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明与文明观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文明从文化发展而来，但又与文化有明显的不同。国家是文明的成果，它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而到来，但又在内涵、外延上与文明有别。正像世界的文明是多样的一样，世界的文明观也各不相同。文明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但文明观却有立场之导向，有是非、有曲直。
关键词：文明；国家；文明观
文明与文明观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学界争论最多的热点问题之一。文明观中包含着学术、包含着价值导向，同时也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为了更好地搞好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研究，我们有必要对文明以及相关的文明观作一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一
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lo”。“colo”一词有“耕种、修治、修饰”之意。“culture”的名字形式是“cultura”。罗马大文豪西塞罗首先使用了“cultura”。他认为：“哲学是心灵的教化。”从词根上看，“cultura”来自农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衍生意思为：凡是通过人的思想及劳动而产生的成果，皆属于文化的内容。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首先与人类相伴。大约在377万年前，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类从动物界逐渐分离出来。“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有了人，就有了历史；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文化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并且与人类的存在相始终。人类是文化的主要创造者。石器工具就是人类奉献给世界的最早的文化成果。从历史上说，早在史前时代，人类就创造了区别于动物的文化。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史前文化遗址几乎遍布世界各大洲。
文明与早期人类无关，但文明又与早期人类有关。文明之所以与早期人类无关，是因为人类创造的史前文化根本不是文明；文明之所以与早期人类有关，是因为如果没有史前文化的奠基，文明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树。300余万年漫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孕育，不但厚实了早期文明产生的根基，而且促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即：城市与乡村的分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的出现，人类自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的标志性成就。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的产生使史前的文化终于结出了新的重大果实。这就是文明的出现。史前的文化也因此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原生文化都能进入文明时代的。从考古提供的材料看，由世界的原生文化转入文明时代的主要地区有：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以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中、南美洲的部分地区。世界各地出现的文明虽有共通之处，但也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两河流域和尼罗河地区以金属冶炼、城市和文字的出现为标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以印章图案和城市为特征。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以象形文字和城市为标识。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则是有城市、有金属冶炼但没有文字的文明。近20年来，我国实施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工程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400多位专家的积极参与下，工程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学者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原理，依据中国实际，提出并论证进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准。这就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出现王权和国家。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文明起源”上的“中国方案”获得世界承认。中华文明5000多年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
历史表明，世界上的原生文明都是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各地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它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产生了脱离生产劳动的少数人社会、出现了城市。
根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已知原始社会的数目有650多个，具有文明发展过程的社会有21个，而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文明只有6个。它们是：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玛雅和南美洲文明。其中，古代埃及、苏美尔、米诺斯、玛雅和南美洲文明都消亡了，唯有中华文明连续至今。中华文明是原生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应该是学界公认的结论。
二
一般而言，对于文明的起源地，学界意见相对一致。但对于界定文明的标准等，则众说纷纭。
从词源上讲，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zo“，意为“开化、教化”。词根为“Civis”。“Civis”的意思就是指城市里面的公民，与拉丁文“国家（Civitas）”有密切的关系。文明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提出来的相对于“野蛮状态”的概念。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法国人米拉波（Mirabeau，1715-1789）。“文明”的本质含义是：一个文雅、有教养、举止得当、具有美德的城市和社会团体。这个词后来演变为一种先进的社会文化发展状态，以及达到这一状态的过程。文明是历史的产物。它既来自野蛮，又超越野蛮，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后表现出来的不同于野蛮时代的新形态。就词源而言，Civilization与城市有关，与城市社会有关。它比文化产生的时间要晚。这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吻合。
美国学者亨廷顿根据雅典人向斯巴达人的使者重新保证自己不会向波斯人出卖斯巴达人时所讲的话来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要素，认为：血统、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是希腊人共有的东西，也是使他们区别于波斯人和非希腊人的东西。这显然是有道理的。但“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确实，同一文明需要有血统、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作为基础，但反过来说，在同一血统、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下的社会不一定会出现共同的认同，也不一定不会发生野蛮的战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种族血统、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相同，但因文明不认同或利益不一致而最后导致战争的案例在历史上俯拾皆是。以雅典为盟主的希腊人与以斯巴达为盟主的希腊人之间的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典型的一例。实际上，雅典人向斯巴达使者保证的所谓希腊人的认同，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就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希腊人还没有形成希腊民族。恩格斯说：“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诉讼程序、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没有民族支撑的认同显然是不可靠的，而以此作为文明的标准也是难以成立的。
