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开国时代,太祖、太宗两朝致力于终结五代乱世,重建中央集权统治。为此,一方面持续拨乱反正,创制立规,以恢复秩序;另一方面先后出兵南征北讨,以统一四方。宋朝因此走出此前循环往复的历史覆辙,也奠定了赵宋的江山基业。宋初二代皇帝虽眼光、气度有别,但皆历经过乱世和错综复杂的斗争,故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具有驾驭群臣的能力,其中太宗又多独断,因此朝政深受二帝强势的影响。宋真宗时期,宋廷转入守成时代,统治日趋稳固且制度愈益成熟,文官士大夫也已崛起并开始主政。故与宋初两朝相比,宋真宗多依赖大臣辅佐,以应对内外挑战,朝堂之风遂与以往发生了变化。至宋仁宗即位后,士大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愈益凸显,从而呈现出显著的文官政治格局。宋代这种政治上的演变,固然涉及多重因素,但前后帝王在特性上的差异及其影响,亦为不容忽视的原因。目前,学界对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多关注制度与政策、内政与外交、中央与地方、文武关系、党争与变法以及政治家个案等方面,并取得许多论著成果。但从帝王特性的视角观察,尚显得不足。本文即从宋仁宗在位期间的特点切入,以考察其与当时朝政之间的关系,适可丰富对北宋中叶政治变迁的理解。
一、宋仁宗的成长经历及其性格的形成
宋仁宗的成长历程颇不寻常,这一经历对其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由此促成的行事特点又直接决定了其独特的帝王风格,从而在宋朝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在宋仁宗之前,前三代皇帝登基都或多或少存在特殊性。众所周知,宋太祖通过兵变称帝建国,宋太宗则以篡位方式登基。宋真宗即位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之前曾有过两个皇位继承人。真宗长兄、楚王元佐最初被太宗确立为储君,不过,元佐因受秦王廷美被害的刺激,在雍熙二年(985)精神失常,甚至手刃伤人、纵火焚宫,因此当年被废黜。随之,太宗又立次子许王元僖为皇储,但在淳化三年(992),元僖突然暴病身亡。直到两年后,晚年的宋太宗才立第三子、襄王元侃为继承人,元侃后改名恒,即宋真宗。而宋真宗在即位之际,还曾发生过政治风波，宦官首领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及知制诰胡旦等人与李皇后合谋,试图拥立被废的楚王元佐登基。后在宰相吕端果决的处置下,这场危机才得以化解。《宋史》记载:宋真宗有六子,其中四个皆早死,另一位没有具体记录,很可能也属夭折,唯独幼子赵祯成活下来，故其成为真宗唯一的血脉。
宋仁宗在登基问题上虽然没有遭遇到意外,但是其成长却颇不一般。赵祯自幼受到皇子的正统教育,真宗还专门设置资善堂,选派“耆德方正有学术者”加以教导,并且规定不得在其间戏耍,“仍面戒不得于堂中戏笑,及陈玩弄之具,庶事由礼,使王亲近僚友”。按照既有的皇室教育规则,赵祯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经史,尤其是儒家经典要义,宋太祖就曾强调道:“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知古今治乱,他日免为侮文弄法吏欺罔耳。”宋人一般也认为,储君学习的目的是要知晓“有君臣父子之伦,尊卑长幼之序”。天禧二年(1018),8岁的赵祯被正式立为太子,随后还被安排了解政务,“诏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秉笏南乡立,听辅臣参决诸司事”。可以说,赵祯除了读书、听讲,几乎没有玩伴,接触最多的都是辅导官员与宦官这些成年人。这种严格甚至刻板的培养过程,对尚在童年的仁宗必定会产生不小的影响。乾兴元年(1022),真宗病死,12岁的仁宗即位,由刘太后临朝听政。直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病故,仁宗才亲政,但此时已是24岁的成年人了。
