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元史研究成果颇丰，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对外关系史诸多方面呈现不少新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元史相关论文达300余篇，专著20余本，编著、译著、古籍整理累计达20多种。本年度元史研究在延续重视实证传统的同时，不断挖掘新史料，尤其，随着近年来青年学者掌握非汉文史料人数日趋增多，元史研究呈现广泛利用多语种文献的特点，多语种摩崖石刻、经济文书的收集和整理成为本年度研究亮点。古籍文献整理、纸背文书的出版也为本年度元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在研究方法上本年度元史研究注重考古与历史学相结合，中国史与世界史对话等学科间的良性互动，不断探索跨断代、跨学科的新文科发展方向。
一、政治与法律
本年度元代政治史研究呈现了多维视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主，从政治斗争博弈到家族延续为辅，从政权构建到地方治理，呈现出从中央国家治理到地方行政体制诸多侧面的关注。
政治思想研究依然是本年度元史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相关的专著和论文较多。法制史研究专著的出版也值得关注，新史料的使用和研究视野的转换对传统议题研究有了很大的助力。
史卫民的《元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一书，从统治观念、政治理论、政治态度、重要政治观念演变的角度，阐释元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并探讨了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政治制度与政权构建是政治史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本年度政治制度史研究呈现从多视角、跨朝代的视角入手的特点，考察了金元明不同朝代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传承性。并在官吏除授文书体系、卤簿制度等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李治安《试论元明户役当差与吏民依附奴化的回潮》（《史学集刊》第6期）对元诸色户计当差制、明划一“配户当差”和元明吏民依附奴化做了新的探研。曹金成《元朝德运问题发微——以水德说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元朝水德说来源于元代汉人的蒙元承金朝的看法。郑叶凡《元代卤簿制度初探——以元英宗行卤簿为中心》、展可鑫《元代巡按御史权力——以纠察官吏、上书言事为中心的考察》（此两文收录于《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张国旺《从宣命到付身：元代官吏除授文书体系的建立》（《中国社会科学报》12月8日）、曹喆《元代舆服制度的建立过程与冕服制度的实施状况》（《东华大学学报》第2期），贾建增《元代元日朝会考》（《中国史研究》第4期），分别从不同视角入手，探讨元中期卤簿制度、巡按御史职权、除授文书体系、舆服冕服制度、元日朝会和怯薛执事等政治制度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多有所突破。
本年度元史研究从新的角度对蒙金战争、蒙宋战争、政治斗争等传统议题进行了再审视。余蔚《武仙与金末蒙初华北形势》（《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以武仙为切入点，审视了金亡前十年金蒙宋诸方的战略实施、军事形势。申万里、岑宇凡《宋蒙鄂州之役期间的“议和问题新探”》（《安徽史学》第3期）认为贾似道确曾派人与蒙古进行秘密的议和活动，但其目的不在于求和而在于打探军事情报，判断蒙古军的主力位置和主攻方向。周思成《究竟是yārghū还是“钩考”?——阿蓝答儿钩考的制度渊源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从制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阿蓝答儿钩考事件。向珊《元末河南范孟杀省臣案探微》（《暨南史学》第二十二辑）分析了案情背后的民族因素和政治斗争。
关于忽必烈潜邸幕僚及世侯、元成宗继位问题的研究有杜改俊《忽必烈潜邸幕僚形成研究》（商务印书馆），翟禹《耶律楚材的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朔方论丛》第8辑），罗玮《元代藁城董氏家族第四代成员仕宦生涯考述》（《中国与域外》第4辑）等文，考察了忽必烈潜邸幕僚、契丹人耶律楚材、董氏世侯家族对忽必烈朝的影响。艾鹜德《亦列、合答、豁孛格秃儿蒙古史书中的三位金朝将领》（马晓林译，《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讨论了三位将领的事迹及其姓名的文本与写形，并认为第三人当为纥石烈牙吾塔。