近年来，有学者以希腊语未断为主要缘由，来说明古代希腊文明的连续性。其实，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一观点完全与事实相悖，非常值得商榷。历史表明：早在迈锡尼时代希腊语就已经存在，但问题是迈锡尼文明早已灭亡了。它与后起的以雅典、斯巴达等为代表的巴尔干地区的文明没有直接的联系。公元前338年，巴尔干地区被马其顿征服，公元前2世纪中叶马其顿又为罗马彻底征服。巴尔干地区虽然还讲着希腊语，但原先各邦独立的主体文明早已不在。这说明光用文化的个别要素来论证古代希腊文明的连续存在也是有问题的。
斯宾格勒通过文明形态学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罗马人是希腊人的后继者。希腊的心灵，罗马的才智，“这一对照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素”。希腊文化到公元前4世纪才完成了到罗马文明的过渡。斯宾格勒自己阐述形成这一结论的根据主要是：文明是文化的归属，是一种发展了的人类所能作到的最表面和最人为的状态，是一个由形成到成熟的结局。这种解释既缺乏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历史逻辑。罗马诗人贺拉斯确实讲过：“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带到了粗野的拉丁姆”。但贺拉斯讲的只是艺术，而不是指整体的文化。更何况，从事实上说，被罗马征服的除了希腊半岛的希腊人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民族，如埃及人、迦太基人和叙利亚人。尤维纳尔也有言：“叙利亚的奥朗特河（Orontes）之水早已流进了第伯河（Tiber），随之而来的是那里的风俗世情、长笛和倾斜的竖琴，还有当地的手鼓和在竞技场内进行交易的暗娼。”斯宾格勒只看到了罗马文明中的希腊人的文化，而没有看到埃及人的文化、叙利亚人的文化等，这显然是不对的，最起码也是不够全面的。
恩格斯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文明，把文明置于文明时代之中进行考察，认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而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根据欧洲社会的历史材料，总结出文明时代早期经济上的特征，主要包括：“（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这些特征对于人们认识早期欧洲乃至早期人类文明的经济根源意义重大。
在恩格斯看来，随着文明时代的发展，社会第一次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三大奴役形式的揭示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阶级社会的本质。
众所周知，国家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由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说：“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恩格斯强调：“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国家最重要的两大特征：一是以地区而不是以血缘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凌驾于所有居民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显然是对野蛮时代的一种彻底的否定。国家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而到来，又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国家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的建设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的现存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又对国家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限定的作用。国家既是政治实体，也是文明的果实。
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明与文化有联系，但同时又有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就时间上说，文化早于文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又与文明共存。就内涵而言，文明的范围比文化更广阔。文化是文明的重要基础和底色，但文明立足的基础更宽广，包含的因素更丰富，有人口、经济、社会、技术、政治、道德、思想、艺术等。就成果而言，文明的成果既包括人类在文化上的成就，更包括人类在文化以外的其他成就，如政治上的成就、经济上的成就以及社会建设上的成就等。就性质而言，文明是对蒙昧与野蛮的克服与否定，代表和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文明有规范文化行为、引领文化发展的特征。
总之，作为整体的文明，以社会的进步价值形式而存在，内含众多不同类型的文化。文化有丰富文明内涵之贡献，而文明则有决定文化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之功效。
作为不同地区的文明，因文明的属性不同，其创造的相关成果也各不相同。以古代文明为例：
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主要表现为：城邦治理、泥版文书、法典、学校以及帝国的实践等；埃及的文明成果主要表现为：国家治理、象形文字、金字塔、灌溉农业等；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印章文字和城市建筑等；巴尔干文明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城邦、海运经济、希腊文、历史等；罗马文明的成果主要表现为：共和制、拉丁文、大竞技场、罗马法、地中海帝国的一统等。
中国的文明成果则更多：有政治上的大一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人才选拔上的科举制；科技上的四大发明；文化上的自律和自强体系的建立等等。
人类创造了文明，创造了文明成果。文明成果又反过来服务人类。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文明成果对人类的影响力一般都很大。近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力则更为明显。
与其他的事物一样，文明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有时，它与相关国家的发展同步；有时，它又与相关国家的发展相偏离。文明与政权也不一定同步。政权亡了，文明仍在。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道理很简单，因为文明的创造者不仅仅限于少数掌握政权的人。
从历史上看，一个文明可以和一个国家重合，也可以在空间上超越一个国家。一个文明可以包括国家的一种类型，也可以囊括国家的多种类型。这些类型包括：城市国家、帝国国家、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联邦国家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与习俗，孕育了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文明又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文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多样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正因为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平等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正因为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包容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正因为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文明成长和发展的重要规律。
