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繁盛时代，受到朝鲜王朝称颂。英祖时期，关于汉唐讨论尤多。英祖君臣认为汉唐乃盛世王朝，并积极效法。经筵讨论中，他们则认为汉唐有别，就文治武功而言，汉胜于唐。因之，英祖指令编纂《两汉辞命》，并选取御评。将该书刊刻后，经筵中继续与诸臣讨论。朝鲜王朝的汉唐观，是朝鲜王朝受汉唐盛世影响，及其学习中国历史、吸收中国文化的结果。英祖时期的汉唐有别论，既受到朱子对汉唐评价的影响，也与英祖个人际遇有关。因此，中朝文化交流的研究，需关注双方的共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朝鲜王朝；英祖；《御评两汉辞命》；汉唐评价；中朝文化交流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东西两汉绵延四百年，出现“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光武中兴”等盛世局面。唐朝是中国古代另一繁盛王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的局面相继出现，世界各地的商人、留学生汇聚于唐长安城，其繁华为世称颂。因此，“汉唐之治”成为中国古代盛世的代表，为后世王朝效法的对象。作为中华文化圈一部分的朝鲜半岛，也受此影响，他们称赞汉唐之治，并以汉唐之弊为戒。朝鲜英祖时期，汉唐之治成为经筵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以此为切入点，考察朝鲜王朝的汉唐认知及英祖时期所编的《两汉辞命》，进而探讨中华文化对朝鲜半岛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与塑造，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祖时期“汉唐优劣论”与《两汉辞命》的编纂
“汉唐盛世”说，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基本的历史认知，不仅为宋代以后中国人所认同，也被作为藩国的朝鲜半岛历代王朝所公认。高丽王朝时期，即有“三代之后称汉唐”之说。至朝鲜王朝，称颂和主张学习汉唐者更多，著名儒学家、政治家郑道传(1342-1398)即有“推商周之治，称汉唐之盛”之语，主张学习商周、汉唐，选如周公、萧何、姚崇等贤明之人为宰相。朝鲜初期主张积极政治改革的权近(1352-1409)在论及国家长治久安之法时，认为“三代以降，历年之久，惟汉唐为盛”，因此，若谋永世，亦可效法汉唐。同时，儒臣也将当时朝鲜国王及治下社会与汉唐比较。如徐居正(1420-1488)在《送日本僧元鷟还国》中称“应说吾王化，升平迈汉唐”，后又称赞成宗为“千古罕有之圣主”，汉唐之君不足论。正祖(1776-1800年在位)时期，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朝鲜王朝获得空前发展，记注官金观柱上疏称，“殿下之气象规模，磊落崇深，充豁宏大，直超乎三代之上，决非汉唐贤明之君所可几及也”，认为已经超越汉唐。
朝鲜王朝对汉唐的讨论，尤以英祖时期最盛。英祖名李昑(1724-1776年在位)，字光叔，号养性轩，朝鲜王朝第21代君主。其在位时施行“荡平策”，试图平息党争。同时，通过实行社会改革，如废除酷刑等措施，使英祖朝成为朝鲜王朝史上相对安定时期，与继其后的正祖并称“英正时代”。但英祖继位前，朝鲜王朝社会矛盾尖锐，党争愈演愈烈。“到十八世纪前期，朋党政治发展到顶峰，经过一系列的政争、礼讼、政党分裂，最后演变为西人老论的一党专制”，英祖于此背景下即位，亟需使朝鲜王朝走向正轨，效法汉唐之政成为使朝鲜王朝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种选择。