有关元代地方治理方面的研究，利用黑水城文献重新审视元代地方治理问题值得关注。关于元代地方行政运作问题，受传世文献所限，学界关注较少，而黑水城文献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推进提供了较为珍贵的史料。杜立晖的《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立足汉文、蒙古文黑水城文献，结合新发现的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和传世典籍文献，探讨了元代地方行政体制和运作机制。刘晓《元镇守武昌“保定万户府”考——以万户张氏为中心》（《安徽史学》第3期）讨论了保定万户府的历史渊源、单独成军及其以后的发展演变。屈文军《元太宗时期大蒙古国对汉地治理中的“画境”制度》（《暨南学报》第8期）认为画境之制始于金朝灭亡的甲午年，随着路府州县临民体制的推行和定制，十道之制逐渐消失。吴松弟主编的《温州通史·宋元卷》（人民出版社）全面展示了宋元时代温州的自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马光的《断裂、演进与延续：元—明交界东亚海洋史中的山东半岛》（Harrassowitz Verlag）以英文著作形式出版，该书聚焦于元明之际的山东半岛，认为元明嬗代之际海洋政策和海上贸易出现显著的断裂。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蒙元时期的地方管理做了细致的研究。
本年度也有从人文地理方面聚焦西北地区行政区划和地方治理方面的成果。张晓非《元代西夏中兴行省初设时间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及《元代河西地区行政建置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和修晓波《元廷治理西部行省的新尝试：陕西行台再探讨》（《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分别探讨了甘肃行省和陕西行省的设立与变迁问题。曲强《元明之际吐鲁番政治变迁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则探讨了元明之际吐鲁番逐渐成为东察合台汗国东部政治中心的过程。
本年度的元代法律研究更多体现了将元代法律贯穿到中国历代法律体系中的视野中来考察。刘晓《元代法律对后世的影响——以盗罪与奸罪为例》（《江西社会科学》第11期）一文，重新梳理了掏摸、白昼抢夺、刁奸及欺奸诸新罪名在元代立法中的面貌，认为将元明清三代作为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阶段更为合理。陈佳臻《元代刑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元代刑部为切入点，对刑部的渊源、建置、官吏与职能，及其在五府官中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杜立晖《关于元代罪囚管理中的几个问题——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了元代罪囚的“起数”、监禁方式以及罪囚的收押方式、收押机构问题。宋国华《名废实存：元代格例法体系与中华法系之真实关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中华法系从“律令法体系”到“律例法体系”的转变中，元代以“条格”和“断例”为主体的“格例法体系”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李鸣的《从习惯断事到以法判案——辽西夏金元司法文明的历史考察》（民族出版社）采用历史纵向发展与司法文明体系构建兼顾的交叉研究方法全面系统阐述辽、西夏、金、元四朝司法文明的来龙去脉。
二、经济与社会
元代经济史研究相比政治史研究略显薄弱。近年来随着纸背文书等新材料的发现，青年学者关注元代经济史研究成为一种趋势。本年度元代经济研究取得不少突破性成果。
经济制度与宏观调控方面，杜立晖通过分析国家图书馆藏的《魏书》纸背文献发表了数篇有关元代经济的研究论文，如《元代灾伤申检体覆制度——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2期）和《元代的平准行用库与行用库——以国图藏《魏书》纸背文献为中心》（《南都学坛》第2期）。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粮食赈济及元代赈灾特点》（《江海学刊》第1期）讨论了元朝的赈灾制度、常平义仓、蠲免制度等与前朝的传承关系及元朝在赈灾政策中所体现出的游牧特性。张国旺《元代国家资产管理述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1辑）对元代国家资产的五大组成部分及其管理机构进行了综述，总结了元代国家资产管理的经验教训和启示。陈彩云《元初族群政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中国史研究》第1期）从元初族群政治形势分析了元帝国漕运体制，探讨了元初各族群在漕粮海运开通过程中的矛盾和纷争，利益分配和权力博弈过程。孙朋朋《元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羡余”为中心的考察》（《求索》第4期）通过考察地方政府进奉“羡余”的行为探讨了元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李鸣飞《元中后期纸币控制政策及其影响》（《历史研究》第5期）探讨了元中后期金银本位制崩溃后的控制纸币数量的政策与运行情况，及其对至正钞法改革产生的影响。
