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迄于南朝，皇帝在权力体系及礼仪制度中的独尊地位虽未改变，但皇帝的身份认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南朝皇帝有了明确的士人意识，除了乘舆、冠冕形制向士人看齐，精神生活也出现了名士化倾向，以清谈、书法、诗赋为精神追求。推究其因，乃是缘于南朝的门阀统治结构。诚如唐长孺先生所言，“我们注意到贵族政权中皇室本身也是贵族之一的特点，深刻影响到统治上层的权力分配”。作为门阀社会中的第一家族，皇室不仅要顺应士风，还须引领士风，这是宋、齐、梁皇室名士化的动因所在。
陈朝建立在南方土著豪族的支持之上，被陈寅恪先生称作“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上之大变动”。与前朝相比，在是否延续门阀统治的问题上，陈朝其实具有更大的选择权。然而陈朝不仅恢复了江左王朝的门阀结构，而且还高度认同了士族文化，皇室中更是出现了陈后主这样的名士领袖。唐人魏征将陈朝的灭亡归咎于后主之“多有才艺”，可见皇室的文化认同及后主的名士化，是关乎陈朝历史命运的一条重要线索。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陈朝皇室的士人化倾向予以研究，以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阐释陈朝的政治构造及其历史趋势。
一、陈武帝的文化认同与东宫选任之例的形成
关于陈朝皇室的门地，《南史·陈本纪上》云：“姓陈氏。其本甚微，自云汉太丘长寔之后也。”按惯例，凡书“自云”乃表明编撰者存疑之意。《陈书·高祖本纪上》记陈霸先祖父为太常卿道巨。按魏晋南朝官制，铨叙须参考祖、父阀阅，始祖世系或可攀附，但三代以内的仕宦却为众所知，难以造伪。据《南史·陈本纪上》，陈霸先“初仕乡为里司，后至建邺为油库吏，徙为新喻侯萧映传教”，“及映为广州，帝为中直兵参军，随之镇，映令帝招集士马”。严耀中先生根据里司及油库吏之任，判断陈霸先出身专役户，认为其社会地位低下，与劳动者相混。
若陈霸先祖父陈道巨确为太常卿，则陈霸先当为士族子弟，萧梁时士族子弟任里司还有陶潜曾孙之例。天监六年（507）安成王萧秀任江州刺史，“及至州，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秀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在东晋南朝的门阀序列中，寻阳陶氏为江南寒门士族，前任刺史以陶潜曾孙为里司之举属于官宦失序，故而萧秀加以纠正，辟其为西曹掾属。陈霸先的起家情况或许与陶潜曾孙类似，但其后继仕途更为艰难。从其为萧映传教、中直兵参军的经历来看，升迁途径接近于军户。刘劭弑杀宋文帝后，为争取社会支持，下诏“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国府入斋、传教、给使，免军户，属南彭城薛县”，可见传教为军户之职任。刘宋晚期名将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臧质为郡，转斋帅”。陈霸先为传教、中直兵参军，与黄回的仕历十分相似。陈霸先之兄陈道谭，“仕于梁世，为东宫直阁将军，侯景之乱，领弩手二千援台，于城中中流矢卒”，亦是遵循同样的仕进之途。
陈霸先的出身亦可从其两段婚姻可见。《陈书·高祖章皇后传》云：“高祖先娶同郡钱仲方女，早卒，后乃聘后。”陈霸先亡妻之父钱仲方的官职不见诸记载。《陈书·高宗柳皇后传》云：“初，高宗居乡里，先娶吴兴钱氏女，及即位，拜为贵妃，甚有宠。”陈朝义兴公主亦嫁于钱肃，可见陈氏与钱氏世代通婚。钱氏并不为高门士族所接受。陈宣帝曾欲任钱肃为黄门郎，尚书吏部侍郎蔡凝称之为“帝乡旧戚”，以“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为由拒绝。陈武帝章皇后出身吴兴士族，其父章景明“梁代官至散骑侍郎”，章皇后“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辞”。《陈书·高祖章皇后传》述：“高祖自广州南征交阯，命后与衡阳王昌随世祖由海道归于长城。”陈霸先随萧映赴广州时，章皇后已与之同行。陈昌为章皇后子，平侯景后，被拜为长城国世子、吴兴太守，时年十六。由此推知陈霸先聘章皇后当在大同二年（536）之前。而新喻侯萧映为吴兴太守的时间正是大同初年，陈霸先最迟在大同年间已经得到本郡士族的身份认同。
