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以及随后由顾颉刚领头的古史辨运动等，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学科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初步建立了对史料的选择、分析和运用的基本准则，并以此来促进历史叙述和书写的进步。身处这股浪潮当中的张荫麟，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史料观念。这一过程由对疑古风气所带来的“求新好疑”的反思开始，进而发展到理想史料的择取和运用标准。而几十年前他对史料的深入分析，对于我们今日的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张荫麟；史料观；历史学科
张荫麟（1905—1942），字素痴，广东东莞人，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在史料方面的看法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他的史学研究路径，尤其看重对史料的鉴别和使用，其少年成名之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就对梁启超考证老子的事迹进行辨驳。在经历了古史辨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的洗礼后，张荫麟接受了其主要观点，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历史学界当时的最新成果，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一、史料观念的变化及其理论背景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历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运动无疑是由胡适等人发起的“整理国故”，号召大家用“平等的眼光”对待传统的典籍。随着经学的核心地位被怀疑，原来地位并不被尊崇的边缘性书籍此时成为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新史料。史学家们审视过去的真实时，所获得的解放性眼光正是推动史学转型的强大动力。比如，胡适对几部通俗小说的研究，以及众多史家在《山海经》中发现古代地理疆界的问题，都成为此时史料扩充的代表性著作。
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史语所，成为另一个不可绕过的风向标。而代表傅斯年对史料整理原则看法的文章，就是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整理史料仅仅局限于纸上史料的不满。形象化地主张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更简短的概括就是那句著名的“史学只是史料学”。他提到“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声言要将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遗存都纳入史料的搜索和整理范围。“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又说：“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他强调，“如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规模的注意。零星注意中国向来有的。”傅斯年甚至还将这个见解作为自己所主持的史语所及颇具影响力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择才标准。
对于史料，在20世纪20年代以“疑古派”颠覆诸多定论，带来整个学术界疑古风潮的顾颉刚曾说过，“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是一律平等的”，“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以他在1927年为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计划搜集十六类史料即可看出，当中有许多的史料已经完全超出了传统史家的理解范围。
在研究时代思潮与张荫麟关系的时候，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昔日开风气之先者梁启超的转变。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后，潜心书斋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史料鉴别和整理的内容占据大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关于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1923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梁启超在这些书中，又一次表现出他对新的学术动向异乎常人的理解、吸收与再造的能力，如对传统史学的看法，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吸收，他已经开始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并结合了自己的观察。值得注意的是，梁在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学派思想后，超越了早期在《新史学》等诸篇著述中的立场，开始对进化论和因果律抱持怀疑与限定的态度。以此看出，张荫麟文中被视为“志大才让，考据之学，实非其所长”的梁启超，此时已经将眼光下放到具体研究的工作中。而20年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已经有了新的发展，而这些都被张荫麟所注意到了。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学学科化的快速推进，还有外力的推动。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领域，也在发生着关于历史编撰方法和历史观念转变的热烈争论。这些结果，都通过留学人员以及译著的传播，迅速波及到了中国史学界。