宋仁宗童年受到真宗和一批专职文臣的培育,仅是其经历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对他管教最多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则是母后刘氏,故受到刘氏的影响其实更大。刘氏虽来自民间,出身低微,但入宫后便专宠不衰,并成功晋位皇后,史称:“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可见刘氏颇具智慧,能力非同寻常。到真宗晚年多病时,她已开始参政,并与大臣丁谓等人联手击败了宰相寇准,实际上操控了宫廷。刘后因不育,遂在仁宗诞生时即将其收为己有,并严禁泄露仁宗生母李氏的信息,致使赵祯与生母始终不能母子相认。据记载,刘后对赵祯管束甚严,即使其即位后亦如此,史称“上幼冲即位,章献(刘后)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刘太后对仁宗不假以颜色地严厉管教,使得仁宗从小就学会了顺从,所谓“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在这种长期缺乏温情的环境下成长,仁宗的个性无疑受到很大的压抑,难以自主伸张。值得一提的是,仁宗即位后仍继续着正统教育,据以后的宋高宗说:“祖宗故事,朕尝省阅,然宫禁间事,亦有外朝所不知者。朕昨日见毛刚中所进鉴古图,乃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幼,故采古人行事之迹,绘而成图,便于省阅,因以为鉴也。”可知当时为了便于其学习枯燥的知识,还编绘了相关图本。刘太后又为其设置了经筵讲官,进一步加以帝学培养,“后称制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谕辅臣曰:‘皇帝听断之暇,宜诏名儒讲读经史,以辅其德。’于是设幄崇政殿之西庑,而日命近臣侍讲读”。如此一来,宋仁宗从幼年到亲政前的二十多年中,既深受传统儒学的教导,又一直受到养母刘后的严格约束,就此渡过了从童年转化青年的过程。因此,仁宗遂养成温顺、柔弱的性格特点,可谓知书明礼、循规蹈矩,又内敛含蓄。宋人即认为“仁宗性畏慎”。元代史家修《宋史》时称其:“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至于评说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天性最为仁厚”,其实并非出自天生,而是来自成长经历的塑造。
二、宋仁宗亲政前的克制与忍让
宋仁宗无论被认为是“仁孝宽裕”,还是被评为“恭俭仁恕”,其内化在皇帝角色中则是能保持克制乃至于忍让。特别是在亲政前的阶段,其不仅在庙堂上如此,包括在婚姻等私生活方面亦不例外。
在乾兴元年二月至明道二年三月期间的十余年里,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是事实上的最高主宰,仁宗即使逐渐成年,也从经史、祖训中明白了帝王的含义,但迫于现实只能依旧安于见习君主的角色,朝堂大政听由太后与臣僚商议后最终裁断,尤其是对重要的敏感问题甚少表态。从这一阶段宰辅的变动情况来看,便多出自太后的意志。刘太后临朝之初,先将曾经的合作者、权相丁谓贬逐,并将次相冯拯外放地方,而改用王钦若、王曾入主中书。继之利用臣僚之间的矛盾,默许王曾等人与王钦若争斗,使得善弄权术的王钦若受到牵制,“然钦若亦不复能大用事如真宗时矣。同列往往驳议,钦若不堪”。当王钦若不久死去后,再用王曾为首相,以张知白为次相,就此完成宰相的新旧替换。此后,王曾虽力革弊政,但因维护规则得罪太后,“(王)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遂遭到罢相,而由平庸的张士逊和明智的吕夷简继任宰相。与此同时,刘太后先留用曾经支持过自己的枢密使曹利用,短暂提拔姻亲钱惟演并为枢密使,再用有恩于己的张耆取代钱惟演。当曹利用有不顺从的表现,“恃恩素骄”后,便引起太后的不满,将其贬官问罪。随后,又用追随者杨崇勋为枢密使。在波谲云诡的人事变动中,基本看不到仁宗的态度,有的只是以其皇帝身份下达的相关任免诏书。刘太后固然维持了真、仁之际朝政的平稳过渡,不过也运用权柄升降大臣,长期操控庙堂,即便仁宗已经成年,她仍拒绝放权。如当多位朝臣上奏建议还政皇帝时,均遭到她的贬降。从文献记载来看,主政大臣没敢附和这样的动议,仁宗也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反应或举动。这就表明仁宗与辅臣都保持了克制与忍让,回避这些奏议,以免触怒太后。
事实上,宋仁宗在亲政前不仅顺从刘太后在朝堂上做主,对迎合太后的许多举动也会予以配合。如据记载,草泽方仲弓上书建议依唐朝武则天故事为太后立刘氏七庙,刘太后因迫于压力不敢接受,便表示:“吾不作此负祖宗事。”仁宗则说:“此亦出于忠孝,宜有以旌之。”于是方氏被授予开封司录的官职。在元旦之日,仁宗主动打破常规,先率百官及契丹使臣在会庆殿跪拜庆贺太后,然后才转往天安殿接受群臣朝贺。诸如此类等。揆诸这一时期的宫廷形势,仁宗的克制除了一贯的温顺性格因素使然外,逐渐成年后还有避免意外发生的考虑,遂以恭顺的姿态显现,以消除刘太后的疑虑。据记载,刘太后曾以真宗早夭长子托梦为由,将真宗异母兄弟元俨之子允初“养于禁中”,这对仁宗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允初“既长”,宰相吕夷简为防不测,坚请将允初“命还邸中”。有赖富有权谋的吕夷简调和,“辑睦二宫”,才使得仁宗平安无事。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刘太后在临朝听政的末期虽年逾六旬,但权力欲丝毫未减,两宫之间难免存在芥蒂。在扑朔迷离的微妙境况下,以吕夷简为首的大臣运用权术化解两宫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即一方面满足刘太后的一些僭越礼仪要求,以不断破格封赏的方式照顾太后家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尽力维护仁宗的地位和感情,排除各种对其不利的因素,就此维持了政局的稳定。