英祖即位后的君臣讨论中，即认为“汉唐虽中世，事之善者，则亦可为法”。儒臣劝英祖罢朋党、得人才、体恤民时，以汉唐为例，效“汉文春和之振贷法，唐宗田税之半减焉”。经筵讨论中，英祖也认为“汉唐之中兴立国，仁厚之效也……汉室三兴，秦则二世而亡，此实仁厚与残暴之致也。唐若无德，天岂助之乎？太宗虽曰假仁，有安民之功，故能得民心”，主张效法汉唐，以“仁厚”与“德”安民治国。总之，英祖君臣认为三代之后汉唐最盛，而汉唐以后出现“教养之法始废”、“诚正修齐功夫不足”、“王道之不复”、“君臣之间，情志之不相孚”等局面，终至国乱而亡，因此，效法汉唐成为英祖君臣的一种选择。但汉唐作为盛世代表，并非完美。如“党锢之祸”、“牛李党争”等，动摇了汉唐统治的基础，因此，以汉唐为戒也处处警醒英祖君臣。如进讲《皇明通纪》时，侍读官申鲁认为，“大抵宦者之害，自昔有之。秦有赵高，汉有恭显。李唐则尤有甚矣”，英祖表示以此“鉴戒”。
英祖君臣称颂汉唐之治，效法汉唐盛世，并以汉唐为戒，但也认为汉唐有别。如经筵时检讨官金龙庆认为：
以其历年长短言之，两汉享国四百，唐三百，合隋、晋、五代，而为千有余年。其间君臣之贤否，国家之兴丧，与夫政令之得失，固多有可法可戒之事，伏想圣衷，皆已领会矣！以汉言之，高祖之豁达，文帝之英明，宣帝之综核名实，光武之扶植节义，皆可观。以儒者言之，如董仲舒之不究其用，亦足慨然。至于唐室，则太宗以英武定天下，励精图理，政多可观，而治本假仁，任智御下，且其闺门不正，伦常渎乱，终致藩镇之跋扈，国随而亡矣！历代治乱，虽不可一一历数，而其所鉴戒之道，要在胸中之一个权衡矣！
此处以汉、唐、隋、晋、五代为例，提醒英祖其中多“可法可戒之事”。“可法者”如两汉皇帝，或豁达，或英明，或扶植节义，及唐太宗“励精图理”。“可戒者”汉有“董仲舒之不究其用”，唐太宗则“治本假仁”、“闺门不正，伦常渎乱”，终致藩镇跋扈亡国。此处对汉唐君主的不同评价，是英祖君臣汉唐有别认识的反映。此后，右议政沈寿贤在奏对中认为“三代以后，国祚绵长无如汉、唐、宋”，文帝和景帝“专用实地为治”，唐宋则“文多实少”，因此其“末终风俗，不如西京”，劝英祖效文景“务实之政”。参赞官宋成明则称汉高祖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其言语行事，不仅合于礼法，且有“创业气象”。而唐太宗则“克伐怨欲处多”，为“好胜之主”、“不行之主”。世子李愃回答英祖“汉、唐、宋三国，孰优孰劣”时，也以能否齐家治国为评判标准，称“汉为首，宋为副，唐为末”。
之后进讲《贞观政要》时，英祖又对“汉胜于唐”进行询问：
上曰：何为而汉胜于唐乎？锡烈曰：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汉之治法，虽不可谓尽修齐之道，而能无大段乖戾于齐家之道。而至于唐，则齐家之道，初无可论。虽以此论之，汉胜于唐矣！上曰：果然矣！汉则正大，而唐则非所论。
英祖君臣从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入手，对汉唐进行对比，认为唐于“齐家之道，初无可论”，而且“汉则正大，唐则非所论”，因此“汉胜于唐”。对汉唐的不同评价，最终促使《两汉辞命》的编纂。
英祖三十七年(1761)七月经筵时，君臣讨论如下：
上曰：“近者予观凤洲《纲鉴》，唐有太宗而已，汉高伟矣，文帝亦非外饰也。唐有《贞观政要》，汉则无之矣！”启禧曰：“两汉诏令，大有可观，若汇集成书，则亦一《贞观政要》矣”……上曰：“于唐有《贞观政要》，至于两汉诏制，有可法者，而于史则难以简便。”令副提学，两汉诏书之可以遵法者抄略，名曰《两汉辞命》，其代则汉高、文、景、武帝、昭、宣、光武、明帝。
凤洲《纲鉴》指王世贞所编《纲鉴会纂》。可以看出，英祖令抄进《两汉辞命》的直接原因乃是读“凤洲《纲鉴》”所感，即“唐有太宗而已”，汉则有汉高、文帝，“唐有《贞观政要》，汉则无之”，而“两汉诏制，有可法者，而于史则难以简便”。于是命人抄略编纂，并命名为《两汉辞命》。但从英祖时期对汉唐的讨论，及令编纂《两汉辞命》这一过程来看，读“凤洲《纲鉴》”仅是间接原因，英祖君臣对汉唐的不同评价和认识，才是编纂《两汉辞命》的根本原因。之后，英祖令徐命膺编纂。八月五日，又询问《两汉辞命》抄选事，并命徐命膺读《两汉辞命序》；九日，“上命徐命膺抄成《两汉辞命》，御制其序”。