这一点也可以从陈霸先之侄陈蒨的婚姻情况得到印证。《陈书·世祖沈皇后传》：“世祖沈皇后讳妙容，吴兴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录事参军。后年十余岁，以梁大同中归于世祖。高祖之讨侯景，世祖时在吴兴，景遣使收世祖及后。” 陈蒨夫人沈妙容出身吴兴沈氏。沈氏为吴兴大族，自宋齐以来，在军事与政治领域屡出重要人物，门望逐步提高。沈约以后，沈氏在文化领域的声望也臻于高门。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评价沈约说：“约高才博洽，名亚迁、董，俱属兴运，盖一代之英伟焉。”虽不明沈妙容之父沈法深与沈约一支的亲疏关系，但从他在萧梁时担任安前中录事参军来看，其家系亦为门地较为清显的士族。《隋书·百官志上》载陈朝制度，皇弟皇子府中录事参军、板府中录事参军，品并第六”。《隋书·百官志上》又云：“陈承梁，皆循其制官。”沈法深虽未能跻身高流，但所居之位仍为清官。陈蒨与沈妙容的结合意味着吴兴沈氏对陈氏士族身份的接纳。从侯景之乱中沈氏与陈氏共患难的情况来看，二者间已经凝结了较为稳固的关系。陈蒨迎娶沈妙容的时间是萧梁大同年间，这正表明陈氏在陈霸先得到本郡士族身份认同后门地的上升。
从陈霸先仕宦经历与婚姻情况可见，他出身于寒门士族，地位一度沦至接近专役户、军户，故《南史·陈本纪上》将之记述为“其本甚微”。这或许是缘于陈霸先父陈文赞未仕之故。《南史·陈本纪上》述陈霸先的文化面貌为：“少俶傥有大志，长于谋略，意气雄杰，不事生产。及长，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推服。”“涉猎史籍”为对次门士族的习见描述，如《宋书》对毛修之、臧质皆有这一表述，陈霸先在文化上更为接近南朝次门士族，而非专役户或军户。正因如此，陈霸先对士族文化并不隔膜。《陈书·世祖本纪》载：“（陈蒨）少沈敏有识量，美容仪，留意经史，举动方雅，造次必遵礼法。高祖甚爱之，常称‘此儿吾宗之英秀也’。”陈蒨为陈霸先之侄，在其接受教育之时，陈霸先官位已显，故而陈蒨年少时的处境较陈霸先为优。陈霸先仅“涉猎史籍”，陈蒨却在“留意经史”之外，具有了名士风仪。陈霸先称赞陈蒨之语表明他对士族文化的认同。
门阀士族归附陈霸先，始于他平定侯景之乱、镇守京口之时。这些名士被陈霸先用以教导子侄。《陈书·衡阳献王昌传》载：“高祖遣陈郡谢哲、济阳蔡景历辅昌为郡，又遣吴郡杜之伟授昌以经书。”陈昌为陈霸先之子。谢哲出身陈郡谢氏，蔡景历出身济阳蔡氏，皆为高门士族。辅助陈昌，除协助处理政务外，亦负有教导之责。《陈书·蔡景历传》云：“衡阳献王（昌）时为吴兴郡，昌年尚少，吴兴王之乡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数，高祖恐昌年少，接对乖礼，乃遣景历辅之。”陈霸先担心陈昌接对乖礼，反映出他需要相关教育。蔡景历“善尺牍，工草隶”，“属文，不尚雕靡，而长于叙事，应机敏速，为当世所称”，以书法、文名彰显于梁陈之际。这些正是跻身士族名流所需的文化资质，故而陈霸先委任蔡景历教辅陈昌。除以蔡景历辅助陈昌外，陈霸先还将毛喜安排至侄陈顼身边，随之一同赴江陵以应梁元帝之召，并嘱咐陈顼：“汝至西朝，可咨禀毛喜。”毛喜“少好学，善草隶”，“有集十卷”，以才学为陈霸先所知。
梁陈禅让后，陈武帝陈霸先追谥世子克为孝怀太子。陈昌因西魏破江陵而被迁徙至关右，迟至天嘉元年（560）巴陵王萧沇等百僚上表仍以“第六皇弟昌”相称，储君名分始终未定。但陈武帝却委任了诸多高门士族为东宫官属，这一举措既意在表明对陈昌回朝的虚位以待，亦借以表达对士族文化的尊重，东宫官属照例有谕教太子之责。永定二年（558）正月，陈武帝以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新除左光禄大夫王冲为太子少傅。文帝即位后，王冲解少傅，王通以左仆射、侍中领少傅。王冲、王通皆出身琅琊王氏，亦均为梁武帝外甥。王冲母为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王通母为梁武帝妹义兴长公主。王冲“鲜有失德”，“又晓音乐，习歌舞，善与人交，贵游之中，声名藉甚”。王通在梁敬帝时领吏部，不仅熟悉门阀社会的内部关系，而且掌控铨选标准。陈武帝、陈文帝两朝皆以琅琊王氏为太子少傅，旨在传达陈朝文化政策的风向，即通过对士族文化的认同，实现皇室与门阀之间的融合，完成统治集团的精神建构。
