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带，包括江苏徐州、连云港，山东济宁、临沂、菏泽，安徽淮北、亳州、阜阳、宿州，河南商丘、周口、开封、濮阳等地市，明清时期还包括直隶南部的大名府等。这一地区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农矿资源丰富，却向来是我国东部经济发展的“谷地”。黄河长期夺淮致使地理环境变化，继而导致耕作制度甚至民风民俗恶化，是该地区经济始终薄弱的主要原因。
对此，池源、汪汉忠认为黄河夺淮导致苏北地理环境逆变引发了多方面负面影响，尤其是耕作制度的逆变，但其仅列举政府保漕影响百姓灌溉及水利失修两方面原因。凌申聚焦1855年黄河北归山东入海后的大规模农垦，指出这是黄河夺淮导致苏北海岸线巨变后对江苏沿海农业开发产生的影响。韩茂莉注意到苏北水患影响了双季稻的发展，但未分析苏、皖二省的南北差异，在讨论农作物种植制度时也未提及苏北、皖北的情况。马雪芹研究了河南水稻、小麦等作物的分布，但并未深入剖析。虽然还有一些相关研究，但笔者认为，对明清时期黄运交汇地带的耕作制度仍有探讨的空间。
一、黄运交汇与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环境变迁
元代为沟通南北运河，于至元二十六至三十年（1289—1293）相继开挖会通河和通惠河，其中济宁至徐州之间利用了泗水天然河道。为保持航运水深，泗水河道建闸，河东山区来水在东岸停蓄，昭阳湖和独山湖开始形成。有明一代，黄河不断泛滥，黄强泗弱，泗水出路受阻，昭阳、独山不断扩大，微山附近出现赤山、微山、吕孟、张庄等相连小湖。嘉靖年间，南阳新河开挖，运道脱离泗水由昭阳湖西移到湖东，东部沙河等山水入独山湖，薛河水入吕孟湖。万历三十二年（1604），泇河（今韩庄运河）开拓，运河再次东移，奠定了今天京杭大运河的基础。徐州上游黄泛水入赤山、微山、吕孟、张庄诸湖，四湖湖面迅速扩大合成微山湖，是为“水壑”，以为运河屏障；昭阳等湖则成为运河“水柜”，蓄湖东山区来水济运。之后，南阳、独山、昭阳、微山等湖相连，初步形成今日的南四湖。同一时期，邳州、宿迁境内骆马湖也大致成型，《明史·地理志》载，宿迁“西北有骆马湖”。明朱国盛《南河志·通济河记》载:“骆马湖在宿迁县治北十里，而陈沟则骆马一支流也，去县治一里许，俱在马陵山之西。分三支会于黄河：一自董家沟，一为骆马湖口，一为陈沟。然高洼不一，不可以舟。冬春则涸而成陆。”可见骆马湖当时已起到水柜作用，其形成与衰亡与明清两代治河、治运措施也是紧密联系的。
明隆万年间（1567—1620），河督潘季驯治理黄、淮、运河。为保证大运河漕运畅通且明祖陵无失，他采取“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治水策略，大修堤防，将黄河固定在归德—徐州—宿迁—淮安一线，同时大修高家堰，蓄淮河清水冲刷黄河带来的泥沙，洪泽湖因之迅速扩大。
清代黄河决溢更加频繁。据武同举统计，从顺治入关至雍正朝终的92年中，仅江苏淮北地区，中运河河道变迁10次、沂水6次、睢水2次、沭水1次。黄河减水道变迁6次。乾隆朝黄河向北岸溃溢8次，南岸12次。一旦河决，运道必定受阻。
明清两代朝廷对邳宿运河屡加整治，或开凿新河以避河险，或建筑闸门以资宣泄，或甃围堤防以防溃溢。然因缺乏整体治水思想和足够科学依据，水系越发紊乱，如咸丰《邳州志》所言：“泇运既开，齐鲁诸水挟以东南，营、武、泇、沂一时截断。堤闸繁多，而启闭之务殷，东障西塞而川脉乱矣。”
为进一步解决漕运问题，康熙二十五年（1686）靳辅在张家庄运口，经骆马湖沿黄河北堤的背河，再经宿迁、桃源，到清河仲家庄，开一新河，名曰“中河”。自此，漕河可由清口直渡北岸过仲家庄闸至张庄运口，避免了黄河漕运一百八十里之险，便利了漕船往来，有载“中河安流，舟楫甚便”。
