌军与营救盟国战友的作用：“去年起敌将华南伪广东绥靖军扩充至五个师以对付我军的进攻”，华南游击队不仅“粉碎了敌伪近廿次的‘扫荡’”，并且“救出了在香港被俘的英印军官兵及英美人士六十余人，其中有五位是在月前被我救出的美飞机师”。
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作战战果卓著，《新华日报》在7月7日刊登了艾思奇《人民的军队》一文，论述了八路军与新四军之所以能战无不胜，就在于“爱护人民、依靠人民”，并用实例介绍了军队与人民之间的互相帮助与配合：山东解放区的军队曾经“以九十三人的指战员抵抗敌人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和一个伪军团，即十倍以上的敌人陆空军的联合进攻，而却坚持半月以上”。由此可见，“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为展现敌后战场在反法西斯战线中的作用，《解放日报》在7月7日的社论里指出，“现在敌后战场已经拥有八千六百余万人口，二百一十万民兵，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今年上半年，在进攻的作战中已经攻克了二十四个县城，克复了一万三千余个据点”。社论进一步表示，“敌后战场的坚持与发展已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就敌后战场而论，配合盟军反攻日寇的任务是能够担负起来的，而且现在已经在积极准备着”。
此外，对日心理战也是报道的重点。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成立于1940年，是中国共产党管理和改造日军战俘的中心，“各解放区都有分校，学生都是日籍战俘”。《解放日报》在6月13日报道，为了欢迎记者团参观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准备了图表、漫画、模型、照片等，自发联手筹备了展览会招待记者团，显示出“日本学生自由愉快的生活”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力量正在扩大发展着”。《新华日报》在6月19日第二版刊登了中外记者团参观日本工农学校的消息，当期第三版就用特稿详细介绍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其中包括了学校的成立经过、学员的学习、思想、生活、参与各种活动的情况。日本工农学校的大获成功，大大震动了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并直接促成了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在对日心理战上的广泛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美国在日本工农学校建立了一个情报和翻译机构，对美国的对日作战“极其有用”。
此外，两份党报上还出现了许多关于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报道，例如“芜湖新四军奋勇救出美航空员”、“鄂中新四军救出美飞机师”、“鄂中新四军又救出美飞机师”、“鄂中洪湖区新四军营救两美机师脱险经过”、“香港附近东江游击队救出五位美飞机师”、“北岳八路军救出美飞机师”等。《解放日报》在8月13日刊登了陈纳德向朱德致谢的报道。陈纳德对救助美国飞行员的行为向朱德表示了由衷感谢，并赞扬了敌后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他表示，“从没有看见过像你们游击队这样勇敢的任何军队”。
（二）军民同心——根据地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与军民关系
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新华日报》在1944年6月1日对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工作进行了报道，“简政的主要目标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要把对敌斗争贯彻精简、统一领导、整顿三风、稽查干部实施教育、减租减息同三三制、拥军优抗、廉政爱民的十大政策和民主作风的精神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去”，必须“进一步壮大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民主合作”。
对于“三三制”的相关报道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的合作协商情况。《解放日报》在8月21日的报道指出，党外人士座谈会是三三制政权的补充形式的一种，为了巩固和加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及各阶层的团结，“需要定期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权工作的批评与意见”，文章还强调，“这种民主和团结范例，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地区才有可能”。
为进一步丰富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报道，《解放日报》在7月12日报道了甘泉乡的“一分地运动”，即“该部全体战员每人为附近居民挖一分地，不要任何报酬”；“该部所有的卫生队都为群众看病，重病出诊，一请便到”。群众对部队“如同亲友一般”。《解放日报》在7月26日报道中谈到了志丹县的群众除了保证军粮供给以外，还不时“送酒、肉、鸡蛋去慰劳”，踊跃捐款，筹集“优抗基金”，还“帮助抗属建立家务”。
根据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根据地百姓的家庭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华日报》1944年12月26日报道了山西的一位妇女在男女平等的革命观念号召下，积极参加革命，并被选举为区长。《解放日报》在8月25日报道了一个名为“李来成”的民主模范家庭。文中称其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以“李来成”为范例，介绍了这种民主模范家庭的四个特点：“第一，家庭机构生活的民主化”，实行了“选举制度”和“会议制度”；“第二，在生产上家庭内部实行的精细的分工”；“第三，努力节约”；“第四，实行分红奖励制度”。社论分析到，这样的民主家庭冲破旧式“家长制度的妨碍”，“从上到下、从人力到物力、从生产到消费，都‘组织起来’了”。
《新华日报》在8月4日报道了山东滨海区的基层选举情况，在边区，“贫富儿童都有入学机会”；人人都有选举权，“进行选举时，各阶层都能积极竞选，姑娘媳妇也能卷入选举浪潮中”；边区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在参议会上，当共产党员入选数量超过三分之一时，就“自动退出一部分，让给党外热心抗战人士”；政府还通过“发放贷款”、颁布“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等法令，使“人民负担更为合理”，更“有利于发动群众抗战”。
《新华日报》在《制胜的法宝——民主》中指出，政治上的民主表现为，“在力求公道以利抗战的原则之下，各阶层的代表共同决定大的方针，决定各个解放区的施政纲领”；经济上的民主表现为，在各项“为着人民”的政策实施下，“农民与地主、雇工与雇主的感情增进了”，“各阶层人民生活上都有了进步”；在军事上的民主表现为，“各地普遍成立了人民武装委员会，”由民兵自己选举领导者，军队除了给民兵作定期训练指导，并“亲自慰问”，军队在人民的拥护下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