在御制序中，英祖对编纂《两汉辞命》的原因也作说明：
予今暮年，无他消日。因重臣所奉，命抄两汉诏制，名曰《两汉词命》。盖汉唐一也，而既有《贞观政要》及范氏《唐鉴》。噫！唐之太宗之后其无可称之主，德宗奉天之诏，即陆贽代撰也……于汉高之深伟宏大，光武之置人腹心，犹可谓后世人君之取法者。文、景、昭、宣、明、章皆胜于唐之诸君，而武帝则初虽有求仙黩武，而其所英略迈于中主。《秋风》悔萌，《轮台》一诏，识鉴通透，托孤贤辅。噫！彼两汉九帝，汉唐翘楚，予之命抄，其岂偶然哉！
予今暮年，无他消日。因重臣所奉，命抄两汉诏制，名曰《两汉词命》。盖汉唐一也，而既有《贞观政要》及范氏《唐鉴》。噫！唐之太宗之后其无可称之主，德宗奉天之诏，即陆贽代撰也……于汉高之深伟宏大，光武之置人腹心，犹可谓后世人君之取法者。文、景、昭、宣、明、章皆胜于唐之诸君，而武帝则初虽有求仙黩武，而其所英略迈于中主。《秋风》悔萌，《轮台》一诏，识鉴通透，托孤贤辅。噫！彼两汉九帝，汉唐翘楚，予之命抄，其岂偶然哉！
可以看出，英祖认为唐有《贞观政要》《唐鉴》，但“唐太宗之后其无可称之主”，汉则不同，不仅汉高、光武“可谓后世人君之取法”者，且文、景、昭、宣等“皆胜于唐之诸君”。而“两汉九帝”，乃是“汉唐翘楚”，汉却没有如《贞观政要》《唐鉴》等可以称颂两汉和提供鉴戒之书。因此，《两汉辞命》的编纂，绝非偶然。
此后的经筵中，徐命膺和英祖对《两汉辞命》的题目又进行讨论，先将“御书”改为“御定”，后英祖认为“御定为题亦不好，以御评改书”，最终定为《御评两汉辞命》。但是，“既以御评为名，则更当有评”，而“御评若止于数处，则必以予不尽览而了当矣”，英祖遂对诏令进行点评，以使“人若见御评，则知予心”。最终，定名《御评两汉辞命》。
综上所述，汉唐盛世在朝鲜半岛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效法汉唐之治，与之进行比较，并以汉唐弊政为戒。至英祖时期，因对汉唐的不同评价，促成《两汉辞命》的编纂。
二、《御评两汉辞命》的体例与内容
《两汉辞命》共九卷，卷首为《御制序》。后有《御评两汉词命凡例》八条，可分为三类。第一，对为何选取两汉诏令进行说明，英祖君臣认为，“左氏之后，惟两汉词命简质典厚，最为近古”，唐以后，“其词浮而华，其义烦而支，其味浅而短，靡靡日趋于下，至于骈俪对偶，尤甚陋者”，因此，只取两汉，“以为词命之准则”。其次，说明收录标准，《两汉辞命》中不仅包括策书、制书、诏书和诫敕，四种汉代皇帝直接命书，还有祝文、策问、赐书。总之，“凡系王言，亦一一采入，以见一代丝纶之大全”。最后，详说编纂体例，如“帝号之下，分注讳、字、事迹；篇题之下，分注某年某事”，交代内容体例，“析为九篇，象太一之舍九。厘为两册，象乾坤之分两”，则对为何定为九卷二册进行解释。
《凡例》后列《御评两汉词命参阅诸书》，分别是《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后汉书》、《文章正宗》、《世史类编》、《文体明辨》、《古文奇赏》，共七种，每书下标注作者朝代、姓名等。
正文九卷，兹将卷数、对应君主、篇数和御评数列表如下：
可以看出：共收录两汉九帝辞命284篇，内容广泛。54篇御评，是英祖时期政治状况的重要反映，具有代表性。笔者通过整理，将其分为四类：
一是仅仅表达英祖对诏令或两汉皇帝的称赞。公元前195年，刘邦称秦皇帝、楚隐王等“皆绝亡后”，因此，令“与秦始皇守冢二十家，楚、卫、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即“置守冢诏”。英祖御评“噫！非高帝，孰能为之”，表示对汉高祖称赞之意。再如“作寿陵诏”，为汉光武帝限制其陵墓规模、用度之诏，英祖御评“美哉此诏！贤哉此诏！予尝钦服”，表达对此诏的赞赏。
