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真正唯物论者必须深入实际

　　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把调查研究提升到衡量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高度来认识，是张闻天结合自身经历总结晋陕调研体会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

　　张闻天是一位坚定的职业革命家，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曾经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成员，因为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亲历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后，他又成为最早与王明路线决裂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遵义会议上毅然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尔后作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与毛泽东等紧密合作，领导党和红军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基于策略上的考虑，并未对王明路线的性质作出政治总结。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明回国，继续对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指手画脚，并自以为是地提出一套右倾错误主张。王明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自居，在党内颇有一定的迷惑性，极大地损害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威。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国民党蓄意制造摩擦固然是直接原因，但当时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也为新四军军部未能遵照中央指示带领部队迅速转移以避免更大损失埋下伏笔。这都让毛泽东痛切地认识到，在党内，苏维埃运动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路线的内容很不相同，“左”和右看似是两个极端，但由“左”转到右，则说明“两极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同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对苏维埃时期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从根本上纠正长期以来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端正党的指导思想，根本转变全党上下的作风。

　　提倡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是党中央为开展整风学习做的重要准备。1941年三四月间，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的重新出版撰写“序言”和“跋”，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眼睛向下”，善于“向群众学习”。5月19日，他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对“实事求是”作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崭新诠释，强调要“有的放矢”，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他指出，党内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许多同志存在着主观主义的作风，据此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8月初，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力戒空疏，力戒肤浅，加强对历史、环境、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中央决定的推动下，全党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兴起调查研究之风。

　　在为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做的主题报告中，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在统治全党期间的表现与危害作了系统回顾和批判，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王明路线的实质：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严厉批评，让张闻天感受到强烈的触动。他自知，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同志不同，他走上中央领导岗位，与王明、博古一样，背后主要是共产国际因素的作用。王明、博古所犯“左”倾路线错误及给革命带来的严重损失，自己作为主要执行者之一也是有责任的。为此，他在会上十分诚恳地作了自我剖析，坦承自己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但过去对此没有深刻了解，真正自己动手做得不够，因而不能深刻了解和处理问题，也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上纠正理论与实际脱离的错误。他由衷地表示，“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把自己的癞痢头给人家看。”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必须要还。张闻天着重对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进行对照检查，却只字未提自己在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路线及会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功劳，他的自我反省无疑是深刻的，表现出高尚的党性修养，甚至对自己有些过于苛责。

　　既已认识到问题所在，张闻天决心用行动补上缺少实际工作经验这一课。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他便主动向中央提出要到农村做调查研究。经中央批准，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九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由张闻天带领前往根据地农村开展经济社会调查。倘若说张闻天起意到农村去调查，主要还是基于“还账”和“补课”的质朴想法，一年多艰辛勤苦的调查实践，则引出了张闻天对如何才能做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深入思考。从青年时代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之时起，张闻天从未怀疑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论者。然而，在深入乡村真正接触实际后，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明确意识到过去那种只背教条不懂实际、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是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作风，而恰恰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特点。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张闻天经深入思考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作了深刻阐发。

