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王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行为。借助于封王，君主分配着王朝权力，在其构建的等级秩序蓝图中，王号等级是至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封王制度研究必不可少的话题。学界对汉唐时期王号等级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出色成果，尤其是关于明令以外王号等级的探讨，丰富了我们对相关爵制架构的认识。整体上，学界多以“爵称”作为分等方式，围绕“国王-郡王”、“亲王-郡王”等序列展开讨论。
需要注意的是，唐代存在王号字数分等的现象，虽然没有史料显示当时存在“一字王”、“二字王”的说法，但王爵制度运行过程中，亲王、郡王封号分别对应一字、二字形式，在唐末以前几成定式，显露出亲王-郡王、一字王-二字王等级序列。宋辽金时期，“一字王”之说见载史籍。因此，字数层面的王号等级是一个逐步强化、明晰的过程，这提示我们需要关注早期封王历史上的字数分等现象。而王号字数分等制度的渊源，是首先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不仅关系到后代王号等级的流变线索，同时也有助于抉发中国古代王爵制度设计中的隐藏细节及其历史意义。
秦末汉代的王号分封，构建了中国古代王爵制度的起源。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先秦两汉王号为中心，讨论王号字数分等的缘起，以及在汉代的沿革、变化。
一、从封建到郡县：王号字数分等的缘起
（一）一、二字王的出现
王号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这一时期的君主，不仅拥有来源于日名系统的名号，如祖乙、武丁等，对于“王”这一尊称还具有主享权。史书中“商王”、“周王”等名号的记录，显示出“国名+王”的王号格式，这是关于早期一字王的重要讯息。另外，当时还存在诸如周武王、周成王等王号，“武”、“成”为周王生称，不便随意略去，但这类王号并不多见，且早期文献中，多直接记为“武王”、“成王”等。因此，从王号实际使用情况来看，这时主要为“国名+王”、“生时尊号+王”的一字格式。
春秋战国，诸侯国君纷纷僭越称王，涌现了大量“国名+王”型王号，其中不少被后代沿用，如“楚王”、“齐王”、“吴王”等，与商周相比，这一时期一字王数量增多，且多被后世当作仿效的对象。总体上，先秦诸王，以“国名+王”型一字王为主流，二字王号几乎未见使用。
秦嬴政称帝，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实行郡县制与二十等级军功爵，未封王爵。直至秦末陈胜称王，才又见王号的使用。时陈胜自立为楚王，其后武臣称赵王、田儋称齐王、韩广称燕王、魏咎称魏王、韩成被立为韩王，陈胜亡后，景驹被秦嘉立为楚王，皆为一字王。王号字数的真正突破，见于项羽的戏下封王：
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巿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都临菑。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
河南王、九江王、临江王等名号的封赐，意味着二字王的正式出现，在之后的汉唐时期二字王分封也一直存在。因此，秦汉之际项羽戏下封王，是王号使用的转折点，先前以一字王为主流，此后进入了一字王、二字王并行的分封时代。
（二）二字王出现的动因与意义
戏下封王时，项羽的势力最强，是封王的主导者。他自封“西楚霸王”，“霸王”有诸侯之长的含义，相较其他诸王，项羽为自己拟定的王号格外特殊。可见，为彰显自身的实力、地位，项羽精心谋划着这次分封。那么，分封二字王是否也是项羽的步步经营之举？有何意义？
周振鹤对项羽所封王国封域作了系统研究，他将秦郡建置作为标准，清晰复原了项羽与十八诸侯的封域面貌，是对以往研究的重大突破。不过，周振鹤的研究侧重于对诸王封域的历史地理考察，关于项羽划配版图的独创性未加措意。相较项羽划定封地对秦旧制的沿袭，诸王王号（王国号）的来源，要更为复杂：