宋仁宗在亲政之前,遵从太后的旨意扮演傀儡皇帝不说,在婚姻生活上也服从太后的安排。仁宗最初钟情于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之后张美人,欲立其为皇后,但刘太后却选中故平卢节度使郭崇的孙女,仁宗虽不情愿,却只能屈从。刘太后还对少年君主与后宫的交往予以限制,郭后又年少不懂世情,竟依仗太后“颇骄”,仁宗心存不满,也只有忍让,所谓“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见疏,而后挟庄献势,颇骄。后宫为庄献所禁遏,希得进”。由此可见,仁宗从14岁婚后便保持克制,与郭后长期维持关系,不过也为双方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种子。
三、宋仁宗问政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的影响
宋仁宗亲政后,长期养成的性格使其更依赖大臣辅政,因此君臣关系相对密切,甚少发生明显冲突。但他同时也缺乏主见,易受到议论的干扰,从而难以果断裁决并革除弊政。就此形成的帝王风格,对当时的朝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道二年,刘太后病故,仁宗终于亲政,从此至嘉祐八年(1063)辞世,他做了三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在此期间,仁宗虽有某些变化,但总体上以遵循祖宗之法与维持现状为宗旨,依靠官僚体系维系统治。在亲政之初,仁宗曾一度因发泄对太后的怨气撤换了一些官员,但随后便缓和下来,延续了庙堂用人的传统,既对有恩于己或口碑良好者加以倚重,又注意论资排辈,以平衡各方的利益。其中吕夷简因曾尽心维护过仁宗,遂长期深受重用,史称“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其病危之际,仁宗剪须和药,以示关心。吕夷简死,仁宗还对群臣流涕说:“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仁宗最后的十余年间,素负名望的文彦博、富弼和韩琦又成为肱股大臣,深得眷顾。对其间的李迪、王曾、晏殊以及范仲淹等其他辅臣,仁宗也多以礼待之。至于一些平庸及追随过刘太后者,亦能论资排辈跻身宰执之列,如张士逊、王随、陈尧佐、夏竦及范雍等官僚。甚至对曾做过于己不利之事者,仁宗也能加以宽恕和包容。如太后临朝期间,程琳也请立刘氏庙,还曾秘献《武后临朝图》。据苏辙记载:“仁宗一日在迩英谓讲官曰:‘程琳心行不忠,在章献朝尝请立刘氏庙,且献七庙图。’时王洙侍读闻之。仁宗性宽厚,琳竟至宰相,盖无宿怒也。”由此可见,仁宗以宽厚之心理解当事人,不像大多数皇帝通常记恨和报复对手。因而,南宋官员胡寅在上疏中就认为:“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著则斥之,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之。”
在施政过程中,仁宗注重保持朝堂的稳定与平衡。他一方面优容士人,依靠大臣商议决策,而很少强加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重视台谏的作用,以此不仅加强对官员的监督,还借此制衡宰相。仁宗曾就此表示:“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于是在吕夷简卸任后,许多宰臣的去留,多取决于资历平衡及台谏议论的结果,仁宗则往往接受这一结果。
在治国上,仁宗高度重视文教建设,尤其是大力扶持办学,从而促进了文化的昌盛,因学界对此已有共识,兹不赘述。仁宗信奉儒家理念,反对苛政猛刑,他曾公开表态:“深文峻法,诚非善政。”后世的宋高宗也反映:“闻仁宗皇帝尝云,宁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故史称:“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官员无杀戮之忧自不必言,有失职或违法者,通常也不会遭到重刑惩处。据记载:庆历三年(1043),“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后,枢密副使富弼要求处死晁氏,以儆效尤,但参知政事范仲淹却认为情有可原,反对动用极刑。仁宗接受宽恕的建议,仅以贬官降职处理。据说,当年川蜀一个举子给成都知府献诗,其中“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为一乾坤”之句有教唆谋反之嫌。此事奏报到朝廷,仁宗却表示：一介老书生急于当官才口出狂言, 不必深究, 可安排边远小郡司户参军。此人上任不久便愧疚而死。因此, 其在位期间统治秩序平稳, 文治路线及文教建设持续发展。清初学者王船山即认为: “仁宗之称盛治, 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 皆所谓君子人也， 宜其治之盛也。”