　　一方面，必须坚持一切工作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所谓客观实际，是相对于人的主观意识而言的，指的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既存状态，它受自身规律的支配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人的主观意识可以感知它，认识它，甚至去改造它。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仅有一腔热情或一厢情愿是不行的，必须以对客观事物的特点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前提，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因此，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张闻天中肯地指出，这似乎是谁都知道的普遍真理，然而真能在一切实际行动上这样做的，却并不很多。客观实际天天出现在我们面前，要求我们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统治地位。有人却偏偏对此熟视无睹，不肯去理会它，甚至根本不承认它。但是，客观实际并不会因为人们的不理会或不承认就不发生作用。相反的，人们愈是不理会它，不承认它，它愈是积极地同人们捣乱，使人们到处碰钉子，到头来弄得人们头破血流。我们在很长的时期内，受过许多痛苦，还不知道这钉子从何而来。只是在经过许多牺牲与损失之后，经过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才开始觉悟到，这钉子是客观实际的钉子。可见，许多看似浅显的道理，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它，其实并不容易，要在碰钉子走弯路甚至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能做得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列主义，而是从实际经验中，从错误中把它接受过来的”。张闻天的这段话，确实是深刻反思党的历史，尤其是遵义会议前后成败得失的肺腑之言，也表明他对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论断的精神实质有了更为深切的感悟与体认。他强调，既然承认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那就必须好好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地位，而决不能目空一切，自高自大。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只能有这样的态度，不能有别的态度。以张闻天在党内的经历和地位而论，他的这一看法尤为令人信服。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只有在正确地认识客观实际之后，才能提出改造客观实际的正确意见。一切正确的认识只能从客观实际中来。凡属正确的意见、观点、主张，乃至计划、政策、路线，都必定是实践的产物，是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反复认识、反复修正的结果。这个实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张闻天认为，无论怎样伟大的天才，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那些非常细小的事物，在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前，是决不能发表任何正确的意见的。在实际工作中，之所以经常对许多问题闹不清楚，争论不决，许多事情办不通，办不好，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一番切实的调查研究，找不到共同承认的真理。他强调，作为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无论是在发表意见时，还是在决定问题时，都必须采取经过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小心谨慎的老实态度，而决不能有其他的态度。教条主义者却恰恰相反，他们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把经典作家的现成论述当作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不顾客观环境和条件是否许可，生搬硬套外国革命的经验和做法，这不仅不是真正唯物论者的态度，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格格不入，只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张闻天发自内心地说：“如果我从这里能够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只有无情的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调查研究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科学的思想方法。“一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在他口头上是否承认或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而主要的要看他在实际行动上是否真能这样做。”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所要求的，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做到的。通过晋陕调查，张闻天在基层看到大量以前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这让以往习惯于从文件报告中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的他，萌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冲破教条的囚笼”的欣愉。他感慨殊深地写道：“到处看到的东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必须经过一番请教之后，我才能认识它们，同它们交起朋友来。但这些东西，又是如此的生动活泼，变化多端，如果我不同它们保持经常的接触，紧跟着它们，它们又会很快的前进，把我远远的抛弃在它们的后面。”

　　为了让自己从思想上到行动上成为一名真正的唯物论者，张闻天抱着甘当群众的学生，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的态度，风尘仆仆走进乡村田间，走进农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潜下心来，从春耕夏播、秋收冬藏，从吃饭穿衣、劳作娱乐开始，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认识和解剖乡村社会，考察革命给农村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和党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曾与张闻天一道工作的调查团成员马洪多年后仍清楚地记得，在一年多的调查期间，张闻天都住在农民家里。炕上、灯下，他和群众促膝交谈；村头、地边，他和群众谈笑风生。在他调查的几个村庄，几乎每个家庭都留下他的足迹；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张团长、张晋西。晋陕调查，让张闻天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心情畅快，如浴火重生。调查归来，他谦逊地表示，说到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自己只是开始学着射箭，但每射一次，总觉得比上次更熟练些，还要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接触实际，联系群众，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没有什么最后的止境，没有可以停止下来、不需要再行前进的地方。后来，无论是解放战争在东北，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外交和研究工作，终其一生，张闻天始终秉持这样的态度，只要条件许可，他就从未停下调查研究的脚步。如果说晋陕调查之前，张闻天对教条主义的认识还没有那么透彻和深刻，调查结束和《出发归来记》的写成，则宣示他已经从思想上与教条主义彻底决裂，完成了一个成熟的革命家的理论自觉。

　　二、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

　　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照搬照抄现成词句是不行的，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要靠调查研究。毛泽东说过：“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只有调查研究，才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根本途径，才是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关键环节。通过晋陕调查，张闻天对此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概括出“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的重要命题，强调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一切关于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一类的话，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也就是说，从实际出发，首先要了解实际，认清实际。要想了解实际，认清实际，就必须从调查研究开始做起。在他看来，无论对于领导者或被领导者，调查研究工作都是绝对必要的，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必须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

