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条件是文明发育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自西汉晚期到东汉,气候由温暖湿润转为干燥寒冷。气候变迁导致草原民族内附而汉王朝北边居民南下,大量移民转徙江南。这一历史演变对丝绸之路史的动态进程也发生了影响。由于关东地区经济地位的提升,洛阳成为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交通具有了影响世界史的作用。河洛地区基础雄厚的文明积累对远国异族形成了影响,而中原社会生活也因此显现出积极接受由丝绸之路西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诸多迹象。丝绸之路史、河洛地方史与生态环境史研究,都应当就此有所关注。
一、“天人之应”：两汉气候变迁及其历史影响
探究、理解和说明“天人”关系,是汉代重要的文化命题。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为学术理想。后人赞扬《史记》,言“七十《列传》,各发一义,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数”,而《货殖列传》“亦天人古今之大会也”。《韩诗外传》卷七写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公孙弘曾经提出“明天人分际”。《淮南子·泰族》则继承《荀子·天论》“明于天人之分”的说法,强调“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天人之应”的说法,见于汉武帝策问文字及班固对“刘氏《洪范论》”的评价,是汉代正统儒学使用的语言。匡衡说:“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关于“天人之际”的论说谈到“阴变”“阳蔽”以及“水旱之灾”,“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以为灾变即“天人之际”平常秩序与合理关系的错乱。
西汉晚期典型的史例,有多次气候异常。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三月发生过一次暮春霜害,导致了夏秋农田收获的严重损失:“雨雪,陨霜伤麦稼,秋罢。”《汉书》卷九《元帝纪》又记载了建昭二年(前37)“冬十一月,齐楚……大雨雪”。《汉书》卷一○《成帝纪》写道:建始四年(前29),“夏四月,雨雪”。《成帝纪》还记载:“(阳朔)二年春,寒。”《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阳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王莽时代严重低温的异常气候记录更为频繁。《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记载天凤元年(14)事:“四月,陨霜,杀屮木,海濒尤甚。”初夏降霜,是极罕见的现象。又记载:“三年二月，……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荀悦《汉纪》记此事,写作:“大雨雪深者二丈,柏竹咸枯死。”《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又记载了天凤四年(17)的一次“大寒”:“是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太平御览》卷八七八引《汉书·五行志》:“王莽天凤六年,四月,霜,杀草木。”《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又说到地皇二年(21)灾情:“秋,陨霜杀菽,关东大饥。蝗。”地皇三年(22)四月,王莽下令“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说:“惟阳九之阨,与害气会,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于春尤甚。”可知地皇二年灾害,影响到次年的社会安定。此后依然有严重的灾情在史书上留下了记录。如《太平御览》卷八七八引《汉书·五行志》:“地皇四年,秋,霜,关东人相食。”《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写道,王莽专政时,“常苦枯旱,亡有平岁”。则说灾害连年发生。
随后的气候异常仍然持续。《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记建武四年(28)事,写道:“自王莽末,天下旱霜连年,百谷不成。”可知到汉光武帝建武初年,依然“连年”霜灾不绝。《北堂书钞》卷一五二引《东观记》:“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阳城,逢大雪,士多冻死。”《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记载,建武七年(31)四月初,郑兴上疏,有“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语。“繁霜”之后连续严寒近三月,直至“孟夏”之时。自王莽时代开始的“连年”的霜害,应当看作气候变化的严重动向。《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补引《古今注》:“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乙卯日为六月三十日,即公元58年8月8日。这一极端初霜纪录见于现今洛阳地区，平均初霜日竟达82日。这是十分惊人的异常气候记录。《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载永平四年(61)春二月诏,又说到京师“春不燠沐”。李贤注:“燠,暖也”,“沐,润泽也。言无暄润之气也。”春季“无暄润之气”情形在皇帝诏书中竟然也有所透露,可知永平年间曾经有春寒相当严重的现象。大致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这120年之间,有关气候异常寒冷所致灾异的历史记录多达20余起。元成统治期间较为集中的23年中计6起。王莽专政时最为集中的10年中,大约7年都曾发生严寒导致的灾害。除王莽末年至建武四年(28)间所谓“天下旱霜连年”外,东汉光武帝及明帝在位时关于异常寒冷的明确记载亦可见6起。