同时，为避免黄河水量过大威胁徐州及下游运道，靳辅及其继任者于徐州以上砀山、萧县，以及下游睢宁、宿迁的黄河两岸建若干减水坝分流黄水。北流或归黄河主泓，或入运助漕，南流多经濉水归洪泽湖出清口助清敌黄。此举于当时保漕颇有裨益，却导致黄河河床及洪泽湖、骆马湖等不断淤高，黄、淮、运河水位日益抬高，高家堰也不断延长、加高，洪泽湖不得不分流入江，苏、鲁、豫、皖接壤地带水系及环境受到巨大破坏。
自然环境的变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显而易见。首先，四省接壤地带水灾不断。时人曾指出分黄入淮之害：“自乾隆三年，毛城铺闭，水势无所分。去年，南岸天然闸暴逼下注，四倍往常，水势过猛，闸下引河狭小，不能容纳，两堰溃决。铜山之西乡、萧县之东北南三乡，胥受其害。此水流入睢溪口至睢宁，又因洪泽湖水满倒漾，不得宣泄，以致淹没。”砀山毛城铺“伏秋黄涨。由此出小神湖入睢河历灵芝、孟山诸湖归洪泽湖”，一旦泄洪，砀山以下铜、灵、萧、睢、永、宿、泗等县皆受其害，水入洪泽湖后湖水高涨，又会使沿湖农田受淹。其次，黄河汛期直接影响农作物选择，农业生产必须考虑避开“春汛”及“伏秋大汛”。其三，为保漕运水源，政府限制百姓取水灌溉，并规定泉水须涓滴归漕，“漕河仰给山东诸泉水，贵以时疏浚。近已会同各官，清理旧泉一百七十八处，复开新泉三十一处，俱入河济运”。此举影响了水稻种植，康熙就曾表示：“山东运河，全赖湖、泉济运。今多开稻田，截上流以资灌溉，湖水自然无所蓄潴，安能济运？”不过，微山湖、骆马湖、黄墩湖等大湖泊受来水影响也是时盈时枯，秋冬季节常会有大片“湖田”涸出。湖田“最初不属于国家赋税收入的组成部分，所以在升科之前享有数年的免税优惠”，所以民人争相占种，至今苏北、皖北、鲁南一带仍把下地干活叫作“下湖”。
二、黄运交汇与苏鲁豫皖接壤地带耕作方式变迁
农业耕作方式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受地理环境影响较大。胡焕庸认为：“淮南淮北因天时不同，淮南雨量较丰，淮北雨量较啬，故谷物情形，完全不同，淮南为水稻区域，其情形与江南略同，而淮北则为旱田区域，出产以高粱玉米麦类为大宗。”实际上，原因远非降水量多寡那么简单。黄河泛淮前后，苏、鲁、豫、皖接壤处地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耕作方式亦随之嬗变。
由于该地区处于暖温带，水热条件“对旱作二年三熟的热量要求较充裕，对稻麦两熟的热量一般尚能适应”，但宿迁、涟水、铜山、泗县等县的部分水田和旱作区长期“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轮作制”，少量土壤贫瘠、生产条件较差的地段只种一季春播作物。明李东阳《过宿迁》有“平田翻白浪，破屋带荒烟，黍谷无余种，鱼虾不论钱”，陈蒙《宿迁》写道“禾黍秋风陇，牛羊落日原”，清人游记描写宿迁“春夏之交，登城垣而望，禾绿麦黄”，道光年间河督麟庆诗中有“垂杨遥映春旗绿，秀麦低连汛水黄”，即描写此种情况。
黄河夺淮以前，四省接壤地区稻麦兼作，《周礼》云：“正东曰青州……其谷宜稻麦。”当时的青州包括淮河以北和山东南部地区，今徐淮地区即属青州。东汉元和三年(86)，张禹迁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阳坡（陂），傍多良田，而湮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孰（熟）田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县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过往研究认为，蒲阳陂的稻田粮食亩产可达十石。李贤注引《东观记》曰：“陂水广二十里，径且百里，在道西，其东有田可万顷。”又云：“后年，邻国贫人来归之者，茅屋草庐千户，屠酤成市。