　　从领导者的角度看，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先决条件和主要依据。如果一个领导者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没有做精密的调查研究，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而在正确地提出任务之后，也还需要继续做调查研究。张闻天注意到，经常发生的情况却是，领导者提出任务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不再过问，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例行公事式地开一个检查会议或总结会议，照例检查一下，总结一下。但是，因为平时对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缺乏详细的调查研究，所以在检查会议、总结会议上提不出新问题、新办法，以推动运动继续前进，也很难给下级经常的具体的帮助指导。许多工作的检查总结，常常是流于形式的、死板的、没有内容的，因而也很少有实际效果。所以，“一个领导者，不但在决定任务之前须要做一番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即在正确的任务提出以后，也仍然需要不断的调查研究……只有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把这种领导称为具体领导。这种具体领导，不以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决不可能的。”领导者不能拍拍脑袋就做决定，下指示。领导责任越大、决策越重要，就越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就越突出。

　　从被领导者的角度看，接受上级规定的任务后，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也不能不对当时当地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首先必须考虑清楚，在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下，怎样去执行任务，才能不脱离群众，不违反上级政策，否则就会盲目地乱干一气。所以，一个合格的被领导者，不但应当对上级给与的任务有清楚的认识，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与勇气，还要能提出不脱离群众、顺利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离开了对当前情况的调查研究，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一个任务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相反的方法来完成。一种方法是不问实际情况的，死板的，强迫命令的，脱离群众的，违反政策的。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的，灵活的，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执政政策的。”前一种方法是违背党的群众路线的，后一种方法才是符合党的群众路线的，我们当然应该采取后一种方法。然而，“不了解当前情况的人，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完成任务的。”没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没有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圆满地完成上级任务就失去了依凭，没有了抓手，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特点着眼，张闻天认为，上级和下级作决定，针对的对象和适用的范围不尽相同，因此各自的侧重点亦应有所不同。对上级而言，作决定时必须很好地估计到不同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原则性。对下级而言，在执行上级决定时，则必须估计到本地区的特点，使自己的决定带有具体性。只有如此，上级的原则决定才能够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得到具体的贯彻执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方能步调一致，和谐地合拍地一道前进。这都有赖于对工作对象的透彻的周详的了解，对各种情况的熟悉掌握，从而也就离不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由此可见，调查研究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阶段才需要的工作，更不只是对于某一种人来说才需要的工作。它是党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了解这一点，便无法真正理解调查研究工作的意义。

　　由于长期担负中央领导工作，张闻天对晋陕调查中发现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尤为关注，详举种种不良表现及其危害，分析发生的原因和症结。他指出，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对于各项工作的审查，常常偏重在上层、在工作报告上、在会议上，而这些检查又常常是片面的，内容空洞，吃力不讨好。上级决议向下传达时被不断地打折扣，到最下层只剩下一个干巴巴的数字。下级向上报告情况时也是不断地打折扣，到最上级时只剩下几条硬化了的结论。这些所谓的结论，要么毫无实际内容可言，要么有点内容但并不可靠。他还说，我有过无数的经验，常常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材料，下级同志却认为不重要；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他们却长篇大论的叙说。我参加过很多的会议，听过很多这样的报告，报告人可以说到他们如何开会、如何传达、如何布置、到会人数、发言人数，以及“经验教训”等许许多多的话，然而实际材料很少，实际问题究竟在哪里却无法知道。这类报告再经过许多次的传达、讨论、总结，就成为什么也没有的空话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必然造成领导与群众隔膜，上下脱节，各级空转，效率低下，形式主义泛滥，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纠正高高在上、虚假浮夸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张闻天认为，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要把同群众结合、同实际结合作为全党的任务。“在机关审查中纠缠不清的、颠三倒四的问题，一到这里会豁然开朗起来。在机关审查中死气沉沉的、闷人的空气，一到这里就会生动活跃起来。”这是因为，上级机关的决议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是在这里，决议的真正实行是在紧张的斗争环境中，而不是在机关里，不在和平的讨论中。鲜活的生活是最好的课堂，广大群众是最好的老师。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办法，就蕴藏在客观实际里、蕴藏在群众当中，关键在是否善于寻找和发现。他郑重向中央建言：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最下层的干部与群众密切接触，是绝对必要的。从这里可以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他以自己的经历和收获现身说法：“过去我以为要同实际、同群众接触，一定要出发得很远，其实未必如此。我们是生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只要有决心去同他们接触，我们是可以到处找到他们的。不愿同实际、同群众接近，熟视无睹，才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基本原因。”今天来看，张闻天的这段话仍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毛泽东曾说过，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张闻天对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作了具体阐释，他指出，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要在实践中加以证明。实践证明做不通的，或找不到证明的东西，不论说得如何动听，或如何“伟大”，都是无用的、有害的东西，都应决然加以抛弃。反之，实践证明做得通的，不论说的如何平淡无奇，如何“不足道”，都必须认识到是可靠的真理，加以抬举和尊敬。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工作，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实践标准。“必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审查我们的工作有无成绩，有何优缺点。”同时，实践又是随时随地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客观形势也不断给我们提出新的任务。对于客观实际，“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们，熟悉它们，了解它们的动向，我们决然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即使马马虎虎的决定了，任务仍然无法完成，政策也无从实现”。调查研究还是联系干部与群众的重要纽带，是培育党的优良作风的丰沃土壤。领导干部到群众中调查研究，不但能了解群众的现实需求、所思所盼，帮助群众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还能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各项政策，帮助群众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政策精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为着共同的目标奋斗。所以，从党的工作全局看，调查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三、调查研究应当遵从科学原则和方法