二是认为诏书内容可使后世人君反省、师法和龟鉴。如汉文帝令救济“鳏寡孤独穷困之人”的“议振贷诏”，英祖认为此篇诏书可与汉高祖“约法三章”之谕同功，且对此诏“尝钦慕而反顾自恧”，表达反省、惭愧之意。公元前140年七月，汉武帝下诏“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罢苑马，以赐平民”，主要将养马之苑赐民为田，是汉武帝与民为利的体现。《两汉辞命》中称“罢苑马诏”，英祖认为“初年虽有此诏，何求大苑马欤！此后世人君龟鉴也”，既对汉武帝早年养“苑马”进行批评，也提醒后世人君“鉴戒”。
三是借以表达对儒家伦理纲常的理解。如对汉高祖“尊太公曰太上皇诏”的评价，“自此以后，父父子子之义定矣”。汉明帝之“手谕东平王国传诏”，此诏为汉明帝于永平十一年(68年)送东平王刘苍归国之后，因“怀思”而作。英祖御评为：
明帝以光武为父，以东平为弟，东平四字之对，明帝此诏，令人钦叹！明帝能尽友爱之道，东平深知为善之乐，岂不贤哉！予自幼寻常慕之，书付四字，以常目自制二诗而表意。于今览此，心切倍焉！
刘苍为光武帝刘秀之子，“少好经书，雅有智思”，后进封东平王，明帝时以骠骑将军辅政。其辅政期间，制定礼乐，尽忠直谏，深得明帝敬重，明帝称“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并可以受六尺之托，临大节而不挠”。英祖称“明帝能尽友爱之道，东平深知为善之乐”，“予自幼寻常慕之”，应是儒家伦理纲常与英祖自身经历结合的反映。英祖为朝鲜肃宗第四子，景宗之弟，自幼经历波折，并因后宫争斗，为肃宗宠妃张禧嫔所不容。景宗时期，因“王世弟”之立引起党争，险被杀害。明帝与东平王和睦相处，正是儒家伦理“兄友弟恭”的表现，因此，此御评表达了英祖对兄弟“友爱之道”的称颂，并称“予自幼寻常慕之”，应是其经历与思想的反映。
四是对汉唐评价。《两汉辞命》是英祖君臣对汉唐不同认识的产物，因此，进行汉唐比较也是御评内容之一。如对汉高祖“入关告谕”的评价，“大哉高帝！汉唐第一主，即此一谕能成四百年汉业。紫阳朱夫子称之，岂不信然哉”。透过此评，可见英祖对汉高祖评价之高，及朱子的汉高祖评价对英祖影响。再如汉武帝的“封田千秋富民侯诏”，英祖认为“穷兵黩武，四海虚耗，《秋风》悔萌。曰田千秋为富民侯，比诸唐玄开元天宝之事，熟贤熟否？此正武帝之迈于玄宗者也！以此观之，帝王所重，岂不在晚节乎”。英祖将汉武帝与唐玄宗进行对比，认为帝王重在“晚节”，而“晚节”也是英祖对汉唐君主不同评价的重要原因。唐太宗晚年，渐不如贞观之初；玄宗晚年发生“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这些史实时刻警醒着英祖。因此，英祖晚年仍勤于政事，重视经筵及王世孙的培养教育，希望将初年造就的安定局面持续下去，是其重视“晚节”的重要表现。
另，卷末又附《御评两汉辞命后录》九篇，多取前人对两汉诏令称颂之言及事，包括刘勰、刘安世、真德秀等。如真德秀“自后世言之，则两汉诏令犹有恻怛忧民之实意，而辞气蔼然深厚”之言。杨士奇劝太子“暇则观两汉诏令”一事。因此，《后录》可以看作是英祖君臣借刘勰、刘安世等言论，对两汉诏令价值的补充说明。
综上所述，《两汉辞命》从内容选取，到厘定成册，再到英祖御评，是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影响的重要反映。同时，御评也是英祖观史自省、鉴戒，及对儒家伦理纲常认识的表现。
三、《御评两汉辞命》的价值与意义
《两汉辞命》编纂完成后，很快用于经筵。八月初九，“上命注书、吏曹参议政事下批后，持《两汉辞命》入侍”。英祖先命徐命膺读，然后与儒臣对所收诏令进行商定，“至武帝伐胡诏。上曰：穷兵黩武，非垂后之谟，删去可也。读至罢兵轮台诏，上曰：只书轮台诏，可也。读至杀奴婢诏，上曰：可谓仁者之诏，既曰御定，以宽仁诏改书，可也”。删定之后，英祖又将诏令中一些措施施行，“因汉诏之有杀奴婢不得减罪之文，令士大夫不得私施滥杖于奴婢，外方圆杖亦为申禁”，并表示“暮年命编，意欲一助”，“予虽学浅，决不为此”。经筵中，英祖君臣也对汉唐进行评价。三十七年(1761)十月，英祖令右副承旨成天柱、副校理李微中、假注书柳云翼等轮番读《两汉辞命》。成天柱认为，两汉之文博大，“两汉过于唐，西汉尤过于东京矣”，且“以古诗言之，汉胜唐矣”，“汉高以太牢祀孔子，尤壮矣”。英祖认为汉高祖“大风之歌，安得猛士，壮矣”，其初虽有酒色之气，但“英雄或未免此弊矣”，而且，“得天下之正，无如汉高，其后则有皇朝(指明朝)矣”，并引朱熹之言，认为汉高祖“如龙如虎”。可以看出，经筵中英祖及儒臣不仅认为“汉胜唐”，且为汉高祖缺点有意辩护。