这反映在从20年代中叶至抗战前，学界出版了大量的史学理论著作，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翻译之作：如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1926年）（这部书直接导致了张荫麟对顾颉刚《古史辨》中关于“默证”原则的质疑）、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班兹的《史学》（1930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4年）、施亨利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1930年）、瑟诺博司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1933年）、弗领的《历史方法概论》（1933年）和《历史研究法》（1933年）、司各脱的《史学概论》（1933年）、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1937年）等。
此外，介绍外国著名的史学思想家的文章有很多，涉及黑格尔、孔德、克罗齐、柯林武德、鲁滨逊、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其中，以鲁滨逊新史学派、斯宾格勒等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观以及兰克史学影响较大。
这些变化，对作为主要的学术发生场所——大学历史系的影响最为集中。而在这些理论中，又以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在《史学原论》中所建立的史料批判原则最为学者所尊崇。刘龙心在对20—40年代史学方法论一类的课程进行研究后，就发现这部书的被引用率是很高的。比如她考证出清华历史系教师陆懋德经常在课堂上征引他们的著作；燕京大学历史系教师洪业在其所任教的初级历史方法一课中，更是以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史学原论》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为教本。而朗、诺二人对于中国学术界更早的影响则是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在其第一篇导言所附“参考书举要”中的“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就列出了《史学原论》的英译版。
而国内学者的回应也表现在众多的理论著述上。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史学概论》类著作多达30余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卢绍稷的《史学概要》（1930年）、吴贯因的《史之梯》（1930年）、罗元琨的《史学概要》（1931年）、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年）、刘静白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1933年）、卫聚贤的《历史统计学》（1934年）、胡哲敷的《史学概论》（1935年）、李则纲的《史学通论》（1935年）等。著者都不忘记在导论或后记里面探讨相关史学理论的问题。在这些阐述和论辨的过程中，历史学的性质、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功能、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认清，整体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进步。
二、张荫麟的史料观概述
这种大环境对张荫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无论是对其研究兴趣的引导，还是其辨识方法的采纳，乃至对他萌生“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来治中国通史的宏愿，都是由此而起。此外，他早年对考证的熟习、对文学的涉猎，及后来对哲学的精研都最终对他的史学实践和史学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他于1933年给张其昀的书信中写到的，“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
就张荫麟自己的史学实践来看，他一直把全面收集、整理史料放在写作历史的第一步。早年，他即按照梁启超所说的治史方法，在做人物传记和记叙史事之前，先制作书目表和年表，明确资料的范围。比如他在写作《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这篇文章之前，就详细地考证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附录的“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表，并且作了校补工作，把关于明清时候来华的耶稣会士的事迹和著作考订清楚，然后挑选重要的史事把西学输入中国的完整过程叙述成章，试图解释它所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后来开始筹划编纂中国通史的时候，他也是先约集吴晗、千家驹等人先作长编，然后根据长编中收录的人、事、制度、文化等挑选出条目来进行连贯叙述。“既矢志忠实于史，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