垦田千余顷，得谷百余万斛。有学者指出此田应是稻田，此谷应为稻谷。东汉末年，陶谦牧徐州，以陈登为典农校尉，“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晋代沛“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沛郡太守郑浑于萧、相（今安徽淮北市濉溪西）两县大兴陂塘，开垦稻田。开始百姓认为不会有好收成，不愿种植，但郑浑认为此地“地势洿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亲自率领百姓兴工，大干一冬，“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三国时期，夏侯惇“领济阴(今菏泽)太守，断太寿水作陂……劝种稻田，民赖其利”。北魏时，薛虎子为徐州刺史，亦言：“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他认为：“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他的建议为孝文帝采纳。至唐代，洛阳含嘉仓曾调集租米，其中就有徐州的贡品。既是贡品，必是当地广泛种植并遴选出的性状优良品种。至北宋，情况并无变化。宋梅尧臣有“越齑橙熟久，楚饭稻舂初”，苏辙《梁山泊<次韵>》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句及“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的自注，可见黄河夺淮长期以前稻作在该地区极其普遍。此地种植单季稻较为合适，民间称“麦茬稻”，一般麦收后栽插，秋后霜降前收割。明末清初徐州人阎尔梅有“水落洼田麦万塍”句，袁枚《管仲墓》描写墓上“种麦已芊芊”，康熙年间丰县县令王初集写道：“今夏天降丹，麦秋才半熟，禾黍满郊原，篝车勤致祝，连旬乏甘霖，余心若转轴，时雨挽天工，耘耔恐不速。”所描写的应该就是麦茬稻的种植。还有地方夏收后种豆，如砀山顺治五年、十四年均有“秋豆大稔”的记载。
黄河夺淮以后，苏鲁豫皖交界地理环境巨变，商丘“土弱地势卑，民贫无恒产，百年之间，轻者三溢，重者两溢”，颍州“颍地所在平衍，旱涝皆无所恃，徐州“盖自河水荡决，黄沙无垠，徐下邑多被其患，向所称诸物产，或荒淤不复生”，而“黄河两岸，北如曹、单，西如兰、仪无不同罹此患”。水稻生产亦不能独免。虽然黄河泛淮带来大量水源，但仅有水是不够的，水稻生产灌溉还要配套完善的水利系统以自如控制来水，“稻作农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对水的可控制基础上的，对河渠沟泄闸坝经常的挑浚维护，对周围环境经常性的改善，是稻作农业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
具体来说，首先，苏鲁豫皖交界多山间洼地，受黄河汛期来水，一到夏秋沥涝成灾。种植夏稻，尚未生根，一遇洪水，重则冲走，轻则倒伏。并且黄水含沙量高，洪水过后，十几至几十厘米的泥沙淤积会将大多秧苗掩埋。民国《邳志补》便有:“邳虽泽国，可稻之田少……盖稻宜清水。山水泛滥，多挟泥沙，留滞稻叶杈丫间，少落而苗萎矣。”此处“山水”指沂沭洪水，它们尚且如此，黄水必更过之。因此，当地因势利导，避害趋利，利用两次汛期间隔种植冬小麦，俗称“一水一麦”。冬麦一般9月播种，次年5月收割，正可避开季节性水害。如徐光启所言“北土最下地，极易苦涝……余教之多植麦，当不惧涝。涝必于伏秋间，弗及麦也。涝后能疏水，及秋而涸，则植秋麦”。