表一 项羽分封诸王封域与王号来源表
项羽除西楚外，共封王国，其中直接取自秦郡名的王号有：九江王、衡山王、济北王、辽东王、代王。另有张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周振鹤认为常山国有邯郸、钜鹿、常山三郡之地，常山即秦恒山，汉避文帝讳更名，恒山郡存于秦末。这提示我们史载“常山王”原应作“恒山王”，加之秦有恒山郡，故张耳王号也直接取自秦郡名。当然，刘邦、章邯的王号也与秦区划有关。汉王刘邦“王巴、蜀、汉中”，“汉”应源自秦汉中郡名。雍王章邯，封地为秦内史西及陇西、北地两郡，临近都城废丘，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凤翔南地带，恰好曾是秦雍县范围，故“雍”很可能取自秦雍县名。但总体上，直接沿袭自秦郡名的王号仅占总数三分之一。
剩余王号中，除“燕”、“齐”、“韩”、“殷”直接取自先秦古国名以外，其他或据山川形胜拟定，或源于先秦古国名的改动，都不同程度地经过了编辑、加工，这些具有创新成分的王号共7例，比沿袭秦郡名的王号还要多。
其中，“河南王”、“临江王”、“胶东王”等王号的拟定，尤其显示出项羽封王时对秦区划名称的刻意改写。“河南”称谓，先秦已有，但秦代并未以“河南”设郡。申阳河南国乃以秦三川郡置，将河南作为区划名称是项羽的首创，其后申阳降汉，刘邦方“置河南郡”。秦三川郡位于河东郡、河内郡之南，《史记·项羽本纪》载：“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可见秦末动乱背景下，惯以黄河为地域范围的界标。然而，项羽所封“河南国”一词的来源，虽然可从地理坐标、时人习惯中找寻线索，项羽另择新名这一行为的动机，仍待解释。与之相类，临江国实以秦南郡、长沙、黔中三郡置，项羽未据此封共敖为长沙王或黔中王等，而是首创“临江”为王国名。胶东王田市封域为秦即墨郡，未封即墨王。那么，项羽为何舍现有秦郡名不用，重拟新名？这种行为背后有无深意？这就要结合项羽的封王意图进行分析了。
不少学者认为项羽希望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分立的局面，抱有封建迷梦、无心为帝。田余庆先生认为项羽不会安于与诸王并立，为之后实现帝业项羽也有所动作，承袭此观点的一些学者，从封地划配方面，探讨了项羽封王时的隐伏心机，没有详细展开论述。整体上，项羽借王号拟定所表达的封王意图，尚待深入考察。
王安泰在探讨北周国王爵级成立的制度背景时，有关战国国名王号的讨论，很具启发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刘渊、刘聪授予诸子的封国，名称多为战国国名，其余宗室则为汉晋郡名。如此一来，诸子王号隐然在宗室“郡王”之上，形成类同国王的层级，以与其他宗室作明确的区分。另一方面，此一方式也是利用众人对战国时期的“历史记忆”，象征诸子统领各国，自己则是在“国王”之上的天子，以强化自身统治的正当性。
王安泰提示了两个重要讯息：战国国名王号带有先秦时期的历史记忆；当权者利用这种历史记忆强化统治。可谓一针见血，很有见地。本文对这一观点有两处延伸：
第一，王安泰所认为的历史记忆，侧重于地域层面，如他所论，十六国时期刘聪诸子称号凑在一起，“天下几乎都被这些诸侯王所瓜分”。但不同时段，众人关于古国名王号的历史记忆应该会有所不同，比如对王号性质的认识。楚汉之际，项羽之前的为王者多是自立，战国诸王实质自比君主，时人对战国国名王号，某种程度上应带有“天子名号”的历史记忆。这一点正是我们观察项羽分封战国国名王号的首要前提。
项羽所封诸王中，原有王号为战国国名者，共四位，都未延续旧有王号，不再享有战国国名。燕王韩广封为辽东王，赵王赵歇徙封代王，齐王田市改封胶东王，魏王魏豹改为西魏王。新得封战国国名一字王者，多立有战功。燕将臧荼，从楚救赵，被项羽立为燕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得封齐王。韩成情况比较特殊，其为韩国宗室，身分敏感，早先被项梁等立为韩王，是为了抚定韩故地，增加反秦同盟。项羽封王时，韩成虽仍被封作韩王，但因无军功，不得之国，至彭城被废为侯，后被诛杀。继任韩王郑昌，则与项羽关系密切，且有军功，被封作韩王对抗刘邦。