　　调查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谨、细致、讲究技巧的工作。毛泽东根据亲身从事社会调查的丰富实践，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调研原则和方法。有着深厚理论素养的张闻天，在晋陕调查中充分吸收和运用这套原则和方法，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出发归来记》用较大篇幅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一是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正确态度。调查是面向人民群众做调查，对待群众没有正确恰当的态度，调查研究一定是做不好的。张闻天强调，要善于同群众接近。“生活群众化，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他们请教。”调查期间，张闻天轻车简从，以普通干部形象出现在群众中，群众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大干部，都亲切地直呼他的化名。他衣食简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调查团成员挨家挨户走访群众，在田间地头与农民亲切交谈。他与老乡拉家常，话题非常广泛，上至对中央和上级政策的看法，下到农户地里种了哪些庄稼，养了几种牲畜，事无巨细，无话不谈，从中了解到许多第一手材料。他非常讲究与群众的沟通方式，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亲近。“老百姓讲话，不要去堵他，而是让他讲完，要帮助他们解决些问题。在人家讲话时，要注意提问的方式，回答的时候，要进行慎重研究。”调查组成员回忆，张闻天“几乎每一家都去过，每一家户主都亲自谈过话，调查得非常仔细”。群众说，没有见过共产党干部像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张闻天自己对此体会颇深：“过去毛泽东同志常常告诉我，他有时对于一件事情，感觉到毫无主意，感觉到沉闷，但一同实际接触，一同群众与下层干部接触之后，主意就出来了，人也感觉得松动了。他的这句话，我到今天才算多少有了一点了解。”

　　设身处地的现场体验是社会调查的重要方面。张闻天认为，调查“不但需要问话，而且需要生活，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考察和体验”。“我们要同实际接触。只问少数个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需要我们亲自去体验，去感觉，多从生活中去观察，去体验。这需要我们有更多的经验。对于发现的问题不管过去有无规定，都要追下去，一追到底。”他特别重视社会调查的现场感，非常反感那种蜻蜓点水的走过场式调查，为此，他深入田间地头，参加村里的选举会，考察乡村集市，乃至观看农民的祈雨和祭龙王仪式。这种来自现场的体验是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需要花费功夫沉潜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去，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才做得到。晋陕调查绝非浅尝辄止，走马观花，用时之长在党的社会调查史上是少见的。神府八村调查用了三个多月时间，杨家沟调查用了两个月，兴县调查用了五个多月。张闻天本人写的调查笔记就有四本，约20万字。他总结神府贺家川调查的经验时写道：“调查应该由最具体的东西调查起，由个别的事物个别的人调查起，只描写一个轮廓是不行的……调查研究就要不怕麻烦，鸟瞰—下，是要不得的。”

