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以南士大夫”是明清时期诸多“天下第一”中极为突出的人文现象，也是江南簪缨望族拔地而起的代名词。江南士大夫，仕途辉煌，人数繁夥，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生福祉各个方面树立起一座座丰碑。然而人们心目中的江南士大夫形象，无论峨冠博带的饱学之士，擅长鸿篇巨制的文学侍从之臣，还是娴熟典故参赞朝政的藻饰能手，能言善辩的博雅君子，似乎儒雅有之而缺乏胆气，温婉有之而少阳刚之气，小心谨慎有余而开拓进取殊少，驰骋疆场斩将搴旗者更加罕见。这其实只是江南士大夫治国理政、行为出入的一个面相，远非江南士大夫人文精神的基本面貌。明清时期的江南士大夫，在其治国理政过程中，往往展现出至今仍不为人所重视的另一面，形象地体现出江南人文精神的重要特点。
一、外柔内刚，持正不阿
大度持正最为著名者为明中期的钱塘人于谦和宜兴人徐溥。于谦是明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遭太监王振迫害下狱论死。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持固守，拥立景帝，整饬兵备，部署要害。在明朝存亡的危急关头，上下倚重其人，于谦自身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是明代有名的“救时宰相”。因为其性格刚直，忧国忘身，反遭人忌恨，而献出了生命。徐溥是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榜眼，弘治五年（1492）任首辅，制敕诰命，务崇简雅，启沃谟谋，必据正义，为政宽和，大体持重，见人有成行可用，极力引援，寸长片善亦加甄录，而“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己，惟其贤”。为官四十余年，休休有大臣之度，崇正祛邪，造就众正盈朝的局面，号称明代“相业第一”。
江南士大夫外表柔弱，内心强大，外柔内刚者比比皆是。明中期无锡人华山，进士出身，“平居恂恂，而遇事激发抗直不挠”。历任河南许州知州、兵部郎中，出为湖广参议，以清介称，值岁饥，发粟赈施，不待报可。无锡人华昶，中为进士，选为庶吉士，出为户科给事中。不到半年，七次上疏，皆军国大务。其中“论天下之财聚于大臣，大臣之财聚于内宦”的疏文，尤被中外传诵。出守韶州，清操益励。升任四川左参政，镇守内臣馈送金铰扇百把，华昶当场全部焚毁，来人又以重宝啖诱，欲市茶西番以规利，华昶峻却不许，其事得寝。武宗宠臣江彬用事，部曲四出，索货于藩臬，唯独惧惮华昶威名，不敢肆行。
无锡人邵宝，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他为学生时，同窗迎接知府。等到二更天，知府仍未到。邵宝对同窗说，此非接官时，可以回去了，大家便都回家了。直到三更天，知府才到。次日，掌教遍责知府莅临时不在场者，点到邵宝时，说你在，邵宝却说，宝不在。掌教说，你亦当责，邵宝说，宝当受责。其他人纷纷应答“不在”。结果受责者20多人，都说我们宁愿受责，而不能欺瞒，以愧对邵某也。堂堂正正，不欺不隐，敢于担当，邵宝在受业成长阶段就体现出了这一气概。任官从不攀附权势，大义守正，刚直不阿。任职江西提学副使时，宁王朱宸濠向他索要诗文题赠，被严词拒绝。此后宁王谋反兵败伏诛，有司核查官员与其交通信函，唯独没有发现邵宝之作。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漕运总督，值太监刘瑾用事滥施淫威，邵宝一身正气，绝不与其通好往来。刘瑾因此怀恨在心，数次令人以威胁性口气警告他，但邵宝一概置之不理，根本不为所动，被勒令致仕。
江阴人王格，弘治五年举人。授为南京工部官，太监刘瑾用事，王格坚执素志。擢为南京刑部员外郎，留心钦恤，详明公恕，不事苛刻。每次断案，有权贵为请托者，则毅然曰：“吾知有法耳，安敢容私？”