同时，讲读过程中，英祖与王世孙也会讨论。如英祖四十二年(1766)命“持入御制《两汉词命》，命都承旨徐命膺读奏，王世孙时侍坐”。读至汉光武帝“与子陵书”时，英祖与王世孙开始讨论。子陵名严光，字子陵，东汉著名隐士。因二人为故交，光武帝即位后，多次邀其出仕辅佐，均被拒绝，后隐居富春山。因其不慕富贵和不图名利，为后世称道。《两汉辞命》于此诏书后引前人之言，说明二人关系。然后是英祖御评，认为二人互相成就，光武成子陵之高，子陵成光武之大，“所谓有为之君有不召之臣者，正光武子陵之谓也欤”。英祖和世孙对“光武若用子陵，汉其大治乎”进行讨论，为光武不用子陵而感慨。
最后，通过是书也可窥见中国史实、文化在朝鲜王朝的影响，及英祖时期对清意识。如《凡例一》对所收两汉诏令收录取舍的说明，兹录于下：
《诗》出于思，思为善恶之幾，故三百篇并存善恶，以为劝惩。《书》道乎政事，政事主德教之宣，故五十八篇不论世次，不泥年纪，或以其君之贤而取之，或以其言之美而取之，与三百篇之并存劝惩者不同，圣人取舍之意，可为万世法程。故今于两汉，取高、文、景、武、昭、宣、光、明、章九代词命，而九代词命，言之不足为法，意之不足为则者，并皆不录。其或言有可取，意未纯善者，姑存之，以见杂伯之所由。
《诗》《书》均是朝鲜王朝经筵及世子教育的基本史籍，《尚书》更是被朝鲜君臣看作是行圣王之政的经典材料，地位较高。《凡例》中以《诗》《书》为引子，说明“圣人取舍之意，可为万世法程”，进而叙述《两汉辞命》所收诏书的取舍标准。即两汉“九代词命，言之不足为法，意之不足为则者，并皆不录。其或言有可取，意为纯善者，姑存之”，这与《诗》“存善恶，以为劝惩”和《书》“主德教之宣”目的相同。因此，《两汉辞命》中诏令的选取，深受《诗》《书》等儒家思想影响。《两汉辞命》编纂于1746年，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问世已半个多世纪。传世《尚书》58篇中25篇《古文尚书》为伪作，已被清官方及多数学者接受。凡例中“故五十八篇不论世次”之言，表明朝鲜王朝对《尚书》五十八篇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其原因既与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影响有关，也与其对清意识有关。朝鲜王朝以“小中华”自居，明灭亡后，自认继承中华正统，在文化上优于以夷狄身份入主的清朝，因此，对清学术有意忽视，这种状况直至18世纪后期亦然。如正祖询问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出使清朝的副使李押“有何所闻”时，李押称“彼中文翰扫如，全无可语者”。正祖时著名的儒学者成海应在《答洪渊泉斥考证书》中，认为考证“至于明而大盛”，而阎若璩、胡渭为“贪多而务博，炫奇而夸众，考校专于苛摘，辩论精于吹觅者”，毛奇龄则“胡叫乱嚷，不择高低，肆其口气，妄诋先哲。掇拾遗沈而谓传未发之旨，谈说刍狗而诩以独得之见者”，他们之间的分歧为门户之见。因此，对清朝学术中关于《尚书》的最新成果，朝鲜君臣可能并不为意。总之，《两汉辞命》的编纂，是中朝之间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产物。
综上所述，首先，《两汉辞命》编纂完成后，很快用于经筵，君臣讨论中，除对内容进行删定和汉唐进行比较，还将诏书措施用于实践。而英祖与世孙对《两汉辞命》的讨论，表明此书也用于王世孙教育，反映英祖对其重视。其次，《两汉辞命》编纂之思想、义例，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朝鲜半岛重要影响的反映。17-18世纪，受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影响，朝鲜儒士对清代学术成果，并未积极吸收。因此，透过《两汉辞命》编纂，也可窥见中朝关系之态势。