汉章帝建初八年(83)至元和元年(84)前后,又发生史称“盛夏多寒”“当暑而寒”情形。此后益多见类似的以“大寒”“恒寒”为主体形式的“天之降异”现象。如《后汉书》卷四《殇帝纪》:“自夏以来,阴雨过节,暖气不效。”《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可见汉安帝永初年间“季夏大暑”而“寒气错时”,“煖气不效”。《后汉书》卷三○下《郎顗传》说“顺帝时,灾异屡见”情形,“寒过其节,冰既解释,还复凝合”,即“当温而寒,违反时节”。《后汉书》卷一六《寇荣传》也涉及“当暖反寒”的气候异常现象:“春常凄风,夏降霜雹。”这种灾变,“连年”发生。
在西汉时期的气象史记录中,可以看到曾经发生称作“冬温”或说“恒燠”的情形。而西汉末至东汉时最为突出的气候异象,是所谓“庶征之恒寒”。《续汉书·五行志三》列举史例二则:“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冬季“大寒”而夏季“如冬时”。前者刘昭注补引《袁山松书》说:“其寒必暴杀。”后者刘昭注补引养奋对策则言“当温而寒”,以“惨”字称之。
许多资料可以表明,大致在两汉之际,可以看到明显的由暖而寒的气候变化。进行两汉时期如下几种作物种植农时的历史比较时,都可以发现东汉晚于西汉。以总结西汉关中农业生产经验的《氾胜之书》与以东汉洛阳地区农时秩序记录的《四民月令》比较,枲与牡麻、黍、芋、瓜等作物的种植农时均相差多日,黍相差18至22日,瓜相差12至22日,芋相差约20至40日。《氾胜之书》所反映的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冬小麦早播而“忍寒”的情形,到东汉时也有所转变。《四民月令》记录洛阳地区冬小麦播种农时:“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其时在9月7日至10月3日前后,已逐渐与现今农时接近。据1962—1982年河南洛阳地区自然历,小麦播种平均日期为10月15日,最早日期为1978年的10月8日,最晚日期则为1965年的11月2日。这些农史信息体现的气候变迁必然对生产与生活影响深刻,同时作用于社会历史。
二、王莽的“东都”规划及“五都立五均官”
在东周秦代, 洛阳附近地方与关中相比, 农耕生产水准曾经居于相对的劣势。张良在刘邦未能下决心确定究竟是据“天下之中”, “都洛阳”“欲与周室比隆”, 还是依据关中“天府”地位, “入关而都之”时, 强力支持了定都关中的意见。他进行多方面的比较, 特别指出洛阳“田地薄”。有学者总结中国古代“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背景”时, 注意到这一信息的意义。经西汉时期的经济史演进,洛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与气候变迁有关, 黄河流域西部和北部的经济优势有所削弱。自西汉中晚期以来, 东部地方以及长江流域经济得到速度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发展。特别是两汉之际的急变, 使得全国经济格局发生演换。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这时起, 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 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
王莽在政策设计和管理实施方面犯了许多错误,但是所谓“分州正域”,即调整行政规划的努力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其中包括“东都”的规划。这一设想最终为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所实现。
王莽始建国四年(12),曾经于明堂授诸侯茅土,正式宣布:“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王莽“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应当是在认识到西汉晚期以来经济史形势变化的基础上,看到关东实力显著上升所进行的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规划的调整。洛阳于是具有了与常安(长安)相并列的地位。第二年,王莽又策划迁都于洛阳,也就是正式以洛阳取代长安,使其成为唯一的国都。这一决定,一时在长安引起民心浮动,许多百姓不愿修缮房屋,甚至拆除了原有住宅。史书记载：“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王莽于是宣布:“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王莽以符命为根据,预定在三年之后,即始建国八年,正式迁都洛阳。又颁下明确的政令,要求在此之前,常安(长安)的城市建设,不能因迁都计划受到影响。
不过, 历史上没有出现所谓“始建国八年”。次年, 王莽就决定改元为“天凤”。天凤元年(14)正月, 王莽宣示天下: “予以二月建寅之节行巡狩之礼。”这一“巡狩之礼”, 将完成东巡、南巡、西巡、北巡, “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焉”。宣称在北巡之礼完毕之后, 就要将政治重心转移到“土中”, 正式将王朝行政中心确定在“雒阳之都”了。也就是说,原定迁都于洛阳的时间表又将大大地予以提前。