无锡人秦金，弘治六年（1493）进士。武宗正德时授为户部主事，监督仓场粮斛，出差检勘顺天灾伤，诸事毕举，宿弊尽除，更综合诸司章奏，事无难易，处理均极得当。升任户部郎中，专理边饷。当时宦戚势要普遍通过获得盐引谋取巨额好处，阻坏盐法，侵夺国家财政。秦金精勤筹划，调剂缓急。宦戚逯俊等人乞请两淮盐引30万引，皇帝已经允准，但秦金坚持不可。出为河南提学副使，升任布政司参政，分守开封。大盗杨虎肆横，所过烧城池、杀吏民，秦金坚守孤城封丘，邀同参将宋振内外合击寇盗，击灭杨虎，保全了封丘城。升任湖广巡抚后，时值地方连年大水，饿殍遍地，秦金大力蠲租赈饥，清除贪吏，先上奏八事，请求便宜行事，发放仓粮救饥，全活数万人，再上奏十事，规划灾后重建。藩王宸濠叛乱，武宗南巡，镇守太监怙势营求贿礼，秦金抗奏不避，百姓赖以安宁。入为户部侍郎，摄理部事，清理盐法，稽查羡余，撙节冗费，清理皇庄。永福长公主乞请宝坻、武清一带地亩，因秦金之言而不得不减少。抚宁、山海一带魏国公庄地早已还官，魏氏后裔乞请复归，秦金力持不可。内府监局军匠溢额多至数千人，秦金清退大半。监梁谏奏请采办金玉珠石，秦金坚决反对。秦金长期主持户部，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殚精竭虑，孜孜为国，守护国库。嘉靖初年就任南京兵部、户部尚书，皇帝要以生父兴献帝为皇考，秦金坚持不可，不但参与伏阙廷争，而且与人一起条陈如此做法之非。秦金为人乐易，但面临国是大局，毫不动摇，绝不避让，展示出少见的铮铮风骨。
宜兴人杭济，弘治六年进士，任吏部主事，暮夜有千金，严词拒受，说：“吾宁爱此尤物也耶？吾宁忍挠吾素知者之法耶？”开示以礼，而裁抑以法，众皆帖服。后补河南左参政，分守南阳，惩治豪强，开释冤枉，表态“吾不能杀人以媚人”，执法以抗藩王道：“殿下不宜以谗杀人，参政不能以杀人媚殿下。”
无锡人顾宪成，万历八年（1580）进士。幼负大志，主张官员应在三方面自励，这就是官辇毂志在君父，官封疆志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在世道人心，否则就不是君子所为。初任户部主事，正值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声隆日上，居正生病，朝中官员群体为其祷告，祈祝他早日康复，宪成不以为意。同僚代他在联名吁请单上签名，宪成特意进署，将自己的名字铲削而去。万历十五年（1587）大计京朝官，主持大计的辛自修因违忤了执政之意而罢官，宪成怀抱不平，上疏语侵执政，被旨切责，降为桂阳州判官。后为泉州府推官，举为公廉第一。升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联合同官上疏，论说三王并封之荒谬，更致书大学士王锡爵，反复辩论，其事遂寝。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时为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又因会推阁员与执政相牴牾，终至被削去官职，发遣回家。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朝廷起用其为南京光禄少卿，顾宪成力辞不就。顾宪成在官前后只有十来年，行事唯从国家朝廷出发，凡事从不顾及私情，持论往往与执政相左，因而未尽其才，但他屡遭挫折，却心笃志坚，始终不改其节。
长洲人韩菼，清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官至礼部尚书，以善作制艺文章著称于时。其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长期充任康熙帝的侍从之臣，深得皇帝信任，康熙帝多次下谕，称他是“天下才，风度好，奏对亦诚实”。苏州同乡老名士沈德潜评价他“于经义有起衰之功，奏敕撰述及一切碑版之文，足以润色鸿业，左右史乘”；陈康祺称颂他“学问经术，蔚然儒宗”。这样的一位博学鸿儒，平时沉默寡言，好像不善言辞，实际却脾气耿直，敷陈治理时，不徇虚声，不留己见，便宜献替，持论侃侃不阿，以敢言著称。当年在殿试廷对策中，对吴三桂等三藩指陈深切，力言三藩当撤，毫无顾忌，皇帝读后为之动容。永定河工程兴工时，道府官员采用捐纳事例铨选，户部拟大力推行，韩菼明言“道府不当捐纳”。国子监祭酒阿理瑚上疏请将已故大学士达海从祀文庙，韩菼与议，公开声明，达海创造国书，只是一艺，“不合从祀之典”。御史郑惟孜上疏，说国子监多江浙人，其中有冒籍赴试者，请全部发回原籍应试，韩菼不以为然，反驳道：京师是首善之地，远人向化，闻风慕义而来，若因一两个不肖之子便改变考试定制，悉为驱除，太学且空，非是国体。著名理学家礼部尚书汤斌说，表里洞然，不可夺以非义，只有韩公一人。