但是，他对史料的理解与当时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专门突出方法和新材料的发掘还有所不同，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来省察史料限制与科学史学之间的关系，并对如何克服或减轻史料本身的限制做了大胆的构想。张荫麟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把史学归类为“间接的科学”。他认为历史现象与可观察或实验的自然现象不同，“一现旋灭，永不复返”，所以只能通过其所留下的痕迹而推考之。这种痕迹就是历史所留下的实物或文献材料，是史学家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他主张把“正确充备之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和首要条件。与胡适、傅斯年受实证主义熏陶表现出的极端“反形而上学”不同，张荫麟对哲学一直都有浓厚的兴趣，并认为从哲学中所获得的“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有助于历史学的研究。但同时他也承认历史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坚决反对以主观的认识来取代实证的研究。
张荫麟认为整理国故运动时期的许多“整理”之作，大都“割裂古人之文，刺取片词单句，颠倒综错之；然后加以标题，附会以西方新名词或术语”，却号称是“以科学方法董理古籍者也”。杨鸿烈的《大思想家袁枚评传》，在他看来就是其中的反面典型。张批评杨既没有搜寻到什么“惊世骇俗的资料”，在论证方法上也没有什么突破，只是把前人的书，“东抄一段，西撮一句”，再加上“易卜生行为派”、“科学精神”、“实验方法”等“西方新名词或术语”就完成了，并没有在所抄录的材料和这些“立异标新”的概念之间建立起值得推敲的联系。因此对于这种“无中生有，厚诬古人的习气”颇为反感。
这种突出史料作为证据在史学中地位的倾向，也是针对胡适以及顾颉刚所带动的“放胆思想”的治学风尚的回应。但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一大批求“新”好“疑”的学者，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对此张荫麟的批评是不遗余力的。比如，他在评论苏雪林所作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时就指出，苏所考证出的李义山与一女道士及两宫嫔所谓的“恋爱事迹”，“多从诗中推出，什九缺乏历史的根据”，这种做法完全是想象力的发挥，而不是严瑾的历史判断。并且他还在文中说明了文学作品应用于历史证据时所应有的前提限制，以此来维护历史学科的自律性。
张荫麟如此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是因为他把历史资料看作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凭借中介。他认为历史真理之根据，原则上不能与科学真理之根据处于同等巩固的地位，历史学家无法确切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通过遗留下来残缺不全的痕迹来推断历史，也就是根据所留痕迹相互和谐协调的部分来大致确定所发生的情况。即使史学家竭尽所能收集到足够完备正确的材料，他也只是接近而无法完全掌握历史的真相。
他并不反对用新的观念去重新诠释材料，或者带有历史意识的批评与重构。当他把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的学说相提并论时，张即认为没有什么不妥。而自己的文章和杨鸿烈等“整理旧说之作”的区别就在于：他是完全依托于原始材料来比照新观点，而不是使用新概念、新名词来套用东拼西凑的材料得出结论。
不仅对缺乏证据的主观成见大加鞭挞，而且他还反对以牵强附会的证据来证明某种史观。比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张荫麟对它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但是他也同时指出郭沫若的研究是参照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进行的。在当时，许多结论已被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所抛弃，而郭“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十九世纪末年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所以他主张史学家对于任何史观都应该预存戒心，不把它看作放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而只用作一种初步的假说，拿材料去勘核它，而不是拿它去附会史料，那么结果或许能为这一学说添一些反证或疑问。
三、理想的史料及其运用原则
建立理想史料的标准，是张荫麟持续的努力方向。在1928年3月发表于《学衡》上的《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张荫麟强调了史料之于历史写作与著述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三个问题：1.过去历史资料所受之限制何在?2.此等限制在将来有打破或减轻之可能否?3.若可，如何控制将来之资料，以打破或减轻此等限制，使将来之历史渐臻于理想之域。
张荫麟这三个设问的目的在于可以借此找到理想的历史编撰资料。一般而言，历史资料的纪录必须要有严格的准绳，即“彼等皆有明察此事之能力（例如耳目无疵，神经不错乱等），又无作伪欺人之意，又未尝互通消息。而关于此事之报告，有互相谐协之处，则其谐协之部分，可称为信史。”这是张荫麟史学思想中关于信史这一心目中理想境界的阐述，但是他也指出，如果按照这种理想化的历史纪录主客观的要求去定义，那么“虽然，一部世界史，若遂事严格以此标准绳之，其得称信史者，恐不逾数十页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理想的历史证据所受何种限制，以至于找到最大限度的接近它的途径。证据是历史解释的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历史才有被书写和被理解的可能。
在文章后面，张荫麟提出了制约史料成为理想信史的十五种限制，在他的分法中，“可别为两类”：
甲为绝对之限制
（一）观察范围之限制；（二）观察人之限制；（三）观察地位之限制；（四）观察时之情形之限制；（五）知觉能力之限制；（六）记忆之限制；（七）纪录工具之限制；（八）观察者之道德之限制；（九）证据数量之限制；（十）传讹；（十一）亡佚。
乙为相对之限制
（一）缘绝对之限制而生之谬误未经发现者；（二）伪书及伪器未经发现者；（三）史料本不误，因史家判断之不精密而致误者；（四）事实之解释
许冠三认为张荫麟这种划分尽管不够完善，比如绝对限制中的二、八两条可合而为一，但比起当时流行的历史研究法教本的分析，已有划阶段的突破。在这里，张荫麟尝试对理想史料产生的各个主客观环境中的因素进行阐述。
