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区地跨渝黔湘鄂四省，高山深壑之间河流众多，乌江、酉水、清江、澧水等均有航运之利，但是许多河段滩多水急，航运作用发挥有限。由于河道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历史上虽时有治理上述河道的动议与小规模尝试，始终未能大规模实施。抗战时期，因军事运输和大后方建设的急需，在国民政府统一规划下，沿线各级政府积极行动，对上述河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勘察和治理。
学界关于近代中国河道治理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多集中于对长江、黄河、淮河等较大河流的研究，对偏远山区的河流着墨不多，本文关注的武陵山区的河流便是如此。据笔者管见，尚未有针对民国时期武陵山区河道治理的专门研究成果，部分论著对武陵山区河道有所提及，如谭清宣考察了抗战时期乌江流域航道治理与成效，陈符周将酉水和乌江的治理纳入川湘水陆联运开辟的进程中予以探讨。既往研究梳理了抗战时期乌江等航运发展的基本史实，但对河道治理着墨较少，对民国时期施工报告、档案资料等利用不足。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武陵山区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考察范围，梳理抗战时期乌江、酉水、清江、澧水勘查与治理的过程，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所产生的效益。
一、抗战时期武陵山区河道勘查与治理的背景及条件
（一）抗战时期武陵山区河道勘查与治理的历史背景
武陵山区山高谷深，陆路交通闭塞，河道多险滩，通航能力有限，在行政区划上其又处于重庆（抗战时期属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四省交界地带，地为“边地”，人为“边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全国整体水平。一般情形下，在本区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会面临投入大、产出小的不利境遇。因此，虽然区内河道险滩众多，但历史上并未组织大规模的河道勘查与治理。直至抗战时期，基于特殊的社会背景，在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和地方水利机构的组织下，本区的几条重要河道才得到较为系统的勘查和治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地区面临严重威胁，促成了声势浩大的“西迁运动”，大量工厂和人口迁往后方，使得大后方交通运输需求激增。随着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和1940年6月宜昌失守，作为国统区东西交通干线的长江航运线功能逐渐减弱，并一度被切断，当局被迫筹划新的交通路线以满足军事、经济运输需求。武陵山区刚好处于前线与后方的缓冲地带，部分区域邻近战区，当时虽有川湘公路贯通东西，但运力有限，使得对水运的需求愈发迫切，促使当局下决心治理河道以完善交通体系。
（二）抗战时期武陵山区河道勘查与治理的条件
武陵山区位置偏远，几条主要河道得以勘查和治理，受益于一些有利的条件。
其一，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的政策支持。在抗战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后方交通的整治势在必行，武陵山区几条主要河道的治理，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视，蒋介石也亲自对乌江的治理予以指示。由于大后方交通运输需要，国民政府提出“川湘水陆联运”策略，而“川湘联运，在湘省方面，必须经过酉水”，同时“乌江为川湘水陆联运，在川省必经之水道”。鉴于乌江和酉水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其治理工作被当作国家战略来运作，由国家级水利机关具体执行。此外，地方政府也予以大力支持，如四川省将乌江和酉水都纳入其治理水道计划，希冀达到乌江“川境内小轮或大木船周年通行”、酉水“小轮或大木船由秀山龙溪起周年可到湘境”的目标；湖南省政府亦积极开展酉水的勘查与治理；澧水和清江的勘查与治理则主要由湖南省、湖北省的地方水利机构组织实施。