（三）大生产——边区的生产和救灾活动
在农业方面，《新华日报》在8月14日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农业大生产的发展状况。“在农业生产合作浪潮之下，边区农民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改革了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力”，生活得到了不断改善。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耕地面积为“八百六十余万亩”，1940年增至“一千一百十余万亩”，1943年扩大为“一千三百余万亩”，总产量达“一百八十四万石（每石三百斤）”。边区农业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更正了经济政策上左的倾向，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另一方面“对未分配土地区域执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同时实施了“移民政策”“农贷政策”“奖励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新华日报》还专门对记者团参观过的延安裴庄乡进行了报道：“裴庄的男女老少在高度的生产热情下，仅在三月一日至十一日短短的十天中，就已开荒二百五十四亩”；裴庄乡六年来粮食产量由“一九三八年的三百一十八石，增加到一九四三年的一千二百七十三石，六年半增加了百分之百”，这是“大家动手的成果”。
1942年“豫灾”的发生给边区造成了严重损失，《解放日报》在8月29日介绍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救灾运动。“号召灾区‘不荒一亩地’”，“以工代赈，生产度荒”，将“一切贷款、贷粮、募粮、借粮⋯⋯都使用到工具、种子、劳力的解决上去”。不仅“拨发工粮赈济，减免公粮负担，进行粮食调剂，贱价粜给灾民，贷量贷款发展运输、纺织、合作社，修滩修渠打井等生产，严格实行节约、检举浪费”，还“在非灾区群众发动互助互济”，鲁豫的灾荒“到四三年麦收以后基本上渡过去了”。
除了互助互济，各根据地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许多地区不仅“举行劳动英雄大会”，“确定了推广劳动互助、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还带领群众进行“冬耕、积肥、收集燃料、修建水利、发展合作、减租减息、训练民兵，以及安置难胞、救灾救荒等繁重工作”。“只在春耕阶段就开荒六十亩，预计今年可增产细粮十二万石”，“据统计今年各地群众种棉共达十八万亩，估计产棉约达二百万到二百五十万斤”，“晋西北解放区布匹自给已不成问题”。晋察冀军区机关部队的个人平均所得“在四百五十元上下”，每人“每天四钱油、盐，一斤菜，每月十二两肉”，个别单位“每人每月能吃到斤半肉”。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在1944年5月22日的职工代表招待会上，提出“两年内完成工业品自给”的目标，并强调“要打倒日寇，必需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保障，必需工业化”。《解放日报》在6月30日指出，开展“工业生产大竞赛”是“一件细致而巨大的组织工作，是由一万二千职工参加的广大的群众运动，是完成工业品自给的关键，是响应毛主席‘发展工业打倒日寇的’号召的具体行动”。
合作社经济也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群众化的合作社，是便民利民与贯彻政府经济政策的标杆”，合作社的业务“进入到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信用等事业”。毛泽东谈到，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的”而办，其主要业务有“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十项。“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是由“政府领导，各阶层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
（四）民众教育——边区的教育普及与识字教育的开展
边区的教育第一大特征为普及性，《解放日报》的报道中谈到：边区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新民主主义政治设施下”，“人民不论贫穷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地现已有九千九百多处小学，四十六万八千多小学生”，“至少有五千八百八十九”冬学处，中学生“由一百七十余名增至四五百名”。针对师资短缺的问题，边区政府一方面“连续不断地开办短期教师训练班并创办师范学校，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教师”，运用“小先生制，聘请粗通文字的在乡的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来补充教师的数量；另一方面，边区政府还尽量提高教师生活待遇，开展“教师整风运动”从而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政治素养。
夜校、民小也不断涌现，极大丰富了边区识字教育的开展形式。“以小学为中心，建立了半日校和夜校，组织了不脱离生产的成年男女进行识字教育”，组织形式多样，有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等；在1942年以后边区教育厅更是进一步“把各种形式的识字运动，扩大成进行一般的社会教育”，将群众的社会教育与各种文化团体相结合，开展新形式的文化活动，如秧歌、歌剧等。《解放日报》提到淳耀白塬行政村就有“三年内做到每人识字一千字”“三年消灭文盲”的计划。延安完小将“帮助群众识字”作为学生假期工作的一项，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居民中进行识字、讲卫生、破除迷信等运动”。延县的识字模范农民臧万才，上夜校，四个月认识了“八百个生字，能勉强看群众报，还经常练习写作”。
（五）回音——国际舆论中的延安形象
外国记者在出席陕甘宁边境管理局开幕会议后，对于会上参与讨论的组成人员感到惊奇：“对于中国的行政人员来说，坐在桌边的这些人是不同寻常的。他们老老少少都是晒成古铜色的农民⋯⋯他们的组成，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抗日战争和内部改革和重建而努力团结各团体和各阶级的主张”。通过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发回的信息，国际社会对边区有了普遍的认识：“边区是抗日根据地，边区的所有政策都建立在团结一切阶级共同抗日的基础上”。
《纽约时报》在8月20日对延安的各阶级代表进行了介绍。文章写道，“从中国共产党人和现在拥护他们的人中，可以看到整个民族的横断面”。在延安的所有人“都一样的穿着，一样的生活和饮食，为他们的国家工作，他们坚信这里采用的方式是正确的”。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得的不仅是上层阶层、还包括中下层阶层的支持”。《新华日报》也将此转译为《延安群像》进行了刊登。