除了以琅琊王氏出任太子少傅外，陈武帝还以周弘正为太子詹事。周弘正是名士中的风向标式人物，“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梁元帝《金楼子》称誉道：“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 在太子虚位的情况下，陈武帝以“一时之名士”出任太子詹事，主要考虑的是政治宣传效应。另一名士领袖徐陵之子徐俭，亦在永定初年（557）除为太子洗马。徐俭“幼而修立，勤学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为人，妻以女”，他是周弘正女婿。除王冲、周弘正等侨姓士族外，吴姓名士亦任东宫宫臣，如会稽孔奂被委以太子中庶子。《陈书·孔奂传》云：“好学，善属文，经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国刘显时称学府，每共奂讨论，深相叹服，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经由永定时期的东宫建设，陈朝形成了以侨、吴士族出任宫臣的惯例，这成为皇室名士化的重要制度环境。
二、陈文帝时期的皇子谕教与皇室文化面貌的高门士族化
永定三年（559）六月陈武帝崩，陈昌被北周羁控，未能及时回朝，陈武帝之侄陈蒨即位，是为陈文帝。对于陈文帝的文教素养与从政风格，姚察评价道：“崇尚儒术，爱悦文义，见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俭以御身，勤劳以济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东征西怨之后，宾实之迹，可为联类。”姚察曾任嘉德殿学士，又转中卫。天康元年（566）徐陵为吏部尚书，领大著作，引姚察为史佐。姚察不仅任嘉德殿学士，与陈文帝有较为密切的接触，而且负责修史，故而他对陈文帝“崇尚儒术，爱悦文义”的评价，当是有依据的。
较之陈武帝边缘寒士的身份，陈文帝自列于士林，在天嘉元年（560）八月戊子诏书中，他说：“朕自诸生，颇为内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华，观览时俗，常所扼腕。”陈文帝自认为起自“诸生”，“崇尚儒术，爱悦文义”乃其本业。天康元年（566）四月陈文帝下遗诏：“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渐，以为遗恨。”他在临终前仍以“俗教未弘”为憾事。陈朝皇室的名士化历程与陈文帝的关联甚大。
陈文帝即位于永定三年（559）六月甲寅，八月庚戌立嫡长子陈伯宗为皇太子。立皇太子距离其即位约为两个月，如此迅速地预立储君，乃是为了防备陈昌回朝之后的局势变动。《陈书·衡阳献王昌传》述：“高祖即位，频遣使请高宗及昌，周人许之而未遣，及高祖崩，乃遣之。是时王琳梗于中流，昌未得还，居于安陆。王琳平后，天嘉元年二月，昌发自安陆，由鲁山济江。”北周得知陈武帝死讯后，遣陈昌回归，意在引发陈朝继位争端。陈昌之所以未能及时回朝，乃是滞留于安陆之故。陈文帝须在陈昌回建康之前立储，以完备皇权。
按《陈书·废帝本纪》，“自梁室乱离，东宫焚烬，太子居于永福省”。陈伯宗生于梁承圣三年（554）五月庚寅，立为太子时年仅五岁，加以东宫焚烬，故而被陈文帝安排居住于永福省。萧梁时萧统被立为皇太子，“时太子年幼，依旧居于内，拜东宫官属，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依江左王朝旧例，皇太子虽因年幼而居住于禁内，但东宫官属却不能废其职守，仍须入直永福省。正因如此，陈文帝为太子配置了成建制的东宫官属。
