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天宝四载（745）后突厥覆灭后，唐朝北部边疆的军事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代突厥而起的回纥也暂时未能对唐朝形成大的威胁。为了应对新的边地形势，唐朝从天宝初年开始，对北部边疆的防御体系进行了持续的调整，开始大力向北拓展势力。本文所言的北部边疆，主要指的是唐朝与蒙古高原游牧政权直接交界的河西、朔方、河东三大藩镇沿边地区。由于河西北部地区遍布沙漠，故后突厥衰落后，唐朝对河西的军防体系并未进行大的调整，仅仅是增加了沿边地区的兵力。真正能使唐朝突破地理条件的限制，往北扩展势力的是朔方、河东两镇，后突厥覆灭后唐朝北疆防御体系的调整就是以这两镇为中心而展开的。
严耕望曾对唐朝在河套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演变做过系统考察，王永兴、李鸿宾、艾冲、李宗俊、冯雨晴等学者在讨论朔方军的发展或河曲地区的驻军时，也都或多或少关注到天宝年间唐朝北疆边防的调整。但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学者们并未对这一调整展开充分讨论。任艳艳在讨论河东道的政区调整时，将重点放在了开元和安史之乱时期，对天宝年间的河东形势论述不多。徐伟虽然注意到了后突厥覆灭后王忠嗣对边防体系的整顿，但论述比较简略，《王忠嗣碑》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也未得到充分挖掘。
从天宝四载后突厥覆灭到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的十年间，是高宗以来唐朝北部边疆军事压力最小、唐朝军事优势最为明显的时期，但学界对这十年间唐朝北疆边防的讨论并不充分。除了天宝年间的北疆边防体系亟待讨论外，我们对这一时期唐朝势力向漠南地区的扩展、后突厥覆灭后唐朝的漠北政策等问题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有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爬梳史料，对上述问题再做申论，以期加深我们对安史之乱前唐朝北疆形势的认识。
二、天宝初年唐朝势力向漠南的扩展
要讨论天宝年间唐朝对北疆边防的调整，我们需要先对这一时期唐朝在北疆的势力范围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自从开元末期后突厥汗国内乱后，唐朝就一直在积极策划北伐，而在唐朝攻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阴山以北的漠南地区也逐渐从后突厥手中转归唐朝控制。漠南处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的交界地带，长久以来，南北双方围绕漠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争夺，而漠南地区的得失也往往预示着南北双方实力的消长。漠南对后突厥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骨咄禄就是以漠南的黑沙城为基地而最终复兴突厥的，与漠北的于都斤山一样，漠南的阴山地带也是突厥的游牧中心。正是因为漠南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故突厥也一直不遗余力地经营漠南地区。