三
文明观是人们对文明的看法，显然要晚于文明的出现，大致产生于启蒙时期。文明观虽然产生得较晚，但它对人类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都通过以文明观为价值导向的文明史加以阐发与传播。因此，了解不同时期的文明观对于正确认识世界的发展历程极其重要。
历史研究表明，最早对文明进行研究并用相关文明观撰写作品的是西方学者。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逐渐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在往后的四百多年间，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等纷纷形成民族国家，并一直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黑格尔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民族国家是现代政治的独特成就，是民族意志和命运的精神体现。因此，有很多学者被吸引去研究近代民族国家也是很自然的事。正如汤因比所言：“在最近几百年里，尤其是在最近几个世代里，很想自给自足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引使历史学家们选择了国家作为研究历史的一般范围。”但随着研究的不断展开，学者们也发现，欧洲的民族国家具有时间短、外部联系紧密、研究难度大等特点，几乎所有的欧洲民族或民族国家都不能单独地“说明它自己的问题。”于是有一批学者又把学术的重点转移到了文明及文明史的研究上。
在从事文明史研究的学者看来，文明立足于比民族国家或城市国家以及任何其他政治社团的范围更为宽广的社会。学者可以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自己国家的立场出发，通过时间上向前延伸、空间上向外扩展来界定这一领域的范围。而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及诸如此类的单位不仅在空间的扩展和时间的上溯方面非常有限，而且它们只是整体当中的局部。即使像大不列颠这样的民族国家或雅典式的城市国家，虽然从自成一体的意义上说是独立实体，是可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但它们还是不能脱离欧洲整体。更何况，文明史能够在西方社会和希腊社会间观察到连续的特征。汤因比将这种连续关系喻为“血缘”关系。
其实，早在19世纪20年代，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西方学者就已经把文明研究运用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与社会。复数的文明（civilizations）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重点。欧洲文明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一时甚嚣尘上。欧洲的文明标准同时成了评判其他地区文明的重要准则。法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1828年）就是典型的代表。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粉碎了欧洲文明优越论的神话。文明形态学开始流行，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就是主张这一学说并将其付之实践的著名学者。他们通过文明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各种文明具有同等的价值，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他们提出的价值同等的文明观显然是对19世纪以基佐等为代表的坚守欧洲中心主义、坚持“欧洲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欧洲优越论文明观的一种批判和否定。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类交往能力和交往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之间交流互动的网络体系日益完善，全球间相互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交流互动的文明观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麦克尼尔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就是立足交流互动这一文明观撰写的学术名作，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汤因比的文明观主要涉及到文明内部的结构构建、麦克尼尔的文明观主要关注的是交流互动的话，那么亨廷顿则把文明研究引到了国际关系领域，形成了以“文明冲突”为中心的文明观。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亨廷顿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一经刊发，立即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强烈反响。“文明”以及“文明冲突”论也就成了学者和政治家们关注的热点。三年后，亨廷顿又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一书。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人的最高的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历史不是终结了，而是又有了新的内涵。此后的世界格局主要由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来决定。主宰全球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设定的以“文明冲突”为中心的文明观一下子就把“文明”从学术术语变成了政治术语。
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坚持中国立场，平等看待历史上或当下的文明，以中国人的文明观研究文明，撰写著作，取得丰硕成绩。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共3卷，2004）、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明史》（共5卷，2006）以及杨共乐主编的《“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6卷7册，2019）等，都是我国学者在文明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从已出版的涉及文明研究的国内作品来看，中国学者所采用的基本上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文明观，主张从文明的多样性与平等性原则出发来阐析文明的演进过程与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理论家的英明睿智，多次阐明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为核心的世界文明观。他认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的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他强调：“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坚持用文明的交流对话来推动文明的和谐共生、世界的和平发展，主张：“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习近平对文明的论述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具体实践的结合，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最新成果。
文明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从世界历史上看，不同时期的学者、不同阶层的学者对文明都有不同的看法。正确、科学地把握文明观不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价值，认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而且对于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