除以高门士族王通为太子少傅外，陈文帝先后以出身陈郡谢氏的谢哲与琅琊王氏的王劢为太子詹事。谢哲“美风仪，举止酝藉，而襟情豁然，为士君子所重”；王劢“美风仪，博涉书史，恬然清简，未尝以利欲干怀”。任职太子中庶子的王玚也出身琅琊王氏，“沈静有器局，美风仪，举止酝藉”。王玚之父王冲尝为他辞领中庶子，陈文帝对王冲说：“所以久留玚于承华，政欲使太子微有玚风法耳。”另一位中庶子陆缮出身吴姓高门吴郡陆氏，“缮仪表端丽，进退闲雅，世祖使太子诸王咸取则焉。其趋步蹑履，皆令习缮规矩”。太子庶子萧允出身兰陵萧氏，“少知名，风神凝远，通达有识鉴，容止酝藉，动合规矩”。谢哲、王劢、王玚、陆缮、萧允均以“美风仪”著称，陈文帝以他们任职东宫是为了让太子受其“风法”的熏染。
在高门士族的教养中，经史文义与风仪容止同等重要。陈文帝除虞荔太子中庶子，侍太子读书。虞荔出身吴姓士族会稽虞氏，“美风仪，博览坟籍，善属文”，“以文史见知”，“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陈文帝曾称之“东南有美，声誉洽闻”。虞荔任太子中庶子的主要任务是“侍太子读书”，即担负经学、史学与文学的教导之责。太子舍人徐份为徐陵之子，“少有父风，年九岁，为梦赋，陵见之，谓所亲曰‘吾幼属文，亦不加此’”。陈文帝以“少有父风”的徐份为太子舍人，亦是为了让太子受到文学熏陶。
除太子伯宗外，陈文帝亦十分重视对其他皇室成员进行士族文化教育。《陈书·虞寄传》载：“文帝谓到仲举曰：‘衡阳王既出阁，虽未置府僚，然须得一人旦夕游处，兼掌书记，宜求宿士有行业者。’仲举未知所对，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谢，文帝曰：‘所以暂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也。’”衡阳王伯信为陈文帝第七子，出为宣惠将军、丹阳尹。陈文帝在为其置佐史之前，先选“宿士有行业者”，“令以师表相事”，与之“旦夕游处”。虞寄为虞荔之弟，亦为吴姓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好学，善属文”，曾因上瑞雨颂而被梁武帝比作陆云。在人格精神上，其寄少笃行，造次必于仁厚，虽僮竖未尝加以声色，至于临危执节，则辞气凛然，白刃不惮也”。
经由“旦夕游处”式的培养，陈文帝诸子大多具备了士族风仪与文化教养。次子伯茂“性聪敏，好学，谦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世祖深爱重之”，陈文帝将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赐予伯茂，“由是伯茂大工草隶，甚得右军之法”。三子伯山“伟容仪，举止闲雅，喜愠不形于色，世祖深器之”，“性宽厚，美风仪，又于诸王最长，后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婚飨宴之事，恒使伯山为主，及丁所生母忧，居丧以孝闻”。五子伯固“颇知玄理”，“至于擿句问难，往往有奇意”。十二子伯智“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经史”。尽管陈文帝在位仅七年，但这段时间正是诸子接受教育的童蒙期或青春期，他们“美风仪”的容止、“博涉经史”“颇知玄理”的涵养皆奠定于此。
陈文帝让太子及诸子在成长阶段与士族“旦夕游处”，还隐含着让他们在政治上获取门阀支持的意愿。《陈书·废帝本纪》云：“帝仁弱无人君之器，世祖每虑不堪继业，既居冢嫡，废立事重，是以依违积载。”陈文帝临终前对身后事深怀忧虑，遗诏说：“朕疾苦弥留，遂至不救，修短有命，夫复何言。……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临，王侯将相，善相辅翊，内外协和，勿违朕意！”陈文帝病重期间，“台阁众事，并令仆射到仲举共（孔）奂决之”，他召集孔奂等人商议后事，当听到孔奂对皇太子的效忠之言后，乃用孔奂为太子詹事。太子詹事“位视中护军，任总宫朝”，总管东宫官属及主理各项事务。太子詹事之职对羽翼太子至关重要。在孔奂之前，任职者为谢哲、王劢。陈文帝将太子詹事之职交予王、谢高门，也是为了让高门士族拥戴太子。谢哲在转任太子詹事之前为中书令，王劢亦是由中书令转迁而来，任职太子詹事期间还兼任着侍中，孔奂则为散骑常侍，与尚书仆射共决台阁众事。文帝以中书省中书令、门下省侍中、尚书省实际决策人转任或兼任东宫总管，正是为了保证太子继位时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陈文帝的这些人事安排，充分展示了他对士族文化与门阀权势的认同。