总体上，戏下封王中，所封战国国名一字王号数量很少，仅占总数六分之一，且封君多来自项羽的跟从者。可见，项羽对战国国名一字王号的封授，十分谨慎，确有顾虑。史书明确记载了时人对这类王号的态度。
《史记》卷7《项羽本纪》：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
田市被褫夺齐王号，改封胶东王，田荣因此大怒，不肯让田市之国，可以看到“胶东王”并非佳号。
又，同卷载：
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
田荣并三齐之地，自立为齐王，而非济北王或胶东王，这些王号在他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战国国名一字王号显然更为尊贵。
第二、王安泰尚未论及的非战国国名王号，也是具有地域象征意义的，同样可视为一种“历史记忆”。
项羽封王中的一些王号，其象征的地域面积，要小于实际封地。例如，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其辽东国封域，相当于秦右北平、辽东、辽西郡，“辽东”作为王国名，显然不能清楚指代完整封域。我们已知，项羽分配诸王封地时应别有用意，辽东国在项羽诸侯疆域中最靠东北，属偏远地带，项羽遏制韩广之心昭然若揭，在这个前提下，项羽拟“辽东”为王号的深意就容易理解了，很可能是在名义上缩减封国范围，以加强对韩广的打压。另外，秦辽东郡所在区域，在辽东国范围内最为偏僻，项羽舍另外两个郡名不用，却选择辽东，未尝不是驱逐韩广之心作用的结果。再如赵歇代国，尽管封地大致有四个郡，王号来源却为临近边疆的“代郡”，应与其令人忌惮的旧赵王身分相关。而雍王号，源自秦雍县名，暗含的地域范围更为狭小。至于塞王、翟王等号，王号指代地点不明确，有模糊封域范围之嫌。
因此，非战国国名王号，同样会被当权者作为操控天下的凭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王号其实都带有历史记忆。项羽试图利用王号的地域象征意义来加强对政局的掌控。
以上分析表明，项羽对于诸王王号，是精心拟定，别有深意的，其刻意把控战国国名一字王的封授，首创二字王号，并且改写秦区划名称等，显然无法用“恢复战国诸侯并立局面”进行解释。项羽这一封王方案，最根本的设计动机，理应来自其称帝意图。
中国古代新生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大多都会对以往政权遗留的历史痕迹进行改造，比如嬴政始建皇帝制度；唐代爵制与隋基本一致，仍力图在爵称上有所突破，将“国王”改称“亲王”等。这些行为实则宣示着对以往政权的革新，对于构建王朝政权的正统性意义重大。从项羽对诸王号的设计看，他应该也带有这个目的。周振鹤认为，刘邦以外的其他诸侯没有统一天下的打算，不可能重新整理旧秦版图，这种看法并不适用于项羽。出于对时局的无奈妥协，项羽分配封地时基本从秦旧制，也正因如此，他只能另寻他径昭示自己对天下的拥有权了，设计王国名表达了他重划疆域的心愿，刻意不沿用秦固有郡名，新拟“河南”“临江”等名，是在强调自己对秦政权的颠覆，谨慎分配王号是为日后统一作准备。刘邦置郡，有些郡名沿自项羽所封王国名，正是项羽戏下封王的延续！
实际上，项羽封王，意图实现王号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化。先秦时期，王是国之统治者，中间虽然经历了秦的短暂一统，“皇帝”成为人间至高无上者，但王者身分、王号格式、具体王号，仍带给时人关于权力的遐想。相较“郡称”色彩浓厚的王号，战国国名王号则意味着特殊的历史记忆，更为尊贵，同时也带有“封建属性”。因此，项羽欲得天下，先自封为王，为拉拢诸方势力，亦封他王，通过战国名一字王的分封彰显诚意。但如上文所论，项羽称帝之心显然不允许真的出现战国诸侯王并立局面，诸王身分实质上应该从独立的封建国君，转化为服从管辖的诸郡县首领。于是他借拟定王号，重划疆域版图，表达对天下的支配权；又自称西楚霸王，抬升自己身分；同时首创具有“郡称”色彩的二字王，意图强调戏下所封王者身分与先秦时期的区别，初步建立等级秩序。齐王、燕王等战国国名一字王的存在，遮掩了项羽封王从“封建”到“郡县”的实质，“郡称”色彩的二字王号与战国国名一字王号表面的地位平等，则发挥着弱化战国国名王号等级的作用，可以说，二字王的出现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王号由于自身的历史记忆与地域象征意义，最初伴随着字数分化，就存在区分的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楚汉之际这种区分比较局限，以战国国名王号与其他王号的区分为主，并非所有一字王都带有特殊性。