默啜可汗时期，突厥就不断地向漠南拓展势力，唐朝在朔方一度只能与突厥“以河为界”。景龙二年（708），张仁愿修筑三受降城后，唐朝势力进入黄河以北地区，阴山以南渐渐转归唐朝控制，唐朝与突厥分据阴山南北的军事格局逐渐形成。到了开元时期，这一格局也未发生显著变化。开元十五年（727），突厥献马，唐朝“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从“就边”一词看，西受降城应为唐朝与突厥在漠南西部的分界，此时的西受降城即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奋斗古城，处于阴山之南。唐朝在河套东部的军事据点单于都护府，即今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同样位于阴山以南。综合可知，开元时期，以阴山为界，漠南西部地区分别被唐朝和突厥控制。但在漠南东部，即河东北部沿边地区，唐朝则未形成有效的防御格局，大同军、天兵军僻处朔州、太原，河东最北部的云州并无强大的军事力量。另据《通典·州郡典》，云州“北至长城蕃界三百里”，蔚州“北至蕃境，无郡”。所谓蕃界，即突厥界，长城则应是东起北京市延庆区，西至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北魏畿上塞围。《通典·州郡典》所载州郡建置的年代在天宝元年（742），可知天宝初年，唐、突厥在漠南东部大致以云州、蔚州北的北魏长城为界。
开元二十九年（741）突厥内乱后，唐朝抓住机会开始北进。天宝元年，王忠嗣“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败之，大虏其众，耀武漠北，高会而旋”，桑乾河在河东北部，可知王忠嗣此次作战的主战场在河东。王忠嗣击败奚后，还曾“耀武漠北”，但此处的漠北不大可能指突厥所在的漠北。据《旧唐书·王忠嗣传》，“时突厥叶护新有内难，忠嗣盛兵碛口以威振之”，王忠嗣在桑乾河之战后只是到了漠南与漠北交界的碛口，并未进入漠北。况且突厥此时实力尚强，连拔悉密都“畏服大种，不轻用兵”，唐军恐怕还难以进入漠北，因此这里的漠北还是理解为广义的沙漠以北更为合适。云州以北就存在沙碛，“云州之北，并是散地，备御之要，系杷头烽”，而“杷头峰北便是沙碛”。考虑到王忠嗣是从河东一路往北追击，则将王忠嗣所到的大漠比定为云州以北的沙碛应无大误。沙碛已在长城之外，王忠嗣此次乘破奚的机会一路北上，相当于将唐朝的势力扩展到了长城以北，打破了此前的唐、突厥势力界线。同年，王忠嗣“盛师临木剌”，并“出兵伐之，取其右厢而归”，大破突厥。唐朝此后在木剌山修筑了横塞军城，即今乌拉特中旗的新忽热古城，已位于阴山以北。综合可知，此次北伐，唐军突破此前的势力界线，进入阴山以北地区。天宝二年，王忠嗣“又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此处的突厥即逃入漠南的突厥余众，突厥残余势力被消灭后，“塞外晏然”。据《王忠嗣神道碑》，突厥覆灭后，唐朝“南并阴山，北临大荒，联烽接守，乘高掎要”，势力已经越过阴山，到达漠北交界处的沙漠，整个漠南已经被唐朝所掌控。自突厥复兴以来，唐朝在北疆的势力达到极盛，面对新的边防形势，唐朝在此后进行了一系列边防调整。
三、天宝年间唐朝对朔方、河东边防体系的调整
天宝初年，王忠嗣长期担任朔方、河东节度使，突厥灭亡后的北疆边防体系调整即主要由其进行。《王忠嗣神道碑》载：
公始以马邑镇军，守在代北，外襟带以自隘，弃奔冲而蹙国；河东乃城大同于云中，徙清塞横野，张吾左翼；朔方则并受降为振武，筑静边云内，直彼獯虏。巨防周设，崇墉万堵，开阳闭阴，拓迹爰土，藏山掩陆，磅礴固护。
所谓马邑镇军，即置于朔州的大同军，相比于直接与漠南接壤的云州，朔州更类似于内地。自突厥复兴后，云州就不断遭到突厥的侵扰。永隆元年（680）“突厥余众围云州”，永淳元年（682）薛仁贵“将兵击（阿史德）元珍于云州”，此役虽“斩首万余级，捕虏二万余人”，但仍只能“徙其民于朔州”，定襄县亦废。此后，突厥在永淳二年（683）“进寇蔚州”，文明元年（684）“又寇朔州”，垂拱二年（685），“寇朔、代等州”，次年八月，“又寇朔州”。朔、代、蔚等州都与云州相邻，突厥此时能频繁进攻三州，应与云州徙民废县后被突厥所控制有关。反观云州之南的朔、代二州，其地位就与云州大不相同。调露元年（679），突厥阿史德温傅反，“（裴）行俭行至朔州，……遂诈为粮车三百乘，……令居险以待之”。从裴行俭到朔州后，方安排御敌方略，并准备粮车看，朔州不仅是此时唐军的前沿阵地，还是提供粮食的后勤基地。开耀元年（681），阿史那伏念反，裴行俭“军于代州之陉口，多纵反间”，与朔州类似，代州也是作为唐军的前沿基地而存在的。相比云州，朔、代的军事实力也更强。