三、陈宣帝时期“太子亲莅庶政”及其对门阀政治传统的践行
光大二年（568）十一月甲寅，陈文帝弟陈顼借慈训太后令废陈伯宗为临海王。令中言明废黜陈伯宗的缘由是：“伯宗昔在储宫，本无令问，及居崇极，遂骋凶淫。居处谅暗，固不哀戚，嫔嫱弗隔，就馆相仍，岂但衣车所纳，是讥宗正，衰绖生子，得诮右师。七百之祚何凭，三千之罪为大。且费引金帛，令充椒阃，内府中藏，军备国储，未盈期稔，皆已空竭。”即居处谅暗不遵丧礼与费引金帛。由此可见礼制道德已成为陈朝的政治规范，乃至可以作为废黜帝位的依据。政治话语的道德化，是士族文化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结果。
夺取帝位的陈顼，曾与陈昌一同赴江陵入侍梁元帝，西魏破江陵后，又被俘入关中，天嘉三年（562）方才返回建康。尽管陈顼本人是“有勇力，善骑射”，并不以儒术、文义显于世，但其子陈叔宝却以才学显名，乃至成为士林领袖。《陈书·后主本纪》史臣曰：“后主昔在储宫，早标令德，及南面继业，实允天人之望矣。至于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陈叔宝的名士化，标志着陈朝皇室士族化历程的最终完成。
陈叔宝于梁元帝承圣二年（553）在江陵出生。西魏破江陵后，陈叔宝及弟陈叔陵并未随父北迁，而是留在了穰城。陈顼从北周返回陈朝之时，“以后主及叔陵为质”。陈叔宝、陈叔陵首次进入建康的时间是在天嘉三年（562），陈叔宝时年九岁。天康元年（566）陈叔宝十三岁时，陈文帝授之以宁远将军，并为之置佐史，陈叔宝在官僚体制中获得了职官身份。太建元年（569）正月甲午被立为皇太子时，陈叔宝已有十六岁。从成长经历来看，陈叔宝所受到的士族教育大部分是在陈文帝时期完成的。
陈宣帝即位后，延续了陈武帝、陈文帝认同士族文化的政策。《陈书·宣帝本纪》载，太建三年（571）秋八月辛丑，“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二傅、祭酒以下（可）赉帛各有差”。释奠礼为官学学礼，自晋武帝以太子亲释奠以来，东晋与宋齐梁均遵循故事。太子祭毕，皇帝常亲临并举办宴会，太子以下都会参加。因而，释奠礼被视为展现王朝圣德威仪的盛事。《陈书·儒林传》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陈书》为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撰，他们将举办释奠礼视作“一代之盛”的重要标志，代表了陈朝士人对释奠礼的政治理解。与《宣帝纪》的记载略有出入，《陈书·文学·陆瑜传》将太子陈叔宝亲释奠的时间记作太建二年（570）。陈宣帝夺取帝位后的两三年之内即举行释奠礼，主要意图是通过崇学来展示他及太子入继大统的正当性，同时希望借助举办学礼活动来获取以文教为立身之本的门阀士族之支持。关于此次释奠礼的盛况，《陈书·文学·陆瑜传》予以了记载：“太子释奠于太学，宫臣并赋诗，命瑜为序，文甚赡丽。”除了在太学行释奠礼之外，东宫宫臣还举办了有组织的文学活动。
太建初年的东宫，以谕教太子为核心任务。据《陈书·陆缮传》，太建初年，陆缮迁度支尚书、侍中、太子詹事，行东宫事，领扬州大中正，“及太子亲莅庶政，解行事”。陆缮出身吴郡高门，又领扬州大中正，负责京畿地区士人的中正品评定，实为当日的名士领袖。除侍中陆缮外，左仆射徐陵、特进周弘正、度支尚书王玚、散骑常侍袁宪、五兵尚书萧济亦在太建初“俱侍东宫”。掌诏诰的通直散骑常侍、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任太子左卫率，典军国机密的给事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毛喜为太子右卫率、右卫将军。蔡景历之子蔡征任太子少傅丞，后迁太子中舍人，兼东宫领直。陈宣帝又以任司徒时主簿蔡凝为太子中舍人，“凝年位未高，而才地为时所重，常端坐西斋，自非素贵名流，罕所交接”。蔡凝出身济阳蔡氏，为高门士族的代表人物。东宫初建之际，陈宣帝将东宫交付于门下省主官陆缮管理，并安排尚书省、散骑省主官陪侍，安排典军国机密的中书舍人负责宫卫，这些人事布局实将太子视作皇帝羽翼下须护佑、谕教的对象。