其二，较为完备的水利机构有利于工程的推进。到抗战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水利机构。由中央部门主持的导淮委员会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迁入后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大后方河道的勘查与治理上，分别主导了乌江和酉水的治理。各省也先后成立水利机关，并根据需要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河道勘查与治理，湖南省水利委员会下的沅酉工程处、酉水工程处、澧水工程处，湖北省江汉工程局的清江工程期，事务所等。
其三，具备了一定的施工经验和技术保障。到抗战时期，各水利机构已经在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等地组织过较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工程，修筑纤道、驳道施工等均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绞滩和轰滩技术也日渐成熟并得到推广，汉口航政局在长江办理的绞滩工程成效很好，“嗣即逐渐推广，继续在湘西之沅水酉水，四川之嘉陵江乌江，分别办理绞滩事宜”；轰滩技术也逐渐成熟。
二、抗战时期武陵山区河道勘查与治理的实施
（一）乌江的勘查与治理
乌江发源于贵州，流经思南、酉阳、彭水等地到涪陵入于长江，是川黔间的重要水道。由于滩险栉比，通航能力有限，龚滩以上河道少有舟楫航行，即便涪陵到龚滩这一较易航行段也有不少险滩，对通航不利。
在治理乌江前，导淮委员会与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贵州省建设厅、四川省水利局等曾联合对乌江进行勘查。此次勘查自1938年1月20日开始，至3月10日结束，对乌江的地质、水文、滩险等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收集。导淮委员会乌江工程局成立后又组织乌江测量队，主要测量涪陵至龚滩的水道，勘测完成后又被改组为龚思段测量队，测量龚滩到思南的水道情况，并于1939年11月完成测量。1940年1月，在施工的同时又成立思筑段测量队，预备对乌江上游思南至贵阳段进行测量，但由于时局影响，仅测完思南到桶口段及石阡河、唐岩河部分水道即于同年6月宣告结束。后因工程需要，乌江工程局又专门对新滩、潮砥等险滩及清水江、南明河、芙蓉江、郁江等支流进行勘测。
1938年，乌江工程局勘查涪陵—龚滩段后，拟具《初步施工方案》，计划分两期实施治理工作，第一期工程包括轰除羊角碛等28处险滩、修建冬青背等8000公尺纤道；第二期工程除进一步推进一期工程外又增加对龙船沱等25处险滩的治理。工程自1939年初开始实施，到5月汛期来临后暂停。鉴于后方河道治理对抗战的重要性，蒋介石亲自指示：“本会后续工作，已决定为整治乌江……务以最精密之计划，最优良之技术，最奋迅之时间……限期成功。”于是导淮委员会再次制定工程计划，将之前的涪（陵）龚（滩）段和龚（滩）思（南）段各项工程全数纳入。
1941年，乌江工程的重点为涪龚段麻柳嘴等19处轰滩工程、落石半等25处纤道工程、小角邦等9处绞关工程、龚思段鸡头子等22处轰滩工程、浪不清等22处绞滩工程及羊角碛、新下岩、沿滩、龚滩4处特别险滩治标工程等。1942年，乌江治理工作集中在涪陵至彭水间的汽船航道与龚滩驳道的修筑，龚思段工作因缺乏资金暂停。1943年的工作内容为续办涪陵至彭水间的汽船航道及龚滩驳道工程，并择要办理龚滩以上的轰滩、纤道、驳道等工程。到1944年，涪陵到彭水间的汽船航道治理工程基本竣工，工程局开始着手对彭水至龚滩段的汽船航道进行治理，并续办龚滩至思南段各项工程，择要办理思南以上工程。1945年，治理工程主要为续办彭水至龚滩间汽船航道，以及龚滩、思南间未完成之纤道、驳道工程。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的战略地位下降，乌江水道整治也不再关乎抗战建国大局，失去了进行大量投入的必要。1945年8月，工程奉令停工，到12月，乌江工程正式结束。
（二）酉水的勘查与治理
酉水有南北二源，一般认为北源为正源，发自湖北宣恩、鹤峰交界处的将军山白水河，向西南流入来凤，后在湖南龙山石堤镇与南源汇合。南源发源于重庆酉阳，向南经秀山又东流，至湖南龙山石堤镇与北源交汇。两源汇合后经保靖、古丈、永顺、沅陵等地流入沅江。其中石堤镇以下河段通航能力较强，以上河段无论南源、北源，航运能力均较小。
