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帮会在中国历史悠久，行业商帮、地域商帮在明清时期相当普遍。由于传统社会中木船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交通工具，特别是在许多地区，河流运输是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商业行帮往往很早就与木船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木船运输的船帮。不过，由于历史文献的记载缺失，在历史上船帮何时出现、有哪些船帮存在却是一个未解之迷。
目前有关历史上川江船帮的资料相当分散，相关的研究较为薄弱，只有一些相关的介绍性文字，这使我们对川江船帮的历史多有疑惑。如川江船帮何时出现、川江船帮的组织性质、川江船帮的名实变化，这些基本问题都不是太清楚。以前有学者将历史上马纲运输中的“纲”认为是船帮组织，是不妥当的。实际上“纲”只是木船运输的一种临时性的编排方式，如后来滇铜黔铅京运的“运”一样，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交通运输组织。至于川江船帮中各地船帮地域差异、组织形式的历史变迁规律、社会影响等研究更是缺失，故很有必要进行研究。
一、川江船帮的起源和名实分类
川江交通中木船运输历史悠久，在传统社会因木船承担有关国计民生的货物运输而在社会上影响巨大。以川江木船运输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川江船帮的名称最早见于文献记载在清代。不过，透过一些相关历史文献，我们也可以看出地域船帮组织可能出现更早。如陆游《入蜀记》记载，宋代沙市就有专门的蜀人修船处，当时今湖北一带是否有蜀人船工的组织团体存在，我们只是怀疑。我们发现明代出现了大量的商人路引，涉及大量水路滩险，相当详细，但多是个人编著，并没有行业商会介入，所以，至今我们也没有发现明代有关巴蜀船帮的史料。
关于川江船帮，以往的研究几乎只能谈到乾隆年间就有相关大流域的船帮出现，但具体船帮名称只能追溯到清代光绪年间，邓少琴在《四川内河航运史料汇集》第1辑中认为，乾隆年间就成立了巴县五门驳船帮和三河船帮，但并没有相关船帮名称记载，只是到了光绪四年至七年间才有材料记载了大河七帮、下河六帮、小河四帮下各船帮的名称。但我们发现清代巴县档案中有关乾隆年间的档案中，很少有关于大的船帮的信息，乾隆年间巴县是否就已经有大的船帮出现还需要考证。
目前最早系统的有关川江木船船帮名称资料见于清代嘉庆、道光、光绪年间的巴县档案中，系统记载了当时重庆巴县一带的船帮情况。如清代巴县档案嘉庆八年《大小河各船帮选定首事承办差事卷》（006-003-00476）、道光二十一年《八省客民等禀恳巴县示谕大小下河帮差仍前规永定章程革除弊端卷》（006-003-00820）和光绪《三河嘉阳等船帮首事议定章程兴修王爷庙及船夫养病院在金紫门设立半截船帮码头纠纷卷》（006—033—05650）等几份档案中。
从表1可以看出，早在嘉庆初年，重庆一带就已经形成了下河十一帮、小河四帮、大河八帮，船帮主要是按船主的籍贯来划分。从地域来看，主要是将重庆以上的川江称为大河，以下的川江称为下河，将嘉陵江称为小河。我们注意到，清代巴县档案中已经记载了嘉庆八年三月就有归州帮、宜昌帮、湘乡帮、宝庆帮、忠州帮、小河帮的名称，应该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巴蜀船帮名称资料的记载。
清代巴县档案中记载了设立船帮的时间和缘由。《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省客民禀状》载：
查渝城水次码头，商贾货物上下往来络绎不绝，均需船载。每逢省大宪按临，军重需务，封条一发，河下纷纷，无论商船已雇未雇，上载未载，藉端需索难堪。嘉庆八年，八省客民遵前代办府英祖示谕，公议大、小、下三河船帮，各举会首，应办各差。
又《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巴县告示》：
渝城三河差务浩繁，并各大宪往来需船，原无专司，屡有违误。兼八省客号雇船运货，无人经理，客民受害。嘉庆八年，八省客长议举三河船帮会首，应办差徭，经理客货，禀请督宪批准立案。
另外《清代巴县档案》还谈到“泸州船户自嘉庆八年立帮”。看来，川江船帮的大量出现应该是在清代嘉庆八年，清代嘉庆八年可能是川江船帮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在乾隆年间的巴县档案中并没有发现有船帮名称的记载，就是乾隆年间在滇铜黔铅京运这类有关国计民生的转运工程中也没有见到船帮参与的记载，到了道光年间京铜转运往往也只是运员直接让船户打造船只，并没有船帮的参与。即使是在清代乾隆年间皇木采办转运中，在重庆也仅是各城门的夫头、水手和木材商帮参加，并没有船帮的影子。可以肯定川江重庆一带的船帮可能大都成立于嘉庆初年。