康熙帝亲试翰林，拟罢黜二人，当时韩菼与法良同掌院事，皇帝授意掌院上章弹劾。韩菼对法良说：“姑缓之，此民誉也。”越日，法良入见，皇帝大怒，削夺其职，随本旗供役以羞辱之。众官向韩菼商量缓解之策，韩菼说：“法以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过了数日，皇帝面召诘责，韩菼从容答道：“此二人于院中不在应斥之列，文虽不工，惟上宽假之。”皇帝开颜。平时入值朝廷，每当皇帝怒责大臣时，众官均伏阙请罪，只有他从容解释，曾对人言：“吾身可危，臣节不可辱也。”最能体现韩菼耿直个性的是江南地方报销皇帝南巡开支一事。江南布政使张志栋，亏空库银30万两，两江总督阿山上言，说亏空并非侵牟，而实因皇帝南巡地方接驾所致。有人说总督与藩使是姻亲，所以为之开脱。皇帝大怒，下九卿议。左都御史说，阿山之罪在大辟无疑也。韩菼与阿山并无私交，也不认同其行事风格，但出于实情，秉公正色而言：“果有连，其情私，而语则公也。且斯言得上达，所益不细。”韩菼率性正直，行事光明磊落，又固守节义，感念私谊。他由昆山徐乾学识拔，徐乾学失势罢官，在洞庭东山修《一统志》，两江总督傅腊塔承望意旨，兴起大狱以打击徐氏，徐的门生旧人纷纷避匿，撇清与徐之关系，韩菼在籍，毫不避忌，常常盛舆不分朝夕前往徐处，并想方设法在当道前为徐辩白澄清。
二、刚方清介，不徇私情
常熟人瞿景淳，嘉靖二十三年（1544）榜眼，任编修，典掌制诰。所谓制诰，是为官员及其先代和妻室授予封典。锦衣卫都督陆炳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却想让最后娶的妻子获封，此举明显与定制不符。陆炳先是亲口叮嘱瞿景淳撰写诰词，遭严词拒绝，后又通过首辅大学士严嵩干请，瞿景淳仍然不答应。陆炳又送上金银，瞿景淳笑笑，依旧谢绝。陆炳大权在握，一般人要巴结都无门，严嵩是宰辅大臣，主持朝政，更加得罪不起，陆炳所请，也非无法通融的大事，但景淳毫不含糊，严格遵照制度办事，体现出其非凡勇气。这也体现了他日常的人生修为。他虽被久困于乡试却并不悲戚，后来高中榜眼日益隆贵也无开心之颜，平时接见匹夫寒生从不盛气凌人，谒见公卿宰相也无卑下之态。郑王朱厚烷因上书触怒嘉靖皇帝，被废为庶人，禁锢于凤阳。瞿景淳奉敕封其子朱载堉为世子理国事，朱载堉内心惊惧，馈赠丰厚财物，不料瞿景淳正直廉洁，坚决推辞，拒而不受。其实当时瞿景淳的上司，恭顺侯吴继爵担任此行正使，原本已收取钱财，因见瞿景淳如此正直，于是自惭形秽，也予拒绝。不久，吴继爵对瞿景淳说，原来皇帝另外派遣使臣秘密监察此行，如果不是瞿景淳坚持拒绝，恪守廉正本心，二人恐怕难逃法网。
宜兴人钱焜，万历元年（1573）举人，官至兵部司务，清慎毖饬，运饷金数十万两，不入积羡，垂橐而返。会职方推用西宁徇私忤旨，职方以故相子有内援得免，竟谪两司厅，钱焜降为慈利教谕，未几投牒归。曾以三不识自许，谓：“心直道，不识人世有机械事；淡食敝衣，不识人世有嗜好事；委心任运，不识人世有径窦事。”
昆山人叶方蔼，顺治十六年（1659）探花。曾入值南书房，官至刑部右侍郎。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早年刚考中进士，有人密奏其居乡不法，江苏巡抚田雯覆核，其地方舆情非常好。顺治帝因而感叹道：“朕固知方蔼不如是也。”叶方蔼为官，极为清廉，不徇私情。死时以板扉为卧榻，支以四瓮，布帐多补缀，无以为殓。
宜兴人任宏嘉，任为御史，刚正不阿，康熙帝褒奖其为“直臣第一”。江阴人杨名时，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其父杨履泰是个诚实老成人，常说人必有礼法，乃能久立，教导杨名时道：“读书求明理，非求仕也。出仕为泽民，非营私也。”杨名时任直隶巡道，主管刑狱，兼管驿传。其地吏胥大多是绍兴人，有事必投其门，以货资轻重上下其手，狱案往往累年不决，监牢内囚满为患。杨名时先对书吏考试，文法不通者被淘汰，通而素有能名者被安置在内署，给其饮食，连其家人都水火不得相通。凡有州县案卷报来，书吏仅仅加以签记即报送给他。他一早理案，收受文卷完毕，即将二门下锁，不再会客，而细心研勘一番，然后升堂审讯，公正判断。所有命案盗情，不过几日全部审断明白，百姓叩头拜谢，欢呼而去。案件自受理到审断的全过程，胥吏无从干没诈取一分一厘。若有胆大妄为贪蠹奸谋者，一律斥革，绝不容留。时间不长，人们都知道他清廉严正，治吏严厉。