另外，他还创造性地提到设立一种“历史访员”（访员是张荫麟对“历史记者”的表述）的制度，这个设想来自于他对报刊特点的研究和把握。他认为，报纸就是一种完美史料，“近世有一种新史料，为古人所未能梦见者，厥为报纸。”相对于传统史料，报纸的优点则有三：1.旧日史事之有纪录，大抵为偶然之事，非如在报纸制度之下，有专负观察调查及有系统之纪录之责者也；2.访员观察一事实，或闻知一消息，必于可能最短时间内，叙述传播之，绝无隔数月数年以至数十年者；3.报纸所记载之范围，视旧日所认为历史之范围为广。报纸实为社会之起居注。因此，“欲求将来之历史成为科学，欲使将来之人类的理想的史学知识，则必须从现在起，产生真正之‘现代史家’或‘历史访员’。各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现在人类活动之一部分。”其目的“即求减轻过去历史记录所曾受之绝对限制而已。”
在这篇文章中，张荫麟重视的是如何从理想史料的限制来谈现在该为未来获得理想史料做何种努力。这种观点发展到后来，即浓缩成为所有张荫麟的研究者都津津乐道的“笔削”。《中国史纲》的史料选择，即经过了这五条标准。其分别是：1.新异性的标准；2.实效的标准；3.文化价值的标准；4.训诲功用的标准；5.现状渊源的标准。
这些是理想史料的选择标准。那么在如何使用史料以及使用条件的逻辑限定上，张荫麟也发表了许多很有代表性的论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对默证的看法。这些想法，起源于张荫麟1925年发表在《学衡》的《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他引用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中关于默证的论述，指出顾颉刚在论辩古史时，所采用的方法多为默证，并且大多不符合默证适用之限度。
张荫麟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在于“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误用默证，他指出：“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他引用《史学原论》中对默证的论述，指出了默证适用之两条限度：“（一）未称述某事之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张荫麟具体分析了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及与刘掞黎、胡堇人等人论辩的文章，指出：《诗》《书》《论语》《楚辞》非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也无说及禹夏关系、尧舜禹关系的必要，所以顾颉刚无法根据这几部书证明《周颂》的时代无禹之观念，禹非尧舜臣，尧舜与治水无关，《诗》《书》《论语》的时代人们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顾的论证几乎全是对默证的误用。由于顾颉刚的论证“几尽用默证”，而用默证处又十有八九违背了其限度，所以“顾氏所谓‘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其说不能成立”。
在这场争论中，关于史料使用的“默证”原则，成为核心关注的焦点。“默证”观念，首先来源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一书。对于素乏严格逻辑学训练的中国史学界而言，研究这本书的时代和历史意义就在于从严格的哲学界定的角度对史学考证和论证的方法进行了规范。而这些规范中，最著名的就是应用默证的必要前提。它们是：1.必须确定古往今来所有的文献都不曾记载过所讨论的事件，如果因为文献缺失等原因无法遍览全部文献，则无从下结论。2.所讨论的事件肯定会被作者留意并记录下来，所以，使用默证必须严格限制在以下两种情况内：（1）文献的记录者有意而且能够把某类事件作系统全面的记录，并且所讨论的事件可以归为此类事件。（2）如果所讨论的事件发生过，则必然会对作者的思想产生影响，使得作者的观念中存在此事。
张荫麟的这一见解，在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提到（顾颉刚）“的疑古辨伪的重要学说，包括震撼史林的层累的假设在内，多赖默证以立。然默证一法，如张荫麟所指出者，实不可轻用，时代愈古，愈当少用。”许冠三对张荫麟所持观点对疑古学说产生的冲击进行了描述。疑古学说，正是因为对“层累叠加”的历史产生怀疑所兴起的，而如果真的是这种怀疑所持的工具本身就成问题，那么疑古学说的大部分结论就值得推敲了。
对疑古学说喜欢使用的一个论据，即“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张荫麟在文中也提到。不过，他自始至终强调的是“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和《诗》、《书》、《论语》、《楚辞》等书说及禹夏关系、尧舜禹关系的必要。这种所谓的“总记录”和“必要”是如何来确定的?换句话说，世上有没有可能出现“尧舜禹事迹之总记录”?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必然会说及禹夏关系、尧舜禹关系的书或记载?由这一点推开去，会引发两个新的问题。即《史学原论》中对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的论证是否能够成立?在对默证的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完全遵守这个限度?
由张荫麟发起的这场对疑古学派所持“默证”方法是否使用正确的争论，是中国史学现代转型中所经历的一次逻辑学洗礼。对当时史学界某些盲目引进西方学说，轻率就下结论而不问理论源头和适用范围的做法，尤其是一种必要的提醒。
从甲骨文的发现到地下文物对于信史的证明方法，从整理国故和疑古运动引发的一批史实的重新发现和改写，中国近现代史学的进步，都与新的史料方法的引入和理论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建立关于史料的择取、运用的系统观念和理论，也是现代史学学科架构中的内在需求。张荫麟从对默证方法的质疑开始，到写作《中国史纲》来集中表达和阐述自己的史料观念，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今天，我们重新对这段史学家的个人史进行分析，也是为了从一个时代的剖面来重现20世纪中国历史学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