实施酉水南源及主河道勘查与治理的机构先后为湖南省水利委员会⑧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在湖南省水利部门的主导下，1933年就拟定了水道治理计划，要“辟隐石以去湍流，束宽谷以冲沙滩，使西达川黔，南至粤桂”，而欲“西达川黔”，酉水的治理是必不可缺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治理后方水道任务迫切，湖南省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的《疏治沅酉二水以利川黔湘鄂边区之运输而裕民生案》就主张大事整顿酉水。酉水对于后方运输的重要性也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经济部咨文称“沅陵至龙潭间之酉水暨沅陵至镇远河之沅水与抚水均于后方运输至关重要，现经行政院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拟具水陆联运计划，对于各该水道亟应分别整理以期适应目前需要”，湖南省政府方面亦认为“整理沅酉资各水，关系国防交通与生产建设，至重且巨”，不久即着手开展治理工作。1939年4月1日，湖南省在水利委员会下设沅水工程处，主要开展沅水的治理，并将酉水的勘查与治理纳入工作范围，在沅水工程处下设立酉水测量队先行进行测量。
随着日军对华中地区的攻势加强，交通要塞宜昌面临极大威胁，后方运输压力进一步加大。因“酉水流域关系后方运输极为重要，所有滩险亟应勘测疏濬以利航行”，湖南省于1940年4月将沅水工程处改组为沅酉工程处，加强对酉水的重视，于8月完成沅陵至龙潭间水道的测量，并拟定了治理计划。因湖南省水利委员会经费紧张，沅酉工程处又兼管沅水、酉水两项工程，经呈准国民政府将酉水治理工作交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办理。
1940年10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奉令接管酉水工程，又派员由龙潭下行，测量龙潭至沅陵段河道，并于同年12月于龙潭设酉水工程处筹划施工事宜。据勘查，酉水龙潭至沅陵段水流湍急，险象丛生，光是险滩，龙潭至庙泉段就有28处，庙泉至石堤段23处，石堤至保靖段40处，保靖至沅陵段50处。酉水工程处拟具工程计划，预计治理主要滩险31处、零星工程28处，并开辟纤道安设绞关等，目的在于实现酉水的全年通航。
由于施工点位置偏远、材料购置不易，酉水工程直到1941年3月才正式开工。6月，全部或局部治理了鱼梁、短洞子、长洞子等滩险10处，并修筑黄豆滩等纤道20余处。雨季到来后，除纤道工程继续外，其余暂停。10月大水退去，工程恢复。到1942年5月，共计治理航道27处，辟修纤道26处。此后，由于经费缺乏和匪患严重，酉水工程部分停工，后经呈报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增加经费，才得以继续办理。1942年8、9月间，对河道再次勘测后又拟具第二期工程实施计划，11月间陆续开工，到1943年6月，计划中大部分工程得告竣工。工程完成后，计浚渫航道31653.7公方，炸除礁石15468.37公方，筑导流堰6979公尺，修筑纤道39.68公里。
此外，湖北省也对酉水北源进行了勘查。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北省第七区专署呈《建设施鹤方案》，建议将清江、酉水一并治理，后因清江全部位于湖北省，得以提前实施。酉水的勘查工作则推进较缓，到1939年2月，湖北省财政厅秘书葛之茎对酉水流域的经济状况、水利情况等做了初步的调查，形成《调查酉水报告》，并提出治理意见。次年10月，湖北省建设厅因酉水“为连贯湘鄂西部唯一水道”，又鉴于酉水南源正在治理，故派人重点勘查了酉水湖北段。此次勘查自来凤县官渡口起下至川鄂交界处的鸡笼滩，主要勘查内容为酉水主干道及支流的河道情况。《酉水查勘报告》具体列举鸡笼滩等65处滩险的位置、长宽、水位、险情等，并针对酉水现状提出炸毁航路障碍、开凿人行纤道、疏濬滩濑节制流量、调整河床划一比降、严禁拦河码石、建潜水坝防止砂砾等6项措施。调查者亦强调酉水滩险繁多，治理起来“工艰费巨”。实际上，由于当时湖北抗战形势严峻，关于酉水治理问题虽屡有提及，来凤县等地方也多次提倡兴工，但直到抗战结束，也未能大举付诸行动，酉水北源仅能实现来凤卯洞以下河段的小船通航。
（三）清江的勘查与治理
清江发源于湖北利川西部，蜿蜒经恩施、宣恩、建始、巴东、长阳等地，于宜都入长江，是湖北省的重要运输通道。
1933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江汉工程局曾派员对清江进行初步勘查，历时两个月完成。此次勘查由宜都逆流而上，考察人员行至三友坪后由陆路折向野三关转到恩施，重点考察宜都至三友坪一段，考察内容主要为清江水文、地质及沿途经济情况。据《查勘湖北清江水道报告》，清江流域险滩众多，宜都至资坵有张飞滩等68滩，资坵以上，有驴子滩等64滩。勘查者认为治理清江最好的办法“只有节节建筑新式坝闸”，以活动坝与船闸结合的方式实现通航。此次调查后，由于条件限制，未实施相应的河道治理工程。