二、历史记忆与身分标识：汉代王号字数区分的再建
汉代延续了项羽所创的一、二字王并封模式，爵分王、侯二等，从爵称看，诸王都位属王阶,名义上地位无差。但本文全面梳理两汉王号分封情况，发现汉代还是存在一、二字王区分的迹象。那么，楚汉之际形成的王号字数区分，在汉代经历了怎样的再建？
（一）两汉一、二字王区分的强弱变化与政策理念
西汉尤其是七国之乱以前，一、二字王区分更有迹可循。
刘邦立国至汉五年，迫于形势，为网罗人才，共封韩、赵、燕、楚、梁、淮南、长沙七个异姓王国，封域占汉疆域一半。其中，韩、梁占一郡地，其余五国皆辖多郡，由楚入汉的臧荼、英布、吴芮，封地较之前都有增加。刘邦收揽人心意图明显，除王国封域外，从王号拟定同样可见端倪。七国中，韩、赵、燕、楚皆为战国国名，梁同样是春秋大国，先秦古国名一字王占总数5/7，远高于项羽所封古国名一字王比例。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原分别为项羽麾下常山（恒山）王、九江王。张耳的新王号“赵王”，较之前无疑更荣耀。英布虽仍为二字王，但其王国辖九江、衡山、庐江、豫章，“淮南”并未直接对应郡名，象征的地域面积并不狭小，也比之前的王号体面。
长沙王吴芮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高祖“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长沙国，但据学者考证，吴芮封地实为武陵、长沙二郡，即秦郡洞庭、苍梧后身，较秦时二郡范围很可能缩减。且“长沙王”对应长沙郡，未能完整象征封域。因此，无论是吴芮的实际封地，还是王号所指代范围，都暗含刘邦的压制意图。然而，《汉书》载：“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刘邦并不嫌恶吴芮，甚至公然对其褒奖。君主态度与吴芮封王待遇间的矛盾，结合诸王后续遭遇可明了。
燕王臧荼以反诛，由卢绾取代；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亦因谋反罪诛；韩王韩信流亡匈奴，赵王张耳传位至子张敖，汉八年废为侯。仅吴芮的长沙王位得以封延，至文帝时才因为无嗣国绝。史书载彭越、英布等人“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可谓春秋笔法。从王号角度分析，吴芮诸王的命途，刘邦应早有规划。分封异姓王，只是刘邦应对时局的权宜之策，诸王所谓的“谋反”,不过是汉廷强加的罪名，目的是将封地和权力收归汉室。之后，刘邦大封同姓王，楚、赵、燕、梁等皆封予同姓宗室，吴芮的长沙国得以保留，与国小地偏，王号普通应大有关系。
可以看到，改封王号是刘邦建国之初，收揽人心的手段。这些王号，既有先秦古国名一字王号，也有象征广袤地域的二字王号。但具有先秦历史记忆的一字王号，明显更受青睐。为更直观地展现古国名一字王分封，与时局政策的紧密关联，笔者分时段统计了汉初至武帝时，一、二字王分封情况:
图一 ：汉初至武帝时分封一字王、二字王比重折线图
如折线图所示，不仅刘邦分封异姓诸王时，一字王比重呈上升趋势，之后为增强汉廷势力，实现“天下同姓一家”，刘邦大举分封同姓王，一字王比重进一步提升。至惠帝时，王国发展相对平稳，封王方面，延续了前代的特点：一字王多于二字王。
吕后称制，为培植吕氏势力，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刘氏诸王，前代所封的一字王国，如赵、梁、燕等，逐渐由吕氏族人接替，增封二字王国赐予汉室族人，一字王数量整体上降低。增封的一字王国仅鲁、吕两个。张偃作为吕后外孙，成为西汉第一代鲁王；“吕王”是吕后时首创王号，封予吕后侄吕台，之后传至吕产，“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吕产不就梁，王号仍更为吕王，可见吕后对此王号的重视。刘太徙原吕国，即改称济川王，进一步验证了吕后时以二字王匹配汉室宗族的封王倾向。