经济贸易与市场调节方面，李春圆《元代粮食价格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根据现存可发掘元代粮价数据，考察了有元一代的粮价和通胀问题。森安孝夫《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书中的行在缎子》（冯家兴、白玉冬译，《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由于回鹘人的存在，杭州产缎子在元代已流通于西北地区的敦煌等地。丁雨《南宋至元代中国青白瓷外销情况管窥》（《古代文明》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海外各地出土的陶瓷探讨了青白瓷在12—14世纪海外贸易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经济研究在元史研究中呈现了澎湃的活力，利用文书、实物等新史料进行跨断代的实证研究是元代经济研究取得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元代士人与社会历来是元史研究关注度较高的问题。元代士人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元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在打破地域性的桎梏，出现不少将政治史、思想史、观念史与文学史交汇贯通性的研究成果。饭山知保《另一种士人：金元時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邹迪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具体考察了金元时代华北的科举情况，指出在金元统治下的华北社会与南宋统治下的南方社会，在科举制度方面演绎出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胡传志《元好问传论》（中华书局）围绕元好问的生平和作品，探讨了文人在易代时期的特殊历史贡献和历史书写的形成。邱江宁的《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研究分布与文学格局》（中华书局）一书以元代文人群体的分布与文学格局研究为核心，从整体上讨论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演变。赵世瑜《东山赘婿：元明时期江南的合伙制社会与明清宗族》（《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以水上人社会中的赘婿现象及以此为代表的合伙制关系的形成为切入点讨论了元明清时期江南商业发展和宗族构建的内在机制。陈彩云《墓祭抑或祠祭：元代两浙地区士人家族祭祖方式的转变》（《安徽史学》第4期）探讨了元代两浙地区寺院、道观祭祖，墓祠祭祖和祠堂祭祖三种祭祖方式的发展程度。
三、思想与文化
由于唐之后，长期处于分裂的情形下而导致的南北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文化多元、竞合与社会转型，在元代儒学、士人、社会等文化方面的研究明显地表现出了跨断代和地域性的特点。
儒学。杨自平的《元代〈易〉学类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一书将元代《易》学归成七类，分别探讨了许衡、吴澄、胡炳文等十六家的《易》学。王瑞来《宋元变革视域下的江南儒学》（《国际儒学》第1期）认为南宋时期的江南儒学藉南北统一之势由江南走向全国，为明清时代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铺垫。许家星《“此心此理”——以陈栎、胡炳文为中心重思元儒“心”“理”观及元代朱陆合流》（《孔子研究》第2期）认为元代“朱陆合流”并非是朱学向陆学靠拢、吸收其精华以补不足，而是朱子学系统主动自我调适纠正的变化。章毅《在朝或居乡：元末明初师儒汪叡的出处选择》（《安徽史学》第6期）以汪叡为例探讨了元明易代时期徽州儒士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与出处选择。蔡春娟《程端礼经世致用思想探析》（《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十一辑）探讨了程端礼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和思想体现。
宗教。佛教方面，李周渊《〈碛砂藏〉研究百年综述》（《佛学研究》第1期）从现代收藏、目录、刻工等9个方面介绍了学界成果。陈豪《宋金元时代的泽州佛教：佛寺后殿遗存所见》（《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0期）从物质遗存的角度讨论了宋金元时期泽州佛寺建筑的性质功能与宗教背景。张春晓《元明清三代对帝师祭祀的多元接受与消解》（《宗教学研究》第3期）从地方执行、社会层面和中上层知识分子等角度探讨了元明清不同时期对帝师祭祀的接受情况。宋学立《金元全真教授箓史论略》（《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在系统梳理金元全真授箓史的基础上，探讨了金元时期全真授箓的渊源、特点及作用。赵芃、苏华《金元时期全真女冠及在鲁西南地区的传承》（《宗教学研究》第3期）考证了金元时期的全真女冠，探讨了金元时期全真女冠的产生和道教在鲁西南地区的传承。
由于没有新资料的发掘和突破，除了佛、道教外，元代其他方面的宗教研究本年代成果不明显。
医药文化。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社会医疗史的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元史领域也不例外。李成文、李东阳主编的《两宋金元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是探讨金元两宋时期中医药文化发展和中医药文化思潮的重要学术著作。于业礼、张如青的《黑水城出土汉文医学文献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收录了36件医学文献，为宋金元及西夏的医学研究提供了资料。范家伟《元代地方官、医官、医者与三皇庙》（《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从元代地方、医学等角度，探讨了医官、医者、医户在兴修三皇庙时担当的不同角色。