有礼部侍郎的乡人涉案，最初仍想通过贿赂吏胥之惯常手段干请，吏胥立即制止道，现在情势不同，我非仇视钱财，案件未审时，官意指向保密无从而知，审断后，内幕判词也无从而知，我岂能以诡言欺诳，如果与判决结果相背，我有何面目见当事人。从此，货贿之道行不通，人多服帖而知耻，衙风较前大为转变。康熙帝闻其政声，谓大臣道：“杨名时不特是清官，实好官也。”后任直隶学政，贵戚权要不能干以私情。人见其酷暑阅卷，所着白布衫汗渍成浅皂色而无暇更换，常常秉烛至深夜不歇息，都笑他自讨苦吃。为公正考录、选得人才，不遗余力。后来他巡抚云南，蒙自知县宜兴人王忠武进见，杨名时问他，君是吾乡名孝廉，亦知《论语》《孟子》二书首章之义乎？王忠武不知。杨名时进一步说：“《论语》首章‘人不知而不愠’，是把名字去了，《孟子》首章‘何必曰利’，是把利字去了，我辈居官，须去得此二字，故二书以此为开章第一义。”雍正年间，大学士鄂尔泰为朝中重臣，先前曾在西南边疆大规模改土归流，未免剿杀过滥，杨名时毫无顾忌，对鄂尔泰说：自从公在苗地用师，吾数次力言此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独杀，唯君子为能改过，请公好好思量。最后，皇帝听从杨名时之言，撤兵除税，边疆安宁。
无锡人顾奎光，乾隆十五年（1750）进士。他任湖南泸溪知县时，决狱无滞，公正谨慎，囹圄一空。徽商与泸民诉讼，先是厚赂，计不得行，乃托监司运作，顾奎光不为所动。顾奎光生平砥行励学，当时称他为人有三不惑，曰酒、色、财；居官有三不愧，曰清、慎、勤。为政之暇，辄博览群书，有人问他何以如此勤谨，他回答说：“学所以补吾政之不及也。”
武进人庄存与，乾隆十年（1745）榜眼，著名经学家，常州学派创始人。生性廉鲠，主持浙江乡试时，巡抚馈以银两，不受，遗以二品冠，受之。从人告诉他，此冠之顶珠是真珊瑚，值银千两。庄存与大怒道：何不早说！立即安排人，驰使千余里，返回珊瑚冠。他充当讲官之日，皇帝御文华殿，讲解经义结束后，同官都等待皇帝起身，庄存与忽然奏言，说讲章有舛误，他认为不是如此解释。他奉书进讲，琅琅尽其大旨，同官大惊失色，皇帝为之留步，听讲颔首。此举足见直臣之勇气。
三、力避权门，不事交结
无锡人华金，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姑母为吏部尚书陆完之夫人，华金与陆完同时在朝，而从不登姑丈之门。但陆完失势败落，家人皆散，华金抚恤其孤，并代为料理陆完之母后事。同年张璁骤贵，主持朝政，邂逅于朝，张璁说：“华兄独不能共事乎？”华金却说：“公为相，当以天下为心，乃私一同年耶？”张璁惭罢。
长洲人文徵明，书画并负盛名，吴中四才子之一。正德末，以岁贡生诣吏部试，授翰林院待诏。嘉靖二年（1523），他参与编修的《武宗实录》完成，理应迁官，有人说宜先谒见当道，文徵明竟不往，官也不迁，唯被赐银币而已，徵明也无所怼。新贵张璁被文徵明父亲文林所赏拔，张璁柄政，文徵明却与之保持距离。他致仕后，对辞受界限要求极严，四方求书者纷至沓来，文徵明多数均会应付，而豪贵人所请，多不能满其愿望。对于诸王府以厚币欲与之相交者，绝不与通。唐王曾以黄金数笏，遣一承奉赍捧到苏州，求其作画，文徵明坚拒不纳，竟不见其使，书不启封。
华亭人陆树声，嘉靖二十年（1541）会试第一，官至礼部尚书。通籍六十余年，而任官不过十一二年，与徐阶同里，与高拱同年，为张居正所推，前后三任首辅大学士，他均不攀结比附，居乡四五十年，教子齐家。儿子高中进士之日，以手书相饬：“毋趋捷径，毋昵权门，澹泊宁静，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
宜兴人万士和，嘉靖二十年进士，庶吉士散馆，以不合首辅大学士严嵩之意，授为礼部主事。母病重，所司考虑其重念母子情，议假一便节取道归省，万士和认为不妥，说：“岂有人亲卧床而须假节以行者？”后任江西按察使，严嵩因与之有前嫌，同时见其屡调，且按察其乡，意殊不怿。严嵩于是授意给事中摭拾杂事奏劾，万士和不予置辩，巡抚为其澄清。穆宗继位，万士和升为南京礼部侍郎，典国子教事。礼部尚书陆完致仕，首辅张居正为收舆望，以万士和继任。万士和在任，因为礼部郎中王象坤申辩和朱成国封王事，以及大太监为方士乞醮坛供奉事，均违忤了张居正。给事中余懋学坐直言褫职，万士和对张居正直言：“近日处分得毋太甚？”张居正为之色变，从此就有了斥逐之意。万士和立朝持正，敢作敢为，前后忤逆严嵩、高拱和张居正三任首辅大学士，历经挫折而始终不悔。大学士太仓人王锡爵褒颂其为“出处皆真”的“完人”。