四、结语
诚如吕思勉所言，“中国人并没有说汉胜于唐，亦没有说唐胜于汉”，而是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治乱兴亡之道。汉唐盛世史实传入朝鲜半岛后，高丽和朝鲜王朝称赞和效法汉唐之治，并以汉唐之陋为戒。英祖时期则出现汉唐优劣之论，认为“汉胜于唐”，并促成《御评两汉辞命》的编纂，这在朝鲜王史上较为独特。这种现象不仅与古代中朝之间的密切文化交往及汉唐盛世本身有关，也有以下原因：
首先，英祖时期的汉唐评价深受朱熹汉唐认识的影响。如《朱子语类》中论取天下之正，认为“汉高祖取天下却正当”，而唐初因“打不过，又立恭帝，假援回护委曲如此”，所以“不及汉之创业”，同时认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英祖时期，《朱子语类》等朱子学书籍成为经筵进讲的必读教材，书中所传递的汉唐观念，特别是“杀弟屠兄”“闺门不正”之事，成为英祖君臣反复讨论的内容。两汉君主不仅“得天下之正”，而且取得“文景之治”“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等盛世局面。即便汉武帝初年穷兵黩武，但晚年发布《轮台诏》，表达悔过之心，足为后世人君之戒，且“托孤贤辅”，为“昭宣中兴”的出现奠定基础，因此，其“晚节”胜于唐之诸君。对于重视义理和晚节的英祖而言，自然汉胜于唐。
其次，与英祖本身的际遇有关。英祖以王世弟身份继承王位，但朝鲜王朝内部认为景宗之死与英祖有关，进而否定英祖合法性的言行一直存在。唐太宗和唐玄宗通过宫廷政变取得帝位，不仅与朱子学所宣扬的义理观严重不符，而且，对其推崇则容易让人将其和英祖的继位方式产生联想，不利于统治。汉代不仅取天下之正，如文帝和宣帝，虽是被迎立继位，但合于义理，且与英祖获得老论派支持得以继位相似。因此，从个人感情和际遇来看，英祖更倾向于扬汉抑唐。继英祖之后的正祖，是朝鲜王朝有名的“学者型”君主，自幼爱好读书，且非常喜欢朱子著作。“朱书自幼读之，至今愈读愈好”。在学问上，正祖也称“予尝谓今日俗学之蔽痼矣！挽回澄治之道，惟在乎明正学，明正学之方，又在乎尊朱子”，非常尊崇朱熹。即便如此，正祖时期也没有出现“汉胜于唐”的认识。因此，英祖本身际遇，是英祖时期“汉唐优劣”讨论的重要原因。
朝鲜半岛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朝、中两民族从古代开始就保持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在追求同质化的同时，发展了各具特性的文化”。作为中朝文化交流繁荣时代的朝鲜王朝，不断从明清购买书籍，并通过重新刊刻和编纂以及经筵进讲等形式，将书籍所承载的思想、文化内涵传递下去。朝鲜王朝君臣及士人对书中知识理念的接收，并非完全不变，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有所择取。如其在接受汉唐盛世王朝和积极效法的同时，也对汉唐优劣进行评价。与中国并无“汉胜于唐”或“唐胜于汉”的观念不同，这是朝鲜王朝在朱子“义理观”影响下进行的汉唐评价，具有独特性。因此，对中朝史学、文化交流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朝鲜半岛对中华文化的吸收和理解，也要注意中华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中的独特性和变异性。这有助于深化对朝鲜半岛政治和文化的理解，以及认识汉化圈范围内不同地区文化发展的共性和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