文帝即位初，为重固汉室江山，废黜了吕氏所立诸王，增封同姓宗室古国名一字王，一字王数量再次开始增多，所占百分比高达75%。文帝十六年，政策发生转变，汉廷开始广建诸侯，抑制王国势力。景帝时进一步以亲制疏，削弱诸侯王，武帝颁布推恩令，继续强干弱枝。随着“削弱诸侯王”用政理念的推进，二字王逐渐增多，一字王趋于减少。至西汉末，二字王数量远超一字王。
以上统计分析证明，汉王朝建立后，一字王的存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其数量多寡，影响着政权稳定与否。正因如此，文景之时，为加强皇权，明显减少了一字王分封。值得注意，以七国之乱为节点，一字王封邑发生明显变化，优势不复存在。景帝二年，十五个二字王国中，除庐江辖两郡，其他都为一郡地，至于七个一字王国，齐、梁由于之前被分割的缘故，只一郡地，其余五个王国封地皆三郡及以上，多数一、二字王国封域存在明显差异；至景帝四年，一字王国封域都变为一郡，之后也鲜有以数郡立国的情况。因此，西汉一、二字王区分，整体上存在由强到弱的变化。
王号字数区分的弱化，同样延续到了东汉。东汉一、二字王国封域仍然没有明显优劣差异。纵观东汉一代，一字王国多沿袭自前代，新封的王号逐渐模式化，有的取自郡名、县名，有的与地名无关，属于新拟，但基本都是二字形式。君主自己的皇子，也受封二字王号。
对于东汉王爵，学界多定性为郡王。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虽然东汉王国，封邑不复汉初广袤，诸侯王特权也大为缩减，仅能食其租税，不得臣吏民，较西汉确实发生不小变化。但这种王国势力的削减，自西汉中后期就逐渐显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东汉尚未有“郡王”爵称，至魏晋时才正式出现郡王。从汉代的诸侯王，到魏晋郡王，势必存在一个演变过程。据此，东汉王爵恐怕不能直接定名为郡王。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种变化？这反映了汉王朝怎样的政策理念？
周振鹤等学者指出，东汉皇子封王往往不之国，诸侯王与封国联系减弱。这提示我们，王号成为东汉君主表达封王用意的主要工具，东汉的王号分封模式，理应是刻意设计的。如前文所论，以二字王为主流，一、二字王几无区分，是东汉君主心中理想的封王模式。这与项羽的封王方案，十分类似。项羽并封一、二字王，意图减弱王号的“封建”属性，是为其称帝意图服务。汉王朝正式建立了统一政权，皇权至上，借鉴项羽的封王理念，继续推动王号从封建到郡县的转换，也在情理之中。七国之乱，加剧了王朝整改王国性质的决心。汉代二字王号，多与郡县名称有关，其数量的增多，增强了王号的“郡县”属性。另外，诸如燕、赵、齐等，无王时是称郡的，具有不少汉郡记忆。发展至东汉，王号的政治内涵，整体上更接近郡县首领称号，天子名号的历史记忆大为削减。汉代王号的这种发展态势，我们可以称为“王号郡县化”。
因此，根源自王朝君主对于王的天然芥蒂，促使汉王朝努力修饰、调整诸侯王身分，刻意推动着王号字数区分的弱化。王号的郡县化最终在魏晋时催生出“县王”“郡王”爵称，构成了郡王、县王出现的制度背景。
（二）不可回避的汉家历史记忆
必须强调的是，汉代王号字数区分虽然趋于弱化，但相比楚汉之际，仍有推进。
楚汉之际，主要是战国国名一字王号特殊，汉代具有特殊意味的一字王，范围有所扩充。如前文所列鲁、梁王号，属春秋大国名，吕王号取自姓氏，不过格式上带有先秦一字王号的历史记忆。我们可以将这类王号概括为古国名一字王号。
实际上，即使王号字数区分趋于缩减，古国名一字王号的影响力，在汉代未曾断绝。