江阴人赵与治，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任曹州知州，以廉介称。时严嵩擅权纳贿，与治入觐无所馈送，调广安，六年不迁。
前述长洲人韩菼，不但为制义大家，敷陈政治耿直无忌，敢作敢为，而且从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他自我总结道：“吾为亚卿，未尝一至官正之门也。吾为学士，未尝一至执政之门也，自趋朝外，舆马未尝入内城。”他在任前后“发吏之奸为永禁者七百余事，锓诸版”，被学士方苞赞为“沈饮人”。
钱塘人袁枚，乾隆四年（1739）进士，诗坛巨擘，清中期“江左三大家”之一，是“性灵派”的倡说者。不独如此，袁枚也是一个为官廉明的贤吏，他颇为自得地说：“贫贱时未尝受人一饼金，通人一关节”；通籍后，“居家在廉让之间，行己在清浊之际”。其历任江苏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知县，清理词讼，审案公正，深受百姓爱戴，两江总督尹继善也极为赏识。但是袁枚自恃才高，生性高洁，在仕途上，打定宗旨：“士大夫宁为权门之草木，勿为权门之鹰犬。”他辞官归隐南京随园时，恩师尹继善在两江总督任上，前后十余年，抱怨袁枚与他往来太疏。袁枚呈诗一首以自白，诗云：“不是师门意懒行，尚书应谅草茅情。听来官鼓心终怯，换到朝靴足已惊。” 袁枚一生，仗恃学问和诗文，而绝不以高官达人为护符。
阳湖人孙星衍，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少擅辞章，与同里洪亮吉、黄景仁、杨芳灿齐名，与洪亮吉并负才望，世称“孙洪”。又深研经史、文字、音训之学，博览群书，旁及诸子百家。科考进士及第时，值权臣和珅当国，一时英俊多屈收门下，而孙星衍独不与之往来，由是和珅衔恨在心。翰林散馆时，和珅指摘其馆试文中有别字，抑置二等，以部员改用。按故事，一甲进士散馆，或奏留馆，当时掌院学士希望孙星衍至和珅处恳商，孙星衍不从，声言：“吾宁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又由编修改官，前有成例，可得员外郎，有人说，只要君前往和珅处一见，即可照前例分发。孙星衍倔强，仍然不为所动，慨然说道：“主事终擢员外，何必汲汲求人。”从此编修散馆分为主事，遂成定例。受爵公室，绝不谢恩私门，孙星衍耿介自持，不随流俗，堪称典型，而时当乾隆后期和珅操控用人大权时，实在难得。孙星衍抱慈惠之心，守耿介之操，其同官苏州人石韫玉称颂他，“凡一事之有利于人者无不为也，凡一事之有蠹于国者无不革也，百姓爱之若父母，百吏尊之若师保”。星衍官刑部直隶司主事总办秋审处，前后六年，准情酌理，以求平恕，多所全活，深受大学士领部务的阿桂器重。后来他出为山东兖沂曹济道，权署按察司，在7个月时间内，就平反冤案近百起，开释死罪诬服者十余案。洪亮吉、孙星衍和管世铭等常州人士，故有“尚气节者固甘为戆物”的时评。故近人刘禺生论道：“乾隆朝和珅用事，常州诸老辈在京者，相戒不与和珅往来。北京呼常州人为‘戆物’，孙渊如、洪稚存其领袖也”，“和珅气焰薰天时，最重翰林，翰林来无不整衣出迎，而翰林多相戒不履和门”。
四、抗劾权幸，不畏强御
抗劾权幸，如常熟人蒋钦，弘治九年（1496）进士，最初选授卫辉府推官，后因治绩突出，被擢为南京陕西道御史。蒋钦为人刚正不阿，在任御史期间秉公直言，数次进谏。武宗正德年间，权臣太监刘瑾当道，于正德元年（1506）驱逐大学士刘健等人。蒋钦对于刘瑾擅权乱政、祸国殃民之举忧心如焚，于是偕同十三位忠诚正直的同僚薄彦徽等人共同冒死进谏，弹劾刘瑾累累罪行。刘瑾闻知蒋钦进谏，雷霆大怒，下令将蒋钦等人逮捕，投入诏狱，施加杖刑，并贬为平民。与蒋钦共同进谏的任诺等人遭受杖责、牢狱之灾的接连打击，便心灰意冷，不再坚持抗争。独有蒋钦坚贞不屈，决意与刘瑾抗争到底，三日后，独自向正德皇帝递上奏疏，揭发刘瑾罪状，希望皇帝能够听其一言，立即诛杀刘瑾，以谢天下，而后再杀他以谢刘瑾。只有这样可使朝野上下风气一正，万邪不能侵入。此疏一上，刘瑾愈发怀恨，蒋钦再度遭受三十板杖责，并被投入诏狱。蒋钦依然不屈不挠，过了三日，再上奏疏称：臣与逆贼刘瑾势不两立。此疏上后，蒋钦第三次遭受三十杖刑。当蒋钦起草最后一封弹劾刘瑾的奏疏时，于狱中昏暗的灯下似隐约听到筐间传来阵阵声音，似为鬼声戢戢。蒋钦明白此疏一旦上奏，必然凶多吉少，定会为自己招致杀身大祸。这声音大约是先人之灵，希图提醒自己就此收手，不再上奏，以求得一条生路。蒋钦沉吟片刻，奋笔疾书，在纸上写下：“死即死耳，此稿不可易！”既是对自己的激励，又似回应先人，告慰父祖。蒋钦多番遭受杖刑，伤势严重，又被投于诏狱，性命岌岌可危。与他一同受杖责的官员纷纷延医问药，积极治疗，颇为惜命，唯有蒋钦坚持不肯医治。在最后一次遭受杖刑三日后，伤重不治，死于诏狱，年仅49岁。