本年度思想文化研究方面，隐约看到了元代江南研究的崛起。江南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但是由于蒙元起于朔漠，元代的江南研究较其他断代史而言成果相对较少。随着资料的涌现和研究的拓宽，元代的江南研究有着后来居上的架势。除了江南方面的文书、碑刻资料的不断发掘外，关于江南的研究越发侧重于元代士人和家族，不仅兼具群体与个案，还表现出了明显的跨代特点。
四、族群、边疆与对外交流
本年度关于元代族群、边疆与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族群问题研究一直是元史领域中的重点话题之一。张佳《图像、观念与仪俗：元明时代的族群文化变迁》（商务印书馆）值得重点关注。作者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探讨了13—14世纪的国家、族群认同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周爽《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对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进行了分区和分期研究。刘迎胜《探寻13世纪以前的“蒙古”概念》（《黑河学院学报》第1期）讨论了“广义”和“狭义”两种蒙古史观，梳理了北方民族复杂的迁徙聚合的历史。漠北民族方面，李鸣飞《元代叶尼塞河上游森林部落的内迁和演变——以憨哈纳思为例》（《史林》第4期）探讨了“憨哈纳思”这一部落名称逐渐演化成“狩猎者”职务名称的过程。
元代的边疆治理有其独特性。有关西南地区的边疆治理研究，陆韧、林晓雁《元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户籍、族群管理与特殊政区》（《南京大学学报》第3期），探讨了湖广行省十五安抚司的“溪洞蛮夷”群落管理模式和云南行省“甸寨军民等府”的土著酋长管理模式。李超《从“身份离散”至“土民向心”：元代黎族国家认同的四维向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元代黎族国家认同与家国意识在身份、政治、经济与文化四个方面的构建。罗勇《延续与断裂：元明之际滇缅边境的土著身份——兼论明初土官、土军的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元代滇缅镇戍军由于明朝的土官政策变成了明初的土官和土军。此方面的论文还有蔡亚龙《元明边疆治理的传承与变迁——以明初军民府沿革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任建敏《族类标签的产生与形塑：以宋末至明初广西的“撞”与“獞”为例》（《民族研究》第3期）等。
此外，徐百永、阳梦婷《元代西藏乌拉制度及其影响研究》（《中国藏学》第3期）指出乌拉制度对于元朝中央有效治理西藏发挥着上通下达的作用。扎旺、孙鹏浩《圣旨的回响：元代公文体作品一例》（《西藏大学学报》第3期）探讨了西藏地区以仿旨书体作品和日常生活意象来解释抽象义理的方法。胡小鹏、陈建军《元代后期吐蕃行宣政院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探讨了元代后期吐蕃行宣政院的设置与行省化倾向、治所与历任院使和体制与职能问题。孙俊《多重镜像：元明时期云南游历资料中的边地形象及其知识生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以元明时期游历资料为中心，从边地形象呈现和知识生产两个层面揭示游历资料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边地认知和空间建构上的意蕴。
本年度对外交流方面的研究，马可波罗研究和东亚史研究仍然热点不减。有关宋元时期朝鲜半岛的研究呈现关注度日益提高的态势。关于边疆、部族、外交的研究依然以多种语言材料的运用为基础，并呈现出实物资料、图像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态势，呈现了“新文科”研究的特点。
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始终是元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荣新江、党宝海编的《马可·波罗研究论文选粹（中文编）》（中西书局）收录了35篇国内顶尖学者极具典型性、代表性的马可·波罗及其《行纪》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角度出发，全方位解析马可·波罗及其《行纪》的历史与意义。求芝蓉《马可·波罗回程经波斯行踪考》（《历史研究》第1期）结合当时伊利汗国的政治状况和各《寰宇记》抄本，重新勘定了马可·波罗在波斯的行踪。
屈广燕《元明嬗代之际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元末至明前期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的实际过程细化为五个阶段，展示了元明嬗代之际中朝政治关系的演进实态与复杂内涵。（韩）李康汉《13-14世纪高丽和元朝的贸易史》（秦菲、李彬彬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突破传统高丽后期为“元干涉期”的刻板印象，挖掘了朝鲜半岛在元丽贸易中地位的变化。
乌云高娃《元代的鹰猎习俗与高丽鹰坊》（《西部蒙古论坛》第2期）考察了蒙古族的狩猎及飞放习俗与前朝的渊源，探讨了元代的鹰猎习俗及其制度对高丽和元丽关系产生的影响。张春海《高丽文献中的蒙、丽“兄弟之盟”——事实、认同与话语》（《安徽史学》第5期）分析了高丽文献中关于蒙丽关系“约和”“投拜”和“同盟”的不同话语体系及其产生原因。此外，乌云高娃的《从〈蒙古袭来绘词〉看元朝征日本军士民族成分——兼论元朝东征回回军及回回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十一辑）和《元朝在济州岛设牧马场及恭愍王对明初贡马要求的应对》（《西部蒙古论坛》2021年第4期），从新视角分别探讨了前人较少关注的元朝东征军的民族成分问题和元朝为征日本在高丽济州岛设立牧马场，为东征军牧养战马的问题。