王莽仿效先古圣王的“一岁四巡”的计划,大臣们以为不可行而提出反对。王莽于是又推迟了作为“专念稽古之事”典型表现的“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巡狩五岳,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之后正式迁都洛阳的计划。又宣布:“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迁都的时间预定在公元20年。“雒阳之都”的说法出现于正史之中,其空间定位被称作“土中”“土之中”。
王莽又命令重臣开始在洛阳进行礼制建筑的规划和施工。“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
与“东都”经营同时,王莽政治地理与经济地理新的认识的表现,还见于在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及“五均司市师”的设定。他设定了全国五个经济重心,强化了经济管理。《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记载:“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所置“五均司市师”中,除“成都”外,“洛阳、邯郸、临甾、宛”均在关东,而“洛阳称中”。这一举措,体现出对关东经济格局与关东经济水准予以特别重视的理念,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司马迁曾经论说各地“都会”的客观存在,政治史上也曾经出现多个并立的中心称作“群都”的形势,但是在统一王朝管理之下,“长安”“洛阳”之外又有“四都”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确认,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情形。
王莽时代长安“东市称京,西市称畿”而“洛阳称中”,长安—洛阳之间的交通,于是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丝绸之路的重心路段,由长安向东延伸到洛阳，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某种意义上也由洛阳代替了长安。洛阳成为东方世界的贸易中心。
三、河洛地区灾异记录与“崤、黾驿道”交通
河洛地区史称“天下之中”。这里与长安之间的联系,因漕运的重要,是秦汉帝国的生命线。而经过两汉之际的历史转折之后,这一路段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且其重心发生了由西而东的变化。
洛阳交通地理地位提高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八关”的设置。《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置八关都尉官。”李贤注:“八关谓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也。”其中位列第一的“函谷”,是东西通道上的重要关隘。《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秦函谷关也。《图记》云西去长安四百余里,路在谷中,故以为名。’”
“路”与“关”在这里的特殊结合,是交通史与关防史研究者应当重视的。而人们说起这处特殊地理构成形势,更多重视其“险固”“重防”。《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裴骃《集解》:“《新序》论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所谓“左据函谷、二崤之阻”,则说“函”“崤”的交通阻隔作用。董卓曾言“崤函险固,国之重防”。《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张守节《正义》:“谓函谷及三崤、五谷。”
与通常所谓“崤函”不同,亦可见称指这条道路时与“崤底”并说者,或强调“黾池”的交通战略地位。汉光武帝刘秀建国之初,在攻击“赤眉”的战役中,冯异说:“上今使诸将屯黾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冯异有“弃马步走上回溪阪”的动作,“坚壁”,集结所部,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纵兵大战”,赤眉“惊溃”,冯异部“追击,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余众尚十余万,东走宜阳降。”刘秀“玺书”嘉奖:“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黾池”亦简称“黾”。正史所见唯一的“崤、黾驿道”史例,则出《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刘昆》:“(刘昆)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宋人洪适《隶释》卷四著录多种汉代内容为交通道路开拓纪功文字的石刻,其中有《李翕黾池五瑞碑》:“黄龙,白鹿,木连理,甘露降,承露人。君昔在黾池,修崤嵚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洪适写道:“右李翕黾池五瑞碑。李君昔治黾池,臻此瑞。及西狭磨崖因刻于前,非碑阴也。黾池有二崤,属洪农郡。”《黾池五瑞碑》未必合理题名，但是金石学者重视并提示这一文物遗存对于区域文化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以及交通史和交通文化研究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黾池”与“崤嵚之道”得到提示,尤其值得注意。