太子亲莅庶政之后，他对东宫官属的选任有了很大的人事自主权。《陈书·孔奂传》载：“初，后主欲官其私宠，以属奂，奂不从。”孔奂于太建六年至九年间（574—577）任吏部尚书，此时陆缮已经解行东宫事，并在太建七年（575）由太子詹事转任尚书右仆射。陈叔宝取得了对东宫的绝对控制权， “欲官其私宠”，最典型地反映在陆缮离任后太子詹事的选任上。
后主时在东宫，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令管记陆瑜言之于奂。奂谓瑜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宫，窃有所难。”瑜具以白后主，后主深以为恨，乃自言于高宗。高宗将许之，奂乃奏曰：“江总文华之人，今皇太子文华不少，岂藉于总！如臣愚见，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帝曰：“即如卿言，谁当居此？”奂曰：“都官尚书王廓，世有懿德，识性敦敏，可以居之。”后主时亦在侧，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奂又奏曰：“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亦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后主固争之，帝卒以总为詹事，由是忤旨。
江总于天嘉四年（563）归顺陈朝，太建年间为太子中庶子，后迁左民尚书。陈叔宝为了将他挽留在宫中，故而让东宫管记陆瑜言之于吏部尚书孔奂。遭到拒绝后，陈叔宝又亲自向陈宣帝提出以江总为太子詹事，并与孔奂当面辩论，并最终达到目的。太子詹事“任总宫朝”，是东宫最重要的职官，当太子与吏部尚书意见相左时，陈宣帝以太子意见为主。太子詹事如此，较之低阶的东宫职官选任，陈叔宝当有更大的话语权。如王元规，“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亲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赏赐优厚”。王元规为东宫学士，即由太子所选任。
在“任总宫朝”之太子詹事的选任问题上，陈叔宝与孔奂争论的焦点在于太子是否还需要东宫官属“辅弼储宫”“居辅导”。如前文所述，孔奂在陈武帝时任太子中庶子，太建五年（573）再次为东宫宫臣，领太子中庶子，同时又与左仆射徐陵参掌尚书五条事。孔奂的任职代表了陈文帝以来的谕教路线，即以位居官僚体系中顶端职位的士族兼领东宫宫臣，起到护佑与谕教的双重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奂提出的太子詹事人选是“世有懿德”“识性敦敏”的都官尚书王廓。陈叔宝的态度很明确，他否定孔奂的提议，坚持以江总为太子詹事，实际上是希望改变太子在东宫中处于被训导的处境。太建十一年（579）陈宣帝以衡阳王陈伯信为太子詹事，更是鲜明体现了东宫的这一用人原则与组织路线。陈伯信为太子堂兄弟，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士林名声皆不及太子。
太建九年（577）十二月戊申，“东宫成，皇太子移于新宫”。搬离永福省的皇太子，在新宫中有了更为独立的权威地位。《陈书·姚察传》较为详细记录了“太子亲莅庶政”后的东宫人事情况：“（姚察）补东宫学士。于时济阳江总、吴国顾野王、陆琼、从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学之美，晨夕娱侍。”顾野王出身吴郡高门，太建二年（570）迁国子博士，以本官兼东宫管记；太建六年（574）除太子率更令；寻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兼东宫通事舍人。陆琼亦出身吴郡高门，掌东宫管记；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转中书侍郎、太子家令；累迁给事黄门侍郎，领羽林监；转太子中庶子，领步兵校尉。陆瑜为陆琼从弟，初为东宫学士，与兄陆琰“并以才学娱侍左右，时人比之二应”。后以他官兼东宫管记，累迁永阳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褚玠出身侨姓高门河南褚氏，为太子庶子、中书侍郎，“太子爱玠文辞，令入直殿省”，太建十年（578）以本官掌东宫管记。傅縡出身魏晋旧门阀北地傅氏，他以本官为兼东宫管记，后历太子庶子、仆，仍兼管记如故。