五、文献与考古
本年度元史研究延续以往对新资料、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态势，本年度元史领域立足文献与考古材料，在资料上不断拓宽，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元代文书与典籍整理方面表现突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元代纸背文书的整理出版。王晓欣、郑旭东、魏亦乐主编的《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中华书局）对《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图版进行录文、点校，整理出共计901户元代湖州路户籍的登记材料，这是目前为止学界所知的最大宗的一批元代户籍文书。中华书局版的《国初群雄事略》（韩志远、张德信点校）和《湛然居士文集》（谢方点校）都得到重版。储小旵、张丽《宋元以来契约文书俗字研究》（人民出版社）和蒋旅佳《宋元文章总集分体与分类研究》（中华书局）分别对宋元契约文书和文章总集进行了整理、叙录。元代文书具有一定碎片化的特点，随着文书整理、校订的工作不断推进，大量新史料以全面的姿态展示，通过文书资料对传统议题进行补充和修正是元史研究的一个趋势。
对新史料运用和对史源讨论的研究也有进展。平田茂树、余蔚主编《史料与场域：辽宋金元史的文献拓展与空间体验》（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录了8篇有关元代的论文，是中日两国宋辽金元史学界青年学者关于新史料、史料的新可能性、地域空间与历史书写等多个问题密切交流的成果。邱靖嘉《王大观〈行程录〉真伪暨金熙宗朝征蒙史事考》（《文献》第6期）通过辑录考证今存《行程录》佚文及所见金朝征蒙及议和史事，探讨了王大观《行程录》的可信度和版本问题。黄云生《论〈岛夷志〉与〈岛夷志略〉之关系》（《中国史研究》第3期）探讨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杨晓春《杨维桢撰〈张氏通波阡表〉不同文本的差异及其成因探析——兼论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贡献》（《暨南学报》第9期）和李庆《一部充满传奇的古籍——顾千里校〈元朝秘史〉及有关文献问题的札记》（《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2期）分别对相关史料的版本进行了比较和探讨。近年来各类“文献研究”和“文献整理”的课题层出不穷，本年度元史研究在文献典籍、诗词歌赋与金石碑刻方面的成果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扩展了元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金石碑刻与考古发现成果涌现。金石碑刻的整理方面，黄阿明《元明清松江碑刻资料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录了松江34方有关元代政治、宗教、人物的碑刻，对研究元代的松江和江南有重要参考价值。周峰《散见宋金元墓志地劵辑录二编》（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收录了27种元代墓志地劵，这是一批研究元代民众生活的新史料。范雪琳《元代墓碑文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对元代墓碑文进行了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探讨了碑文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
利用金石碑刻对相关史实进行研究方面，陈朝云《元代长社县尹袁英记功碑研究》（《史学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碑文内容的考释廓清了袁英的仕宦经历及政绩，进而探讨了元代县尹群体、民族构成、官吏选拔、镇边宗王等相关问题。郑好《碑刻中的法律与历史——从执照碑看元代寺观不动产管理制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以执照碑为对象，探讨了元代寺观不动产管理的相关政策及其对现今宗教财产管理的启示。此外还有一批对碑刻文字进行考释的成果，兹不赘述。
近年来宋元系列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愈发引起关注。林梅村《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元大都中轴线古迹调查》（《文物》第5期）调查考证了元大都中轴线应在紫禁城中轴线西约67米处。熊文彬《西藏札达县洛当寺新现元代内地佛幡——兼论元代阿里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中国藏学》第1期）探讨并考释了佛幡和愿文的相关问题。邓文韬《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元代呈状成文年代再考——兼商榷B53窟的使用年代下限》（《敦煌研究》第1期）认为B53：16呈状文书的年代应在大德六年到大德十一年间。王光尧《故宫浴德堂浴室建筑文化源头考察——海外考古调查札记（六）》（《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期）肯定故宫浴德堂浴室的始建时代为元代。就目前的考古成果在元史研究的应用而言，还是侧重在北方，南方的如青龙镇发掘、太仓樊村泾遗址发现等地的资料运用还是有一进步提升空间。