“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告知我们这条通道对于长安—洛阳间“行旅”的重要。刘昆克服“驿道”“虎灾”传说及所谓《黾池五瑞碑》所见“李君昔治黾池”事迹与著名的交通功业纪念“西狭磨崖”相关联情形,都说明地方长官有维护“驿道”“行旅”畅通的行政责任。我们注意到河南地区出土汉代画像资料中有很可能表现驿道虎灾的画面,说明这种交通阻障现象对社会生活形成了多层面的非常显著的影响。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原地方野生动物的超常活跃,也与气候变迁有一定关系。东汉“虎患”与“狼灾”的频繁发生,是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续汉书·五行志一》刘昭注补引《袁山松书》曰:“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这是洛阳城郊政治中枢地方“虎狼食人”的实例。而洛阳平乐观是正式举行仪礼的所在。《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帝自称‘无上将军’,耀众兵于平乐观。”李贤注:“平乐观在洛阳城西。”“洛阳城西”,位于长安—洛阳交通线临近终点的位置。《续汉书·天文志中》:“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后汉书》卷一六《邓骘传》“诸郡兵”作“诸部兵”:“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后汉书》卷三六《张玄传》:“中平二年,(张)温以车骑将军出征凉州贼边章等,将行,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张玄策动车骑将军温“出征”时借“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的机会“执有罪者诛之”,可知平乐观是举行“祖道”仪式的场所。除前说“耀众兵于平乐观”情形外,《后汉书》卷五八《盖勋传》又可见“陈师于平乐观”之说。据《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公卿并出平乐观,无得从者,唯尚书卢植夜驰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闵贡随植后。”可见“平乐观”不仅具备高等级集会的场地,其空间亦可以耀兵讲武,而且与“驿”有交通条件方面的密切关联。长安—洛阳道路接近洛阳的地方竟然有“虎见”记录,可以理解为生态史与交通史相交结的重要事件。
野生动物的活动往往与气候条件相关。其异常变化,亦多由于气候的恶性变迁。《续汉书·五行志一》刘昭注补引《东观书》:“诏曰:‘灾暴缘类,符验不虚,政失厥中,狼灾为应,至乃残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访其故。山岳尊灵,国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废典,不务恳恻,淫刑放滥,害加孕妇,毒流未生,感和致灾’。”“灾暴”显现的自然秩序异常,致使“狼灾为应”。而“虎灾”“狼灾”现象见于史籍记录,当然是因为灾异发生地方的重要。大致从两汉之际起,因生态环境的变迁,曾经出现社会生产因灾异受到损害的情形。至东汉晚期,甚至“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而所谓“禁地广轮且千余里”,也必然会影响洛阳附近地区的生态环境面貌。“虎”“狼”为害,正是自然与人文条件恶化的“应”“验”。
四、洛阳的“胡商”
由于气候条件由湿暖向干冷的转变,北边屯垦基地逐步放弃,匈奴内附,边民南迁，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转移。在这样的情势下,大量胡商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经济活动的基地。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于是空前繁忙。文献所见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
大致在西汉中晚期,长安胡人逐渐增多。有学者指出：“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据《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载,汉成帝时,罽宾“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报送其使”,杜钦发表反对意见,特别强调罽宾使团中杂有商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所谓“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指出其商贾身份。而所谓“欲通货市买”,指出西域商人基于利益追求努力促进市场繁荣的积极性。
东汉时期的长安,“西域贾胡”曾经相当活跃。《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东观汉记》记述了汉光武帝刘秀去世后长安“西域贾胡”的活动:“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胡牵车令拜,尹疑,止车。正在前导,曰:‘礼: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敕坏祭遂去。”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据《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文,断句作:“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胡牵车令拜,尹疑止车。正在前导曰:‘礼,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勅坏祭遂去。”以为事件为“京兆尹出西域”遭遇,分断“西域贾胡”。这样的理解,似以为事件发生于“西域”,不在“京兆尹”。此说恐有误。推想“京兆尹出西域”事虽然有可能发生,但是“京兆功曹”一同“出西域”益为可疑。即使“贾胡”可能在“西域”为“光武”“共起帷帐设祭”,“京兆尹”及“京兆功曹”“敕坏祭遂去”也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情形。杨正故事,反映东汉初年长安地方“西域贾胡”数量相当集中,甚至形成事实上的群体性活动。在“尹车过帐”时,强行“牵车令拜”,体现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已经在长安积聚了相当强势的力量。