永隆元年突厥余众围云州时，“代州都督窦怀悊，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将兵击破之”，永淳元年“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两次都是由代州的军事力量救援云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朔二州才是唐朝经营河东北部最重要的基地，而云州则是唐、突厥双方的势力交界带，地位并不显著。开元十八年（730），云州虽得到复置，但云州的军事地位仍不显，上述所言的“外襟带以自隘，弃奔冲而蹙国”，指的就是唐朝将重兵置于朔、代，而忽视了云州，以致云州的重要战略价值未能充分彰显出来。与云州相类的是蔚州。蔚州横野军“初置在飞狐”，扼守通往河北的飞狐要塞，飞狐县与灵丘县都位于蔚州南部，而蔚州北部则既无县，又无军，实际上与云州一样都被排除在河东北部的防御体系之外。圣历元年（698）八月，“癸丑，默啜寇飞狐，乙卯，陷定州”，默啜能一路南下，直逼飞狐口，正是由于蔚州北部无强大军事力量，长期处于突厥势力范围内。开元六年（718），为了策应九姓部落，横野军北移至大安城，十二年，又在横野军城设置安边县，蔚州北部的军事地位才逐渐得到重视。
明白了河东此前的军事格局后，再来看王忠嗣的调整，其意义就很清楚了。“河东乃城大同于云中，徙清塞横野”，包含了三项举措。一是将大同军从朔州北移至云州，强化云州的军事地位，将云州作为唐军进出漠南的前沿基地来经营。与云州军事地位上升相关的还有“筑静边云内”，即在云州之西，今右玉县境内筑静边城，扼守要塞杀虎口。静边军与大同军遥相呼应，共同将唐军的防线推到了晋北山地以外。第二项举措是“仍自灵丘移州理于安边城”，即将蔚州的州治从南部的灵丘县北移至横野军所在的安边县，州治移至横野军城无疑会抬高安边县的地位，蔚州北部的军事地位也因此得以提高。第三项调整是徙清塞守捉，清塞守捉在蔚州境内，原在地不详，从此前云州、蔚州的形势看，也应在蔚州南部，迁徙后的清塞城在云州东一百二十里，与静边军、大同军基本处于一线。因此，清塞守捉应该也是像严耕望、冻国栋所认为的北移。由此可见，王忠嗣对河东防务的调整实质上是将唐军的边防线北移，强化河东北部的防御力量。经过调整后，唐军形成了以北部的云、蔚为基地，大力向北挺进的新型防御格局，唐朝对漠南东部地区的控制力大幅提高。
对于朔方的防御体系，王忠嗣也做了调整，即碑文中的“朔方则并受降为振武”。《元和郡县图志》“单于都护府”条载，“初，景龙二年，张仁愿于今东受降城置振武军，天宝四年，节度使王忠嗣移于此城内”，可知王忠嗣所做的调整是将振武军从东受降城北移至单于都护府。要理解振武军北移的军事意义，我们还需要从唐初以来的河套防御体系谈起。单于都护府初设时，主要任务是镇抚安置在漠南地区的突厥部落，此时的单于都护府在今黄河沿岸的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突厥复兴后，曾数次围攻单于都护府，永淳元年“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次年，“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围单于都护府”。在突厥持续不断的骚扰下，单于都护府逐渐成为一座孤城，武后时期，默啜甚至直接向唐朝索要单于都护府之地。景龙二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后，不仅改变了唐朝与突厥以黄河为界的窘境，还使唐朝势力向北得到了扩展，三受降城也从此成为唐朝北边边防的重镇。但是，三受降城修筑后，还是无法阻挡突厥的侵扰。《臧怀亮神道碑》载：“（臧怀亮）仍充东受降城副使，公以虏骑应来，备预宜速，出敌不意，惟我有谋。乃毒以井泉，焚以草莽，中休罔以秣马，夕炊罔以汲人。”所谓“虏骑”，即突厥骑兵，突厥能直抵东受降城下，说明唐朝在东受降城以北地区并无抵御突厥的有利据点。臧怀恪为了应对突厥频繁的侵扰，只好“毒以井泉，焚以草莽”，通过投毒和焚烧野草的方式阻止突厥南下，这恰恰说明唐朝在漠南东部地区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突厥。