其次，黄河夺淮破坏了苏鲁豫皖接壤处的水利系统，泥沙积淀，河道高仰，积水排放不复自如，致“壤土瘠薄，非有膏腴薮泽之饶，夏麦秋禾，亩无沟隧，不宜稻产”。宿迁昔日“水则南控清淮，北引沂泗。又骆马湖移交脉注，蓄泻有资，农田赖之”，黄泛后则“陵谷变迁，境内诸湖，强半淤垫”；灵璧“今者沮洳居半，土旷民希（稀）”；夏邑“沟渠虽多，不讲水利，旱无所蓄，涝无所泄，丰歉一任天时”；仪封“昔之以河名者有七，今河名尤在也而形势无存焉，即间有旧形，亦资蓄泄之利而不得”。稻作农业要求对灌溉用水持续可控，但沟洫年久失修使水稻生产失去保障。如阜阳东西北三乡为黄河泛滥区，“地平衍，惟殖麦豆杂粮，略同于豫土，南滨淮汝间，始多渔稻之饶”；灵璧“雨水匀调之岁，高地可望有秋，洼地亦得二麦”“种之宜者，稻麦而外，秫豆为最”。宣统《滕县续志稿·物产》仅录有花生、麦、豆、高粱、番薯等，不见稻类，百姓“常食以粱粟为主”。
再次，明清两代政府为保漕运畅，常牺牲四省接壤之地，“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每年黄河涨水季节，漕船过境北上，如遇洪水盛涨无法纤挽，必开闸泄水以保漕，所泄之水听其漫流必伤民舍禾稼。如遇天旱缺水，则引水济漕，正如徐光启所言：“自淮河以北，河泉诸水涓滴皆为漕用。”这样，农业灌溉水源大大减少。
最后，四省接壤的黄泛区土壤盐碱化难以种植作物，即使种植产量也较低。学界曾认为“黄泛区历史上未受黄河泛滥地区的土壤肥力状况显著优于黄河泛滥区域。可以推断，黄河南徙及在徐州地区的屡次泛滥破坏了该地区的土壤环境，造成了泛滥地区土壤沙化及肥力的下降”。如砀山“河流甘淡，井泉斥卤，白坟十九，赤殖十一”；萧县“地多沙瘠，农不专勤苦，至蝗蝝水涝相寻”；东明“地接大河，河之迁徙靡定，而土质优劣亦因之无常……约分为淤地质、青沙地质、斥卤地质、沙地质、不毛地质五者”；夏邑“素洼下，东南北地多斥卤，蕃殖力薄，西北原衍，尚称沃壤，农事固步自封，不知因时因地以制宜”；仪封“仪邑滨河瘠土，布帛菽粟而外无它奇产”。黄泛区平原内广泛分布“沙姜(礓)土”，“即在深层之心土间有一层石灰质凝结之块状物，土名沙姜，故名。……表面上有从西北吹来沙尘堆积所成之风积土，带石灰性，故水稻不生，而成小麦、大麦、高粱、小米、豆类、棉花、烟叶之产区”。科学研究表明，江苏“分布着由黄泛母质发育的黄潮土，强石灰性，呈碱性反应。在排水不畅的轻质黄潮土地区，常有盐化潮土和碱化潮土分布。全省黄潮土面积为1763万亩，占潮土总面积46.2%”，分飞沙土、两合土、淤土三种亚类，其中仅徐州市黄潮土面积即达718.6万亩。“黄潮土中飞沙土54.3万亩，含异质层的沙土共586.1万亩，两合土579.2万亩，淤土543.8万亩。”三种土中仅有淤土宜稻麦轮作。徐、淮、盐三市废黄河沿岸各县飞沙土最多，沙土则向外侧扩展，两合土介于沙土与淤土之间，淤土分布的范围距故河道更远。而“徐属地方，与豫东、鲁南、皖北同属一区”。
此外，这一地区还有大片盐化潮土，俗称“花碱土”。它不同于受海水影响形成的含盐潮土，是“形成于黄泛母质上，由于微域地形变化和地下水的局部矿化，导致土体和潜水中盐碱积累和再分配的结果”。该类土壤呈斑块状，与良好的地块插花分布，盐分以重碳酸盐为主，并含碳酸盐。有的盐化潮土同时含有较高的硫酸盐、氯盐类。江苏“盐化潮土246.6万亩，其中盐性土223.3万亩，徐州市的面积最大，西北部丰县全部和沛县一部分，以大沙河为主体延向两侧；丰县以东、废黄河以南的铜、睢境内是碱化和盐化潮土之共存区域”。
土壤沙化、盐碱化严重影响徐属州县的农作物种植。该区域水稻种植在明清时期几已绝迹，仅极少地方因山势阻隔、水利设施尚未完全湮废尚有种植。嘉靖《徐州志》仅有“（萧县）白米堰，在县东三十里都仁乡，乡人堰引溉田可十六顷，米洁白独异常”一条有关稻的记载。乾隆《徐州府志》则云：稻“近时间有种者，水旱凡二种，惟萧县白米，山泉所灌，稻最佳”。道光《铜山县志》记载：“香稻，出四堡，香美甲于他府。”遗憾的是，到同治时则“其黍、稷八谷，繁殖如他郡，惟稻种最罕”。嘉庆时期，《萧县志》曰：“旧不种此，近时间有种者，水旱凡二种，惟萧县山泉所灌稻最佳。”这种情况直至民国也无改变，1921年，东亚同文会对江苏米产的调查，产地中未列淮安、徐州和海州。山东济宁、韩庄、临城、夏镇、金乡、嘉祥、鱼台、单县、滕县也无一出产稻米。另据日本有关机构1943年的调查，凡在淮河以南的江苏江北各县均出产稻谷，以北的县份则无稻米出产。民国时期《分省地志》做过简要统计（表1），苏北、鲁南仅江苏东海有籼稻记载，其余均未见。