宋仁宗因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尽力保持自己明君的形象,故通常忌惮遭到外界的非议,便有意扮演从善如流的角色。仁宗在耐心接受官员劝谏甚至批评方面,是宋朝历代皇帝中最突出者。典型的例证如:谏官余靖曾在盛夏之日上殿批评朝政,“靖对上极言,靖素不修饰,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上优容谏臣如此”。宋人及现代学者都认为台谏制度在仁宗朝最为成熟,这自然离不开当时皇帝的充分理解与支持。
然而,凡事皆有两面性,宋仁宗问政特点在给朝堂带来宽松氛围的同时,也对朝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缺乏果断性,常常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结果。从其在位期间的诸多史实观察,每当宰辅、朝臣议政时存在分歧,甚至议而不决时,仁宗总体上亦表现得优柔寡断,往往或迁就一方,或迁延搁置。因此,宋廷在政治上日益保守,臣僚也难以作为。“庆历新政”即为其中一个突出例证,如所周知,当出现严重的“三冗”问题后,仁宗在改革呼声的压力下启用范仲淹主持新政,但在遭遇反对派群起非议时,又随即终止了改革。与此同时,君臣沿袭崇文抑武路线,一味消极防御与抑制武将群体,致使边患加剧,最终只有借助议和方式化解危机。王安石与宋神宗曾讨论过这位先皇的弱点,称其对待群臣乃至天下的仁恩,“可谓深厚”,却受到西夏的欺辱,所谓“陵辱仁宗最甚”。南宋大儒朱熹也评说道:“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这都或多或少地指出了仁宗无能的一面。
四、宋仁宗特性在宫廷生活中的体现
宋仁宗的特性不仅映射在朝政之中,也同样体现在宫廷生活上。他的物质生活特点,特别是与后宫嫔妃之间的关系,都颇不寻常。这一现象在宋朝几乎仅见,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亦属罕有。
仁宗与宋朝很多皇帝一样,退朝之余除了读书,也喜好写字,当时在朝的欧阳修即指出:“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然而,在物质生活上主动保持克制这一点,却非其前后守成君主都能做到。如宋人笔记反映的典型事例:某日晚间,仁宗感到饥饿,想吃烧羊,但考虑到“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遂忍耐不说;当饮食中出现稀见之物时,他不仅拒绝还加以告诫。至和二年(1055)春,仁宗病重,宰执大臣赶赴宫中探视时才亲眼目睹了其简朴的一面,“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见上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絁,色已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絁也。然外人无知者,惟两府侍疾,因见之尔”。故元人修《宋史》时赞誉其恭俭,“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缯絁”。难得的是,仁宗还能体恤宫中服侍人员,如他曾在一次游赏时频频回顾,众人不知其意。等到返回宫中,他立即索要热水解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左右皆稽颡动容”。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都说明其无意于奢靡享受,这无疑与本朝宋徽宗、理宗之类帝王形成鲜明的反差。
宋仁宗的一贯特性,还使得其处理与后妃的关系时夹杂了许多无奈。当刘太后死后,仁宗摆脱了多年的禁锢,遂可自由出入于后宫,其中尤以尚、杨两位美人一时受宠。郭皇后不懂得收敛,竟屡次当着皇帝的面与她们争吵。明道二年冬,郭后因撕打尚美人而误击仁宗面颊。仁宗忍无可忍,便接受亲信宦官的建议,当即召宰相吕夷简入宫,以面颊上的手痕相示。仁宗对皇后不满,竟不敢自己惩罚,还需向辅臣求助,足见其柔弱的一面。曾因郭后非议而一度出朝的吕夷简,乘机以东汉光武帝废后为例劝说废黜郭后,积怨已久的仁宗这才安心下旨废后。翌年,在重新考虑皇后人选时,仁宗想立钟情的一位陈姓茶商之女为皇后,但遭到宰相吕夷简、枢密使王曾及参知政事宋绶以下众臣的反对,认为其不足以母仪天下。仁宗最终只得屈服,接受臣僚推荐的宋初大将曹彬孙女为后。