不过，可能在嘉庆八年以前，各同地域或同行业船只之间本身也存在一种松散的乡缘和业缘的船帮组织，只是并无统一的头人，也无相应明确的规章或规则，故运营混乱。这种混乱对官差办理的负面影响明显，官府才倡议组织固定的船帮来适应。所以，川江船帮的出现本身有船户为协调船户运输、应对官差的主观诉求，也有官府为保证官差而控制船户的客观诉求的多重因素。所以，川江船帮的产生实际上是在官府倡导下出现的，并不是完全以前我们臆想的完全自发形成。
从嘉庆八年以后，船帮的名称和实际运作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越来越大，但影响有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在嘉庆八至九年间的巴县档案中不断谈到重庆巴县一带的船帮名称，如归州帮、宜昌帮、湘乡帮、宝庆帮、忠州帮、小河帮、三河帮、三峡帮、合州帮、遂宁帮、保宁帮、渠县帮、大河帮、嘉定帮、叙府帮、金堂帮、泸富帮、合江帮、江津帮、綦江帮、长宁帮、犍富盐帮、忠丰帮、夔丰帮、归州峡外帮、归州峡内帮、宜昌黄陵庙、辰帮等名称。在嘉庆十一、十五年的档案中还谈到南纪、金紫储奇三门柴船帮、盐船帮。嘉庆时的船帮规模已经较大了，如嘉庆九年，合州、遂宁、保宁、渠县共有300余船只。以前邓少琴认为乾隆年间就有五门驳船帮出现，但现在并无史料可以支撑。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五门驳船帮的记载见于道光十五年，“金紫、储奇、千厮、朝天、太平五门驳船，历系八省议设立帮口，装载客货，规程无乱。”道光二十八年五门驳船帮与王家沱码头签有合约。
从表2可以看出，道光年间与嘉庆年间整体变化不大，重庆一带仍然是下河十一帮，具体名称也没有变化，只是小河变成五帮，但习惯上仍称小河四帮。另外还谈到长庆帮内有兴顺帮、顺庆帮，可以看出在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船帮的分合已经出现，具体的名称也略有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年间已经开始出现了广帮和川帮之分。从表中统计的每个船帮的船只数量来看，大的船帮的船数多达一百四五十只，规模已经较大。
到了光绪四年至七年间，大河帮由八帮变成七帮，小河帮又变成了四帮，重庆一带形成了大河七帮、下河六帮、小河四帮，各船帮的名称相对固定下来。这个大河七帮、下河六帮、小河四帮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只是民国时期大河帮多称上河帮，在民国大河帮的说法较少出现了。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七帮已经相当定型，而且每一个船帮都有相对固定的码头，各个船帮由于地域和运输河道的差异，相应的船型也较为固定。如川江主流上的江津帮、合纳帮、叙府帮、泸富帮的毛鱼秋，沱江上泸富帮、金内帮的冲盐棒（中圆棒），岷江上嘉南帮的南河船等。另我们发现光绪三十年《三河嘉阳等船帮首事议定章程兴修王爷庙及船夫养病在金紫门设立半截船帮码头纠纷卷》中还记载了一个上河帮的名单，这说明光绪后期大河帮已经开始有上河帮之称，而嘉南帮就是嘉阳帮与南河帮的联合，所记载各帮的船名也略有出入。
仅据清代巴县档案中的川江船帮名来看，先后出现了大河帮（嘉庆、道光年间）、江津船帮（嘉庆）、南充船帮（嘉庆）、盐船帮（嘉庆）、嘉定船帮（嘉庆）、归州船帮（道光）、宜昌船帮（道光）、大河綦江（咸丰）、涪州船帮（咸丰）、小河四船帮（咸丰）、下河三河船帮（同治）、驳船帮（同治）、小河帮（光绪、宣统）、三河嘉阳帮（光绪）、下河船帮（光绪）、西药船帮（光绪）、大河船帮（光绪）、五门驳船帮（光绪）、长寿船帮（光绪）、叙府船帮（光绪）、居亭子船帮（光绪）、元擅庙小船帮（光绪）、遂宁船帮（光绪）、金堂船帮（光绪）、黄葛渡船帮（光绪）、糖船帮（宣统）、渝船帮（宣统）等，可谓船帮名称繁多。又据清末《渝城图》中的标注船帮来看，当时重庆船帮众多，在千厮门外有合州船帮、忠州杂货船帮，在西水门外有小河帮诸帮，包括保宁帮、洛阳帮、遂宁帮、渠河帮、三会帮、绥定帮，附近还有酒船帮，在朝天门外有湖北归州船帮和靛帮，在东水门外至储奇门间有湖南帮。有一些船帮不见以前的文献记载，如洛阳帮、酒船帮、三会帮等，其中洛阳帮可能是洛碛帮之误，三会帮可能是三汇帮之误。可以看出在同光年间，重庆巴县一带，不仅出现大量地域船帮，也出现盐船帮、驳船、西药船帮、酒船帮、靛帮、杂货船帮、糖船帮等行业船帮，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小地域的船帮，如元擅庙小船帮、黄葛渡船帮、居亭子船帮、洛碛船帮、三汇船帮等。到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重庆的船帮仍旧相当活跃。据沃斯特《长江上游的帆船与舢舨》一书记载当时川江上的船帮有宜昌帮、苗河帮（辰帮）、归州帮、奉巫帮、云开帮、万县帮、长涪帮、忠州帮、丰都帮、重庆帮的各种帮旗。