江阴人汤沐，弘治九年进士。正德初，曾奏劾中官苗逵、保国公朱晖等罪，出为湖广佥事。刘瑾用事，汤沐“清不染俗，勇不避难，刚不徇物，介不趋时”，刘瑾衔恨在心，谪为武义知县。嘉靖初年，洊升至大理寺卿。修谨明慎，凡所审鞫，志在奉公，曾对僚属说：“法者，天下之公，苟惟意轻重，非示天下以公也。”又说：“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移情合法，则无不可加之罪。”受命三次复审李福达狱案，违忤上意，与刑部尚书颜颐寿等并坐，免官归。
江阴人李应昇，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初年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时，太监魏忠贤一手遮天，顺其者昌，逆其者亡，朝政黑暗，上下乌烟瘴气。李应昇素来怀抱忠君报国之心，一腔热血，写信给父亲，表明自己为监察官的心迹，说：“立朝居身，品识为重，趋小人之路，为功名之计，岂父亲响慕贤哲之心！”更斩钉截铁地说：“做言官怕不得生死”，“即一言罹祸，胜于做大官”。他一当御史，就连上三疏，其中有一疏论天下有三患，说夷狄是吭背之患，盗贼是肘腋之患，小人是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疏文切中时弊，为人称道。此后不到两年，李应昇前后上疏十五件，又代替堂官起草奏文六件，其中揭露魏广微等阉党的劣迹，而以皇帝逸游为戒一疏引得一众宦官在内阁衙署大哗，说“李御史何人，教万岁灯也不看”！这些奏章，或者有关朝政大端，或者抨击太监擅权，都切中要害，大权在握的魏忠贤等人对之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李应昇才智通敏，议论廉悍，对朝廷大事发表看法，动中机宜，面对魏阉的胡作非为，李应昇罗列魏阉大罪16条，准备上章弹劾。他的堂兄李奕茂时任序班，意识到这样做会引来杀身之祸，就将奏稿抢夺过去，立即焚烧掉。李应昇说：兄长你可以抢去我的奏稿，但不能攫夺我腹中之稿，仍然秉烛捷书。听知杨涟已上了弹劾魏忠贤24大罪的奏章，便上疏改论别事，为杨涟伸张正气。天启五年（1625）三月，李应昇被削籍归里，回到江阴老家。次年，魏阉利用织造太监疏参东林领袖的机会，大肆抓捕忠直正士，兴起诏狱，将他们一一收监。当李实派出的缇骑来到江阴时，李应昇大义凛然，与父母等亲人一一诀别，抠衣肃拜，镇定安详犹如平时。父亲抚摸儿子的后背安慰道：“儿子大胆前行，国有忠臣，我有孝子了。”李应昇料定此番被逮，必死无疑，道经山东德州时，李应昇作书告诫年仅九岁的独子李逊之，谆谆教导，殷切期望儿子仰体长辈苦心，孝敬祖父母和母亲，懂得节俭持家，发奋学习，随时警诫，“等到长大成人之日，就是我不死之日”。抵京后，他被关在锦衣卫东司房，虽颈系铁镣，仍从容讨要纸笔，为刚刚去世的弟弟作墓志铭，宽慰随行的兄长，“兄归事二亲，我有亡弟相随九原耳”。在诏狱中，李应昇同其他人一样，遭受拷掠毒打。但他强忍剧痛，每当疼痛难熬时，大声呼叫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始终不肯屈服。关在同牢狱的忠贞之士，不少人先后被杖责毙命，只有御史黄尊素还奄奄一息活着。在李应昇遇害前3天，黄尊素在别的监室以拳捶壁叫喊：“仲达，我已先去。”李应昇闻声回应道：“君行，我亦至矣。”其视死如归如此。李应昇年少登科，出仕为官，整整十年，由地方官而立朝为御史，为国为民，连章参奏权势熏天的巨阉魏忠贤，为澄清朝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不畏强御，如无锡人王鑑，万历初年任武定知州，敕属吏道：“若所不饬，以夤缘为奸利者，有法在刺史，所不自饬借脂膏自润者，神鉴知之。”众唯唯，莫敢犯法。不久，府官以他事揭府帖下州，气势张扬，王鑑当面诘责，府官偃蹇出不逊语，王鑑怒叱道：“若岂以守故吓我耶，吾视弃州篆若敝屣耳。”遂收之，以状白守，守不能平，然卒无以中之。鑑亦不为屈，益励廉节。