严耕望在讨论唐初的河套军事防御体系时，认为唐朝“西置丰州，东置胜州，置都督府统大军，屯田积谷，意在阻河为守，内以巩固河防，外以支援两都护府”。在唐初的河套防御中，丰州与胜州显然是两个极为关键的地点，在三受降城修筑后，这一防御格局并没有多大改变，三受降城的防御很大程度上还是与两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从东、西受降城与胜州、丰州的长官常由一人兼任就能看出来。也就是说，修筑三受降城的战略意义是相对于此前以河为境的窘境而言的。从根本上说，唐朝依靠东、西两个方向的黄河沿岸据点来抵抗突厥的防御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三受降城以外的漠南地区，唐朝的军事力量并不强。
开元十八年（730），唐朝“复置单于大都护府”，复置后的单于都护府位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的土城子遗址。和林格尔周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控遏前套平原及阴山南北的战略要地，从漠南进入漠北的要道——白道，也离其不远。王忠嗣北伐突厥时“出白道誓众，自单于北伐”，就是从单于都护府由白道北上进入漠北的。随着单于都护府的复置和北移，唐朝的势力也往北扩展到了阴山南麓地区。不过，此时的唐朝依然将重兵集中在黄河沿岸的三受降城，单于都护府并未成为唐朝向北挺进的有利据点。
突厥破灭后，整个漠南地区都处在唐朝的控制之下，改变原先以河套为防御重点的边防体系已经势在必行。在单于都护府设置振武军，实际上是将唐朝的河套防线整体向北推进，改变此前据河为守的态势，强化唐朝对漠南腹地的控制。自此之后，依靠振武军，唐朝在漠南腹地建立了稳固的军事基地，牢牢控制了阴山东部，并与东边的静边军、大同军连成一线，初步建立了稳固的北边防线。《王忠嗣神道碑》曾对王忠嗣调整后的唐朝北疆边防有过一番描述，“西自五凉，东暨渔阳，南并阴山，北临大荒，联烽接守，乘高掎要。塞风扬沙，绝漠起鸟，悉数于瞬息，传置于晷刻。玄黄不得杂其象，秋毫无以逃其状”。碑文所言虽不无夸大之处，但经过王忠嗣的大力调整后，唐朝在整个北部边疆的军事力量确实大为增强了。
王忠嗣离任后，他大力向北推进唐朝防线的政策被后继者所继承。天宝八载（749）“三月，朔方节度等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木剌山筑横塞军（城）”，横塞军城即今乌拉特中旗的新忽热古城，与处在阴山以南的三受降城不同，该城已处在阴山之北，这是唐朝首次在阴山以北筑城置军。此后，横塞军城因“苦地偏不可耕”，天宝十二载（753）“安思顺奏废横塞军，请于大同川西筑城置军”，新城即此后的天德军城。城“在西城正东微南一百八十里”，即今天乌拉特前旗境内的陈二壕古城，相比于横塞军城，新城更靠南。不过，唐朝将军城从阴山以北迁至大同川，并不意味着唐朝失去了对阴山以北地区的控制，相反，正如张文平指出的，新城修筑后，与三受降城形成了东西对应的关系，更利于唐朝的整体防御。新城“南接牟那山钳耳嘴，……牟那山南又是麦泊，其地良沃，远近不殊”，自然条件也优于横塞军城。整体来说，天德军城的修筑不仅强化了唐朝在河套西部的军事存在，还与既有的军城连成了一线，对于阴山地区而言，唐朝的控制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
至此，唐朝在河套东、西部地区都设置了大规模驻军，这些新的军城与原先受降城一起共同构成了新的河套军事防御体系。李吉甫曾对这一体系做过总结，即“其意以中城、东城连振武为左翼，又以西城、丰州连定远为右臂”，朔方军在河套地区的左、右两翼正式形成。经过一系列调整后，无论是河东，还是朔方，唐军的防线都已大大向北推进了，大同军、静边军、横野军、振武军、天德军已大致连成一线，彼此遥相呼应。云、蔚北部地位不显，河套军城兵力寡弱的局面不复存在，整个漠南地区已被唐军牢牢控制。
四、后突厥覆灭后的漠北形势与唐朝的应对