据1930年的统计表明，当时重庆木船已经有28个船帮，具体名称参见表4。
从民国时期的记载来看，当时船帮众多，不仅存在清代沿袭下来的上河七帮、下河八帮、小河四帮，还有五个揽载帮，但船帮的名实已经分化得较为混乱了。不仅与嘉庆时期、道光时期、光绪时期差异较大，而且与同时期海关沃斯特的记载也多有出入。如清光绪以前多称大河帮，并无上河帮的记载，但清末民国以来大河帮多称上河帮。如沃斯特记载的下河帮船帮名称，与30年代国人的记载互有出入，如记载的宜昌帮、苗河帮（辰帮）、归州帮、奉巫帮、云开帮、万县帮、长涪帮、忠州帮、丰都帮、重庆帮中，除长涪帮、万县帮名称完成一致外，其它六帮名称与国人记载的都不一样，如沃斯特记载忠州和丰都各为一帮，但30年代国人的统计共为忠丰石一帮；再记载云开帮、奉巫各为一帮，但30年代国人称为云开奉巫一帮，归州帮分成三帮，称为短旗帮、长旗帮、庙宜帮，宜昌帮称为大红旗帮，没有苗河帮、重庆帮的记载。
清末民国时期长江中上游的四川和湖北西部其它一些城市也有大量船帮存在。据《支那开港场志》记载清末民初，三峡一带的主要船帮有宜帮、庙帮（黄郧人）、州帮（归州）、渝帮、临抚帮（江西临江抚州）、浙帮、万帮、云阳帮、开帮、忠帮、广帮、保帮、汉阳帮、外帮等帮派。而且呈现行业帮与地域帮的重合交织状况。如宜宾就有土桥帮（叙渝帮）、盐帮、烟帮（嘉阳帮或成都帮）、五板帮。涪陵则有涪渝帮、涪万帮、盐船帮、津綦帮、合阳帮。乌江地区则有厚板帮、舵龙帮、杂货帮、蛇船帮、乌金帮。金堂县赵场则有12帮，即简桥帮、淮帮、五凤帮、球溪帮、资内帮、富泸帮、渝万帮、北河帮、中河帮、沱帮、堰帮、枣龙帮等，这些船帮的名称有的是以船帮航运区域来命名，有的则是按船帮人员籍贯来命名，有的则以木船的船型来命名。另外各地还有一些短途的船帮，如巴县的五门驳船帮，即指朝天门、金紫门、储奇门、千厮门、太平门五门，民国初年增加南纪、临江二门，将五门驳船帮称为七门驳船帮。民国时期重庆曾出现转江帮、菜船帮等组织，在朝天门外有木洞帮、洛碛帮、江北扒窝帮，在重庆还有松溉帮，在北碚白庙子、黄桷镇有北碚帮。万县一带的船帮也相当复杂，有运货为主的云安盐船帮、汤溪炭船帮、高阳花帮，有以船形为主的秋船帮、驳船帮、橹船帮，有以航行河段的小江帮、宁河帮，多数是以船籍为主的地域帮，如民国时期的川楚八帮，即楚帮、奉巫帮、云开帮、万县帮、忠州帮、涪陵帮、大红旗帮、小红旗帮等。当时宜昌一带就有川帮，有长寿、涪陵、丰都、忠州、万县、云阳、开县等小帮，民间也称“川楚八帮”，民国以来川帮又分成盐帮和土帮（烟帮）。江津一带船帮众多，长江上有从邓关到江津各地的护盐帮，有以运烟土、糖、酒的边江帮，有以运大米、干货为主的中路帮，有以客货为主的揽载帮。在綦江河上有运煤为主的綦河帮，在码头上还有以渡船为主的小船帮。在白沙镇、朱沱镇也有揽载帮和以短途渡船为主的小船帮。
在油溪镇则有以运输干货为主的中路帮和大河帮、小河帮、揽载帮。在江津还有羊石、朱沱、塘河、朱扬、石门、江口等船帮。南充一带的船帮主要分成保帮和顺帮两大体系，保帮分成上四帮和下八帮，顺帮主要分成渡口帮、揽载帮、长路帮。重庆江北一带可按江河分成顺江帮和横江帮，以载货分成炭帮、石灰帮，以船型分成驳船帮、梢船帮，以运输性质分成边江帮和揽载帮。合川在咸丰年间就有安居帮、草鞋板梢帮、纸扒窝梢船帮、三峡等处梢船帮、本帮梢船帮。在光绪以来主要有三河四帮，即州帮、渠帮、保帮、遂帮。其中州帮是本土帮，具体来讲，州帮即渝合州帮，主要由江北、壁山、巴县、合川县18帮组成，行帮总部在重庆千厮门码头。渠河船帮，多由巴中、宣汉、达县、广安、岳池、渠县民船组成，保帮主要由武胜、南充、蓬安、南部、阆中、苍溪、广元等地船帮组成。遂帮主要由中坝、绵阳、三台、射洪、蓬溪、遂宁、潼南、安居、合川等地民船组成。光绪年间，乐山的嘉阳帮已经很出名，民国时期乐山一带船帮众多，在眉山有柴炭帮、盐帮、杂货帮，还有牛华溪的炭船帮、五通桥的盐船帮，也有以地域为主的乐山铜河帮、短扎帮、驳船帮。资阳一带在民国时期就有红糖帮、青果帮、山货帮、药材帮、煤炭帮之分。内江一带光绪年间就有泸富帮、金内帮活动。在金堂县有12帮，如简桥帮、五凤帮、球溪帮、资内帮、富泸帮、渝万帮等。自贡市在清代有邓关、老鸦滩、詹家井、仙滩、重滩、自流井地域船帮。