武帝新封诸侯王仅两位一字王，即燕王、齐王，皆为亲子。武帝共六子，除长子戾太子刘据、汉昭帝刘弗陵，其余四位皇子都被封王。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五子刘髆、六子刘弗陵尚未出生，刘闳、刘旦、刘胥分别被封为齐王、燕王、广陵王。刘闳、刘旦为武帝次子、三子，相比刘胥及其后皇子，年龄居长，且刘旦、刘胥为同母所生，更应长幼有序，这也许是刘胥未封一字王的原因。董平均指出，汉武帝分封诸侯王，目的已不重在加强皇权，而是为了凸显皇帝的至尊地位，带有“亲亲之义”的原则。不难推断，武帝利用燕王、齐王号的优越性，来提升皇权尊严。宣帝新封的都是二字王国，其子刘嚣初为定陶王，甘露三年徙楚，成帝评价刘嚣“素行孝顺仁慈，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孅介之过未尝闻，朕甚嘉之。”看来刘嚣以孝顺正直著称，可能正因如此，得宣帝赏识，得封楚王。
东汉封王，也存有线索。《后汉书》卷50《梁节王畅列传》：
梁节王畅，永平十五年封为汝南王。母阴贵人有宠，畅尤被爱幸，国土租入倍于诸国。肃宗立，缘先帝之意，赏赐恩宠甚笃……（建初）四年，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
刘畅所封梁国，辖六县，与东汉一些二字王比，不算突出。这也符合东汉极力抹杀一、二字王区分的政策倾向。不过，史料显示，刘畅受明帝喜爱，章帝即位后，更是恩宠有加。前文论及王号是东汉封王时，传递政治用意的主要工具。那么封赐刘畅梁王号，很可能也是为了彰显圣恩。
另外，后世形成的一字王-二字王等级序列，更是证明虽然表面上，两汉一、二字王区分强弱有变，一、二字王区分的历史记忆却未必减弱，反而深入人心，影响着爵制发展的走向。
为何王号字数区分的历史记忆，没有在汉代中断，还延续及后世？王号字数区分的本质始终是源自先秦历史记忆吗？这需要还原至汉代封王的具体场景，思考一、二字王具体是如何区分的，关系到哪些权力分配的细节。
汉代古国名一字王分封与受封者身分有关，可彰显君主恩宠。刘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得封梁王，他的兄弟刘参则封作了太原王。刘揖早薨后，深得窦皇后宠爱的刘武徙王梁，“赏赐不可胜道”，梁国封地进一步扩张，“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邹阳、枚乘等贤士纷纷入刘武门下，这虽有刘武礼遇宾客的缘故，但他的“贵盛”地位显然也是吸引贤士的因素。
得封古国名一字王，有时还与功绩有关。刘泽，“高祖从祖昆弟也”，是刘氏远宗，吕后时封为琅琊王。琅琊国，只辖二郡地，可谓小国。其后刘泽拥立文帝有功，迁为燕王，燕国辖故秦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广阳之地，封域广阔。王号、封邑的变化，意味着刘泽身分地位的抬升。
长、次子之别，也影响着一、二字王分封。
《汉书》卷38《赵幽王刘友传》：
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为赵王。二年，有司请立皇子为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皆可王。”于是取赵之河间立辟彊，是为河间文王。
汉武帝“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以前，诸侯王之子除王世子，非有功绩不能轻易为王。刘遂作为长子袭封赵王，封域广阔，大致有《汉志》常山、中山、真定、魏郡、清河、巨鹿、广平七郡地。刘遂弟刘辟疆因功得王，但王号为二字，且封地狭小，与赵王国地域范围差距显著。
图二 ：汉文帝二年赵王国、河间王国封域图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齐、楚两国。
刘襄之后，其子刘则承袭齐王位。文帝十五年，齐王则亡后无子，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五，刘襄仅存的五子中，最年长的刘将闾得封齐王，其他则封二字王。
梁分五国后，由长子承袭一字王位，其余诸子同样封作二字王。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一字王，一般由长子袭封王号，其余诸子即使因功封王，也多为二字王。诸侯王次子的封地，多由王国划出，常以郡立国，以郡名为王号较为便捷。另一方面，古国名一字王自带特殊性，君主在加强皇权的追求下，估计无心多赐一字美名。因此，二字诸侯王，其子嗣无论长次，亦多为二字王。无论君主具体有无深意，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汉代二字王中，有部分群体，他们的身分是诸侯王次子，封地狭小，王号平凡，在长幼有序的宗族观念里，地位逊于兄长。