无锡人成心学，万历后期以举人身份署任上海县教谕，仪容和蔼，口不善言辞，但言传身教，奖掖识拔后学，一言一行为学生所效仿，深得学生爱戴。六年一次考察地方官的大计，从无官员敢于与主持铨选的上官当庭对质。成心学升任浙江浦江县令，邻府推官诬告他贪墨，清官反被认为是贪官，他忍不下这口气，愤然抗言道：作为县令，若因为不称职而离任，有田可耕，有书可读，有子孙可教，则甘之如饴，但如果诬称我贪墨，我如何再上先人墓冢面对祖宗？吏部尚书查清真相，不禁感叹，差点被此推官误了大事，遂改成心学为教官。
吴县人石韫玉，乾隆五十五年（1790）状元。嘉庆十二年（1807），韫玉时任山东按察使，左都御史周廷栋和刑部侍郎广兴到山东复审京控案件。两位大员尤其是广兴，到了山东，摆出朝廷大员的架势，责令地方进献供奉，其标准远超相关规定，并且毫无节制，大肆需索受贿。石韫玉是个清正廉明的官员，对广兴等朝廷要员的过分需索并不买账，凡是超过接待标准的供张一律拒绝，额外需索更不予理睬，而且告诫下属官员，绝不能为了向广兴等人进献财物而转向百姓勒索，受贿行私。对此广兴极为恼恨，奏劾石韫玉谳狱失当，部议革职。嘉庆帝顾念石韫玉川省功绩，赏给编修，国史馆行走。石韫玉因刚正获罪，受此不公正对待，极感委屈，又因为在四川多年罹受瘴湿之气而得的软脚病复发，于是引疾乞归。
嘉庆十四年（1809）正月，广兴以赃败，处斩，籍没家产；周廷栋亦以徇情获咎。消息传来，在杭州主持紫阳书院讲席的石韫玉，心情舒畅，特意作了一首《双旌谣》长诗，一吐胸中郁积之气，生动细致地描摹了广兴等人前往地方的煊赫声势和不法行径，以及受到法律惩治的凄惨下场：当他们的车驾行进时，高张朝廷使者的旗帜，声势十分显赫，观者屏气而立；抵达时，地方已先期铺张陈设，应有尽有，隆重接待，唯恐有不尽心处；地方官进见时，有的官员先奉送上金银，如果礼数不周惹怒了这些天朝执法大臣，立即上奏章予以弹劾，家财充公，全家关押；在处理案件期间，地方官不分昼夜地趋奉供应，随时被呼来喝去，而清查案件则明码标价，直接依据案情轻重论万论千，勒索钱财。如此违法乱纪，颠倒黑白，大肆勒索，回到朝廷竟然还得到皇帝的褒奖肯定。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多端，终有败露之日。天道好还，等到朝廷弄清真相，这些贪婪不法之徒终究遭到了应有的惩处。
五、昌言主德，耿直进言
无锡人刘元珍，与顾宪成是同乡，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最初被授为南京礼部主事，后任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主要掌管疆域图籍。在任审核假冒兵籍者，裁汰年老羸弱兵卒，清退冗滥之员，积极整顿兵备，训练军队，仅一年就节省了南京库银开支二万余两白银。元珍人品端方，疾恶如仇，一旦有奸佞之人，便如鲠在喉般难以忍受，必要吐之而后快，故时人说他“所秉者，刚德居多”。朝廷京察官员时，他犯颜直谏，被除籍削名，遣返归家。
无锡人孙继皋，万历二年（1574）状元，清不近名，峻不绝俗，而独持大体。任吏部左侍郎时，摄铨官事，论救诸谴谪言官及逮系御史无所避讳。孝安皇太后安葬之日，皇帝称疾不送，孙继皋上疏极谏，谓陛下即使艰于步行，犹可扶掖而行，奈何即一时之安以亏大体，而蒙天下万世之讥议哉？章上，皇帝大为不怿。于是给事中刘道亨上章奏劾，孙继皋乞归。
无锡人顾栋高，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被授为内阁中书，雍正时引见，以奏对越次罢职，乾隆十五年由荐举授国子监司业。顾栋高是主治《春秋》的经学大师，号称经行明修。据说他应举在京荷蒙皇上召见，皇上面谕道：“看汝年衰，是以准令回籍颐养，将来朕巡幸江南，尚可见汝。”顾栋高奏云：“皇上还要南巡吗？”乾隆帝默然。顾栋高奏对质直，就是这次召对，他进言首及三吴敝俗，请以节俭风示海内，皇帝褒嘉之。
钱塘人杭世骏，少举于乡，乾隆元年（1736）以博学鸿词官翰林院检讨，生性伉爽，能面责人过。乾隆中叶，时逢亢旱，乾隆帝思得直言及通达治体者，特设阳城马周科试翰林等官，杭世骏上疏数千言，语过戆直，疏末又言“满洲人官督抚者过多”，“部臣自尚书至主事皆满汉并列，请外省自督抚至州县亦如此”。皇帝震怒，提检其卷于地下者再三。忽然内廷传片纸出，言罪且不测，同官愧恐不安，催促其急归。杭世骏笑道：“即罪当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寻得旨放归。