审音和勘同是元史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本年度有不少非汉语文献语义与史实考证方面的成果。《元典章》等文献中常出现“要肚皮”等语汇。对这些来自于非汉语词汇义译的词义的考释尤为重要。释音释义方面的成果有特木勒《释“肚皮”》（《中国史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蒙古语词“肚皮”并非指人的肚皮，而是指母马腹中胎儿，引申为财富中的增值部分，被用作赃、贿之义。众所周知“黄金家族”指元代蒙古统治者，是蒙古语“altanuruq”的音译词。曹金成《元代“黄金家族”称号新考》（《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重新梳理和考辨史料，分析了“黄金家族”一词指称范围与产生背景，认为元代“黄金家族”一称最早出现在成宗时期的回鹘文文献中，指忽必烈家族而非成吉思汗家族。
对具体史实进行考证方面，党宝海《元朝初年的蒙古宗王合必赤》（《西部蒙古论坛》第3期）通过分析汉文、波斯文史料的记载，认为合必赤应是拙赤合撒儿之子移相哥。温海清《成吉思汗灭金“遗言”问题及相关实施新论——文献、文本与历史》（《史林》第3期）探讨了《元史·太祖本纪》最末两年记事内容的文本来源与生成逻辑，认为窝阔台灭金的志业与武功被有意遮蔽了。由于元代多民族特色，语音语义等处的研究上充分体现了元史研究以多语种文献的利用为基础的特点，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的中青年学者在此方面的成果尤为突出。
本年度还有自然地理方面的成果，元朝大一统的环境和广袤的地域为天文历法的测定和更新提供了有利条件。郭津嵩元初“四海测验”地点与意图辩证——兼及唐开元测影》（《文史》第2期）、《撒马尔干的中国历法：耶律楚材的“西征庚午元历”及其“里差”法考辨》（《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值得关注。李韶东《宋元明时期雅州碉门新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则考证了宋元明时期的碉门（寨）应该位于雅安市区近郊的对岩镇，而古碉门是指濆江流经的对崖山口。
六、结语
本年度的元史研究还有一些新动向值得注意。首先是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2021年学界召开了七次与元史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会议议题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推进。其次，元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形态和方式亦有变化。得益于发达的互联网，部分会议以线上线下互动的形式召开，大大方便了学界的交流与探讨，各类线上讲座也是层出不穷。最后，元史研究学者逐渐“出圈”，步入公共领域。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向珊的《解元：他们的元朝》（华文出版社）都是代表著作，受到公众的欢迎。专业学者们将元史研究从纯学术领域推向公共领域，在预期的将来，元史研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总的看来，目前元史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占重要位置。从国内地域和研究机构来看，全国主流高校基本都配备了元史研究方向，突破了之前局限于传统几家高校和学术机构的情形。元史研究开花散叶，老中新研究者更替的健康发展使元史研究的未来呈现良好态势。其次，多语种文献和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利用越来越娴熟。碑刻、文书、典籍各个方面都有著作整理出版，为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撑和新的学术创新点。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们重视实证研究的传统得到了很好地继承与发展，越来越多地将文本资料与图像资料、实物资料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解读。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议题上，研究者突破传统视角和研究框架，对材料、史实进行重新解读是另一个创新点。
本年度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其一，在话语体系建设上，需要中国的元史研究在国际话语体系能够发出更强音。尤其是在民族性、继承性方面，我们要有更加强烈的自觉和自信，可以更多结合国际学界研究成果，将研究重点放到元朝的外交、中华民族共同体、元代丝绸之路等方面。其二，理论依旧缺失，元史研究中的理论需求情况一直没有改善，没有突破“北族王朝”或“内陆亚洲”这些原有的范畴。其三、尽管开始涉及到新文科的内容，但是元史研究中一直缺乏对数字人文的敏锐跟进。固然元史研究有其特殊的一面（如复杂的人名、繁琐的各类转写以及多语言的使用），但是在新文科的进程中，数字人文是绕不开的，具体表现就是对新工具、新技术的使用仍有待提升。其四，在拓展新文科视野方面，需要进行更多学科合作与融合。元史研究在资料方面应该有所创新和突破，将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边疆学、民俗学等学科有机结合，开拓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思路，将对元史研究的认识推向多元、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