武汉沦陷后，湖北省政府于1938年10月西迁恩施，清江的交通地位急剧上升，湖北省再次将改善清江水道提上日程。鉴于上次清江勘查重点放在三友坪以下河段，湖北省政府与江汉工程局又组织人员着重进行了上游的勘查。此次勘查自恩施逆行至利川，再从马水河到建始，又沿忠建河上行至宣恩与咸丰，最后循清江下至三友坪，与江汉工程局的测量范围衔接。勘查工作自1939年5月开始至11月结束，基本完成了清江上游河道的实测。据勘查，自两河口至三友坪有险滩88处，自绵阳口新渡坝以上，只有恩施至屯堡可以实现常年通行木船。测量队工作人员认为清江的治理应当遵循“因势利导”的原则，提出疏濬浅滩、整理湍流、束流工程、开盘纤道等4项措施。
此次勘查后，在中央水利建设费支持下由湖北省政府组织进行了施工治理。据参与者刘韵石回忆，1940年11月江汉工程局下设清江工程事务所进行清江治理，所需技术人员从第八工务所（即前荆江堤工局）调用，工程自1941年1月开始筹办，至1945年1月完成，计疏濬险滩3处，轰炸险滩4处，修筑束水墙3处，建筑仓库码头各1座，修筑道路1处，后“因时局紧张，经费缩紧，人事变迁”，工程完成不再继续。此外，清江沿途各地方也因具体需要，对河道进行过一些治理，如长阳县组织的长阳县疏滩委员会治理了簸箕滩、牛皮滩等处以便军事运输。
（四）澧水的勘查与治理
澧水源出于湖南桑植西北部，历经桑植、大庸、慈利、石门、临澧、澧县等地，后经津市、安乡入于洞庭湖，为湘西北重要的交通线路。
澧水航道艰险，早在清代，当地居民就进行过一些治理尝试。由于工艰费巨，经济效益不大，治理工作一直没有大规模进行。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省于1939年提出进行澧水测量，拟具《澧水测量计划》等，预计“测量范围暂自澧县起至大庸县止……共需十二个月”。次年6月，湖南省水利委员会成立澧水测量队，由下游溯江而上进行测量，因受日军进攻宜昌影响，至1941年方告完成。据勘查，澧县至大庸共有险滩123处，其中澧县8处、临澧县7处、石门县16处、慈利县70处、大庸县22处。
针对澧水的实际情况，湖南省水利委员会提出了治理河槽、改直河道、化河为渠、整理纤路、防御洪水等治理措施，并制定施工方案，预计第一期于1942年完成澧县至慈利间河道，第二期于1943年完成慈利至大庸间河道。此后在耒阳组设澧水工程处进行施工。由于日军屡犯，工程处几经迁移，施工也时断时续，直至抗战结束也未完全竣工。值得注意的是，澧水治理工程往往根据实际需要由地方政府募工进行。如1941年12月慈利县大兴滩山石崩塌将河道阻隔，来往船只必须卸空才能通过，最后由慈利县政府进行勘查疏濬。由于条件的限制，澧水治理未能像乌江、酉水工程那样集中进行，只是在总体计划下，根据需要便宜行事，施工规模与取得的效果也相形见绌。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各水利机构对武陵山区的乌江、酉水、清江、澧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勘查和治理（见图1），其中主要治理河段为乌江龚滩以下河段和酉水石堤以下河段；次要治理河段为乌江思南至龚滩段、酉水龙潭至石堤段及清江、澧水的中下游；几条河流的上游则以勘测为主，施工规模较小或未能施工治理。上述特点的呈现，受到各河道航运重要性、施工难度及经费预算等的影响，各主持机构不能全面开展河道治理工程，只能根据需求择要施工。总之，正是在艰难的时局中，因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武陵山区的几条主要河道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勘查与治理，并产生了一定的效益。
三、抗战时期武陵山区河道治理的效益
武陵山区处于大后方与前线的缓冲区域，又为四省交界地带，抗战时期交通地位突出，其中乌江和酉水是联系川湘黔三省的重要路线，澧水是联系湘鄂的重要水上通道，清江是沟通湖北省东西部的交通要道。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这些河流航运条件的改善，对完善后方交通网络、便利军事运输和促进后方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意义。
如图1所示，抗战时期武陵山区的河道与重要公路连接起来，共同形成了连接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的交通网络。尤其是在“川湘联运”的政策背景下，武陵山区几条重要河道的治理和航运能力的提升，对“川湘联运”体系的构建乃至整个大后方交通网络的完善都有积极作用。