上述诸人长期在东宫任三卿（家令、率更令、仆）及侍从（中庶子、中舍人、庶子、洗马、通事舍人），担任东宫管记，他们与太子之间并非只是一种“娱侍”关系，而是参预东宫决策、掌管东宫机密。如前文所述，太子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便是令管记陆瑜言之于吏部尚书孔奂。在举办释奠礼之后，东宫臣僚的赋诗活动，亦是由管记陆瑜为序。“亲莅庶政”后，太子在东宫中居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召集詹事、三卿、侍从“晨夕娱侍”，乃是他按照门阀政治文化处理政务的方式。《陈书·姚察传》载：“察每言论制述，咸为诸人宗重。储君深加礼异，情越群僚，宫内所须方幅手笔，皆付察立草。又数令共野王递相策问，恒蒙赏激。”姚察与顾野王“递相策问”属“言论”范围，负责“宫内所须方幅手笔”的起草则为“制述”。从姚察的这些“言论制述”可知，东宫官属的“晨夕娱侍”包含了政务处理、文书制作与政事评价的内容。
以“晨夕娱侍”的方式处理政事，其实是士族的政治文化。《陈书·后主本纪》云：“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江总诸人皆出身士族，在东宫居于“贵臣”之位，太子与他们以文学相处，是在践行魏晋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陈书·顾野王传》云：“时宫僚有济阳江总，吴国陆琼，北地傅縡，吴兴姚察，并以才学显著，论者推重焉。”东宫官属的“晨夕娱侍”被“论者”所关注，并被给予了积极评价，可见当时的士林舆论仍以门阀政治文化为其评价标准。陈叔宝让东宫官属“晨夕娱侍”，正是为了迎合士族的政治观念。如果说陈文帝的士族认同表现在对士族之仪表与知识的认同，那么太子陈叔宝的士族认同则表现为对门阀政治传统的接受与发扬。太子“亲莅庶政”后的东宫运行，不仅表明陈朝皇室已经完成了自身的高门士族化进程，而且表明已经能够熟练地将门阀政治的观念运用于实务中。在这个意义上，陈朝政治与门阀传统进行了深入的内在融合。
四、结 论
陈朝以南方土著豪族的支持为基础，统治结构与此前的江左王朝已经有所不同，故而在建立之初，陈朝在是否延续门阀统治的问题上其实具有一定的选择权。然而陈朝历代君主却认同了士族文化，并以之培育子侄，其教育结果是皇室高门士族化，乃至出现陈后主这样的名士领袖。推究其因，与陈氏的士族出身有关。从陈武帝在萧梁时期的仕宦经历与婚姻情况可见，尽管其地位一度沦至接近专役户、军户，但他仍属于寒门士族，这一社会身份使得陈武帝、陈文帝仍对士族文化秉持认同心理。陈武帝在未册立太子的情形下，先行选任东宫官属，旨在传达陈朝文化政策的风向，即通过对士族文化的认同，实现皇室与门阀之间的融合。经由永定时期的东宫建设，陈朝形成了以侨、吴士族出任宫臣的惯例，这成为皇室成员名士化的重要制度土壤。
陈朝皇室的名士化历程与陈文帝的关联甚大。陈文帝自列于“诸生”，“崇尚儒术，爱悦文义”，他委任侨、吴高门士族与太子及诸皇子“旦夕游处”，养成“美风仪”的容止与“博涉经史”“颇知玄理”的文化涵养。“旦夕游处”的安排，还隐含着陈文帝希望皇子获得门阀势力政治支持的意愿。
陈宣帝延续了陈武帝、陈文帝认同士族文化的政策，他在夺取帝位后的两三年之内即举行了释奠礼，意图通过崇学来展示入继大统的正当性，同时借以争取门阀士族的支持。陈叔宝“亲莅庶政”之后，改变了太子在东宫中的被训导地位，转而拥有了对东宫官属的选任权。他召集詹事、三卿、侍从“晨夕娱侍”，其实是按照士族的政治文化来处理东宫政务。陈朝皇室对士族文化的认同，从仪表与知识认同，演进至政治传统认同，陈朝政治由此完成了与门阀社会的融合。
综上可知，陈朝君主的士族文化认同对于陈朝的政治形态起着重要影响。这一认同不仅塑造了皇室成员名士化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他们的政治理念与从政方式，这是在经历了“三百年政治社会上之大变动”后，江左王朝政治传统得以延续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