　　二是要善于抓住典型开展调查。张闻天认为，一般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物都一件件调查研究清楚。至于那些走马看花式的一般性调查，看上去调查的事物很多，却往往是流于表面的、空洞的、不深刻的，并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发现其运动规律。所得出的一般性结论，也是空泛的，是不能正确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只会变成老一套的党八股。调查研究应当有针对性。最好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做调查研究，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准确选择进行调查的典型案例，是保证取得良好调查效果的关键。最好的典型，应该是最能代表同类事物的具体事物。典型选择得越好，得出的结论就越有普遍性。当然，要选好选准这一类典型，若对这一类事物没有一般的了解，那也是不可能的。张闻天从哲学上阐述了典型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普遍的东西，决不会在单独的东西之外，脱离单独的东西而存在；普遍的东西，实际只是单独的具体事物的质、属性、本质而已。”这并不是说，通过研究某一类事物的典型而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同类事物的一切特性，而只是说，从典型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可以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提供一定的原则指导。至于其他同类事物的具体解决方法，仍须依靠对该事物做具体的研究。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张闻天对米脂县杨家沟地主经济的调查，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一个偶然的机会，张闻天得知杨家沟村地主马维新家中保存着上百年来的账簿契约等文书，非常重视，当即带领刘英、马洪等，对马家所有账簿包括买地账、典地账、租粟账、银钱揭账、工账、银钱借账、粟物借账、银钱粟物借账、支账、伙子账、买货账等，还有马维新经营的“崇德厚”商号的账簿包括典买地账（附牲畜账）、租粟账、银钱揭账、借账、粟物借账、粟物流水、万金账等，分别进行抄录、整理。张闻天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拉着计算尺一笔一笔地算，终于弄清了封建地主花样繁多的剥削方式，以及封建地租、雇工剥削、高利贷在地主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写成十四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张闻天对马维新家族地主经营状态的解剖，充分证明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就是地租、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结合体，为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北方封建地主经济的基本特征，提供了一个翔实丰满的典型案例。

　　三是要确保调查材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广泛收集占有真实可靠的材料，是保证调查成功的前提。张闻天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周密准备。他以学者般的严谨态度精心设计各种调查表格。仅神府调查就制作了43个表格，涵盖各村的自然条件、人口、土地占有情况、阶级构成、政权与社会组织、生产、生活等项，巨细无遗，应有尽有。这就让晋陕调查基本合乎现代社会调查的程序和形式，突显了调查的科学规范性。经调查，当地农具共有耕地、中耕、灌溉、收获、运输、制作六大类25种，农作物共14种，乡村集市的交易项目有十多种，还按质量不同把土地分为九等，逐个计算所需要人力、畜力、种子、肥料以及收成等。调查记录农民日常食用的饭菜有八种，如主食有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黑豆糊糊、散面谷垒、洋芋，菜蔬有酸菜、蔓菁、豆角、南瓜等，肉和油则极少。调查中还发现，虽然当地耕牛尤其是好牛很缺乏，但由于饲养成本高，农民养不起好牛大牛，宁肯养吃的少又能做许多农活的驴。如果不是现场调查，很难掌握如此弥足珍贵的材料和数据。

　　在张闻天看来，别人的材料只能作参考，只有亲自动手得来的材料，才是比较可靠的。这就需要尽可能多的联系群众，可行的办法是先从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着手，经过他们的介绍，再推广到其他群众，但也不要以此束缚自己，落在小圈子内。如能找到别的关系，应抓住不放，以扩大调查的范围。调查还要格外注意调查对象的矛盾和矛盾的不同方面，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保证调查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对调查收集上来的材料，应及时地加以整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对已有的材料更加熟悉，发现材料不足的予以充实，材料缺漏的予以增加，材料中间有矛盾的、不确实的，及时加以校正。总之，“初次调查来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经过几次三番的调查才能得来。”也就是要有刨根问底、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能图省事怕麻烦，敷衍了事。

　　对于调查方式、调查时间等细节问题，张闻天也动了一番脑筋，提出自己的具体意见。他认为，主要的调查方式有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和实地调查等，可以把这几种方式适当地结合起来。调查的材料，应尽可能在当时就记录下来，当时不方便记录时，事后应尽快加以补记。不必太拘泥谈话次数的多少，应以谈清楚问题为主。谈话的时间应力求不妨碍群众生产、不损害群众利益。农忙时的中午休息和夜晚，冬天农闲时节，都是进行调查的便利时间。谈话不要采取像审问或填表格的形式，而以生动的、随便的，但又有一定方向的“拉话”为最好。与调查对象谈话时，调查者不可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而应是态度和善，平易近人，从而营造融洽气氛，消除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顾虑，让他们敢说话，尤其是敢说真话，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