后突厥覆灭后，回纥逐渐兴起，并取代突厥成为唐朝在北疆的新对手。为了制衡回纥，维持漠北草原的均势，唐朝开始大力扶持葛逻禄与回纥对抗。葛逻禄“在北庭之北，金山之西”，处于东、西突厥（或突骑施）、唐朝三方势力之间，在天山以北的角逐中，葛逻禄的向背对三方势力的进退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唐朝的整个西域边防战略中，葛逻禄也占有重要位置。开元四年（716），唐朝策动葛逻禄进攻默啜“复雠雪耻，今正其时”。开元五年（717），为了应对突骑施的威胁，唐朝“发三姓葛逻禄兵与史献同掩袭”。正如玄宗在开元四年的诏书中所说，葛逻禄“积代已来，为国藩捍”，是唐朝在西域的重要盟友。开元二十九年（741）突厥大乱之后，唐朝立即策动葛逻禄进攻突厥，七月“癸酉，命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谕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葛逻禄势力由此从金山进入漠北。天宝三载拔悉密被回纥击败后，“葛禄与九姓部落复立回鹘暾叶护为可汗”，葛逻禄在拥立回纥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此时的漠北实际上是由回纥、葛逻禄联合统治的。
突厥破灭后，回纥、葛逻禄开始反目，《希内乌苏碑》北面第11行提到“三姓葛逻禄心怀恶意（从我统治下）逃走了。在西方，逃入了十箭（之地）”，此事发生在746年，即天宝五载，距离突厥被灭仅一年。华涛认为746年葛逻禄只是从漠北迁到了“十箭之地”这一较大地区的东部，即葛逻禄原居的金山（阿尔泰山）地区。川崎浩孝则认为有一部分葛逻禄迁入了天山北麓、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七河地区，此后葛逻禄分为了三部分，分别分布在于都斤山、阿尔泰山、七河。综合来看，746年葛逻禄被回纥击败后，应该确实有部分部落迁到了西部天山，但葛逻禄的主体部分还分布在金山地区。此后，葛逻禄与回纥的较量仍在持续。据《希内乌苏碑》，从天宝十一载起，葛逻禄便联合黠戛斯、拔悉密、鞠等部落开始对抗回纥。值得注意的是，天宝五载、十一载到十二载两次漠北局势紧张之际，葛逻禄都向唐朝派出了使节。两次朝贡，都是回纥与葛逻禄、黠戛斯等部落打得难解难分之时，葛逻禄选择在此时向唐朝朝贡，显然不会是巧合，我们有理由相信葛逻禄的几次朝贡应该都是希望得到唐朝的支持。与天宝十一载、十二载葛逻禄频繁的朝贡相对，回纥在此期间仅有一次朝贡记录，唐朝对葛逻禄、回纥的态度显然是有区别的。
葛逻禄及其盟友与回纥的战争最终以回纥获胜而告终，之后，回纥一路西进，《希内乌苏碑》西面第1、2行记载：
（754年）8月3日，［我］进军了。……葛逻禄的残存（人员）出逃，窜入突骑施处。……
10月2日……他来了。他在北方进行了……我下马（歇兵）。从那里直到边界，拔悉密和葛逻禄不存在了。
川崎浩孝从碑文出发，结合汉文史料中天宝十二载十二月后不见葛逻禄朝贡的记录，认为金山地区的葛逻禄部落在754年，即天宝十三载八月到十月间，因受回纥的压迫而西迁。从碑文看，754年葛逻禄在回纥的进攻下确实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也的确有部落进入突骑施，但能否据此将金山葛逻禄的西迁年代确定在754年，笔者持怀疑态度。首先需要补充的是，史料中关于唐朝与葛逻禄交往的记录并不截止于天宝十二载，而是天宝十三载。天宝十三载五月壬寅，玄宗为嘉奖葛逻禄叶护擒阿布思之功，特降玺书，书中提到叶护的俸禄“任于北庭请受”，可知直到天宝十三载五月，葛逻禄还在北庭附近的金山活动，八月才遭到回纥的进攻。关于葛逻禄撤出金山地区的时间，《唐会要》载：“至德后，部众渐盛，与回鹘为敌国，仍移居十姓可汗之故地。”此处明确记载葛逻禄西迁的时间是至德后，故有把握认为金山葛逻禄的最终西迁是在756年左右。
葛逻禄遭遇惨败后，之所以还能在金山地区活动，主要是由于唐朝的支持。岑参曾写过数首描述唐军西征的边塞诗，这些诗都提到了一场发生在金山的战争。在《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岑参写道：“轮台九月风夜吼，……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有：“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则有：“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诗中提到的封大夫，即封常清，封常清出任伊西庭节度使并“摄御史大夫”，是在天宝十三载三月，由此可将这几首诗的撰写时间确定在天宝十三载三月后。上引诗歌中有“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句，而根据吐鲁番出土马料账文书，十三载八月底到十一月，封常清一直在北庭，由此可将封常清西征的时间进一步确定在天宝十三载九月。