可以说近代川江船帮众多，大小不一，且名实繁杂，分类混乱。总的来看，川江船帮可分成地域类船帮和行业类船帮两种，多数情况下这两类是各成体系的，但有时某地域船帮因长于或多从事某类运输而形成地域帮与行业帮的重合。在历史上地域类船帮的组成和命名往往是以三种方式来组成和命名：一是按船主的乡籍地域命名，二是以运输行驶的河段来命名，三是因川江木船地域性较强故往往有按木船的船型来划分。不过，前两类有时难以区别开，往往两种互相融合在一起，如前面我们谈到的宜昌帮、长涪帮、夔巫帮、辰帮、合州帮、遂宁帮、保宁帮、合江帮、叙府帮、泸富帮、洛碛帮、五风帮、球溪帮、简桥帮、土桥帮、合州帮、湖南帮、铜河帮、大河帮、小河帮、上河帮、下河帮、安居帮、本帮等等。按船型划分的如有舵龙帮、五板帮、蛇船帮、厚板帮、扒窝帮、橹船帮、驳帮、草鞋板梢船帮等。正是由于地域性行帮的共同地域特点，历史上大多数船帮的组成和名称都有深厚的家族和乡土特色。当然，川江船帮的众多、名实繁杂主要与川江河道复杂，木船船型众多而运输河段限制大的自然和社会背景有关。
行业船帮出现也较早，据巴县档案记载，嘉庆十一年至十五年巴县就有柴船帮、靛船帮、盐船帮。从前面的研究来看，光绪以来川江上已经出现盐船帮、杂货帮、菜船帮、炭船帮、石灰帮、护盐帮、糖船帮、土帮（烟）、酒船帮、青果帮、红糖帮、药材帮、揽载帮、短扎帮、边江帮、中路帮等等。其中有一些船帮，仅从名称并不能看出其主要运输货物的种类，如边江帮、中路帮、揽载帮，名称往往体现的是航行路线和运营方式，但实际上是有相似固定的主要运输货物。总的来看，最早的船帮多是地域帮为主，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巴蜀地区地域乡籍观念的弱化，行业性船帮才开始较多出现，显现川江船帮地缘特征弱化而业缘性特征加强的趋势。我们知道，清代以来巴蜀地区有的移民会馆也有一个从乡籍会馆逐渐有向行业会馆转型的历史轨迹，川江船帮名实的转变过程与这些移民会馆的转变趋势相吻合。
二、川江船帮组织的特征与性质
一般来说川江船帮的各帮都推举德高望重或经济实力较强的人为帮头，但各个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于船帮头的称呼并不统一，有会首、客首、帮头、船首、理事、帮董、把头、首人、夫头、总领、值年、船保等名称。会首一般以“殷实之人”或“熟谙公务”之人充任，往往在每年六月举办的王爷会上选出。能当上船帮帮头，其实很不容易，推举过程中多有矛盾。如嘉庆年间泸州就有被革职的快役庞玉改名庞明玉趁船首病故，串通他人“私行公举”，非法继任泸州船帮船首被发现。嘉庆十一年，当了8年巴县柴船帮的廖朝臣病故，一些人推举其子廖洪忠继任，但陈世宦等鼓动另一帮人推举自己为会首，因而形成矛盾。
以前我们往往认为清代民间组织船帮会首多为袍哥，社会影响力大，受官府的影响并不大，但从清代巴县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大量船帮给巴县衙门的禀状，禀状表明当时由船帮推选的会首被推举出来后还需向巴县衙门禀报，有争议的更需要官府来判断是非，重大官差还需要船帮派专人在“在衙听差”。所以，周琳研究表明，巴县在行帮之间往往更多通过诉讼来解决行帮间的纠纷，最终由知县批示来决定是非。乾隆嘉庆年间，当时巴县的“八省首事”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成为地方行政空间的纽带，往往代表官府说话，如在嘉庆年间出现《八省局绅公议大河帮差务条规》《八省局绅公议小河帮差务条规》，既有出于对船帮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诉求，也体现了官府对船帮的间接管控诉求。清代合川云门镇《船帮章程》中有“以上章程理合禀明，协恳仁恩批准立案，赐示刊碑，以专责成等”之语，表明官府对船帮管控明显。而且船帮的一些具体的管理监督往往由官府的水约小甲操作。1904年10月，重庆商务总会正是在八省省事的基础上成立的。后来，商会与地方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往往在官方的支持下进行活动，大多数商会头目都有一定的虚实职。所以，川江船帮从其产生伊始就深受官府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官方控管纽带的特征。