记者团成员从延安返回重庆后，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美国记者武道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了《我从陕北回来》，其中记录了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新华日报》对此作了转载。武道在文中介绍到，人民在边区有选举权、言论及出版的自由，政治与经济生活进步，有学校和医院，学校是为了适应抗战，“加强抗战和帮助农业工业的增产”，但是医院很少且医药设备缺乏。边区军民强烈的抗战意志给武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文中谈到，“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武道对边区客观的描述与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的身份，使得对于边区的介绍更具说服力与影响力。
对于敌后游击队的抗战，《纽约时报》也有相关报道。有文章认为“这是一支高度统一的正规军，采用游击战术，配合可以随时指挥的游击支队和只在自己的村镇附近作战的民兵”。还有文章报道了游击队的重要作用，指出游击队“同各地的农民和乡绅一起工作，帮助收割，为重要的乡村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保护，使广大地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没有被日本人征服；所以日本人不得不生活在敌对的地区，在东北和华中的一些地方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新华日报》2月12日转载了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的《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记者从“生产和作战人民热情极高”“村选作基础民主权力扩张”“军队勤生产农民负担减轻”“变工队合作中国农业远景”“地主的资本转移到工业去”这五个方面，全面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美国记者派西福拉斯在《一九四五年的延安》中对延安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写道，“如果预言说，在本年年底以前，延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也不算太轻率”。《纽约时报》的战地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也记录下了关于延安生活的零散片段。他将延安称为“中国的奇妙之城”，在他眼中，延安农业生产效果显著，“延安地区今年有百分之百的粮食盈余”；人民积极乐观，“虽然这里的农民生活贫困，他们还是用漂亮的红色羽毛和一串串悦耳的铃铛来装饰商队的领头牲畜”；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剧团几乎每天晚上都免费上演有社会意义的戏剧”。
4月19日《新华日报》转译了《纽约时报》的书讯，其中推荐了福尔曼著的《中国的边区报道》，《纽约时报》给出了“共产党统治的这一部分中国是抵抗日本的最有力的同盟者”的评论。接着《新华日报》在5月1日刊登了福尔曼的《中国的地下城市》，文中展现了敌后军民开展游击战、地雷战击退日敌人的情景。在福尔曼的眼中，敌后的“人民用着爆竹的火药、标语、木头炮和死狗在抗战”，“而最惊人的，他们是从布满着机关门洞和秘密入口的隧道进行着战争”。据福尔曼观察，“那些地道，对于游击队，白天就是藏身所，夜间就是对敌作战根据地”。由于敌后军民的团结合作，“日本人胆怯起来了”，“他们害怕八路军同游击队的突然出现”。此外，同月14日，《新华日报》还刊登了白修德的《延安印象记》。白修德比喻道，人民就“是共产党抗日战争中的眼睛、耳朵、神经和触角”。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选举”“减租减息”等办法，“解决了内部的巨大的紧张问题”，动员组织人民“共同应付这一对外的抗日战争”。白修德在文中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拥有庞大的力量，一个可以直接配合美国作战的力量”，“他们党的本身，他的政府以及军队是以有作为的民主的制度为根据的”。
三、结语
中外记者团与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的访问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根据地长期以来的新闻封锁，中国共产党利用此次重要机会，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坦诚介绍根据地的各方面情况，带领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进行实地参观和考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对日作战、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等经济建设情况。通过《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完成了全面而生动的延安叙事，在国内外舆论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第二，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的坚持与顽强抵抗是反法西斯战争能够获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在这一时期的报道中，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展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对日作战的勇敢无畏和军民的精诚团结，并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根据地强大的军事控制能力和情报收集能力。
第三，延安叙事的成功，向全世界展现了“红色中国”的未来，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图景。同时，由于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的报告和国际舆论中大量对于延安的报道，影响了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赫尔利访问延安会见毛泽东就是一个佐证。
最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通过党报宣传进行“延安叙事”的实践与成功，对于新时代在全球化视野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依然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作者朱叶，系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星,系中共泸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室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