　　张闻天记着毛泽东常对他说的话——做事情要亲自动手，出一身汗才做得好。他在晋陕调查中正是这样做的。据张闻天日记所记，1942年1月26日至9月25日，他总共与地方各级党政军干部76人谈话68次，召开大小调查会12次，与村民谈话38次，登门访谈10次，考察地方社会状况28次，参与地方实际工作3次。他身体力行，动眼、动口、动耳、动手、动脚，不厌其烦，细致入微，为调查团成员作出表率，也保证了采集来的所有调查数据都是第一手的和可信的。

　　四是社会调查应兼顾分析与综合。“收集材料，只是调查工作的第一步，而第二步则是研究。”张闻天认为，分析与综合是研究阶段的主要方法，但两种方法不应孤立的运用，而是应当加以兼顾，结合起来。他举例说，调查一个村庄的阶级关系，必须首先把它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先从各个家庭开始调查。对家庭也要继续作分析，可分解为一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要素，然后进行个别的调查。对上述要素还可以做进一步细分。如家庭人口一项可分为儿童、壮年、老年，男的、女的。劳动力一项可分为男劳动力、女劳动力，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土地一项，依地形土质可分为山地、川地、水地，其中每一类又可分为上地、中地、下地；依占有性质可分为自种地、租入地或租出地、伙入地或伙出地。只有经过这种层层分析的方法，才能把这个村庄的各个组成部分分门别类地加以认识。“这种分析，是了解整个事物所必须经过的步骤。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笼统的，一般的，没有内容的。”

　　然而，仅仅只有分析还是远远不够的。依靠分析的方法只能得到各个具体事物的特点和性质，要找出各个具体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一类事物的共性和规律，则需要采取综合的方法。也就是张闻天所说的，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那我们得到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它们不是整个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变成脱离整体的独立的东西。这同样使我们不能了解这个事物的整体，甚至得到完全错误的认识。因此，分析之外，调查者还需要做另一种功夫，即把那些分解出来的部分再“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就是综合”。从某种意义上说，综合可能比分析更难，对调查者的能力素质要求更高。还是以对一个村庄的调查为例。张闻天认为，在对一个村庄的各个家庭进行调查后，下一步就应该把这些家庭的材料进行综合，如此方能知道该村的户口总数，判定这是一个大村子还是一个小村子。对一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各个部分进行调查后，也应该把这些部分的材料综合起来研究，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阶级成分的家庭。照此类推，全村所有户口的阶级成分，如地主有多少，富农有多少，中农、贫农有多少，就都搞清楚了。如果要对该村的阶级关系有深入了解，还得继续对土地、牲畜、农具等各方面进行分析与综合，从而把全村各阶级间的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的各方面，层层地研究清楚。最后，再把所有这些方面综合汇总起来，这个村庄里的阶级关系就可以一目了然。分析与综合缺一不可，只分析而不综合，没有对事物整体的正确认识，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兼顾分析与综合的调研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在调查一个事物时，首先把这个事物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把这些方面、这些部分加以分析与综合，得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规定性，然后加以全面的综合——这就是认识这个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所以，“分析必须‘追根到底’，分析后一定要综合，不光是看到个体，还要看到联系。这样，从统一体到一个个事物的研究，从一个个事物到统一体的规律之把握。从分析到综合，从综合到分析。”分析与综合是对立的统一。综合如果没有分析做基础，那么综合将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不与综合统一起来，那么分析将是死板的、虚假的。先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既有分析又有综合，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任何成功的调查研究，都不能不遵循这样一条法则。张闻天的这一重要观点，反映他对认识过程与认识规律的深刻理解，对一般与特殊、个性与共性、具体与普遍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

　　五是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见解。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和了解客观实际，从中找出特点和规律，以指导工作。从事调查研究的人要肯动脑筋，善于独立思考，用张闻天常说的话就是“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带着预设的条条框框，先入为主，人云亦云，则是调查研究的大忌。