当然，我们也承认清代民国时期，巴蜀地区民间社会中袍哥的势力较强，故许多船帮帮头往往是袍哥大爷，与官府多有联系，上下兼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一般较大，在船帮内部的调控能力也较强。一般来说帮头主要有揽载分配货物、协调上下内外关系、内部组织管理三大责任，具体主要负责承揽分配运输货源、联系官府摊派官差、协调事项和调解纠纷、组织制定船帮章规、组织乡土信仰活动，在传统水上交通的组织协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规定“如遇兵差，会首借垫”，而有的事务“向有兵差系各船户自办，因船户办公不熟，仍议会首代办，以免误公”，可见会首在联系上下的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传统木船在传统社会承担着国计民生运输的重任，在长江流域木船运输涉及到有关国计民生的井盐、滇铜、黔铅、马纲、粮米、百货等诸多运输。但是，在很长时期内，往往是由分散的船户自由航行、定价、揽货，效率不高，矛盾较多，也难以适应官差的需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产生船帮这一社会组织相当必要。由于木船成为其它商帮货物的共同运输载体，木船运输在社会中的地位很高，所以船帮的地位在行业帮会中可以说也最为突出。应该看到，传统船帮组织是传统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民间社会团体，其在历史上对传统交通运输起着相当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如2004年在合川鸭嘴码头发现了清代咸丰十一年的《永定章程》，记载合川船“具康熙年间，共认州属至渝并境内一切杂差、治河、护送、守城及对河大小差务，三帮梢船承推在案，历百年有余，从无违误”。当时船帮与官府关系密切，特别是一些大的船帮往往会不时承运官府的一些大宗物资，如军米、军火、军装等物资，往往会专门在衙内安排专人“在衙听差”，“凡遇大兵过境，下游船只系大、小、下河三河船首协同公办”。所以，船帮在清代社会运行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可能正是由于船帮在社会中的话语权较大，船帮的出入往来带来菜品的流传，故后来川菜的亚菜系也可能借用船帮的帮口来命名，形成后来川菜的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此外，连川剧的流派在川剧行业内也称为河道，如资阳河、川西坝、下川东、川北河等。
川江上大的船帮在运行过程中相当重视规范，并非完全由会首率性管理，一般都要制定相关章程，当时称为程规、章程、会章、船帮议规等，主要规定船帮的运输规范，涉及运输规费、运输河段、货物种类、运价、内部管理等等事项。如2004年在合川鸭嘴码头发现了清代咸丰十一年的《永定章程》记载了1851年的一次帮首组织船帮章程的修订过程。后来，又在合川云门镇发现了一个《船帮章程》，对船户的运输价格、运输数量、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相当详细的规定。
可能早期的一些船帮，会首往往可父子相传，连任也较为普遍，故家族性特征较为明显。如嘉庆十一年，当了8年巴县柴船帮的廖朝臣病故，一些人推举其子廖洪忠继任。据称清代泸州一带的码头渡头便可以传子孙世袭。这种状况可能与同时期滇铜黔铅京运过程中水摸、救生水手的家族性特征明显相吻合。清代嘉庆年间，巴县许多重大的船帮事务也多由八省会馆指导，如规定“会首每年三月十五日更换，进出银钱账目，每帮经管三个月，凭众算清，上交下结”。而“金紫、储奇、千厮、朝天、太平五门拨船，历系八省议设，立帮口，装拨客货，规程无乱”，八省会馆作为乡土地缘组织，对船帮的管控较大，也显现了船帮明显的乡土地域特色。
为了在航行中便于识别，增大船帮的内聚力，更重要的是为了挂帆航行中识别风向风速，大的船帮大都有自己的帮旗，旗帜往挂在船桅上，成为一道风景。据沃斯特《长江上游的帆船与舢舨》一书记载当时以重庆为核心的川江上的船帮都有自己的地域船旗，计有宜昌帮、苗河帮（辰帮）、归州帮、房巫帮、云开帮、万县帮、长涪帮、忠州帮、丰都帮、重庆帮帮旗。但在宜昌一带的船帮旗帜有一定的差异，当时宜昌一带有长旗帮（归外）、短旗帮（归内）、川帮、云开帮、丰都帮、涪陵帮、长寿帮、大红旗帮、小红旗帮等。
各个船帮往往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帮庙、会馆作为活动场所，大多数的船帮以王爷庙为自己的活动场所，每年六月六举办王爷会，在会上聚会联系乡谊，推举会首，商量章程、运价等船帮事项，同时，酬神祭拜镇江王爷，以求航行平安。许多地域性船帮往往以乡土会馆为活动场所，如宜昌川帮就以川主宫为活动场所，湘帮则以湘邑馆、镇江阁、禹王宫为活动场所，地域船帮往往与乡籍会馆、同籍商帮在组织、交流、人员上融为一体或互有交叉。至今我们在巴蜀发现了大量王爷庙遗址，如自贡沙湾、江津塘河和龙华、綦江东溪、云阳张飞庙、叙永、巴东楠木园、成都黄龙溪、三台淒江、渠县三汇、习水土城等地都有船帮聚会的王爷庙保存下来。