上述场景说明，汉诸侯王，在受封之前，有些人身分、地位就存在差异；君主出于彰显恩宠、建立等级秩序等目的，将古国名一字王号、二字王号匹配不同人群，封域等也会有所区分；不同类型王号历史记忆、封域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了受封者原本地位的区别，强化了他们的身分识别。
在这个过程中，王号字数区分的历史记忆也逐步更新、深化。相比先秦，汉代古国名一字王号的政治内涵进一步丰富，大致分两层，一是部分曾作为先秦国君名号，这一噱头使得这些王号具有佳名性质；一是多带有君主器重、恩赏的政治内涵，存在现实意义。二字王号则相对逊色，不少时候意味着国小地狭。尽管至东汉，不同字数王号的实际利益，差别不大，但在诸王身分、圣意与王号字数的频繁关联下，时人关于一、二字王区分的印象未必衰退，形成了影响后世爵制的关键的汉家记忆。
总体而言，通过汉代对楚汉之际王号字数区分的再建，后世尤其是魏晋，关于王号的历史记忆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汉代王国郡县化，魏晋之人“以郡县立国”的印象深刻，构成了魏晋时出现郡王、县王的制度源头。另一方面，一字王优越性的历史记忆始终存在，既包括先秦时的记忆，也包括统一王朝利用其进行身分标识的记忆。这一点，正是中古时期王号字数分等制度形成的重要渊源，无论对中国古代爵制史的演进，还是对王号等级研究，都不可回避。
结语
本文针对唐朝王爵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一字王、二字王分等现象，考察了这一王号字数分等制度的形成渊源。先秦以一字国名型王号为主流，这类王号多带有大国、天子名号的历史记忆。秦汉之际，项羽戏下封王，通过王号拟定为以后称帝服务，意图推动王号属性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化，既分封一字王号拉拢人心，又新创带有郡称色彩的二字王号，意图限制诸王身分地位，以加强统治，开创了一、二字王并封局面。
楚汉之际的王号字数区分，在汉代得到了延续与再建，形成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后世爵制走向的汉家记忆。一方面，随着政策变化，王号字数区分强弱有变，逐渐形成了“王号郡县化”的态势，构成了魏晋时郡王、县王等级出现的制度背景。另一方面，汉代君主频繁利用古国名一字王号，定位诸王身分地位，表达政治用意。在先秦国君名号记忆以外，再造了一字王与君主恩宠等挂钩的更具现实意义的历史记忆。塑建出一套，王朝利用一字王优越性稳定王朝政治、增强皇权尊严的传统故事。这正是后世形成王号字数分等制度的重要渊源。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讨论了王号字数分等制度的渊源，未能详细考论这一制度在中古时期的形成轨迹。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中古王号间的字数区分始终存在，唐代已经制度化。那么，为什么一、二字王区分在王朝统治中长期存在？其历史稳定性背后的动力机制是怎样的？整体看来，这反映的是线性继承与政治改造的制度演进特点。中国古代朝代更迭，新王朝的典章制度势必一定程度的因袭旧制，从这个意义看，楚汉之际一、二字王设立之初即具有的区分，注定被后世政权延续、利用。王朝统治的实际需求，又迫使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势必要经历现实政治的改造。因此，在政治形势、君主意志、文化积蕴等因素的作用下，王号字数区分的历史记忆，经历着历代政权的更迭再建，逐步强化，最终形成了一字王-二字王等级序列。
长期以来，关于中古王爵制度，学界习惯从爵称分等的视角进行考察。然而中古王爵爵称基数有限，相比于爵称分等，王号间的字数区分，历时性更长，发展过程更动态、绵延，就爵称与字数的二元视角来说，中古爵制研究还有很大探讨空间。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