　　经过深入系统地研究调研材料，张闻天和调查团有了许多重要发现。对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结果表明，此地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分到土地后农民感到满足与兴奋，生产积极性很高。然而，随着土地经营的分散，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生产单位缩小对先进农具的使用带来不利影响，出现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据此，张闻天认为不能“把个体经济理想化”，应当引导农民开展互助，使他们逐步联合起来。他在调查中还强烈地感受到，农民是最现实的。他们对空洞的政治号召与议论，很少表示出兴趣，他们主要的努力方向是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上，但这不能解释为他们不要政治。他们不要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的“政治”，而不是适合他们需要，解决他门实际问题的政治。据此，他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新民主主义政治，应该是适合群众需要、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政治，发展他们的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政治。只有这样的政治，才能提高大多数人民在政治斗争中的积极性。”这一见解无疑十分深刻地切中要害。他在调研中还发现，虽然农民的负担比革命前轻了许多，却依然存在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不过，最让农民在意的还不是负担过重，而是负担不公。“在各种摊派问题上，群众的一致要求是‘公平’!只要负担的公平，他们说，就是负担得重些也是甘心的。凡乡村里能够比较公平处理问题的人，即为大多数所拥护，而不公平的人，在群众面前就没有信仰。‘公平’对于这里的农民们是政治道德的尺度。”这已大大超出对客观现象的一般性描述，反映出对农民群众真实心理的准确把握。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专门反映了这一问题，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对中农问题的认识，充分显示了张闻天作为理论家的思维深度。他在分析土地革命后农村阶级关系变化时发现，分地以后，中农、贫农占农民的绝大多数，大多数中农是由贫农发展起来的。在平均分配的土地上，谁只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再加上头牛或驴，谁就可以由贫农升为中农。贫农与中农之间的差别，不是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差别，而是个体小生产者间，在生产力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他断言：“中农是农村经济中的主要力量。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一部分贫农将上升为中农，中农将变为更加富裕的中农。这种大多数农民的向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在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农民变为中农或富裕中农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而且正在产生着使用雇工的富农与被雇佣的农业工人。根据这个判断，他写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主张在新民主主义政权条件下有节制地发展农村资本主义。当时这样做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据刘英回忆，有人说张闻天是搞富农路线，要发展富农经济，告状告到毛主席那儿去，张闻天没有理睬，他认为农村经济不那么搞，是无法支持长期抗日的。富裕中农概念的提出，对细化党的农村政策并增强其针对性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结语

　　《出发归来记》既是张闻天为晋陕调查而作的工作总结，也是他为配合全党进行的整风运动写给党中央的思想汇报，内涵丰富。尽管时光流逝和环境变迁，我们不难发现，《出发归来记》最具价值的部分，仍是作者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联系党的历史经验，对为什么要做调查研究、如何做调查研究所作的精辟论述，突出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划清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界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要改造世界，必须正确地认识世界，准确把握客观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要想认识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要深入客观实际中去，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离开调查研究，所谓从实际出发就变成一句空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看他能够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是要看他是否坚持从实际出发，能否把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二是明确调查研究对党的工作的实践意义。我们党担负着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责任。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作为领导者，在对事物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前，就无法拿出正确的意见，提出正确的任务。任何决议、决定或政策，都必须到实践中到群众中接受检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得通的东西，就要予以尊重，坚持下去；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东西，就要坚决抛弃、努力改正。只要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风气在党内真正兴盛起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就难觅存身之地。三是提出分析与综合并用的原则。分析与综合是认识事物的两种基本方式，分析是基础，综合是升华。不作分析，就无从深入客观事物的内部，认识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特点及结构。只有通过综合，才能把事物各个要素、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发现事物作为一个整体的共性、本质与规律，形成对事物的完整认识。没有综合的分析，得到的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孤立的、散乱的现象堆积；没有分析的综合，对事物的认识必定是空泛的、不准确的，甚至是虚假的，同样也是没有意义的。张闻天当年从事调查时用的方式方法，如入户调查、个别谈话、问卷填表、数据统计等，即便现在看来寻常，已经成为各种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当时却是很新鲜的。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当前，我们党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形势复杂，任务艰巨，尤其需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实践证明，张闻天有关调查研究的理论观点，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对于当下全党开展的大兴调查研究活动，仍可提供有益的镜鉴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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