在历史上川江木船的停泊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如滇铜京运铜船在重庆多停靠江北打渔湾码头，皇木采办木筏多停黄瓜园。滇铜黔铅京运在泸州停靠澄溪口，形成了铜码头，在宜宾停靠而形成铜关码头。清代大的船帮的也有相对固定的码头，如清代《渝城图》中画出的各船帮停泊码头。船帮之间也会为停泊码头而产生纠纷，如宣统年间，糖船帮与驳船帮为停泊朝天门码头还是千厮门码头的纠纷。民国时期，重庆一带的船帮的码头相对固定下来，岷江船和宜宾来船多泊东水门七星岩，綦江船多泊金紫门马家岩，金堂船多泊金紫门上面，各地来水果船多泊金紫门，綦江炭船及揽载船多泊南纪门冯家嘴，各地盐船多泊黄沙溪兜子背、木关沱、东水门七星岩，合江、纳溪、泸州一带船多泊黄沙溪金紫门，各地糖船多泊江北嘴、朝天门，各地米船多泊菜园坝，渠河姜船多泊江北董家溪，保宁船多泊纸码头，遂宁船多泊千厮门贺家码头，渠河船多泊镇江寺，御临河船多泊江北汇川门、千厮门纸码头，忠丰石万下游船多泊朝天门河嘴、梁沱、打鱼湾，小河米船多泊曾家岩。
三、川江船帮组织的近代转型
在近代国门打开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的趋势也对传统船帮产生了极大影响。近代以来，随着宜昌、重庆、万县等城市开埠通商，机动船进入长江上游，近代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木船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也相对削弱，传统船帮在组织形式上逐渐不能适应近代交通，船帮组织在性质上也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而言，一是从地域帮会组织开始转向同业会社，使船帮组织的乡土、家族特色相对削弱，同业特色的“业缘”相对彰显。二是船帮在现代管理特色略有展现出来的同时，船帮对官府的依赖性也更加明显，呈现出船帮组织的现代性与寄生性同步强化的特点。
（一）船帮组织的乡土、家族特色相对削弱，同业特色的“业缘”相对彰显
民国十一年（1922年）北洋政府依照现代交通组织形态，公布了《航业公会暂行章程》。次年，重庆各木船船帮联合组成重庆航业公会，当时富盐、保河、金堂、庙宜、嘉阳南河、綦河、合川、资中、渠河、云开奉巫、江津、下峡外、仁和、遂河等船帮都参加。不过，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当时仍有许多木船船帮单独运作，不愿归入航业公会，故交通部一再强调与航业公会一并改组。为此，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重庆专门成立了“川江航业公会木船分会”。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更名为“四川省民船商业同业公会”，下辖22个分会。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共有33个分会，即楚三、奉巫、云开、万县、忠丰石、涪陵、长寿、洛碛、木洞、下游载盐、江北、载炭、渝津、江泸合纳、叙南、长宁、江南、十门码头、渝保、渝渠、渝遂、渝合、渝蓉、嘉阳、渝金、綦江、黔江、叙永、合纳等，共有木船11696只。重庆江北成立了御临河、水土沱、悦来、洛碛民船商业公会及狮子口载炭公会。到了40年代，由于一些公运木船不愿加入川江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和船员工会，交通部专门要求公运木船均应参加公会。宜昌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就成立木划和驳船分会。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则成立川楚木船生计维持委员会，1945年又设立了宜昌县木船职业公会。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内江成立渝金木船公会，民国三十年（1941年）内江各县又成立民船船员公会。自贡市在民国则将清代邓关、老鸦滩、詹家井、仙滩、重滩、自流井地域船帮改为利济公船、保济公船、公益盐船帮、利商公船、裕济公船帮。