东汉洛阳的“西域贾胡”也有比较显著的历史文化影响。马援远征,进军速度受到朝廷权臣“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批评。而刘秀因此“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说明朝廷君臣对于“西域贾胡”的行为方式都是熟悉的。《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傅嘏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记述:“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
强势外戚豪族的代表人物梁冀“广开园囿”,“多拓林苑”，其中有“兔苑”。《初学记》卷二九引张璠《汉纪》:“梁冀起兔苑于河南,移檄在所,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死。”《太平御览》卷九○七引张璠《汉纪》:“梁冀起兔苑于河南,移檄所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民有犯者,罪至死。西域尝有贾胡来,不知禁,误杀一兔,转相告,坐死者十余人也。”《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记载:“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
误杀梁冀“兔”的“西域贾胡”故事,有“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情节,说明他们在洛阳地方形成了一定的社交网络。这正与所谓“利之所聚”相关。我们注意到,所谓“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体现了当时洛阳作为世界都市的市场规模和文化气象。显然,以经商业逐利为生业的“胡客”,由洛阳向“天下”“四方”辐射式扩张其经营空间的活跃的商贸实践,已经形成了经济生活的新气象。
汉代画像资料中颇多胡人形象。有在行商途中骑驼、牵驼者。河南密县出土汉画像砖驼车画面中,乘御者皆为胡人。制作画像石与画像砖的工匠借取“驼”这一丝路西来畜种在中原交通生活中的使用,表现了胡商在这种经济交往活动中的主动。我们还看到可能在以汉人为主的中原原有经济结构中从事底层劳作的“胡奴”。可知西北外来民族在中原社会环境中谋生者,其生产与生活形式是多样的。南阳汉代画像资料中多见的从事营商、兽医、守卫等工作的诸“胡”,应当都是经行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来到中原地区的。
五、北匈奴使团和罗马帝国代表来访及“海西幻人”的宫廷表演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北匈奴使团“诣阙”,并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中原,这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班彪所拟回复文书写道:“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剑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班彪以为“报答之辞”者所上“立稾草”得到认可。“帝悉纳从之。二十九年,赐南单于羊数万头。三十一年,北匈奴复遣使如前,乃玺书报笞,赐以彩缯,不遣使者。”
虽然“北匈奴”“遣使诣阙”提出的请求被拒绝,但是“遣遗单于”的礼品均应送达,而所谓“遣驿以闻”者,说明了双方往来是通过“驿”的系统实现了联系。驿传所经路径,当然是包括长安—洛阳的道路。“崤、黾驿道”是必经路段。
《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国王遣使奉献。”李贤注:“时国王安敦献象牙、犀角、玳瑁等。”这一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180年在位)派使者来到洛阳,实现了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大秦王的使节来到洛阳,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两个大国,东方和西方两个文化系统,于是有了正式的直接接触。或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由南海通路而来,则应当并不经行长安—洛阳道路。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其北上路线经过云南。“藤田丰八氏于其晚年,尝谓:‘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rius)于后汉桓帝延熹九年(西历166年)遣使朝贡汉廷(见《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大秦传),其路程为欲避免回航马来半岛之困难起见,乃由缅甸逆Irrawaddy河入永昌,经今云南以抵洛阳’(见《中国港湾小史》)。是以氏承认大秦王之使者,航行至缅甸,然后溯江以至云南,恐未知绕航马来半岛,是以其使取道缅甸之故,乃遵故法,实非‘为避免回航马来半岛之困难’也。如上所云,则古云南一地,似为是时通商外国之重镇也”。如果其入华线路经行“云南”至“洛阳”,则应当由蜀道北上,通过长安—洛阳道路。即使“安敦遣使”确实“自日南徼外来献”,由正南方向而来。那么“大秦国王遣使奉献”的记载,也是明确提升了洛阳在丝绸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地位。