宋仁宗因与曹后的关系并不亲密,注意力便转向其他嫔妃,但因此也承受到压力。如当他一度纵欲过度染病,“或累日不进食”时,宫廷上下遂视其身边的尚、杨二美人为惑乱人主的妖孽,仁宗被逼无奈,只得将她俩驱逐出宫。又有一次,谏官王素得知武臣王德用向宫中献秀女,便劝谏仁宗远女色,“帝初诘以宫禁事何从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岂他人比。德用实进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忧,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仁宗眼见用两代旧情也不能打动王素,只好吩咐给所献女子每位三百贯钱,立即打发出去。值得注意的是,仁宗当时竟然为此“泣下”,可见其深感委屈与无奈。在经常遭遇朝官劝谏的情况下,仁宗在后宫的私生活亦受到许多约束,以至于不得不防止授人以柄。史载:当一个服侍梳头的宫女自恃有宠,对台谏官劝谏皇帝远离女色的上奏表示不满时,仁宗当即将其打发出宫。事后,就连参知政事吴奎也认为仁宗远胜历史上的明君汉文帝。仁宗还注意传统规则,很少满足后宫女子提出的要求。据记载,至和、嘉祐间,嫔妃的品位已久未升迁。她们多次请求,仁宗都以无典可依告之,“朝廷不肯行”。有人不服,说皇帝敕令谁敢不从,他答称不妨一试。果然大臣奏称不合规矩,此事便无下文。此后,又有人再提要求,仁宗遂御笔书写:某某特转某官,某某特转某品,众嫔妃看到无不喜悦。及至发俸禄时,她们拿出御笔要求增添,主管机构却不遵从。她们跑到御前诉说:“元(原)来使不得。”并将御书彩笺撕碎,仁宗见了也只是发笑。
当然,宋仁宗也并非全然不顾宠妃的感情,对其中特别宠爱的张贵妃就给予了超常的待遇。据记载,张氏入宫后深得仁宗喜爱,“有盛宠”,故其不仅生前被封为贵妃,死后还被追为温成皇后。仁宗对张贵妃的宠爱程度,可从一件生活小事说明:南方的柑橘属于开封城中稀罕水果,因张贵妃喜食,遂予以满足,因此价格居高不下。这对一般的帝王来说,或许不值一提,但就宋仁宗而言已属特别之事。仁宗对其伯父张尧佐也极为照顾,当进士出身的张尧佐升任三司使而遭到非议后,仁宗同意转任其官,授意辅臣一次给予其宣徽使、节度使、景灵宫使及群牧使等四使,又赐予其二子进士出身。按:四使中除了群牧使为实任官外,其余皆为位高无权的虚衔。不料,因此引起轩然大波,遭致多位台谏官的反对和批评,仁宗一时罕见动怒,将带头的唐介贬官到岭南。不过,仁宗随后恢复了清醒,“又虑介或道死,有杀直臣名”,于是派宦官一路护送。后张尧佐主动请辞二使并离开京师,这场风波才基本平息。而唐介也被陆续恢复官职,又重新回到御史台,仁宗还专门召见加以抚慰。其实,此事在宋仁宗一生中毕竟罕见,并不足以反映其基本的特点。
余 论
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病死。就其一生而言,可谓以宽仁著称,且循规蹈矩、恪守为君之道,故官员们为他选择了“仁宗”的庙号。元代史家也认为:“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宋仁宗就此既与本朝前后君主有别,亦成为历代王朝帝王中的一种特殊典型。
在宋仁宗时代,因君主显著的包容性使得当时的朝政较少受到来自皇权的压力,大臣、官员得以从容施政,这便在古代专制皇权体制之下,形成了某种罕见的宽松政治氛围。而与此同时,以科举出身为背景的士人知识群体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与信任,如时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因此,宋代士大夫的政治自觉意识增强,更为主动地担负了治国重任。故宋人言及“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时,特别感激仁宗在各方面给予的厚待,“可谓仁矣……仁宗可谓能弘家法矣”。范祖禹还认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就此而言,宋朝的文官政治在此阶段凸显,宋代政治开明的特征也因此达到巅峰时期。
但宋仁宗的“仁孝宽裕”特点,也带来了明显的墨守成规及繁文缛节之弊。由此常常影响到决策的效率,还为官僚们的党争提供了契机,从而加重了统治的保守性。故当时虽域内统治稳固,文教建设蒸蒸日上,但政治积弊丛生,内忧外患叠加,尤其是在边防上积弱之势相当突出,统治集团却安于现状。然而,宋代士人围绕宋仁宗而留下的各种溢美之词,已遮蔽了其软弱、无所作为的一面。难怪有个别后世宋人说出了真相: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皇帝)”。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