民国时期的行业公会在名称和实际运作过程中与传统船帮相比都有一定的变化，如民国时期的船业公会负责人已经不称会首、帮头等了，已经改称为主席、主任，下面开始有了具体工作人员，如民国时期宜昌一带船业公会设有文书、干事、交通各一人。再如上面谈到的民国时期江北的船帮会章中规定一些入会条件、选举连任规定事项已经有了一些现代社会团体的特征，而且民国后期有的船帮还配备了官方专门委派的指导员，已经有了明显的现代色彩。特别是公会下面设立支部，支部头佬称部长，在名称上很有现代气息。不过，我们发现民国时期早期船业组织称为“公会”，而不是我们称的“工会”，所以，民国早期的川江船业组织木船公会的功能主要在业务运作整体组织上，而不在船户利益维护上，其组织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同时，虽然在正式公文报告上将这些木船组织仍称为木船公会，但民国时期民间和实际运作中仍多称呼为某某船帮，如章程中自称也称为本帮而不是本公会。
不可否认民国时期的木船公会管理上已经有一定现代色彩，如民国时期重庆江北的船帮会章规定，凡区域内经营木船业务者，具备自愿书，经会员二人介绍，审议合格，并缴纳会金可为会员，入会金□元，年金□元；凡被驳夺公民权利，严重违反禁运，破产尚未复权，非真正同业务者不得作为会员；凡会员因事歇业者，须书面提呈理由，经审查认可后出会，所缴纳会金概不退还；本会理事，任期二年，投票选举，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两任；未入会船主，不得在区域内承揽货运；无执照、牌号船不得停泊。这些规定与清代嘉庆年间规定会首由议举产生，每年一换，但多有父子相袭，有的可连续八年担任相比，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史载民国宜昌一带划驳业公会一共分成五个支部，一般来说公会的理事长和理事、监事由各支部大会选举，而支部的部长、组长由支部大会选举。公会的经费开支由各支部和小组提供。理事长是一个名义职务，并不发工资，只是有一定的补助。到了民国40 年代，在成立行业公会的同时，往往也成立了船员工会，所以，民国时期的川江民船公会与船员工会在称呼上往往是一体并用的，如称“川江民船商业同业公会及船员工会”，以致现代许多回忆录中出现了“公会”“工会”混用的乱象。在这种背景下，民国时期巴蜀船帮的传统帮会的乡籍、家族特征大大削弱，已经初具现代行业帮会组织的一些特征。
（二）船帮对官府依赖性更明显，显示出船帮组织的现代性与寄生性同步强化
我们知道在历史学界，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学者们普遍认为清末民初，中国商会已经具有独立自治的特点，外部司法相对独立，内部的契约规则维系已经相当重要，但同时承认“正是由于在诞生的过程中即对清政府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中国商会的独立性也就显得不如自发产生的西欧商会那样突出。”商会对政府的依赖性强而自身独立性不强，不仅在商会，在行业公会上也有明显反映，所以，早就有人指出民国时期的成都商会“并不完全是具有现代机制的组织”。自然，我们发现近代川江船帮的这种近代转型也相当有限。
很长时期人们认为清代船帮像清代中国许多行业会社一样完全是一种纯民间行业会社组织，个别文学作品更是将船帮会首的袍哥身份突出，将帮会的民间性、独立性格外突出。我们知道，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大量行业帮会。但是，虽然行业帮会理论上应该是一种纯粹的民间组织，只是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在组织形式上有亲缘、地缘、业缘三种特征，实际上是一种业缘组织叠加地缘组织，此所谓“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更重要的是实际上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的各种行业帮会从产生开始，就受到官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制约，显现明显的“官气”。前面已经谈到船帮的产生往往就有官府为办理官差方便的客观诉求在其中，所以，后来船帮产生后的运作过程中，官府一直在加强对船帮的管控。以巴县为例，船帮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受八省客长管控，但八省客长最初是缘于移民会馆对社会下层空间的把控产生的，但逐渐在客长遴选、功能职责上受到官府的管控，表现为接受官府委托、体现官府意志、大事官府定夺，八省客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越来越像地方公局雇员”，成为体现官府利益的一个中间管控组织。相应的下面的船帮也受其影响而对官府的依赖日趋明显，如清代巴县船帮在会首推举、重大运营事项等方面都要向衙门禀报，重要官差还需要固定人员“在衙听差”，有的重大事项议举往往直接在官衙中进行。所以，当时的船帮会首往往上面应对官差，下面应对协商船户，具有双重角色，显现了传统中国民间行业会社组织“亦官亦民”的双重性。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那种脱离官府且维护船帮船户的利益的纯民间船帮组织是很少出现的。