而另一被称作“海西幻人”的可能来自罗马的人群,则应该自南转东而来。《汉书》卷六一《张骞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尚书陈忠案《汉旧书》,乃知世宗时犛靬献见幻人,天子大悦,与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可知早先“犛靬献见幻人”到达长安地区。这些表演艺术家“与俱巡狩”,应当到达不少地方。《后汉书》卷五一《陈禅传》记载:“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哀牢》:“永宁元年,撣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幻人”自“西南夷掸国”至洛阳,应当经行昆明、成都、长安,通过长安—洛阳驿路。
六、史籍记载和文物实证：丝绸之路西来文化对洛阳社会生活的影响
考察汉代社会的信仰世界,必然会注意佛教传入中原的史实。一般以为白马驼经传说体现的由自草原丝路传入路径,是佛教文化引入的主线。而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陶谦“大起浮屠寺”“大起浮屠祠”等崇佛的积极表现，以及连云港孔望山包括“胡人”形象的佛教摩崖石刻的发现,则说明海路传来的可能。有学者提示,楚王刘英的活动有洛阳—楚国的行旅,又指出咸阳成任村东汉晚期墓葬出土佛教造像或许与长安—洛阳佛教文化传递的路径有关。这样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就世俗社会生活而言,东汉时期,因丝绸之路开通的影响,洛阳上层社会普遍向慕来自西北的外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式。“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是典型的史例。在“胡空侯、胡笛、胡舞”等艺术形式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的一方面,西汉以来西域民族“乐汉衣服制度”包括“旗鼓、鼓吹”的情形,东汉依然继承。前引“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之“音乐”的意义,可以作为说明。
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之所谓“皆竞为之”所体现的文化倾向,有诸多历史迹象。仔细分析,应当说皇家与“贵戚”相关风习的影响,其实是双向的。很可能更接近市场的“京都贵戚”们的喜好,也会影响到宫中。《太平御览》卷八一六引班固《与弟超书》:“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可知“罽”的交易用以满足消费需求。《艺文类聚》卷八五引班固《与弟超书》写道:“今赉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闟登。”《太平御览》卷九八二引班固《与弟超书》还说:“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疋,市月氏苏合香。”体现了以丝绸直接交换西域“香”与毛织品的贸易方式。《艺文类聚》卷七四引后汉马融《樗蒲赋》写道:“抨则素旃紫罽,出乎西邻”,“杯则摇木之干,出自崐山。”都说明了来自西域的“香”“罽”等消费品影响贵族日常生活品级的情形。东汉末年这种习尚更为风行。《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华佗》裴松之注:“东阿王作《辨道论》,……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古今注》卷下《杂注》:“魏武帝以玛瑙石为马勒,以车渠石为酒杯。”《中华古今注》卷上“魏武帝马勒酒椀”条:“魏武帝以玛瑙为马勒,车渠石为酒椀。”曹操乐于以西域物产为用物,体现了当时上层社会共同的风习。汉末军阀刘表的墓葬西晋时遭遇盗掘,据说“芬香闻数里”。《水经注》卷二八《沔水》记载了“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的情状。《艺文类聚》卷四○引《从征记》则说“香闻数十里”,远远超越《水经注》所谓“三四里”。并且明确写道,“(刘)表之子(刘)琮,捣四方珍香数十斛,著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包括“苏合消疾之香”的“四方珍香”的搜求与大量随葬,显现上层社会对远国来“香”的特殊珍爱。“苏合香”由西域方向传入。《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讲述“大秦”文化地理,说道:“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指出了这种“香”的出产地方与合成方式。《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述“大秦国”物产,也说到多种“香”:“苏合、 狄提、 迷迷、 兜纳、 白附子、 薰陆、 郁金、 芸胶、 薰草木十二种香。”所说“十二种香”中, “苏合”位列第一。刘表曾经“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候”, 有确凿的洛阳任职经历。有关刘表“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 军资委输, 前后不绝”的记载, 是既涉及“洛阳”“宫室”建设, 也涉及“军资委输”的交通行为的。
由西域方向传入的西北远族的风习多层次、大幅度影响了洛阳社会礼俗生活，这一点可以从曹操集团成员墓葬发掘资料看到比较生动具体的文物证明。而洛阳高官贵族“市月氏”物产以及“西域胡来献”珍异的道路,均应经行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有关这些文化往来的历史遗存，为丝绸之路史的认识提供了很有重要意义的信息。
（作者王子今，系西北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