在乌江治理之初，大抵因“乌江为流贯川黔两省之唯一巨川”，国民政府希望对其加以治理以“开辟渝筑间水运之路线”。随着时局发展，尤其是长江水运中断后，联系中国东西部的大动脉被掐断，一时间川湘公路成为东西交通的咽喉，而汽油又非常紧缺，陆上交通难以超负荷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贯穿川东南、可与湘黔相接的乌江越发受到重视。时人认为：“要想达到减轻川湘线的负担，就不得不注意到作用较大的乌江水道，和设法去发挥它在运输上最大的效能。”实际上，在 1940年9月宜昌失守之后，乌江、酉水河道的畅通成为国民政府“川湘联运”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
“川湘联运”是国民政府为改善国统区交通而实行的运输政策，继1939年川湘盐务联运处、1940年招商局与民生公司联合成立的川湘联运处后，1941年6月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式全权经营其主要业务。宜昌失守之后，两湖地区经长江入川的水路被阻断，“交通部有鉴于此，特辟设新线，利用沅、酉、乌三水道，经涪陵至渝，而在酉乌两水间，分别以公路及驿路接运”。这条利用沅水、酉水、乌江及陆路连接起来以联系川湘地区的线路，即是“川湘联运”的主干道。“川湘联运”以重庆与衡阳为起止点，中间又因运输方式分为5段，其中衡阳至常德为轮船运输，常德到沅陵、里耶再到龙潭为经沅水、酉水的木船运输，龙潭至龚滩为人力背负运输，龚滩至涪陵经乌江以木船运输，涪陵至重庆为轮船运输，全线共长1600公里。除上述路线外，当时还有重庆—涪陵—彭水—郁山镇—马家坝—两河口—龙潭— 妙泉—里耶—沅陵—常德—衡阳等路线。但不论具体路线如何，乌江与酉水都是“川湘联运”的必经之路。
澧水与清江的治理，也有利于国统区交通网络的完善。抗战时期，“鄂西川边各地，军民所需粮食，咸仰给于滨湖”，而澧水连接湘鄂，是滨湖地区粮食西运的要道。此外，澧水的军事运输作用也较明显，因而澧水治理往往由第六战区司令部出资交沿途各地具体实施。而“鄂西南连湘黔，西毗巴蜀，东临荆宜，北达襄郧，实交通之枢纽”，清江经治理后实现了分段通航，对鄂西交通多有助益。
此外，武陵山区河道治理后航运能力大大提升，便利了川黔地区与两湖地区的物资交流，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乌江航运改善后，运输量大增。宜昌失守后，据估计由乌江运输的货物“年有九万五千公吨，其效用等于载重二公吨之汽车日有一百三十辆行驶其间”。由于河道改善和运量增加，乌江流域原有木船供不应求，1942年，民生公司专门在丰水期开通涪陵至彭水的轮船。1943年，乌江“滩险已除十分之七，涪陵至龚滩一段，大盐船已可安全行驶……乌江自治理后，对于川黔湘三省货物运输，方便很多”。乌江在治理以前，盐船上行需要纤夫24人，治理后只需要18人；之前盐船从涪陵到彭水需要20多天，整理后降至17天。对滩险的治理也降低了事故发生率，“上下船只，无论在速度及安全方面，均有显著之进步”。酉水的治理，产生了船只载重增加、行船日程缩短、盘驳费用降低、毁船损失减少、装卸货物时间缩短等效益。经过治理后酉水运输能力提升，“船只载重增加一倍，行程减短一倍……运费可节省一半以上……至在战时增加军需及物资之流通，与减少无谓之损失，更非可以金钱数字衡量之也”。澧水的治理也促进了货物运输，“澧水在湖南境内流经七县之地……而其货物之交流，多以澧水为要道”。清江治理之后航运条件得到改善，清江港口资坵镇“抗战时期码头年吞吐量最高年份为3.6万吨”。
四、结语
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之下，武陵山区成为前线与大后方的重要缓冲地带，战略地位提升，因而区域内几条大的河道得到较为系统的勘查与治理。抗战时期武陵山区的河道治理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在战争环境下国家经济中心转移、政府政策导向变化、经济开发和军事活动等多重因素使得武陵山区的河道勘查与治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种“机会”蕴藏于国家危机之中，又随着国家危机的解决而消失，因而抗战胜利前后相关工程即宣告结束。
抗战时期武陵山区河道勘查与治理的展开，受益于各级政府的支持，并得益于水利组织的完善及河道治理经验技术的积累。尤其是在“川湘联运”背景下，乌江与酉水的治理备受重视，被当作国家战略来实施，分别由迁入后方的导淮委员会和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主导进行。抗战时期武陵山区河道勘查与治理也面临种种困难，如经费短绌、人员缺乏、条件艰苦等，这些因素制约着河道勘查治理的效果。但在有限的条件下，各地克服困难，使得武陵山区河道治理取得一定成效，如支持“川湘联运”体系的构建、完善大后方交通网络和便利区域物资交流、促进经济发展等。
（作者宋祖顺，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兼职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