很早李德英、何一民等就认为成都同业公会对政府有很大的依赖性，独立性不强。但从川江船帮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个依赖性强是有一个随时代发展逐渐加强的过程的，清代川江船帮的独立性比民国时期川江的船业公会的独立性相对更强，对官府的依赖性也仅是尽量体现官府意志，而官府更多关注的是官差运输的运行，被动受请定夺事项，体现为一种间接管理。民国时期川江船帮虽然在组织性质上有一个由偏向民间社会组织向近代行业会社转型的趋势，但同时近代船业公会的“亦官亦民”中的“官”的特征变的更为明显了，表现为组织形式的现代性与行业会社的寄生性的同步彰显。民国时期，官府对船帮的管理已经不是一种间接管理了，而是有专门的对口部门直接管理。如交通部作为船业公会的直接对口领导部门，官府直接管控船业公会选举，官方委派专门的指导员，许多船帮老大都同时兼有一定的基层组织职务。如1933年的《川江航业木船分会章程》中各条款都体现了官府对船帮、船户的管理，如公会图记由交通部川江航务管理处颁布、重要事项呈准川江航务管理处施行、内部重要任命都要报请川江航务管理处备案、许多具体运输事务也都要向川江航务管理处备查，或请川江航务管理处办理、定夺、处罚，都体现了川江船帮这种传统民间行业会社随着时间的发展“官”的特征更加明显。所以，民国时期在实际运作中官府对船帮的控制明显增强，1927年，重庆许多商号与七门船驳产生纠纷，就是由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来解决的。民国时期，政府有专门的航务管理处负责管理各船帮，所以，1931年，重庆航务管理运处可以直接革除津渝和綦江两个船帮的负责董事之职。同样长寿揽载帮与挂挂帮产生矛盾，也是由航务管理局和社会局来处理调查。1934年荣昌县船帮在运输烧酒河段划分上出现船帮之间、船帮和与酒商之间的矛盾，后来还是通过县委会、县政府、县商会来讨论解决。到了民国后期，政府航运管理处实际上成为直接管理行业会社的机构，同业船帮仿佛已经成为政府管控木船运输的一个最基层的管理层级。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战运输力量极度缺乏的历史背景下，政府对木船船帮的管理就更加直接。金堂县船帮会首袁永华本是袍哥大爷，又是乡里的保正，50年代初被视为旧时帮会头目和基层政权管理人员而被镇压。
在传统时代，木船船运是有关国计民生的运输主体，不论是从社会视阈还是官府视阈，对船帮的重视程度可能在同业组织中都更为明显。以巴蜀地区为例，同业组织中船帮、盐帮最为重要，但盐帮的对船帮的依赖很大，所以，政府一直对船帮的运作高度重视，对船帮直接和间接的管控不断，在对所有行业帮会的管理中对船帮的关注和管理最明显。至今我们发现的船帮和盐帮的会所最多且最固定，各地船帮和盐帮会所建筑也最为气派，如金堂县五凤溪船帮是当地八大行帮中最大的一支，而习水土城的船帮、盐帮会所也是城中最气派的建筑。这本身是川江船帮地位重要和“亦官亦民”会社特征的体现。
综上所述，目前最早有关川江木船船帮名称的系统资料见于清代嘉庆八年的巴县档案。清代川江船帮本身主要是在应办官差的诉求中由官府倡导下形成的。一般来说，川江船帮可分成地域类船帮和行业类船帮两种，但有时地域类船帮因多从事某类货物运输而形成地域帮与行业帮的重合。受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开始川江船帮就受官府的巨大影响，会首推举、重大运营事项都要向官府禀报，重要官差还需要固定人员“在衙听差”，显现了传统中国民间行业会社组织固有的“亦官亦民”的双重性。近代以来川江船帮出现了转型，即从地域性船帮向行业船帮转变，与巴蜀地区移民会馆功能由地缘性向业缘性转变的趋势相吻合。具体来讲，一是组织功能上乡籍家族特征淡化而行业帮会特征彰显，“乡气”削弱，“业气”上升；二是在组织性质上则有一个由偏向民间会社组织向近代行业会社转型的趋势，出现组织形式上行业会社的现代性与行业会社的寄生性的同步发展，“民气”削弱，“官气”强化，行业会社的“亦官亦民”的特征也更加明显。
（作者蓝勇，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