阳湖人洪亮吉，乾隆五十五年榜眼。嘉庆三年（1798），大考翰詹诸员于正大光明殿，洪亮吉《征邪教疏》慷慨千余言，指陈时事，直言无隐，都下盛传其疏，“竞相传写”。阅卷大臣嫌其过于切直，将其名列三等三名。洪亮吉以国士自期，自始至终秉持初心，好不容易中第为宦，仍然毫无顾忌，上书直谏，痛陈时弊。就在嘉庆帝亲政之初，以谔谔一疏，震惊朝野。嘉庆四年（1799）八月二十四日，洪亮吉上了近六千言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其中谓：“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机局尚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又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具体而言：一则处事太缓，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一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如果听之任之，则“何以言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也”？洪亮吉的疏章，涉及面很广，举凡用人行政、开通言路、整顿吏治皆有论辩；涉及人事也多，既抨击已死之和珅等，抨击其私党或亲信，又指斥当下一批领军大员。嘉庆皇帝见有“视朝稍晏”“小人荧惑”等语，以为论及宫禁，震怒，即交军机大臣与刑部严审，以“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后奉旨免死，发往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
结 语
明清时期的江南士大夫，其群体形象，既有峨冠博带、小心谨慎，呈现柔和温婉和含蓄内敛的一面，也有慷慨激烈、风骨凛然、刚直不屈，充满血性胆气和铁骨铮铮的另一面。江南士大夫，保位安身者有之，竞趋时习者有之，曲学阿世者有之，也不乏遇事干求请托、瞻徇弥缝、钻营打探、柔媚卑颜之徒，但不事交结攀附势要者有之，抗权幸陈疾苦者有之，立身坚定不慕荣利者有之，不为声色货利所诱惑者有之，谔谔不回如古人者也有之，更多见持正不阿、直言无隐、耻于讳饰，不畏强御甚至犯颜直谏之士。
江南士大夫外表貌似柔弱，内心实无比强大，态度似乎和顺，意志则极为坚定，往往是外柔内刚，力重千钧。他们学养深厚，恂恂儒雅，辨识是非分明，原则问题绝不退让。他们谈吐多温文尔雅，少见其过激举动，但事关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等大事，则虽九死而不悔，多能置生死利害而不顾。江南士大夫多数人“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力挽狂澜的救时宰相于谦，主持大局、造就众正盈朝盛况的徐溥，立身持正、不徇私情的邵宝、秦金、瞿景淳、杨名时、顾奎光，直言无忌、敢作敢为的刘元珍、孙继皋、任宏嘉，一生致力于国家、百姓和世道人心的东林领袖顾宪成，耿介自持、不随流俗而大胆上言、针砭时弊的洪亮吉，清操亮节、体用兼赅，不肯交结权贵的孙星衍，坚守节操和不畏强御的汤沐、石韫玉，崇尚气节、力避权门的华金、万士和、赵与治、袁枚，抗劾权贵的节烈之士蒋钦、李应昇，以及顾栋高之质直，韩菼之耿直，杭世骏之戆直等，从各个方面和不同途径，展示出江南士大夫的人文风貌，反映了江南士大夫的人文秉性。清中期无锡人钱泳说，明代江南士大夫，大约“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江南士大夫，长期接受儒家人伦大义的教育熏陶，大多怀抱远大理想和先忧后乐的人生境界，富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家国情怀，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坚定信念，以达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生境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