岑参还写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序》一文，此序已佚，仅有部分内容保存在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天宝中，匈奴回纥寇边，踰花门，略金山，烟尘相连，……天子于是授钺常清，出师征之”。廖立认为序中的匈奴指阿布思余部，不确，阿布思势力三月就已被消灭，封常清的西征对象应为注文中的回纥。结合上引《希内乌苏碑》，可知八月时，回纥发动了对金山葛逻禄的进攻，葛逻禄被击败后，回纥越过金山，“单于已在金山西”，到了九月，唐朝为援助葛逻禄而发动了西征。关于此战的情况，岑参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一诗中写道：“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从诗中的描述看，封常清并未与回纥发生大战，在封常清出征后，金山地区的形势缓和了下来，唐朝还招揽了大量的降虏。《希内乌苏碑》则言十月时，“拔悉密和葛逻禄不存在了”，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可能的情况或许是封常清出征后，回纥慑于唐朝的威势而未进一步进军，葛逻禄部落，也即诗歌中的“降虏”则大量归附唐朝，葛逻禄归附后，回纥也完成了打击葛逻禄的任务，便宣称葛逻禄已不存在了。无论结果如何，封常清的此次西征都有力地阻止了回纥的进一步西进，葛逻禄部落也在唐朝的保护下在金山地区存活了下来。到了至德年间，唐朝为平息安史之乱，将西域守军东调平叛，唐朝自顾不暇，再也无力干涉葛逻禄、回纥事务，葛逻禄失去强援后，只得西迁，回纥由此占据了金山地区。
五、结语
在后突厥与唐朝的较量中，漠南地区一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开元末期，后突厥内乱，唐朝抓住机会，大力向北拓展势力。后突厥覆灭后，整个漠南地区已被唐朝控制，唐朝的北疆边防压力大为减轻。之后，唐朝对原有的北疆边防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王忠嗣先后将大同军、清塞守捉、蔚州州治北移，河东北部的军事实力得到加强，云州、蔚州的军事地位逐渐凸显。与此同时，唐朝还大力强化了对阴山南北的控制，先是王忠嗣将振武军北移至单于都护府，继而又在阴山以北的木剌山修筑横塞军城，唐朝在朔方的防线由此得以向北推进。到了天宝末年，唐朝已经形成了以振武军为左翼核心，以天德军为右翼核心的新型防御格局，原先以黄河沿岸的三受降城为防守重点的军事格局得到根本改观。
后突厥覆灭后，为了防止回纥一家独大，唐朝还大力扶植葛逻禄、拔野古等部落对抗回纥。天宝十三载，回纥在追击葛逻禄过程中，西进到了金山地区，为了救援葛逻禄，并阻止回纥西进，封常清组织了一次针对回纥的西征。唐朝出兵后，回纥停止了西扩的步伐，葛逻禄也得以继续留在金山地区。但随着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经营北疆的成果也毁于一旦。叛乱发生后，河东北部被叛军控制，振武军与天德军则遭到了叛军的轮番进攻，唐朝此前建立的北疆边防体系濒于瓦解。唐朝极力提防的回纥则利用唐朝大乱的机会，将葛逻禄赶出了金山地区，并击败了黠戛斯，稳固了对漠北的统治。唐朝在天宝年间形成的北疆战略优势，最终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丧失殆尽。
（作者胡康，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