苏北沿海地带在黄河北徙以后还面临海水倒灌问题，胡焕庸描述海州板浦附近陈家港：“五十年前，黄河南行，陈港附近均植小麦稻田，阡陌相望;后以黄河北迁，海水入侵，麦禾尽毁，卤气日重，致成一片荒土。故三十年前之陈港，居民仅八家，依渔业为生。”黄河北徙后至胡氏调研两淮水利盐垦近80年，此处谈及50年前，可能是转述调研对象的话，也可能海水入侵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指出，苏鲁豫皖接壤地带少数地区间有旱稻种植，但产量也很小。民国时期，“徐海各属，稻产几已绝迹”，江苏北部灌云、东海“间植少数旱稻，播种以后，遇雨即成水田，稻秧不再移栽，此与纯粹水稻者不同，又其产量殊少，较之水稻区域，殊不足比较”。旱稻即“旱作稻”，也称“陆稻”，通常在旱地或干湿地直播，一生旱管旱长，无须水层，全靠自然降雨，或辅以少量灌溉即可生长。如夏邑“稻有水稻旱稻两种，是地宜旱稻”；商丘“稻，水旱两种”；灵璧“稻以红色为胜”；睢宁“稻，旱产，百无一二”。但有些地方“春久不雨，泥块被烈日晒结”，即便采用旱地育秧法育成旱秧，移栽时也会因大田中缺水不能下插。直播稻，特别是直播旱稻，可能还与北方旱地农业传统有关。北方稻作受旱地农业影响广泛使用直播法。“江苏灌云、东海间的旱稻直播，除自然因素外，因距北方较近，也可能受到旱地农业传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所谓的直播就是用旱地农业的方法来种植。”
三、结论
明清政府为倾力保漕，掘水柜以资运道浅涩，建水壑以避运道冲决，筑堤坝以束水攻沙，凿新渠以避黄行运，开闸口以泄黄水暴涨，辟减河以分杀黄河洪峰，种种措施使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百姓付出了巨大代价。有学者认为统治集团为了维护漕运，使“苏北、皖北等地被牺牲成为势所必然之事”，甚至“对苏北、皖北、鲁南等地区而言，运河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而且漕运的维持极大地阻止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河泛准期间，农作物亩产低下，百姓温饱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加上地理环境和耕作制度逆变的消极影响，都制约和阻碍了苏北经济社会发展。黄河北徙后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变。
黄河泛淮还导致四省接壤地带耕作制度由稻作转向旱作。区域内饮食习惯逐渐北方化，多面食、少米食，口味重咸，制作粗放。百姓尤其视精耕细作为高风险投资，养成广种薄收、疏于农事、靠天吃饭的民风，“野有惰农，市多游食”。他们“朴愚而惰，宁忍饥寒，不勤力作”，“不为蓄积计，凶年饥岁枵腹者比户皆然”；直至民国初年，“务农尚俭，无富商大贾，居处服用率朴素”。又因小麦养护相对简单，冬季长时段农闲时人们外出务工或“南下就食”成为常态。一遇荒年，匪患四起，尤以省际接壤处为盛，如新安（今新沂市）“接壤鲁境，盗贼出没”，宿迁“武夫悍卒骄暴之气不得衰息”，徐州“其骁桀者好勇轻死，所接壤皆风气劲悍、盗贼出没之区，游民鲜恒业，转相扇引，一困于饥寒则铤走而剽掠，使人不得不感慨“非特山川风土之所限抑，亦势使之然也”。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